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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新论】周良书:中共党史文章的写法

中共党史文章的写法

摘要:党史文章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各部分写法也各有不同。具体来说,导言应当精致,有悬念。写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冒头法”,二是“破题法”。正文应当丰满,有内容。这里要把握三个环节:一是“均衡布局”,二是“有序排列”,三是“合理熔裁”。结论应当果敢,有力量。对此,党史研究者可用“首尾呼应”、“画龙点睛”、“提纲挈领”、“补述题蕴”、“发人深省”等各种方法。这是就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而言的。除此之外,还有会议文章、纪念文章和党史札记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比较常见。它们与一般党史文章,虽有相同之处,但在题材性质和表达方式上却大不一样。这也是写党史文章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写法;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一篇文章或著作,一般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各个部分有各自的分工。导言一般是引入话题,并简要提示本文的创新点。正文可以再细分成若干板块,从几个方面论证文章的观点。结论是对论据和论点的总结,最好在理论或意义上有个提升起到锦上添花作用古人有句形象的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很有道理“凤头”是说导言精致,有悬念;“猪肚”是说正文丰满,有内容;“豹尾”说结论果敢,有力量。“书有体裁,文有法度。”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遵守这样的“法度”

一、难在开局

   

“文章起头难”,这作者的甘苦之言。因为读者要看能否提出有趣话题,有无新颖的观点,或者大胆的设问,形成一个悬念,吸引人家看下去。如果开头抓不住读者就看下去了。里的关键是怎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开头方式。其实,一篇文章千变万化,目的无非要提出一种主张。现在略去那些细节不说,单主张提出来最基本的也只有两种方式一是“冒头法”,二是“破题法”。

“冒头法就是讲究“曲径通幽”其特点是曲、远、缓。作者一般马上接触而是先来一个发端比如,《诗经》有一篇《关雎》,它的开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冒头法”叫“由兴起题”,鸟相向合鸣,然后兴起君子与淑女相恋合欢主题除此之外,还有义中取题、因事引借题发挥其他具体方法下面举两党史文章加以说明。

比如,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后说明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最后归结到本题上来:“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再如,他另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义论》的开头是:“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然后提出“中国何处去”强调“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也是有益的”。最后归结到本题上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破题法”就是讲究“开门见山”,其特点是直、近、急。作者通常不用什么发端,马上就触到本题。比如,韩愈《师说》一文的开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业解惑也。”这篇文章起笔只有句话,却把师道说得如此郑重,成为全文纲领批评士大夫不尊师道的做法,读来使人既感理至,又觉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破题法”,叫“开宗明义”。除此之外,还有落笔入题等其他具体方 法。下面也举两党史文章加以说明

比如,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开篇破题,说明“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然后点题“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再如,他另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直接发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再问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这样拨开云雾,达到一笔成局的效果:“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当然,无论是“冒头法”,还是“破题法”,都要简洁明快、富于变化。一篇文章的开头若出现以下情况,就很不好了。第一,滥用模式,落入俗套。这类文章或平淡无味,或矫揉造作,会让人产生不快之感。第二,扣题不紧,上下不通。有的文章入题快,但由于思路不清,文字安排不当,也会给人游离之感。,落笔太远,入题太慢。常常是交代过多,好几段文字正题给人绕远之感。古时候有个笑话,叫“秀才卖驴”简单契约,三大张写到“驴”,尽是些无关废话,结果留下“三纸无驴”的典故。这是对作者的一大讽刺。所以文章开头能太平,也不要太长否则就不是“凤头”了。

然而这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从内容上看,“文章起头难”,还有更深一层原因好比画家对一幅白纸,总费许多踌躇,去思考应在哪里下第一笔。一个成熟的画家就不会这样,在一笔下之前,思考停当,心中早有了全幅的布置。布置既定,哪里下第一笔理所当然的事。作文也是如此。作者在一字写之前,整篇文章就应该活在胸中了。这时候,用什么方法开头,自然不必下额外的功夫。不能胸有成竹开头确是一件难事。且,岂止开头,下面一段一句将无处不难,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章起头难”,是难在对所要论说的对象缺乏彻底认识,尚未洞悉的内部和外部的种种矛盾,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以及解决矛盾的入手之处。这如同医生手术,不了解人体的复杂桔构,不了解病症的具体状况就无法正确地下第一刀。所以要解决这个难题,首先就要研究对象全面、深刻的了解,从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找出它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知道话应当从何谈起

当然,这也与作者的历史意识和主观判断紧密相关比如,《三国演义》的是魏蜀吴三国争斗的历史但作者先从桓灵失起,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据更重要的在于,作者“推其致乱之由始于桓灵二帝《水浒传》一部大书作者也是写起因为不写高,便写一百单八将说明乱自下生。不写一百单八将,先写高说明乱自上作。所以金圣叹说:“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这表明一部书的起点放在哪里,是与作者的历史观以及对这段历史的整体认识密不可分的。党史研究也不例外我们写党史,若单从1921年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毛泽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此外,文章的开头最好明确的问题意识也要费些功夫去琢磨。比如《岳阳楼记》,作者先说“岳阳楼之大观”,“前人之述备矣”问:“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物之情,得无异乎?”这里的玄妙就在于,一个“备”一个“异”字。“前人之述备矣”恰如论文学术综述”,物之情得无异乎”又如论文的提出问题”。这种方法我们写党史文章也可以效法也就是说,前人的成就,可以作为借鉴,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前人的不足,要解决的问题,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必要是“凤头”上最精美的地方若少了这一点,论文的创新就无从谈起



二、重在布局

  

正文是文章的主体,它要有丰富的内容,所以叫“猪肚”。对此,我们必须用浓重的笔墨来写,材料和论证一定要充分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谋篇布局,要善于将丰富的内容层次用章节来加以区分在安排章节和层次时,还应注意的逻辑性,要由浅入深,一环套一环地展开论述,使各个章节之间构成有机的联系,共同形成一个整体。这的确是要大费周章的。因此,最好一个提纲,然后依次书写这个提纲即使不写在纸上,也得先写在心头,那叫做“腹稿”并且,提纲越详细,表明想得越清楚,写成也就越容易,只要把扼要的一句化为充畅的几句,在需要接榫的地方适当地接上榫头就是了,所以还是谋篇布局重要。这其中也有不少需要注意问题

第一,均衡布局一篇论文布局是否均衡,不畸轻畸重,最能体现作者驾驭文章能力。首先,表现各章篇幅衡量的标准主要看两条:其一,每一个章所起作用是否明确,是否都为全局所需要。其二,各章所占篇幅与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相称。这就要求作者均衡文字,使各部分话题大体平衡一般说来,拿到一个题目,作者需先想它涉及哪些问题,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合并同类项成若干部分但是一篇文章话题,不会从头到尾都那么精彩。比较精彩、有深刻见解的就那么几点。因此进一步思考,如何合理配置它们,使各个部分都能引人注目所以作者“乾坤大挪移”话题从富余的部分,移入薄弱的部分像说书人一样,前面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接上“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同一个话题可以采用明说、暗说、顺说、倒说等各种表达方法其目的就是要在总体上保持平衡使各部分新意迭起增强文章整体表达效果。

其次,它还体现在史论关系上要求作者坚持史论结合,在观点和材料上保持总体平衡。一方面,理论或观点是文章的灵魂,是材料的统帅。没有它们,文章就像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既不知道他要赞成什么,也不知道他要反对什么。并且再进一步说,一切材料是用来说明问题的,并不是用的愈多文章就愈好。如果一味地显摆自己的“收藏品”,反而会让历史害上“浮肿病”。所以我们写文章,还是要注意讲理论讲观点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陷到一件一件事件里面去以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然而另一方面,材料又是文章的血肉,是形成理论或观点的依据。没有材料,文章就会流于空论,仿佛一个虚而不实、羸弱干瘪的人,缺少生气,没有力量。事实上在党史研究中,确有一些文章,观点是有的,但却举不出材料来证明观点,不能对观点作深入细致的阐述。这类文章,虽有观点却没有史实论证,虽有结论却不能让人信服。因此,一篇好的党史论文,就应当是历史和逻辑的合体,做到史与论的统一

第二,有序排列文章除了均衡布局以外,作者还要考虑到一条,如何才能做到全篇浑然一体。就像过去盖房子,用预制板拼接的,在两块板之间联结处用铁钩子钩在一起,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这样的房子实际上是几大块,一遇地震就全塌掉了。写文章也是如此,不能搞成那样的“板块结构”。检验的标准主要两条:其一,各章是否循序渐进,逻辑关系是否严密紧凑全篇是否有一条中心线索贯穿其中。其二,各章内每一节、每一段是否丝丝入扣、相互配合,形成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符合这两条文章才让人感觉“流出来的”,而不是“挤出来的”。如同打开水龙头,“哗啦”一下,水就喷出来了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而不挤牙膏一样,想一点写一点,磕磕碰碰、断断续续,不能一以贯之

这是就内容而言的,其实文章在形式也要讲究这个。一篇文章好不好,中看不中看,在于排列的好坏。例如“天地玄黄”四个字,王羲之是这样写,小孩子亦是这样写,但是王羲之写好,小孩子的差,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不然虽有好材料好观点会受注。至于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训练,一部分靠学习一些议论文章,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中,许多案例都是可以效法比如,脂砚斋评说《红楼梦》:“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里面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有序排列关键“冷热相问”“张弛并济”清毛宗岗《三国演义》这样评价:“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卷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见好月,令读者应接不暇”我们党史研究者也学会运用它。对此,胡乔木的意见很重要,他说:写党的历史,“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动人的描写,有大开大的章法。要改变过去那种枯燥、干瘪的写法,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

第三,合理熔裁。这是文章谋篇布局的又一道工序。所谓“熔裁”,就是锻造文章的本体内容文章语言文字这好比木匠用墨线来度量,用斧头来砍削使木料整齐端正一样。只有经过这道工序,文章纲领才明白晓畅,语言文字才不致繁芜杂乱。这里需要把握两个环节:

一是在内容上其机要事实上,任何一个笼子都不可能装下所有材料,任何一篇论文也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所以作者只该把与中心有关的内容写进去,而且要配列周全,使文章的主题显露出来。这是其一。其二,作者还考虑到自身条件,能否将所有内容连缀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本是每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除皇帝(万历)、两位内阁人学士申时行张居正、一名地官员海瑞名将军戚继光),以及一位哲学家李贽以外,作者还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王世懋。这是一位饱学之士,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他的观点可以替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有助于读者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但由于的生平所知甚少,无法书中其他人搭上关系考虑可读性及—致性之后,作者也只好舍他不用。

二是在文字上裁剪枝叶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由此区分一般说来,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无剩字为厚。因此那些漫无限制的随意话,像藤蔓一样伸出去的枝节话,都要砍削去掉,不让它浪费我们的笔墨。须知文章之美,不,只要表明意思就得。所以刘知几凫胫虽短,续之则悲;史文虽约,增之反累。除此之外,文章段落也要裁剪。当然是具体内容来确定,但长短适中,这样才能给人美观的印象。段落太短,显得凌乱;太长显得沉闷。如果进一步捉摸的话,句子的长短是大有讲究的。一般说来,有力的话,句子要短一些,抒情的话,句子要长一些。都是作文时应当注意的事项


三、义在结局

人们常说:“头难起,尾难落。”又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描龙画凤,难在点睛。”“口”之所以难“收”,“尾”之所以难“落”,是因为它是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最后一步。这好比相声的“收底”。相声的结构,一般分为“垫话”(引子)、“正话”(正题)、“收底”(结尾)。表演就是一个系包袱”(抛包袱)和“抖包袱”(解包袱)的过程。“包袱”是由夸大或误会所组成的矛盾的集。“包袱”是抛出一个难题包袱”是解答这个难题,而笑料往往藏在包袱里面,包袱一响人家哈哈大这段相声就成功了。

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部分叫“豹尾”就是要很有力量的意思它要求作者在充分展开论述把问题清楚后,找个合适的地方,全文有力地刹住,最好意思再上升一个台阶,使人读后可以举一反三,感到有回味无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唱荣华,而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大意是说,文章开头漂亮,但结尾憔悴,那它的就会,留下的风味也就不畅了。这就是《周易》所说“上无肌肉,行路难长远”的道理。所以对此我们也要多多留意。下面谈一点“结尾”的方法,以为党史研究者参考。

第一,首尾呼应。这种结尾方式让人感受很特别,仿佛远涉山水,然后回到点,坐定下来,重新品味往常经历一般。极端的例子是开头和结尾用同样的话。如林嗣环的《口技》,开头说:口技人坐屏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而已。”结尾说:“忽然抚尺一下,众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而已。”前后一样经过“百千儿哭”、“百千犬吠”后,回头冷清布景简单道具的确使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在党史文章这种方式也很常见。比如,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开头:“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结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这种表达方式,好比兵书上说的“常山蛇阵可以收到“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的效果。

画龙点睛即先完成文章主体最后在结尾处点明中心深化主题。这个“点睛之笔”可使全篇生活灵动,光彩夺目比如贾谊《过秦论》的结尾:“夫作难而七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实际上是全篇的论点,但作者开头没有提出来,中间也没有说,而是放在文章的最后一句全篇叙述秦国从弱到强、由盛而衰的过程,最后向读者提出问题,说明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不懂得攻守异势的道理。在党史文章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这篇文章先说明实践的特点和认识的起源,然后再剖析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最后才点题:“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点睛之笔”一支把全篇文章的内容,有力地射向读者。

提纲挈领结尾方式主要有两:一是“总结陈词”。作者先提出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如剥笋衣水到渠成才将论点和盘托出。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问题,然后经过一番深入分析和论证,最后总结陈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二是“再现思路”作者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后,再回头解说论证逻辑和文章主旨。例如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结尾,先说:“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就是交代论证的逻辑。后说:“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明全文的主旨。

补述题结尾方式主要有三:一是“转入新意”。例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论证全部议题后,突然话锋一转:“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后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最后重申:“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二是“继往开来”。例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在对全书作总体评价以后,开始展望:“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用这种方式把文章收住,确实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三是“查缺补漏”。如前所述,任何一篇论文,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所以作者要借此机会,对文中遗漏和缺憾作一点补充说明这种方式收尾,可使论证逻辑更为周延,文章主旨更为坚固。这也是党史论文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结尾方式。

发人深省这种结尾方式的特点是引人思考余味无穷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克终底绩,寄深写远”的意思。例如鲁迅《故乡》的结尾,把希望比作地上的路,然后写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再如毛泽东《纪念白求恩》的结尾由白求恩想到共产党人的精神,然后也写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个结尾都意味深长,饱含哲理,在人生观上予人极大启迪。当然,这个结尾也可指向党史研究的学理问题,抒发一些本题之外的思考和议论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那就最好不过了。

古人说:“为人重晚节,行文看结穴。”这是很有道理的。一篇文章穴处若出现以下情况,就前功尽弃了。一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作者在不该结尾处收笔书不尽言,给人有始无终的印象二是画蛇添足,尾大不掉。主题思想充分表达后,作者节外生枝,当断不断。三是标语口号,生搬硬套。在结尾处,作者凑成个“前进式”或“奋斗式”,喊上两句政治口号,以为这样才能突出主题,加强说服力。其实,文章有无力量全在于说理,空喊口号,反而显得生硬。都是我们党史研究者要引以为戒的


四、别样体裁

   

以上方法可用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这也是党史研究者接触最多的两种文体。除此之外,还有会议文章纪念文章党史札记,这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它们固然都要遵守文章的一般作法,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下面简要说明这三类文章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一,会议文章。现在学术会议研究者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但是也有一些会议,学术含量并不高。甚至有的会议,竟成为熟人间的闲话唠嗑,老友间的寒暄问候。每次会议见到的还是那些人,所听到的还是那些话。这样的会就不要去赶趟凑热闹了。

参加会议就要提交论文,这叫“以文入会”。所以会议文章也需认真对待,要争取拿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来,使人耳目一新,让与会者刮目相看。其实,现在一些会议文章让人耳目一新的并不多,反而一些研究生提交的论文,却能富有新意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在学风比较烦躁的当下,青年学者是可以为学界吹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成为会议文章学术化的一支重要力量的。

不过,“以文入会”,也是需要“入境问俗”的,不能破坏会议的规矩。古人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也就是说,提交一篇好的论文,既可使宾主感到体面和光荣,又能展现自身的文化修养。所以,提交的文章,一定要与会议主题有关,不能“节外生枝”;一定要是成熟的稿子,不能“滥竽充数”。若有会议发言,还需事先认真准备,否则临时磨枪、仓促上阵就不好了。

第二,纪念文章。这主要包括两种文章:一是“学者纪念”文章,即学术界为纪念某一学者而撰写的文章;二是“党史纪念”文章,即学术界为纪念某一党史人物或党史事件而撰写的文章。在党史研究中,我们只要稍作留意,就会看到这样的文章,而一般党史研究者,为人为事,也难免要动笔写这样的文章。

先说“学者纪念”文章。这往往是某一学者的同仁、同事、同学、朋友或学生,为纪念其学术成就和工作业绩而撰写的。研究者以这种方式,对有成就的学者或师长表示敬意,是值得称道的但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不可掉以轻心。一方面,其选题一定要在被纪念者所关注的范围。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别人一夸我,我就局促不安,因为他们还不到位所以,人也要夸到他的受用处。另一方面,其评价一定要恰如其分。应该说,表示景仰之情可以理解,但也不可言过其实太远。否则,“褒过而谬体弄文而失质”,就很不好了。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述往事,思来者”,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比如,在《悼恩师张静如先生》一文中,我写道:古人云:盖棺论定。余谓先生在定与不定之间。若师门无贤不肖,难继先生之学,则盖棺事定矣。若斯文有传,遗风永续,君子有所恃而无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则先生千古,其功业万世长存可也!这就是张先生逝世那一刻,我的真实情感,我的真实愿望

再说“党史纪念”文章。其实,以周年纪念的方式来研究人物和事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传统。通过定期的交流和讨论,不仅可以反思过去的研究,而且可以规划未来的研究。因此,纪念史学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但是,它也会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廊列其中,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一般说来,在一个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局面就要打破。也就是说,在党史研究中,我们将来必须摆脱纪念史学窠臼,开展经常性的研究。

当然,对于党史初学者来说,选择一个这方面的课题来做,也未尝不可。因为这样题目很容易找到,而且写出来也容易发表。但是做这样的事,也要适可而止。除非沿着某一问题深入下去,并且打算把它作为将来读书治学的中心议题,这个另当别论。否则,长期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只能是打游击,而研究者也只好做没有根据地的散兵游勇了。

第三,党史札记。写札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许多史家都用这种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成果。在党史学界,龚育之留下大量读史札记。比如《党史札记》一书,就是由他发表100篇札记汇集而成的。后来他又继续笔耕不辍,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现已大多收入《党史札记二集》和《党史札记末编》中。这些札记长短不一,长有数千言,短则几百字;所涉内容也是大小不一,大者关涉史事、制度,小则只及一词、一字。在龚育之对党史研究的贡献中,这三部《党史札记》,应当是和他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可以交相辉映的。

关于札记与一般论文的关系,顾颉刚讲得很透彻。他说:“论文篇幅长,易生盖立系统,有不得不加铺张者,既未处处作深研,自必不能无可击之瑕“笔记者,或长或短,悉如其分,多衍字,有简洁之美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所以,党史研究者从札记入手,以为将来的长篇大论作铺垫,也不失为读书治学的一个好门径。

事实上,一般党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生,在读书中偶得片段知识,但又不足以连缀成一篇长大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宜把它整理成学术札记。而这种札记,又大多是考证性的,所以不必加以特别修饰,只需用最短的文字,写出自己要说明的问题就可以了这类文章,因其短小精悍,且可读性强,也会受到一些报刊的欢迎。比如,《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读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都有这样的栏目。所以党史研究者,只要留意其中,就不愁没有好的选题,不愁没有好的作品。

总之,在党史研究中,只要有新知、有新意,就可落笔成文。至于新知、新意何来?就不好一概而论了。章学诚说:“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所以我想,新知、新意的由来,也就在这种“自尝”、“自被”中吧。除此之外,还真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文章来源 | 《学术界》2022年第9期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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