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近代的经学遭到严酷的空前的批判，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整整十年的大革文化命，更把对经学与孔子的批判推上了顶峰。早在五四运动前后若干年，经书经学被宣判为“古衣冠的僵尸”。大革文化命的年月，据说已将“孔老二”再次打倒，将经书经学定性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宣传与对经学的清算为启发民智、解放思想所必需，只是那偏离理智的狂热终究在历史的检验面前难免令人遗憾；那么，后来大革文化（包括经书经学）命的浩劫，就未免让人觉得十分可笑而且可恶了。

△ “国学经典文库”《四书五经》

2001年，距离五四运动已经八十余载，告别大革文化命的时代也已二十多年。这一年的8月15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的首篇《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如下的综述中华学术的议论赫然在目：

大学者评价经学到如此高度，上世纪委实罕见，而新世纪此时始闻之。没有非凡的穿云破雾的洞察力，没有源于真知灼见的巨大的学术勇气，谁敢说经学原本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呢？凡是尊重历史、尊重学术的文化人，只要认真思索，都应该承认：中国经学史固然积弊不少，而经学本身终以精华为多。谁能说学勤先生言过其实了呢？难道中国古代史上曾有别的什么能够取代经学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吗？

从学勤先生的高论得到启发，我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林林总总思索有年，自觉大体上弄清楚了若干问题。已知前修时贤关于中国学术多有精辟之言。在反复证实了他们的种种见解之后，如果加以融会贯通的功夫，一以实事求是为上，那是可以就中国古代的学术（包括经学）与学术史（包括经学史）略述梗概或心得的。其要有七。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只能是解说、研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汉以后附加《论语》《孝经》与小学，宋以后加上《孟子》）的经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术盛行时间如此之长，包罗内容如此之广。如果不是这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独立性就会丧失殆尽。此其一。

昔司马迁论六经要指，充分表现了他熟谙六经的学识。

这是说六经各有所长，各有其显著的学术特色。联系后世通行的学科分类，《易》是讲哲学的，《礼》是讲行为实践，讲伦理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书》和《春秋》是讲历史是非的，《诗》和《乐》是讲文学乐、舞、艺术的。然而人为的划分界限并不完全符合各经所有的内容。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经学几乎没有不涉及的。太史公说的只是各经的主要情况。他论六经与他的父亲论六家要指一样具有权威性。此其二。

中国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当然有列于经学之外者，然而唯有经学才是当时学术的中心。诸经各有其主要分野，然而诸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平列的呢？

历来有《易》或《诗》为群经之首两说，经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各执其是。但是没有说《诗》为经之原或经之本的。倒是《汉书·艺文志》早就说过六经“《易》为之原”。鄙意：六经（后来《乐经》亡佚）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都很重要，可是六经之间并非平列关系，而与《汉志》不同的说法确已存在。

至迟初唐以前就有学者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这话是南朝梁皇侃说的，而初唐孔颖达等人援引之，突出《礼》在六经中的地位，这个观点毕竟已见于小戴辑《礼记·经解》的孔疏了。后来吾湘经学家皮鹿门先生作《经学通论》，其中有一条目为“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此条正文一开头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皮氏以为《礼记·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正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换一个视角看：《礼》之外任何一经与他经的关系，都不如《礼》与他经关系之“切要”。我们相信：学术之贵，在于经世致用。质言之：任何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不会重视对于当时的统治、当时的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帮助的所谓学术，而与统治阶级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活动首先是保护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经济利益的政治，统治阶级此类意识形态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牵涉政治与礼的关系。《礼记·哀公问》记孔子的话：“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者长于行，礼者政之本。礼的经世致用最为现实，最为直接。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礼制建设与礼学教育。属于经学的其他诸经本来就没有谁离得开礼，如皮鹿门所言：“皆有礼在其中。”张惠言《虞氏易礼序》：“《易》者，礼象也。”《周易郑荀义·略例》说到“易三义”，又说：“其言爻象消息皆变易也，礼制经论乃不易也。”曹穀荪元弼先生《礼经学》：“《书》者，圣人以礼治天下之实政也。”王安石《答吴孝宗书》早就说过：“《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早就说过：“《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至于郑康成《六艺论》说的“善于礼”的《左氏春秋》，这里就不必说了。

△ “国学经典文库”《礼记》

让我们再说到《周易》。《易·系辞上》“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根据是什么？“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那繁多的爻位之变，难道不是以礼制原则为根据吗？这里伴随着相关的疑问：六经“《易》为之原”的说法究竟该作何理解？难道《书》《诗》《礼》《乐》《春秋》之“原”都在于《易》吗？我们认为：《易》长于变，这个强调“变”的思想原理为六经所证实。礼也会变化，不能一成不变；总该变得适应社会的需要，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力。礼学也是如此。与五经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术莫不如此，所以说“《易》为之原”。然而，由于诸经之撰作都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或缺的礼仪礼典实行之后，包括《易经》在内的经书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当时社会“政之本”的礼制，所以说“总以礼为本”。拙撰《论六经总以礼为本》《经学札记三则》已畅论礼书礼制与其他经书的关系，请参看。此其三。

△ “国学经典文库”《周易》

其四，应该说到经学与史、子、集部之学的关系。吾湘近代经学家王壬秋的弟子为王氏编辑诗文集《王志》，其卷一论“子史不必读”，写道：“为学但当治经，读子史者失学之人也。”我们不敢附和此说。说“为学当治经”，不错；说“为学但当治经”，加一“但”字，这就不对了。我们认为经、史、子、集之学都应该学，都应该治。一则史、子、集部之学自身重要，其内容与作用非经学所能取代；二则史、子、集部文献或者可以证明五经文字，或者可以证经学道理。

其五，应该说，作为儒学中心的经学不必排斥佛道二氏之学。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

朱棣认为儒学五经可以帮助他治理天下，而《道经》无用，帮不了什么忙。王伯申《经传释词》卷七解释文言语词“耳”，说：“犹‘而已’也。”从“五经耳”句可以推断，在永乐帝朱棣心目中，佛经也是没有用的。其实，佛道虽然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但绝不是无用之物。就中国魏晋以后学术大厦而言，佛道二氏之学无疑也是支撑大厦的栋梁。（而中国道家道学的历史不会短于儒家儒学。）它们对于各相应历史时期的统治都是有用的，不知朱明太宗为何不肯承认二氏之学的价值、地位与功用。他的父皇和他的后嗣并非如此。

其六，《论语》《孟子》多记孔子、孟子的话，《大学》《中庸》相传分别为曾参、子思所作，已被历史证明其中大部分言论确有道理。既如此，将这四种文献视为经书可以说是对的。汉代学者与宋代学者先后将《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列入经学，表现了非常有远见的眼光。然而必须指出：南宋以后兴起的“四书学”，固然是传统经学发展的重要产物，已经在经学史里占有重要位置，但它毕竟只是经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有人坚持“朱熹用四书学取代五经学”的观点，既背离史实，也不合道理。

△ “国学经典文库”《四书》

还有其七。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学者宣布了经学的死亡。那么此后的“易学”研究、“尚书学”研究、“诗学”研究以及“礼学”研究算什么呢？刘起釪先生的《尚书学史》、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算不算经学研究呢？近年编辑出版的《经学今诠》算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陆续整理出版了成系列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有力地推动了经学的普及和经学研究的深入。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与经学研究有关的大型活动，最有影响的也许要算是2003年11月中旬的“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上旬的“首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两个会议召开地点都在大陆的清华大学甲所。高度重视经学及其研究的李学勤先生是研讨会的主要主持人。为数不少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台湾学者1997年成立清代经学研究室，此前此后，在经学研究目录的编辑、经学典籍的标点整理、经学家研究资料与经学史研究诸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自2002年起，台湾的清代经学研究室诸君，由林庆彰先生率领，“推动晚清经学研究计画，采分年进行、从各地区入手之方式，以凸显各地区经学研究的特色”（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发行的专刊《中国文哲研究所》）。其计划之宏伟，方式之切实可行，值得击节称赏。诸君揭橥“经学研究”的大方案，如果认真实施，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应该可以产生推动作用。看来经学已经复活，现在是生机勃发。如果承认中国古代学术中经学的中心地位，为什么不能承认经学研究的继续呢？经学没有死，经学不会死。

数十年来，经学研究实际上已经融入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以及语言文字学诸领域的研究中了。中国古代经学既为中国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其他相应诸学科之源，又伴随诸学科的发展而获得新生或者繁衍，这和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是不是有点相似呢？君不见中国大陆的党政领导人，海峡彼岸有眼光的政治家，都在祖国传统经书经学中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亲手点校的《四书集注》与《周礼·仪礼·礼记》白文本问世，90年代则有《四书五经》点校本出版。拙著《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脱稿于2001年年底。自2002年以来，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四书五经》的校注工作与出版后的《四书五经校注》各册的修订工作中度过的，至今快五年了。若论读经书治经学的功夫，至迟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忝列郭君重晋稀先生门下做研究生算起，二十六年了。我们之于经书经学，“尽心焉耳矣”。而今年过耳顺，于经书经学竟不敢说已经无惑。这里敢说也不能不说的意思，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如下：愿意继续用功学习。但求与时俱进就好。期盼专家学者继续赐教是幸。

这里还应该交代的是：本套《四书五经》，是《四书五经》的校注本，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相对应的部分为底本，参校本则另外注明。

是为校注本《四书五经》总序。

陈戍国2006年5月4日深夜三时二十分

写于湖南大学友谊村之三楼

十五年前，我曾为《四书五经》写过一篇序，读者可以从岳麓书社1991年出版之后多次重印的白文本《四书五经》看到。现在写的《总序》，就思想而言，自是十五年前那篇序的续篇。这里向那些给我写续篇的机会的朋友们致谢了。

陈戍国谨识

又过了十年半。感谢岳麓书社给予我重订此书的机会。

陈戍国2016年11月19日深夜

写于湖南大学友谊村之三楼

2017年来了，我继续对国家规划办所赐课题12AZD077与13&ZD058的研究，又对《四书五经》做了一些补充。

陈戍国2017年3月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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