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张蓝天：江西地方社会的权势格局与五四运动（1917-1920）
江西地方社会的权势格局与五四运动（1917-1920）
[摘要] 江西特殊的地方社会格局对当地五四运动的兴起发展、议题内容、运作方式及结局走向造成了深刻影响。运动初期，正是出于借学运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及通过支持同情学运占据省内外道德制高点的企图，赣督、商界、省议会及教育会对学运给予了道义或实际行动上的支持，为江西五四运动初期的兴起发展创造了一定空间。江西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反对议员加薪、米谷禁运、救济浔路、教厅风潮等议题均与旧有的社会格局密切关联，通过学生界的积极行动生发出新的意义。但随着运动的深入，相关权势团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赣督转向限制学运，商界、议会、教育厅与学生矛盾丛生。各界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学生社会联合理想的困境，既有社会积弊和各权势阶级的局限性还是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关键词] 江西；地方社会；五四运动；军绅商学界互动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以北京、上海为中心扩展至全国、由民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其“在地化”的实际情况日益得到重视。但是相对于处在运动前沿的京沪、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五四运动研究仍相对分散[1]。江西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五四运动开展所遇阻力较小、发展相对顺利的地区之一，具有独特的考察价值，目前为止也形成了较多重要的研究成果[2]。在此基础上仍然值得追问的是，江西的五四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往论者多关注运动的外部助力——近代以来大众传媒、社团组织、新思潮等推动作用[3]，而对运动与地方社会因应的关系多语焉不详，或归于督军态度、江右文化风气等普泛性阐释[4]。
笔者认为，结合历时性维度及具体时空背景，进一步考察五四时期江西地方社会特殊的权势格局尤为必要。正是因为地方上既有各权势集团有借学运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及通过支持同情学运占据省内外道德制高点的企图，为江西五四运动初期的兴起发展创造了一定空间，部分旧有议题也在运动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但由于这些权势集团在阶级立场、价值追求上与进步的学生界有着根本分歧，双方逐渐分道扬镳，对运动目标的最终达成造成了一定障碍。本文的考察范围，自1917年陈光远任江西督军起，至1920年江西五四运动渐趋尾声、主要参与者或议题发生变化为止。其中，时局变动与传统存续交织，派系、利益与话语博弈并存，新中有旧、旧中开新，汇聚而成五四运动之大潮。
一、江西五四运动基本概况
江西地区五四运动发生早、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涉及地域广阔。1919年5月6日，北京学生罢课消息传到九江，九江各学校当即联名致电政府，声援北京学生[5]。此后南昌、九江等地学生联合会纷纷成立，发动多次学生游行，并联合商界、教育界、女学界等其他群体，参与了罢市抵货等活动。五四运动同样扩展到江西的其他地区，如赣西萍乡，赣东北上饶、横峰等地，得到了爱国进步青年的积极响应。寒暑假期间，不少学生返回自己家乡，进一步传播进步思潮、号召联合行动。此后，在12月“闽案”发生后声援福建学生，反对段政府和约善后方案，及翌年5月纪念“五四”、“五七”等关键节点上，江西学生运动还掀起了几次高潮，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当时报纸亦曾赞许“赣人爱国热之耐久”[6]，江西五四运动从地方层面上升到全国关注的焦点之一。
江西五四运动既包括学生及商民罢课罢市这一典型行动，部分地区如九江还成功进行了罢工斗争，运动表现形式较完备，并与若干富有地方性色彩的议题相互交织。
一为反对议员加薪案。1919年5月26日，省议会开会议决议员加薪一倍[7]，消息传至学生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五月底及六月初，江西学生通过联合商民各界，发动多次罢市罢课行动，省政府只能暂时取消加薪动议。
二为米谷禁运斗争。米谷禁运之争本与商会内部多重矛盾有关，但在五四运动大潮中，米谷禁运直接与维持民生、反对接济东洋或军阀战争联系起来[8]，势必转化为地方五四关注的议题之一，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其中所为甚力。1919年6月28日，九江首先实行米谷禁运，但成效并不理想，此后一直处于“似禁非禁”的状态，至1920年6月陈光远开米禁为止，该议题在学生、商会、议会及官府间反复拉锯，持续了将近一年之久。运动初期如江西督军陈光远、九江道尹傅春官、部分议员都曾给予一定支持，但现实效果不佳，加上资本雄厚的商绅运作其间，使得相关议题内幕重重，但也折射出学生行动之毅力。
三为救助南浔铁路斗争。自清末江西京官李盛铎主张修筑南浔铁路以来，由于规划不善、效益不高且路政败坏，该路早已负债累累，本属历史疑难问题。1918年日本以催缴该路债款为由，汲汲谋取该路管理权，并准备进一步将路线推广至闽粤两省[9]。为弥补资金缺口，两年间，李盛铎频繁向日本台湾银行及英美资本借款[10]，相关举措早已引起地方社会不满。1919年5月，南昌地方报纸再次披露南浔铁路左支右绌的财务状况，台湾银行亦不同意南浔铁路公司将未能偿付的息金转为新债，扬言若不立即清偿，“则把这条铁路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11]，引起了地方社会的普遍关注，六七月间，由学生积极组织，各界联合的保路大会得以召开，将维护地方权益与国家权益联结起来，唤醒了众人的危机意识。
四为反对教育厅长斗争。五四期间，教育厅长许寿裳要求校长约束学生罢课串联，提前组织考试，引发学生不满。此后，声援“闽案”时学生联合会被封，及次年“五七”纪念时部分罢课学生被开除两事，深刻地激化了双方矛盾，这一斗争本身也汇入全国学生界要求教育自决的整体诉求之中。
学生在江西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既与京沪地区紧密联动，又注重地方社会的联合，参与运动的群体广泛。江西学生联合会密切关注长江各埠罢课情形，与其他地区联合行动[12]，同时呼吁地区内部团结一致，函电全省各中小学一致罢课，不少学生表示不惜牺牲自己的求学光阴，与学生会共进退[13]。在运动初期，学生与军政商教界均有一定的合作，学生的坚定行动将维护国权的意识与公民联合的理想广泛传播开来。如九江学生界积极联合社会其他各界讨论救路问题，众人议论纷纭，多无可行举措，甚而有寄希望于督军省长者。相比之下，学生界代表则颇为坚定，指出“此种责任系在人民，若人民不能自立，官厅亦岂能为力”[14]，“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话语的提出，明显带有着五四时期独特的进步意义。7月24日，由军绅商学各界代表组成的江西省救济南浔铁路会召开，可谓是五四时期江西地区一次空前的大联合，该会以唤醒赣人集体自觉为标旨，点出南浔铁路与江西全省、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紧密联系[15]，表现出从学生界传递至社会整体的“大联合”精神。
相对于湖北、浙江等在五四期间直接发生流血冲突地区，江西五四运动初期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1919年五至八月间，军政商教界在学生激烈反对的山东问题提案上多持同情态度，通过发电联络各方，表示道义支持，在上述议题上，部分权势集团还在实际行动上给予学生一定帮助。结合袁玉冰的日记来看，当时在南昌地区，各校学生互相联络、利用公共空间开会议事等行动均相对自由，学生游行亦多次诉诸地方权势主体如督军省长、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16]，对之抱有一定的期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些权势主体的态度逐渐有所转变，其内部的裂痕也暴露出来，学生一直吁求的加薪、米禁及浔路案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值得对若干主体的动机和行为进一步加以剖析。
二、弱势实权与权势维持：赣督陈光远的态度递嬗
在民初地方“军绅政权”中[17]，督军作为一省最高实权人物，对于五四运动的态度至关重要。然而赣督陈光远实则弱势实权的角色，影响了其在时局中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内部问题上的因应策略。在应对五四运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其深刻地卷入了地方社会的若干互动，乃至相互激荡、互为借力。
陈光远的相对弱势主要受时局变化、综合实力两方面的深刻限制。学界一般认为，赣督与苏、鄂联结为直系基本势力，以与皖系相抗衡[18]，并常以陈性格懦弱、有神经衰弱之嫌，认为其在皖直之争中，不过附和苏督李纯[19]，“李去则赣之陈无能为，惟虑其才不足当此要冲”[20]。然而，“长江三督”之间并非了无罅隙。和李纯所长江苏不同，湖北、江西与川湘、闽粤毗邻，堪称处于南北之争的前线阵地，直接面临辖境安全、兵力筹备和财粮接济等现实问题。自段祺瑞主持发动湖南战役以来，陈光远对和战一直态度摇摆，在南北调和中，其相对于苏、鄂两督，亦表现出一定自主性。其中，时局变化中其固有地位能否保存当为影响其态度的直接因素，深层原因则在于，相对于苏鄂两督，陈光远的综合实力明显较弱。
所辖兵力上，李纯统中央陆军第六师，兵力共约12000人，此外包括13000人左右的地方军队；王占元所统军队约达55000人，而陈光远所统中央陆军第十二师，兵力仅10000人左右[21]，南北兵戎相见，不仅兵力不敷分配，更有外来者势力坐大之危险。除此之外，在拒绝鲁军取道方面，因皖系主要集矢于苏督，鲁军入长江，必先经过浦口等地，江苏可首先充当“拦路”作用[22]，故陈光远也主之甚力。而在1918年2月，李纯最终妥协，鲁军入境，段祺瑞一度欲以张怀芝代陈光远，更让其感到危机重重，转而寻找联合力量。
在财力方面，近代以来，受京汉铁路、江浙沪垄断性地位影响，位于长江流域的江西在近代贸易体系中却相对边缘[23]。民国初年，江西地区财政收支体系相对混乱、收不抵支，[24]与鄂、苏两省存在不小差距。1918年年初，由陈光远一手提拔的江西财政厅长杨庆鋆就称“本省财政困难，已达极点”[25]，在应对客军驻扎、募兵援湘等问题上已相当困难，财力之限界又使诸多选择成为某种必然。为弥补财政困难，军政高层只得频繁选择向日本在九江开办的台湾银行借款[26]，陈光远特意赴京运动，亦与需向中央协商款项有关[27]，势必向诸方力量谋求转圜，此为张力之一。且江西为盛产稻米之地，南北战起，各路军米缺乏，纷纷来赣采办军米[28]，尚能于财政收入有所补益，而又不能完全置境内客军、民众粮食维持于不顾，尤其涉及到此间商会的态度，则更为复杂微妙，此为张力之二。
人际联结上，陈光远此前长期经营于京津、绥远等地，与江西地方联系甚少，因此在处理地方关系时相对更加慎重。其既在政见上与主张和平护法的旅沪、旅粤赣绅相通，也与1918年8月北京政府选出的新国会亦存在密切联系[29]。这两类群体的形成与1916年省议会复会后绅士集团在传统渊源基础上，开始新的分合有关。前者基本上为早期同盟会会员，曾任职于李烈钧督赣时期的革命政府或首届国会，部分为政学会成员，与西南实力派有一定联系，大多倾向南北调和[30]。后者基本属安福系、研究系，多为清末致仕，与实业界、教育界联系较广，在地方社会具有较高地位和影响力。与省长戚扬长期在赣，和地方势力的联系根深蒂固不同，陈光远未表现出鲜明的派系倾向，逐渐化劣势为优势，通过联结各方力量，斡旋于南北、新旧之间，在地方社会树立起一定声望[31]。
五四运动发生后，作为地方实权人物，赣督陈光远在运动初期对学生行动较为宽容，给予运动以一定的空间。尽管维持秩序仍是其第一考量，但在蓬勃发展的学潮中，其基本上顺应大局，尽量避免与学生直接发生正面冲突。
1919年5月14日，军民两长电告府院“学生愤慨情形”[32]，此后，进一步转呈江西学生的爱国情感[33]，以示地方民气。九江罢市过程中，受军政界指示，军警在维持秩序之外并未干涉相关活动[34]，使运动初期学生与商民的爱国抵货行动得以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赣督表态也与时局中的诉求相缠绕，曲折地作用于地方运动的发展上。同时期，陈光远与苏督李纯措意许久的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因此，其一面敲打段系“外交吃紧”的困局，一面表示解决外事，首先应致力于国内和议，方能于“民本”、“民心”有所裨益[35]。与此同时，旅沪赣籍士绅罗家衡等亦与之同声相应，电告全国反对北京政府向旧银团借巨款及在巴黎和约上签字[36]，直接助推了五四声浪。
但是赣督陈光远的支持有其限界，随着运动的深入，其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自陈光远督赣以来，财政恐慌就已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1919年上半年，除了仍频频向台湾银行借款外[37]，仅能依靠“地丁及茶木米粮等出口之厘税得以临时敷衍”[38]，米粮出口攸关财税收入，一旦取消，造成的财政压力更可想而知。受军阀资源消耗、财力不济的根本制约，其不得不倚重并袒护商界巨绅，在学界与商界上层关于米谷禁运的争夺上渐趋消极。在接见学界代表时，军民两长及财政厅长往往措辞含糊，并未实际采取措施之意。如财政厅长宣传所谓“三年弛禁方法”，主张监控米价、抽税调节、划分地段，方案看似复杂庞大，却难有实现之可能[39]。督军陈光远曾一度以保障民生及反对资助战争为由，表示将继续维持米禁[40]，此后，却也做“以退为进”之举，表示赣米出口后之具体情况官厅亦难以知晓，“最好请学生代官厅帮忙”，“如查得赣米出口后，有在何处、卖与某国情事，即请该地学生联合会告赣”，[41]显然也不切实。面对米商运动弛禁与学生坚决主张严禁之间斗争日益尖锐，官厅即已采取一种骑墙态度，甚至宣布“对米禁无成见，唯以真正舆论为标准”，诸多米商即不惜收买报纸、学生，不过给金钱运动以更大空间[42]。
此外，五四运动的兴起发展根本上冲击了赣督陈光远地位的合法性和现实利益。国民身份意识上的“自治”观念巍然成风，落脚于地方自治和个体自治之上，表现为“赣人”成为集体行动的话语和被诉求的对象，各方均以代表“赣人利益”自任，分别串联旅居各地的同乡团体，“赣人治赣”成为笼罩式话语，亦在不同语境中被赋予了相异内涵。
1919年八九月间，国民党系军事领袖李烈钧再次图赣，陆续派遣远征军到达赣南附近[43]，江西地区南北对峙的军事形势再度紧张，李烈钧亦以“赣人治赣”为由，反对直隶出身的陈光远[44]，更增添其危机感，陈光远对学生运动及排戚动议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9月25日，因民系主持的《匡报》披露陈光远赞成安福系头领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一事，陈光远便对相关报纸衔恨在心，要求取缔报纸、管控言论[45]。学生因受闽案刺激再度游行，呼吁解决其一直诉求的米禁、浔路等相关议题，陈光远便决定采取强制措施。12月14日，其要求警厅封闭学生会，造成学生群情激奋、集体罢课[46]，江西地方五四运动的空间暂时收紧。
此外，伴随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愈发凸显，段系主持的北京政府试图更动陈光远职位，其与久遭弹劾的省长戚扬更有“同病相怜”之感，陈在试图维持自身权势之外，亦尽力为戚扬说项[47]。1920年始，部分旅京赣籍安福巨绅如李盛铎、蔡儒楷、吴钫等，却也以“赣人治赣”为名暗中运动，希冀谋得省长一职，无疑与江西军民两长渐成水火。陈光远不仅严厉压制当地报纸，对地方士绅也疑窦丛生。报载其与一士绅与谈，后者不得不着意解释“京沪各处之政客辈，侨居省外，既无财产之牵连，复有党派之关系，所以提倡自治，希图个人活动，若我等则安处家乡，久托庇督帅之下，不特不赞成自治”[48]，可见地方社会环境整体上的紧张状态。
经过五四运动的大潮，江西军政首长陈光远、戚扬虽然维持了自己的位置，但由于五四所引发的国民情绪、自治诉求为各方所运用，根本上侵损了其权势地位，其逐渐转向与学生、士绅疏离乃至对立的态度，人际联结、地方资源等方面均受削弱，此时可谓已种下权势陨落的种子。1921年，戚扬被迫离任，一年后，陈光远最终也因难抵南军进攻而去职。
三、商界与学界的合作与矛盾
商会直接关系地方财政税收，又通过直接介入南北和议大局，扭结为中央与地方之间一股颇为强势的力量[49]。五四运动中赣督的态度递嬗实际上正直接受到商界反应的牵动，后者与学界既有合作、又渐生矛盾。
五四运动初期，学生首先联合商会，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广大商民更是积极响应。五四发生不久，九江总商会就与学生会同时致电“乞速电欧会代表抗争，为国家争生存，为人民免奴隶”[50]，具体反应主要体现在罢市、抵货、反对议员加薪上。
一方面，罢市、抵货主张的实际施行直接需要商会的支持，因此，学生代表相当重视对商会的宣传与联络工作。5月23日，九江南伟烈学校及其他各高小学生均派代表赴商会协商，次日，九江绅商学界召开秘密会议，学生代表慷慨陈词，希望商会“毅力主持”[51]。在举国风潮中，大部分基层商民不乏公益心与爱国情感。6月12日，除商会副会长辜葆城所开商店及七八家钱业店铺不肯关闭外，大部分商店坚持罢市[52]，学生则组队维持秩序，起到了较好的配合作用。两日后，九江和上海取同一节奏预备开市，引发部分街头苦力工人的不满，学生亦在劝解双方、平息冲突中所为甚力。[53]这一过程中，青年学生行动力、良好形象得以显现，时《申报》称誉道：“不论聚集多人，只要学生一言，无不立散，即八九岁小学生，人民必信仰”[54]。在江西修水县，返乡学生也通过热情宣传和真诚行动，使地方绅商人士深受感染，商会领袖当即表示对不再贩售日货的提议极为赞同[55]。南昌地区，在学生演讲、传单宣传的影响下，钱业若干商民自发出资翻印“中国学生团所发表之二十一条中日密约共万余份，邮寄各属及各乡村，俾人人得知国家状况危亡，以力图自救”[56]，进一步提升到思想自觉层面。
另一方面，在反对议员加薪一事上，商界的加入明显增强了学生行动的力量。当学生与商会代表结队共赴督军署时，却得到了督军陈光远的重视，其表示可“顺应民意、解散议会”[57]。随后，九江总商会、教育会也联合发电反对议员加薪[58]，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
在部分事项上，学界表现出对商界的依靠，似助长了商界自恃之意。如在磋商联合办理国货维持会时，学生表示“力多求商会多负责任，务期达到目的，无论应如何进行，均惟商会是听”[59]，部分商界领袖甚至直接提议该会应以“商界”冠名[60]，为此略生龃龉。但总体上在运动初期，商会给予的支持应得到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商会内部也存在多重分歧，深刻限制了其整体作用的发挥。其一为上层巨绅与基层商民的矛盾。1915年12月，财政部允准九江弛米禁[61]，由于稻米分销内地利润不及出口至外埠，外销成为米商普遍选择。1918年后，随着入境客军增多，针对米粮外运造成本地米价高涨，总商会为回护军政界关系，直接要求米业公会减价[62]，但因外运权限仍操于总会领袖之手，名为减价、实则内部利润不均，由此分歧渐生。所谓“米谷禁运”动议之提出，前期已带有内部互动之复杂背景。其二为商会内部的激烈的权力争夺。1918年，九江商界领袖级人物舒先庚去世，此后九江商会会长长期未能落定，“彼此各怀意见，兹闹不休，会务因之停滞”[63]；而在南昌总商会选举中，巨商龚梅生、卢馥窗通过权势运作继续当选，却将印刷业、皮货业、磨坊业等小行业目为“非正当营业”，乃至不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引发了不小的风潮[64]。江西地区商业主要集聚于南昌、九江，各商帮辐辏，本地外来杂处，处理内部人际、利益关系颇为棘手，商会所能实质性联合的范围亦较为有限。
商界内部不同阶层的裂痕延续到了五四运动之中。此前在罢市问题上，商界领袖如九江商会副会长辜竹平、南昌商会会长龚梅生及部分大会董，就多持排斥态度，与众多商民情感、学界诉求相对立。米谷禁运风潮中，如辜竹平等兼营米粮贩卖的巨绅，仍可依托个人权势私自出口，不少资本雄厚的米商也可通过疏通关系，继续贩运。正如《申报》的点评一针见血：“禁米之后，小本经纪当然不能贩运，其强有力之米商既有操纵之权仍可乘机偷运垄断利权，如价稍平又可以便宜收进”，同时偷运还能省去捐输负担[65]，愈发造成利害不均，引起主要由中小米商组成的米业公会的不满。8月14日，该会函告学生联合会，请其与商会接洽、停止代运，同时检查米船、罚办充公[66]，折射出其对于五四运动中、作为一股颇有生机力量的学生行动的期待。学生联合会随即多次派代表与商会接洽，表示山东问题未解决，主张开禁接济东洋，于国权上不合；军阀战乱、民生凋敝之时，开禁更造成米价高涨、民食不敷[67]。在痛陈道理外，学生界还组织游行演说团，散发白话传单，向工商界宣传米禁与民生的重要关联[68]，并在此后组织了几次联合游行，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议[69]。
此后，学生界与上层商绅的关系迅速恶化。9月15日，南昌学生联合会为响应京津沪各界联合会之要求，拟组织江西省各界联合会，却遭到南昌总商会的消极反抗。商会在入会问题上几经反复，以发泄对学生此前捣毁日货、米谷禁运之不满。其害怕学生势力藉联合会之成立“日益膨胀”，因而准备“乘此时表示不赞成，减学生之锐气”。针对商会之态度，大会最终议决其加入与否本无足轻重[70]，等于双方矛盾直接被公开化。
在联合救助南浔铁路问题上，商会态度也有所转变，1919年6月3日，九江总商会分函总商会、股东会，指出“时机危迫、再难延迟”，更应合谋补救[71]。但在米谷禁运风潮发生后，1920年1月，由淮盐公所陈小梅牵头，以商会为主体发起了“卖米救路讨论会”，设想在沪市米价上涨时卖米集资，而商会在米谷禁运与弛禁之争炽热之时提出这项动议，本身就是与学界博弈的反映。但在讨论会上，不少参与者亦态度消极，不仅怀疑卖米利润根本不符合预估，且与学界闹出大风潮时，还须“先疏通学生联合会，然后方可进行”[72]。这既反映出当卖米本身与国权关联起来时，商会这一救济方案不仅于情理上颇有困难，且对在运动中表现出喷薄力量的学生界不得不有所忌惮，相关合作已难以维系。
四、派系与话语争夺：省议会社会形象的跌落
有学者认为，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介的省议会在对五四运动道义和行动的支持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73]，但是就江西个案而言，经过五四时期，派系与话语争夺深深限制了省议会在运动中的参与程度，其展现的形象与时代诉求不甚相符，更加剧了其声誉的跌落。
考察省议会的动机与行为首先需要追溯到此前其内部的分化。在时局大势、利益博弈中，上述旅沪、旅赣群体与旅京群体所关联的地方势力在江西省议会内派系之争已表面化。以欧阳莘为代表的合群社，及以叶先圻、宋育德为首的谠言社，在议会选举、弹劾省长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分头串联。此外，谠言社的支持者多兼大股东、且与北京政府有密切联系，不乏资金来源，而合群社的经费则相对窘迫，双方于各项资源争夺甚力，相互攻讦亦早已见诸报端[74]。1918年5月，第一届江西地方省议会期满闭会，此后议会选举更是乱象迭生，数月间全武行频频上演。“民官两系，相争甚烈，各去票费八万余……争斗几至流血，结果仍一哄而散，势非伤人闹至法庭，空无结果”[75]，最终合群社龙钦海赢得正议长职位，副议长胡廷銮、饶正音则分别由双方产生，暂时达成某种妥协，但是议会种种窳败现象展现无遗。
五四运动前夕，以反对开采城门山铁矿一事为重要节点，维护国家和赣人权利的呼声逐渐蔚然成风，暗流涌动的省议会却未能及时抓住改变形象的机会，利益与话语的争夺进一步加深了内部的裂痕。
1919年1月，由王揖唐领衔，联合赣籍参议院院长李盛铎、众议员议员饶孟任及其他皖系、安福系人士，申请领办仙居公司开采九江城门山铁矿，得到了江西实业厅厅长、贵州籍人士夏同龢的批准[76]。消息传来后，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以陈祖怡、黄为柏为代表的议员，开始在省议会积极活动，促使省议会电告北京政府农商部，反对李盛铎开采[77]。结合当时背景看，该铁矿的开采实则涉及两层关系，一方面，因铁矿属省有产业，北京政府能否变相收归国有、乃至抵押日款，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外交与国权问题；另一方面，因联名申请者多为皖系人物，又涉及到皖系与其他势力之争，适逢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议进入胶着阶段，使相关问题愈加微妙复杂。
3月21日，省议会致电粤军、北京政府及同乡诸人，呼吁共同维护赣人权益[78]。29日，以汤漪、汤祚贤等为代表的江西旅沪同乡会电呈北方代表朱启铃，将希图采办铁矿者指为“主战派之首领”，而“此案不特为地方矿权所关、且为和战问题所系”，与皖系此前参战借款、八年公债、凤凰山借款等案相挂钩[79]，直击皖系痛处，将铁矿问题转化为南北和战之争，并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占据道德高地。南方主战派领导人李烈钧也公开通电要求保矿[80]，旅粤赣绅甚至称“城门铁矿案争若无效，定请军府派兵来护，以为后盾”[81]，态度更为强硬。然而北京政府农商部仍坚持认定办矿于法律及国权均无不合，要求实业厅速发矿照缴京[82]，愈发激起省议会中活跃者的反对。
省议会中部分群体以维护赣人利益自任，争夺社会资本和话语资本，将对手置于道义不利地位。如龙钦海、胡廷銮、饶正音三议长被指有入股仙居公司之嫌，团体内信任感已荡然无存[83]。而保矿一事，主要为合群社（民系）串联各方，大出风头，本已引起谠言社不满，该派本身亦与旅京安福系赣绅联系密切，所持立场不尽相同。在查办实业厅长夏同和、质问戚扬交还矿照问题上，两派继续大打出手[84]，谠言社议员甚至另发起保矿会以抵制[85]。在时代大潮冲击下，派系、利益之争已然与话语、道德站位交织在一起，后者更是评判社会形象的关键。
五四期间，作为现代民主政治构想下的政治组织，省议会本被寄予了负起相应政治位置的责任。运动初始时，其也曾通电转呈学生游行的爱国热忱，表示“有代表民意之责”，请中央“据理力争，还我山河，释我学生。通电南北，速息内争，一致对外”[86]。但其并未实际见诸行动，而是逆潮流而动，随后发生的议员加薪案直接沉重打击了其道义合法性。
加薪内幕被揭露后，学生表现得颇为激动，5月30、31日，学生赴议会要求与议长交涉受阻，于是大起忿激，部分学生强行入内打伤议员、打破器物[87]，与议会的矛盾迅速激化。以袁玉冰为例，议员加薪的消息更增添其对于国民性、人格修养之怀疑与失望，其言“阅报见民报大多皆系省议会加薪事，而中庸报未见只字，且往报且为议会辩护，彼二报之价值可知矣。天下最丧心病狂、利令智昏，孰有过于本江西之省议员乎”，[88]可一窥当时青年学生之心态，议会的声誉已跌落至低谷。
由于学生界激烈反对议员加薪，议会与学生界“恶感极深”[89]，在诸多问题上多有争执。其在米谷禁运、救助南浔铁路上的直接参与，更裹挟入派系争夺的因素，大大增加了解决相关议题的困难。
1919年11月22日，各方代表在省议会讨论米谷禁运善后问题，该会达成“如米价涨至十一千，即由会咨请禁止”之意见，实则学生已做出很大让步，而议论时，“合群、谠言互为诋毁，来宾大笑”，现场实在不堪[90]。合群社议员中不乏关注学潮民食者，其首先试图介入调和，然而由于谠言社代表副议长饶正音一再推诿，调停会亦一拖再拖，此后的会议上，主张与官厅互商救济方法的合群社议员黄用中、谢鸿藻、陈祖怡等，与谠言社黄辉、葛第春再度针锋相对[91]。由于大力运动弛禁的出口米商以抚州浒湾居多[92]，而饶正音本人亦为抚州人，其在会后不仅毫无行动，且宣称：“我是抚州人，抚州是产米的地方，我若不主张开禁，何以为地方代表呢？”[93]至此，米谷禁运动议已几乎落空。翌年4月，在米价超过此前议定价格时，学生会代表再赴议会要求按约定颁发禁令，其不过推诿而已[94]。随着赣南方面李烈钧军队进攻日迫、皖直关系愈发不稳，更加上本省军饷困难，6月29日，督军陈光远绕开议会、直接提交财政厅布告米谷弛禁[95]，各方争执一年之久的米谷禁运事告一段落。
救济南浔铁路问题上，旅居外埠的上层士绅同样通过各种途径介入进来，使得相关问题更为复杂。五四前夕，李盛铎卖城门山铁矿一事本已引起不小风潮，旧浪新潮叠加，救路维权更成为江西地方五四运动中普遍呼声。但在商议具体救助方法时，各方主张分歧，核心问题仍难以解决。由社会各界组成的南浔铁路救济会主张通过发行储蓄有奖证券集资[96]，但其成员中有不少基督教界人士，以该奖券性质类似赌博，而不甚赞同[97]，且该券因带有获利性质，与其他省份部准发行的慈善票券不同，北京政府方面又需疏通[98]，更增一重困难。在集资救路思路外，部分旅沪、旅粤赣绅却认为，借款一事十余年来已无底限，根本解决应在于整理路政，包括公债拆折、股权重组[99]，而这就触及到旧有股东的核心利益，且大股东如吴钫、黄大埙、闵荷生，多为安福国会中保守派巨绅，其与主张整理路政甚力的代表如谢远涵，本扞格不入，此皆为阻力所在。
从该事直接关涉的主体来看，北京政府交通部也深知该路积弊深重，不愿接受；李盛铎擅自借款，本不合法、其分配运作更内幕重重；股东会巨绅不仅利益攸关，对地方社会自行运作种种联合会涉足路政，更心怀不满，乃至宣称不承认九江联合会[100]。无怪乎时人在报端评论，在救济南浔铁路问题上，“察赣人心理，大抵各怀主张，不能合力齐心，故议论多而成功少”[101]，相关问题之激荡仍在继续。
五、新旧错位与两难之间：教育界的地位沉降
五四期间，若干权势集团中，以许寿裳为代表的教育厅却直接经历了最大的沉降。首先，此前教育界人事调整积留了较大矛盾，五四不过是这些潜在因素集中爆发的出口之一。李烈钧组建军政府后，任命宋育德为教育司司长，宋从此在江西地方教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从1916年宋育德主持的教育会来看，该会基本上集合了大量本地教育精英，如罗家衡、程时煃、欧阳祖经等留日人士，心远中学校长熊育锡、赣省中学教员吴大樽等江西地方新学从业者[102]。宋育德本人在文教界的交际也相当广泛，其与张元济、蔡元培等人均有往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风气开通。九江成为商务印书馆较早设立分局的地方[103]，该馆刊布书籍成为当时江西青年学生主要阅读来源之一[104]。熊育锡还曾函告在北大就读的赣籍学生苏芬，请其联系宋育德，以与蔡元培、胡适接洽[105]，足证宋影响力之大。
然而宋育德长期把持的教育界，也引起不少诟病。1916年袁世凯汲汲谋求称帝时，宋育德曾贸然取全体学界名义递交劝进表，为众人所不齿。且在教育会内部，其日益倾向于培养个人派系势力，拒绝新会员加入、不承认民国二年之旧会员，依托《正义报》为言论机关[106]，实则与上述谠言社势力互为帮衬。1918年，宋育德与教育会中梅士焕、程臻、邱珍共同遴选为旅京安福国会议员，罗家衡、程时煃、欧阳祖经等原同盟会人士退出。派系与政争因素的加入，使原本颇有进步色彩的教育会带上了若干不稳定的因素。
1917年11月，许寿裳转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其引入若干江浙系人士担任教育厅要职，同时邀请程时煃、匡文涛等学问根底深厚、思想趋新的人物加入[107]。但自其组建人事始，就受到了传统教育界势力的干预。《申报》称“（许寿裳）到任以前颇有认真办事之意，讵到赣后为某方面势力所压迫，失其自由活动之本愿，……第三科长王经畬，于教育界资望尚浅，……讵某当道闻王系科员，临时请许前往，将名单更换，王为科长，匡为科员，发表后舆论大哗，省城各报无不大肆抨击”[108]。作为妥协，许寿裳调曾担任教育会调查干事的王经畬担任第三科科长。但若干纷争并未解决，埋下了此后五四运动中教育会和教育厅地位沉浮的种子。
五四期间，教育厅联结官学两界，在处置罢课游行等问题上常处维稳与尊重民气的两难之间，层层压力被转嫁过来。京沪地区学生运动消息刚一传来，江西地区学生界便积极响应，但许寿裳不得不出头要求各校校长提高警惕，禁阻学生游行，并提前组织考试放假[109]，直接与诸多激进学生的情绪相抵牾。此外，许本人曾为留日学生、在日期间加入光复会，与鲁迅、蔡元培等北京学界交往甚密。其本人此时对于新文化并未呈现出很浓厚的兴趣，周作人曾在回忆录中记载，当鲁迅拿几册《新青年》见示时，许却认为“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仍以“民报社时代的眼光”看待[110]。可见，许寿裳主张甚力的民治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仍有一定距离，诚然也是影响其在地方五四运动发生时选择的因素之一。
很显然，教育厅的做法也难以符合狂飙猛进的思潮发展的需要。不少中小学校长及教员也站在学生行动一边。如就读于南昌省立二中的袁玉冰即记载，该校老师们多与学生谈及国事，宣传使用国货、痛诋军阀黑暗[111]，在学生力持罢课时，态度相对温和[112]，这些进步教员的思想倾向，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学生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财政困难，南昌地区教员的下半年经费一直被拖欠[113]，亦对教厅感到不满。由此可见，学生、教员双方与教育厅间存在一定的裂痕。
同样，围绕着教育长及地方教育权力分配，“赣人教赣”的提法占据了较大的话语权，地方上反对教育厅的群体纷纷以之为武器。“自治”理念由地方延伸到教育界，不仅是整体社会思潮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是与京沪地区先进思潮联动的结果。其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与教育部的对抗臻于白热化，其所宣传的“教育自决”传播到江西地区学生群体之中[114]，愈发引起学生界共鸣。北京学生会还声援江西学界，批评江西教育当局对学生会被摧残、教员无法维持生计的现状不闻不问[115]。
但是，相关话语的运用也夹杂了其他目的。因议会加薪、学生游行捣毁议会，省议会已积恨于教育界，要求省长惩办学生、撤换校长，而许力持不可，双方产生激烈冲突，厅长许寿裳、科长程时煃曾一度提出辞职申请[116]。而拥护省长之谠言社与宋育德主持的教育会互为表里，其力主“赣人教赣”，实际上更指向排斥许寿裳，代替以赣籍人物、扩张自己势力的目的[117]。地方教育精英组成的教育会作为社会团体，在相关问题上的处置更为裕如，不仅多次借给学生联合会开会场地[118]，且不少议题上对学生界有所声援，反而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资本。
1920年5月，江西学生联合会响应上海学生总会的呼吁，罢课达一周之久，与教育厅复课要求大起冲突[119]，在督军省长的压力下，十名学生被开除，教育厅长许寿裳顿时成为学生群体攻击的焦点。江西学界公开通电质问教育厅长，指责其整顿江西教育不力、阻挠罢课、开除学生，与其自身所持“德谟克拉西主义”相背离，不啻以“强权压服公理”[120]。而第一师范王寿彭、第一中学校长吴大樽、心远中学校长熊育锡等均允为学生缓颊、争取开复[121]，省议会、商会也纷纷运动，谋求转圜，称“为学生力主公道”[122]，以博得社会声誉，许寿裳的社会处境已相当艰难。
许寿裳本为新派人物，但在五四期间，其并未顺应学生情感主动而为，且在多重因素限制下难以施展，以至于在江西五四运动中呈现为消极形象，最终不得不于同年年底去职[123]。不过，本应富有民主进步色彩的“赣人自治”提法也日趋形式化，江西地区各权势主体的人事变动依旧一波三折。
六、结语
邓野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一次“下层学运”，而是“既是学潮、又是政争”的政治运动[124]，落脚到地方社会，同样需要考察该地既有的权势格局，以了解运动发生、发展的背景，以及运动相关议题与地方社会的交织关系。
江西地方社会军绅商学各界在五四运动中有着不同的因应策略，根本上源于时局、利益及价值选择的多重影响。运动初期，学生率先行动彰显的蓬勃民气或多或少触动了社会各界，各权势主体选择顺势而为，并给予道义或实际行动上的支持乃时局之必然。但不同主体的选择仍有微妙差异，如以赣督陈光远为代表的军界有在南北政争中保持自我权势的需要，商界中基层商民同时也怀有对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的不满，省议会部分群体在米禁、浔路及教厅风潮中的表态，与内部派系、话语之争不无关联。这些既有互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些侧面对五四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历史主体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江西地方社会深刻地卷入了五四运动的各项议题之中，五四大潮亦反过来冲击了相关权势主体的地位。当实际利益直接受到侵损时，其态度的迅速转变严重阻碍了运动目标的根本达成。
江西特殊的地方社会格局对运动的议题、方式及走向造成了深刻影响。反对议员加薪、米谷禁运、救济浔路等议题均肇始于旧有的社会格局之中，而五四的发生成为既有问题集中喷发的窗口。五四运动初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各界的社会支持，为江西学生界的积极行动营造了一定空间。学生作为与新思潮距离最近的群体，拥有更多理想主义情怀和行动精神，其既通过直接与京沪地区联动，发动抵制日货、罢课罢市等活动，也使地方社会旧有议题生发出了新的意义。新的青年形象和时代课题呈现在江西地方社会面前，无疑是对地方社会的一次正向塑造。
运动的浩大声势鼓舞了进步青年通过“社会联合”打包式解决问题的急切心态，但是这种“联合”也缺乏深刻的准备，学生界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其同路人。各权势团体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学生社会联合理想的困境，既有社会积弊和各权势阶级的局限性还是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督军的态度演变根本上脱离不了军阀巨额消耗、财力资源不济、社会联结脆弱的逻辑限制；商会从初期支持转而消极抵制，乃至米运问题上与学界针锋相对；议会尚为自身稻粱谋，至此社会声誉已跌落难存；教育厅受重重限制、缺乏主动作为。旧的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体现出江西五四运动的根本局限。
江西五四运动最终结局得出的现实教训，亦激励了部分有志青年进一步探索新的救国救民方案。此后，如袁玉冰、方志敏等青年开始了深切的自省。事实证明，时代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严密的组织动员和先进的政党形态，新的联结和主体亦逐渐得以改造和创生。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郭若平、徐文彬：《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9页。
[2] 相关研究参见：于海兵：《五四时期地方学生的革命之路——以南昌改造社及其团体生活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曾辉：《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于海兵：《革命青年的修身与自治——以<袁玉冰日记>为中心》（《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李健：《论南昌的五四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殷丽萍：《五四运动在江西》（《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刘勉钰、陈立明：《改造社及其革命活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3] 曾辉：《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
[4] 刘善庆：《陈光远与江西五四运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李健：《论南昌的五四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张德旺：《新编五四运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5] 陈光亚、吴肇铭编：《中共九江市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中共九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1-2页。
[6] 《赣人爱国热之耐久》，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8月22日，第6版。
[7] 《新闻报》，1919年5月28日，第4版。
[8] 《赣各界驳斥弛米禁说》，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1日，第6版。
[9] 《赣浔路权与借款》，《大公报》，1918年12月23日,第3版。
[10] 《新闻报》，1919年1月26日，第2版；《新闻报》，1919年4月20日，第3版。
[11] 《寇克报告》（1919年5月），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12] 《赣学生讨论两大问题》，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27日。
[13] 《袁玉冰日记》（手稿）（原名《中华民国八年学校日记》，实际上为袁玉冰个人日记，手稿见“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尚未影印出版，下同），1919年12月10日、12月13日。
[14] 《南昌妇幼医院之大会》，《时报》，1919年6月16日，第6版。
[15] 《赣省救济浔路之大会》，《申报》，1919年7月24日，第7页。
[16] 《袁玉冰日记》（手稿），1919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2日、6月8日。
[17]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8] 李剑农：《近百年中国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19] 《当代名人小传》下，崇文书局1926年版，第76-77页。
[20] 《致各省督军阳电》（1917年12月8日），《徐树铮电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21] 丁文江：《民国军事纪要》，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9-10页。
[22]《陈光远辞职声中之赣江潮》，《大公报》，1918年2月19日，第3版。
[23] 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24] 《江西省志·财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25] 《财政厅长定期晋京》，《大公报》，1918年1月18日，第6版。
[26] 《新闻报》，1918年11月3日，第3版；《新闻报》，1918年12月19日，第2版。
[27] 《新闻报》，1918年12月23日，第2版。
[28] 《江西采办军米员来赣》，《大公报》，1918年4月27日，第7版。
[29] 《江西参议员之递补者》，《大公报》，1917年11月13日，第3版。
[30] 《赣议员鼓动陈督》，《大公报》，1918年1月18日，第3版；《陈督派任议长赴湘接洽》，《大公报》，1918年1月19日，第6版。
[31] 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32] 《新闻报》，1919年5月14日，第3版。
[33] 《新闻报》，1919年6月10日，第3版。
[34] 《九江罢市之商讯》，《申报》，1919年6月18日，第8页。
[35] 《陈光远促进和平电》，《新闻报》，1919年6月11日，第4版。
[36] 《众议院公报》，1919年第9期，第69-70页；《众议院公报》，1919年第11期，第61页。
[37]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0730000、自大正8年（1919年）3月「対支借款関係雑件／江西省ノ部 11．江西三口借款」(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8] 《赣省之经济恐》，《大公报》，1919年9月10日,第6版。
[39] 《江西各界代表之米禁谈话》，《申报》，1919年11月22日，第7页。
[40] 《陈光远维持米禁》，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1月12日，第6版。
[41] 《陈赣督平息学潮之政见》，《大公报》，1919年12月27日,第6版。
[42] 《赣省米谷弛禁斗争尖锐》，《晨报》，1919年12月2日。
[43] 《时报》，1919年8月28日，第3版。
[44] 《赣南形势紧急之续报》，《大公报》，1919年9月7日,第3版。
[45] 《陈光远取缔报纸》，《时报》，1919年9月25日，第5版。
[46] 《陈光远封闭学生会》，《时报》，1919年12月14日，第6版。
[47] 《南昌特别通信》，《时报》，1920年4月24日，第5版。
[48] 《赣督不准赣人之鼓吹自治》，《新闻报》，1920年10月30日，第6版。
[49] 1918年9月，南京商会联合南昌商会致电总统徐世昌，主张息争议和，并在陈光远赴京期间，复电北京商会，赞成和平联会，与其运动南北调和相呼应。《新闻报》，1918年9月27日，第3版；《新闻报》，1918年11月2日，第2版。
[50] 陈光亚、吴肇铭编：《中共九江市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1-2页。
[51] 《浔绅商学界之对外会议》，《申报》，1919年5月24日，第8页。
[52] 《九江罢市风潮详情》，《时报》，1919年6月19日,第1版。
[53] 《九江强迫开市之风潮》，《新闻报》，1919年6月19日，第1版。
[54] 《九江罢市之商讯》，《申报》，1919年6月18日，第8页。
[55] 《赣属学生两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13日，第6版。
[56] 《赣人爱国热之耐久》，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8月22日，第6版。
[57] 《各校学生之坚决》，《新闻报》，1919年5月31日。
[58] 《九江近事》，《申报》，1919年6月2日，第8页。
[59] 《赣省商学两界之联合》，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15日，第6版。
[60] 《江西国货维持会成立》，《大公报》，1919年7月19日,第6版。
[61] 《九江准弛米禁之部电》，《新闻报》，1915年12月12日，第5版。
[62] 《江西禁止米谷出口之提议》，《大公报》，1918年3月21日，第7版。
[63] 《地方通信：九江》，《申报》，1920年12月27日，第7版。
[64] 《南昌总商会改选黑幕》，《时报》，1918年4月3日，第6版。
[65] 《九江贩商禁米之内幕》，《申报》，1919年8月12日，第7页。
[66] 《米业呼助学生》，《新闻报》，1919年8月14日，第6版。
[67] 《奸商运动开米禁之失败》，《晨报》，1919年11月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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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赣人反对弛禁之大游行》，《申报》，1919年11月28日，第7页；《赣省米谷弛禁斗争尖锐》，《晨报》，191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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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九江近事纪要》，《时报》，1919年6月3日，第6版。
[72] 《赣垣卖米救路讨论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23日，第7版。
[73] 王续添：《论五四运动中的省议会》，郝斌、欧阳哲生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页。
[74] 《赣省议员卖矿记》，《大公报》，1917年5月27日,第6版。
[75] 《新闻报》，1918年10月1日，第2版。
[76] 《王揖唐等为领办仙居铁矿呈》（1919年1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3-585页。
[77] 《新闻报》，1919年3月5日，第2版。
[78] 《新闻报》，1919年3月21日，第2版。
[79] 《江西旅沪同乡会公呈》，1919年3月29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80] 《新闻报》，1919年4月3日，第3版。
[81] 《新闻报》，1919年5月20日，第3版。
[82] 《新闻报》，1919年4月5日，第3版。
[83] 《新闻报》，1919年4月3日，第3版。
[84] 《新闻报》，1919年5月8日，第3版。
[85] 《新闻报》，1919年5月17日，第3版。
[86] 《江西省议会转陈学生为青岛问题组织游行警告团电》（1919年5月13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0页。
[87] 《南昌学生反对省议员加薪》，《新闻报》，1919年5月30日；《各校学生之坚决》，《新闻报》，1919年5月31日。
[88] 《袁玉冰日记》（手稿），1919年5月29日。
[89] 《时报》，1919年7月10日，第3版。
[90] 《新闻报》，1919年11月24日，第3版。
[91] 《陈赣督平息学潮之政见》，《大公报》，1919年12月27日,第6版。
[92] 《米谷开禁所闻》，《新闻报》，1919年10月30日，第6版。
[93] 《南昌特约通讯：学生联合会封闭后之学生活动》，《晨报》，1919年12月24日，第3版。
[94] 《赣米涨价将重申禁令》，《新闻报》，1920年4月6日，第5版。
[95] 《赣省米谷弛禁已实行矣》，《申报》，1920年6月29日，第7页。
[96] 《南浔铁路救济会忠告股东书》，1919年9月，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第559页。
[97] 《信徒不以赌博兴公益》，《兴华》，1919年第16卷第36期，第15页。
[98] 《救济浔路之一夕话》，《申报》，1920年2月27日，第8页。
[99] 《南浔铁路根本改良计划》，1919年12月1-2日，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第558页。
[100] 《时报》，1920年12月10日。
[101] 《救济浔路之一夕话》，《申报》，1920年2月27日，第8页。
[102] 《江西省教育会民国五年职员一览表》，《江西教育杂志》第5期，1916年4月，第135-140页。
[103] 《张元济日记》上，1917年3月24日，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93页。
[104] 如袁玉冰在日记中，就多次记载自己前往商务印书馆购书，并购买阅读该馆出版之书籍。参见《袁玉冰日记》（手稿），1919年9月17日、9月21日。
[105]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1920年6月12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106] 《江西教育界之大风潮》，《时报》，1917年3月15日，第6版。
[107] 《江西教育厅呈送该厅职员名单履历册请核备文》，《教育公报》第5卷第3期，1918年2月，第145-147页。
[108] 《赣省实教两厅之新声》，《申报》，1917年11月24日，第6页。
[109] 《新闻报》，1919年5月12日；《新闻报》，1919年6月6日；《九江罢市之经过》，《申报》，1919年6月16日，第8页。
[11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111] 《袁玉冰日记》（手稿），1919年5月15日、1919年12月28日。
[112] 《袁玉冰日记》（手稿），1919年12月15日。
[113] 《赣省之经济恐》，《大公报》，1919年9月10日,第6版；《袁玉冰日记》（手稿），1919年12月2日。
[114] 《袁玉冰日记》（手稿），1919年12月27日。
[115] 《北京学界之新潮流》，《大公报》，1919年12月20日，第6版。
[116] 《江西政界之暗潮》，《申报》，1919年7月4日，第7页。
[117] 《南昌特别通信》，《时报》，1920年4月26日，第5-6页。
[118] 《九江学生会议纪事》，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2日，第6版；《袁玉冰日记》，1919年6月5日、11月16日。
[119] 《赣学生罢课问题之讨论》，《申报》，1920年5月11日，第6页。
[120] 《赣学生质问教厅长书》，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11日，第6版。
[121] 《赣学潮平息后之余音》，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28日，第6版。
[122] 《赣人为学生力主公道》，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6月21日，第6版。
[123] 《赣学生欲驱逐许寿裳》，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2日，第6版。
[124]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作者简介：张蓝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1期。
排版 | 陈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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