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周良书：张静如对中共党史学批评的探索与贡献
张静如对中共党史学批评的探索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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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静如对中共历史学批评有重要贡献。他倡导史学批评，开创党史学史研究；运用史学批评，检视党史学人论著；勇于自我批评，树立党史大家风范。他主张“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正是在反思中共历史学实践基础上，从学科建设高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要求将党史批评之共识——“求真”、“务实”、“创新”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去。这对于发展中共历史学科，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静如；中共历史；史学批评
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共历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批评对它的“反思”和“评判”。也只有严肃的史学批评，才能使中共历史学自觉抵制“因循守旧”、“粗制滥造”之形象，有效克服“自说自话”、“自以为是”之风气，真正走出一条更加宽广的学术新生之路。对此，张静如曾提出过许多独到见解，并已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建树。因此，开展对其“史学批评”的再批评，对于发展中共历史学科，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倡导史评：开创党史学史研究
史学批评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董狐有“古之良史”、“书法不隐”之赞誉。事实上，中国史学的每一进步，或隐或显，也总离不开史学批评的促动和影响。唐刘知几的《史通》、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均是对后代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史学评著。在西方，从古希腊希罗多德开始就注重运用史学批评方法，并十分重视历史垂训的功用。在近代西方史学思想史上，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等都有过重要贡献。但正如李大钊指出：“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1]
中国学者经由马克思主义者介绍而接受唯物史观。在李大钊看来，“从前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上说明不可”[2]。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史学要论》堪称现代中国史评理论的奠基之作。但对于这一理论本身的研究，却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受到应有重视。自1981年赵俊发表《史学评论有必要发展为专门科学》一文后，1985年瞿林东又先后在《光明日报》、《文史知识》上发表了《谈史学评论》和《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中国史评研究遂有日渐发达之趋势[3]。
在中共历史学界，张静如较早关注到这一问题。尤其是他在为构建党史学科体系而撰写党史学史过程中，更深刻意识到史学批评的极端重要性。其实早在1980年，张静如就有写一部中共党史学史的打算，但这本著作“从提议到写出来整十个年头”，可见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之艰难；究其原因，张静如认为除自身水平有限外，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党史界内的史学著作评论和对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太弱，一些书评多系内容介绍，即使有所评论，也是以颂为主”[4]。这进一步促使他开始思考党史学批评的地位、作用、对象、原则和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第一，史评是中共党史学史之基础。张静如认为，开展史学批评，是“党史学史的重要任务，是认识党史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性工作”；因此“要介绍各种学术观点产生的渊源、提出者及其对党史研究的影响。这就是历来史家所倡导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由此反观自己的《中共党史学史》，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本书虽然把党史学研究的历史概况做了描述，但并不理想，主要是缺乏史评基础。”[6]
第二，史评是党史学发展的驱动力。史学批评作为沟通史学与社会之间双向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它一方面向史学提供社会的评价和要求，另一方面也向社会提供史学的信息和旨趣。这如同一种再生机制，给史学带来勃勃生机。正因为此，张静如指出：如果我们对自己学界的研究，“只一味说好，也不知好在何处，对不足更是避而不谈，今后的党史学还怎么发展呢？”[7]他甚至还鼓励学生批评自己，认为“此事，不足为怪。学术无批评，岂能进步。此风气，应极力提倡。余之弟子直言不讳，为学术批评添彩，亦为师者之幸”[8]。
第三，史评的主要对象是史学实践。其重点是史学实践主体（即史家）和史学实践物化成果（即史书）。张静如指出：在中共历史学中，“要总结研究中的经验教训，要了解已经有些什么成果和尚存在什么问题，这就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评论有影响的史家和史书上”[9]。因为“在党史学发展中，有几代党史工作者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党史学史除了要分析他们的代表作品外，还要研究他们的治学经验、治学途径，要对他们的生平予以介绍，为之立传”[10]。这对中共历史学的发展大有益处。
第四，史评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张静如认为，史学批评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诸多必要的原则，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能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史学著作评论得失的关键，切不可忽视”[11]。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史研究队伍的特殊性。且不说新中国成立前很多党史文章论著出于中共重要领导人之手，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带有回忆性的研究著述，也多系党的领导干部所为。这就更需要研究者“在评介时，不能看某部著作是谁写的，而应该一律看待，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12]。
第五，史评的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史学批评就是为后学者开先路，启导后学，嘉惠后学。因此，研究者应当知人论世，切忌任情褒贬。张静如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界的争论中，也确实出现过不平和的状态。有的说话刻薄，以挖苦人为能事；也有的盛气凌人，强词夺理；还有的开帽子公司，大有文化大革命重来之势。争论历史问题，一靠说理，二靠史料。只要道理讲清楚，史料充分、准确，就会有说服力。”[13]因此，“批评不同观点，一定要充分讲道理，不必横眉冷对。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会引起旁观者的反感”[14]。
张静如不仅倡导党史批评，而且还指导研究生深入探讨党史批评。在他的指导下，一些学位论文不仅学术含量高，不少还有填补空白之功。比如，王学勤的《中共党史史著作评析》（1992年博士学位论文），侯且岸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1993年博士学位论文），杨世文的《西方毛泽东研究评析》（1993年博士学位论文），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袁红的《胡绳对中共历史学的贡献》（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朱家梅的《胡乔木论中共党史》（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欧阳奇的《论龚育之和彭明、张静如对中共历史研究的主要贡献》（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这些学位论文大多已公开出版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外，张静如还积极引导一些中青年学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在他的支持下，党史学界推出了一批富有新意的学术成果。比如，周一平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蔡和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唐曼珍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先俊等人合著的《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其中唐曼珍、王先俊是张静如的访问学者，周一平也一直在他的支持下从事中共党史学史研究。这充分展现了张静如关心学术发展、关爱后学成长的可贵品质。
二、运用史评：检视党史学人论著
“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这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有关史评的一个重要命题。也就是说，事物本身自有一定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观感往往各不相同。这种情况是由鉴识者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所以对同一事物才会有“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刘知几由此认识到“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15]。事实上，任何具体的史学批评，无不反映史评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而形成的史评观念，也无不体现他们对史事、史书和史家的个性化理解。也正因为此，张静如不仅倡导党史批评，指导后学研究党史批评，而且还亲身实践党史批评，以达到“以论相析”之成效。
第一，对党史史家的批评。张静如除了在《中共党史学史》一书中对一些重要的党史史家，如胡乔木、艾思奇、华岗、何干之、李新、胡华、彭明等人作客观评析外，还从党史学角度对其中的何干之、胡华、彭明以及胡绳、彦奇、龚育之、邵维正等人的学术贡献专门著文予以论述[16]。就党史学科建设而言，张静如认为何干之的贡献最大：一是他直接和间接培育了两代中共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为推进中共历史学科发展增添了主力军；二是他确立了中共历史教学和研究体系，为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位“中共历史学科的开拓者和掌门人，为中共历史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7]。
在对上述史家的批评中，张静如均坚持知人论世，反对任情褒贬。他认为：“凡是有成就的党史专家，都有他的史学思想、史学观点，对中共党史学的发展都有贡献，在研究中也都有不足甚至误导，研究了这些问题，对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大有益处。”[18]这在他对胡华的批评中表现最为突出。张静如既充分肯定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和《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学术贡献，高度评价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史观和史德，但同时也明确指出：“胡华在学术上的缺点是对理论重视不够，这对党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理论薄弱现象不无影响，后学者应该认真总结，以促进党史学科的发展。”[19]
第二，对党史史书的批评。张静如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风气很不好，似乎写序或书评，就只能说好话，不能多写批评的话，对于书的缺点不过在文尾点几句，应付一下”[20]；有人甚至认为只有同意书中的观点才能写“序”，“这种认识，一定要纠正”[21]。据统计，张静如曾为99部史书或教材作序，写过31篇书评，合计130篇[22]。这130篇序文或书评大多坚持讲“真心话”，表现出他一以贯之的学术品格和治学精神。
一是表彰务实求真的治史原则。张静如指出：“多年来，在有关党史的著作中，今天避这个，明天讳那个，实在要不得。”[23]他曾明确指出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有一大弱点：“书中写到启蒙运动的功绩时”，说陈独秀“只是一个编辑，思想深刻性连吴虞都不如，且经常悲观，实在太不公平了”[24]。他大加赞赏《汪精卫评传》作者对传主的客观评价，认为“同一件事，孙中山的主张就是对的，受孙中山指挥的汪精卫去做就不对，或推论其主观上有何私念，这就不好了”[25]。
二是揭示史书编写的史家见识。史书是一种历史叙事文本，重在说明历史故事的来龙去脉。因此，张静如指出：“历史事件的出现，历史人物的出场，如果背景说不清，就会使人产生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感觉，从而很难读懂。”[26]在另一篇序文中，他还对史书编写提出具体要求：“如果是给一般非研究者读的，还是夹叙夹议好，类似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如果是为了集中史料便于研究者使用，那自然应该只叙不议”[27]。至于年谱，则更不能加进“学者的论述”，比如《彭湃年谱》在“写彭湃11岁时，用《彭湃传》的描述就极不应该”[28]。
三是反对滥用书法的学术风气。对此，张静如在一篇序文中指出：“现在有一些叫‘纪实’的书，抓住一个材料随意夸张、推想，甚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硬写成像真的，这类书是害人的。”[29]如果是写这一类的党史书，就更不能有哪怕一点点不真实的内容。他甚至认为：“造假就是职业道德问题，根本不允许。这年头，搞研究的人很清苦，想法赚点钱、养家糊口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有原则，不能缺德。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教育人，才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的缺点，尽管写，不打紧，但绝不能写没有的事。”[30]
第三，开辟史评的新样式。张静如曾将其文章结集出版，并为每篇文章加一段“评文纪事”。龚育之认为，这是一个“不多见的特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党史界思潮变化、活动背景、学术论争、师友情谊的一些史料”[31]。朱文通也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取法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但又较前人有所发展[32]。
从党史学批评角度看，他的“评文纪事”有两个特点：一是评党史研究之“人”。据粗略统计，“评文纪事”涉及相关研究者多达317人，并对他们大多作出简要评述[33]。比如，指出在高校最早开设党史文献学课程的沙福志，“述而不作，写点东西只供自我欣赏”[34]，说明中国第一代李大钊研究者马模贞，后来转向成为近现代禁毒史研究专家，以及蔡德金专攻汪伪政权，下大功夫收集资料，终于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等等[35]。二是纪党史研究之“事”。比如，介绍全国党史学位点年度会议等学术活动情况，说明“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等学术论争，指出不重视理论研究，是“搞史的人的一大毛病”，“一代传一代，习以为常。结果，搞理论的人如龚育之、石仲泉等一步入党史界，写出的文章的水平，就是搞了多年党史的人也赶不上”[36]。
此外，在“评文纪事”中，张静如还会说一些“题外话”，表达开展史学批评的“难言之隐”。比如，他在《写在前面——<中国革命史简编>序》的“评文纪事”中说：“写序时说了几点不同意的话，但作者不愿我说这样的话，只好划掉”；在《<中国革命史教学必备>序》的“评文纪事”中说：“该书出版时，没用这篇‘序’（另写了一篇），原因是我在文中写了一些批评的话，引起编者们的不安”[37]。对此，他在另一篇关于《<汪精卫评传>序》的“评文纪事”中给出了明确答案：“事实证明，说一些批评的话，并不妨害这本书的销售。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学术批评，以促进学术的发展。”[38]
三、勇于自评：树立党史大家风范
石仲泉曾称张静如为党史大家，并认为他具备成为大家的几个必要条件：一是学问的开创性与创新性，不仅开辟学科建设的新领域，而且还提出诸多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二是学问的厚重性与深刻性，能做到史料扎实，分析精到，成一家之言；三是学问的广博性和多领域性，能将多门学问融会贯通并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四是学问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其著述之丰，加之培养研究生、国内外访问学者之众，在党史界可以说无以出其右者[39]。但石仲泉看到的毕竟还是张静如的“外形”，其实他的“内心”——那种“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率真”和“自省”，才是更值得让人学习和效法的大师品格和大家风范。
张静如是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他在24岁时就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这既是国内学者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首创之作，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李大钊学”的奠基之作。但张静如却并不以此自满。在《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他指出：“这本小册子基本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之所以说“基本上坚持”，是因为书中“确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如有些结论就说得过了头，有些话说得绝对了些，不甚符合实际。这既有个人在主观上的认识问题和水平问题，也有时代的限制。如果说这还可原谅的话，那么小册子中存在着另一些缺点，类似把李大钊的话断错了句，对李大钊的生年没有弄清楚等，则是完全不应该的。另外，小册子的文字也不够简练，反映了自己的水平确实很低”[40]。
如果说上述评价还有些“大而化之”的话，那么下面的自我批评则更见这位党史大家的“真功夫”。比如，在《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张静如1980年发表的《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之史的考察》一文，由于没有看到1925年党的十月扩大会议的材料，因而对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就做出了不甚恰当的评价”，认为它“提出了耕地农有的正确主张。实际上，耕地农有是在十月扩大会议上提出来的，而李大钊的文章则是依据中央决议精神写的。这种没有弄清情况就妄下结论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在这篇文章的“评文纪事”中，他进一步写到：“文中在举例中，对我以往文章中的错误，做了更正，我以为有错就应该承认、纠正，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41]
正因为以研究李大钊起家，所以张静如始终都在关注和反思自己的这个“老本行”。比如，在《李大钊和北京师大》一文的“评文纪事”中，他就对22年前的这篇旧作写出如下评语：“我在文章中把1921年10月李大钊在女高师的讲演与12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美国图书馆员的训练》弄混了。这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找到那篇讲演稿，误以为文章是在讲演稿的基础上写的。功夫不到家，必然出错。科学研究只差一步也不行，这是绝对真理。”[42]当看到朱志敏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李大钊传》时，他欣然为之作序。也正是在这篇序言中，他用自我批评式的话语表达了对李大钊研究的期望：“我50年代写关于李大钊的书时，没有这样的水平。有人说在学术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学术研究在进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43]
张静如是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其代表性著作是《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对此，党史界有很高赞誉，认为它是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这种结构性、层次性分析对根除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条化、原理化思维模式是一种理性的救治”[44]。但张静如同样并不以此自满。在《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文中，他指出：“任何一本书都会有毛病，我这本书的毛病也不少。一般性的毛病，诸如在举例子时由于我不熟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而很少用这一时期的例证，就不多说了。我以为这本书的主要毛病，是没有能提出一个完整的中介理论体系。书中虽然搭出了一个框架，但仍显得散，没有完全脱出就事论事之列，且论证不够，范例的典型性差。我没有能很好地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深感遗憾。”[45]
正因为认识到书中的缺憾，所以张静如始终都在关注和反思这个“中介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此后历经10年思考和反复论证，他终于得出一个较为成熟的结论，并将它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第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第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第三，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第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第五，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助[46]。
一般说来，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产生的基础。它为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素材，成为史学抽象的根据。但理论之于批评也不是完全受动的，它自有其主体性的品格。并且，史学理论一旦形成便会对史学批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更何况离开理论的指导，批评也容易陷入就事论事、浮泛肤浅，缺少判断的标尺。同时史学批评本身还有可能会产生某种误解，这就更需要史学理论的校正。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静如构建的这个“中介理论体系”，就不仅具有推动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指导党史批评的独特价值。
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张静如曾有一个总体评价。他说：“在有关中共历史研究方面，我提出的新的并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张有四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二是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三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四是倡导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在我的研究中，毛病是在每个新开创的研究领域中没有深入下去。”“总的来看，我认为自己的文章，有的写得较好，有的很一般；文章中的观点，有对的，也有不恰当的。” [47]针对文中的“功过是非”，在《张静如文集》“评文纪事”中，他均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信、达、雅”的角度做出了精彩评论。
第一，就真实性而言，张静如总体上肯定其文章，“思想解放，比较实事求是”[48]。但他也严肃指出一些文章中的不实之处。对此前文已多有例证，这里再举一例说明。比如，在《<汪精卫评传>序》的“评文纪事”中，他指出：“文中说在本书出版前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汪精卫传，这话说得不准确，说明我孤陋寡闻。”“看来，不要轻易说‘以前没有过’、‘填补了空白’、‘历史上第一次’之类的话，说了，常常会被打屁股。”[49]
第二，就思想性而言，张静如总体上肯定其文章，“有开创性，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观点” [50]。但他也不放过对一些“陈旧”之作的反思。比如，他在《刘少奇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贡献》的“评文纪事”中说：“此文的缺点，是缺乏理论分析。”[5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的“评文纪事”中说：“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只是把以往的观点集中一下”[52]。他甚至还在一篇序文的“评文纪事”中明确指出：“对书中缺点的分析比较抽象，原因是看得不细，想得不深。这也是我治学中的一大毛病。”[53]
第三，就艺术性而言，张静如总体上肯定自己“写文章、讲话深入，通俗易懂” [54]。但他也对一些文章的叙事文风提出批评。比如，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的“评文纪事”中说：“文中的缺点，十分明显。不仅论断绝对化、简单化，如对胡适的分析之类，而且叙述方法上也很呆板。”[55]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的“评文纪事”中说：“很多提法不妥当，特别是在形式上语言上完全是当时写文章的特点。”[56]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评文纪事”中说：“有些话不通畅，从内容上说是很肤浅的。”[57]
张静如认为，“有的学者很在乎自己的对错，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了当然好，不对改了就是。这类事，我觉得不必隐讳。”[58]正因为能不隐不讳，知错即改，所以在自我评价中才会说出“大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怕自揭其短，却比别人更受敬重的原因”[59]。
四、张静如史学评论的现实意义
史学批评本质上是一门实践学科。它不仅要紧贴史学实践，反映史学实践，更重要的还在于指导史学实践。这主要表现在：调整和规范史学的发展，引导和预示它的前进方向，彰扬和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张静如史学评论也具有这种实践性特征。他主张“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正是在反思中共历史学实践基础上，从学科建设高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第一，党史研究要现代化。即党史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其核心是内容和方法的现代化。就前者而言，张静如认为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党史研究必须以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党史研究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训练，“有的同志写的文章，堆积不少材料，却缺乏提神之笔；有的研究生，看资料很多，但驾驭能力不行”；“关键是理论水平差，思辨能力弱”[60]。二是党史研究必须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对中共党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个人和群众的作用，要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分析”[61]。就后者而论，张静如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助。只有这样，党史研究才能摆脱落后状态，跟上时代发展，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学科。
第二，党史研究要科学化。即党史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对待党史，实事求是编写党史。张静如认为，党史学研究体系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即过早教科书化”[62]。这使得研究者不容易突破已有框架，从而给它的科学化带来困难。党史学虽为历史学科，但它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却很大。在党史研究中，过去有“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极端化做法，现在也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即为了纠正误解者的言论而“一味地强调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甚至对党确实犯过的错误也不敢实事求是地指出和批评。这样不仅不会消除误会，反而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使得党史研究的可信度、科学性下降”[63]。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人们对于第一手材料研究很不够。或者说很不重视研究第一手材料，抄来抄去，非常容易出错，更谈不上得出符合实际的新结论。当然，即使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使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把主观臆想加进去，符合自己的想法就用，反之就不用，这样得出的结论仍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总之一句话，党史工作者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党史研究就不能科学化”[64]。
第三，党史研究要社会化。即党史研究要面向社会，联系实际，更好地发挥其史学功能，为社会服务。一是要进行历史论证，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这也是张静如在党史界率先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史学研究体系的核心内容，“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等一系列重要观点的主要原因。
二是要占领宣传阵地，对群众进行党史教育。张静如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党史研究的大众化。首先是要使研究成果体现大众生活。在党史研究中，怎样处理好“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个大问题，“老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怎么许多写古代的或现代的历史书上没有人民群众什么事呢？仆人越来越多，主人干什么去了？真是怪事”[65]。其次是要推出大众化的研究成果。然而自党中央推出“党史大众化”要求以来，“报刊上发表多篇说‘大众化’的文章，角度不同，各有各的道理，但总使人有‘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感觉”[66]。此外，研究者还应当深入开展史学批评，向社会大众推介优秀的党史作品。这也是张静如之所以倡导史评，并运用史评为99部史书或教材作序，写出31篇书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是从总体上说明张静如史学评论的现实意义。其实，在具体的党史研究中，其史学评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也值得深入探讨。这主要是由他作为中共历史家和史学批评家这一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一般说来，历史家只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反映世界的一个侧面，而史评家却不能仅从这一侧面观察这一问题。他需要具有哲学家的思辨力，摆脱就史事论史事的限制，从宏观上整体上阅读和把握某一史家或某一史书。但史评家也不是最终的裁判者，他的结论还需要历史家的实践来经验和确认。对此，张静如能一身而兼二任，所以他更易于在二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因此，他提出在党史研究中要坚持“求真”、“务实”、“创新”这一真知灼见，就有更多“具体”、“实在”之义，而绝无“空泛”、“抽象”之感。
第一，党史研究要“求真”。这主要表现为求“历史本原”之真，求“历史情节”之真，求“历史规律”之真。张静如认为，史评家应把它贯彻到党史学批评中去，表彰党史研究中的这种“求真”精神。在他看来，党史界胡华坚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胡绳赞同“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彭明收回20多年前关于“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郭德宏始终坚持“中共四大已提出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观点不变，均是后人学习的楷模[67]。此外，史评家不仅要倡导“求真”，而且还要敢于“打假”。针对党史研究中一些“假冒伪劣”品，张静如强调“有假就要打。打假不是一两次就完了，而应该不断打、连续打”，要“找敢于打假的研究者写批评文章（有这样任务我愿承担）。另外，要想纠正假的东西，还应该多写真的，形成一种好的风气”[68]。
第二，党史研究要“务实”。这主要表现为务“搜集考证”之实，务“分析研究”之实，务“资政育人”之实。张静如认为，史评家也应把它贯彻到党史学批评中去，要使研究者认识到，在著述时引用的资料，在授课时援引的事例都应当做到实实在在、千真万确[69]；要使研究者在统摄、驾驭和分析材料上下功夫，不能“误以为引用越多越好”，“让材料淹没了观点”，以致使历史害上“浮肿病”[70]；要使研究者明白史家“才学识德”中尤其不能“缺德”。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党史工作与现实结合的切入点，真正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落到实处。此外，史评家还应大力倡导“务实”文风。张静如认为，写历史书，“有可靠的材料，又能使之生动、形象固然很好，没有就不要勉强凑。至于有人喜欢配上点对风景的蹩脚的描述，就更没意思了”[71]。
第三，党史研究要“创新”。这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应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推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张静如认为，史评家也要把它贯彻到党史学批评中去，使研究者认识到，“学科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一定要创新”[72]。但创新并不是要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也不是要改变已有的正确观点、分析、判断、结论，而是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开拓新的领域，用新的正确的认识代替旧的不正确的认识，用新的可靠的史料填补空白或纠正旧的不正确的史料。否则就会出笑话。比如，“党的十二大开过后，就有人说十二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很像七大，到十三大、十四大后，又说十三大、十四大像七大。十五大一开，立即见到这样说法，十五大才真像七大。结果，把明白人也都弄糊涂了”[73]。
党史批评是一项主体性很强的学术活动。每一个史评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批评观，并按照自己的批评观在批评实践中去进行淋漓尽致的实验和操演。但党史批评也需有一个共识，这就是张静如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真”、“务实”和“创新”。据此，他还提出了党史书写的十二“不”字诀。现摘抄如下，以为研究者借鉴：“马列指导不走样，思想解放不保守，观点鲜明不含糊，分析透彻不肤浅，重点突出不平淡，材料翔实不堆砌，结构严谨不松散，逻辑清晰不混乱，文字流畅不啰嗦，标点准确不出错，注释完整不遗漏，通俗易懂不艰涩，以上样样都做到，堪称一篇好文章。”[74]
五、余论与启示
总体上看，历史学包含有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两大门类。前者是对历史过程之研究，它可抽象概括为历史理论；后者则是对历史研究之研究，即对史学本身的研究。它可大致分为史学理论、史学史与史学批评三个分支学科。而这三个学科都是史学批评的对象。虽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着历史研究所能深入的程度，但史学批评则将直接作用于历史学整体。然而长期以来史学批评却一直是历史学科发展的薄弱环节。党史学也不例外。这也正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之价值所在。
此外，如前所述，史评家的评论也不是终极评论，因为它还需要史学实践的检验和确认。即便兼有中共历史家和史学批评家这一双重身份的张静如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对他的史学评论还有再评论之必要。对此，前文已多有论述。这里再从学科建设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党史批评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它还必须确立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以严格区别于党史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就目前而言，党史批评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其进展还不能算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其学科范畴的研究还处在概念梳理和经验用语的提升阶段。在这一方面，张静如虽也有过一些论述，但这毕竟还是初步的、零散的，离构建学科范畴体系确有一定距离。他曾自我批评说：“在我的研究中，毛病是在每个新开创的研究领域中没有深入下去。”[75]这当然也包括党史批评领域在内。然而正如列宁指出：“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别的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76]。因此，还是希望研究者更多关注这些“一般问题”，深入探讨党史批评的学科范畴，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
第二，史学批评是历史学中最为敏感的部位，它对史学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种隐患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就党史学科而言，其最大隐患莫过于研究“范式”的危机。对此张静如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一文中，他指出：“研究模式也就是供别人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据说，中共历史研究的模式有：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社会史模式”；“三种模式不是对立的，说的是一档子事。起一个名字，叫什么模式可以，不叫什么模式也可以，就是不能对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中肯的意见。但他同时又说：“既然不能把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社会史模式对立起来，那么，三个模式就应该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一种模式。”[77]也许其本意是要把三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但具体表述却不尽合理。因为不“对立”，并不代表该“统一”，更不能说就是“一种模式”。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缘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模式都有存在之必要。这样也许更易于揭示客观事实和历史真相。
第三，史学批评是党史学发展的动因之一，它通过对既有成果的“商榷”，总结其利弊得失，以为今后研究的“镜考”。但正如张静如指出：“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史学科发展历程，却很少争论，尤其是有关重大问题的争论就更少”[78]。个中原由，他也有切身体会。一是在《从<守常全集>到<李大钊全集>》一文中，他说：1957年方行在《学术月刊》上发表《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中有“多处错误”，“我当时写文进行批评，由于方行不同意，《学术月刊》没有刊登”[79]。二是在《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评文纪事”中，他说：“在上海有同行问我：‘你的文章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毛主席的文章都可以批评，我的文章算什么，为什么不能批评？’我是非常欢迎别人批评的。不过上海的同行发表与我商榷的文章后，我实在没有时间争论。”[80]前为外部原因，后为内在原因。可见出题容易解题难。设想张静如若能排难解惑，多发表一些“争论”和“商榷”之文，这对于他个人学术也许只是锦上添花，但对党史学批评来说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以上皆为浅见，其实阅读张静如史学评论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尤其表现在他提出诸多关于党史研究中有待完成的基础性工作。研究者若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深入探讨，一定会为党史学科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是写思想史。张静如曾主编两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著作，一部写改革开放以前，一部写改革开放以后。在前一部书的导论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思想是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应包括中共“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及“‘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后一部书的序言中，他又对上述概括作了修正，认为其不仅包括“党的指导思想”，还应涵盖“党内思想家们的思想、观点、主张”和“普通党员群众的思想认识”[81]。但这两部著作均没有实现他的设计。他甚至还有一个打算：“我总想，有机会的话，一定按自己的想法编一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82]
二是编目录学。张静如一直关心这门党史学辅助学科的建设。他认为，“目录学是一种门牌学，依靠这个我们能知道上哪儿找材料”；“目录学本身还要给使用者提供研究成果的情况；另外要向使用者提供情报，研究这个问题有多少人研究了，研究到了什么程度，以便后人研究不要浪费青春”[83]。这对于研究者克服“重复选题”和“轻下结论”问题有很大帮助。对国外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在《从“源泉”不是李大钊笔名说起》一文中，他指出：“就接触的日本学者中，确有些人爱犯石川祯浩的毛病，就是没有深入了解别人研究成果的情况，轻易下结论。”也正是在这篇文章的“评文纪事”中，他说出了多年来的一大心愿：“要有类似辞典的记载过去研究中共历史已解决的问题的书，一查就知道。要编这种书，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想到，但没有实现”[84]。
三是画人物谱。张静如一直倡导加强对党史史家的研究。为此，他还列出了一个大名单，希望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主要包括：胡乔木、胡绳、何干之、胡华、张如心、龚育之、石仲泉、廖盖隆、金冲及、鲁振祥、彭明、王淇、彦奇、戴鹿鸣、何沁、王真、纵瑞堂、萧超然、沙健孙、梁柱、周承恩、张注洪、刘弄潮、刘桂生、毛磊、王学启、何理、肖甡、盖军、郭德宏、王仲清、朱乔森、金春明、吴家林、马模贞、马洪武、王德宝、杨世兰、徐树绩、郑灿辉、郑德荣、姜华宣、谭双泉等43人[85]。研究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史学思想，对党史学科建设也大有益处。
以上所论，充分反映了一位党史学家的执着和期待。如果把中共历史学比作一个大花园，那么张静如就是其中辛苦耕耘的那一个老园丁。“园丁花木巧杯棬，万紫千红簇绮筵。”党史学未来的繁荣和发展，一定会记上他的这一份功劳。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2]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3] 赵俊文章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这是新时期第一篇专论史学评论的学术论文；瞿林东文章分别发表于《光明日报》1985年5月27日和《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以上文章对开展史学批评研究有积极意义。其后，《安徽史学》开辟“史学评论笔谈”专栏（1987年），《文史知识》开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栏目（1991年），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研究。
[4]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5]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6]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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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静如：《党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学点党史学史》，《党史博采》1991年第1期。
[10]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1] 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第1页。
[12]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3] 张静如：《由丁、马争论想到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14] 《张静如文集》，第3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807页。
[15] 刘知几在《史通》的《鉴识》篇中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刘知几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明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
[16] 参见《何干之对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与胡华同志一起去山东讲学》，《胡华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严谨治学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彭明与五四运动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彦奇与中国政党史研究》，《新视野》2010年第3期；《论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独特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邵维正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
[17] 张静如：《何干之对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
[18] 张静如：《与胡华同志一起去山东讲学》，《胡华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9] 《张静如文集》，第3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825页。
[20]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第8页。
[21]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408页。
[22] 参见王跃等：《张静如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430页；《张静如文集》续二，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
[23] 张静如：《浩然正气 耿耿丹心——读<李大钊传>》，《北京日报》1979年10月29日。
[24] 张静如：《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的史学思想》，《北京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5]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第4页。
[26] 张静如：《成功的修订》，《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27] 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编：《三一八惨案始末》，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2页。
[28] 张静如：《读<彭湃研究丛书>有感》，《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5期。
[29] 刘庆旻主编：《潮落潮起》，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页。
[30] 张静如：《党史工作也要打假》，《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
[31] 龚育之：《<静如文存>的“评文纪事”》，《百年潮》2002年第3期。
[32] 朱文通：《张静如先生对中共党史学研究的贡献浅谈——读<静如文存>有感》，《北京党史》2003年第5期。
[33] 这其中除中国学者外，还包括日本学者丸山松幸、斋藤道彦、后藤延子和美国学者迈斯纳、胡素珊以及俄国学者加鲁尚茨等人。对国外学者的评介也是张静如史学评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34]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35]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473页。
[36]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576页。
[37]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408、418页。
[38]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页。
[39] 石仲泉等：《贺张静如先生从教60周年》，《北京党史》2013年第2期。
[40] 张静如：《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李大钊研究》第7辑，《河北学刊》1997年增刊。
[41]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42]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
[43] 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第4页。
[44] 参见郭德宏：《中共历史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典范——评<张静如文集>》，《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侯且岸等：《一部凝聚理论思维的创新之作——评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5] 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6] 《张静如文集》，第3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页。
[47]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5—6页。
[48]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5页。
[49]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页。
[50]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5页。
[51]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52] 《张静如文集》，第4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6页。
[53] 《张静如文集》，第3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820页。
[54]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5页。
[55]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56]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57]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58] 《张静如文集》，第3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年，第715页。
[59] 李向前：《人有多真，学有多深——张静如<暮年忆往>读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3期。
[60]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61] 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62] 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北京党史》2000年第6期。
[63] 张静如、王洪妮：《再论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64] 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北京党史》2000年第6期。
[65] 《张静如文集》续一，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66] 张静如：《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能为大众接受的好书》，《北京党史》2011年第1期。
[67] 参见《张静如文集》，第3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823、991页；《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73页。
[68] 张静如：《党史工作要打假》，《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
[69] 张静如、陈静：《求真务实与中共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70] 张静如：《引证和注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2期。
[71]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第6页。
[72] 张静如、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
[73] 张静如：《中共十五大与党史学科的发展》，《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74] 《张静如文集》，第4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3页。
[75]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5页。
[76]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6页。
[77] 张静如：《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78] 《由丁、马二人争论想到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79] 《从<守常全集>到<李大钊全集>》，《北京党史》2007年第2期。
[80]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509页。
[81] 参见《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2008年版。
[82] 《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83] 《张静如文集》，第1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页。
[84] 《张静如文集》续一，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85] 张静如：《中共历史学怎样研究文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文章来源 |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4期。
排版 | 李永恒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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