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李雪姣：英国“社会生态转型”的历史脉络、理论表现与发展评价

李雪姣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09-09

英国“社会生态转型”的历史脉络、理论表现与发展评价

内容提要：作为引领全球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兴理论与实践，“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已经突破其地缘空间成为全球绿色左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专有术语在英国环境政治中的鲜见也致使理论界流行一种绿色左翼重镇没有“社会生态转型”的观点。为了解答这一反常现象，通过梳理英国环境政治发展进程并分析不同阶段理论特征时发现，20世纪下半叶英国环境政治中就已经存在“社会生态转型”的理论质点，更是在21世纪之后形成了独具英国特色的“社会生态转型”之路。但内源性转型动力不足、单一性渐进转型模式疲软及政治监管行为欠妥等都是制约其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或许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替代性选择将是反对资本主义本质、连接全球绿色左翼转型动力并走向一种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未来发展空间。

关键词：“社会生态转型” 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环境政治史英国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基于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反抗及与各种绿色运动结合而产生新型社会运动，是全球绿色左翼运动发展的最新表现形式，其发展对整个西方政治格局及走向有着重大影响。在现代化主题下，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被视为于一种以绿色未来及社会公正为主要目标的、兼顾具体转型实践与改良优势动能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根本性变革”[1]，即通过联动技术能源转型、绿色消费转型、政治结构转型等现实可行的变革路径与超越当下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和社会权利关系的激进变革路径相结合的、促使社会向更适宜人类生活方向转变的整体过程[2]。作为一种新兴绿色左翼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社会生态转型”已经突破原有的地缘空间及理论起源空间，开始引领全球替代资本主义运动走向“转型左翼”阶段。在地缘空间，它起源于德奥版本的“社会生态转型”运动，并在逐步扩展中发展成为一种遍布全球的“绿色转型”运动；在理论空间，除了布兰德（Ulrich Brand）式的“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法意西版本的“去增长”、拉美版本的“超越发展”、中国版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外，它还理应包含全球绿色左翼在转型重组过程中的最新动态，比如全球化背景下涉及“转型”部分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进展及建设性后现代理论等[3]。

而作为绿色左翼重镇的英国，不仅涌现了诸如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及沃夫冈·鲁迪格（Wolfgang Rudig）等具有绿色转型倾向的新生力军，还出现了一股如Extinction Rebellion（反抗灭绝）、Just Transition（转型）等主张以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为未来转型目标的绿色左翼运动浪潮。但与现实极为不相称的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外关于英国环境政治史的研究中并没有出现像德奥那样特色鲜明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或与之相近的代名词，甚至连对英国环境政治史阶段性划分的研究都是空白，以至于理论界认为英国没有“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或实践，或者缺乏发展该理论的天然条件[4]。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梳理英国环境政治演进的历史脉络及阶段性分析，挖掘和盘点其“社会生态转型”的现实依据、理论质点及其发展样态，以澄清理论界在此方面存在的误区。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英国独特背景分析其绿色左翼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战略及力量重组过程中所呈现的时代特征及其未来发展困境，以期为同样处在社会生态转型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另一种可咨借鉴的思路。

一、转型条件孕育：“维多利亚式”环保主义及无产阶级生成

13世纪至19世纪下半叶，“超越劳动个人需要”[5]的农业生产率发展为后期英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及物质基础，也为其环境政治的发展及“社会生态转型”的出现提供了新动能。在这一阶段英国完成了农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又迅速发生了工业革命，率先从原“农业附庸国”变成十九世纪的“世界工厂”[6]。在社会形态上，经历了以农业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向以手工业、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向。在环境政治领域，出现了治理形式上的“维多利亚式”的贵族环保模式对封建君主个人主观意志替代，环境民主程度上的贵族、社会精英群体对封建皇权社会权利、社会自然关系的质疑及替代性思考，转型动力上的社会环保团体及无产阶级群体培养和构建，而这些都是“社会生态转型”出现的先决条件。

13世纪至18世纪中期，英国的环境政治行为及决策还停留在全凭君主个人主观喜好阶段，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独立的环境治理体系和运作模式。早期手工业的兴起及城市的形成增加了海煤的使用，给人口聚集处带来了一定的污染。在本国内，英国皇室为了减少生活区的空气污染颁布了减少居民使用海煤的法令[7]，到了14世纪对海煤使用的禁令又从居民日常生活扩展到了手工业及私人作坊等工业领域[8]。但是在国外，随着以敛财为目的的海上殖民的扩张，英国皇室疯狂搜罗和购买包括“野蛮人”在内的自然物品行为及将自然与社会分割的早期运用，不仅造就了现代权利的逻辑也造就社会对自然主宰下的自然的殖民化[9]。在民族国家及资本主义早期萌芽的生产生活方式样态下，当时的英国环境政治完全被封建皇权控制。

而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环境政治开始突破皇室壁垒出现了第一批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心进行的环境斗争，并将英国环境政治推向“维多利亚式”的环境治理模式。此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迅速完成，社会阶级结构及社会地位的发展方式突破了以往血统及世袭权利而获得社会地位继承的方式。以古典贵族、地主为主，地租资本家、工资劳动者为辅的阶级格局开始出现反向结构转变，各阶级开始交叉融合。从当时环境政策来看，中央部门对关乎权利主体利益之外事务（比如环境管理）的自由放任和松懈管理、环境治理主体执行效能及相应配套措施的欠缺也引发了环境关切群体的不满。正是英国阶级界限的革命性松动及封建皇权环境治理体系与不断恶化的环境条件之间不可弥合的张力，将英国环境政治推向“维多利亚式”环保模式——呈现为以贵族、精英群体环保为主、国家及其运行机构为辅助的总体特征。

在环境理论层面，一股以生态文学为主要载体的反对工业主义机械自然观、寻求人类“诗意栖居”的绿色思潮[10]开始在当时英国贵族、精英团体中兴起。特别是勃朗特姐妹的“荒原”文学，简·奥斯汀的桃源文学，以及狄更斯、哈代、王尔德等对自然灵性的追求及对现代罪恶都市名利场的批判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巨大反响。他们以保存传统社会道德、行为方式及传统建筑和田园空间等作为具体议题，从保守主义动因出发对正在进行的工业主义对传统手工工厂的代替、快速现代化生活方式对传统田园生活方式的冲击、技术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进行批判，企图摒弃一切现代性模式重新回到以往的田园牧歌生活。而在社会组织方面，当时英国出现了由各界社会精英群体构成的公共用地保护协会、鸟兽组织保护协会、国家信托社等，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人民公共卫生活动”，要求政府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在其影响下，英国工商界精英群体也开始重新关注自然，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关心人居环境及赢得社会认可等方面工作上来。在这一绿色思潮及环境运动下，英国议会也陆续出台了如《消除烟尘危害法》《制碱等工厂管理法》等一系列环境立法。更为重要的是，早期资本主义非正义剥削，在塑造资本主义利益主体的同时，也造就了社会发展空间及生存环境空间被同时剥夺的工人阶级。但尚处于蒙昧阶段的工人阶级尚未意识到自身资源所有权和资源享用被剥夺的现状，此时引领生态运动的仍旧是贵族团体及社会精英。

从总体上看，此时英国环境政治是走向“维多利亚式”环保模式[11]的阶段。这体现在：在环境民主上实现了从封建集权到各界精英环保团体权利的下放，但是这一趋势更多来自民间自发组织而并非政治民主的直接浸灌；在转型动力上出现了承担未来转型使命的、在社会条件及社会自然条件上受到双重剥削的无产阶级，但是此时他们尚未实现环境责任觉醒；在环境政策上在环境团体及环境倒逼压力下，议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立法，但是此时还尚不健全并且执行力有限。而作为当代绿色左翼在应对绿色资本主义过程中的最新形式，其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对传统破坏和毁灭的批判，对自上而下环境政治统治形式的突破和抗争，至多可以被视为一种封建贵族及精英群体对封建主义利益的维护及对田园牧歌式前现代主义追思。这就决定了其转型主题构成必然不包含对社会公正因素辩护，在资本主义尚未进行绿色转型的条件下更不要提对“生态资本主义”批判性替代的可能。因此，从这一角度讲，英国环境政治理论在其第一个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离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及实践还相去甚远。

但是在不考虑历史线性论条件下，这一理论格局又是一种对以往皇室环境政治权力主体及个人皇权意志理论格局及权力格局的历史突破，其提出一种对主流社会权力社会自然关系的质疑及替代性社会的创造性思考及特殊情境下的潜在变革动力——无产阶级的生成就足以证明它已经存在了政治哲学框架下现代环境政治的一些基本要素。无产阶级个人社会生活权利、社会自然权利的被丧失为后期“社会生态转型”的动力基础提供了准备条件。因此，尽管此时英国环境政治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但是也正在不自觉地为绿色左翼（社会生态转型）孕育转型条件。

二、转型雏形构建：“大众主义”环保模式及绿色左翼生成

19世纪下半叶至1960-1970年代，英国环境政治无论是在理论话语还是治理实践上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维多利亚式”的环保主义阶段。在这段时间英国环境政治领域“社会生态转型”开始沿着两种进路发展：第一条道路是自主形成了一种广泛渗透在绿党、绿色运动中，与主流政治体系非常不同的绿色左翼理论路线；第二条道路是延展在国家战略政策及政党政治上对主流政治绿化取得的相对意义上的成功[12]。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带来的专职化政治结构和新型政治职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外溢，使得英国环境政治在治理结构上从“维多利亚式”的精英环保模式转向“大众主义”特征下的多主体、多阶层环保模式[13]，在环境治理对策上出现了国家环境政策与基层自发环境组织并驾治理方式，在转型动力上出现了代表受社会条件及自然条件双重压迫群体的绿色左翼力量。这种社会公正及生态可持续未来发展逻辑的构建、环境治理民主现代化及治理措施现代化的发展、未来绿色转型社会动力的生成标志着英国“社会生态转型”已经开始构建。

促动英国“社会生态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环境问题的政治维度觉醒是其直接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特别“伦敦烟雾事件”、“阿伯罕煤泥坍塌事件”、“PCB污染事件”使人们认识到环境污染不仅是技术原因，更是政治原因。其次，英国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在促进了环境民主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绿色左翼流派。新型的政治结构及治理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宗教的、家庭或种族的政治权威，提高了大众参与政策制定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而政治权力的分散和下移、大众性社团的参政使得工人阶级开始为自己环境政治权利发声。此外，二战后随着世界紧密联系程度的增强，全球环境运动的促动及绿色左翼思潮的理论支撑更是推动英国“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因素。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保护一个地球”行动、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等一系列全球性环境研究热潮有效促动了英国生态运动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批判、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大转型》对工业文明的前现代主义替代、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 )和本·阿格尔(Ben Ager)对资本主义非理性技术态度及消费方式的批判也为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觉生态危机的结构性根源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角。同时，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发展、自然生态向社会生态的转型、“稳态经济”模式[14]的构建等也为英国社会生态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替代方案。

在环境政治理论方面，当时英国学者在原始生态美学、生态文学视角之外，涌现出一批以生态优先、反对技术理性和支配自然等观念的绿色思潮，其未来构想主要呈现为生态乌托邦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两种进路。关于前者，1973年E.F.舒马赫（E. F. Schumacher ）在《小而美》中指出更多生产和更多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人类社会真实发展的反动需求，“放弃大船，走上小救生艇”[15]、离开国际竞争、重回符合人性的适度发展空间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后者，以泰德·本顿（Ted Bent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未来。本顿在《社会自然哲学》中指出人对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及工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严重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支配”及经济剥削本质上的生态剥削，重新恢复自然的内在价值基础、塑造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自然力三者协调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未来是构建可持续未来的必由之路。另外，当时著名的小册子《果壳里的生态社会主义》也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漫画形式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及增长逻辑对人类社会及自然压榨和剥削，主张替代性未来社会应是摒弃资本主义及生态乌托邦的、以发展替代生产及替代消费为基础的综合转型。

在国家政策方面，此时英国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环境监管体系、出台了覆盖范围更广、更为专项的环境立法。在环境监管体系方面，1960年代末威尔逊政府设立皇家环境污染问题委员会及中央环境污染科学防治小组以为政府提供污染防治方面的科学数据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支撑；1970年代希思政府组建了新的环境事务部，主要负责空气污染、水质管理、土地规划和噪音污染等方面环境问题。在环境立法方面，1956年议会颁布了《制碱工厂法》，1968年又通过修改《清洁空气法》。而作为全球气候和环境政策领域的先驱者，当时英国还出台了《关于濒临物种灭绝的国际贸易会议（华盛顿）决议案》等法律法规，这也是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合作的开端。

而在政党政治方面，当时环境议题开始在英国政党政治政策中占据一席之地。1970年威尔逊政府发表《向污染宣战》，第一次在大选中加入环保议题；1973年工党发布具有明显环保倾向的“绿皮书”为次年大选进行造势；同年，“人民党”（People）发布了《为生存而斗争的行动计划》，1979年该党改名为“生态党”，乔纳森·柏克特（Jonathon Porritt）在大选宣言《真正的替代》中提出了从经济、民主、生态等方面构建可持续未来社会的六项原则。虽然以单一绿色议题为主要纲领的英国绿党没有在政治选举中获得成功，但是却在促进绿色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也是英国加入欧共体后的第一个环境行动方案周期。由于对欧共体作为政治经济共同体有强烈趋同愿望的，英国在塑造欧洲环境政策并成为自然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先驱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当时对欧洲政策以“自信政治”著称并坚决反对联邦主义言论撒切尔政府却认为过多的关注环境议题是政治失误的表现。可见，绿色环保虽然已经成为政党大选的重要议题，但距离成为一项重要国策还相去甚远。

在环境组织方面，到1960-1970年代英国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环境组织网络并体现出明显的“大众主义”倾向。不仅在规模及注册团体数目上出现了急剧扩张[16]，在组织建设方面也分工更为细化和明晰、涉及的环保议题也更加广泛。同时，越来越多的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开始意识到，在不改变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保护所有形式的自然（动物、植物等）不受破坏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当时越来越多的英国草根（环境正义）团体及激进（直接行动）组织开始转向左翼或中左翼谱系。特别是当时成立于英国分部的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他们在话语理论、组织方式及战略规划方面表现出的明显的绿色左翼特征及构建全球绿色左翼联盟趋势更是预示着一场“绿色转型”运动的到来。他们将批判矛头指向反人道、反自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构建基层民主及培养生态公民、鼓励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等价值理念与生态社会主义基本具有一致的内在规定性。而其相对激进的绿色变革行动、非暴力的转型手段及具体的变革要求及目标更是符合英国现实“生态社会主义”基本要求。

总体上看，绿色左翼力量不断壮大、生态社会主义未来初步构建和前现代化生活方式追思双重交织、社会转型下的大众化政治参与和社会生态转型下的环境政治大众参与同步进展是这一时期英国环境政治总体理论特征及发展格局。对于前者，绿色左翼在主流意识形态批判、未来社会构想及转型发展路径上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初步构成了社会生态转型的政治哲学框架。具体而言，快速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英国为巩固对封建农业体制的革命成果，割断了劳动者和土地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塑造非正义社会关系及社会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培养和壮大了同时要求社会公正及生态可持续的绿色左翼力量。此时，关于人与自然要以何种方式相处、人在自然中位置为何等议题的困惑在以本顿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阵营与戴维·佩珀（David Pepper）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17]阵营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逐渐得出了答案，出现了后现代意义下的对现代主义工具理性依赖及前现代主义生态乌托邦追思的双重批判。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将实现剩余价值视为唯一目的，而这一经济因素及其引导下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共同构成了生态危机及其他社会危机的根源。在对未来社会构想及实践路径上，当时一种对前现代化愿景、朴素生态乌托邦追思的情绪仍旧弥漫在英国环境政治理论领域。但与此同时，如稳态经济构想、零增长发展空间、替代生产及消费的计划性经济模式等对前现代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模式批判及突破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也在蓄势生成，最终呈现为两种发展格局相互交织并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逐步从前现代主义幻想中剥离并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理论流派的趋势。

就后者而言，此时英国环境政治同时突破了贵族“特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议会的管理阀限，绿色左翼理论逐渐向政党战略决策及政党政治、社会团体组织等领域进行渗透和扩展，呈现为一种多阶级主体构成的大众参与式发展格局。在政策战略上，对绿色话语及绿色政治理论的吸纳体现为出台一系列污染后果惩治、过程监管及污染源头防治政策法规。在政党层面，出现了“红党绿化”及“绿党红化”两种形式的“红绿结合”趋势。对于前者，英国左翼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在原有传统左翼政治议题的基础上加入了“新政治”（环境、女权主义等）因素，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一定的红绿特征。对于后者，随着一定数量的原左翼党成员的加入以及应对选举机制中从单一议题政党向多议题政党的转变，使得绿党也在纳入社会公正等议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红化”趋势。对于当时代表着广泛社会民众意见的绿色NGO而言，更是主张在克服了资本主义生态本性及固执地坚持技术中性论的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加入了生态维度，以激进环保主义运动方式构建替代性的未来发展空间。

从环境理论及绿色社会运动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及政党、社会组织团体不断绿化中呈现的“红绿”结合图景可以发现，当时英国环境政治已经具备了激进的绿色左翼特征。作为激进绿色左翼理论的最新进展，“社会生态转型”与其传统形式的区分在于，除了对传统环境政治有“红绿”要求之外，还应包含一种对“生态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因此，尽管对于当时更倾向于传统“红绿”批判议题的英国绿色左翼来说，现代意义上“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或实践）还处于形成阶段，但从其对资本主义环境政治政策理论的批判、社会公正及生态可持续发展逻辑的生成及以阶级斗争为主要革命动力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等一系列自发的内部结构转型表现中，我们可以判断出，1960-1970年代英国已经具备了“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或实践）的雏形。

三、“社会生态转型”生成：“策略主义”环保模式及“现实的生态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及其工业化的全球性扩展不仅抵消了先前环境治理所产生的效用，还以更大的势头造成了席卷全球的灾难。一系列危及全球的环境灾难、欧盟环境部门权重的提升以及全球环境治理项目的快速发展都迫使英国在自然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加快转型。但已经成型的环境立法体系、渐进式的环境转型方式都阻碍或削弱了英国环境政治转型的步伐，以至于英国被冠以“肮脏的英国人”称号[18]。

1980年代至今，在内外环境、政治压力及经济利益的促动下，英国主流环境政治开始推行依赖现代技术及广泛市场的“绿色新政”战略，而一种与之对抗的“转型左翼”力量也开始不断壮大和蔓延。作为对生态资本主义性质的“绿色新政”等新型的环境政治策略的应对，英国“社会生态转型”是以一种更为系统化和现实化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特别是在面临资本主义越发复杂而低效的环境治理能力及相对于以往笼统而无实际规划的“生态乌托邦”构想而言，当代英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向更加系统化、现实化的“生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其实践则在变革主体多元化、组织规模扩大化基础上走向了一种具有“红绿”色彩的策略主义阶段。

在环境政治理论领域，随着关于生态问题的界定、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支配自然还是适应自然等话题的争论，转型绿色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被不断推向前进。以本顿、乔纳森·休斯( Jonathan Hughes)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在有限理性及异质权力空间内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资本主义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历史任务的行为也片面地夸大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改造潜能，而替代社会的本体论条件就是要通过重估“自然条件”、重新解读“自然极限”的基础上重构绿色历史唯物主义，转型路径要求通过恢复自然内在价值、适应自然自我转化机制，从而走向一种“后工业社会”的生态无政府主义未来；以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佩伯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应该是以人的合理需求作为基本价值尺度的，是环境友好、社会公正及生态可持续的，需要通过工人阶级构建全球绿色左翼联盟进行整体社会激进变革。因此，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反，他们拒绝生物道德、自然神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反人道主义，主张通过设定人类需要的极限，重新定义财富、改变人类生产方式走向基于又超越现实传统的生态社会主义未来。

如果说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打开了当代英国“社会生态转型”的大门，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解决路径，将生态社会主义在英国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那么作为新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则在资本主义“绿化处方”遭遇全球失效的背景下确认并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本要素，从其包含的现实意蕴中进一步论证了未来替代空间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沃尔指出，依靠经济手段（特别是价格机制）、市场手段，或者通过绿色技术及局部绿化政策的生态资本主义方案至多只能局部的缓解当下危机，甚至在长远来看会加重全球危机并使自身成为唯一的受益人。这种倾向于破坏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条件、致力于无限扩张并不断拉大世界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最终会在率先迫害了资本主义生存条件之后将自己推向坟墓[19]。这一理论争论热潮及西方“绿色新政”环境治理失效更是反向激励了一批新兴转型左翼学者，比如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约翰·巴里（John Barry）、乔治·孟比尔特（George Monbiot）。他们将矛头指向“企业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及“裙带资本主义”，认为蕴藏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显现形态背后的是对有限生存空间推行无限经济增长及利润压榨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种制度就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有限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争夺，不仅造成了时空异质条件下的不平等，也由于错置经济与政治关系而导致被剥夺者政治权利、生态权利的受损及未来变革潜力的弱化。而在对未来替代性构想上，他们要求在不断发展实践中逐步细化为更为具体的行动：在顶层设计中浸润生态可持续及社会公正逻辑，中层环境治理中注重对当下社会关系、社会权利关系的社会主义向度调整，在微观层面培养真实科技需求、能源转型及生态意识。

在社会运动领域，作为英国公众环境态度主要决定力量的ENGO，在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下进行了组织结构及政治、社会策略及行动方案等方面的调整，在目标驱动压力团体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策略主义”[20]团体转型(见图1)[21]。在组织形式方面，一方面，他们积极转变自身角色，主动承担国家环境政策的监督者和促进者角色，比如英国皇家协会。在采集吸收民众意愿的同时，更注重以合理的方式将其转化为驱动环境转型的政治压力，比如地球之友。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采用费边主义策略，主动聚合国际力量特别是欧盟对各成员国的环境约束政策，间接向英国政府施压，比如绿色和平。在运作手段上，他们开始在以往激进深生态学、生态重建及资源保护行动中引入政治力量，更加注重在与国内政府或地方部门、政党及国际ENGO或其他非政府部门合作时实现自身目的。在行动方案上，他们逐渐放弃传统的激进暴力的斗争手段，采取更容易被政府及市民接受的、缓和的、以游说为主的斗争方式，以在发展空间上获得更广泛同情。可以说，转向策略主义的英国ENGO在应对具体问题时已经表现得更加专业化、更有效、更加富有活力。但由于资金来源等方面对政府部门的依赖使其丧失或转出让了部分独立性，特别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及变革议题上更加受控于政府。他们更加致力于“红绿”结合，成立了诸多反对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红绿联盟”[22]，最终指向标志生态可持续及社会公正理念的生态社会主义未来。

在政党政治、政策方面，作为英国政党选举中的重要竞争领域，环境政治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红绿”转型。特别是1989年英国绿党在欧洲议会大选中获得15%的选票，激励了其他党派对环境议题的吸纳，“时人将保守党视为‘蓝色绿党’，将工党视为‘红色绿党’，将社会民主党视为‘红蓝橙或红蓝绿条纹党’”[23]。对左翼党而言，他们在寻求工人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及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等基本左翼原则基础上，积极关注绿色政治，寻求一种“红绿”结合的“新政治”形式。而这种“新旧政治”“结合与互补，有效地改善和调整了党内传统左翼与改良左翼之间矛盾”[24]。与此同时，保守党也由于撒切尔政府对欧洲政策的变化开始注重打造绿色形象。其一系列具有煽动性的环保主义演讲、对环境运动的支持及其为吸引潜在选民基础而推出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绿色转型根本意义上的“生态资本主义”性质。对英国绿党而言，他们在保持着一贯“纯粹性”和坚定“绿色身份”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吸收“红色”政党与资本主义抗争中的丰富经验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分析方法，逐步与左翼政党构成“红绿”联盟分化出一支“红色绿党”。在乔纳森·波瑞特（Jonathan Porritt）、卡罗琳·卢卡斯（Caroline Lucas）[25]等人社会正义政策影响下，其政治谱系逐渐发生左倾，最终发展为将生态社会主义为根本追求的绿色左翼政党。对政党自身“异质性”的坚持及社会正义关注使得英国绿党“社会生态转型”呈现为以下格局：哲学基础上对“绿色基调”的维护、政治立场上对“红色谱系”的融合、政策主张上对“现实观照”的均衡。

可以发现，此时英国的绿色左翼理论无论是在理论发展状况还是现实转型依据上都已经走上了一种全新阶段——“社会生态转型”道路。与上一阶段相比，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驳加入了一些新型元素，对未来社会构想也从抽象的静态生态乌托邦转向了一种更具有活力的、现实的生态乌托邦——现实的“生态社会主义”，转型路径也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而细化为更为具体的现实路径。概言之，这一阶段英国绿色左翼呈现为“一个共识，三个转向”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一个共识是指其在对传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替代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以“绿色新政”“生态现代化”等为表象的生态资本主义的虚假绿色治理本质批判。由此带来的三个转向是：第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批判已经从“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转向更加具体的气候变化条件下“生态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等反生态本性及其应对措施无能的批判；第二，在未来社会图景设计中加入了物质性和现实性因素、区分了具体生态乌托邦和抽象生态乌托邦，开始从反动的、面向过去的保守意识转向一种探索性的、暂时实验性的、反思式的和多元的未来变革途径，例如，“共同体所有权”“太阳能共产主义”等；第三，现实行动在原有目的性驱动的直接行动团体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结合英国内源式变革及渐进式转型传统的“策略主义”驱动团体。而在此策略主义并非基层治理中功利主义地将各种方法、手段、策略不加区别地运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中[26]，而是在价值判断之外依据具体情况而采取正式或非正式权宜、变通策略，以灵活有效的方式应对事务处理中的危机。

四、发展评价

基于对英国环境政治史的梳理及政治哲学分析可以发现，13世纪至今，英国绿色左翼理论经历了三次不同程度的转向。在理论建构层面，它从以反抗早期工业化自然观为基础的生态美学觉醒向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逻辑为基础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觉醒的转型，最终转向以反抗生态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现实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环境治理策略层面，它又在现代化国家政治、社会转型背景下，经历了从封建王权个人环境意志决定向维多利亚式精英主义环保行动转向，再在突破阶级封锁后由大众式参与环保行动向策略主义模式的环保行动进阶。在政党政治层面，英国政党政治也经历了从“红绿”“蓝绿”转向到“红绿”融合的过程。由此可以发现，英国不仅天然具备发生“社会生态转型”的理论现实条件，其理论形态及发展实践已经确确实实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欧洲大陆版本的、独特的“社会生态转型”模式。这足以证明，英国环境政治不仅在促进“红绿结合”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在现代转型政治中依旧引领着绿色左翼潮流。

但是，由于英国环境政治变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及特有的内在变革传统，其理论政治哲学基础是在“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无政府主义”的不断争辩中逐渐形成的；其转型实践又是在民主生成与封建王权、资本竞争与社会主义未来乌托邦构建数百年的斗争中逐步发展与延伸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其转型过程势必是一种激进理论与渐进行动、抽象乌托邦幻想与具体乌托邦构建之间不断推动与牵扯的发展图景。这在具体转型实践及动力机制层面明显不同于发端于欧洲的布兰德式“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及转型实践，与其他国家的绿色转型也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社会力量的内源性转型国家，英国绿色左翼也在以一种现实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推动着“社会生态转型”的发生及运行。

除此之外，英国“社会生态转型”的发展也没有一个明显的阶段性划分。特别在19世纪下半叶至1960-1970年代，我们既可以说这一时段英国“社会生态转型”已经在形成中或理论酝酿中，又可以说在没有涉及现代“绿色转型”因素前英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而比之这一界定相对模糊的时段，21世纪之后无论是在理论话语还是在转型实践上英国环境政治都已经明显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或实践。但是，如果将21世纪作为英国“社会生态转型”产生的标志或者分界点又缺乏根本依据，只能说这种转型是一直在酝酿并融合于整个英国环境政治演进过程中的。虽然作为老牌绿色左翼重镇的英国，其传统绿色左翼思潮确实在新自由主义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呈现出激进程度不断式微的趋势，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一种新兴的（转型）左翼力量也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治理背景下轰然崛起。英国新型的“社会生态转型”运动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资源的同时，也存在着内源性转型动力不足、渐进性变革传统、政治监管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缺陷，这都会成为束缚其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在宏观层面，内源性转型动力不足将是制约英国出现颠覆性变革的主要障碍。在产业分工明确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人阶级内部分化与全球资本劳工套利将不同阶层的工人牢牢地绑定在自己的位置。与以往相比，他们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确保自身工作的稳定性及更高薪水的努力上，同时还要花费一部分时间用来提高自身价值以防被社会分工逐渐完善的全球市场其他人为商品所代替。全球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无障碍流动甚至膨胀了工人后备军队伍，低成本的可替代性极大地分散了个体工人的权力也降低了个体“超越资本和纯粹雇佣劳动的新型生产关系和雇佣制度”[27]的意愿和可能性。另外，一方面被绑缚在工业化锯齿下潜在变革主体的阶级间界限越来越模糊，阶层内部的目标一致性也在不断地被削弱，特别是从近些年英国由工人阶级发起的、激进程度日益趋弱的罢工或游行活动上更可以证明这点。另一方面，尽管社会生产的冲击松动了原有的阶级结构，但是社会阶级划分依旧成为了英国不同群体联结的巨大障碍。普通大众绿色意识觉醒与情感上对“帝国式生活方式”及意识形态依赖之间的冲突也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生态转型”目标有不同愿望。

单一性渐进转型模式疲软及内源性转型传统是阻碍其构建替代性未来社会的另一个根本原因。从整个环境政治发展史来看，英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也没有经历传统国家不同阶级与集团权利关系的变化与更替，而是经历了一个传统社会瓦解、市民社会逐步自发完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社会在环境政治中的自发作用天然地消除了国家在强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补偿机制。换句话说，英国的社会生态转型尽管也存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意义上的“被动革命”色彩，但以拥护君主立宪制为特征的民主国家更倾向于一种相对平稳和温和的变革方式。总体而言，这仍旧是一种不断成熟的市民社会在政治参与及环保意识自觉意义上的自发过程。正如钱乘旦所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历史也是充满斗争的，这点与其他国家一致。但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斗争的结局在英国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或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斗争中发生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这就是传统与变革的融合，是历史长河中的妥协之路”[28]。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一个缺乏革命性和激进性变革传统的环境转型如何实现超越阶级、民族主义之间矛盾，在高层政治或社会精英群体中构建“超意识形态”的“共同意识”，如何统合不同主体间对于转型意志导向以实现全球层面的合作和共赢，将是一个会长期困扰的问题。这一过于疲软的转型手段是否能够与其设定的激进理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并最终指向一个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都会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而一旦这一最基础原则无法得到保障，包括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或实践在内一切绿色左翼尝试都将会面临一片黯淡的前景。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转型”到底要在何种程度上遵循或打破本地传统，渐变改良与激进改革要怎样有机结合才会推动系统顺利进行？

在中、微观层面，低政治性和碎片化的权力下放、杂乱的渐进主义和非正式的自我监管等造成了英国社会生态转型的实践障碍。具体而言，首先是环境治理的低政治性和碎片化的权力下放。尽管环境问题表面上已经成为英国政党政治的重要政策战略，然而实际上更多是作为政党政治竞争领域中争取更多选民的工具。比如，英国环境部在1970年就已经成立，但是很多实际的环境问题却并没有在其实际管辖范围内，当时人们对其戏谑为“不负责环境问题的环保部”[29]。而对于左翼党来说，尽管环境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其基本前提仍旧是其“红色”立场，如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在生产和分配领域更大程度的体现公正等社会问题仍旧占据着左翼党的核心议题。而色彩鲜明的绿党，与工党和保守党相比不存在政治权力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与ENGO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相比，又难以表现出其在政策引导力及现实行动力方面的特色。因此，不难理解人们将英国政府对环境问题表现出的少量“关心”视为对全球环境协同治理号召的一种形式主义响应。而环境问题上层管制的虚假集中必然会引发下层实施的权力碎片化下放，以致许多问题的解决脱离了中央政府管理能力和范围更多停留在地方政府层面。

另外，散乱的渐进主义和非正式的自我监管也是英国社会生态转型实现的障碍。作为一个有着“务实管理”传统的国家，许多英国环境问题的解决都会遇到政府真空的难题，而更多依靠不同利益团体的商议和妥协。用麦考密克（McCormick）的话说，英国环境政策“特别容易产生一种特殊的、非客观的、零碎的反应，而这种散乱的反应在英国环境政策中是非常普遍的”[30]。而在这一散乱的渐进主义转型模式下，英国的环境治理走向了一种非法律监管、非暴力执行的积极环境治理政策。换句话说，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更希望人们采用自我监管模式，而非法律强制等对抗的模式，并在法律制定之初给利益集团预留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与其说这是环境政策中民主决策的体现，不如说是为资本运作空间下的环境法律私人化开辟道路。“缺乏方向”“自我监管”和“运行机构及实施法律混乱”的渐进式转型模式更加大了英国社会生态转型在中微观运转中的难度。

在既肯定当下运行的具体措施，又质疑整体制度规则及其未来目标的前后矛盾中，当下的英国环境政治难以承担反对霸权斗争的重要责任。而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替代性选择（成熟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及实践）是在与演化中的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不断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激进绿色左翼理论，它势必是反对资本主义本质、连接全球绿色左翼转型动力，指向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未来的。尽管允许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发展特色的不同存在适度调整空间，但一种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指向、对“好生活”生存空间的追求以及能够突破当下保守力量的激进动力却是未来社会良性发展的保障。因此，除了中微观层面环境公共管理效能的提升之外，一种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转换及指导可能将会是英国绿色左翼更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而在生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英国环境政治中微观实践也势必会朝向一个正向逻辑运转。

注释：

[1] 郇庆治：《作为一种转型政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

[2] 李雪姣：《“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术语解析——兼与布兰德“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比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 Ibid．

[4] Ian Scoones, Melissa Leach, Peter Newell, The Politics of Green Transformations, Routledge, Oxford,2015.

[5]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18页。

[6] 周光远：《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

[7] Peggy J Parks, The Green Movement: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Reference Point Press, Inc., 2012, p 27.

[8] Peggy J Parks, The Green Movement: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Reference Point Press, Inc., 2012, p 38.

[9] Jason W. Moore (ed.),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PM Press, 2016.

[10]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52.

[11] Derek Wall, Green History: A Reader i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Routledge,1994, P12~13.

[12] Branden Prendiville, British Environmentalism: A Party in Movement? Revue LISA/LISA e-journal, https://ezproxy-prd.bodleian.ox.ac.uk:7995/lisa/7119

[13] Derek Wall, Green History: A Reader i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Routledge,1994, P25.

[14]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75页。

[15]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Harper Perennial. 1989.

[16] 参见Peggy J.Parks, The Green Movement: Energy and Environment, ReferencePoint Press, 2012.

[17] David 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1993, pp.232~233.

[18] Penny Kemp, Derek Wall, A Green Manifesto For the 1990s, Penguin Group, 1990, p24.

[19]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world, Zed Books, 2007, p38.

[20] Mike Robinson, The Greening of British Party Polit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9.

[21] Brian Doherty, Ideas and Action in the Green Movement, Routledge,2002,P67.

[22] 2006年由英国劳工党和共产党部分成员组成的生态社会主义联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AGS）并发布《海德科恩宣言》，标志着英国绿色左翼的正式形成。它以反对资本主义和草根民主为主要立场，推崇自下而上的组织化转型。而其前身——绿色社会主义网络（Green Socialist Network，GSN）也是红绿色彩鲜明的团体，其纲领是“走向绿色社会主义”，主张将社会主义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结合并进。此外，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SR）更是在议题中加入了生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革命主义，创办了《社会主义抵抗》杂志，在宣传替代性绿色社会及生态社会主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23] Mike Robinson, The Greening Of British Party Politic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p77. Conservative Party said, we are the Blue Green Party; Labor Party said, we are the Reddish Green Party; Liberal Party said, we are the Red Blue Orange and Green Stripes Party.

[24] 王聪聪：《试分析北欧左翼政党的绿色转向》，《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

[25] 英国第一位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CarolineLucas）在回答《卫报》记者艾达·艾德马里亚姆（AidaEdemariam）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参见《卫报》，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10/may/15/caroline-lucas-green-party-new-politics.——笔者注

[26] 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27] [美]弗雷德·马格多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王建礼、郭会杰译：《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28]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的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29] Timothy Doyle and Doug McEachern, Environment and politics, Routledge, London,1998.

[30] Timothy Doyle and Doug McEachern, Environment and politics, Routledge, Londo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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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雪姣，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2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曲建英

硕博新见

李雪姣：“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术语学解析——兼与布兰德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