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何二龙、孙蚌珠：土地、城乡关系及中国式工业化
土地、城乡关系及中国式工业化
内容摘要：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维度，本文以土地为视角，从城乡关系分析中国式工业化。不同于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式工业化通过土地调整城乡关系，满足了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需求。土地改革的完成，为将农村经济剩余转移到国家工业化建设做了准备。土地集体化结合城乡剪刀差，提取了农村经济剩余服务了国家工业化建设。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以土地为核心的信用创造解决了大规模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融资约束难题，促进了城市工业化发展。新时代，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再工业化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是中国式工业化面临的重要方面。中国式工业化避免了工业化起步资本积累的暴力色彩和失地农民及无业工人的产生，实现了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避免了资本家阶级的产生，以土地为融资工具开辟了信用制度缺失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新道路。
关键词：土地 城乡关系 国家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 城市工业化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相互联系，政治和经济相互促进，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相互统一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做出新的贡献”[1]，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是采取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而是立足中国人民的鲜活实践、立足中国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强大生机活力的跨越式发展之路(代玉启,2022)。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历史依据和历史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逻辑，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王公龙、付星博,2022)。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动开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董慧、胡斓予,2022)，中国式现代化把全心全意为实现人民富裕和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王治东,202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传统文化三重逻辑塑造了特色鲜明的现代化的中国理念(廖胜华,2021)，不仅对于全世界各国政党探寻富有自身特色和遵循历史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富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语境的中国方案(王世泰、余达淮,2022)。但从工业化角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献较少，本文从工业化角度入手，把土地、城乡关系以及工业化结合起来，试图解释中国式工业化之路，丰富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维度，以土地调整城乡关系，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是中国式工业化的典型特征。不同于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殖民掠夺、海外贸易以及战争等手段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中国通过制度设计，以土地调整城乡关系，满足了早期工业化需要的资本积累，开启了一条中国式工业化道路。中国在不到100年时间内，完成了英国3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却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维持了农业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同时，中国不同于东亚模式接受美国经济援助，在实现工业化起步的同时削弱了主权的独立性，降低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中国自主实现工业化起步的同时维持了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避免了资本家阶级的产生，以土地为融资工具，开辟了信用制度缺失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条件下建设工业化的新道路。发挥土地融资功能，中国将金融资本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避免了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本文以土地和城乡关系为视角研究中国式工业化，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定意义，对于第二个百年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一定参考。
二、英、美、日等国的早期工业化
现代化的核心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因此，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逻辑主轴，是理解现代化的核心(唐爱军,2022)。工业化起步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殖民地扩张、奴隶贸易以及不平等交换，在完成工业化起步的同时，往往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无业工人，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而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资本积累之路，开创了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中国道路。
(一)圈地运动、殖民扩张与英国早期工业化
任何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原始资本积累、剩余劳动力以及工业品市场都是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而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对外掠夺、殖民扩张等暴力手段完成了工业化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劳动力需求和所需要的商品市场，从而开启了工业化之路。
首先是圈地运动为工业化发展准备了大量劳动力。英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圈地运动，第一次是15世纪-16世纪，发起者是农民自己，规模相对有限，也没有对农业和工业形成根本性改变，总共不到22%的公用土地被圈。真正有影响力的是17世纪之后的第二次圈地运动，由政府主导，规模空前，根本上推动了英国工业化发展。随着英国海外殖民的扩张，毛纺织品的市场空前扩大，由此导致了对羊毛原材料的需求，利润刺激封建地主通过暴力手段和强制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建立大型牧羊场。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成为无地农民，进而成为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剩余劳动力。据统计，仅1801-1831年农民被夺走600多万英亩，其中公有土地350万英亩，却没有一文钱的补偿。同时，圈地运动造成了农民和土地的分离，农民失去了生存保障，被迫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产者，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生存。圈地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得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换为资本，另一方面使得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历史过程”。圈地运动一方面使得土地资本家把从农民手里掠夺过来的土地变成资本，另一方面用立法手段使得大批失地农民成为资本家的雇佣者。
其次是殖民扩张和对外贸易积累了原始资本，同时提供了广阔的原材料产地和海外市场，从而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英国的海外殖民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海外殖民时期，这一阶段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重要的是英国主导的三角贸易，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商人把酒、工业品等运送到非洲换成黑奴，然后将黑奴运动到美洲换去美洲的白糖、烟草和白银，之后运回欧洲卖掉，然后进行下一轮贸易。大三角贸易通过血腥暴力手段，建立了一个跨洋的经贸圈，十八世纪末，三角贸易占到了英国总进出口额的60%。通过海外贸易，英国实现了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第二阶段是18世纪到19世纪，海外殖民扩张为英国工业化建立起了工业发展需要的原料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英国奉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大力扶植海外殖民贸易。海外殖民贸易不仅为英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市场，也为工业品提供了销售市场，弥补了国内市场不足，支撑了英国工业化的发展。正如19世纪著名的殖民理论威克菲尔德所说：“由于工业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仅依靠自由贸易，英国的工业难以为继，英国必须进行海外殖民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繁荣，才能避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二)对外贸易、土地扩张及美国的早期工业化
黑奴贸易和鸦片贸易是美国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美国尤其是北美在殖民地时期，利用黑人奴隶的劳动和当地的土地资源优势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农业的发展是美国工业化起步的基础。据统计，在奴隶贸易中，有1200万从非洲运到美洲，其中航运死亡达到1000多万，非洲人口损失达到3000多万，黑奴贸易在繁荣美洲农业的同时，给非洲地区带来了长期的衰退。依靠烟草、靛青、稻米等大宗商品发展外向型经济，美国从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形成了一个繁荣富裕的社会，完成了后来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社会基础(付成双,2011)。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鸦片贸易对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美国金融史和经济史认为美国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自于“欧洲的投资”。但根据美国历史学教授杰奎琳·唐斯的研究，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在美国工业化中发挥了“第一桶金”的作用。19世纪初，中国经济十分发达，对外贸易较为活跃，茶叶和鸦片成为出口和进口的主要商品。美国人通过鸦片换取茶叶，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美国，提供了美国工业化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黑奴贸易和鸦片贸易，是美国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两个关键条件。对华鸦片贸易中，英国控制大部分，其余被美国控制，位于麻省首府的波士顿公司份额最大。这些鸦片公司通过对华鸦片贸易获取巨额财富，贸易的增加又提高了麻省的税收收入。一方面，鸦片贸易获取财富的鸦片家族通过直接资助美国的高校如哈佛大学、耶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促进了美国教育事业发展，麻省政府税收收入增加也提高了教育投入，这都为美国工业化需要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利润还被投入到美国的蒸汽轮船、矿山和铁路之中，政府也将贸易税收用于城市道路、桥梁等建设，共同促进了美国城市设施的改善。
农业同步工业化和“交通”革命共同满足了工业化的劳动力需求。美国的劳动力转移相对比较温和，主要是通过农业工业化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来完成的。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提高了农业工业化水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农业人口转移提高了条件。1860年美国人均粮食800公斤，1920年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加之农业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农村人口转移条件下，人均粮食保持在1200公斤左右(黄天柱、夏显力,2010)。其次，海外移民也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因为农业工业化水平提高转移出来的人口，被美国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商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吸收。美国工业化基本保持了农业人口的有序转移。
最后，美国通过土地扩张获得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国内市场(欧阳峣,2017)。美国的土地扩张，对美国工业化同样重要。对原著居民的土地掠夺和战争等手段，是获取土地的两种主要方式。南北战争之后的近百年中，美国通过西进运动等政策，以不平等的土地交换和强迫行政命令，甚至驱赶和屠杀等手段，从原著居民手中夺过了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到美国国土面积的2/3（张红，2021）。美国的土地扩张极大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扩张，但是以原住居民的牺牲为代价。其次是战争，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不仅使美国获得了2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极大了扩大了美国工业品的市场，却极大阻碍了墨西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美国的土地扩张不仅带来了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还极大得扩大了工业化所需要的国内市场。
(三)美国援助、出口导向及东亚模式的工业化
东亚模式工业化需要的资本积累是靠美国援助完成的，是一种依附式的工业化之路。东亚模式的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初始资本来自于美国的援助，因此受美国影响较大，在“广场协议”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模式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二战结束后，东亚国家工业化发展同样面临资本积累问题，相对于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手段，东亚模式的早期工业化前进了一步。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在工业化中存在“两缺口”：投资大于储蓄的资金缺口和进口大于出口的外汇缺口。引进外资是解决“两缺口”的最佳方法，这主要是靠美国援助实现的。本节以美国对日本的援助分析东亚的工业化之路。二战之后，日本工业生产不足30年代的一半，贸易发展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盛行，经济秩序混乱。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开始关注日本复兴，对外援助解决资金缺口重启工业化是美国援助日本经济的主要方式。1948年美国国会建立了1.5亿美元的“自然纤维周转基金”，资助日本发展日本纺织业生产。1948-1949年又拨款1.65亿美元建立“占领地区复兴援助”，之后又用小麦棉花等物质提供了21.23亿美元的经济救助，通过“美元对等资金”向日本贷款8.6亿美元。1954-1955年提供了2.16亿美元的贷款，1958年通过世界银行向日本提供2.5亿美元。日本同时从美国提供的用于发展经济合作为军援的贷款40亿。此外，美国私人资本也大量涌入日本，成为日本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戴俊杰,2007)。同时，日本从美国引进大量的技术设备。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成为日本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起点。
和英美等国早期工业化通过战争、暴力手段开拓工业品市场相比，日本采取的是贸易等经济手段。在接受美国资本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同时，日本采取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为国内工业品寻找广阔的海外市场。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煤炭、钢铁、造船、汽车等产业，并大量出口纺织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出口地是美国，用于解决发展需要的资金问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满足短期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化发展，但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的依附。美国对日本的援助虽然启动了日本的工业化之路，但对美国的依附增强，日本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在日本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的经济地位之后，美国通过贸易战对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创，广场协议签订造成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而中国工业化起步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即没有通过英国的暴力手段，也没有采取美国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和鸦片贸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和东亚模式的依附式工业化也完全不同，是以土地调整城乡关系，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需求，开启了中国式工业化之路。因此，研究中国式工业化背后的制度基础和发展模式，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土地、城乡关系及中国式工业化
(一)土地革命与农村经济剩余
中国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和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也是中国式工业化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保证了农村经济剩余不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占有，保证了农村剩余最大限度留在国内，为国家将农村经济剩余集中起来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做了准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
1、 农村经济剩余的外流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在广大农村存在的土地封建所有制，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剥削农村经济剩余的根源。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工业产值占比33%，其中手工业总产值为44.4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7.9%，近代工业产值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农业在整个产业结构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66%。1927年，中国总人口约4.5亿人，产业工人只有200万人，农民占到了80%。无论是从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农民和农村都占绝对优势(孙乐强,2021)，从经济剩余角度看，农村经济剩余也占绝对优势。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决定作为现代化起点的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必须来自农村，但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剥夺农村剩余，严重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列强通过赔款割地、烧杀掳掠、横征暴敛、不平等条约大肆剥夺中国传统社会剩余，资本外流，工业化起步需要的资本积累难以满足，现代化发展举步维艰。根据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赔款的实际总额约为13.75亿银元，折库银约10.45亿两，折海关银约8.83亿两(王年咏,1994)，而1984年财政收入只有4800多万两，1900年财政收入较高的时期为2亿两左右(何本方,1984)。按照4800万两财政收入计算，中国对外赔款需要28年还清赔款，即使按照最高的2亿两财政收入计算，中国对外赔款需要6-7还清赔款。在广大农村，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耕地70%-80%，地主和富农把土地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收取高额地租，残酷剥削，农村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巨额的战争赔款造成的农村剩余外流以及封建主义对农村农民的剥削，中国工业化起步根本不可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以及封建势力掠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剩余的基础，是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障碍(孙乐强,2021)。
2、 土地革命为农村经济剩余服务国家工业化做了准备
土地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也是建立工业化的起点，“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2]，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民土地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广大农村农民参加革命，建立革命的武装，以土地为核心把革命和武装结合起来，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土地政策从“没收一切土地”、“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变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3]”。土地主要发挥政治作用，服务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李春根、罗家为,202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土地改革的完成，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废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阻止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剩余的外流。在广大农村解决了土地这一根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彻底瓦解了封建主义在农村的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前提和政治基础。通过土地革命，空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长期停滞的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农村剩余大幅度增加。最为重要的是土地革命阻止了农村经济剩余的外流，将农业经济剩余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手中剥离出来，为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做了准备。
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虽然保证了农村经济剩余留在国内，但土地农民所有制仍然无法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土地农民所有制无法保证农村经济剩余直接为国家推进工业化所占有，同时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有制本质上仍然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无论是从农村生产能力还是国家汲取能力看，国家工业化发展都需要将农民土地所有制转变到国家土地所有制(陈海秋,2002)。
(二)土地集体化、城乡剪刀差及国家工业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土改的完成，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社会主义主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核心目标是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土地的农民所有制难以适应新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中国迫切需要变革土地农民所有制的经济关系，发展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农村的经济剩余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
国家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积累的剥夺过程(温铁军、杨殿闯,2010)。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基本上通过对内剥削、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原始资本积累。无论是英、美模式先发展轻工业再逐渐过渡到重工业，还是日、德模式通过政府投资发展重工业，都是通过压榨本国人民、掠夺海外殖民地或者依附式发展获得原始积累逐渐完成的(刘戒骄、孙琴,2021)。西方为工业化而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带有暴力手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
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建立国家工业化为根本目标，历经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三次制度变革，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探索实践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工业化起步之路。
1、 土地集体化、城乡剪刀差与资本积累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城乡工农剪刀差是完成国家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的手段。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总任务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国家工业化初始需要的资本积累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而农业增加值则占到50%以上，同期英国和美国工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48%和37%左右。同时，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比达到85%，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鉴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国家工业化需要的资本积累只能来自于农村。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农业剩余的需求，给农业合作化注入新动力。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中指出，农业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土地集体化分为三个阶段，按照产权结构来看，先后经历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三次制度变革(陈海秋,2002)，形成了中国土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为将农村经济剩余集中起来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黄群慧,2021)。
统购统销和城乡剪刀差是提取农村经济剩余的手段。1955年末，合作社由上半年65万个1700万户上升到190万个7000多万户，1956年底，全国96.1%的农户加入了70多万个高级社，基本完成了集体化。土地的集体化和城乡剪刀差，成为从农村提取国家工业化发展所需经济剩余的最有效手段。城乡剪刀差的核心是城乡不平等交换，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较低的价格提取农产品，为工业发展汲取大量农业剩余。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发出《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12月初，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生产的粮食的农民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1956年，国务院规定，合作社以社为单位统一交售，分配粮食时，优先保证国家任务，而高级社则规定必须模范完成对国家的义务，不折不扣的完成国家征购的任务。剪刀差提取的农村剩余，一方面满足城市工业发展需要的资本积累，一方面偿还以举国举债方式引进外资形成的对外负债。根据严瑞珍的估计，1952-1997年间，农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12641亿，平均每年274.8亿元(孔祥智、何安华,2009)。而根据温铁军的估算，1953-1978年25年，通过工农剪刀差转移的农村经济剩余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这一时期，农业部门创造100元，通过统购统销和城乡工农剪刀差，1952年有17.9元转移到工商部门，而1978年转移高达25.5元。正如薄一波1991年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5]以土地调整城乡关系，通过和平手段，在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避免了失地农民和无业工人，更没有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这和西方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相比，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2、 人民公社、国家能力与城乡人口有序发展
土地集体化增强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空前提高服务了国家工业化。如果说土地改革将组织因素带入农村的话，土地集体化及人民公社运动，将国家的控制能力推向极端，破解了中国存在的皇权不下乡，国家能力空前增强。每位村民的个人生产资料、劳动都归公社所有，参加公社组织的统一劳动、统一分配。以人民公社集体化形式完成国家统购统销的任务，比个体户要容易很多。其次，人民公社时期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滞后，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影响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此，通过国家能力的提高，人民公社动员了广大农民兴建水利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据统计，人民公社时期修建大型水库、中型水库、小型水库分别为302座、2110座、82000座，分别是1949年的50倍、162倍、67倍，总库容4500亿立方米，是1949年的21倍。在大兴水利的同时，人民公社时期还进行了土地开荒运动等。水利设施的改善，大幅度的改变了我国的农业条件，为提高农村经济剩余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土地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运动，空前增强了我国的国家能力，以组织形式保障了国家最大化提取农村剩余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建设(肖立辉,1999)。
土地集体化同时维持了城乡人口有序发展，避免了失地农民和无业工人现象。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序流动和失业工人，如英国圈地运动造成的农民频频造反。中国是人口大国，国家工业化时期，农村人口占比超过85%，人口的无序流动会引起社会危机，从而动摇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土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将广大农民约束在土地上面，以人民公社组织起来进行农村经济剩余的劳动，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服务国家工业化建设，避免了农村人口的无序流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中国式工业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将农村经济剩余转移到国家工业化建设，农民和农村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发展做出来巨大贡献(严瑞珍等,1990)。以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工农剪刀差为基础，中国完成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任务，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及农村工业化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重工业发展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暴露出来，再一次推动土地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成为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式工业化进入到农村工业化的新阶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不仅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还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者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消费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乡镇企业崛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乡镇企业提供了丰富劳动力
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从根本上打破了以人民公社为名的、为服务于城市工业化资本积累而构建的集体化体制。使得农村财产关系全面调整，农村利益主体由过去的70万个生产大队、480万个生产队变成2亿多农户。财产关系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丰富的农村动力从集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为之后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
2、 农村经济发展为乡镇企业提供了消费市场
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民收入增加，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消费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家庭承包权、生产自主权以及经营收益权。产权制度的改革，解决了农村公社时期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加之国家大幅度提高粮价，农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释放了农民消费，为之后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消费市场。据统计，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非农业收入占比仅为7%，1988年非农业收入占比为27.3%，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非农业收入贡献超过33.7%；乡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乡村社会商品零售额是1978年的5.2倍，占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60%左右；1978年到1988年，全国市场规模增加3.8倍，乡村市场扩大为全社会市场扩大贡献了58%的份额(黄守宏,1990)。在1983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6年的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在1988年之前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城乡差距迅速缩小，农民消费水平增加，农民消费额占社会商品零销总额的60%以上，商品市场空前活跃起来(萧冬连,2018)。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
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农村工业化
人民公社的解体，社队企业面临转型问题，国家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1979年7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分，可以加速我国工业发展进程，为社会提供大量工业品，同时缩小工农差距。这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乡镇企业借助劳动力优势、广阔的市场以及政策环境，占领了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据统计，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年均增长率都在30%以上，高于同期国营经济增速十个百分点以上，高于社会总产值近十个百分点以上。如图1所示，1990年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多，同时解决了25%左右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到2000年时候，乡镇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将近50%左右，解决了农村劳动力30%的就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飞速发展。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劳动力，为乡镇企业提供了丰富劳动力资源，还激活了农村经济，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消费市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我国农村农业化的发展，是中国式工业化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图1 乡镇企业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乡镇企业增加值和乡镇企业从业人数来源于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
全国工业增加值和全国农村从业人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注：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比是指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与全国工业增加值占比
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占比是指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与农村从业人数占比
(四)土地融资、信用创造及城市工业化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倒逼城市进行企业改革，企业改革带动了我国市场化改革。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工业化进入了城市工业化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式工业化的最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地方政府政府行为模式由“经营企业”向“经营土地”转变，利用土地工具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力量。土地不仅作为生产要素投入，还作为制度工具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杜雪君、黄忠华,2015)。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发挥了土地的信用创造功能，破解了我国信用制度不完善条件下的融资难题，解决了工业化发展的资金需求。
1998年至今，我国的工业化在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大的同时，还伴随着资本深化和金融深化持续进行(刘元春、陈金至,2020)。1998-2018年间，中国的第二产业年均增速保持在8.4%，高于发达国家5%的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1%，高于美国15%的水平。在中国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候，资本形成/国内生产总值、广义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0.3568和1.2266增加到2018年的0.436和1.9871,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为什么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本深化和金融深化也不断提升？土地制度的变化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
1、 土地城乡二元结构、住房商品化改革及土地招拍挂
中国的土地城乡二元结构、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和2003年的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同时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为核心的城市工业化之路。1998年我国推进了住房商品化改革：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以住房分配货币化为核心，配套住房建设、供应、金融改革，发展住房交易市场，加快住房建设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成为住房建设改革的主题。住房商品化改革为土地财政提供了市场需求。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和土地招拍挂制度直接催生了土地财政的产生。
首先是土地城乡二元结构。1982年《宪法》规定了土地所有制的二元性，农村和城郊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土地二元结构以及建设用地的特殊使用规定是土地财政形成的前提条件。土地所有权二元制最终体现在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二元性，尤其是建设用地(张云华,2019)。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这里的“国有土地”，不仅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还包括国家征收的包括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规定了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的垄断性供给。结合1990年通过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我国明确将包括工业用地在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垄断开放权授予市、县级地方政府，意味着地方政府将获得土地收益的大部分。土地城乡二元结构为土地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土地价格剪刀差提供了条件。
土地价格剪刀差为地方政府推动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来源。根据现行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地方国库，成为政府性基金预算，且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收入具有很大自由支配权。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国有土地供给，获取巨额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即“土地财政”(邵新建等,2012)。土地财政形成了一个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共赢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地方政府用土地收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尤其是工业企业入住，房地产企业用土地获取银行贷款进行房地产开发进一步带动工业企业发展，银行获得了稳定的利息收入进行信用创造，共享土地收益的同时解决了工业化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而农民和集体仅获得土地出让收益的极少部分。
2、 土地财政、信用创造与城市工业化
以土地要素为核心，土地的金融属性加强，以土地促进资本投入，解决了工业化发展的资金约束，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首先是土地出让金为中国式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来源。地方政府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关键。由于中国信用制度缺失和税收制度改革，传统预算不足为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化提供充足和持续的资金支持，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张莉、李舒雯,2019)。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供给，通过土地引资、土地财政以及土地金融共同促进城市工业化发展。
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开启了城市工业化发展之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加之分税制的改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通过控制土地，以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开启了城市工业化发展之路。首先，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资源促进了企业进驻。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甚至补贴吸引企业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以此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研究发现，在官员晋升锦标赛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工业化发展，在工业用地上甚至存在底线竞争，即竞相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竞相降低工业用地实际出让价格和竞相降低引资质量的底线竞争。然后，企业以低价的土地工业用地到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缓解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约束。官员晋升锦标赛结合地方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中国的城市工业化正式开启。利用地级市工业用地面板数据实证也发现，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的增加，可以显著拉动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尤其是工业增加值(杨其静等,2014)。利用地级市工业地租和商住地租研究也发现，低价工业地租和高价商住地租总体上促进了城市工业人口的增加，但地租策略会随着城市发展等级升高和集聚效应增强而减弱(雷潇雨、龚六堂,2014)。最后，工业企业增加还会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从而增加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带动土地升值，形成地价上涨-工业增加的循环模式(郑思齐、孙伟增,2014)。
图2 土地出让金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随着土地出让成本的飙升，土地财政过渡到了土地金融模式，成为解决城市工业化资金约束的又一制度创新。2011年土地出让金成本飙升后，土地财政依靠土地出让金难以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依靠土地的融资功能和对建设用地的垄断性供给，诱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兴起，解决了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基础建设的融资约束问题，城市工业化开始大规模扩张(刘元春、陈金至,2020)。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将国有土地注入融资平台扩大资产规模，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同时依靠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能力，获取金融机构的大规模信贷，借入充足的资金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又将提升土地价值并促进长期资本的流入，从而提高了土地出让价和抵押土地的价值(王贤彬、张莉,2014)，由此增强了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在下一轮融资中获得更多的资金。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核心，发挥土地的融资功能，形成了“，形成“注入土地-土地抵押-城市工业化-土地升值-土地出让-还债”为基本运营模式的中国式城市建设之路。如图3所示，城投债规模在2011年之后大幅度升高，土地抵押贷款在2012时候占到土地出让收入的2倍多，在2015年达到了3.5倍。
图3 土地抵押贷款和城投债
数据来源：土地抵押贷款和土地出让金来自《中国国土统计年鉴》
城投债规模来自Wind数据库
地方政府依靠国有土地垄断这一制度基础，形成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发展模式，在我国信用制度缺失条件下解决了融资约束难题，快速推动了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可以说，土地引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尽管土地财政出现带来了很多问题，但如果没有，也不会有中国城市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工业化伟大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及后来的土地金融(赵燕菁,2016)。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带动了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快速扩张，是中国式工业化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制度创新的体现。
(五)土地流转、城乡融合与农村再工业化
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核心的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在短时间了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式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但同时也面临不可持续问题。从经济发展规律看，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工业化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有效配置，还会拉大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土地财政导致的高房价问题也会引发社会矛盾，将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刘志彪,2010)。从我国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城乡时代大变革时期，需要推动农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土地价格剪刀差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转移到城市，在促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农村工业化逐渐衰落。2020年农村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2.6%，相比2002年的50%左右下降了38%，“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最大的短板，也会制约中国式工业化的进程。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以农村再工业化促进城乡融合，是新阶段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土地制度改革要以发展农村农业为核心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土地制度改革都是多目标制，土地不仅具有资本积累和融资功能，还兼有农业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在“三农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短板的背景下，农村土地无力也不应承担更多，土地改革应该以发展农村农业为核心目标(刘同山、张凤,2021)。首先以土地流转解决农村再工业化的资金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资金都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农村信贷资金本来是服务农村发展，却出现了农村信贷资不断外流的现象，据统计2013年农村信贷资金外流达到50.1万亿，农村存款余额始终高于农村贷款余额。促进农村再工业化发展，迫切需要的是解决农村工业化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也许是解决农村工业化资金问题的一种方式。探索农村土地集体入市制度，推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平等收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以激活农村土地价值，发挥土地的资产属性，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满足农村工业化发展的资金需求。
以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工业化，让农民同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农民收入的增加，不是依靠农业本身，而是让农民共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郝寿义等,2007)。发挥土地资本属性赋予农村土地财产权，一方面使得农民共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化发展可以解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过剩的产能和庞大的就业人口问题，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农村工业化同步发展(刘志彪,2010)。
以土地制度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财政保障。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较慢，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应的子女、居住等制度发展滞后，核心还是缺乏资金问题。要解决农业人口市民问题，土地财政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刘志彪,2010)。例如通过土地财政获取的资金，在城市建立一个融资机制，为转移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服务，使得转移人口无后顾之忧，自愿放弃农村土地(陶然、徐志刚,2005)。同时借助于土地银行，对农村土地集中开发，一方面为放弃农村土地的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一次性补偿，还为留在农村人口发展提供融资支持，推动农村工业化建设。
四、中国式工业化和英、美、日等国工业化的比较
中国通过土地制度变革城乡关系，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工业化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来新的贡献。中国式工业化，在诸多方面不同于英、美、日等国的工业化道路。
(一)以土地变革完成资本积累，避免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色彩和依附式发展
资本积累是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面临的主要问题。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海外贸易尤其是黑奴贸易完成了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英国实现工业化起步的同时，阻碍了非洲奴隶贸易区以及海外殖民地工业化的进程。美国通过鸦片贸易和黑奴贸易以及不平等交换完成了工业化发展的“第一桶金”，又通过土地扩张和战争手段满足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在美国工业化起步的同时以原住民的牺牲和其他国家工业化止步不前为代价。日本通过接受战后美国经济援助实现工业化起步同时，形成了一种依附式发展之路，降低了日本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受到重创。中国通过变革土地制度，以土地调整城乡关系，土地集体化改革通过经济手段和组织手段提取了农民经济剩余，在维持农民农村正常发展条件下建设工业化，开辟了工业化资本积累新道路。同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保持了主权独立和完整，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之路。
(二)避免了失地农民及无业工人大量出现，实现了城乡人口有序发展
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发展，往往伴随大量的失地农民和无业工人，同时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英国的圈地运动造成的“羊吃人”，以及“血腥立法”造成的失地农民的死亡，还是在部分地区爆发的农民起义，都带有血腥暴力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6]在工业化起步之后，工业发展造成的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并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危机。而中国以土地制度变革，保持了人口有序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国家工业化时期，中国通过土地集体化改革使得国家能力空前提高，广大农民通过人民公社组织起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同时避免了失地农民和无业工人的出现，更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在农村工业化阶段，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农村人口有序转移。在城市工业化阶段，农村人口逐渐实现市民化转型。中国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进程中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在工业史上是一种奇迹。虽然中国工业化也存在一些其他问题，但相比西方国家的失地农民、无业工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动荡是一种巨大进步。
(三)政府主导工业化，避免了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主要由资本家主导。工业化起步阶段，通过暴力、不平等交换、海外殖民、战争等手段产生了最初的资本家，之后通过资本集中和资本集聚，以信用公司和股份公司两大杠杆产生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影响甚至主导政府产业政策。在完成工业化起步之后，金融资本不断发展，取代产业资本成为资本的主要形式，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工业化-去工业化-金融化的发展道路，金融资本膨胀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
而中国的工业化主导力量在政府，早期的国家工业化主要是中央政府，以土地集体化完成资本积累。城市工业化阶段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土地金融解决融资约束。政府以土地主导工业化进程，一方面避免了资本家阶级的出现，维持了中性政府的角色(贺大兴、姚洋,2011)。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始终被控制在适度范围，服务于工业化发展，更没有出现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
(四)以土地为融资工具，中国开辟了信用制度缺失条件下建设工业化的新道路
中国以土地为核心开辟了工业化融资的新道路。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伴而生。而中国信用市场缺失，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尤其是城市工业化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需要发达的信用金融市场支撑。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工具，创造性的发展出了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发展模式，解决了工业化发展中的融资约束难题。中国的土地制度创新为中国式工业化做出来重要贡献。
五、结论和启示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新贡献。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维度，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工业化经历了国家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阶段，在中国式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土地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的完成，阻止了中国农村经济剩余的外流，使得农村的经济剩余不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占有，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我国通过土地集体化，为统购统销和城乡剪刀差提供了制度基础，同时，土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增强了国家能力，在保障最大限度提取农村经济剩余满足国家工业化需要的资本积累的同时，保持了城乡人口的有序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工业化发展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迫使我国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二次土地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消费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乡镇企业崛起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城市企业改革，共同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工业化进入了城市工业化阶段，城市工业化是中国式工业化的关键阶段。我国形成的以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土地的金融属性不断放大，通过信用创造，土地解决了我国信用制度缺失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的融资问题，以土地为中心，中国的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是中国式工业化的关键阶段；现阶段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农村再工业化促进城乡融合，是中国式工业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工业化用来不到一百年，完成了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保持了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出现的无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现象，也没有引起大规模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其次，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战争等手段，中国工业化以土地为手段，通过制度设计和平的完成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也不同于东亚国家的依附式工业化，在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没有摆脱美国对本国的政治干预，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之路。中国以土地为融资手段，开辟了信用制度缺失、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条件下大规模建设工业化的新道路。同时，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避免了资本家阶级的产生，金融资本被控制在适宜的范围之内，避免了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
中国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中国道路。
注释：
[1]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N].人民日报，2021-07-07(002)
[2]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47.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4.
[4] 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99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0.
[6] 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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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二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蚌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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