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
新时代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
摘 要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加快，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对外交往与外语人才观形成互动发展态势。在新时代，外语界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这一新命题。本文基于全球治理理论，分析不同类型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提出建立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规划体系的构想。
主题词：全球治理；外语人才；外语规划；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能力
作者简介
乔明文，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 E-mail: bestwnfrank99@163.com。
沈骑，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E-mail：qishen@tongji. edu.cn。
01
引 言
进入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日益加快，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国内关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第一类研究聚焦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现状与政策建议（阚阅，2016；彭龙，2017；黄明东、陶夏，2018；尤佳，2018；吴志成、王慧婷， 2019；赵龙跃，2020等）。第二类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国际比较研究（郦莉，2018；张汉、赵寰宇，2019；郭婧，2019等）。上述研究均认为外语能力对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性，但目前尚无研究讨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的外语规划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语界致力于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问题研究（顾伟勤、梅德明，2008；王宁，2009；戴炜栋，2010；庄智象等，2011；蒋洪新，2019 等），在人才培养体系、课程与教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出外语界对接国家战略的前瞻思考。但是，随着中国从本土型大国向国际型强国转型，国家对于国际化（型）人才的需求有了重大转变。全球治理人才是对国际化人才的全面超越，在人才定位、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上两者有很大差异，对现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变革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已有研究论及全球治理对外语教育改革的宏观需求（洪 岗，2019；沈骑，2019；沈骑、曹新宇， 2019；郭英剑，2020等），但对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研究有待深入探讨。
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价值定位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 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 （2019）在提出“大外语”概念时所指出：高等外语教育关系到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更关系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在新时代，外语界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这一新命题。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中国对外交往与外语人才观的互动发展，基于全球治理理论，分析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提出建立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规划体系的构想。
02
中国对外交往与外语人才观的互动发展
李宇明（2010）曾指出，“外语是国家行走的先遣队，国家到哪里，外语就要先走到哪里”。这句话阐明了国家对外交往与外语规划的互动联系。外语规划是语言规划的重要领域之一，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Cooper， 1989）。培养外语人才是国家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文化与知识传播和国际化等现实需要的语言教育规划行为（Kaplan & Baldauf，2003）。外语人才培养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国家和社会需求是其外驱动力。外语人才观，即培养外语人才的定位则是外语规划的内在核心，是外语规划的培育目标。尽管文秋芳（2014）、戴曼纯（2016）、胡壮麟（2020）和郭英剑（2020）都提及外语人才分类与定位的问题，但在各类外语专业培养计划或是教学指南中，对外语人才的界定较为模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语人才的界定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凡人才者，一般都应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是专门技能，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有促进性和贡献性（姚凯，2019）。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是与具体历史时期和现实社会互动发展的，同时外语人才的界定也取决于外语学科的自我定位与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语教育史，外语人才观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的历史进程中几经变迁并互动发展。
2.1 从“翻译干部”到“万金油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后，外语规划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对外交往，外语教育是一项政治任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还没有参与各领域国际机制的治理活动，在东西方对抗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仅保持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外交。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当时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主要限于外交外事领域和技术领域的翻译干部（许国璋，1992），语种也很有限。自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建交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国际舞台并发挥作用，逐渐从国际机制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这一外交新形势使得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培养一大批外语翻译干部，外语人才培养逐步形成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专业设置也主要以语种划分，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语言基本功训练为基础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受苏联教育模式和语言工具主义影响，当时外语人才的培养专注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在此模式下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外交外事战线的翻译干部，为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外语人才培养随之加速，在人才规模和整体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外语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引进来”导向之下，社会对外语人才需求倍增，尤以科技领域和经济领域对接国际的需求最高。社会上一度将外语人才视为“万金油”人才看待。事实上，“万金油”的说法暴露出当时外语人才培养存在的隐忧。一方面，这说明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以语言基本功为主导的外语人才，可以直接满足企事业单位对接国际化的现实需求。但另一方面，这一说法恰恰说明了外语人才缺乏专业内涵，外语人才的专业性与创新性价值被淡化。在“万金油”人才观之下，外语人才仅能满足一般通用性语言沟通和交流需求，缺乏人文知识积淀和专业知识培养。许国璋（1989）就曾批判过这一现象：“试想英语好就是学问，那么英国美国街上都是学问家了？西方历史在你的脑子之中，有自己的见解；你对西方的现状了如指掌，能说出它的发展方向，这可真是你的本领。”1992年，他又一次深刻反思“外语界人才，只要求你会外语，此外别无所求”的培养目标，警告外语学科这种单一狭隘的培养模式会导致“生源愈来愈狭，档次愈来愈低，陷于困境而不知自拔，背于时代而不知转身，徒唤奈何而已”的现实困境。他更是发出“我们不曾听见培养出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国际法专家，海事法专家，保险法专家，只听见培养出翻译干部”的质疑之声（许国璋，1992）。许先生这一系列观点充分体现出他超前敏锐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
2.2 从“复合型”人才到“国际化”人才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国际化逐步成为中国外语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导向和对外交往活动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我国外语人才培养开始尝试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时期，一些外语类院校就外语人才培养提出“复合型”的改革口号，希望走出单纯的语言技能培养模式，开始探索外语人才多元发展的道路。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英语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国际新闻、国际贸易、外事管理等复合型专业（戴炜栋，1989）。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复合型”外语人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备受青睐，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这也成为当时外语人才培养的一个亮点，“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外语人才规划的一大特色。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建设者与贡献者的角色（刘宏松，2019）。新世纪初，中国“入世”和北京申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外语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的产生。国际化人才培养是在复合型人才的基础上，增加国际视野的能力培养。例如，有的大学将国际化外语人才确定为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多语种能力的人才，增加了选修课程体系，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贸等专业方向课程（庄智象等，2011）。有的院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中，还增加了国际组织或是驻外机构的专业实习模块（顾伟勤、梅德明，2008），以提高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实践能力。
应该说，复合型外语人才观和国际化外语人才观在培养理念和培养方案上都具有创新意识。但是30多年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却一直备受争议，其内涵有待商榷。就现有人才培养效果看，复合型外语人才和国际化外语人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由于学科受限，上述两类外语人才来源以人文和社科专业为主，无法向理工医农等专业领域深入与推进。20世纪80年代国内曾有理工科高校“试水”科技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但这一复合型外语人才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总体而言，语言与专业的复合效果并不理想。二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或是拔尖外语人才还是明显不足。复合型人才培养往往被诟病为语言不佳、专业不精的“四不像”。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中，“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的结构性人才供给失衡现象较为普遍。很多外语人才无法胜任国际化专业领域工作和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专精外语而且精通一门专业的高水平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每逢重大国际场合和重要国际谈判时，都会出现高水平外语人才“一将难求”的现实窘境。正如蒋洪新（2019）所言，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中，存在重技能轻素质、重专业轻通识、重应用轻文化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出现，需要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的讨论，更需要加强教学实践层面和社会需求层面的研究。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之所以效果不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全面的外语规划体系所致。一方面，外语规划需要建立在客观和系统的社会需求分析基础上，社会需求是关键，如果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是社会所需，特别是对国家走向世界能够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那就应该着力建构以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不应该以现有学科体系为导向。另一方面，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需要打破专业壁垒，突破学科界限，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30多年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为新时代外语人才规划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外语教育规划对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于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03
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能力需求分析
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挑战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性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理念、机制与实践活动，用以解决世界性问题，其目标是实现全球的公共利益。1995年，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管理公共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其实质是由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和所有人的多元行为主体参与、谈判与协调的持续集体行动过程（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1995）。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从过去以多边关系为主，逐步转向以多边多层为主的合作趋势。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全球层面的延伸与拓展，是管理与规范人类世界的一种现实活动（俞可平，2002）。进入新时代，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定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孙吉胜（2019）认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经历了局外人、接触者、被动参与者、努力融入者与积极参与者的改变，已经开始从参与和深度参与发展为在某些领域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议程上，中国正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从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从外围协商者向核心决策者转变。
当前，全球治理面对的问题、矛盾和挑战不断，2020年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事件表明，中国亟须在四个方面提高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即需要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这四种能力背后是国家实力的博弈，而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国家对全球治理人才的需求将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培养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外事人员，也不仅限于培养单纯掌握外语技能的翻译人才。全球治理所需的四种能力是与全球治理内在机制相互关联的。全球治理内在机制分为规范治理（normative governance）、技术治理（technical governance）和机构治理（institutional governance）三个维度（Clarke & Edwards， 2004）。规则制定能力对应于全球治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属于规范治理层面的能力；议程设置和舆论宣传则与全球治理管理和规划层面密切相关，属于技术治理层面的能力；而统筹协调能力与全球治理机构运行有关，属于机构治理层面的能力。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组织、机构与各类国际合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全球治理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需求均有大幅增长，因此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应该未雨绸缪，加快培养，提前布局。
3.2 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能力分类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首先应该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标准，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栋梁之材。此外，多元多层的全球治理人才需要具备多样化的外语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的是对现有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的守正与创新，对现有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继承与超越。基于全球治理内在机制的三个维度，我们认为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能力可分为六类：一是外语技能，即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技能，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语言基本功，包括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与语言沟通能力，也包括同传翻译的专业技能；二是语种能力，即全球治理人才掌握的多语种能力，特别是具备一定的非通用语种能力；三是跨文化沟通能力，即全球治理人才面对国际多元文化环境，能够有效开展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四是区域国别知识，即全球治理人才对全球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熟悉程度；五是国际话语能力，即全球治理人才通晓国际话语体系规则，善于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能够用国际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六是专业外语能力，即全球治理人才能够在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或不同类型的行业运用外语开展工作的能力，这里的专业外语能力分人文、社会、理工医农等专业大类领域的外语能力。基于这六个能力分类，我们可以从全球治理架构的三个维度对不同治理人才外语需求进行分析，参见表1。3.2.1 规范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
规范治理是对国际体系应然状态的规则、理念与愿景的塑造，这与全球共同体意识及价值理念密切相关（Clarke & Edwards，2004）。全球价值体系具有三个不同的层次（蔡拓等，2016），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全球范围达成共识的价值，如联合国的“千年目标”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第二个层次是在不同全球问题治理领域中提倡的价值观，如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的责任原则，以及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领域对流行病疫情的公开透明原则等；第三个层次是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应对新的世界性问题所提出的各自的价值理念。规范治理层次的全球治理人才的定位是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的首脑、商界领袖和职业外交家等。以联合国高级职位人才为例，这类人才通常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精通外语、有所任职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国际工作经验、适应国际工作环境等（何银，2016）。这一层次人才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为缺乏的“全球通人才”，对这类人才的外语能力要求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要有外语技能和跨文化能力，而且应该是能够融通中外话语、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因此，“全球通”人才需要具备高素质、高水平、复合型外语能力。
3.2.2 技术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技术治理是指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层面上为解决现实政策难题的安排与决定，根据政策属性，技术治理具体分为科学治理与社会治理两个方面（Clarke & Edwards， 2004）。科学治理的范围涉及物质世界遭遇的自然和人为灾难，如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森林砍伐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社会治理是指应对人类社会各类关系的创立、规范和制度化的手段，例如国际反腐、国际安全和发展援助等全球社会热点问题的治理。技术治理不仅体现出全球治理多层治理的特征，同时对治理人才提出了专业化的需求，即需要“专家级”人才。一方面，技术治理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专家和研究人员，这些专家型人才可以代表各自国家政府和科研机构，在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或是跨国公司等机构任职，负责为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技术治理同样需要大批从事国际政策和法规研究的专业学者和智库专家，参与全球治理政策制定、调整与评估工作。科学治理与社会治理人才都必须有自己的专业能力，并在全球治理多层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和专业权威性。这类专家型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还必须拥有专业外语能力，例如专门用途英语与其他国际组织工作语言能力，即能够在国际上利用外语在专业领域工作的能力。此外，区域国别知识和国际话语能力在技术治理的国际话语共同体中也很重要。3.2.3 机构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各类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主要的国际机构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众多国际机构的现实转型，同时也需要建立能够适应多层治理体系的新型国际机构。机构治理在政策创新、议程设置、促进全球对话与合作、加强国际和公民社会参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全球治理新秩序建立与发展的关键。这就对机构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以机构治理为服务对象的人才就是国际组织人才，也被称为国际公务员。这类人才构成分为三个层次：初级公务员是从事行政、后勤和技术支持服务的翻译、同传与文书等人员，这个层次的工作人员需要语言能力出众，能够提供优质的语言服务。中级公务员是指胜任国际组织具体领域或专业工作的“组织人”，这个层次的工作人员除了需要具备外语沟通能力之外，还需具有多语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并且具备丰富的区域国别知识，从而可以在世界各地赴任，处理与应对各类国际事务。高级公务员是指在国际组织中具备全球领导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即“政治人”（汤蓓，2019），国际组织高级别官员需要具备较高的外语能力以及深厚的区域国别知识，还应具有从事国际政治谈判等工作所需要的国际话语能力。综上，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不仅多元，而且是分层次的。从人才专业看，全球治理既需要语言技能过硬的外语专业人才，也需要精通专业领域、外语能力出众的复合型人才。从外语语种来看，全球治理人才既需要精通英语或其他工作语言，也需要一定的非通用语种能力。从知识体系来看，全球治理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区域国别知识，也需要出色的国家话语能力。从人才类型看，全球治理人才既需要具备深厚的跨文化人文素养，也需要具有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外语应用能力。如此多元多层的外语需求，对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能力培养提出了高要求，构建服务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外语规划体系呼之欲出。
04
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体系构想
构建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体系是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分析，我们认为应从如下四个方面构建外语规划体系：第一，做好顶层设计，确立外语规划新机制。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问题是中央高度重视的人才问题，外语规划是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我们建议教育部可以参考美国关键语言战略规划以及语言资源中心建设的经验，成立一个专司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规划的机构。考虑到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我们建议在教育部统一管理下，成立一个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规划工作，根据不同院校的特点，可以制定分类分层外语规划方案，确立集外语需求调查、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于一体的外语规划机制，在人才规格、资源投入、师资调配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做好顶层设计，确立外语规划新机制有利于将人才外语能力培养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推动各培养单位真正把工作落实到位。例如：“双一流”大学可以瞄准规范治理领域的“全球通”人才的外语规划，着力提升多样外语能力；一流学科高校的优势学科可以聚焦技术治理领域“专家型”人才的外语规划；语言类大学可以结合多语种教学和区域国别研究优势，集中力量培养机构治理所需的“国际公务员”。第二，开展需求调查，建立人才质量新标准。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规划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需要尽快开展需求调查，调查不同治理层次和领域对人才的外语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相关部门还应当建立长期跟踪调查机制，为外语规划提供战略预测的数据支撑。基于扎实可靠的需求调查数据，外语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可以建立多元多层的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质量标准体系。这一质量标准体系具有战略特殊性，应该有别于现有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国家标准，因为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需求已经超越了现有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例如专业领域外语能力和国际话语能力都是新的需求增长点，需要建立新的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新标准。第三，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外语规划的实施离不开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学始终在改革中创新求变，推动外语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全球治理对中国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普遍提升高等外语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在部分试点院校培养全球治理高层次人才项目中建立外语特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试点院校需要汲取30多年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经验，推进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打破现有外语教学的专业界限、学科界限和院系壁垒，构建以全球治理各类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新模式，另一方面，试点院校通过选拔优秀人才，在夯实语言基本功和跨文化能力等人文素养教育的基础上，增加非通用语种外语教学和区域国别知识的教学资源投入，同时融合国际话语能力和专业外语能力培养于新的教学模式之中，全面提升全球治理人才的综合外语能力。第四，实施课程整合，促进学科交叉新范式。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需要建设具有针对性的基础课程群、核心课程群和拓展课程群三个课程体系。首先，基础课程群以外语能力为核心，整合多语种课程和文化类课程于一体，以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并重。其次，核心课程群以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为重点，整合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和专业领域外语知识于一体，着力构建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此外，拓展课程群以全球治理能力提升为重点，整合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国际话语能力拓展课程，加大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类课程比例，拓宽学习者赴海外国际组织与驻外机构实习锻炼的途径，探索与跨文化管理、国际传播、国际关系、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融合的新范式。05
结 语
展望新时代，中国将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在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大批全球治理人才投身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之中。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能力建设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开展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规划是中国外语界对接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的战略使命。本文通过梳理国家发展与外语人才观的历史变迁，基于全球治理理论，系统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需人才的外语需求，提出全球治理人才外语规划体系的构想，希冀以此推动外语学界共同为提升全球治理人才的外语能力献计献策。注释及参考文献略。文章来源：《中国外语》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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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