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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同麟丨丝路宗教文化视域中的敦煌本《老子化胡经》

郜同麟 书目文献 2023-04-03



注:本文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6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郜同麟老师授权发布!



丝路宗教文化视域中的

敦煌本《老子化胡经》


郜同麟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化胡经》与历史事实及其它宗教的关系,可以为该经成书时间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化胡经》卷一所载八十余胡王与唐王朝边疆变动、粟特人入华、僧人西游有很大关系,分析可知该卷应成书于八世纪初。《化胡经》卷二受到了祆教、景教、摩尼教和密教的影响,也应是八世纪的作品。《化胡经》卷八在语言特点、思想特征等方面与卷十相近,两卷应均为北魏中后期的作品。

关键词:老子化胡经 成书时代  丝路地理  外来宗教


敦煌藏经洞共发现六件首尾题中含有“化胡经”字样的写卷,即:S.1857和P.2007,卷题“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第一”,尾题为“老子化胡经卷第一”,除卷一外还包含《老子化胡经序》;S.6963v,尾题为“老子化胡经卷第二”[1];P.3404,首题为“□□(老子)化胡经受道卷第八”;P.2004,首题为“老子化胡经玄歌卷第十”;S.2081,尾题为“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前五件写卷首尾题形式相近,学界一般将之视为同一种文献。因此,本文也以这五件写卷为研究对象。
这批写卷自面世以来就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罗振玉在1909年刊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即收录了P.2007和P.2004,并附有蒋斧的跋。此后,王国维、陈垣、王维诚、逯钦立、吉冈义丰、福井康顺、项楚、王卡、刘屹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曾对此经做过深入研究。但关于该经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如各卷的成书时间、各卷间的关系等。本文即拟对此类问题稍陈己见,向方家请教。

一、《化胡经》卷一中的地理图景

关于《化胡经》卷一的时代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讨论。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云:“唐总章元年、神龙元年两度禁毁《化胡经》,则此本殆作自开元天宝而后。”[2]陈氏还考察了此卷与摩尼教的关系。王维诚据此卷有大食国王、中宗时禁毁《老子化胡经》及天宝八年吴道子画《老子化胡经》事,从而谓“或当作于玄宗开元至天宝八年之间” [3]。刘屹根据此卷卷端无“奉敕对定”字样,认为出现在武周之后,应该在开元年间[4]。
值得注意的是,S.1857卷末有题记“道士索洞玄经”。敦煌藏经洞中有多部索洞玄抄写的经典,P.2475《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二、S.3563《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二、P.2369《太玄真一本际经》卷四、罗振玉《雪堂丛刊》本《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五、P.2999《太玄真一本际经》卷十、P.2256《通门论(拟)》均有题记“开元二年十一月廿五日,道士索洞玄敬写”。可知索洞玄是活跃于开元年间的道士,该卷抄写于天宝以后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太大,那么《化胡经》卷一的成书时间应该在开元以前。
此外,各家的论证似都对《化胡经》卷一所载的域外地理注意不够[5],这部分内容正可为该卷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化胡经》卷一列举诸胡王云:

于阗国王,乃至朱俱半王、渴叛陁王、护蜜多王、大月氏王、骨咄陁王、俱蜜王、解苏国王、拔汗那王、久越得犍王、悒怛国王、乌拉喝王、失范延王、护时健王、多勒建王、罽宾国王、诃达罗支王、波斯国王、踈勒国王、碎叶国王、龟兹国王、拂林国王、大食国王、殖腻国王、数漫国王、怛没国王、俱药国王、嵯骨国王、昙陵国王、高昌国王、焉耆国王、弓月国王、石国王、瑟匿国王、康国王、史国王、米国王、似没盘国王、曹国王、何国王、大小安国王、穆国王、乌那葛国王、寻勿国王、火寻国王、西女国王、大秦国王、舍卫国王、波罗奈国王、帝那忽国王、伽摩路王、乾陁罗王、乌长国王、迦叶弥罗国王、迦罗王、不路罗王、泥婆罗王、热吒国王、师子国王、拘尸那揭罗王、毗舍离王、劫毗陁王、室罗伐王、瞻波罗国王、三摩咀(呾)吒王、乌荼国王、苏剌吒国王、信度国王、乌剌尸王、扈利国王、狗头国王、色伽栗王、漫吐【口曼】王、泥拔国王、越底延王、奢弥国王、小人国王、轩渠国王、陁罗伊罗王、狼揭罗王、五天竺国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护蜜多王”至“波斯国王”十五国基本可与龙朔元年(661)所置“十六都督府”对应。《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载: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护居遏换城,置月氐都督府;嚈哒部落活路城,置大汗都督府……波斯国王居疾凌城,置波斯都督府[6]。


将《化胡经》与此十六都督府所在旧国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一些异文。这些异文中,有些是选用了不同的称谓,如《化胡经》不用“吐火罗”国,而用都督府名“月氏”;有些是选用了异称,《化胡经》“嚈哒”作“悒怛”,亦即《隋书》之“挹怛”;有些则显然是《化胡经》有讹字,如“骨咄陁”之“陁”为“施”之误,“护时健”之“时”为“特”之误,“拔汗那”之“拔”当从《犹龙传》作“枝”等。《化胡经》“护蜜多王”至“波斯国王”仅十五国,“怛没”在“数漫国”之后,这很有可能是错简。因此,《化胡经》此段与“十六都督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从与现存史书有明显的异文来看,《化胡经》卷一所据的恐怕不是《西域图记》或类似的官方文件,而是某种二手文献。
“疏勒”以下诸国多系西行求法僧人行经的地名。陈垣以来的学者多注意到其中提到的“大食”。值得注意的是“拂林”与“大食”在一起,这可能与《旧唐书·西戎传》所载龙朔初大食破拂菻有关[7]。此外,其中的“昙陵国”也值得注意,《新唐书·南蛮传》:“堕和罗……有二属国,曰昙陵、陀洹。昙陵在海洲中。”[8]《古代南海地名汇释》“昙陵”条谓在中南半岛西岸的洛坤、丹那沙林一带[9]。还有“扈利”,《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认为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Hugli)河口一带”[10]。两地都应该是中国至印度海上交通的重要节点。文献中关于唐代及以前南海地名的记载较少,与“昙陵”相邻的“俱药”“嵯骨”不见于文献记载,或有可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名。可见《化胡经》卷一的作者可能也借鉴了如法显、义净一样曾从海路往来于中印之间的僧人的作品。
在这段国名中,“石国王”至“火寻国王”一段,除“瑟匿”“似没盘”“寻勿”三国外,均为粟特地区的“昭武”诸姓胡。《隋书·西域传》:“康国者……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11]《化胡经》“乌那葛”虽不见于其它文献,但显然是“乌那曷”的异写。“瑟匿”虽非昭武诸姓胡,但亦与粟特诸国相近,《唐会要》卷一百:“瑟匿北接石国,其俗不好商贾,风俗与康国略同。”[12]“似没盘”不见他处,当为“似没役盘”之误。前引《唐会要》卷一百“瑟匿国”条又云:“与似没役盘国、康国同邻。”“寻勿”在文献中亦未见,未知是否与“戊地”有关。总之,《化胡经》此处所列的十余国应均与粟特城邑有关。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大量粟特商人来华贸易,随之而来的除了西域商品之外还有粟特地区的地理。《化胡经》卷一此处如此集中地罗列粟特地名,或与粟特商人在华活动有关。
从“舍卫国”至“乌剌尸”一段,除“帝那忽”和“热吒”二国本文未考出所在之外,其它均为南亚地区的佛教圣地,是僧人游记及佛经中的常见地名。但目前所见文献中,没有任何一部书的地名与《化胡经》卷一的国名完全相合。敦煌文献有不少已佚的僧人游记,如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S.383《西天路竟》等,《化胡经》卷一可能即使用了某一种或多种已佚的此类文献。
在这组地名中,“室罗伐”一名值得注意,这是在义净的翻译作品中才开始出现的。在早期翻译的佛经中,该地多译作“舍卫”“舍婆提”等,玄奘始译作“室罗伐悉底”[13],在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作品中则作“室罗伐”。“室罗伐”这一译名被义净使用后,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标准译名。义净在证圣元年(695)方从印度回国抵达洛阳,其主要作品是在神龙元年(705)以后完成的[14]。由此可以推知,《化胡经》卷一应该是中宗以后的作品。
与“室罗伐”相照应的是“迦叶弥罗国”,该国即旧译之“罽宾”,在玄奘的译作中作“迦湿弥罗”[15],在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作“羯湿弥罗”[16]。“迦叶弥罗”在传世佛经中仅见于实叉难陀所译的《华严经》卷四五《诸菩萨住处品》。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亦作此名。唐译《华严经》是实叉难陀与义净等共同翻译,在圣历二年(699)方全部译完[17]。慧超在游历南亚、中亚后,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才回到中土[18]。因此,从“迦叶弥罗”一名来看,《化胡经》卷一也应是八世纪的作品。
另外,狗头国、色伽栗二国也值得注意。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二引李公麟云:“唐阎令作《西域图》兼彼土山川,而绝色伽梨,凡九国,中有狗头、大耳、鬼国为可骇,皆所以盛会同而奢远览。”[19]“色伽栗”当即“色伽梨”。阎立本《西域图》狗头国与色伽梨并列,与此处同。南北朝隋唐时期应有不少此类图,流传至今的即有萧绎原作宋人摹本的《贡职图》和阎立本《职贡图》。这类图像一般为胡人朝礼中土帝王,图式稍变则为“西胡朝元图”。《南宋馆阁续录》卷三载有阎立本《西胡朝元图》[20],吴羽猜测“当即描绘西域的胡人尊崇、朝礼老子的情景”[21],其说当是。此图很可能就是对“职贡图”一类图像的改造,以与老子化胡故事相比附。《册府元龟》卷五一引神龙元年(705)制云“天下诸观皆画化胡之变”[22],所谓化胡经变恐怕也有类似“西胡朝元”的内容。《化胡经》卷一的作者恐怕正是参考了类似的图像。
但应指出的是,《化胡经》卷一的作者对域外地理并不熟悉,故多有一地异译并存的情况。除了前面已提到的“舍卫”“室罗伐”和“罽宾”“迦叶弥罗”外,又如既有“拂林”又有“大秦”,既有“解苏”又有“数漫”。其中既有“五天竺”这一统称,又有“舍卫”等南亚诸国。另如“西女国”“狗头国”“小人国”之类,虽见于其它文献,但显然是传说中的国名。由此可知,《化胡经》卷一作者主要是转录了其他文献中的地名,其地理知识比较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化胡经》卷一中罗列的地名包含了多样的信息源,唐王朝的开疆扩土丰富了人们对异域的想象,粟特商人的贸易带来了索格底亚那的地理知识,入天竺求法归来的僧人让人们对印度有了了解,“职贡图”一类的图像更是直观地呈现了异域的风土。《化胡经》卷一不仅展示了盛唐时期一般知识分子的异域地理知识,更提示了当时关于异域知识的主要来源。另外,通过分析《化胡经》卷一地名,还可以为此卷成书于八世纪提供确证。

二、《化胡经》卷二与域外宗教

由于《化胡经》卷二公布的时间较晚,目前关于此卷的研究论著并不多。笔者尚未见到详细考证此卷成书时间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试作探讨。
《化胡经》卷二的主要内容是九十六种外道的名称及具体属性,这些描述基本都是虚构的,但也有不少可以找到现实依据。首先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有关于祆教和景教的内容。《化胡经》卷二云:“第二十五外道名为火祆,有一万鬼神以为眷属。着人之时,唯烧甘草,供养火具。”这里的“火祆”显然是指祆教。祆教崇拜圣火,故有“唯烧甘草,供养火具”之说。据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23],那么此卷必当在此之后。
《化胡经》卷二又云:“第五十外道名弥施诃,有一千二百鬼神以为眷属。入人身中,若行五欲,说杀生得罪,能治众邪。久事之者,令入邪道。”伯希和、沙畹虽未见此S.6963v写卷,但他们在分析《犹龙传》时就注意到此“弥施诃外道”,云“即《旧约书》中之救世主(Messie),此盖指景教也”[24]。P.3487《景教三威蒙度赞》即云:“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广度苦界救无亿。”景教的教义中有劝人不杀生的内容,羽459《序听迷诗所经》云:“第五愿者,众生自莫杀生,亦莫谏他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是景教于贞观九年(635)方传入中国,那么此卷必然在此之后。
《化胡经》卷二第五十一外道名“摩底”,伯希和、沙畹云:“‘底’字疑为‘尼’字之讹,观其列在景教之后,可以推想及之也。”[25]《佛祖统纪》卷四十:“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26]此为文献中关于摩尼教的最早记载。如果伯希和、沙畹的校勘不误,那么《化胡经》卷二应为延载元年之后的作品。
除祆教、景教、摩尼教术语外,《化胡经》卷二中的一些佛教术语也揭示了该卷的成书应在唐代。《化胡经》卷二在第三十四外道中罗列了一些鬼名,其中有“布恒那、毕舍遮”。“布恒那”应为“布怛那”之讹。“布怛那”旧译多作“富单那”,自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始译作“布恒那”。“毕舍遮”同样始于玄奘的译经,旧译多作“毗舍遮”。事实上,《化胡经》卷二此处罗列的鬼名与《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屡次出现的鬼名序列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化胡经》卷二必然成书于玄奘大规模译经之后,最早也应是高宗以后的作品。
《化胡经》卷二大量使用佛教术语,主要是对佛教进行攻击,其中对禅修的攻击尤甚。如第七外道称“此等诸神,若修定时,作白骨观入定则止”,第二十三外道“时诸僧尼,入禅三昧,忤(误)入耶罔,常随黑暗”,第三十四外道“若白骨观,修五门禅”,等等,这显然都是指佛教的禅定修法。而第十三外道“能令入定,节节火然,自然读经,不须世间文字章疏,久久生心,颠狂痴騃”,这似乎是直指“不立文字”的禅宗。禅宗虽创自慧能,但产生较大影响已是神会天宝初入洛之后的事情[27]。若《化胡经》卷二确受禅宗影响的话,其成书可能比较晚。
《化胡经》卷二是否受禅宗的影响还不能十分确定,但它受到来自密宗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化胡经》卷二第四十四外道名“遮文荼”,第四十五外道名“尼蓝”,第四十六外道名“商羯罗”,第四十七外道名“央俱施”,第四十八道名“摩利支”,这均为密宗神名。
《翻译名义集》卷二《鬼神篇》:“遮文茶,旧云嫉妬女,又曰怒神,即役使鬼也。”[28]“遮文茶”即“遮文荼”。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十一有多种“遮文茶呪”,可以除病、得钱财衣物等,这与《化胡经》卷二称第四十四外道“食诸血祀,能治鬼神病,喜能媚人”是相合的。
《陀罗尼集经》卷四《十一面观世音神呪经》载坛场布置云:“此院南行从东头,先安火头金刚,次安尼蓝婆罗陀罗(原注:唐云青金刚也)……次央鸠尸,次跋折罗商迦罗。”[29] “央鸠尸”当即“央俱施”,“商迦罗”当即“商羯罗”。密教坛场中常见此诸神。《陀罗尼集经》称“尼蓝婆罗陀罗”义译为“青金刚”,正与《化胡经》卷二称第四十五外道尼蓝“其神青色”相合。《陀罗尼集经》卷七有多种与“商迦罗”“央俱施”相关的印、呪,其中《央俱施索法印》称:“若有鬼神,心生违逆,不从佛法者,先应用前钩印唤来。来已,即当作此印法,诵后大呪,缚之勘问,鬼神皆伏,不敢纵暴。”[30]这与《化胡经》称第四十七外道“持其祝者,能缚病人,身灭之后,魂属其部”亦有相似之处。
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及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中有“摩利支药叉”,与“商羯罗药叉”等并列,可知第四十八外道的“摩利支”当即指此。另外,《陀罗尼集经》卷十《佛说摩利支天经》中说供养摩利支之法云:“其作像法,似天女形……其像左右各作一侍者,其侍者亦作天女形。”[31]这与《化胡经》称第四十八外道“是神女身,兼有使者”相合。《佛说摩利支天经》又云:“日前有天名摩利支,有大神通自在之法。常行日前,日不见彼,彼能见日。无人能见,无人能知,无人能捉,无人能害。”[32]这与《化胡经》卷二称第四十八外道“常行目前,无人能见”也是相合的。
除以上所论之外,第四十九外道名“阿吒薄俱”,亦常见于密教坛场。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中即有“呵吒薄俱将”,善无畏译有《阿吒薄俱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修行仪轨》。“阿吒薄俱”又或译作“阿吒婆拘”“阿吒嚩迦”“遏吒薄俱”等,但目前所见最早译作“阿吒薄俱”的是武德九年(626)来华的波罗颇蜜多罗所译的《宝星陀罗尼经》卷十。第五十二外道“那俱跋罗”或有可能即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的“捺罗俱跋罗”,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中作“那吒矩韈啰”。另外,第四十一外道“摩醯首罗”、第四十二外道“[跋]折罗”[33]、第四十三外道“拔阇罗”也都常见于密教经典。
由此可见,《化胡经》卷二显然受到了密教的深刻影响。据《宋高僧传》卷二,阿地瞿多于永徽三年(652)方到长安,永徽五年(654)方译出《陀罗尼集经》[34],而善无畏、不空、金刚智等更是到开元以后方到中国。因此,《化胡经》卷二的成书最早也应在永徽五年以后。
由以上分析可知,《化胡经》卷二受到了祆教、景教、密教的影响,很可能也受到了摩尼教、禅宗的影响,其成书应在唐高宗以后,很可能与卷一同时。

三、《化胡经》卷八的时代问题

柳存仁解说了《化胡经》卷八的“常乐我净”“无上正真之大道”等词汇,认为与南本《大般涅槃经》及《太上元阳经》有关,从而认为该卷大概是刘宋初的作品[35]。但这些证据只能说明《化胡经》卷八成书的上限在刘宋,不能确定即在刘宋初。
刘屹注意到《化胡经》卷八首题下的“奉敕对定经本”六字,并引武则天《僧道并重敕》“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当依对定,佥议惟允”,认为:“此敕令中的‘当依对定’四字,正当是‘奉敕对定经本’产生的根据。因此,这一卷成书当在万岁通天元年。”[36]据《佛祖统纪》卷四十:“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福先寺沙门慧澄,乞依前朝毁《老子化胡经》。”[37]所以武则天下旨“对定”,《全唐文》卷一六五所载吴扬昊、张思道、刘如璇等人“不毁化胡经议”就是这次“对定”的内容。所以《僧道并重敕》中说:“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故知偏辞难以凭据,当依对定,佥议惟允。傥若史籍无据,俗官何忍虚承?”[38]因此,《僧道并重敕》的“对定”,是指“俗官”及僧、道相对评议是非。唐宋时“对定”一词均用于此类语境,如《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五》:“有河南府人孙平子诣阙上言:‘中宗孝和皇帝既承大统,不合迁于别庙。’玄宗令宰相召平子与礼官对定可否。”[39]此类之例极多。因此,“对定”是指相对评议是非,而非勘定经本。至于《化胡经》卷八“奉敕对定经本”六字,应该是指“奉敕对定”所用经本之义。因此,这六字仅能说明敦煌本《化胡经》卷八的抄写时间在万岁通天元年之后,而其文本的产生必然在此之前。
其实关于《化胡经》卷八的成书时代,有一个证据至关重要。《化胡经》卷八全卷大多押韵,但有几处比较奇怪:

吾本行道,天柱未立,日月未分,星宿□□,未有参辰,天无南北,地无东西。人有形□,(无)有六府、心神。

牵天挽地,走使星辰,驱驰日月,或东或西。一日六时,节度其间,冬温夏暑,其神序焉。

日运天雨,血脉相连,天有南北,地有东西,阴阳相对,男女婚姻。


第一例中,“西”与“分”“辰”“神”韵;第二例中,“西”与“辰”“间”“焉”韵;第三例中,“西”与“连”“姻”韵。这与《化胡经》卷十的情况比较类似。《化胡经》卷十中,《化胡歌》第三首“西”与“山”“悬”韵,《老君哀歌》第一首“西”与“天”“旋”韵,第四首“西”与“元”“山”韵。实际上,“西”在先秦即读入元部。南北朝前期,“西”仍多与先仙韵通押,南北朝中期以后才读入齐韵[40]。因此,《化胡经》卷八也应是南北朝中期以前的作品。
《化胡经》卷八与卷十除了在韵脚方面接近外,还有不少相互照应之处。卷十中称:“胡国相厘还迦夷,侵境暴秏买育人,男子守塞忧婆夷。”其语意并不明确。卷八中老子称:“优婆塞、优婆夷者,迦夷国大兵众侵杀邻国,夺人男女财宝,人皆忘之,相率于国,男立塞使强兵防守,女人老弱令在家中。胡名劫夺曰劫叛婆,故女子居家者忧其男子在塞上为迦夷所劫夺伤杀,遂呼男为优婆塞;男子守塞者忧其女子在家复为迦夷所劫夺卤略,乃呼女为优婆夷。”得此方读通前引卷十那几句话。因此,《化胡经》卷八很可能是与卷十同时产生,或稍早于卷十。
两卷在宇宙生成论上也看法一致。《化胡经》卷八云:“吾本行道,天柱未立,日月未分,星宿□□,未有参辰,天无南北,地无东西。人有形□,(无)有六府、心神,不能名物……吾在其中,腾掷精神,分明日月,整理星辰,修立天道,四气五行,配当阴阳,列注山川,安人六府,初立精神,精神既定,行礼修文,君臣父子,于兹而行。”认为老子生成了整个宇宙,并为人类安置脏腑、精神。《化胡经》卷十云:“画出天道安山川,置立五岳集灵仙。吹嘘寒暑生万民,烦炁众生人得真。置立五藏施心神,动作六神能语言。”与卷八所述也是一致的。
逯钦立认为《化胡经》卷十做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之后,大约据文成帝不远[41],其说是。但从《化胡经》卷十“生在中都在洛川”一句来看,其成书应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化胡经》卷八的时代大约也与之相去不远,应为北魏中后期的作品。
《化胡经》卷八中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了其北朝血统,比如对净土信仰的特别攻击。其中云:“吾所以言在西方二百六十万里有极乐国者,欲使诸国胡王伏道系心于彼故耳,彼实无也。且西方之气犷恶凶戾,人多杀伐,不信正真,何得遐绝更有圣人?吾特欲诸王归道,故发此言耳。”认为西方弥勒净土只是老子欺骗胡王的手段而已。柳存仁已经注意到《化胡经》卷八对净土信仰的批评,他认为这是受《大般涅槃经》提倡顿悟的影响[42],但这似乎有些求之过深。《化胡经》此段应该只是对主流的净土信仰的批判。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净土信仰特盛,在北魏中后期还发生了不少弥勒信徒的暴动[43]。《化胡经》卷八对西方净土的否定很可能就是针对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化胡经》卷八中称:“教化八十余国,降伏九十五种邪道。”而《化胡经》卷一则称“破九十六种邪道”,卷二更给出了九十六种外道的名称及主张。这并非文字讹误,赵道一《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八“尹喜”条亦称“降伏九十五种外道”[44]。可见二说各有来源,各有流传。实际上,两种说法都来源于佛教。在现存的提到九十五外道的佛经中,《大般涅槃经》是较早翻译成汉语的一种。柳存仁已指出《化胡经》卷八受到《大般涅槃经》的影响,其中的“九十五种邪道”似可为此做一旁证。无论《化胡经》卷八“九十五种邪道”的来源为何,由此推出《化胡经》卷八成书在卷一、卷二之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已有九十六种外道的详细名称,《化胡经》卷八没有理由再用“九十五种邪道”的旧说。由此也可以得出《化胡经》卷八时代较早的结论。
总之,从《化胡经》卷八的押韵特点、与卷十的相近思想,以及对净土信仰的强烈否定、受到《大般涅槃经》的较深影响等问题来看,《化胡经》卷八与《化胡经》卷十成书时代相近,大约是北魏中后期的作品。

结 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敦煌本《化胡经》卷一所列胡国大多有其来源,包括唐王朝开疆扩土的官方文件、粟特商人的文化传播、僧人的游记和“职贡图”一类的图像等。
二、敦煌本《化胡经》卷一的一些地名始见于义净译经及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因此应是八世纪初的作品。
三、敦煌本《化胡经》卷二受到祆教、景教、密教的深刻影响,可能也受到了摩尼教和禅宗的影响,其成书也应在八世纪。
四、敦煌本《化胡经》卷八押韵特征、思想特点均与《化胡经》卷十相近,应为北魏中后期的作品。从该卷对净土信仰的强烈否定和受到《大般涅槃经》的影响也能看出这一点。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综合研究”(16CZS005)阶段性成果。
[1] 王卡谓Дх769可与该卷缀合(《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但Дх769实为《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呪经》残片,与《老子化胡经》无关。
[2]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6页。
[3] 王维诚:《老子化胡经说考证》,《国学季刊》第4卷第2期,1934年,第75页。
[4] 刘屹:《经典与历史——敦煌道经研究论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除以上所引三家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提出过看法,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5] 刘屹曾引白安敦(Antonello Palumbo)说“特别是卷一的西域地理,反映的是武周时期的实况”(见《经典与历史——敦煌道经研究论集》第35页)。但笔者一直未见白安敦就此问题正式发表的论文。

[6]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7年,第1323-1325页。

[7]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6页。

[8]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3页。

[9]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498页。

[10]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15页。

[11]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8页。

[12] 《唐会要》,第1781页。

[13]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481页。

[14] 见王邦维:《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载《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前言第17-23页。

[15] 《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21页。

[16]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91页。

[17] 参《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条(《大正藏》第55册,第565页)。

[18] 参张毅:《往五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前言第3页。

[19] 史绳祖:《学斋占毕》,《丛书集成初编》第313册,第29页。

[20] 《南宋馆阁续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第475页。

[21] 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22] 《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第575页。

[23] 《陈垣史学论著选》,第110页。

[24] [法]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页。

[25]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第74页。

[26] 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31页。

[27] 参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28] 《大正藏》第54册,第1086页。

[29] 《大正藏》第18册,第815页。

[30] 《大正藏》第18册,第848页。

[31] 《大正藏》第18册,第870页。

[32] 《大正藏》第18册,第869页。

[33] 敦煌本作“折罗神”,《犹龙传》作“跋折罗神”,似敦煌本脱“跋”字。“跋折罗”与“拔阇罗”同,即金刚。

[34] 参《宋高僧传》卷二《唐西京慧日寺无极高传》(《大正藏》第50册,第718页)。

[35] 柳存仁:《〈老子化胡经〉卷八的成立时代》,载《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第186页。

[36] 《经典与历史——敦煌道经研究论集》,第43页。

[37] 《佛祖统纪校注》,第933页。

[38]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990-991页。

[39] 《旧唐书》,第953页。

[40] 详参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载《王力文集》第1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41] 见逯钦立:《跋〈老子化胡经·玄歌〉》,载《逯钦立文存》,中华书局2010年,第561-563页。

[42] 《〈老子化胡经〉卷八的成立时代》,《新世纪敦煌学论集》,第177页。

[43]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199-204页。

[44]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册,第155页。


作者简介
郜同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敦煌文献、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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