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尚娜娜，康沛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演进逻辑、建构途径及时代诠释
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演进逻辑、建构途径及时代诠释
摘 要：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作为一种观察人类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真正分野，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之社会历史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宏大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铺就了唯物基础。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以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派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史观的批判与超越，建构了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为其准确理解和把握人民史观提供了一把独特的锁钥。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前提逻辑的方式转变、具象思维的范式建构、社会历史观的方法重塑，不仅阐明了人民史观的生成进路，而且实现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方法论变革。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核心要义，并且根据新时代的形势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作出了新诠释。习近平总书记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共建共享的三重维度阐证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联结，深刻阐发了人民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中一以贯之的主体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新时代；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人民性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1]。这高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地位。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作为一种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真正分野，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之社会历史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宏大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铺就了唯物基础。具体而言，“人民史观”变革了西方传统哲学对社会历史观察的视角，这种变革不是以一种抽象的本体论去代替另外一种抽象的本体论，而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人消解了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存在，终结了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使人这一社会主体的现实价值在实践生活过程中得以去蔽和显现。人民性既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为思想引领，守正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禀赋，为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作出了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诠释。在2021年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深刻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者，将“人民”这一术语与执政基础划置于同等地位，将人民的支持与否所塑造的政治合法性上升至关乎党生死存亡的高度进行沉思，深刻诠释了人民的利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的根本坐标地位。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为解读文本，同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最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依循“批判与建构—范式变革—时代诠释”的逻辑演进理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进行历史溯源与时代诠释，这既是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现实要求，也是厘清传统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论域联结的现实旨向。
一、批判与建构：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演进逻辑
革命思维的出场首先要从官方意义上论证其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马克思将这一论证过程与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性联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马克思不断地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历史观、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以及费尔巴哈派人本学进行证伪、纠偏，从而对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全盘清算，为实践唯物主义及其精神内核——人民史观的历史出场扫清了思想障碍，建构了真正的社会性的人之本质与人民史观。
（一）黑格尔理性主义历史观：精神的人之本质与思辨理性哲学的“困顿”
黑格尔理性主义历史观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发展的规律使然。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以理性尺度代替神学尺度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界的时髦。黑格尔批判吸收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并将其提高到本体论的地位。黑格尔理性主义世界观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只有精神才是人真正的本质，“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4]。黑格尔主张精神地理解世界历史这一前提假定，直接导致了他颠倒现实的人与抽象的意识的相互关系，把世界的运动看作抽象思维的运动，把人看作“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5]。正是源于此，在谈论“创造世界的主体是谁”这一基本问题上，黑格尔会不自觉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将意志、愿望、激情等抽象的精神视为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将整个历史的发展视作自由意识发展和绝对精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
黑格尔理性主义历史观有双重缺陷：第一，黑格尔忽略了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黑格尔把劳动视作人的本质，但是对标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6]。与此同时，他仅仅看到劳动的积极一面，忽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异化现实，充分暴露了其脱离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缺陷。第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中，作为行为外化的主体不是人，而是抽象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抽象的绝对精神作为外化的产物并且仍然在外化的形态中确证着精神世界。例如，黑格尔扬弃了宗教、神学观念之后，承认宗教、神学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但仍然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寻求自身的确证，其虚假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裹挟于思辨理性的矛盾中无法自拔。正是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观并未超越神学的覆盖范畴，实质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之柱”[7]。
（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抽象的人之本质与思辨思维的“庸俗化”
青年黑格尔派标榜“自我意识”哲学，以“自我意识”为唯一实体而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而在表象上与老年黑格尔派区分开来。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自我意识”的历史地位和论证自由，鲍威尔等人从黑格尔关于精神与现实相互作用的思想退回到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相互对立，将自我意识对现实的批判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又将“自我意识”哲学称之为“批判哲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旧有世界的一切的不平等、剥削观念都可以通过“自我意识”的批判而消除，只要工人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8]。青年黑格尔派以抽象的人之思维为本体，抑或以脱离人的抽象存在为本体，忽略了人本身的现实存在方式。为了更加“合理地”为“批判哲学”证成，鲍威尔等人有意识地提前扮演起批判的化身，把自己以及精神、批判自诩为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而与“懒惰、肤浅、自满”的群众相对立，诬陷“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9]。
总体来看，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并未超越甚至正确运用任何一门学说，只是对黑格尔“批判”哲学的简单抄袭与非法引用，甚至在一定领域内因背叛了黑格尔体系的合理范畴而使其庸俗化发展。第一，青年黑格尔派对“精神和群众”的理解，囿于在思辨哲学固有体系的框架之内徘徊不前，并未摆脱黑格尔思辨思维的范畴，甚至完全割裂并颠倒了物质世界与哲学思考的关系，消解了黑格尔理性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实证”原则，走向了合理内核的反面。第二，青年黑格尔派对工人历史作用的指摘与解放途径的指引相互矛盾，自我指证了“批判哲学”的虚伪与病态。一方面，他们污蔑“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自然难逃“一无所有”的宿命；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工人的解放欢唱高歌，劝诫工人们在头脑中消除阶级剥削的概念以获取安身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发一通神圣的雷霆之怒的同时，又向群众巧言奉承了一番。”[10]
（三）费尔巴哈人本学唯心主义：感性的人之本质与消极人本学的“误区”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旧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思想界囿于黑格尔体系止步不前时，一举打碎黑格尔体系的“绝对精神”的基础，为创立新的“感性哲学”——人本学论证了历史必然性。在费尔巴哈看来：“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11]费尔巴哈强调，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而是由人的活动的对象的性质决定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现实的、有形体的、实践的人才理应是未来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马克思对此赞誉：“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2]
不幸的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抽象的精神的人之本质时，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个思维“误区”——感性的人之本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类”本质——爱和友情。一方面，费尔巴哈对于类本质的主体——“一般人”的设定并非“现实的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德国人”。这就是说，他脱离社会实践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物，既看不到社会实践附着下的人之本质的区别，也尚未看到人的实践与周围环境的积极主动的关系，对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性的直观。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观上，费尔巴哈将世界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及其复归的过程，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社会意识的变迁。实质上，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将宗教或神学设定、否定和恢复的同时，也设定、否定和恢复了抽象的、精神的东西。正是基于此意义，马克思提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3]
（四）实践唯物主义：真正的社会性的人之本质与人民史观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主要是围绕人的本质以及人民史观的建构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整个德国的批判都没有脱离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依赖。无论是未加伪造的黑格尔范畴还是将其世俗化的范畴，都只是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因此，尽管每位对“批判”进行批判的哲学家们都自我断言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实则他们仍在旧有的哲学体系范围内止步不前，并未在逃离虚无的精神高地上作出实质性的努力。
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出发理解人的本质以及建构人民史观，不仅为人民史观的创立打下了合法性的理论根基，而且为在“批判中建构”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了范式布展。与德国古典人学从抽象的人之本质与否定人的实践相反，马克思着眼于从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范畴出发揭示人的本质与人的历史作用。德国古典哲学从抽象的人的本质与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出发阐证社会历史运动，最终得出的关于世界历史创造主体（精神）的结论也是非现实和非历史化的“观念性”的抽象结论。例如，黑格尔派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忽视人的实践性与现实历史运动的衔接；而费尔巴哈在批驳黑格尔派的同时，囿于阶级偏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直观性，在自然观上高扬的唯物主义并没有妨碍其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革新了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范式，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强调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中考察和理解人的本质，进而对人的本质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中介，借助于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核心范畴——实践的解读，批判了超阶级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虚伪的人权说，提出了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在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基础之后，马克思遂即对人的社会地位给予高度肯定，指证了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充分阐释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一实践唯物主义命题。
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建构的前提批判，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还是费尔巴哈的感性人本学历史观，其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社会地位的解说，要么是囿于哲学家书斋里所作出的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解释，要么是带有资产阶级剥削意识和欺骗性的虚假说明，都未能真正揭示人的本质与社会历史运动主体的本来面貌。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那里，若要真正理解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历史地位，需要将其置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行考证，使哲学的思维范畴从“天国”下榻到“人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历史作用的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以一定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挑战了资产阶级固态化的意识形态，拒斥任何形式的辩证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化的抽象价值诉求, 既反对德国古典理性主义的精神无限动能性以及导向历史目的论的无限统一性，又反对德国古典人本主义背后所潜存的先验框架和本真—异化的二元论幻想。在实践上，它通过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解蔽与人的历史作用的阐证，使得人民群众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潜力”，意识到自己的主体价值、社会责任、能力担当，并作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和“仲裁人”在阶级斗争中去炸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官方上层，获取自我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权益，最终自己解放自己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范式变革：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建构途径
马克思在建构实践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范式变革，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的重大发展，也是基于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范式批驳基础上的自我确证。通过梳理这一理论范式演变的肌理纹路，可以发现，马克思通过前提逻辑的方式转变、具象思维的范式建构、社会历史观的方法重塑，在展现了人民史观的建构全景的同时，也实现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方法论变革。
（一）前提逻辑的方式转变：从抽象的“精神世界”到实践的“物质世界”
从现实出发，马克思将人的本质从抽象的“精神世界”移植到实践的“物质世界”，实现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抽象逻辑到实践唯物主义的现实逻辑的转变，进而建构了关于人民史观的前提框架。相比于德国古典哲学或从抽象的思维出发演绎世界历史运动规律，或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中阐证人的本质，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本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现实规律。黑格尔派把精神视为人的本质，从抽象思维出发考证社会历史发展，并不能从现实意义上完成对人的本质的真正解蔽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总结。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物质世界才是“真正的实证哲学的出发地”。这就完成了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前提逻辑的转变，只有在转变后的逻辑框架体系内探讨人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才能真正揭橥“历史之谜”。再者，就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来说，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为立场，坚持从“类”出发考察上述问题，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完全剥离于社会之外的“类”，将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的本质——“爱与友情”发展的历史。很显然，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虚假设定，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到本源，因此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先验设定也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存在。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人的本质与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将其置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之下进行审视与反思，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真正解蔽与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真正阐扬。
（二）具象思维的范式建构：从德国古典哲学范式到实践唯物主义范式
马克思基于具象思维范式的考察视角，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感性主义世界观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算，从而实现了从德国古典哲学范式向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的逻辑演进。就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世界观来说，黑格尔看到整个世界历史是人通过劳动自我创造、自我生存的过程。但是，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归功于抽象精神的劳动功绩，忽视了群众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的作用，因此他对于世界历史的解释只不过是抽象思维的自我演绎。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脱离客观的社会存在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主张从感性的、现实的方面去理解人的本质。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或实践的方面去理解，其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仍然游离于有深度的哲学关怀和有温度的现实关怀之外，并未直击社会问题的深层。马克思将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引入哲学考察的范畴之中，一方面在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中确定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另一方面拓展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历史空间，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运动视域下进行考证，从而阐明了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毫无疑问，马克思这种建构在实践机制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对黑格尔的保守理性主义世界观和费尔巴哈的感性主义世界观都是一种革命性的批判和改造。
（三）社会历史观的方法重塑：从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在社会历史视野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哲学方法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以一种实证科学代替本体论，而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社会存在消解抽象的、虚无的精神存在，建构从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黑格尔从理性主义哲学视角出发，将整个历史视为“观念中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全部历史运动都是由人通过抽象的精神劳动自我创造、自我生存的过程，历史发展的规律由此也被赋予了思辨神秘色彩。青年黑格尔派创就了自诩为革新的哲学体系，其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以及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探讨仍未脱离抽象精神的框架体系，实则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主导历史这一思辨哲学的庸俗化发展。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承认世界历史的运动是由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所主导的，以“现实的历史”取代“观念的历史”，以人的实在的物质生产实践取代抽象的绝对精神概念，摆正了黑格尔所颠倒的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主宾关系。马克思提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5]费尔巴哈以感性的人本主义作为改造黑格尔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工具，他在旧唯物主义体系范畴内首先举起了反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唯心史观的旗帜，强调哲学的思维范畴应该从抽象的精神世界下榻到现实的物质世界，关注人的现实存在。但是，费尔巴哈对人与周围环境的认识只是一种原始的消极的关系，看不到这种关系是被科技和生产的发展所中介的历史关系，“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主张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立足于主体的或实践的人的本质来探讨整个社会历史的变迁。从马克思革新的历史观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进行批判性联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把社会历史发展与现实世界中人的本质及其实践活动相联系，从而实现了从思辨的理性主义、直观的人本主义向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转变。
三、论域联结：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现代诠释
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思想生成及其范式变革，颠覆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认知，对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执政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坚持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确证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禀赋，在新时代的视野下重新诠释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由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
（一）关注现实，一切为了人民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的无限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17]。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想要试图为未来人类社会图景作出细节性的规划，因为他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18]。但是，他们所预测的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至少在两个维度符合人之本性的标准，并且藉以不断拓展。人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存在，肉体的物质满足只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最初理想境遇，在更高意义上，以自由发挥力量与才能而获取的价值肯定才能够彰显生命目的的终极善性。新时代，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粗线条描绘中对人的现实关照为基本事实依据，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一切为了人民”的鲜明立场。其一，在生存权利的维续上，一方面，习近平注重从总体上把握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9]，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注重从区域分布上把握人民群众生活的差序格局和需求秩序，因需施策、有的放矢，强调在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有层次地、逐级地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其二，在生命价值赓续发展的意义上，习近平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20]“非抽象的符号”“具体的人”突显了“人”的具象化形象，要求在超越人的肉体向度上眷顾人民群众的情感需求、心灵秩序，突显了中国共产党敬佑人民生命价值的伦理精神与伦理智慧。
（二）扎根“草野”，一切依靠人民
区别于黑格尔等人将人的社会活动下降为历史工具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1]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义了“人民”这一术语，将其由英雄史观所界定的“无知群氓”和插科打诨的依附性角色重释为“历史的创造者”，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从而使社会历史变迁之谜真正揭弊。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图景中观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跨过了一道道难关，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要在波诡云谲的外部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内部环境的多重考验中完成历史使命，人民力量这个法宝须臾不可离。其一，一切依靠人民，需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强调：“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22]扎根于“草野”，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执政营养和执政本领，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者对马克思主义优良传统的赓续，也是倾听民间不同声音、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探索精英—大众的政治实践契合点的现实路径。其二，一切依靠人民，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拥有丰富的经验、高超的智慧、精湛的技术，并且能够在实践中将其有效地转化为创造历史的显著效能。因此，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及时总结、概括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党和国家的理论与政策，这是深度挖掘实践源头活水的行径依赖。概而述之，中国共产党通过“听—学—用”的协同机制，在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达到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意见的允洽。
（三）创新社会治理，由人民共建共治共享
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23]。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存在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其中大多数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或者说，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也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特征，如罗尔斯所说：“虽然社会是一种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24]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现阶段解决社会冲突、协调利益关系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2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者遵循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培育“领域协同—人民参与—协商共建”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政府有效管理、社会灵活调节、人民自觉介入的良性互动机制，使人民群众能够切实参与共建的力量、真实贡献共治的智慧、稳实获得共享的成果。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生成遵循了循序渐进的演化逻辑。马克思立足于哲学理论创立的物质和经济事实，反对德国古典哲学在抽象的精神世界中演绎世界历史运动规律，主张在具体的、社会的、实践的物质存在中勾勒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批判与超越。首先，马克思在对各种唯心史观的批驳、证伪中，将人的本质从抽象的虚幻的精神世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了人的具体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反对抽象的人性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古典哲学人性论对人之本质的歪曲。其次，在实现从抽象的人之本质向实践的人之本质这一前提逻辑转变的框架之下，马克思确证了人的科学内涵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把被英雄史观边缘化的“群氓”大众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央，指证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决定性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是第一次在人中国共产党依循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指导，将维护人民的利益贯穿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过程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紧迫、矛盾更加复杂，只有真正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新时代社会形势的变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核心理念，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视角，深刻阐发了人民这一历史主体的实践性与能动性，赋予人民群众高度的情感眷顾和价值关注。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者高度警惕社会改革深化期民众权利的滥化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注重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着力提高对未来社会风险的预期能力和防范能力，强调用法律规范社会秩序、约束公民行为，为人民发挥主体性价值功能提供了空间与平台。总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一是表征了对传统马克思人民史观的精神赓续，阐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立场；二是在新时代语境下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升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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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尚娜娜（1992—），女，河北邯郸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党建；康沛竹（1964—），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文章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P82-88。
排版 | 李永恒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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