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年来汤显祖佚作搜集整理的总结与思考

苗怀明，1968年生，河南平舆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先后出版《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吴梅评传》《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等多部论著。

王文君，1988年生，河南郑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优语录》整理与研究”，发表《从国剧到京剧——对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脉络的一种考察》《南京图书馆藏丁氏八千卷楼抄本〈传奇汇考〉考论》《大东书局本〈曲海总目提要〉出版始末考》等多篇论文。

苗怀明

王文君

作为中国戏曲史乃至明清文学史上作品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汤显祖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较之其他作家作品更为全面、深入。戏曲作品之外，汤显祖诗文的创作及其他著述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因汤显祖交游广泛，创作数量较多，以往刊印的各类集子皆未能将其作品全部收录，因此对其佚作的搜集整理一直是汤显祖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这一工作有一个从少到多、不断积累的渐进过程，需要学界共同努力，非一人之力一时一地所能完成，因此也可以将佚作的搜集整理作为衡量汤显祖研究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照，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对中国戏曲研究，对明清文学研究，还是对文献整理研究，皆具很大价值。

汤显祖佚作的分布相当广泛，也颇为分散，搜集起来很不容易，且不说还有真伪辨析等问题。在此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辛勤耕耘，完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发表了一批相关著述，如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姚澄清等的《新发现的汤显祖三篇佚文》^[2]，龚重谟的《汤显祖佚文辑注》^[3]，纪勤、单松林、程章的《遂昌发现汤显祖三篇佚文》^[4]，朱达艺的《汤显祖佚文摭拾》^[5]，钟扬的《艺海遗珠——汤显祖佚文七篇之发现》^[6]，范志新的《汤显祖佚文一则》^[7]，王永健的《汤显祖佚词二首及其他》^[8]等。江巨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于‘四库’系列丛书，从这些丛书收录的明人文集中发现了汤显祖为师友、文友所写的六篇序文及一篇游记，即为何镗《名山胜概记》所作《名山记序》及《记山阴道上》，为彭辂文集所作《彭比部集序》，为陈完所作《皆春园集叙》，为沈思孝所作《溪山堂草序》，为李言恭所作《青莲阁集序》，为周更生所作《虞精集序》。除《记山阴道上》真伪有疑问外，其余六篇都是汤氏为名家文集所作序，也都刻入名家集中，其可信度、可靠性应无疑问”^[9]。辑佚者中以徐朔方用力最勤，收获也最多，从《汤显祖集》到《汤显祖诗文集》，再到后来的《汤显祖全集》《汤显祖集全编》，他每一次校订整理汤显祖别集，都将最新的辑佚成果增补进去，其《汤显祖全集》后来成为学界判断汤显祖佚作的一个重要标准。

尽管众多研究者尽力搜求，却仍存在不少可进一步扩展的学术空间。进入21世纪，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条件的改善，这一工作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经过研究者的努力，陆续有不少汤显祖佚作被发现，对汤显祖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有必要加以总结和反思。

一

进入21世纪以后，陆续发现了一批新的汤显祖佚作，根据这些佚作的内容和性质，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汤显祖所写专书。这方面的发现较少，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郑志良发现的《玉茗堂书经讲意》一书。

该书在《中国古籍总目》的“经部·书类·传说之属”中有著录，为明万历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共一函两册，但未受到关注。“全书共十二卷，卷一署‘临川海若汤显祖著男汤大耆尊宿甫、汤开远叔宁甫，门人朱玺尔玉甫仝校’，其余各卷皆署‘临川义仍汤显祖著男汤大耆尊秀甫、汤开远叔宁甫，门人朱玺尔玉甫仝校”^[10]，“书首有汤显祖弟子周大赉所作序言，交代此书由来”。该书与以往文献中记载的《尚书儿训》为同书异名，系邓拓旧藏，“通过汤显祖自己的尺牍以及其门人叙述，我们可以确信这部《玉茗堂书经讲意》是汤显祖所著，而非托名之伪作”^[11]。

该书的发现，“无论是纪念汤显祖，还是研究汤显祖，应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12]。对汤显祖佚作的搜集整理工作来说，这不仅是个重要收获，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只要认真搜求，也许还会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

2016年8月，为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江西省图书馆、抚州市图书馆、抚州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将《玉茗堂书经讲意》一书交江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将新发现的珍贵资料公开刊布，与学界共享，原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该书卷首的说明对郑志良的发现及研究只字不提。

二

第二类是汤显祖为人所写像赞、碑文等，多为应酬类文字，见于各种族谱、方志中，也有的直接见于墓碑。这些佚作近年陆续有发现，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一、为姜氏始祖迢公所写像赞。

2002年，在遂昌县进行的历史文化遗产普查中，相关人员在《大桥姜氏宗谱》卷一始祖迢公遗像的后页发现有一篇约八十字的像赞，后署“临川汤显祖题”。这里所说的“迢公”是姜姓移居遂昌的一世始祖。据推测，“明万历年间，汤显祖量移遂昌知县，此文可能是姜氏后裔修订族谱时，慕名请汤氏所撰”^[13]。

二、为明人郑秉厚所写碑文《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

2002年，遂昌县云峰镇文化站到该镇长濂村调查，在郑水风家保存的《郑氏族谱》第六卷发现一篇为郑秉厚所写的《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末署“赐进士第文林郎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知遂昌县事晚生临川汤显祖顿首拜撰”。该碑记记载郑秉厚为官政绩，全文两千三百余字，“系近年来发现的一篇较长的汤显祖佚文”。据推测，该碑文“应写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之际”^[14]。

三、为宋人周从中所写像赞。

2006年，罗兆荣在调查中发现《遂昌西郭周氏宗谱》卷中有一篇周氏三世中宗祖宋参军从中公的像赞，后署“临川后学汤显祖”。该像赞五十余字，楷体刻印。此前遂昌汤显祖纪念馆有一块署款汤显祖的“中兴良将”匾额，系为“宋武举授武节郎隶都督镇江兵马都监升左武大夫周景庆立”而题，但未见汤显祖与西郭周氏交往的记载。这一像赞的发现可解决相关疑问，“对汤显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15]。

四、为明人王氏所写《明孺人潘母王氏墓志铭》。

该文刻于墓碑上，在江西省临川市唱凯镇石溪乡张家村发现，碑身左首楷书“赐进士第知遂昌县前礼部仪制司员外郎眷生汤显祖撰文”，碑文共十三行，行三十九字。^[16]

五、为明人李氏所写《敕封孺人李氏墓志铭》。

2016年，李成晴在清人蒋廷铨所编《（康熙）上杭县志》卷十“艺文下”发现一篇《敕封孺人李氏墓志铭》，署名“汤显祖”，“为徐朔方所笺校的《汤显祖全集》及《汤显祖诗文集》所未收”。将该墓志铭所记史实、年代与汤显祖《青雪楼赋序》《太学同游记叙》及徐朔方《汤显祖年谱》相印证，“足证蒋廷铨《（康熙）上杭县志》所载《敕封孺人李氏墓志铭》一文确为汤显祖所作”，该文写作时间当为“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时汤显祖57岁”^[17]。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署名“赐进士第文林郎南京礼部清吏司主事邑人汤显祖撰”的《明故南营聂公冯氏孺人合葬墓志铭》，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并非新发现，《南方文物》1989年第3期曾刊文介绍，后又收入陈柏泉主编的《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但该文未收进徐朔方主编的《汤显祖全集》。该碑“是由临川秀才徐应科书写，然后再由石匠刻石立碑的。碑工刻写也较为粗糙，碑文的字体比较拙劣”，“可能正是因为写作的随意，更兼书写和刻写的粗疏，汤显祖的这通碑文才不被别人注意”^[18]。

2010年，崇仁县文物工作者到该县马鞍乡郭家村炉家村小组进行调查，在《栎邮欧阳氏族谱》中发现一篇《欧阳德明公传并赞》，后署“临邑汤显祖拜撰”。该像赞共二百四十五字，“描述了欧阳澈‘上书被杀’的事迹，更赞叹道：‘衷哉德明，为善近刑，肉食端居，布衣靡宁，游魂故土，人歌百身，彼忘生父，犹褒死臣’”。披露这一发现的记者谓“族谱内容年代已久，且无相关记载，无人能说清汤翁为何撰写此轶文”^[19]。“无相关记载”不合事实，因为这篇《欧阳德明公传并赞》早被收入《汤显祖集》《汤显祖诗文集》《汤显祖全集》中。尽管并非佚文，但这一发现还是有其文献价值的。

汤显祖所写像赞、墓志一类文字过去所见不多，上述佚作的发现为全面深入了解汤显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据此可以探讨汤显祖的交游与思想，而这些应酬类文字自身原亦有其价值。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汤显祖不像许多作家那样谀墓之作连篇累牍，足以看出在特重褒彰的时代，他的下笔和编集态度还是相当审慎的。”^[20]

三

第三类为汤显祖写给友朋的信札或为朋友著述所写序文。汤显祖交游广泛，所写书札及序跋文字较多，多见于明人各类别集中。此类佚作近年来发现较多，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明人俞安期编《启隽类函》所载三篇信札：《上张洪阳阁下启》《贺王翰林启》《代谢少司马汪南溟启》。

2003年，吴书荫在明人俞安期所编《启隽类函》一书中发现了三篇汤显祖信札，分别为《上张洪阳阁下启》《贺王翰林启》和《代谢少司马汪南溟启》，皆不见于《汤显祖全集》。俞安期与汤显祖虽为同时期人，但未见两人交往的记载，不过“作为《启隽类函》审定者曹学佺，为之作序者李维帧、邓渼，都是汤显祖的好友，因而该书中所载三通汤氏的笺启，应当是可信的”^[21]。这三篇书札皆为四六文，分别写给王翰林（王图）、汪南溟（汪道昆）和张洪阳，“因为都是一些应酬文字，况且还有改定前人之作，大概这个原因，所以汤显祖没有将它们收入到自己的集子里。新编《汤显祖全集》卷三十六‘启类’虽然收了三篇骈散二体兼用的启，但不见四六文的笺启，而这新发现的三篇则可聊备一格，补其不足”^[22]。

二、清人黄静御编《听嘤堂仕林启隽》所载书札《候掌科刘公启》。

2004年，徐国华在清康熙甲子刻本《听嘤堂仕林启隽》卷四发现了一封署名汤显祖的四六尺犊《候掌科刘公启》，“为《汤显祖全集》所未收，亦为其他研究著作所未提及”。《听嘤堂仕林启隽》为《听唤堂新选四六全书》之一种，由吴门黄始（字静御）评释，该书收录明中叶至清初三百一十人的尺牍共六百三十七札，其中有一大批“与汤显祖同时或稍后的名家尺牍大多都未收在他们的正集或别集中”，黄始“生活的时期距汤显祖不算太远，他所收集的这些尺牍伪造的可能性不大，皆信实可靠”。此信当是写给徐铉的，时间在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七年（1579），在信中汤显祖“吐露了他对谏官的理想期望”。“该尺牍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考察汤氏四六尺牍的艺术风貌，而且对于我们深人了解汤氏的生平经历、交游活动和思想发展，有所裨益，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23]。

三、明人项桂芳编《名公贻牍》所载汤显祖与项桂芳尺牍。

2012年，郑志良发表《新辑汤显祖佚文考释》一文，披露在明人项桂芳所编《名公贻牍》卷三新发现的汤显祖致项桂芳的一封书札，信题为《汤遂昌讳显祖》，为《汤显祖全集》所未收。《名公贻牍》所收为友人写给项桂芳的书信，汤显祖的这封书札当写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24]。

四、汤显祖之子汤开远刻《玉茗堂尺牍》所载汤显祖书札。

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一书收录《玉茗堂尺牍》六卷，系“依照天启年间韩敬刻《玉茗堂全集》尺牍六卷，参校沈际飞刻《玉茗堂选集》”^[25]，但该书并未参照《玉茗堂尺牍》的最早版本即汤显祖之子汤开远所刻六卷本。而“汤刻本中有多封书信不见于韩刻本、沈刻本，因此《汤显祖全集》中也未收这些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柬屠维真》《示平昌诸生》《与杨耆民》三封书信不在《汤显祖全集》尺牍正文之内，而是见相关文章引沈际飞评语”^[26]，而《与林谷若》《柬刘赤城》《与顾泾凡》《与姜耀先》《上梅观察》《答袁沧孺邑侯》《复无明上人》《柬杜西华》八封书信均未被《汤显祖全集》一书收录。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汤刻本《玉茗堂尺牍》“信中有诗，在后来的韩敬刻本中只存诗，而将尺牍去掉，这样一来，有些诗歌就不知为何而作”^[27]。其中一些书札为《汤显祖全集》所失收，即《答刘君东》《寄甘义麓》《柬门人陈元石》《柬谢耳伯》《柬刘大甫》《答门人甘伯声》，共六封。对上述十四封书札，郑志良撰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释。

除了汤显祖写给友朋的书信外，还有一些书信是写给汤显祖的，或在书信中提及汤显祖，这些新发现的致汤显祖书札对汤显祖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附带进行简要介绍。

其一是珍稀明籍所载九家十二通与汤显祖尺牍。

叶晔在参与《全明词补编》的工作过程中，从诸多珍稀明籍中发现九家十二通与汤显祖尺牍，“皆前人学者所未提及”。分别为：沈演一通（《止止斋集》卷五十四《汤海若》）、卢廷选一通（《浴碧堂集》卷九《与汤海若仪部》）、谢廷赞一通（《步丘草》卷十九《柬义仍兄》）、卫承芳一通（《曼衍集》卷五《答汤义仍遂昌》）、余懋孳一通（《荑言》卷四《答汤若士先生启》）、刘汝佳四通（《刘婺州集》卷十六《谢汤若士》《寄汤若士》《与汤若士令君》《再答汤遂昌》）、李应策一通（《苏愚山洞续集》卷十五《复汤若士同年》）、程德良一通（《程凝之先生白莲沜集》卷七《汤若士》）、蔡献臣一通（《清白堂稿》之《寄汤若士遂昌》）。其中“前六人的文集，属海外孤本，大陆学者不易经眼，有较高的文献价值”^[28]。这些书札可与《汤显祖全集》所收尺牍相互印证，解决一些问题。如《汤显祖全集》卷四十八有一通汤氏《答沈何山》尺牍，“徐朔方先生未予系年”，而据沈演所撰《汤海若》，结合汤显祖的生平事迹，可知“沈演此书或作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试后”。又如余懋孳与汤显祖书札可以解决《汤显祖全集》卷四十四《寄余瑶圃》《答余瑶圃》两通尺牍的编年问题。

其二是申时行致其女婿渐卿书札中提及汤显祖。

连劭名在旅美华人燕登年所藏《明代名贤手札》中发现申时行致其女婿渐卿一札，提到汤显祖上疏皇帝事，对汤显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9]

五、明人彭辂《比部集》所载序文。

该文载彭辂《冲溪先生集》（又名《比部集》），署名“清远道人汤显祖撰”。《冲溪先生集》“集编于万历39年。自乾隆编《四库全书》将彭集删汰以后，此书就没有再印，所以流传不广，知者不多”^[30]，“由于《比部集》未见，汤显祖为它作的序也就不为人知，故无论《汤显祖诗文集》或今学者所作的辑佚皆未收录这篇文章”^[31]。这篇序言的发现对“考述汤显祖的交游和研究他的诗文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2]。

六、明人王兆云《新刊王氏青箱馀》所载序文。

《新刊王氏青箱馀》为明人王兆云所著笔记小说，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该书卷首有一篇序文，后署“古临汤显祖义仍父书于玉茗堂中”。从写作时间来看，“此序应是汤显祖晚年之笔”[33]，通过这篇序文可见汤显祖对小说的关注及态度。

七、明人崔世召编《华盖山志》所载序文。

该文载明人崔世召所编《华盖山志》一书中，后署“万历庚戌长至临川清远道人汤显祖撰”，此序“作于万历庚戌年，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为《汤显祖全集》所失收，当系“显祖闲居家中，恰逢道士携《华盖山志》造访求序，他读后有慨于心，遂撰写了这篇《〈华盖山志〉序》”^[34]。

八、明万历末刻本《（皇明）四书百方家问答》所载序文。

这篇序文载明万历末刻本《（皇明）四书百方家问答》一书卷首，署名为“海若汤显祖撰”。“经遍查有关汤显祖研究的各种汇编文字资料，未见有汤显祖撰此序文的载记，当是一篇佚文”^[35]。

九、明人谢廷谅编《缝掖集》所载《明馨协荐录序》。

该文题为《明馨协荐录序》，刊于明人谢廷谅所编《缝掖集》卷首，《汤显祖全集》未收。《缝掖集》系谢廷谅为其父谢相所编的一部纪念文集，藏于首都图书馆，为孤本。该书“除了汤显祖的这篇序言外，还有其他一些诗文提及汤显祖，对我们深入研究汤显祖也很有价值”^[36]。

四

第四类是汤显祖在各类书籍上的批注文字。汤显祖一生博览群书，涉猎较广，写在各类书籍上的批注文字也有不少，近年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汤显祖的《四书》评语。

关于汤显祖的《四书》评语，近年来有两次较为重要的发现。一次是在明末刊本《古今道脉》《古今大全》两书中发现的汤显祖评语。

《古今道脉》全书三十五卷，纂定者为徐奋鹏；《古今大全》全称为《纂定四书古今大全》，纂定者亦为徐奋鹏。两书的编录体例“大致相同，都是按照《四书》的内容依次排列，先举以章名、节名，随后编录了自汉至明诸家的评议”^[37]，两书共收录汤显祖有关《四书》的评语一百五十则。徐奋鹏“与汤显祖是同乡，而且年轻时曾得到过汤显祖的赞誉，因此，徐奋鹏在广选明儒有关《四书》的论评时，辑录汤显祖的言论，就完全在情理之中”^[38]。此外，在徐奋鹏的《徐笔炯先生文集》中还有两篇与汤显祖有直接关系的文章，可见徐奋鹏对汤显祖“这位乡贤前辈的无限尊重”。据评语发现者黄霖考察，“《古今道脉》一书出于徐奋鹏之手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古今大全》“似乎有伪托的可能”，不过“即使不是真正出自徐奋鹏之手，但其中辑录的汤显祖的有关文字应该说还是可信的”。这一百五十则《四书》评语的发现“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汤显祖的思想和创作是有帮助的”^[39]。

另一次是明万历末刻本《四书百方家问答》所载汤显祖四书答问的发现。

《四书百方家问答》一书为明人郭伟所编，辑选明万历末以前一百多位学者对《四书》的见解，“从《四书》中摘引部分难解的句字，分条设问，问下摘引某当代学者的相关文字作答”^[40]。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卷首有一篇署名汤显祖的序文，而且在“书内的‘答问’文字中，又多有题‘汤海若、汤义仍曰’的作答文字60余条，万余字，亦未见有关载记著录，也应系汤显祖撰著的佚文”^[41]。

披露这一新发现的苏铁戈、王文佳认为，汤显祖的这些佚文“或为汤显祖的佚著《四书五经注》中的文字”。但汤显祖是否写有《四书五经注》一书并未见明文记载，该书是否存在有待证实，因此这一推测也就难以落实。总的来说，“《百方家问答》一编，本身固有其价值在。而其中载录的汤显祖佚文、著述，应是值得关注的”^[42]。

将《古今道脉》《古今大全》两书所载一百五十则批语文字与《四书百方家问答》一书所载汤显祖六十多条答问文字进行比对，内容基本没有重复者，将其放在一起，可见汤显祖对《四书》的态度和见解。汤显祖对“四书五经”下过功夫，这是没有问题的，想必会留下一些批注、答问一类的文字，编入《古今道脉》《古今大全》《四书百方家问答》的也许是其中一部分。

将上述《四书》批语与新发现的汤显祖《玉茗堂书经讲意》一书相印证，可见汤显祖对经学的态度及见解，这与人们过去对汤显祖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新发现的佚作对深入探讨汤显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四书》评语外，近年来发现的汤显祖评语还有如下一些：

一、《花间集》所载评语。

汤显祖曾著有《玉茗堂评花间集》，此书流传甚少。徐朔方在其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中收录汤显祖相关评语二十条。其后，吴文丁对比1935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花间集》，“发现徐本所收汤评，竟与商版《花间集》中的汤评无一相同”^[43]，其中有十一条汤显祖评语不见于《汤显祖全集》。

事实上，汤显祖《玉茗堂评花间集》的评语远不止上述三十一条，学界所知仅止于此是因为“多数论者既未睹明万历乌程闵氏刊本，亦稀见李冰若《花间集评注》”。“今存最完整的善本，是明万历庚申四十八年（1620）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此本”。根据这个版本可知，“汤氏评语，计有眉批176则、夹批19则、尾批5则，总共200则”，这比此前人们所知汤氏评语多了六七倍。^[44]这一发现不仅可补以往文献之缺，对研究汤显祖的词学思想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明人卓发之《漉篱集》所载评《蓟丘集》文。

《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07册收录明人卓发之所著《漉篱集》，在该书中有一段汤显祖所作评《蓟丘集》文，“这段评语应当作于万历三十九年或此后不久的某个时间”。“《蓟丘集》是卓发之早年的作品，汤显祖对其中的许多诗篇给予了点评，此集后收入《漉篱集》中，因此，我们在《漉篱集》中还能看到这些评语”^[45]。

三、明人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所载策论批语。

《苏愚山洞续集》为明人李应策的诗文别集，原书系明刻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书中有一则汤显祖评李应策策论的文字，署名“汤海若评”，未见各类书籍提及或收录。此外，《苏愚山洞续集》一书中还收有关于汤显祖、李应策二人交游的诗作五首、尺牍一通，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对学界深入认识汤显祖的道德品格、政治抱负和文学影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6]。

此外，汤显祖的佚诗近年来也时有发现，如清人毛德琦编《庐山志》所载两首《送友游庐山诗》。

杜华平从事《庐山历代诗词全集》明诗卷的辑录工作，在清人毛德琦所编《庐山志》卷十五发现两首汤显祖的《送友游庐山诗》，其一为：“一行归雁蠡湖停，荡漾峰头几叠青。试就匡庐骑鹿去，银河瀑布泻云屏。”其二为：“王孙原是净居身，草色乡心一半春。堂上白鸦飞欲尽，钵中香饭施何人。”“汤翁涉及庐山的诗约有三十首，此二诗为其中颇为出色之作，从内容看，似作于中年以后，可能并非已佚的《雍藻》中零落散珠，而是后期未收之散篇”^[47]。

五

在寻访汤显祖佚作的同时，对新发现资料的辨伪考订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任何新资料都要经过一番质疑考察之后才能放心使用，这是文献研究的一个基本规则。在为新发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要对那些署名汤显祖的佚文持客观审慎的态度，依据汤显祖的生平史实、思想创作加以辨析，参照相关资料进行印证核实。毕竟古人修家谱族谱，借用名人名号的现象并不少见。汤显祖在明代名气很大，不少书商为了牟利，在刊印书籍时喜欢假托其名，冠以玉茗堂之号，或伪造署名，或伪造序文，或伪造评点。比如明代仅伪托汤显祖为参编者或校订者的字书就有三部，分别是《篇海类编》《五侯鲭字海》《海篇统汇》。^[48]再比如在明刊《西厢记》中，至少有三种署名汤显祖批评，分别是师俭堂刊本《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汇锦堂刊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署汤若士、李卓吾、徐文长合评）和《西厢会真传》（署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但这三种所谓的汤显祖批评均不可靠，其中师俭堂刊本不过“是师俭堂为射利依其所刊陈眉公批本的书板并套用容与堂刊本的批语再次炮制的一个名人批评本而已”^[49]，汇锦堂刊本“所刊三家总评，除李卓吾的评语袭用了容与堂刊本的‘李批’外，汤、徐二家的评语则仅有少量套用了之前的评语，大多数评语不见于之前刊本，当属此次刊刻的书商自撰或请人新撰”^[50]。而《西厢会真传》，“可以肯定这又是书商的一次射利运作，其批语当然不会来自汤显祖”^[51]。因此对新发现的汤显祖佚文进行辨伪核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总的来看，近年来研究者提出质疑的汤显祖佚作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署名汤显祖的《古今治统》之《弁言》。

这篇《弁言》刊于徐奋鹏所编《古今治统》一书卷首，为蒋星煜最早发现，他认为这篇《弁言》“对汤显祖的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52]。不久，龚重谟撰文指出：“《弁言》不是汤显祖写的。它只是一篇假冒汤显祖之名的伪作”。理由是弁言后署名的时间为汤显祖去世后的时间。该文同时也提供了一条信息，临川县图书馆藏有雍正元年版《古今治统》。^[53]2000年，黄建荣撰文探讨这一问题，“经过对这篇序文的写作年代、汤显祖与徐奋鹏的交往情况、《古今治统》的成书和初刻时间、《古今治统》现存版本等方面的考证”，指出《古今治统》所载《弁言》一文“并非汤显祖的作品，而是他人的伪作”^[54]。黄建荣似没有看到蒋星煜、龚重谟二人的文章，经独自研究，提出质疑意见。其后，郑志良亦撰文指出，《弁言》后所署时间有问题，汤显祖“死后七年不可能还写文章”，蒋星煜所见康熙刻本“应该是部伪刻本”，因此“汤显祖的这篇《弁言》是伪托之作”^[55]。

再比如所谓汤显祖的一首七绝佚诗，该诗为汤显祖手书，内容如下：“红尘堆里懒低颜，石路迢迢入乱山。拟向云边种黄独，几时容我屋三间。”落款为“戊辰六月汤显祖”，书轴左右裱边有姚虞琴的题记。这首诗最早在1999年4月25日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的拍卖会上出现，据云：“此诗为汤显祖19岁行书自诗，为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所未收集。书轴无题，为笔者所加。该行书自诗轴为姚虞琴（1861—1961）藏印并祾裱，1999年4月25日为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56]在2014年的敬华艺术空间明万历书画展览上，这幅手书再次展出。有研究者认为“这首佚诗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一个空白，对于研究汤显祖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57]。

然而事实情况是，这首诗虽为汤显祖所书，但并非其本人所写，而是出自元人马臻之手，为其《画意》组诗二十二首之五，杨镰主编的《全元诗》收录了这首七绝。^[58]

二、署名汤显祖的三篇文章《何母刘孺人墓志铭》《蕲州同知何平川先生墓志铭》《题叶氏重修宗谱序》。

这三篇文章都被徐朔方作为佚文收入《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五十一《补遗》中，但周明初依据汤显祖生平史实及相关典章制度进行考察后指出，它们皆为伪托之作，《汤显祖全集》“由于失考，造成了一些伪作被误收入其中”。这三篇所谓佚文皆出自宗谱，周明初更进一步指出，“对于宗谱中所发现的这类文章的采择利用需要慎之又慎，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它们确实是某位名人所作的话，一般还是以姑存阙疑为妥”^[59]。

对佚文进行辨伪很有必要，而辨伪工作自身也会存在一些争议。比如署名汤显祖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一书就存在较大争议，有认为伪托者，^[60]也有认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绝非伪托”者，^[61]究竟是真是伪，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继《汤显祖全集》之后，进入21世纪短短的十数年间，能有如此多的新发现，说明汤显祖佚作的搜集整理工作颇有成效。这些佚作并非可有可无，它们的发现对我们全面、深入研究乃至重新审视汤显祖的思想及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汤显祖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工作自身就是汤显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这些新发现的佚作分布较为分散。这种分散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各类典籍中的分散分布，家谱、族谱、方志、诗文别集、小说等书籍中均有可能发现。二是指地域上的分散分布，刊载佚文的典籍或藏于国内公私藏书机构，或藏于港台及海外的各类图书馆。发现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或得之于对公私藏书机构的寻访，或得之于田野调查探求，或得之于书法展之类的展览。

归纳这些新发现可以为今后的佚作寻访提供一些方法层面的思考。寻访汤显祖佚文，既有规律可循，也无规律可循。说有规律可循，是一方面可以根据汤显祖的生平足迹及交游，对一些人群和地域进行重点查找；说无规律可循，是汤显祖的行踪及交游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存在一些空白点，因此另一方面要在面上铺开，广泛阅读海内外公私机构所藏明清时期各类典籍，在更广的地域进行调查走访。正如一位论者所言：“近年学术界不断有汤显祖亡佚作品发现，多数是从谱牒等民间渠道发现，从这两首保存在毛德琦所编《庐山志》中的佚诗看，从汤翁履历所及地的方志中再加普査，或许还能有新的发现也未可知。”^[62]这样可以将点的重点寻访与面的广泛调查相结合，尽最大可能将现存汤显祖的佚文全部找出来。

寻找佚作的渠道也可以继续拓展，除图书馆典籍的查阅、乡村的田野调查外，还可以关注各地的图书拍卖会、书法展等，日益完善的数据库也是寻访汤显祖佚作的利器，如能善加利用，也可有不少新的发现。总之，只要将工作做得更全、更细、更精，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些汤显祖的佚文。至于究竟还能找到多少，则很难说，毕竟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作为汤显祖研究的基础文献工作，佚文的搜集整理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当然工作难度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根据已发现的佚作及现存文献整理一部收录完备、体例完善、校勘精良的汤显祖全集，各项条件已经具备。在寻访佚作的同时，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不少有关汤显祖的新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重新编撰一部汤显祖资料汇编，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些都是汤显祖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有了这些良好的文献基础，汤显祖研究必可获得更大的学术空间。

（原载《戏曲研究》第102辑）

注释：

[1]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散佚作品部分收录汤显祖佚作六十一篇，存目十篇。对该书存在的问题，徐朔方在《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浙江学刊》1987年第4期）一文中言之甚详，可参看。

[2]姚澄清等《新发现的汤显祖三篇佚文》，《争鸣》1986年第3期。

[3]龚重谟《汤显祖佚文辑注》，《戏曲研究》第22辑。

[4]纪勤、单松林、程章《遂昌发现汤显祖三篇佚文》，《戏曲研究》第24辑。

[5]朱达艺《汤显祖佚文摭拾》，《戏文》1989年第2期。

[6]钟扬《艺海遗珠——汤显祖佚文七篇之发现》，《黄梅戏艺术》1989年第3期。

[7]范志新《汤显祖佚文一则》，《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8]王永健《汤显祖佚词二首及其他》，《抚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9]江巨荣《汤显祖研究资料的新发现》，《戏曲研究》第97辑。参见江巨荣《剧史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11][12]郑志良《汤显祖著作的新发现：〈玉茗堂书经讲意〉》，《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

[13]胡宏《遂昌再次发现汤显祖佚文》，《戏文》2002年第2期。

[14]遂文《遂昌又发现长篇汤显祖佚文》，《戏文》2002年第4期。

[15]罗兆荣《遂昌发现汤显祖佚文〈周从中公像赞〉》，《丽水日报》2006年1月10日。遂文《遂昌新发现汤显祖佚文〈周从中公像赞〉》（《戏文》2006年第1期）与该文内容相同。

[16]欧阳江琳《新发现汤显祖的一篇佚文》，载陈俐主编《南昌大学纪念汤显祖诞辰460周年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7]参见李成晴《汤显祖佚文〈敕封孺人李氏墓志铭〉系年》，《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8]何天杰《汤显祖佚文一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9]余红举、崔伟群《崇仁发现汤显祖一轶文》，《江西日报》2010年10月13日。

[20]李成晴《汤显祖佚文〈敕封孺人李氏墓志铭〉系年》，《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1][22]以上参见吴书荫《汤显祖佚文三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

[23]参见徐国华《汤显祖佚文〈候掌科刘公启〉考略》，《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4][25][26][27][36]郑志良《新辑汤显祖佚文考释》，《文献》2012年第2期。

[28]叶晔《珍稀明集中新辑九家十二通与汤显祖尺牍的考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9]参见连劭名《有关汤显祖史料的新发现》，《戏曲艺术》2004年第2期。

[30][31][32]参见江巨荣《〈彭比部集序〉与彭辂其人——汤显祖佚文拾零》，《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

[33][45][55]郑志良《汤显祖佚文三篇考论》，《文献》2004年第1期。

[34]参见杨秋荣《新发现的一篇汤显祖重要佚文〈华盖山志〉序》，《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5]苏铁戈、王文佳《〈四书百方家问答〉所见汤显祖佚著考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

[37][38][39]参见黄霖《汤显祖〈四书〉评语一百五十则》，《中国文学研究》第八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

[40][41][42]参见苏铁戈、王文佳《〈四书百方家问答〉所见汤显祖佚著考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

[43]吴文丁《汤显祖评〈花间集〉及其它》，《抚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44]参见郭娟玉《汤显祖〈玉茗堂评花间集〉新论》，《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3期。

[46]叶晔《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的戏曲文献价值》，《文献》2008年第3期。

[47][62]杜华平《新见汤显祖集外佚诗二首》，《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48]参见张道升《明代伪汤显祖字书述略》，《辞书研究》2014年第3期。

[49][50][51]陈旭耀《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之真伪及其他》，《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另参见张人和《〈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璟评”辨伪》，《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52]蒋星煜《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戏剧艺术》1981年第3期。

[53]龚重谟《〈古今治统·弁言〉不是汤显祖写的》，《戏剧艺术》1982年第4期。

[54]黄建荣《汤显祖〈古今治统弁言〉真伪考》，《抚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56]龚重谟《汤显祖研究与辑佚》，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57]唐葆祥《汤显祖一首佚诗》，《上海戏剧》2015年第7期。

[58]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6页。龚重谟也在其《汤显祖年谱新编》中进行更正：“十九岁1568隆庆二年戊辰六月，用行草书元人马臻诗《红尘堆里懒低颜》言志。”见龚重谟《汤显祖大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59]周明初《〈汤显祖全集〉中三篇文章辨伪》，《文献》2008年第1期。

[60]参见徐朔方《〈玉茗堂批订董西厢〉辨伪》，《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61]参见吴新苗《汤显祖与屠隆交游考——兼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真伪问题》，《戏剧》2006年第1期。

[62]杜华平《新见汤显祖集外佚诗二首》，《中国文学研究》2015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