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秀、孙微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版本考论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

《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版本考论

张其秀 孙 微

摘 要：国家图书馆藏《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是传世极罕的宋刻本杜集之一。该本中的讳字避讳至宋孝宗，而未避其后的光宗、宁宗、理宗之讳，故而判断其应刊刻于宋孝宗朝（1162—1189）。该本与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之间并非如洪业先生所认为的注家增减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编纂成书。该本中的“新添”“集注”两种注语在宋代其他杜诗集注本中有名增添注家姓名等改变，说明其在宋代杜集的发展链条中出现较早。该本所收“伪苏注”与分门本所收“伪苏注”存在差异，对于考察“伪苏注”的来源及演变至关重要。从门类划分、卷次编排、实际收诗三个方面来看，该本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之间的渊源较为密切。以上几点说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保存了早期诸多杜诗注的原始面貌，对梳理宋代杜诗集注的发展脉络意义重大。  

关键词：宋本杜集、《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九家集注杜诗》、“伪苏注”

讳字是判定古籍刊刻时间的重要参照，宋代避讳尤其严格、复杂，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判断《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刊刻时间的重要途径。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时已经注意到讳字问题，其云：“宋讳‘殷’‘镜’‘徵’‘让’字有减笔。”[4]所论尚嫌简略，搜检出的讳字亦并不全面。[5]今仔细检核《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残本，可以发现其具体的避讳情况如下：

不过，遍检全书发现，书中也有少数避讳不严的情况：如卷六《立秋后题》“玄蝉无停号”、卷六《春日江村五首》其三“经心石镜月”、卷三《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四“幽独移佳境”、卷一《入衡州》“竟流帐下血”、卷一《北征》“旋瞻略恒碣”、卷一《北征》“树立甚宏达”、卷一《彭衙行》“胡羯仍构患”、卷三《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君必慎剖析”、卷四《第五弟丰独在江左》“魂飘结蜃楼”、卷六《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前圣眘焚巫”等句，其中“玄”“镜”“境”“竟”“恒”“树”“构”“慎”“蜃”“昚”字均不缺笔。但是从全书整体的避讳情况看，避讳不严只是少数特例，當是该书为坊刻本避讳不严[9]、刊刻品质不高的缘故，因此并不影响通过避讳所判断出的大致刊刻时间。

从集注本中的注家数量来看，宋代出现过《六十家注杜工部诗》（简称“六十家注”）《二十家注杜甫集》（简称“二十家注”）《十五家注杜工部诗》（简称“十五家注”）《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九家集注杜诗》（简称“九家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简称“百家注”或“王状元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简称“黄氏补注”或“千家注”）等集注本。这些书的书名均标榜注家的数量，且多寡不一，那么按照一般的规律，这些集注本中的注家数量是否存在着一个由少到多的演进过程呢？所谓“六十家注”“二十家注”和“十五家注”，是否出现在“十家注”和“九家注”之后呢？可惜的是，“六十家注”“二十家注”和“十五家注”的原书多已不存，只是见于著录。《二十家注杜甫集》见于《述古堂藏书目》[10]《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11]《也是园藏书目》[12]著录，仅知其为宋本，具体刊刻年代已难以判定。周采泉、张忠纲两先生称“六十家注”和“十五家注”仅存残叶，见《铁琴铜剑楼书影》，并判定其为南宋初年刻本。[13]今检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民国十一年常熟瞿氏影印本）[14]及《铁琴铜剑楼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15]却均未见“六十家注”和“十五家注”的书影残页。因此，关于杜诗集注本中注家数量由少到多逐渐递增的假设已经难以判定，但是厘清“十家注”与“九家注”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对这一假设进行一个侧面验证。

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初刻于淳熙八年（1181），与十家注的刊刻时间相当接近。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序》云：“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深叹。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黄庭坚）、王源（原）叔（洙）、薛梦符（苍舒）、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材（次公）凡九家，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去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精其雠校，正其讹舛，大书锓版，置之郡斋，以公其传。庶几便于观览，绝去疑误。”[16]可见九家注对“伪苏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特意在书中将其删去。而《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中的“伪苏注”却触目皆是。因此洪业先生在《杜诗引得序》中提出，《九家集注杜诗》是删减“十家注”中的“伪苏注”编纂而成。[17]然而细检二本之异同，便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九家注”确实刊落了绝大多数的“伪苏注”，不过，其与“十家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注家增减的关系。

十家注与九家注的区别除了注家数量的增减，还体现在诸多方面。最明显的是其编纂体例不同。九家注承袭了二王本，分体编次。十家注则是先分类后分体。考虑到九家注与十家注刊刻时间十分接近，体例的不同亦不能得出二者没有参考关系的结论，因此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实属必要。下文试对二本收录注家、征引注语的具体情况做细致的对比，以明其差异所在。

首先，从所收录杜诗注家的情况来看，郭知达在《序》中已经明言，其所谓“九家”分别是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次公。其中，赵次公注最多，近五千条，其次为杜田、师尹、薛梦符、鲍彪、王洙五家，多则三五百条，少则几十条，王安石、宋祁、黄庭坚三家最少，微乎其微。另据刘文刚研究，“九家注”实际征引注家数量在二十家左右。[18]而《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残本收录阙名注最多，有1340馀条；赵次公注次之，近800条；占第三位的是伪苏注，261条；杜田注、薛苍舒注、鲍彪注最少，几十到百馀条不等。而且十家注收录注家的情况比较复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坡云者，东坡有《老杜事实》，朱子谓闽人郑昂伪为之者也；赵云者，西蜀赵次公字彦材，著有《杜诗正误》者也；薛云者，河东薛苍舒有《续注杜诗》者也；又薛云者，薛梦符有《广注杜诗》者也；杜云者，城南杜修可有《续注杜诗》者也；杜田云者，字时可，有《诗注补遗》，举其名以别于修可也；鲍云者，缙云鲍彪字文虎，著有《谱论》者也。又有新添、集注等目，新添者，各家成书以外之说，不专一人；集注者，采他书之注也。”[19]洪业先生已经指出瞿氏所解“集注”“二薛”“杜与杜田”[20]并无实据。然因未见原书，仅持怀疑态度。后经蔡锦芳考证，宋代杜诗注家中薛苍舒、薛梦符应为同一人[21]；杜修可实无其人，其注亦为杜田注[22]。由此可知，“十家注”中的薛苍舒、薛梦符、杜修可、杜田四家，实为两家。关于该本中大量的阙名“旧注”，聂巧平指出：“《十家注》是目前可以考证的无名氏之‘旧注’变成托名王洙注以行世的最早注本。”[23]阙名“旧注”与杜甫自注及其后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伪王洙注的关系颇为复杂，目前尚不能厘定。梅新林、邓小军二位先生依据北宋党争等因素考证，认为伪王洙注的真实作者是邓忠臣。[24]武国权则认为，除了党争因素之外，在没有直接证据的前提下，推断伪王洙注为邓忠臣注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其真实作者有待考证。[25]此外，《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中的“新添”“集注”注成于众人之手，不能算作一家。故该本虽标榜十家注，其实较为明确的只“赵次公注”“伪苏注”“杜田注”“薛苍舒注”“鲍彪注”五家。故而“九家注”与“十家注”在收录注家方面的差异就更不言而喻了。

其次，二本在征引注语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九家注去取精审，特重赵次公注，严谨翔实，学术性高；十家注注语则简短浅显，大量收录“伪苏注”，比较粗疏，属于诗学入门一类的普及读物。如《北征》“惨淡随回纥”“宣光果明哲”“树立甚宏达”等句，九家注征引大段赵次公注，而十家注仅解释词意或白文无注，并未征引赵注。另外，此诗“垢腻脚不袜”句，两家引注完全相异：九家注以赵次公注释之，而十家注则引“伪苏注”作注。又如《青阳峡》“仰看日车侧”句后，九家注引阙名注和赵次公注，十家注在此之外又引“伪苏注”，附会字句出处。再如《法镜寺》“初日翳复吐”“出萝已亭午”句后，九家注引赵次公注，十家注则未引。九家注几乎每首诗都引赵次公注，甚至通篇皆赵注，与之相比，十家注对赵注的征引不但频次低得多，篇幅亦多省减。如《赤谷》“永为高人嗤”句，十家注曰：“古诗：但为后世嗤。赵云：汉光武为贼所败，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6]而九家注曰：“古诗：但为后世嗤。赵云：汉光武为贼所败，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援之，光武谓耿弇曰：几为虏嗤。又显宗诏：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嗤也。”[27]两相对比，九家注对赵次公注的征引不但比十家注细致完整，而且增录显宗诏的语典，其周详远胜十家注， 又如《龙门镇》“胡马屯成皋”、《石龛》“悲歌上云梯”等句后引赵注，亦同此例。因此，从征引注语的整体面貌来看，九家注删汰伪注[28]，特重赵次公注，别裁有法，去取精当，考证谨严；十家注则略浅易，保留了许多伪注，体现出坊刻本粗陋的特征。 

虽然《九家集注杜诗》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书名上仅有一家之差，但是二者在编次体例、收录注家、征引注语各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同时，由于的刊刻时间十分接近，所以，九家注并不是如洪业所言，是简单地删减十家注中的“伪苏注”而成，二者应该是各自独立编纂成书。而且必须承认，九家注审慎谨严远胜于坊刻十家注，其成就与影响要大得多。

“十家注”中的“新添”和“集注”两种注语情况较为复杂，既无确切姓氏可考，又极有可能出自坊贾伪撰，注释质量不甚高明。然而与同时期的九家注，以及之后的几种杜集中“新添”“集注”两种注语的名目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两种注语均被改换头面，有了确切的注家姓氏，并在内容上发生略微改动。以下通过表格形式条列十家注中“新添”“集注”注在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名目的变化情况，并对其进行分析。[29]

由表3、表4可知，十家注残本现存29条“新添”注和10条“集注”注，共计39条注语，其名目在同时期的九家注中变化较小，而在后来的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则变化较大。以下结合注语的具体情况分别论之：

首先，讨论十家注中“新添”“集注”注的名目在九家注中的变动情况。39条注语，在九家注中有12条仍作“新添”注，14条作杜田注，标作“杜补遗”或作“杜正谬”，3条赵次公注，3条阙名，7条不存在。第一，九家注中12条仍作“添注”的注和3条阙名注，除个别文字略异外，内容与十家注几乎完全相同；7条不存在的注语都是伪撰的字句出处和史事典故，九家注将其删除恰好反映出其删汰伪注，审慎谨严的特点。

第二，九家注中3条标作赵次公的注，除1条文字略异外，2条内容更为丰富，有多出的考证文字和史籍语典。如《白沙渡》“揽辔复三叹”句后，十家注云：“新添：范滂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30]九家注曰：“赵云：范滂登车揽辔。《左传》：置食三叹。《礼记》：一唱三叹。”[31]其实十家注此条新添注后紧接一条赵注，引《左传》《礼记》语典，与九家注所引相同。可见十家注是将赵注拆分为两条，增加“新添”的名目。赵次公注大约成书在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之间，[32]早于九家注和十家注。同样，九家注14条作杜田注的注语中，12条与十家注基本相同，2条九家注所引更为充实。如《野望》“云山兼五岭”句后，十家注云：“新添：裴氏《广州记》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五岭。”[33]九家注云：“杜补遗：裴氏《广州记》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五岭。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岭，一也；桂阳甲骑岭，二也；都庞岭，三也；略绪岭，四也；越城岭，五也。”[34]九家注所引多出邓德明《南康记》一段。杜田注大致出现于政和三年到绍兴四年之间（1113-1134）[35]，比赵次公注还早。因此，九家注和十家注的编撰者都是能直接看到杜田注和赵次公注的。二本对两家注的征引或者基本相同，或者九家注详而十家注略，且十家注还改换了注家的名目，由这些情况判断，九家注与十家注应该是各自直接征引了杜田注和赵次公注，并且按照自己的编撰思想进行了不同的处理，独立成书。如果一定要说二者之间有承传，那更可能是简略的十家注参考了详细的九家注，而不能如洪业所言，九家注是由十家注删减“伪苏注”而成。

其次，关于十家注中“新添”“集注”的名目在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的变化情况。十家注中原本无名无姓的“新添”“集注”两种注语，到了后来的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均被冠以注杜名家或诗文大家的名号，如田为杜田，黄为黄庭坚、耒为张耒、孝祥为张孝祥、立之为王直方、大临为潘邠老等。而且三本所改换的姓氏基本一致，仅有少数情况不同，如十家注卷五《别赞上人》“安可限南北”句后“新添”注，在分门本中标“洙曰”，而在百家注和千家注中均标“竦曰”，注文内容则完全相同。然而翻检现存各名家的别集及诗文总集等文献（如《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黄庭坚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张孝祥集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等），却并未发现相关杜诗注语，尽管有文献散佚的可能性存在，但如此多本无所属，且查无记载的名家杜诗注语集中出现，还是编纂者统一造假的可能性更高。况且伪讬名家以邀誉，借以获取更大利益，历来就是坊贾惯用的手段。

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情况。在后三本中有两条标作杜田注的注语，但是在引录杜田注最多的九家注中却没有，这不由得不让人怀疑他们是否为九家注失收的杜田注。第一条是《鹿头山》“剑门不可越”句后注，十家注曰：“集注：钟会平蜀，至绵谷。语左校曰：山川悬远，已尽咫尺，剑门不可开越，何计入蜀，公可筹度。”[36]第二条是《春日恼郝使君兄》“樽前还有锦缠头”句后注，十家注云：“新添：唐明皇宴于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终，戏谓八姨曰：乐籍今日有幸约供养夫人，请一缠头。八姨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出三百万为一局尔。”[37]这两条注语均是注释字句的典故来源，但是生硬比附和杜撰的性质明显，与杜田注翔实考证地理名物、制度佛经等的风格迥然不同，倒是与伪撰故实的“伪苏注”颇为神似，即使不能断然否定其为杜田注，亦当入存疑之列为妥。总之，后三本中“新添”“集注”注名目的改换，反映了早期杜诗注释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

此外，千家注对“新添”“集注”注的改动情况比较特别，除了名目的改换，甚至还在内容上进行了删除、改写或替换。

第一，删除者，比如十家注卷二《羌村三首》其三“艰难愧深情”句后有“新添”注云：“《书》：‘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38]又卷四《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县得昏字》“豁达开四门”句后“新添”注云：“舜辟四门。汉高祖豁达大度。”[39]千家注删除两条“新添”注，未增添任何注语，白文无注。

第二，改写者，如十家注卷五《寄赞上人》“亭午颇和暖”句后“集注”注云：“《御览》载《纂要》云：日光曰景。注云：日月之光，通明曰景，日景曰晷、曰气、曰晛；日初出曰旭、曰昕、曰晞。注云：大明曰昕。晞，干也。日温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末曰昳，日晚曰旰，日将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于东，谓之返景，在下曰倒景。”[40]虽然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均将名目改换为“孝祥曰”，但是前二者内容与十家注相同，而千家注则将十家注中的“集注”注语加以简化：“《御览》载：日初出日旭、曰昕、曰晞，在午曰亭午，在末曰昧。”[41]又十家注卷三《白水县崔少府高斋三十韵》“何由似平昔”句后“新添”注，千家注则加以充实。

第三，替换者，如十家注卷一《徒步归行》“白头拾遗徒步归”、卷一《五盘》“野人半巢居”、卷四《佳人》“自云良家子”等句后“新添”注，千家注均替换为内容不同的“伪王洙注”。由此可知，黄希、黄鹤父子在着重杜诗编年的同时，亦认识到此前集注本中的某些注语质量不甚高明，并进行了具体、有益的筛选与剪裁。

通过对比发现，十家注中的“新添”“集注”两种注语在同时期的九家注，以及更晚的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的名目发生改换。这种注语名目的改换，颇具代表性，反映出各家注语间的前后关联和发展演变，更说明十家注保留了宋代杜诗注释较为原始的面貌，进一步佐证其在宋代杜集中是成书较早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现存的几种宋本杜集中，《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是收录“伪苏注”最早的。该残本共收录“伪苏注”261条。在现存的宋本杜集中收录“伪苏注”相对最多、最完整的杜集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莫砺锋先生研究“伪苏注”即主要依据《分门集注杜工部诗》。[42]经检核发现，《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所引“伪苏注”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分门本”所引“伪苏注”皆标为“苏曰”或“苏轼曰”，“十家注”则标为“坡云”。

第二，两者引录“伪苏注”存在文字上的差异。如分门本卷十一《发秦州》“草木未黄落”句：“苏曰：长沙十月，草木尚未黄落，加之蒸湿，北人甚不宜风土。”[43]《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此条“伪苏注”则先有“贾谊”之名，[44]其后注文内容与分门本完全相同；又如分门本卷九《新婚别》“形势反苍黄”句后曰：“苏曰：形势不可欺，军马苍黄，击其左右。”[45] “十家注”引“伪苏注”先有“韩遂”之名，[46]而“分门本”则没有此人名，其余注文内容亦相同。经查证，此两条内容并非出自贾谊、韩遂著作，而是出于注家杜撰，并傅会上名人姓氏以求传播。然而在其后的百家注、千家注中，以上两条“伪苏注”与十家注相同，其前均有贾谊、韩遂之名。[47]再如十家注卷四《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阆州贤子，余与主簿平章郑氏女子，垂欲纳彩，郑氏伯父京书至，女子已许他族，亲事遂停》“两家诚款款”句后十家注载伪苏注曰：“索靖《法帖》：‘两家诚心款款，奈凡女催何。’”[48]而在分门本中，此条“伪苏注”最后两字为“催行”[49]；百家注末句作“奈凡作催何”[50]；千家注亦作“奈凡作催何”[51]。

第三，“十家注”中的某些阙名注，在分门本中则被冠以“伪苏注”之名。比如十家注卷一《彭衙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后云：“时贼方收录衣冠，污以伪命，而避难者，方销晦声迹，故托言女啼，而恐虎狼闻也。‘虎狼’，喻盗贼也。”[52]分门本此条注语前标“苏曰”，[53]而十家注前则无任何注家名号；又如十家注《青羊峡》“仰看日车侧”句后云：“后汉李尤《九曲歌》：安得力士翻日车。”[54]分门本前标“苏曰”[55]，十家注则阙名；再如十家注卷三《村夜》“万里正含情”句后注云：“临风寞含情。”[56]分门本此句前亦标“苏曰”[57]。此外，分门本卷七《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莫觅主人恩”句后有“伪苏注”云：“子美自称。主人，指张使君，上篇有《宴忠州张君宅》。”[58]十家注中则没有此条伪苏注。[59]

以上三点反映出十家注与分门本中收录“伪苏注”的重要区别：首先，分门本与十家注中的“伪苏注”有名称指代的不同。其次，分门本“伪苏注”中标榜的某些名人语典，在十家注中并无此人名或出处。再次，分门本被冠名“伪苏注”的某些注释，在十家注中实则阙名。这些区别让我们看到“伪苏注”更为原始的面目。通过与分门本中的“伪苏注”相比较可以发现，“伪苏注”注家名号以及注语内容在宋代杜诗集注本中发生过变迁，甚至可以大胆推测“伪苏注”在早期杜集中极有可能存在不同的文本流传系统。前文已经指出，《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要早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而在杜诗文献中最早提及“伪苏注”的蔡兴宗《重编少陵先生集》已经失传。因此，从刊刻时间来看，《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无疑是现存杜集中最早刊载“伪苏注”的版本，其所保存的“伪苏注”面貌更为原始，故而是考察“伪苏注”来源及演变的重要文本。

杜诗分类本以北宋陈浩然《析类杜诗》为较早。宋元丰五年（1082）温陵宋谊所作《杜工部诗序》称陈浩然本杜集“乃取其古诗近体，析而类之”[60]，故仇兆鳌曰：“分类始于陈浩然。”[61]《杜集书目提要》据此怀疑《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乃坊贾以陈本（指陈浩然《析类杜诗》）作底本，撷取《十家集注杜诗》之注合编而成。所谓‘增广十注’者，或先有数家之注，后增而广之；或坊贾故夸繁富，以惑世人”[62]。按照正常的逻辑，确实应该先有一种叫《十家集注杜诗》的本子，然后才有所谓的《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出现，只是《十家集注杜诗》从未见过任何著录，故此说亦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设而已。更重要的是，《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刊刻于南宋中期，其成书距北宋陈浩然《析类杜诗》至少晚了一百多年，故《杜集书目提要》称《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是以陈浩然本为底本之说，只是从分类本的角度大致而言，并不见得准确。那么《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宋代重要的分类本杜集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呢？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是将《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徐居仁编《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简称“徐居仁分类本”）相对照更正卷次，更正为卷一、卷二、卷七、卷八、卷九、卷十。[63]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此本的著录即承袭瞿镛的观点。而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则将其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简称“分门本”）对照编次，更正为卷十一、卷十二、卷七、卷九、卷八、卷二。[64]由此可知，《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似乎与宋代分类本杜集中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均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那么《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到底是与徐居仁分类本的渊源更为密切，还是与分门本的渊源更为密切呢？首先，从门类划分的角度来看，《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残存六卷计十六门，分别为：纪行、述怀、居室、邻里、题人居室、田圃、皇族、世胄、宗族、外族、婚姻、仙道、隐逸、释老、寺观、四时。由于各卷门类分布比较均匀，除卷四有五门外，其余各卷均一到三门左右，残本六卷十六门，则全本二十五卷之门类数应在七十左右。故据此似可推测，《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的总门类数应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一样同为七十二门。若果真如此的话，这表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版本渊源较为密切。然而将其所分门类与《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对照来看，二者亦完全相同。故而若仅从门类划分的角度，似乎难以判断《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的渊源关系。

其次，从卷次上来说，《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一、卷二，在徐居仁编分类本中亦为卷一、卷二，而在分门本中分别为卷十一、卷十二。因此《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似乎与徐居仁分类本更为相近。这或许也是藏书家瞿镛将其与徐居仁编分类本进行对照更正卷次的缘故之一。但是，细读三本发现，在实际收诗和诗次编排上，《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还是与分门本更为一致。例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四时门”收《伤春五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时门”下亦收该组诗，而徐居仁编《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则未收。又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自《青阳峡》至《成都府》十七首诗的次序与分门本完全相同，而与徐居仁分类本次序则不同。张忠纲等编《杜集叙录》亦持相似见解，其云：“细检每卷诗次与所引注文，则更接近《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并举例：“卷五‘寺观门’收两首《山寺》，前首首句为‘野寺残僧少’，后首首句为‘野寺根石壁’，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次序是相同的，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卷九次序是颠倒的。”[65]张先生所云诗次编排一点确如其言。不过在注文内容上，十家注与分门本还是稍有区别的。分门本将十家注中的阙名注标上“洙曰”的名号，增添“师曰”“郑曰”两家注，这两点在徐居仁分类本中也有相同的改变。此外，徐居仁分类本尚多“希曰”“黄曰”“梦弼曰”等多家注语。应该说，不管是分门本还是分类本都对十家注注语有所调整和增益，只是分门本与十家注的差异更小、更为接近而已。故而综合以上门类划分、卷次编排、实际收诗及诗次编排三点推断，在宋代分类本杜集的体系中，《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渊源更为密切。

署名徐居仁编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实际上是后人以徐居仁编《门类杜诗》为底本，编入黄鹤注及文天祥等人评语而成，成书在南宋后期。徐居仁编《门类杜诗》今已不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其著录在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之后。张忠纲据陈振孙的著录次序及《九家集注杜诗》的成书时间（1181）推测，“徐居仁当生活于公元1200年前后”[66]。那么由此推断《门类杜诗》的成书时间当至早在1200年左右。上文已经指出，《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刊刻于孝宗朝（1162—1189），早于刊刻于宋宁宗朝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因此，无论徐居仁的《门类杜诗》还是后来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抑或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都晚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

综上，可大致绘出《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宋代重要分类本杜集的渊源关系示意图：

综上所述，从避讳字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大致判断《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刊刻于宋孝宗朝（1162—1189），是目前所见刊刻时间较早的宋本杜集。其与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之间并非简单的注家增减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编纂成书。通过对比发现，该本中无姓氏可考的“新添”“集注”注，其名目在同时期的九家注及分门本、百家注、千家注中发生变动，借此可以探查宋代杜诗注在诸集注本之间的传承和演变轨迹。十家注所收“伪苏注”与分门本所收“伪苏注”有差异，成为考察“伪苏注”来源及演变重要文本。在宋代杜集分类本系统中，其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渊源更为密切。以上诸点说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在宋代杜诗集注的发展链条中处于较为接近源头的位置，有助于了解宋代杜诗集注的发展演进脉络，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故而值得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1] 中国国家图书馆尚藏有一种《门类增广集注杜诗》，仅存卷八，索书号：6642。据聂巧平研究，《门类增广集注杜诗》是现存分类本杜集中最早之本。在集注注家方面，它比《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多“王云”一家，且有九处异文。仅存一卷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相应卷次在编纂、注释体例、集注内容和征引注家先后次序编排上完全一致，故而《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可能是《门类增广集注杜诗》的翻版。参考聂巧平《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考论》，《新宋学》第二辑，2003年第231-232页。《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与《门类增广集注杜诗》虽极为相似，但从严格版本学意义上来讲，二者并非同一书。

[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刘跃进、徐希平主编《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宋元卷》第一辑，其中第8册收录《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亦可见该本价值所在。《杜集珍本文献集成》本《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影印，与笔者所见为同一版本。由于撰写此文时《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尚未出版，目前亦未得寓目，故引文、注释暂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本为准。

[3]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48页。

[4] 瞿镛编纂，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

[5] 此部分基于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2016年版）关于避讳学的研究展开。文中讳字根据《宋史·礼志》（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609-2611页）、《宋本礼部韵略》所载《淳熙重修文书式》《绍熙重修文书令》（张元济辑《续古逸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449页）所列讳字作通盘核查，包括正名、嫌名、同音、音近、形似等可能出现的几乎所有情况，尽可能做到全面。

[6] 为了展示文献原貌，文中避讳字繁体加粗显示，避讳不严的情况则简体不加粗。

[7] 宋英宗赵曙即位后，针对其生父赵允让之名是否加以避讳的问题，在当时引发了朝廷的争议，这就是避讳学史上著名的“濮议”，发生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颁布的《绍熙重修文书令》曰：“诸犯濮安懿王讳（让）者，改避。若书籍及传录旧事者，皆为字不成。”所谓“为字不成”，即指缺笔为讳。

[8] 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第85页。

[9]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10] 钱曾撰：《述古堂藏书目录附宋版书目》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36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11] 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卷七，《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12] 钱曾撰，《也是园藏书目》卷七，《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编，第45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 第6b页 

[13] 参见周采泉著《杜集书录》，第649页。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第47页。

[14] 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第7册，铁琴铜剑楼，1922年。

[15] 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书影》宋本书影，《珍稀古籍书影丛刊》之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589-758页。）。

[16] 郭知达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第1a-2a页。

[17] 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18] 刘文刚：《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50页。

[19] 瞿镛编纂，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第 493-494页。

[20] 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序，第14页。

[21] 蔡锦芳：《薛苍舒考论》，《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4期，第48-53页。  

[22] 蔡锦芳：《杜修可考》，《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第69-74页。

[23] 聂巧平：《从〈十家注〉到〈百家注〉集注的发展演变看宋代杜诗之伪注》，《南昌大学学报》，2005第4期，第111页。

[24] 参见梅新林：《杜诗伪王注新考》，《杜甫研究学刊》，1995第2期，第41页。邓小军：《邓忠臣〈注杜诗〉考——邓注的学术价值及其被改名为王洙注的原因》，《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第14-17页。

[25] 武国权：《杜诗伪王注研究之一——杜诗伪王注中的伪注》，《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第74-82页。

[26]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6a页。

[27] 郭知达编：《新刊校定杜工部诗》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第9b页。

[28] 删汰伪注，尤其是“伪苏注”是九家注的重要特征，此点不容怀疑。然而关于九家注是否将“伪苏注”删除殆尽，前人则各执一端。洪业《杜诗引得序》认为九家注删除「伪苏注」未尽，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则反驳洪业之说，认为已经删除干净。刘文刚及彭燕、徐希平等人通过逐条搜检九家注中的“伪苏注”发现，九家注中的确实还残存少量「伪苏注」。分别参见刘文刚《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及彭燕、徐希平《〈九家集注杜诗〉与“伪苏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9] 在宋代分类本杜集中选取与十家注成书时间较近且关系密切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为代表。表格中简称“分门本”。在宋代集注本杜集中选取较有代表性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广陵古籍刻印社1911年景宋本）和《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表格中分别简称“百家注”“千家注”。宋代分类本杜集中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也较有代表意义，但是其注又以《黄氏补注》为基础，几乎完全相同，因此不再列出。

[30]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10a页。

[31] 郭知达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第26a页。

[32] 林继中辑：《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页。

[33]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9b页。

[34] 郭知达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第11b页。

[35] 聂巧平：《杜田考论》，《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第48页。

[36]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13b页。

[37]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1a页。

[38]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26b页。

[39]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23b页。

[40]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7a-7b页。

[41] 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卷五，《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第678册，

第8a-8b页。

[42] 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第55页。

[43] 阙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一，《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a页。

[44]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5a页。

[45]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九，《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第37a页。

[46]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 第2b页。

[47] 参见题王十朋集注：《景宋编年杜陵诗史》，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卷十一页1b、卷八页7b；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六页142、卷三页101。

[48]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28b页。

[49]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九，《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第38a页。

[50] 题王十朋集注：《景宋编年杜陵诗史》卷二十九，第26a页。

[51] 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卷三十三，《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第67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4b页。

[52]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页4a。

[53]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一，《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第5a页。

[54]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8b页。

[55]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一，《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第10a页。

[56]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2b页。

[57]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七，《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4b页。

[58]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七，《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第6b页。

[59] 阙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第4a页。

[60] 阙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附录，《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98册，第7a页。

[61] 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中华书局，2020年，第21页。关于仇兆鳌“分类始于陈浩然”的说法，尚待商榷。樊晃《杜工部小集序》称“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一作事）类，分为六卷。”（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09页），故而有学者指出“今知最早的杜诗分类本是唐大历间润洲刺史樊晃所编《杜工部小集》”（彭燕：《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44页）。

[62] 郑庆笃等编著：《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第7页。

[63] 瞿镛编纂，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第493-494页。

[64] 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852页。 

[65] 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第79页。

[66] 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