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推一点点：CPAR新一期背后的故事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CPAR) 最新一期（Vol.9 No.1）已经上线，这一期由CUNY的陈斌老师和我一起编辑，刊出的研究都是关于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
简单的中文介绍请点击《CPAR新一期论文速览（Vol 9, No 1）》，查阅全文请前往CPAR.net。
这里主要是想和大家聊聊这一期背后的故事。
组织专辑比我想的要难很多，因为这个专辑从2015年的ARNOVA会议上和陈斌老师和马季（LBJ School，UTAustin）碰面商量，到2016年的公管中美会先报告了一次，再到2016年的ARNOVA继续报告，然后收稿子，匿名评审后发现有几篇缺口，然后再加入新文章补充，再审再录，时间一晃就到了2018年。
兜兜转转，三年就过去了。
即便如此，从长远看，这个专辑还是应该做。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做点力所能及之事，希望能把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研究往前推那么一点点。
这个短文主要和大家聊聊我的粗浅想法，主要谈三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
其次，怎么推进研究？
最后，大家可以做点什么？
1，为什么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简而言之，就是理论上重要，现实中有挑战，所以才需要研究。
具体而言，理论上，已经有很多文献研究过国家与社会关系（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是重要角色），当然主要集中在民主体制下两者的关系。
以往大量的研究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去看的，主要的理论争锋是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以及各种变型。大概就是非营利组织的不同属性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态度，到底是在一起做点好事，还是又打又压，还是嵌入管制，还是共同成长等。
这些理论及其变型认为政府态度与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特性不无关系。例如到底是地方性非营利组织还是全国性的，到底是规模大的还是小的，到底是公募的还是私募的，到底是历史悠久的还是新成立的，领导人有政治关系的还是没有的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态度。
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这一块，国家与社会关系也是重中之重，尤其考虑中国特殊的体制，与民主制度下的国家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相互对照，还多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能不能推动“制度转型”的问题。
而从现实角度看，每年新增大量非营利组织（包括社团、民非和基金会），整个第三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经济体量也在不断扩大。现实中也是极其重要的。
既然理论上如此复杂，现实中又非常重要，那当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了。
2，如何推进
自然而然，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推进研究。当然也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
我自己读了一些中国非营利研究的文献，有几个初步的印象（当然囿于见识，不全面）：
首先，中国的非营利研究，理论辨析很热闹，例如不少文章争论civil society到底应该翻译成公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到底应该用非政府组织还是非营利组织，到底是是不是有利于制度转型等。然后回顾经典作家在相近和类似话题上的论述，柏拉图怎么说，韦伯怎么说，托克维尔怎么说，试图表明哪些论述在作者眼里是“更为准确的”。
我个人觉得上面的这种研究方法在非营利这个迫切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领域，有一点点脱节。传统政治学分为政治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有专门辟出讲理论的一块。以前公共管理属于政治学，属于慢慢脱身的（参见：公共管理简明史）。现在的公共事务管理里，就是更细化各个政策的执行和公共组织的管理，包括非营利组织管理，按照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要“接地气”。
其次，当下中国非营利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是个案研究和比较案例研究。当然案例研究也可以做很出彩，例如历史学家梁其姿对江南慈善会堂的研究，资中筠对美国慈善基金会的研究（更多：那一年，我听过资先生讲座），郁建兴等对浙江商会的系列研究等，好的个案也比较少。而且也很少有案例研究的文章谈方法上的局限。
所以看下来，就觉得很少有文章提供些基本的信息：例如到底有多少非营利组织，评价规模大概有多大，雇佣多少全职员工，大概每年吸收捐款有多少，政府补助又有多少等。如果有类似的信息，就可以更加细致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例如可以看政府补助与其他收入来源之间的关系。
最后，尽管这几年开始有学者用调研数据和其他二手数据开始做定量分析，但大体上得承认，中国的非营利研究实证奇缺。少数例外可以参见朱旭峰利用问卷数据对中国智库的相关研究，邓国胜等最早利用非营利组织问卷的研究等。
3怎么办？
有前面说的挑战，就有后面我想说的机会。
先说接地气。其实中国非营利组织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很多，而理论研讨也不少，但理论联系实际的这一块不多。这就是说，要么就讲了个中国的特殊故事，但缺少与经典理论的对话；要么就纯粹套理论，没有直面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实际困境。具体怎么结合？每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看法”不重要，你写一篇试着结合的文章出来比较重要。
我和陈老师在文章里指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里，缺了很大一个理论视角，就是管理的视角。一个非营利组织要存活、发展壮大，怎么安排人事财力，都是大问题。而且紧迫程度，我觉得远超civil society的翻译问题。再说从非营利组织管理本身来讨论类似绩效啊、人员管理啊、以及决策啊等，这一块本身就是现实需要。而且这一块做好了，也会促进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所以公管领域的学者，在这一块是大有可为的。
再说研究方法。我个人对方法没什么偏好，定性定量趁手就行。但我认为在规范和实证上，现在要多偏实证一点。很多看似“规范问题”，其实是实证问题。而实证工作做得多，累积起来的知识，也能推动理论往前走。
而中国非营利研究，尤其是国内学者的工作，之所以大量集中在理论辨析和案例分析，与相关的方法上的训练有关。尽管统计和计量在经济学和部分社会学上已经普及，但在政治学和公管领域，相对缺乏。
最后，上面说的研究方法问题，和数据匮乏不无关系（How to Find Data for Nonprofit Research）。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可供练手的数据，统计方法也就上不去。
我们在CPAR最新这一期里直接提到可以用RICF这个数据库。RICF要多说几句，这个数据库基本上就是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因为没有数据，我们就想着那干脆就做一个。感谢马季、王群和董超等的先期努力，和浙江敦和基金会的资助，RICF现在终于搭建起了一个从2013到2015年的panel data。
马季经常和我说，这个时代数据不是问题，研究分析能力才是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们把RICF免费公开了。如果你在数据清理过程中发现问题，也请及时联系我们，帮助改进RICF。顺便说一句，引用RICF发表的相关论文，已经有10几篇了。
有数据，就可以上手练实证。之前关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很多说法，都可以用数据来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道理。当然值得说明的是，目前RICF只是包括基金会的数据，民非和社团的数据还没有。但从无到有，毕竟是走了一步了。
所以，理论、数据和方法，每一点都有可以推进的地方，CPAR这一专辑对这几个方面都有微小的贡献，期待引出更多的研究。具体不多说了，可以参见我们的介绍和整个专辑文章。
4也许不多余的话
前面说怎么办，其实忘了说“我们可以怎么办”。你觉得是同意反复，且听我慢慢说来。
怎么办的问题，每个学者的回应都不一样，所以指向的是个人在“理论、方法和数据”上的取舍。
而“我们可以怎么办”的问题，是说这个领域需要很多公共品。
我和马季常常说的一个话题是，一代学者的成长是一群人一起升上来的。天才不论，对普通的学术工作者来说，一群人相互促进，都有增益，就慢慢起来了。
但要慢慢起来，也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你说是脏活也好，累活也罢，总要有人去做。
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建数据库，如RICF（如果你关心NGO和中国公民社会，就一定要看RICF）；办活动，例如去会议上组panel做报告，我们每年在ARNOVA上也有中国兴趣小组会（2017ARNOVA会议侧记）；以及到杂志上发文章，组CPAR的这个专辑也是一种形式（CPAR是什么？）。
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行话来讲就是公共品。既然是公共品，就要解决“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按照奥斯特罗姆的看法，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尽管有八大原则，但核心还是要靠大家一起投入，相互合作。
所以，如果你有想法、意见和建议，欢迎来信：lihuafang@gmail.com 。我们一起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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