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湟 | 袁崇焕到底是精忠报国的爱国者，还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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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位对国家赤胆忠心且战功显赫的名将，他却被诬陷为“通敌谋叛”的“叛徒”，惨遭磔刑而死。这种悲惨遭遇与南宋名将岳飞颇为相似，因为袁崇焕为广东东莞人，故有人誉其为“东莞岳飞”。有关岳飞的历史评价，学界和民间意见比较一致，毋庸赘述。有关袁崇焕的历史评价，学界肯定其历史功勋和爱国精神的观点占据主导。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历史小说的影响，社会上却流传着袁崇焕“祸国殃民”“为明亡罪魁”之说。如此是非倒衡，不可不辨。兹选录岳麓书社新书王荣湟博士《袁崇焕全传》有关袁崇焕历史评价的论述，供读者参考。
△ 《袁崇焕全传》，岳麓书社出版
人是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个体，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考虑其在物质生产和社会道德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杰出的历史人物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反动的历史人物则违背历史潮流，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评价历史人物一是要坚持历史主义观点，将其置于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历史人物对整体历史进程的影响，不能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也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苛求前人；二是要有全面性和侧重性，必须分阶段、多维度地考察历史人物方方面面的功和过，分清权重，划分主次，功过不能相掩。笔者对于袁崇焕的功过评价正是以此为据的。
袁崇焕的历史功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他指挥了宁远、宁锦两次大战，率领屡战屡败的明军接连击退后金的进攻。
辽东战争以来，明军在后金军进攻下一败涂地，一退再退，几乎丧尽全辽。宁远之战的胜利一方面打破后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具有提振士气、安定民心的作用（了解宁远之战点击：王荣湟 | 袁崇焕与1626年宁远之战）；另一方面证明明军充分利用守城和火器的优势足以抵挡后金的进攻，同时也更加确定巩固关宁防线的战略意义。宁锦大捷是明朝自宁远大捷后的又一胜利，明军不仅在锦州守城战中连挫后金军，而且在宁远城外的野战交锋中也不落下风。后金遭到自辽东战争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且攻坚战已经成为后金军的梦魇。经由此役，河西的宁锦防线进一步巩固。应该说，这两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并非偶然，其基本条件正是袁崇焕守辽策略的科学指导和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
其次，他在战争实践中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摸索出抵御后金的一套战术、战法，其守辽策略比其他人所提出的都要全面、系统、高明。
明朝以天下之力对抗地处一隅的后金，却连遭惨败，丧师弃地，从军事的角度看最主要的原因是战略方针的摇摆不定。关于对后金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守，招募兵员是招募土著还是征调客兵，供应军事物资是立足屯田自给还是由关内转输，对漠南蒙古各部是防范还是笼络，从战争一开始，明廷和辽东督抚将帅就对这一系列问题意见不一，或各行其是，或相互掣肘，这就很难保证战略方针的一致性、有效性和持续性。袁崇焕从战争实际出发，经实地考察和战火考验，继承和发展熊廷弼、孙承宗、王象乾等人的守辽主张，最终形成了独特、系统、全面的战略思想。“守为正着，战为奇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以拒东夷”“款为旁着”这四个方面构成了袁崇焕的守辽策略。凭借着这一套守辽策略，袁崇焕率领明军接连取得大捷，并在河西建立起抵御后金的关宁锦防线。
再次，他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辽东铁军，使其成为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主力部队。
熊廷弼主政辽东时期，辽军以擅逃著称，辽将则只有贪婪、欺罔、懦弱“三长”。孙承宗督师山海关，采纳袁崇焕的建议招纳流亡辽民为兵，重新组建辽军。袁崇焕先是在孙承宗麾下招募辽兵，宁远之战后更主张撤回部分客军，大量募选辽兵填补。袁崇焕还选拔、重用一大批辽将，激励辽兵辽将保卫家乡，辽兵辽将也乐为所用，并在宁远、宁锦之战的洗礼中锻炼了军魂。至此，辽军方才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铁军。军队的武德，或者说军魂，是指军队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而表现出的勇敢和对战争事业的热情，它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在双方部队装备、训练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直接决定了部队的战斗力。辽军之所以富有武德并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在统帅袁崇焕的领导下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生死战斗。与其他统帅相比，袁崇焕有一个突出优点，那便是他善抚将士，体恤下属，深得部属之心，“将士乐为尽力”。尤其是对待辽兵辽将，袁崇焕与其“劳苦如弟兄”，因而辽兵辽将对袁崇焕的感情很深。总之，正是在袁崇焕这样一位优秀统帅的领导下，辽军才成为一支富有武德的铁军。这种武德一旦形成，即便在平庸的统帅领导下，依然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可以说，袁崇焕一手组建起来的辽军是他死后留给明朝的重要遗产。
最后，他建造了一条守御坚固的关宁锦防线，该防线成为后金军入关难以逾越的屏障。
天启二年（1622）初，广宁溃败，熊廷弼、王化贞仓皇入关，尽弃河西之地，至此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殆尽，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以经略王在晋为代表的一批人畏敌如虎，提出了修筑重关的计划。袁崇焕以修筑重关为非，力主防守宁远。孙承宗督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在袁崇焕的辅佐下，收复宁前弃地，初步建立关宁防线。宁远之战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守关必守关外方针的正确性，至此，明军终于在河西站稳脚跟。袁崇焕借明金议和之机，修复锦州等城的城防，经过宁锦之战的考验，建立了宁锦防线。不难看出，关宁锦防线是袁崇焕倡议并一手构建起来的。这条防线西起山海关，东至锦州，充分利用了辽西走廊背山面海、丘陵起伏的险要地势，依托山海关、宁远、锦州等军事要塞，屡屡挫败了后金的进攻。从战略意义上说，这条防线封锁了东北平原通向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使关内京畿地区免遭后金的频繁袭击，并安置了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辽民。另外，其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明朝赖以抵御后金进攻首要的和最有力的支柱，使后金不得不耗费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心力在攻破防线的谋划上，并使后金的兵力在攻城时遭到很大的损失。在崇祯朝十七年中，后金（清）虽然多次绕过关宁锦防线，袭击关内，但是始终无法长期立足，正是关宁锦防线的阻挡所致。袁崇焕死后，祖大寿凭其余威固守十余年，关宁锦防线仍然坚不可摧。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锦州才失守，而宁远、山海关到崇祯十七年（1644）才归清。所以，作为这条防线的倡议者和构建者的袁崇焕，他的历史功勋不可泯灭。
应该说，袁崇焕是在广宁溃败、明朝尽失河西之地、辽东战争已经一败涂地、东北边防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率领明军打破后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连取得宁远之战、宁锦之战的胜利，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科学、有效的守辽策略，组建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和富于武德的辽东铁军，构建了一条守御坚固的关宁锦防线，使屡战屡败的明军敢于议战议守，辽东战争因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便是袁崇焕的一生功勋之所在。
当然，人无完人，每个历史人物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都具有时代的、阶级的和个人的历史局限性。袁崇焕建立突出历史功勋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行为和令人惋惜的错误。如天启七年（1627）冬，他不合时宜地遣使吊丧，被后金利用，后金乘机东征朝鲜、东江，这不能不说是袁崇焕的一个重大失误。此外，有论者认为后金东征朝鲜之际，袁崇焕不积极派兵救援，也不积极发兵袭击后金后方，是一大失误。这个说法未必正确，但是袁崇焕的做法也未必没有可指摘之处。又如他有段时间曾与阉党关系融洽，这种做法虽有不得已的苦衷，却有损他个人的声誉。斩杀毛文龙一事，引起巨大的争议和批评，近四百年来指责诋毁袁崇焕者无不以此借题发挥。（了解详情点击：袁崇焕为何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历史真相是这样的……）坦白地说，当时毛文龙的所作所为确有可斩之罪，也有取死之道，不过袁崇焕私下定计诱杀，却也是敛擅杀之过于己身。不过，对于已经跋扈不臣、公开通敌牟利、举朝对其无可奈何的毛文龙，如果没有袁崇焕的惩治，又有谁能让毛文龙得到法律的制裁？历史选择了袁崇焕，虽然他的处理方式并不太妥当，但是在毛文龙逐渐脱离明廷控制的情况下，仅仅以斩杀一方乱帅的代价来换得明廷对东江镇的有效控制，这未必不是当时代价最小且最可行的方式。袁崇焕的军事失误主要集中在“己巳之役”前后，如：麻痹大意轻信朵颜部，致后金与其勾结，假道入犯；不够重视蓟镇防御，致使后金军乘虚入塞；低估后金军入塞事态严重性，未调更多军队入援；防守蓟州时采取错误的防守策略，以致后金军直扑京师等。这些失误都是由袁崇焕过于轻敌、误判形势所造成的。其中详情，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正因为袁崇焕有性格缺陷，也存在一些军事失误，所以我们不能过分美化他的品质，人为拔高他的能力，夸大他的抗金功勋和历史作用。清中期以来，民间和学术界关于袁崇焕的英雄崇拜相当普遍，似乎袁崇焕是一个完美无瑕、有功无过、以一身生死关系两朝兴亡的关键人物，并且有如若袁崇焕不死，清军不可能越过宁远一步，更绝无可能入关争鼎的说法。这种夸大历史人物作用的非历史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受英雄史观支配的。历史事实证明，在国库空匮、党争激烈、内忧外患交织的明末政局下，袁崇焕虽然能守住一方，但无法保证处处皆守，以他一己之力根本无法阻挡后金前进的步伐。“己巳之变”的发生，袁崇焕悲剧的出现，正是鲜明的例证。
总之，袁崇焕一生既有功也有过，他的功是主要的，过是次要的；主次相比较，袁崇焕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不失为明末优秀的军事统帅。这是笔者关于袁崇焕功过评价的结论。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除了功过评价，还有道德评价，即以一定的社会、阶级的道德标准来对个人思想活动进行评判。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在功过评价和道德评价之间有所取舍，而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全面且公允。笔者关于袁崇焕的道德评价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袁崇焕廉洁奉公，严格自律，是一个少有的清廉官吏。他恪守“不爱钱、不惜死”的家训，不置产业，不蓄货财，终其一生两袖清风。在时人看来，袁崇焕就是罕见的“不爱钱”的人。直到被杀抄家，袁崇焕在宁远的家仍是家徒四壁，东莞家中仅有祖遗薄产，其他被籍没者多是弟弟袁崇煜和侄子袁兆基的产业，真可谓“家亦无余资”。当时晚明官场贪污横行，县官、言官常为贿赂贪污之魁首。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言：“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州县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在举世皆爱钱的风气下，袁崇焕能廉洁奉公，这是何等难得！
其次，袁崇焕兢兢业业，勤于职事，是一个尽心履职的好官。在邵武知县任上，他恪尽职守，一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心民事。作为待考的邵武知县，袁崇焕为熟悉山海关险要，好为朝廷决策做参考，竟单骑出京，阅察山海关要塞。当时疆吏寒心，不敢出关，而袁崇焕却敢于赴辽任职。孙承宗出阁督师，决定守宁远，袁崇焕奉命守城，修筑城垣，操练兵马，招抚蒙古，兴举屯田，殚精竭虑。在袁崇焕看来，守土官所守之地即为信地，头与官、与地是共存亡的关系，“土守则生，土失则死”，只有尽力拼命死守，“方是尽守土职分”。正因如此，袁崇焕一直以身家性命捍卫宁远城。他在关系复杂盘错的官场上担任至危至重的督抚职务，而这是易招怨而难立功的烫手山芋。宁远之战后，袁崇焕曾上言：“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惟皇上与廷臣始终之。”袁崇焕并不怕招惹怨怼和猜忌，他慷慨任事，早已有尽职死事的决心。
最后，袁崇焕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积极为国家出力效劳，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勇于为国家牺牲奉献。这是袁崇焕崇高道德品质最主要和最突出的部分。
万历后期，还是科考士子的袁崇焕就很关心国事，平日结交了许多有志杀敌报国的朋友。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邵武知县，袁崇焕早已心系辽东，他每日理事之余与经历辽东战争的老兵谈论兵事，并为报效国家而招揽英杰。广宁溃败，世人皆畏辽事，袁崇焕独攘臂请行，并“自愿为大将”，誓以身许国。当时世人多不愿出关履险，然而袁崇焕这个痴心人却极力主张防守关外，始终“锐以恢辽为己任”。宁锦之战后，袁崇焕被罢官，壮志未酬，萌生出世之心。可是，他对于辽东河山、对于明朝封疆仍然有着割舍不断的眷恋。当思宗起用他督师蓟辽时，他便想着再续旧时功名，并为此不惜杀人。新皇恩眷无比，举朝延颈企盼，袁崇焕感激知遇，决计将锋镝余生献给国家。正因如此，平台召对时，袁崇焕毅然决然地肩承辽事重担，并给自己制定了复辽时间表。“五年复辽”虽是一个极具个性色彩和主观意味的构想，但也凝聚着袁崇焕浓烈的爱国情怀，那种勇于为国担当并不惜豁出一切的报国痴心是多么令人感动！正因如此，才会有程本直这个同样的痴心人愿意为袁崇焕而死：“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程本直希望死后有人将他与袁崇焕合葬，题碑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这样他即便死也能瞑目九泉。
袁崇焕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如愿以偿地投身辽东疆场后，急国之难的他忧心如焚。他有着比旁人更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无法容忍苟延残喘、被动挨打的现状延续下去。在他看来，广宁失守后，辽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不许耽搁的地步，明军迫切需要修整战备。因此，袁崇焕勤于职事，以期早日练成兵马，修完城池。水南家人几番来关慰问，袁崇焕始终以国事为重，不愿归乡。为了复辽的事业，袁崇焕毫无保留地付出，不能很好地为家人尽到人子、人夫、人父的责任，因而牺牲了家庭幸福。父亲病逝，袁崇焕望断南天，也只能忍痛夺情。袁崇焕守辽近十载，大多数时间都不能与家人相伴，他无奈地自嘲是大明国里有家难回的亡命之徒。巡抚、督师辽东之时，袁崇焕都将母、妻接到宁远居住，以全家性命誓与后金决一死战。他认为土地在则家在，土地破则家与之俱亡。袁崇焕献身辽事，以身许国，虽有内心苦楚，但是在报国痴心的驱使下，他仍无怨无悔。
袁崇焕勇于为国家牺牲奉献，只要于国于边事有利，他绝对不因个人祸福而有所避趋。在袁崇焕看来，明朝想要战胜后金，就必须集结众力，督促朝臣齐心协力，急国之难，为复辽积极出力。可是在整合聚集朝廷力量的过程中，袁崇焕不可避免地会招来怨尤。袁崇焕认为“不敛尽天下之怨，不能成必世之功”，所以为了完成复辽的事业，他任劳任怨，不避嫌忌，不惜为此得罪权贵，甚至触犯众怒。议和在舆论看来是丧权辱国的下下之策，袁崇焕却光明正大地倡议议和，毫不顾及日后会给他带来骂名。东江总兵毛文龙贿赂权贵，早已形成羽翼甚广的利益集团。袁崇焕为了复辽大计和封疆利害，丝毫不惧招忌，果断设计斩杀毛文龙，并且在斩帅后掷地有声地宣言：“苟利封疆，臣死不避！”为了捍卫“五年复辽”，袁崇焕赌上了身家性命，豁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屡屡赌命立军令状，誓言五年平敌复辽，如不能实现，甘愿自裁！正如袁崇焕标下提塘守备吴先阶所说，如果不是精忠之人，如何能出此忠愤之言？连朝鲜人崔有海也为袁崇焕的爱国热肠所感动，作诗道：“诗书余业六韬奇，文武高名宇宙垂。许国纯忠星斗大，擎天威令火雷驰。身劳玉塞神猷壮，血喋金山鬼哭悲。成败玄机难逆睹，更将雄剑捍西陲。”
不可否认，袁崇焕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不足之处。在他思想深处，爱国与忠君是密不可分的，他有时候显得过于愚忠，无法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结果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不过，这是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通病，不足以苛责。
总之，袁崇焕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他崇高道德品质所在，也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袁崇焕被捕入狱，有那么多的官绅军民不约而同地为他求情喊冤，有人请求入狱代他坐牢，甚至有人置杀身而不顾。袁崇焕的部属幕僚在他死后，隐忍偷生，但每想起往事必哭诉其忠，念念不忘申冤平反之事。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举动，正是为袁崇焕的人格魅力和崇高道德品质所吸引和折服。明末清初同情袁崇焕的人或者亲切地尊称他一声“督师”，或者称其字号，而不忍直呼其名讳，这些称呼正是对一位爱国志士由衷的崇敬和褒扬！清代以降，人们之所以敬仰、崇拜袁崇焕，不仅是由于他卓著的历史功勋，还由于他是清官的典型、循吏的代表、爱国者的楷模。在内忧外患、家国兴亡之际，袁崇焕勇于为国担当、时刻以国为重、甘愿为国牺牲奉献的精神和事迹，极具鼓舞人心、激励后人的宣传作用，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题材。正因如此，袁崇焕不仅在和平年代受到推崇，而且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国家危难关头，也受到人们的极力表彰和敬仰。
近人崇敬袁崇焕，每每容易陷入过分英雄崇拜的泥淖，夸大他的事业功勋，不愿正视他的缺陷和过错，这是道德评价凌驾于历史评价之上的结果。其实，袁崇焕个人瑕瑜互见，有功有过，这是他被视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因。而且应该说，正是由于其优缺点、正反面的存在，袁崇焕的历史形象才更加饱满，更加真实。今天，在与历史事实的互动中，我们会为袁崇焕个人的瑕疵惋惜，感慨于他所犯的过错，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袁崇焕这样一位爱国者的尊重和敬仰。我们推崇、纪念袁崇焕与其说是为了突出他个人，不如说是强调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的那份崇高的道德情操。历史学者黄国强曾言：“袁崇焕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包括满族在内）的共同精神财富。”这份道德情操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
本文节选自岳麓书社《袁崇焕全传》第八章第三节“性格、能力和历史地位”，作者王荣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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