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第三十三期）浮现句法+浮现隐/转喻：句法生成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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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南京210023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张智义.浮现句法+浮现隐/转喻：句法生成的新路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6(03):60-68+161.

摘要：浮现句法是基于功能的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而浮现隐喻是基于认知的隐喻研究的近期成果，本研究综合两者以分析句法生成的新路径。本研究认为：基于基本句式结构和事件结构的象似性，可以把基本句式生成看成是句式使用后浮现的结果，其认知基础是隐喻通过标签高频使用形成类型并逐渐固定下来。而一些重要的句法现象和句法转换，如词类转换、体、论元结构转换、句式转换，其认知基础是浮现转喻，这些句法现象和句法转换也体现为具备动态性的浮现句法。句法生成的这一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近期的“固化-规约模型”。

关键词：浮现句法；浮现隐/转喻；句法生成；结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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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句法生成，不同的句法理论有不同的路径分析，比如生成句法从句法的自洽性出发，提出了句法自足的生成规则，认为负责句法生成的各种句法操作都是狭义语言机能作用的结果；认知句法则认为句法的产生是认知作用的结果，句法结构是认知对现实世界中概念结构和事件结构的反映；语用句法则认为各种句法是语用规则作用的结果，句法的生成受语言经济性、明晰性和适切性的共同制约。但是，这些理论都未对句法生成是一个动态浮现的过程，句法在语言实际使用的动态过程中浮现这一事实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以近期的浮现句法(emergent grammar)和浮现隐喻理论为基础，通过两者的整合和转化，尝试以浮现句法和浮现隐喻视角，分析句法的生成路径，并结合句法实例加以论证。

1.1 浮现句法

1987年，功能句法的代表人物Hopper发表了一篇题为“浮现句法”(Emergent Grammar)的文章，明确界定了“句法先于用法”和“用法先于句法”两种不同的句法观(Hopper & Traugott 1993)。该文认为，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句法实际上秉持“句法先于用法”的观点，即认为自洽的句法规则是在语言运用之前就客观存在的。而实际上，句法不能脱离语言的运用，是在语言的运用中逐渐浮现形成的。自此，浮现句法理论开始进入句法研究者的视野，并为很多研究者所认可。国外的浮现句法研究多从哲学根基层面分析其变革意义。有研究认为，浮现句法是对以生成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动，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Weber 1997)。也有研究认为，浮现句法以文化历史主义为背景，因为以克里夫特为代表的文化历史主义研究者认为，文化是临时的、浮现的、有争议的(Clifford 1988)。作为文化的语言和句法因此也具备浮现性。

浮现句法思想引入国内后，国内有很多学者围绕句法的浮现性，结合汉语句法现象展开了研究。以浮现句法理论为基础，陶红印(2001)提出了“发生语法学”的概念，沈家煊(2004)提出了“动态浮现语法”的概念，方梅(2018)对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的述谓语、指称语等进行了研究。

浮现句法的核心思想包括3个方面：首先，句式的生成不是自发的、自主的和内在的，新出现的句式得到经常使用后，在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中经历了量变的累计后固化下来，达到质变的效果，形成稳定的句式结构。其次，用法先于句法，句式结构是浮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进一步体现了浮现句法与生成句法的区别，生成句法认为结构本身就是句式生成的动因，而浮现句法则认为句式具有滞后性，是结构和规则固化的结果。最后，浮现的句式仍处于变化中。一个结构是浮现的，意味着这个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开放的、流动不居的。对于一种语言而言，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结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不稳定性是语言和句法的本质状态。尽管浮现句法提出了关于句式生成的基本观点，但总体看，在具体生成机制阐释方面还不够详尽和充分。

1.2 浮现隐喻

近年兴起的浮现隐喻理论为优化和细化浮现句法的生成机制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浮现隐喻理论最早由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语言学系教授Sanford(2012)提出。2021年，国内学者孙毅首次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浮现隐喻的理论体系。

浮现隐喻以概念隐喻理论和范例理论为基点，以解决隐喻特征的浮现问题。其中，概念隐喻理论为浮现隐喻提供了基本的认知构架，即以隐喻图式构建源域和靶域之间的映射。而范例理论中对浮现隐喻最有意义的是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的计算。标签频率是一个具体实例的频率，类型频率则是一类模式的频率(孙毅 2021)。如，break的过去式broke是一个实例，broke的使用频率就是标签频率；而类似以字母o构建的过去式(spoke、awoke)构成一个类型，其使用频率构成类型频率。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典型地体现了由个例到类型的动态浮现过程，随着个例使用频率的增加，个例会扩展成为类型，类型使用频率的增加使得类型逐渐固定下来。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的内在逻辑可以推及概念隐喻，即，随着单个源域和靶域之间隐喻映射使用频率的增加，相关隐喻映射推及开来，新的隐喻类型逐渐浮现。随着新的隐喻类型使用频率的增加，该隐喻类型也被固定下来。比如，Public officials desperately searched for a cure中“治愈”指犯罪治理，“治愈”到“治理”的概念映射构成一个实例，相关实例使用频率增多可以推及其他概念映射，如“疾病”到“犯罪”,由此构成“治愈疾病”到“治理犯罪”类型的隐喻，并随着使用频率增加被固化下来(Bybee & Hopper 2001)。

1.3 句法中的隐/转喻及其分工

既往研究已指出，隐喻或转喻是句法的认知基础，在句法生成中发挥核心作用。对于句法而言，隐喻和转喻是两种基础的认知机制(Allbrittonet al. 1995)。隐喻体现的是靶域和源域之间的一一映射关系，转喻反映的是靶域中和源域存在关联的映射关系。我们常说的语言象似性，实际反映的就是语言和现实间意义对应的隐喻关系(王寅 2006)。在句法层面，隐喻和转喻机制存在明确的分工。隐喻机制实现基础句式结构的生成，基础句式结构往往反映事件结构，因此句法就是事件的隐喻。在基础句式结构的基础上，往往又会存在成分转化、结构转换或者句式转换等句法转换情形，这些转换本质上是以现实源域和语言靶域的简单映射为基础，通过转喻构建现实源域和语言靶域之间的复杂映射关系。比如，Langacker(2009)曾结合介词in的语义机制，深刻分析了隐喻和转喻对语义生成的核心作用，介词in反映现实的完全内在关系(如the letter in the envelope),这是基本的隐喻映射关系，但in还可以转指现实世界的部分内在关系(如the swan in the water、the axe in your hand),这构成转喻关系。句法生成也是如此。我们以祈使句Be quiet为例来进行说明。从现实的源域看，祈使句的现实基础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保持安静，经过源域向靶域的隐喻映射，形成诸如“I want you to be quiet”一类的句式结构。这类结构还会进一步通过转喻，形成以be quiet(表结果)来转喻“I want you to be quite”(表事件)的祈使句结构。“I want you to be quiet”是隐喻的结果，而be quiet是转喻的结果(李勇忠 2005)。

1.4 浮现句法与浮现隐/转喻

本研究坚持句法是语言实际使用中动态浮现的基本观点，同时认为浮现隐喻研究中有关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的观点是对传统量变到质变生成观的细化和优化。而从具体认知机制看，隐喻、转喻是句法生成的重要路径。因此，通过综合浮现句法和浮现隐/转喻，可以开辟句法生成研究的新路径。

首先，在句法生成中，隐/转喻浮现和句法浮现是辩证联系的，隐/转喻是认知基础，句法是语言表征，两者构成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过去的浮现句法研究只强调“用法先于句法”,句法是在使用中动态浮现的，但是对于句法浮现的认知机制并未过多涉及。实际上，在量变到质变的动态浮现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认知的隐/转喻机制。隐/转喻是催生句法生成和转换的内生动力，是句法生成的原因。从句法生成角度看，无论是现实事物在大脑中形成认知，再通过隐喻机制生成言语中的词汇表达，还是现实事件通过认知隐喻形成句子结构，隐喻都是关键的认知要素。从句法转换角度看，转喻机制又催生了各种句法现象和句法转换关系。因此，隐/转喻浮现是句法浮现的原因，句法浮现是隐/转喻浮现的结果。正是隐/转喻浮现催生了新的隐/转喻范式，基本句法结构和新的句法关系才逐渐形成并被固定下来。隐/转喻浮现和句法浮现之间这种因果辩证关系也深刻体现了认知和语言间决定和反映的关系。这和既往生成句法有关句法生成是语言机能结果的论断截然不同。生成句法从句法的自洽性出发，强调一个内在的狭义语言机能通过合并、移位等基本句法操作实现句法，只要具备了语言机能这个生理基础，句法和语言能力在生理发育的关键期就能够习得(Fitchet al. 2005)。而以隐/转喻浮现为基础的句法浮现观则强调句法的认知心理基础，没有隐/转喻认知基础，句法生成就无法实现。

其次，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的消长是隐/转喻以及句法动态浮现的具体机制。前文我们述及隐/转喻和句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说隐/转喻浮现是句法浮现的认知基础，那么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的引入，就是强调使用和频率刺激在句法动态浮现中的作用。我们认为，隐/转喻是认知之因，在认知层面，随着作为标签的个体隐/转喻实例的增加，相关实例会推及其他实例，生成新的标签。而随着标签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新的隐/转喻类型逐渐生成，并随着类型频率的增加被固定下来。这就是隐/转喻浮现的具体过程。而句法是语言之果，在语言层面，隐/转喻对应的作为标签的个体句法实例增加，也会推及其他句法实例，生成新的标签，而随着作为标签的句法实例使用频率的增加，新的句法类型逐渐浮现，并随着类型频率的增加被固化下来，这就是句法浮现的具体机制。同时，由于句法浮现是动态的，作为标签的个体句法实例使用频率减少，也会导致句法类型的逐渐消失。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基于隐/转喻浮现和句法浮现的句法生成路径(图1)。

最后，隐/转喻、句法、频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是对近期“固化-规约模型”的丰富和细化(Hans-Jörg 2020;田良斌、庄会彬 2020)。“固化-规约模型”的3个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固化、语言使用以及规约化。固化是一种认知过程，主要体现为受到社会环境以及相同或相似加工事件曝光度和频率的影响，认知不断重组和管理的过程。固化反映了隐/转喻层面的认知加工。规约主要反映在认知加工基础上的语言创新(innovation)、协同适应(co-adaptation)、传播(diffusion)以及规范性(normation)过程，而句法浮现是句法层面语言规约的产物。语言使用会同时影响固化和规约过程，固化和规约化过程反过来也会影响语言使用。语言使用具体表现为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频率对隐/转喻的认知生成有作用，对句法浮现也有作用；反过来，隐/转喻的认知进程和句法浮现进程也会影响语言使用的频率。下文将结合句式表征形式做具体分析。

既往认知语言研究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都深刻揭示了句法和现实、认知之间的关系，如Lakoff的“形式空间化假设”、Turner的“故事结构”以及Langacker(2010)的“弹子球模型”“舞台模型”,国内王寅(2020)的体认句法研究也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相关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句法结构的线性推进是体认的产物，是现实、认知、语言互动的结果，句法的线性结构真实反映了说话者对事件的体验和认知。以上研究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基本句法和事件体认具备象似性。象似性遵循3个基本原则：一是句法结构象似事件的时空或逻辑结构；二是语序象似实际时序和概念空间距离；三是语符多少象似事件简单和复杂(卢卫中 2011)。

基于基本句法和事件体认的象似性，本研究认为，基本句式生成是隐喻浮现机制导致的句法浮现。具体而言，在人类语言的早期阶段，人们仅能使用单个的字词进行简单的交流。随着交际活动的增加，开始将字词组合起来反映事件结构，以字词组合反映事件结构，这在本质上就体现为隐喻。如，在甲骨文卜辞中有“王占告”,表达“王占卜后问到”这样一个意义，这是一个早期句法的连动句式(郑继娥 1996)。现实中的王占卜询问，通过认知的隐喻机制，象似性地映射为一个隐喻标签“王占告”。这里将作为句法结构的“王占告”看作一个隐喻标签，就是因为“王占告”中作为主语的名词“王”和作为谓语的动词“占” “告”的句法结构关系象似现实世界中王发出占卜询问行为的事件流程。随着“王占告”这一作为个体隐喻的标签频率增加，该隐喻逐渐拓展到其他隐喻中，形成其他的隐喻标签，如“王占曰”,表达“王占卜后说到”的意义。作为一个基本的连动结构，“占”是一个行为，“告”是一个行为，从“王占告”到“王占曰”体现了由隐喻标签频率增加以后形成的句法实例的增加。后来，又逐渐形成了“王往次”(王过去驻扎)这样的表达，这就表明标签隐喻已向类型隐喻发生了转化，表示两个连续行为的动词可以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连接起来，象似性地隐喻现实中的连动事件结构。因此，随着实例的增加，类型隐喻浮现，并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逐渐固化下来，这一类型隐喻催生了连动句式的浮现。

结合上文分析，本研究认为基本句法生成并非语言机能自身发展的结果，首先，基本句法是隐喻浮现的结果，随着认知的发展，人们开始用一种象似的方法，以隐喻方式来表征事件结构。其次，基本句法是在使用中形成的，先是标签实例，然后扩展到其他实例，形成类型，类型逐渐被固化下来，基本句法结构浮现。前者反映了固化的结果，后者反映了规约的结果。

我们以名动转换来说明浮现转喻和浮现句法机制如何催生了一类重要的句法转换，即名动词类转换。英汉语中均存在名词转用作动词的句法转换现象(周国光、孔维波 2017)。如英语中的实例：

(1)I am afraid I can'tcashthis for you, it has not been signed.

(2)After the match, theybusus all home.

(3)I advise youbankall that money lying on your desk.

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也存在类似的名词转作动词的实例。如(转引自<周国光、孔维波 2017>):

(4)因长跪履之。

(5)乃钻火烛之。

(6)他猫下身子，藏在土墙后面。

(7)冬天还没到，他已经窖了不少菜。

在英汉语的名动转换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转喻机制。如例(4)中“履”指“鞋子”,此处用来转指“穿鞋”。因为穿鞋动作离不开鞋，两者存在密切的语义关联，因此，可以用鞋转喻穿鞋的动态过程。如果说，“履”名作动是单个的转喻标签，随着“履”转喻用作指动态过程的标签频率的增加，这种名作动的转喻用法逐渐推广开来，例(5)、(6)、(7)都是类似实例，逐渐形成一类新的转喻，随着这类转喻使用频率的增加，类型隐喻浮现，这就催生了此类名动句法转换的浮现。如果说，基本句法结构生成是象似性隐喻浮现所形成的句法浮现，词类转换则是语义关联的转喻浮现所形成的句法浮现。英语的名动转换也可以进行类似分析。

我们已经强调，句法浮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浮现的句法仍处在变化当中。以汉语的名动转换为例，在古汉语中名词活用作动词是高频使用的词类转换类型，但是在现代汉语中这类句法转化的出现频率却很低，类似古汉语名词“使动”用法如“肉骨”(使骨头长肉)、“意动”用法如“侣鱼虾”(以鱼虾为伴侣)在现代汉语中都不被允准(王月婷2013)。部分原因是语言精细化程度的提升，过去借助转喻，以语义关联的概念转指，而随着语言的发展，可以有专门的表达转指动作的词，实现名动分离，如根据周国光(2013)的研究，例(5)中名转动的“烛”,后期就有专门的动词“照”来表达相关含义。现代汉语名词活用作动词的减少，表明认知精细的固化过程和逆语法化的规约进程对特定词类转换手段使用的影响。

体是重要的句法现象，Langacker(2004)的认知语法研究较早注意到了发生在英语体(Aspect)层面的认知转喻现象。以英语的完成和进行体为例：

(8)I have finished my homework.

(9)I am doing my homework.

英语分别用表示拥有和属性的状态动词have、be提示完成和进行体。这里的转喻仍体现在语义关联，对于have而言，在领有义向完成义的转变中，领有者被转喻为行为的施事者，完成一个行为就是领有一个行为；对于be而言，be的属性含义典型地体现了属性的绵延与持续，具体可以参考Langacker(2004)的分析。因此，这两个状态动词被转喻作完成和进行体。汉语中情况类似，以汉语的完成和进行体为例：

(10)我吃过了。

(11)我在吃。

汉语通过体助词“过”和“在”分别提示动作的完结和进行。这也是转喻的结果，分别用表示空间变化的动态动词“过”和空间存在的静态动词“在”转指动作的完成和进行。“过”的“通过”含义典型地体现了跨越终点的瞬间完结意义；“在”的“存在”含义典型地体现了存现的绵延和持续。

因此，句法的时体也经历了从转喻浮现到句法浮现的进程。我们以英语的完成体为例说明，假定以have与finish的组配关系转喻完成为标签转喻，随着这一组配的转喻实例使用频率日益增多，推及其他动词，形成have done、have written等其他新的转喻类型，即以领有转指完成的类型转喻逐渐浮现并固定下来，催生了句法意义上的完成体，完成体得以实现句法浮现。

体的句法浮现同样体现了动态性。比如，既往汉语并不存在用表领有的状态动词“有”转喻完成的情形，但现在，“有VP”类表动作完结的结构在汉语中也流行起来。有研究指出，这种结构的浮现，一是语言接触等社会因素的作用，二是语义表达需求的作用(Langacker 2004)。但正如其他分析指出的，汉语“有VP”并未最终走向语法化，构成复合时态并具有体的功能(王文斌、张媛 2020)。这实际表明，汉语的“有VP”正在经历隐喻标签频率的增加，但并未完成类型隐喻的浮现和相应的句法浮现。从固化、规约角度看，这一句法现象由于语言使用不足，并未真正形成固化和规约。

在论元结构转换的诸多方面，句法也体现出转喻性，论元结构转换也是转喻浮现和句法浮现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以英语的非宾论元结构和中动结构为例加以说明：

(12)He rolls the stone down the hill.

(13)The stone rolls down the hill.

(14)She washes the clothes easily.

(15)The clothes wash easily.

生成句法所界定的非宾论元结构(13)相对于(12)的转换和中动结构(15)相对于(14)的转换，主要是基于句法移位的动因分析，对于(13),宾语stone无法接受roll的赋格，因此移位形成非宾类论元结构(王森，等 2006)。对于(15),内主语缺失引发宾语移位提升，形成中动结构(Mommaet al. 2018)。但是，从认知转喻的角度看，这两种转换都是转喻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12)是一个典型的句法结构象似事件结构的隐喻，结合Langacker(2010)的“弹子球模型”可知，此句实际为He rolls the stone(roll)down the hill, 象似的事件结构为施事“他”推(第一个roll)受事“石头”,给受事“石头”一个动力源，引发受事“石头”滚下(第二个roll)山坡。这就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结构。而(13)是截取事件的后半部分或者结果部分“‘石头’滚下(第二个roll)山坡”来转喻事件过程，是结果代事件类型转喻。同样，(14)也是一个典型的句法结构象似事件结构的隐喻，而(15)是以整体效应(反复洗涤之后的感受)转喻个体行为(一次洗涤之后的体验),是整体代个体类型转喻。

因此，就句法的论元结构转换现象而言，也是转喻浮现催生句法浮现的结果。假定“roll the stone”转喻为“the stone rolls”是标签转喻，随着这一实例使用的频率增加，推及“fly the kite”/“the kite flies”“break the window”/“the window breaks”等实例中，类型转喻浮现，催生非宾类论元结构的句法转换。中动结构的句法浮现类似。

论元结构的句法浮现具备动态性特征，仅以中动结构为例，上文分析中动结构的句法浮现动因是以整体效应代个体行为转喻浮现，个体事件“wash the clothes easily”转喻为整体效应“the clothes wash easily”。在句法浮现后，中动结构的结构推广能力还在不断增强，如“The pen writes easily”中the pen并不是write的受事论元，但也参照以整体效应转喻个体行为的方式，形成了相应的中动结构(张智义、倪传斌 2014)。这一实例也再次表明，语言使用加速了固化规约的进程。

最后分析句子层面的句式转换，很多句式转换实际也体现为转喻关系，因此相关句法结构的生成，也体现为转喻浮现和句法浮现。我们这里以主、被动句式转换和陈述、祈使句式转换为例加以说明。以英语句例为例：

(16)The cat chased the rat.

(17)The rat was chased by the cat.

(18)I ask you to be quiet.

(19)Be quiet.

对于(16)到(17)的主、被动句式转换，生成语法从形式核查出发，认为动词降格为分词后，失去了给受事赋宾格的能力，受事宾语因而移位提升。但是，基于转喻的认知语法研究认为，主、被动句式转换也是转喻的结果。例如，Langacker(2008)认为，对于一个典型的含施、受事在内的被动句，被动句中be动词的认知意义在于将一个时间性的全程扫描的事件转变为一个非时间性的整体扫描的状态。而Panther & Thornburg(2003)中更是直接将被动句式转换所形成的静态述谓(stative predicates)句看成是以结果代行为(RESULT FOR ACTION)的转喻。陈述句转变为祈使句类似，祈使句(19)代陈述句(18)也可以看成是以结果代行为的转喻。

这样一来，同样可以按照转喻浮现到句法浮现的路径进行分析，设主动结构chase the rat 到被动结构the rat was chased是标签转喻，随着chase实例使用频率增加，会推及其他动词，逐渐形成动词被动转换的类型转喻，随着类型转喻的逐渐固定而实现被动结构的句法浮现。句式转换的句法浮现同样是动态的，以主被动转换为例，试比较(17)和(20)、(21):

(20)After the game, the field was all torn up.

(21)The windshield is cracked.

相较(17)中的“was chased”,(20)中“was all torn up”的动态性进一步减弱，结果性进一步增强，转喻性也得到增强，而(21)中的“is cracked”就变成了完全意义的静态形容词，结构完全转喻结果，不涉及事件意义，成为一个典型的系表结构。陈述句式、祈使句式转换也可进一步动态生成单一的形容词祈使句“Quiet”。

浮现句法和浮现隐/转喻都是语言研究近期出现的理论，浮现句法强调句法的使用性和动态性，浮现隐喻以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分析了隐喻浮现的认知机制，本研究认为两者的结合能够为句法生成路径分析提供新的思路。基本句式生成是隐/转喻浮现和句法浮现共同作用的结果，句式的象似性实际表明句法是现实事件结构向语言句式结构隐喻的结果，从隐喻标签到隐喻类型实现隐喻浮现，催生基本句法结构浮现。一些重要的句法现象和句法转换关系，包括词类转换、体、论元和句式转换，也都体现出隐喻和句法浮现机制的作用，从标签到类型逐渐固定下来，催生新的句法浮现，而且这些句法现象和句法转换关系仍处在进一步变化中，体现了浮现句法的动态性。简言之，标签频率和类型频率促成认知层面的隐/转喻，再促成语言层面的句法浮现。这实际也是对“固化-规约模型”中固化、规约、语言使用三者动态关系的进一步明确。

作者简介

张智义，1979年生，男，安徽黄山人，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监事，江苏省翻译协会理事，江苏省翻译协会对外文化交流与国际公共安全合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在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 Translation Review，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等国际国内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涉及英国浪漫诗学研究、生成语法研究、心理语言研究。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和博士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师从傅俊教授, 专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博士师从倪传斌教授，专攻句法的心理认知机制，从师十余载，于修身治学得教益良多。2012-2015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南京大学陈新仁教授，研究语言界面。2015年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国际生成语法研究的著名学者Elly van Gelderen教授，主攻生成语法的类型和历时研究。2016年被评为南京师范大学青年领军人才，合作导师是浙江大学文科领军学者程工教授，专攻生成语法。目前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回指理论、界面分析、分布形态、句法制图等领域。2004年起一直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现为大学外语研究生系主任。

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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