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新进展

摘要：

近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已成为国内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前沿与学科发展的准确把握，对国际期刊进行计量文献学分析，可为揭示理论前沿与学科互动提供新视角。本文运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对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六本国际知名期刊在2008年~2018年间发表的688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国家分布、重要文献、关键词与突变词。研究发现：（１）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整体发展较为缓慢，国家发展不平衡；（２）现有研究存在四个新进展与转变，即从单语的语言规划转向双语和多语语言规划，从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转向具体领域的语言规划，从以国家为主体的语言规划转向族群语言规划，以批判性视角关注语言权利、语言背后的社会不平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３）未来研究主题和角度将更加多样化，产生更多的交集和重叠，与语言教育联系日益紧密，跨学科特点更明显。今后应注重加强中国学术成果国际表达，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树立中国特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学科观，拓宽研究领域，在跨学科的发展趋势下突出语言教育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CiteSpace；语言政策与规划；可视化分析；学术期刊

１．引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在国外已有60多年的历史，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近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已成为国内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非常关注其理论及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国内尚未形成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系统研究体系，相关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不甚了解，致使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脱节（Guo & Shen 2019）。一些学者曾开展过相关研究，如冯佳和王克非（2014）、贾连庆（2019）运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开展研究，内容丰富，但前者主要关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现状，缺少对发展趋势的探索，后者则缺少对重要文献的深入分析；赵守辉（2015，2016，2017，2018）根据期刊发文主题分析当年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定代表性，但无法对一定时期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发展状况进行说明；李宇明（2016）、赵守辉和张东波（2012）分别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国家、民族的单语主义、多语主义问题和语言规划国际化问题，角度新颖，但局限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个别方面；张天伟（2016）、张蔚磊（2017）和周庆生（2005）则分别通过关注研究方法、路径、理论、流派、思想等途径探寻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发展历程。但是，至今尚无研究对一定时期内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专业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过系统性探索，缺乏基于权威期刊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学科新进展。

本文尝试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绘制时空知识图谱和内容知识图谱，对六本国际期刊在2008~2018年间的发文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有针对性地揭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近年来的研究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希冀为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２．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2.1 数据来源

2.2研究工具 

３．研究发现

3.1时间知识图谱

如图１所示，2008年~2018年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整体上呈波浪式上升态势。2009年 增速最快，2014年文章产出最多。2008年产 出文章29篇，而2018年为78篇，发文量增加了近1.7倍。2011~2014年 发 文 总 量 为277篇，2015~2018年发文总量为282篇。以上数据表明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整体上发展较为缓慢。三个峰值分别出现在2011年、2014年和2016年，这期间有过三次回落，每次回落后均有显著上升，这说明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发展不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相关，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多种因素也会影响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六本国际期刊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文献量的时间分布

3.2空间知识图谱

根据图２显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国家分布非常不平衡。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占全部发文量的近1/4，是排名第二的英国的1.6倍多。排名前三的国家总发文量占全部发文量的45%。虽然中国发表40篇，排名第四，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24篇，内地仅发表16篇文章，这一发表量和近年来我国内地人文社科研究者与语言学研究队伍的庞大体量极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是行政管理部门，还是语言学界，其投入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国际表现力也有待改善。从地理区域上看，高产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

图２ 六本国际期刊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高产国家）

3.3内容知识图谱

3.3.1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重要文献

图３显示的是文献共被引图谱。笔者采取对数似然率（LLR）算法，从所引文献的标题中提取名词性术语对聚类进行命名，以时间线视图（Timeline View）的形式显示聚类。如图所示，所有被引文献分为16组，聚类规模越大（聚类含有的被引文献数量越多），组号越小。整个图谱中共被引次数最高的前三篇文献是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2009 年 出 版 的 《语 言 管 理 》（Language Management）、首哈米（Elana Shohamy）2006年出版的《语言政策：背后的动因和崭新的路向》（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和斯波斯基2004年出版的《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分别被引用61次、60次和37次）在以上三本著作的引领下，国际期刊发表了一些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发展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进一步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如Phyak和Bui（2014）从意识形态、语言权利等角度对越南和尼泊尔年轻人积极参与语言规划的过程进行阐述，强化了首哈米提出的通过“语言行动主义”改变不平等语言政策的观点， 促进了学科对于非政府层面的语言政策参与者的关 注；Curdt-Christiansen（2009）开展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是对斯波斯基关注的具体领域语言管理，语言政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具体体现，也是对首哈米倡导的显性与隐性语言政策并行的思想的证明，推动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对领域语言规划的关注，改变了以往仅关注显性语言政策忽视隐性语 言政策的研究思路。

图３ 文献共被引图谱

作为一种探索性分析的方法，聚类分析也存在个别聚类结果难以解释等问题（杨颖、崔雷2011）。图３中“11”代表的“语言政策”涵盖了整个研究领域，不 应该成为聚类中的一个小主题。因此，近十年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主题包括：标准英语语言政策 （standard English language policy）、参与语言政策 （engaging language policy）、语言民族志（linguistic ethnographies）、无意影响 （unintended effect）、语言意识形态（linguistic ideologies）、话语机制（discursive mechanism）、少数民族语言 （minority language）、全球化话语 （globalising discourses）、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市场（language market）、新加坡多语 家 庭 （Singaporean multilingual families）、肯尼亚西部学校 （western Kenyan school）、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女权主义语言规划 （feminist language planning）和跨国工作场所（transnational workplace）。

结合上述主题，可以发现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四个新进展与转变：

第一，从单语的语言规划转向双语和多语语言规划。这在“标准英语语言政策”主题下得到了体现，且研究角度多样化。Blommaert等（2005）对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定义进行了批判，主张多语能力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而非个人因素；Hornberger（2002）则运用语言生态学中的隐喻来探索多语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为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语言问题提供启发；Freeman和Cummins（2004）通过访谈、田野日志收集数据，列举了实施双语教育的好处，呼吁政府和学校实施双语教育。

第二，从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转向具体领域的语言规划，比如“新加坡多语家庭”代表的家庭语言政策、“肯尼亚西部学校”代表的学校语言政策、“跨国工作场所”代表的跨国公司语言政策等。Curdt-Christiansen（2009）通过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对魁北克地区的十个中国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进行了调查，认为家庭语言政策与社会政治因素、父母的教育文化背景、移民经历等密切相关，为后人开展研究提供了借鉴。Schroeder（2004）列举了在肯尼亚塔拉卡地区学校为当地儿童开展母语教育扫除文盲的事例，并分析了其潜在的好处；Muthwii（2004）对肯尼亚的语言规划和读写教育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Nekvapil和Sherman（2009）基于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和颜诺(Jernudd)的语言管理理论，强调个人与跨国公司在系统解决语言和交际问题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预先施加影响”的管理概念，即在公司层面运用相应的策略对未来可以预见的问题进行提前处理。

第三，从国家为主体的语言规划转向族群语言规划（女权主义语言规划、少数民族语言规划）。Hellinger和Pauwels（2008）、Pauwels（2008）对女权主义语言规划进行了论述，涉及语言不平等、语言权利等话题；Heller（2006）对少数民族语言学校的日常语言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语言政策、双语制、意识形态、种族等问题及其在语言和身份认同日益商品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四，以批判性视角关注语言权利、语言背后的社会不平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Namyalo和Nakayiza（2015）采用Tollefson的历史结构分析框架，研究语言环境和语言政策对乌干达人的语言权利和语言自由的影响，指出维护语言权利的挑战主要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以及人们对语言多样性的普遍态度和看法。Faingold（2015）探讨欧盟的语言义务和《里斯本条约》所规定的欧盟公民的语言权利，指出该条约未能解决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认为应维护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法律上的语言权利以及采取更加多元化的语言立法方式，比如在未来修订《里斯本条约》时明确界定区域少数民族语言和广泛使用的移民语言的地位和使用。

此外，有些特定区域（如新加坡和肯尼亚）的语言规划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研究主题的广泛性也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3.3.2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

文章的关键词是作者核心思想的体现，出现频次高、中介中心性强的关键词往往代表了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如图４所示，笔者对688篇施引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其代表的节点则越大。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强，其在共现网络中越重要。节点之间连线越粗，表示两个关键词关系越密切。频次高、中介中心性 强的关键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图４显 示，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多语”（multilingualism）、“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双 语”（bilingualism）、“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教学语言”（medium of education）、“少 数民族语言 ”（minority language）、“语言态度 ”（language attitude）、“语言权利”（language right）、“英语”（English）、“家庭语言政策” （family language policy）、“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语言政策与规划”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些代表了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一方面，上述热点集中体现在语言教育上，“双语教育”“教学语言”“英语”“高等教育”均与语言教育密切相关，可见语言教育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些热点既体现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也说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得到学界的关注。

图４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４显示，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共有节点184个，连线610条，网络密度为0.0362，结构较为松散、密度不高。因此，学界应该提高在研究课题上的专注度，开展课题研究要有持续性，做实做深，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多点开花”。

表１ 关键词共现表格

本文按照中介中心性对关键词进行筛选，梳理各个时期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热点。表１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香港”“双语教育”“教育中的语言政策”“语言景观”五个关键词虽然中介中心性不高，但其被引频次均为10次及以上，所以也比较重要，一并放入表１中。

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2008~2009年处于推广活跃期，该阶段产生 了许多重要的关键词，整体上中介中心性很强，如“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多语”“双语”“语言权利”“语言态度”等。其中，“语言意识形态” “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多语”四个关键词在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属于核心节点。该阶段主要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除了上述热点之外，还包括“英语”“教学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移民”“全球化”等，掀起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潮，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2010年出现短暂的“空白期”之后，2011~2014年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进入缓慢发展期。该阶段出现的关键词较少，其中介中心性与2008~2009年相比整体较弱，研究热点有“高等教育”“教育”“多语教育”和“语言景观”，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2015~2018年没有出现较为重要的关键词，对于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相关研究出现了停滞，进入了酝酿反思期，为研究的继续开展进行准备。

3.3.3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趋势

笔者在对688篇施引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其突变词（Burst terms），即关键词中由于在一定时间内出现较多或使用频率较高而变化程度最大的词，以此来探寻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趋势。

图５ 关键词突变情况

如图５所示，突变词有“能动性”“高等教育”“全球化”“家庭语言政策”“教学语言”“多语教育”。其中，“教学语言”主要出现在2013~2014年，“家庭语言政策”出现在2012~2013年，“高等教育”出现在2016~2018年，“全球化”出现在2009~2010年，“多语教育”出现在2014~2015年，“能动性”出现在2016~2018年。这六个词的突变强度较大，它们代表了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前沿，均与语言教育相关，如“教学语言”的选择，用英语还是用母语开展教学，属于教育语言规划研究的问题；父母对孩子语言学习进行规划，高校语言教育规划的布局与设计，“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对其他语言的冲击，对多语教育的思考以及如何利用好教师和学习者的能动性都与语言教育规划相关。此外，解决上述问题也需要运用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视角和知识。从研究角度上看，既有对“全球化”带来的英语对本国语言、文化冲击的宏观层面研究，也有“高校语言教育政策”等中观层面的关注和对“家庭语言政策”“能动性” 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因此，这些突变词反映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和语言教育密切联系，具有跨学科特点的发展趋势；同时，研究角度逐渐呈现出宏观（国家、超国家）、中观 （领域、地域）和微观（个人、社会终端组织）多角度并存的局面（李宇明2012）。

４．思考与启示

通过了解近十年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第一，加强中国学术成果国际表达，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 

从近十年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文献的国家分布可以看出，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发文量具有明显优势，如文献总数排名前三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均以英语为母语。同时，本研究的688篇文献中，使用英语发表的文献高达97.8%，可以说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科研学术领域的最强势语言。加强中国学术成果国际表达，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既是中国科研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需求。李宇明 和王春辉（2020）发出“中文首发制”的倡议，呼吁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特别是中文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改革现有科研评价体系，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笔者认为：一 方面，英语在国际科研学术领域的强势地位不会在短期内改变，我们应不断提高用英语进行学术发表的能力，特别是用英语获取专业信息的能力，将国内研究成果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关注中文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一是政府和学界应集中优势资源与力量发展壮大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专业期刊，使之得到国际认可，真正成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权威期刊，从而提升中文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二是改革国内科研评价体系中“唯SSCI”的评价标准以及扭曲的价值观，鼓励“中文首发”，探索与国际权威期刊合作实行科研学术成果中英文并发的制度。

第二，树立中国特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学科观，拓宽研究领域。 

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要想取得长足发展，既要加强与国际学界的联系与对接，也要形成自身特色与优势。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准确把握国际研究热点。通过开展校际合作、期刊合作、参与或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关注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权威期刊动态等途径，及时获取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研究热点，将国外相关理论思想引入国内，与我国实际结合，拓展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观。学界应加强合作，共同构建学术共同体，提高学科的影响力。例如，根据中国语言生活“绿、白、蓝、黄”系列皮书的内容，结合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划要求，明确学科的前进方向与研究重点。此外，为适应时代发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也要不断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如语言应急、语言 服务、语言治理等，唯有如此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第三，在跨学科的发展趋势下突出语言教育的重要地位。

本文六个突变词代表了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前沿，与语言教育关系密切。正如戴曼纯（2014）所言，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教育，语言教育的质量是检验语言政策与规划成败的最直接表现。同时，跨学科研究的模式既为我们开拓了研究思路和视野，也提供了许多理论支撑，还进一步拓展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培养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意识，提高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能力，更要深刻意识到语言教育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其作用，推动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学科发展。具体而言，一 是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应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二是关注语言教育对象的态度和语言习惯（戴 曼 纯2014）；三 是综合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建立切合实际的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评价体系，使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５．结语

文章来源：《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6期19-29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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