【学者新论】郇庆治：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
❖
提要：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体现了如下三重意义上的全球性绿色理论话语议题的重大丰富、拓展与创新：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导与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使当今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影响：推进以联合国平台为中枢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推动构建基于国际新秩序理念与目标的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世界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一般而言，世界意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重要构成性方面[1]，尤其是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当代世界中，我们已很难将国际和国内层面截然区分开来，但更多是为了便于理解和叙述方便，本文将集中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做简要阐述。概括地说，这里的“世界意义”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范围重要性和影响，尤其是它对于广义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理论话语议题和政策制度实践的拓展、引领与推动作用，并且将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来展开论述。
一、理论维度
从理论层面上说，在笔者看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体现了如下三重意义上的全球性绿色理论话语议题的重大丰富、拓展与创新。
第一，它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尤其是针对如何同时解决“不发展（现代化）”和“非绿色发展（现代化）”的难题。[2]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到，其主导性或统摄性的理论话语伞形概念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发展（现代化）”，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可持续性（生态）”。非常有趣、但也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前一个理论话语体系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不太发达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水平——尤其是按照或基于经济GDP指标测算的各种统计数据，成为了欧美少数工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反衬、批评或帮扶对象；而在后一个理论话语体系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由于承继或引入了主要来自欧美少数国家或地区的工业现代化发展产业结构与技术体系而突出呈现为生态可持续性或绿色化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依据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石化能源或碳排放比例，并再次成为后者的反衬、批评或帮扶对象。尽管对这一结果的根源性解释只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欧美少数发达国家掌握霸权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3]，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似乎的确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意义上的难题。尽管如此，部分受益于从1972年举行的人类环境首脑会议到1992年举行的环境与发展峰会所提供的国际话语语境与政策氛围的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重要性，而基本思路就是将保护与发展、生态可持续性与经济社会可持续性相结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努力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因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从“发展（现代化）”向“可持续性（生态）”伞形概念的转换，更多体现为向“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话语的转换。
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发展中国家时代背景与语境的重大理论成果。一方面，它依托于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绿色政治共识。无论是毛泽东的改善环境、勤俭节约思想，还是邓小平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思想、江泽民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胡锦涛的建设“两型”社会思想，都反映了我们基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更为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追求，并构成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自然生态规律、经济社会规律与执政党治国理政规律总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0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另一方面，它是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新目标与新要求所做出的绿色政治概括。其中，新环境既包括国内环境，也包括国际环境。对国内环境新变化的权威阐释，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表述：“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而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权威阐述，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18”《讲话》中所说，“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6]。因而，中国将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7]。依此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主要特点或“靓点”，就是关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或者说如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无论从小部分已实现初步工业化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巨大生态环境压力的现状，还是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发展国家”）依然面临着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来说，作为一种绿色现代化理论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8]，其普遍意义或理论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一方面，没有发展就没有保护，尤其是考虑到当前依然严重不公正的劳动分工与交换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国的事实再次证明，一个发展中大国只有真正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现代化经济技术体系，才不会沦落为欧美少数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供给地和高端产品消费市场，也才能逐渐实现对本国生态环境系统及其重要元素的高水平保护。另一方面，没有保护就会失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而自然生态保护治理已成为现代国家与政府的重要管治职责及其治理能力体现。中国的现实经验表明，除了渐趋完备的国家环境法治体系和日益丰富的环境经济社会政策工具运用，更为重要的是把绿色理念与思维融入到现代化发展战略及其贯彻落实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不仅从结果上治理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更要从源头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发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指出，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9]。当然，这将是一个充满艰辛曲折的长期性发展过程，而且会始终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尤其是欧美少数发达国家的挑战，但作为总体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它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尤其是强调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替代所实现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制度化结合来应对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10]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源自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条件注定或加剧了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在内的系统性、内源性危机，而这种多重性危机状况终将导致它被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取代，从而为构建一种新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创造经济社会前提。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或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系统挖掘与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将其阐发转化成为一种体系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与政治批判包含着一个明确的生态维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取向的经济政治变革理应成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识性侧面或“突破口”。但远比理论分析或设想复杂的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最先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特别关注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率先尝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变革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包括我国）在实践中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虽然可以用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对这种社会主义变革的非规则性或不彻底性做出解释，但它却无可置疑地表明，即便在那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也需要充分考虑更多是追赶性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可能会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或破坏，而且要尽可能地避免所处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处置上的各种体制性压力或诱惑。总之，生态环境危机或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来说，不仅要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替代的意义上来理解，还要在资本主义主导国际环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上来理解。
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植根于当代中国经验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11]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质性的。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或论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构成了它得以全面理解的宏大统一的统摄性理论框架，也提供了其主要政治与政策意涵得以充分展现的制度构想基础。换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完整意蕴，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才能得到正确揭示或阐释。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多次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意涵更为清晰的概念化表达。另一方面，它又是生态（主义）质性的。对于生态环境本身重要性的认识，无论是基于对最普惠民生福祉的考量还是借由对民众优美生活环境与审美娱乐需要的满足，都导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生态主义色彩浓郁的哲学伦理立场和态度[12]。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抑或生态主义，都不是纯粹或极端意义上的。准确地说，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意指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成长过渡将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历史性过程；生态主义并不是学界通常所指称的生态（生命/生物）中心主义或“深生态学”，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更容易认识到并切实推进的尊崇与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所未有高度或程度。与此同时，这里的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不再是冲突的甚或对立的。必须承认，古典社会主义实践在生态议题上是有着明显缺陷的，其最大的缺憾则是未能充分考虑到并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性需要，而包括国内学界都给予特别关注甚至推崇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伦理理念和生态自治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则不得不面临大众可接受度过低的难题，因而，经过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新构型结合就成为一种更有希望的选择。
鉴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并不是近期现实的前景，作为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性普遍价值或理论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当今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仅已经顺利度过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突然解体所造成的严重冲击，而且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经济实力上的大幅度提升与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进一步稳固，而欧美发达国家近十年来危机不断的状况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其应对，则事实上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合法性和正确性的强有力“背书”。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体现的“红绿融合”生态突破意义才显得更加意义深远。无可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研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观）则是它的权威性呈现。[13]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5.18”《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13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14]。概言之，这种当代中国的“红绿”思维与进路所包含和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一方面，“红色的”才是真正“绿色的”，即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可以更好地避免和应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框架，至少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谨慎处理好绿色议题，即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和阶段性发展都要求与时俱进地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纳入到越来越高级别的社会政治议事日程，并逐渐显示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或做到的生态民主审议规约与主体意识行动自觉。
第三，它是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将“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形塑为“生态文明建设人文社会科学”[15]。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努力，作为对现代生态环境议题进行理论回应及其主要成果的（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群或谱系。[16]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从经济法律到哲学美学、语言艺术，如今都拥有由于生态环境关切或考量而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并且往往会因为所采取的不同哲学伦理立场与观点而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或论域，比如哲学中的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美学中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经济学中的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等。而在这种繁荣外观的背后，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受制于如下两个方面的约束因素，一是主流（母体）学科的主导性甚或独断性话语体系的排斥或禁锢，二是欧美少数国家依然占据着的对于这些主流（母体）学科的从学术评判到话语表达甚至语言形式的霸权地位。就前者而言，如果说生态经济学或资源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体现在经济社会政策影响和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但它们在各自的母体学科即经济学和法学中的处境却依然有些差强人意甚或窘迫，而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在大哲学学科中的地位则显得更为弱势或尴尬——时常面临着哲学性或学理性不足的批评。尽管这些新兴学科确实存在着不够独立与成熟意义上的问题，但主流（母体）学科的体系性歧视和排斥显然是更为重要的阻碍因素，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关键性。就后者来说，无论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统摄甚至霸权之下进行的。这意味着，尽管它们之间也的确存在着由于观察视角与研究范式差异所带来的理论张力，但更为明显或“顺理成章的”，则是基于欧美社会现实、话语语境甚至言说形式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至上）主义”表征，以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思考乃至话语表达的过滤或屏蔽效应。因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所谓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既不是全球普遍性的，也并非真正是独立自主性的，而是有着强烈的欧美国家宰制或霸权色彩，也就往往难以深刻分析与有效解决自身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可以说，作为完整理论体系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提供了一个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学说或学科形态。而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说，我们则可以称之为“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17]。具体而言，它包括如下三个构成层面或步骤：一是研究论域转换。通过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而不再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确定为最高伞形概念，“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所涵盖和讨论的视域范围，把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多种元素纳入其中，而不再局限于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管理方面的政治与政策。二是话语体系转换。如果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更多体现为一种狭义空间范围内的约束性思考与实践，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就更多呈现为一种广阔得多范围内的主动性思考与实践。比如，绿色发展或绿色现代化、社会生态转型、社会主义阶段性变革等，都可以毫无违和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支撑性概念。相应地，生态文明建设政治成为一种进取性的、面向未来的新政治。[18]三是主体视角转换。十分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背景与语境下展开的，而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政府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和环境治国理政方略。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与实践有着鲜明清晰的“中国标识”或“中国印记”，而这对于中国学界最终完成从面向欧美国家的“虔诚学习者”向面向中国实践的“自主研究者”的主体视角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握住如下三个主要方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而要把握好这三个方面，就必须首先做到以自主立场和自信态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19]。完全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把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学”定格为“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样一个鲜活实例。
对于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指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性意义或理论贡献，至少同时体现在学科范式、思维方式和实践变革潜能等层面上。就前者来说，任何现实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真正成熟与发展，都必须基于实现主体视角与研究范式上的深刻变革，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从本国本土的实际状况出发来分析现实、思考对策，使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更多呈现为一种立足于当地人文精神与社会体验的感知理解和学理阐释；就中者来说，尽管全球视野下的理论分析就像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分析一样是正确的和（更加）需要的，但对于普遍性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形态或理论范式的信奉与追求，仍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制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理念与价值观的表现，在现实中则会有意无意掉入欧美少数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与话语陷阱，因而像“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这样的体制外促动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变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弥足珍贵；就后者来说，历史一再证明，真正推动理论革新与前进的最强大动力还是实践，而最能够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理论则是那些与时代实践需要相顺应或契合的理论，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显属于这样一种理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在重构绝不仅限于国内人与自然关系现实的同时，也必将会在同等程度上重塑这些学科理论本身。
二、实践维度
从实践维度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导与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方面提出了许多重大制度与政策创议，使当今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日益扩大的世界性影响。
第一，推进以联合国平台为中枢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始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以1992年举行的里约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共识的反贫困、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全球性公共议题，成为联合国机构框架下的国际合作重点。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而展开的合作博弈，成为这些国际合作实践中的常态化形式或表现。可以说，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是关注程度最高的两大议题领域，也更为充分地展示了其中所存在着的各种难题和矛盾。总体而言，以消除绝对贫困和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政策重点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不仅所达成的政治共识认同度较高，而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落实效果，比如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减少方面；相比之下，以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为中心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虽然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关注度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到2015年《巴黎协定》，但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效并不能令人满意。
我国政府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国际合作一直坚持积极的立场与态度，同时也坚决维护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权利。我们不仅主动参与了包括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在内的由联合国主办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重要会议或相关公约文件的谈判、签署与落实，逐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国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体系和可持续发展制度与政策促进体系，而且与时俱进地调整扩充我们对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国家贡献、制度创设和话语构建上的发展中大国责任与担当。比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主要是从国内层面上强调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而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依然主要是从国内视角强调了“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20]。相比之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重申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还强调指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不仅重申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还明确提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1]。总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由国际生态环境政治的追随性参与者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制度与话语构建贡献者。[22]
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对于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高度重视、热情推动。早在2008年6月，他就在国际能源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行可持续的能源战略……中国是国际能源合作负责任的积极参与者，努力为促进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人民日报》2008年6月23日）。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包括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和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发表讲话、谈话或致信，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及其国际合作的基本立场与大力支持。比如，他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发表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指出[23]，“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中指出，“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二〇三〇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24]；在“5.18”《讲话》中则进一步强调，“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坚持环境友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25]。因而可以说，上述论述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国际生态环境合作国家战略及其推进的根本遵循，同时也对这些全球性进程本身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毫无疑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合作——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这双重目标之间的内在契合一致或有机统一，是全球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合作的关键和难点之所在，而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内容及其践行的当代中国绿色发展成果与经验可以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26]
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来看，我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或区域合作更多是围绕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文化交流展开的，对于生态环境方面议题的考量相对较少或重视不够。这既与合作方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相应的制度政策架构密切相关，也与我们自身的理论认识水平和经济技术先进程度有一定关系。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为一种全球性社会政治关切，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或生态可持续性已经逐渐上升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话语语境与制度框架。[27]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注重理论概括与交流传播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经验，除了让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朋友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中国奇迹”，还要让他们确信这是一条走向或契合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绿色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交往中需要特别强调对于各种形式的绿色政策与制度规范的尊重和遵循，不管它们是来自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还是来自合作方辖区内的地方社区组织，旗帜鲜明地表明彼此合作的目标是对这些制度规范的践行丰富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违背或僭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主要关涉到如下三个方面，而习近平总书记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阐述和政策建议。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的“南南合作”。在这方面，中国既要代表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维护我们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权利，要求“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多作表率”“应对气候变化不应该妨碍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也要责无旁贷地主动承担“符合发展中国家能力和要求”的“最大努力”（“国家自主贡献”），同时还要“认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28]。二是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针对反贫困的国际合作。鉴于我国仍将长期维持的发展中大国地位，我们开展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的整体性立场是，“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而这也适用于我们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对于那些极端贫困的低发展国家和地区，我们也将需要承担越来越大（多）的国际援助责任。而即便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也会更多致力于向受援国家和地区交流传播中国的生态脱贫或绿色发展经验，而且不会为直接性援助强加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政治先决条件。“中非合作要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我们将为非洲国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保护项目，为非洲国家培训生态保护领域专业人才，帮助非洲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29]。三是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绿色发展体系共建合作。该政策建议既是2013年提出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完善与细化，从而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纳入其中，“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开展造林绿化，共同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我们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也在逐渐成为我国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30]，其核心是使绿色发展或生态文明建设取向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靓点”或“底色”。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述，不仅清晰地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政治与外交原则，而且对于全球层面上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绿色发展合作制度与政策创新具有重要的规约引领作用。
第三，推动构建基于国际新秩序理念与目标的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21世纪的人类社会而言，日渐成为共识的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进步甚或存续将取决于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待大自然态度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制度选择，也就是能否最终走向一个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对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30周年纪念版明确指出，随着人类和地球进入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或人类纪，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应重新设计各自的发展道路，为人类给地球施加的危险压力负起责任，做出改变；除非立刻采取积极大胆的举措，减少人类生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否则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将停滞不前。[31]这一新思路或战略抉择包含着两个关键性元素，一是承认接受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的地球整体的自然生态边界或“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和大众性消费方式的世界范围内扩展，自然资源的开发供给和生态环境的吸纳支撑正在日益呈现出一个全球性容限难题，而个别国家和地方的局地性自然生态富庶并不能掩盖地球作为整体的生存延续窘境。二是认识到尽管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区分——尤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野——仍然是重要的，但现实中更为紧迫的则是二者的和平共处与相向而行，从而携手应对所共同面临着的自然生态挑战或地球家园危机。换言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于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困境而引发的全面深刻转型。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始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这一议题所做的重要论述，不仅是我国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及其实施的理论指引与实践遵循，还构成了国际社会致力于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或构建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努力的系统哲学论证与制度战略构想。[32]就理论阐释层面而言，其核心性问题是充分理解如下三个“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或一致性，即“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33]。如果说第一个共同体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基于现代生态学知识的科学认知，第二个共同体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基于哲学伦理学知识的人文价值认知，那么，第三个共同体更多强调的则是基于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经济政治认知，即我们必须做出的经济社会制度与政策体系上的重大抉择。总之，“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4]。就制度战略构想层面而言，2015年9月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而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做出了“五大支柱”的意涵完整阐释[35]：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界定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意涵及其基本方略之一，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6]。很显然，无论是就创建目标还是构建进路来说，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都只能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和协同推进的过程。很难设想，缺少了其他议题维度支撑的人类社会或地球会呈现为一种具有生态环境友好或清洁美丽质性的“共同体”。
事实也是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一系列重大紧急事件的低效或失当应对一再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要点和难点都在于现行国际秩序格局的实质性改变或重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它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国际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和国际社会关系，而且后者的不平等非民主现状明显地制约着前者进行社会生态公正的结构性变革努力。以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应对为例，人类社会同患难共命运的迫切需要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其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甚或严重不负责任的政治行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37]当然，它所表明的并不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战略本身正确性的质疑，而是我们需要更充分估计与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
三、简短评论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广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论与实践上的世界性重要性或影响。也就是说，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宏伟实践的理论引领与根本遵循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现实与未来影响无疑是超越国界或全球性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种更狭义的直接性归纳，即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尤其是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推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阐述，概括为“习近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思想”[38]。相应地，它不仅可以大致划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其中所包含的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目标和原则，而后者主要指所对应的战略选择、制度构想与政策举措，而且可以将其世界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或影响做出略微不同的表述：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来说，它所彰显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色发展等重要理念的理论引领与实践遵循意义；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体系架构来说，它所彰显的是必须同时在话语体系、制度平台和政策落实机制等诸方面进行符合生态文明原则要求的改革或重构；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构成来说，它所彰显的是，当代中国正在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和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探路者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一个未来可期的世界领导者角色。
参考文献：
[1] 崔青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2期，第18~22页；张海滨：“略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9年第6期，第45~48页；张永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论析”，《湖湘论坛》2019年第6期，第5~12页。
[2] 孙代尧、孙超：“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发展前景”，《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第4~11页；程洪：“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反思：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透视”，《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3年第2期，第52~58页。
[3] 这一理论的最新形态是拉美国家绿色左翼学者的“超越发展理论”或“新资源榨取主义理论”，认为无论是“发展（现代化）”话语还是“可持续性（生态）”话语体系下的各种政策实践评判，乃至这些话语概念本身，都源自根深蒂固的西方殖民主义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严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6]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13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8] 龙丽波、李梁：“论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3期，第1~7页；冯留建、张伟：“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论述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4期，第72~82页。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0] 郇庆治等：《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12页。
[11] 张云飞、李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探索》2020年第2期，第5~14页；陈玉斌、宋其洪、刘友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三重理论逻辑”，《社科纵横》2019年第10期，第19~23页。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13] 刘希刚、耿以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创新发展”，《南海学刊》2018年第4期，第13~21页；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阐发的三重视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63~70页。
[14]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10页。
[15] 郇庆治：“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绿色话语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4期，第3~5页。
[16] 张玉林：“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八个学科纵览”，《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1期，第1~12页；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生态文明》2013年第1期，第40~42页。
[17] 郇庆治：“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云南实践：环境政治视角”，《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1期，第19~31页；李垣：“生态文明建设‘浅绿’与‘深绿’：基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治学的解读”，《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20~25页；郇庆治：“环境政治学视角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第80~84页。
[18] 马洪波：“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价值观念变革”，《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1~9页。
[19]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5页、第15页。
[2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胡锦涛：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第40~41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第6页、第51页、第59页。
[22] 郇庆治：“2019年生态主义思潮：从中国参与到中国引领”，《人民论坛》2019年第35期，第50~53页；“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参与及其演进：一种理论阐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4期，第1~6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136页。
[25]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13页。
[26] 张海滨：“略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9年第6期，第45~48页。
[27] 郇庆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资源环境安全文化构建”，《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1~8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第135页、第132~133页、第136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页、第137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13页。
[31]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he Next Frontier-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UNDP, 2020).
[32] 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33~40页。
[3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第50页、第58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35]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3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37] 郇庆治、刘琦：“大疫情之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愿景、进路难题及其挑战”，《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3期，第1~17页。
[38] 丁金光、徐伟：“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岳论丛》2020年第11期，第66~72页；黄高晓：“论习近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29~34页。
作者简介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学者新论
郇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大理论品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