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饶芃子：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饶芃子

(1935—)，女，广东潮州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饶芃子，《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总第 180 期

［摘 要］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如何通过对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探讨这一领域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创造个性等问题，梳理出其中一个连贯 的经典谱系，阐明其与本土的联系和区别，既有助于把握这一特殊汉语文学传统的发展和特质，也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本土文学互动，还将为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元素。

［关键词］ 海外华文文学; 文学传统; 经典文本; 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文学发展变化过程的集中表现。任何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其特质主要是表现在经典著作上。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存在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探讨这一领域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创造个性等问题，清理出其中一个连贯的经典谱系，辅以国别间文学的影响研究，从历史的、文本承传的角度去解读，展示这一领域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阐明其与本土的联系和区别，诠释其“新”和“不同”，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特殊文学“世界”的发展和律动，了解其特质，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本土文学发展互动。

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的意义

文学是“人学”，是不同时代、社会人们的认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形象反映。文学创作指向的是人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正是这些变化着活的灵魂的集中表现。对此，学界已有共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近百年来新兴的文学领域，其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既有别于中国古代和现代，也不同于西方和东方其他国家的主流文学传统。如何从世纪的长度，审视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梳理其脉络，对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进行研究和阐释，在文化上直接关系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外传，特别是中外文化频繁相遇和交汇的现象;在文学上就与这一领域的文学经典研究有密切的联系。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一是它已突破了“国族”的文学疆界，当中蕴含有许多民族性和世界性多元文化混溶、对接的文学问题;二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它具有开放性、跨越性的文化/文学特质。也就是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是一种新的汉语文学经典。这就要求研究者要以新的眼光和世界性的视野，用心去解读海外华文作家笔下那一幅幅多重文化话语的精神形象图，通过对系列作品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对许许多多优秀作品研究成果的积累，在文学领域里形成一个自身的“张力场”。

何谓经典?20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曾给文学经典下了十二个定义［1］1－10。可见文学经典的内涵是无限丰富的，很难从一个方面就将其论说清楚。但文学经典是文学史的重要路标，应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共性，中外学者针对不同的经典，有各种各样的界定和阐释。从广义的角度，笔者认同陈众议新近提出的两个方面的概括:

①它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那种高度的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等);②其文学创作方法的魅力及审美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和消融［2］1。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展开，笔者认为，经典文本应具有下列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从时间的意义看，它是历代读者的共同选择，经历过不同历史时期读者的检验;第二，从展示的生活深度看，其内容能直接诉诸读者的灵魂，能与不同时期的读者“对话”，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有超越社会、时代的意义;第三，从艺术的角度看，在自己的艺术传统中有“陌生”的一面，也就是有自己的创新。文学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任何文学经典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甚至是对前者“颠覆”的基础上，传承、翻新，是指对原先经典优秀传统的发扬和拓展，而“颠覆”，则是指借助以往经典的艺术生命力，在它的启迪下，反其道而行之，创造出有另一种新意的经典，而原来的经典并没有因此被“取代”和“淘汰”，反而因此获得了新的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文学，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都是一时一地华人文心的艺术呈现。一百多年来，这一领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华文作家个人的不断表达、传递、塑造，艺术地展现本民族人们在外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已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并且以其独特的文化、文学形态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是海外华人作家在域外与各民族文化对话之后创作出来的，当中已发生了文化上的“染色体”作用，蕴含有各种“世界性”的因素。因此，这一领域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文化生态往往是多元重叠、丰富多彩，是无数“这一个”的“和”。对这一领域经典文本的确立和阐释，既关系到对这一新兴文学领域的认识、评价，也直接关系到对其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特色、价值的展现。

二、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

的基础和特殊性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3］。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3］43－45。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

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三、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

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4］438，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

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1］1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

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

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5］23－24。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

“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

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

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6］5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

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6］2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明“史实”;二是要对体现其历史变化发展的文学经典进行阐释，立“标帜”。前者，学界已有若干或详或略的文学史问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关注的问题。但从探讨此领域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的角度，这两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陈思和说过:“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7］2－3。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的“天空”，都离不开那些“星星闪烁”似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史”的基础，“论”的依据，各种优秀文学传统的生命之“光”，没有它们的“灿烂”，我们就很难观赏到壮丽的文学“夜空”。所以我们在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意义及其形成的新传统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一领域那些类似“明星”的文学名著，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观赏到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参考文献］

［1］(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2］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大系·总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陈思和．中国现当代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黄万华．第三元: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角［C］∥学术史视野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12．

［5］饶宗颐．文学与神明［M］∥饶宗颐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6］(美)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惠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7］陈思和．中国现当代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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