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周良书：从历史角度看新时代的新思想
从历史角度看新时代的新思想
❖
内容提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在这篇大文章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基础性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为它确定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精彩的篇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题目下，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实践发展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理论创新的思路也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对此，学术界有很多思考，理论界也有很多讨论。这些思考和讨论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先看一看习近平自己怎么讲，他是怎样看待新时代党的理论发展的。
2012年11月17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的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又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表达方式，说明中共党史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着一种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它也为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新思想提供了一个思路，这就是要把它放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去看待。
一、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习近平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对此，学界已有深入研究。现在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哪些贡献？其实，那一代共产党人留下许多财富，做出很大贡献，若单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说，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点，就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做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成文后叫《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讲这个问题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因为在做这个讲话的1956年，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很特别。对中国特别，是因为当时中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世界特别，则是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场报告，历史书上把它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缺点列举了一箩筐，批判斯大林。要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现在将他打翻在地，把他批判一通，别国的共产党怎么想？斯大林不仅是苏共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所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片哗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发生了一件事，历史上把它叫作“波匈事件”。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的工人发动罢工。要知道，波兰、匈牙利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但是工人却要罢工，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讽刺意味。当然，“波匈事件”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但影响是很深远的。一个是苏共二十大，一个是波匈事件，都迫使毛泽东思考中国的问题。过去学苏联，现在怎么办。
毛泽东讲话的主题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第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第九，是非关系；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的经验，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治国理政上，毛泽东这个思路的影响是深远的。改革开放以后，江泽民也做了一场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这些重大关系主要包括：第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四，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第六，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第七，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第九，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十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第十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讲十大关系，江泽民讲十二大关系，由十到十二，数量是增加了，但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没有变，是继承毛泽东的。
后来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但其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这“五个统筹”基础上又增加了“五个统筹”，即统筹中央和地方，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统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其核心还是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个思路，而且还将它进一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条重要方法论，即“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说：“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第一点，第一个财富。
第二点，就是转过年来，毛泽东于1957年2月又做了一场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过去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1939年，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上提出，苏联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已经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有两种类型。第一类矛盾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经验，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第二类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两类矛盾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毛泽东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反复，后来把两个矛盾搞错位置了。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走了一段非常曲折的路。这个可以另当别论。现在讨论的是，毛泽东的认识思路对新时代的影响。其实早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有人也许会说，这个与毛泽东的认识不一样，改变了毛泽东的看法。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沿用或者说继承了毛泽东思考问题的方式——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当中要抓住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矛盾错综复杂，共产党的思路、毛泽东的思路是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党的工作重心，决定党的根本任务。习近平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不过他认为这个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抓主要矛盾、分析主要矛盾这个思路，今天中国共产党还在延续着、继承着。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要求“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给我们的启发意义很大。社会发展如此，人生命运亦然。我们应该思考，人生的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矛盾，要完成不同任务，这其中一定有主要的矛盾，一定有主要的任务。所以，要向中国共产党学，分析它，抓住它。
二、寻找继承和发展的根据
中国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经过20年的实践探索，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突破陈规，开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对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候，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思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在继承基础上看发展的，是在继承基础上谈发展的。
前文提及1956年的中国很复杂，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不简单。毛泽东逝世以后，当时中国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叫“两个凡是”。它源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具体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声音叫“非毛化”，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非毛化”的提法本是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测，他们认定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进行“非毛化”。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很快被一些国内学者借题发挥。1979年春，国内理论界遂涌现出打着清算“毛泽东主义”旗号、极力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股错误思潮。其实质是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现实中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予以明确回答。这只要看看1980年8月他与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就清楚了。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这段话很精彩，讲清楚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这个认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的进程是由必然性支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但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决定起草决议，用一个决议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的中心意思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三条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邓小平十分重视《决议》。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他多次谈过对《决议》起草和修改的意见，单是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就有9次谈话。但即便如此，起草工作进展也并不顺利。只要看看这一时期邓小平与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记录就很清楚了。比如，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就明确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
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困难所在。“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决议》起草小组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即先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强调“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然后再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然而“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决议》起草小组却很难打开思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毛泽东逝世，一共27年。前七年好说，毛泽东的功劳太大了。中间十年也很好，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最麻烦的还是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这是对毛泽东领导下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现在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决议》怎么写？胡乔木的思路一时打不开。后来陈云提出一个看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他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决议》起草小组照办了，一下子解决了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决议》中的第一段文字，叫“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是一种从整个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个片段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主义方法。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决议》，这可以说是“结束过去”。转过年来，即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可以说是“开辟未来”。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是邓小平作的。这个开幕词很短，但意义却很深远。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由来。因此，也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体，而它所标示的则是一条继往开来的新道路。
三、探索中国特色的新道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2年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中共党史书上，这叫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可以轻装前进了，这才有了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如前所述，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习近平说在“这篇大文章”中邓小平为它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所要表达的意思。离开这个开幕词，我们就讲不好新时代的故事。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是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习近平还明确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谓“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不走中国在未实施改革开放之前所走的道路。这个“老路”，不是指时间含义的“旧”，而是指样式含义的“封闭僵化”。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一部分人主张走回头路，偏激而固执地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倘若照此下去，势必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左”的东西在新的形势下滋生和蔓延，给改革开放造成严重的障碍和束缚。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水平滑坡等。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发生转变，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都片面地归咎于改革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失去自信，因此也提出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
针对这一主张，邓小平坚定指出：“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他甚至认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所谓“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并不是说要否定其他道路，而主要针对的是动摇本国道路的“改旗易帜”。就中国而言，它指的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主要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走资本主义自由化道路；二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针对这一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当然，现在讲这段历史也不能大而化之，需要抓住它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当时中国发展的困境和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的个人特点。前者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谈一谈邓小平个人的特点。要知道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已是74岁的老人了。这个年岁对他、对中国都有特别的意味，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再也耽误不起了。因此，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邓小平的批示中，总是很频繁地出现“不可拖延”“不能拖延”“不宜拖延”“拖不是办法”这类词句，这反映出他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一种急切心情。他经常讲：“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于是，在决策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他不惜使用一句战争术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表述很悲壮，体现出一个革命家、一个军人的本色，饱含了很重的历史分量。
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毕竟是一个曲折、复杂和非常困难的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全体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有这么容易的话，那中国共产党早就成功了。对此，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他还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这表明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它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完全不同。中国的这个方式、这个思路，有利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就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这当然也会体现总设计师的个性色彩。因此，只有理解邓小平，才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理解后面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攻坚战，要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他说的就是这个事。再看看十九大报告，提出四个“伟大”。习近平讲：要实现“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建设“伟大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要推进“伟大事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他在这三个“伟大”的前面还加了一个“伟大”，这就是“伟大斗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也是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列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知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若不理解邓小平，就很难理解习近平在斗争前面加上这个“伟大”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深层次的矛盾突显出来了，对许多问题退无可退，必须直接面对。总之，邓小平的个性特点会很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这里讲的不是要宣传个人英雄主义，何况马克思也有过高度评价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话。
除此之外，邓小平的领导方式对于共产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邓小平说他的方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抓头头”，就是抓领导者、负责人，把这个抓住，事就好办了，上行下效。“抓方针”，就是抓路线和政策，抓大原则和大方向。这个领导智慧也被中国共产党继承下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议通过中央“八项规定”。“八项规定”的全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个规定是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遵守，下面就好办了。在实际工作中，习近平不仅要求抓住“关键少数”，而且还特别强调抓好“顶层设计”。所以，从邓小平的领导方法到习近平的领导方法，这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前者叫“抓头头、抓方针”，后者叫抓“关键少数”、抓“顶层设计”，它们都是从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发展演化而来。
四、跨世纪和新时代的发展
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个时期的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常说的话“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到了这个时期就要把它倒过来说，“只有中国可以救社会主义”。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会不会也发生和平演变？这时需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来力挽狂澜，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它成功推向21世纪。这是江泽民要做的第一件事。江泽民遇到的第二件事，就是党的干部队伍出现整体性的新老交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人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21世纪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能不能捍卫政权、防止和平演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鉴于此，2000年在视察广州高州的时候，江泽民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提出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很显然，如果一个党始终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始终能代表先进文化，又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党就不可能丧失执政的地位。所以，江泽民说“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国内外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此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由“三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发展成为“四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党在讲究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以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但是，也许有人要问，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客观地讲，这也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贫富差距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后面邓小平还有一句话，这就是“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他还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那么，什么时候来集中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计划。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设想，他提出的这个“中心课题”，从时间点看应该是交给胡锦涛来完成的。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提出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在这一时期，胡锦涛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21世纪新阶段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据此认为现在提科学发展观，就表示在此之前的发展就是不科学的。这种“后见之明”的认识方式不可取。事实上，历史只能提出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同样，历史也只能解决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至于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能说那个时代的人不关心这个问题。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不能要求前人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过去要解决吃饭的问题，现在有饭吃了，就要解决怎样吃得更好一点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统揽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和考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理论，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及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及怎样实现发展等基本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二，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对于一个百年大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路越走越长，经验会越来越多，负担会越来越重，这就更需要党具备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正如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第三，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虽然前进道路上还会有艰难险阻，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充满信心。这是因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而且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所以，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事业。当年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现在习近平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当然也含有一种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它与从历史角度看新时代的新思想要说明的是一样的道理。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
文章来源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学者新论
周良书：政治家的历史意识——从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编写谈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