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校官定的教科书？这几部经典，非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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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退之、李习之以及赵宋司马君实与二程对后来被称为《四书》的古代文献已经重视有加。特别是南宋朱熹鼓吹之后，直到清末，《四书》为士子必读、熟读之书。因为不这样，莘莘士子就没有进身之阶。当时统治者要利用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就在《四书》里，士人读好了《四书》，才会得到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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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学生知道：《四书》（又称《四子书》），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论语》一书大多是孔子的话，《孟子》一书大多为孟轲的议论。知道写《大学》者传为孔子学生曾参，写《中庸》者为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的中学生也很不少。
不是因为《四书》又成了读书人找出路的阶梯，而是因为《四书》宣扬的思想的大部分毕竟应该归属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这是《四书》与“五经”相同的地方。
孔子讲过的话，当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然而试看《鲁论语》，从第一篇《学而》到第二十篇即最末一篇《尧曰》，从《学而》开头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尧曰》最后三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总归是大多有些道理。这里引录的六句话，除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句不能让现代人无疑，其他五句都是对的。
《论语》记录的孔子的话，上个世纪以来最为人们所不满的一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句惹恼了大多数人（其中光是妇女就占了半边天）。其实，这是由于两千多年来人们误解了孔夫子的原意，我们已在《论语·阳货》有关注释中阐述词源，以正视听。不能说孔子这句话的原意根本没有问题，然而可以说：问题并不像历来人们所批判的那样严重。
《孟子》的问题大于《论语》。韩退之说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我们倒宁愿说：“孔与孟，大醇而小疵。孟之疵，实多于孔。”孟子学霸气太盛，不如孔子谦和。然而，他的一句“民为贵”，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了。
《大学》《中庸》篇幅远不及《论》《孟》，然而各自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而同样不朽。
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宣传的思想。为国为天下，从我自己做起，从我自家做起，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从我自己做起，就必须“慎独”，这也是《大学》提倡的重要思想。《大学》还告诉世人“生财有大道”。
《中庸》宣扬的两个平凡而伟大的道理，一是中庸之道，一是慎独之道。这里说“慎独”，应迟于《大学》，与《大学》说的修身，《论语·学而》记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与《孟子·公孙丑上》说的“不动心”之道，无疑有相通之处。而中庸之道实难能而必备，无论个人、政党与国家都不应该有悖于此道。非左即右总有偏差与损害，不左不右最好。可是要真能中庸并非易事，所以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合而言之，《四书》说的是真正的孔孟之道（“五经”则未必都是，甚至可以说大多不是）。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四书》（还有“五经”）宣扬的思想意识，是大多数人甚至全人类的思想财富。就说孔孟之道，此道有关乎中国古代修齐治平之术至巨，于今还可资借鉴。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而言，熟读《四书》，了解孔子经由曾参、子思而传至孟子的儒家道统，这有助于把握从孔子、曾子、思孟学派到宋元明清理学与心学诸子的思想脉络。所以，前文就《大学》《中庸》言及所谓实践与理论意义，即使扩大到《四书》整体，亦未尝不可以言之。
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如下四点意思：
一、所谓“四书学”，只是经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四书学”是经学发展到南宋及其后的产物。《四书》之中有《大学》《中庸》两书，本来只是小戴辑《礼记》的两篇文章。所谓“四书学”与“五经学”，这两个大概念中有部分的交叉。这都是常识。既如此，怎么能说用“四书学”取代“五经学”呢？如果说《论》《孟》之学与“五经学”对举，那倒是没有概念的交叉与混淆了。
二、朱熹有《读论语孟子法》一文，其中引程子语：“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论语》《孟子》与“六经”（《乐经》亡后为“五经”）有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论》《孟》不可能取“六经”地位而代之，《论》《孟》之学不可能取代“五经”之学，因为代替不了。《论》《孟》记录孔子、孟轲平时的谈话，比“五经”浅显。就内容范围与所论深度而言，《论》《孟》凭什么取代“五经”呢？《论》《孟》之学能取代“五经”之学吗？如果清朝以前的经学只有《论》《孟》而没有“五经”之学，岂不黯然失色？
三、据说元代就有以“四书学”取代“五经学”的举措，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就我们所知，元代儒学名人看重所谓“四书学”，只不过视之为进身之阶与入学初步而已，何曾胆敢弃“五经”于不顾？许衡撰的《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课蒙之书”而已见，能取代他的《读易私言》吗？吴澄撰《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又岂是元人关于《四书》的著述可以取代的呢？也许有人会说：元延祐后科举只考《四书》，那还不是以“四书学”取代了“五经学”吗？我们要问：科举考试能够算是真正的学术吗？有个不恰当的比方，现在的各级考试（包括高考），能够取代学术界的学术事业吗？显然不能。
四、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他自有其道理，读书人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读《四书》。但是不一定非按他规定的顺序不可。我们的意见，就按通行本《四书》排列的顺序读下去好了。或者依四子在世先后，先读孔子，次曾子，次子思，然后孟子，又有何不可？
朱熹又说：“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这样讲，又有是有非。书不读，理不明。然而读书要循序渐进。比较而言，《四书》“易晓易解”，不是最难读的书。人们从《四书》可以学到好些道理。这样说是对的。可是，如果说读《四书》容易得很，则不尽然。如果说读了《四书》就什么书都能读了，什么道理都能懂了，什么事情都能办了，亦不尽然。举例说，读罢《四书》就能一下子读懂“五经”了吗？怕未必。
朱子一生于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多有研究，贡献很大。他著述甚富，在“易学”“诗学”“礼学”“四书学”诸领域都有可以代表当时学术水平的力作问世。但他的经学研究毕竟有些缺陷，他自己就没有做到“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我们当然不应该苛求前贤，因为我们更做不到“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我们知道朱子讲过不少道理，但他也讲过一些过头话，讲过一些不够有道理的话。上面引录的朱子的话，也许只是为了提倡读《四书》罢了。我们的意见，总之是：学海无涯，而《四书》实实在在值得多读。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如果两段或两段以上的原文中注码数字依次递升，则表示这些段落的原文有关联，本来是共同合为一个意思的层次；只是由于合为一大段太长，所以划分为若干小段了，相应地，校注也划分开了。
希望我们的校注本《四书》对读者诸君有益。不当之处难免，随时恭候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是为序。
本文为岳麓书社“国学经典文库”《四书》序，作者陈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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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记录孟子言行的《孟子》合称《四书》。宋元以后，《四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了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儒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精华对今天的读者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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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曾言：“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对《四书五经》的阅读与理解，是了解我国文化必不可少的环节。本套《四书五经》校注本，凡六种十一册，是当代经学研究大家陈戍国先生深耕数年之力作，系以阮刻本为底本, 参校众本，广泛吸取前人注疏、校勘成果，精校精注，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版本权威、校注精审、内容可靠、轻松好读的《四书五经》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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