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吴敏：明清至民国澳门纪游诗词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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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至民国澳门纪游诗词的文化特性

吴 敏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澳门由于“孤悬海表，直接外洋”[1]的特殊地理位置，早在明嘉靖时期已是中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它不仅吸引了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琉球、浡泥文莱、佛朗机葡萄牙、和兰荷兰等各国来澳互市的商人，[2]也接纳了无数失意的文人、避乱的遗民、宦游的官僚、洋教的信徒以及因各种原因短期滞留的过客。多种族共处的特点决定了澳门文化“外来”而非“根生”的植入性特征。各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居住者所带来的不同风俗，在澳门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的特殊景观。以建筑艺术为例，巍峨的西式教堂与中式庙宇相隔仅数米，中式住宅与西式洋房隔街相望。如此中西杂陈，实为内地罕见。更有像著名的大三巴教堂那样，将中西建筑元素巧妙融于一体的文化象征。因此，在来澳行者的眼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澳门不同于内地的南国风光和中西杂处的人文风情。那些因不同原因南来澳门的文人虽然只把澳门当作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但目睹澳门与中原殊异的景色，他们仍会“动其吟思、写其兴趣”，或登高作赋，或即境成诗，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咏写澳门人情、风物、政教的诗词，由此开启了澳门文学的重要篇章。

本文即以16世纪到1949年前的澳门纪游诗词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主要的文化特性，描画澳门文学生长的特殊环境，以更切近地把握澳门文学的前世今生。

一、内容上先天独具的纪游性

地陲南疆的澳门，山海岛屿罗列，云影涛光辉映，迥异于中原的绮丽风光和中西杂陈的人文景观无不吸引着初到澳门的骚人墨客。由于创作者多为来澳避居、宦游或暂住的文人，逗留时间短暂，映入眼帘的大多是表面的文化特征，这就使澳门文学从产生之初便带有鲜明的旅游文学特征，记游山水景物的诗作在澳门数量最多。如印光任的《濠镜十景》、吴历的《岙中杂咏》、尤侗的《外国竹枝词》、汪兆墉的《澳门竹枝词》、丘逢甲的《澳门杂诗》等，都堪称一时绝唱，为今人认识古代的澳门提供了生动的资料。这些描绘大海景色、都市风光的篇章，与内地吟诵江河大川、雄关峻岭、雕梁画栋、田舍小景的诗作交相辉映，为中国传统的山水田园诗增添了一抹新奇的景色。

于是，“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屈大均《望洋台》的贸易盛况、“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汤显祖《香澳逢贾胡》的葡人生活特点都进入了诗人的视线。在诗人的笔下，十字坡、青州、三巴寺等各色景物，疍人、胡人、黑人等各类族群，虾酱、青蟹等鲜美海味，佛、道、耶教等各种宗教皆荟萃于此。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特殊风貌自然而然地流曳在诗人的笔端，这是澳门文学的独特之处，也是澳门纪游文学的魅力之所在。

澳门早期诗歌的一个特点就是融异族风情于诗词之中。以清初六大家之一的吴历1632－1718为例，明亡后，他拒绝仕清，转而钟情山水、寄意抒怀，在与那些彷徨草泽、对清朝取不合作态度的隐士们的诗画唱和中，求得畅心适意的愉悦。

1681年康熙二十年，吴历跟随传教士柏应理前往澳门并计划入欧学习，因西行未果而滞留澳中。居澳期间，吴历创作了描写澳门民情风物的《岙中杂咏》三十首和记载修道生活及对天学感悟的《圣学诗》八十首，合为《三巴集》。《三巴集》乃第一部以澳门地名命名、专门描写澳门的诗集，在澳门文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岙中杂咏》第一首“关头阅尽下平沙，濠镜山形可类花。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形象地描绘了他远道而来，经过关闸，踏上形似莲花茎的平坦的沙路，来到早已久仰的圣保罗教堂———也就是他此后学道的三巴寺。三巴寺是远东最雄伟的天主教堂，也是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中心，宗教活动十分活跃，令吴历有“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的感叹。于是，天主教的礼拜活动不时出现在吴历的笔下。他以画家之功力，灵动传神地描画了教徒被授予圣职的授圣职礼“荣加玉冕锡衣金，血战功劳赤子心。万色万香万花谷，一根一干一萄林。韧灵饫饮耶稣爵，跃体倾听达味琴。圣圣圣声呼不断，羔羊座下唱酬声。”虔敬的祝圣仪式被写得活灵活现，令人神往。

吴历把视线投向聚居在澳门的不同肤色、多种族群的域外人，描写他们的贸易活动、礼尚风俗、生活情趣和宗教节庆等活动。第九首“榕树浓阴地不寒，鸟鸣春至酒家欢。来人饮各言乡事，礼数还同只免冠”，既写出了南国气候树木的特点，又描绘了澳门礼俗不同的异国特色———西人脱帽行礼的方式已不同于中国式的作揖问候了。

他还捕捉到难得的葡人“出会”的情景“捧蜡高烧迎圣来，旗幢风满炮成雷。四街铺草青如锦，未许游人踏作埃。”葡人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捧着高头烛蜡，簇拥着圣像的旗帜旌幢，炮台鸣炮大壮声威，所过的路上铺满如茵的花草，欢乐的人群鼓掌欢呼、热闹非凡。这种独具特色的“出会”与中国内地的迎神赛会相比，自有一番别样的异域风情。

吴历半身像

清以后，由传教士带入的西洋科技文明大多首先在澳门登陆，西洋镜、西式舞会等新奇事物，都先后被诗人摄入笔端。据澳门学者郑炜明研究，对于西洋奇物，清顺治康熙间即有徐缄的《利玛宝天地书屏风歌》、龚鼎孳的《西洋布》和《西洋灯》、陈确的《题西洋镜》和《眼镜颂癸卯》、彭孙的《西洋琥珀酒船歌》、王鸿绪的《西洋国进狮子恭纪》、李澄中的《狮子来歌》、陈子升的《咏西洋显微镜》、毛奇龄的《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默敬制长句纪事和高阳相公》、林凤岚的《千里镜》等诗作。尤侗还在他的《西堂全集·外国竹枝词》中对来澳的各国人等一一描画，其中《默德那》写了由回教第二圣地阿拉伯麦地那前来入贡贸易的回教徒，《佛郎机》描写了中国人眼中的葡萄牙人结婚仪式，《和兰》则对来澳互市的荷兰人及他们的宗教习俗细加描绘。[3]

直到20世纪初，南社名士潘飞声在旅澳期间还写下十余首反映澳门社会风貌的纪游诗。其中一首《澳门杂诗》写到了澳门葡人与华人通婚的现象，读来颇为有趣“白饭晨餐豉与虾，乌龙犹胜架非茶。发睛黑似吾华种，已见葡萄属汉家。”全诗极生动地描绘了葡人混血儿与汉人相差无几的饮食习惯和黑色发睛的特征。

总之，澳门特殊的地缘风貌和创作主体来澳客居的特点，决定了澳门华文诗词甫一产生便具有较明显的记游性特征，也使纪游文学占据了澳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今人了解16世纪至民国以来澳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二、情感上温和内敛的民族性

澳门纪游文学的创作主体除了宦游者，大多是前朝遗民或避乱客居的文人，他们多在朝代更替的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国之际来到澳门。作为前朝遗民，他们回天无力，只能消极抵抗，以不仕新朝之举行自我放逐之实。因此，诗歌中不乏遗民情怀或对民族安危的担忧。

岭南诗人兼画家张穆在《登望洋台乙亥》中，开篇即以“生处在海国，中岁逢丧乱。奇怀数十年，破浪已汗漫”之句寄意移民情怀，点出了南明小朝廷抗清十数年未果、而清朝已进入顺治十六年（1659）的现实，抒发了大势已去、复国希望渺茫之慨叹。

民族意识往往是被激发出来的，尤其是在面对异文化及外族入侵时则更为强烈。当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典章制度和人力财力充满自信时，它在对外意识上所表现出的，大多是以文化为荣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它对化外之“夷”持俯视的态度，同时还怀着点“化育群小”的担当意识。明初时前来澳门寻医治病的汤显祖，在初到澳门写下的几首诗里，不仅描写了自己前去澳门向贾胡寻求灵药治疗疟疾的情形[4]，还笔涉香山验香所的外国译者和被他称为“花面蛮姬”的葡国女子[5]，这可算是澳门最早的记游诗了。诗中反映了当时澳门的特殊风情及华夷贸易的热闹景况，其表现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亦分明可见。

张穆画像

张穆的《登望洋台乙亥》中亦有“西夷近咸池，重泽慕大汉”之句，同样怀有中华文化润泽外夷的自傲。这固然与当时国势兴盛、尚未受西方殖民侵凌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中华在内，四夷在外”的“华夷天下观”。人们认为中国乃世界之中心，其他地方皆为蛮夷戎狄，是未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化外之民。在早期澳门诗中，不难发现对外方之人持轻视态度的词语，诸如“西夷”、“夷车”、“蕃姬”、“蕃寺”、“蛮装”、“蛮语”、“胡妇”、“洋货”等，人们对外方诸“夷”的态度是自信与优越感并存。但这种盲目的优越感乃随着民族矛盾及外来文化的进入而变得不再那么顺理成章。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澳门这块特殊的边陲海岬之地已渐成满清统治之外的“飞地”。因此，与澳门相关的人、事、景、物一旦进入诗人的情感运思，所激发出的便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民族情感。

从1553年葡萄牙人入踞澳门后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葡人一直以交付地租的形式维持在澳门的通商和居住的资格。尽管清政府与驻澳葡人时有明里暗里的较量，但多以清政府宣谕主权、葡人遵守而告结。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日益倾颓，葡人始以欠租不交，继又且阻碍中国在澳门行使管治权力，逐渐侵占了中国的主权，终使澳门沦为葡萄牙的“属土”。从澳门诗作对居澳葡人的心态变化中，便可看出中国对澳门管辖权和国力渐衰的变化过程。

早在明末清初的岭南诗坛，就有屈大均这样的仁人志士对澳门的形势洞若观火。他曾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九年1690间多次前去澳门，希图联络南疆反清志士恢复明室。在他不少遗民寄意的诗作中，不乏对澳门形势的清醒认识。《澳门》组诗便是其中的翘楚之作，其中第六首最堪记取“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虽然时值国力强盛的康熙年间，但诗人已意识到外国兵强器巧、对澳门觊觎日久、其势力已不断深入中国的危机，因而在描画澳门华洋分界，“南北双环内，诸蕃尽住楼。蔷薇蛮妇手，茉莉汉人头”的情景中，表达了对在经贸和宗教上影响大增的外族势力的担忧。诗句“一日蕃商据，千年汉将劳”第五首，浓缩了屈大均对澳门将被逐渐蚕食的隐忧。

这种忧患意识在不少巡察澳门的官员笔下更见突出。乾隆年间的名宦吴兴祚、劳之辨、印光任、张汝霖等都有此类诗作流传。在他们的笔下，澳门既是东西方交通和获取外方新知的窗口，又是中国面向外夷的商贸重地与海防前沿。由于身负安边重任，他们的目光更加犀利，思考更加前瞻，固守海防的警惕感有更多的流露。《澳门纪略》收录的诸多诗作亦有这种守土有责、警惕外夷的民族意识。如吴兴祚的《抵香山县，舍舟从陆，经翠微村、前山寨、官闸口至濠镜墺，遍观炮台及诸形胜，薄暮留宿》，十分详尽地摹写了澳门各炮台及地理形势，其中有“前山寨接官闸口，鬼子来迎群稽首。自从逆寇逞狂澜，无草凉烟断行走。天威赫赫靖妖气，海宁忻然瞻庆云……烟锁双成峙炮台，神威八面一时开。声洪百里撼山岳，始信鲸鲵不敢来……南望萧疏十字门，青山双画两眉痕”，诗首描绘了满清官员巡临视察、葡人群来叩头相迎、各炮台鸣礼炮致敬的情景。在诗人的笔下，澳门葡人慑于清朝赫赫天威，对中国官员是俯首趋迎、毕恭毕敬的但即便如此，为官者的防范意识仍丝毫不减。

澳门第二任同知张汝霖身处“他族逼处”的海疆要地。作为“百夫之长”的最高长官，他深感责任重大，在长篇组诗《澳门寓楼即事》中集中表达了忧虑与责任并重的思虑。第五首“居然百夫长，住极以权专。列炮遥堪指，为垣近及肩。舞戈当负弩，释甲学行缠。慎尔一隅守，蒙鸠系可坚”[6]诗中最醒目的“列炮遥堪指，为垣近及肩”一句，写出了澳门葡兵以城垣为界配备火炮，近在咫尺，随时可能发生涉外事端的危机。作为守土之官的张汝霖可谓如履薄冰，居安思危，其权专责重的自我警示及审慎处置、严加看守、加紧学习文韬武略的紧迫感在诗中清晰可感。

对于葡人在澳门贸易地位的日渐显要，顺治时担任澳门海关监督的成克大感受更加敏锐。他在其重要作品《望洋台》中不由感叹“嗟彼番鬼谋，贸迁操胜算”，又对葡人势力日益坐大、即将危害中国权益之势提出警示“但恐恣骄纵，与世成冰炭。滥觞不在多，积微固有渐。勿令登台人，徒作望洋叹。”颇能洞烛中外局势，有未雨绸缪之慧。

晚清以后，列强侵凌、国势衰颓，中国已面临百年未遇之变局。1897年赴澳门创办《知新报》的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亦曾写下《濠镜观马戏》诗“香江陆海感苍茫，稼镜山川对夕阳。若问先生果何见，诡奇马戏及蛮装。”康有为对香港和澳门同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控制而深感担忧与无奈，因此，港澳两地的优美风光在他眼里都不过是日薄西山的景象了。

尽管澳门纪游诗词中不乏民族意识的表达，但总体来说，其情感色彩还是以温和内敛居多。忧怀哀伤有余，而壮怀激烈较少。这并不是说澳门文学没有激烈昂扬之作相反，在其他文类如散文、政论和现代诗中，慷慨悲愤之作也时有出现。如在“世居澳门，素知底蕴”[7]的澳门本地人郑观应眼里，当时澳门的民族矛盾已到了令人颇生不平的地步。以岛上常见的贩卖猪仔去南洋或北美的情形为例，他便蹙额皱眉，深为痛心，愤而发出了“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 岂以我华人孱弱，无妨任意残暴乎”的质问，并痛斥外国侵略者的不法行径，可谓言辞咄咄。但在记游诗词中，除一些突发事件外，这样的激烈言辞却并不多见。如1849年沈米等人因迁坟令而刺杀澳门葡督亚玛喇，最终被俘就死的案件，就有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哭沈义士诗》一首为后人传诵“谁报凶酋发冢冤，宝刀饮血月黄昏。要携十斛葡萄酒，来酬秋原壮士魂。”[8]诗中对“宝刀饮血”、手刃敌酋的壮士激赏万分，其民族情感可谓强烈。但相比其他文类，其情感仍属相对节制更不用说在相对平和时期产生的众多纪游诗词了，其民族情感大多寓于相对温和的吟咏之中。

这与中国诗词自《诗经》以来“哀而不伤”的美学传统不无关联，也与澳门相对平和的多民族共处的现实分不开。葡人占据澳门后，对汉人虽偶有小范围的弹压，但并未强行推行葡国文化，而使中葡文化在“相容而不相融、并立而不对立”[9]的共生状态下沿着各自的轨迹生长。这与澳门著名的文化学者潘日明神父所说的中葡“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相处”[10]的调查结论正相吻合。

到了民国以后，由前清遗老、社会名士、学者以及本土文化人士组成的文学主力，在埋头书斋之余过着相对闲暇的生活，雅集酬唱中产生的大多是隐逸之余的潜性悠游之作，抒发的是个人际遇和偷闲逸兴之情，带有闲适平和的特征。

及至抗战爆发，澳门因其非战区的地位吸引了众多文人南下投奔，在战火环境的包围下仍不失文采风流的创作空间。但1930年代本土新体诗的崛起，打破了澳门旧体诗一统江山的局面尤其是《淹留》[11]诗刊的发行，使明快通俗的新体诗承载着新文化的精神元素，为抗日救国鼓与呼，同时也使澳门诗歌带上了慷慨激昂的色彩。但相对来说，旧体诗因其格律整饬、情感含蓄的要求，依然保持着风格的相对平和。

总之，澳门纪游诗词寓民族情感于温和节制的抒情之中，体现出内敛平和的情感特质。这种内敛平和之风长期延续，至今仍是澳门文学的一大特色。

三、形式上一以贯之的古典性

澳门文学无论是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在情感上，都体现了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古典性。

首先是文体形式的古典性，旧体诗始终占据澳门文学的绝对优势。

澳门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基本都以格律诗词的形式出现。新文化运动在内地风风火火之时，澳门却依然保持了旧体诗的绝对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来澳门避居的多是前清遗老，他们无论在意识上还是情感上，都对前朝有着剪不断的依恋，自然不会放弃传统文学形式而去写现代白话诗。20年代以“雪社”为代表的本土诗人群成批出现。

他们与其他南来文人一样，专务旧体诗词的写作，使澳门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古体诗词创作的高峰。另一原因，恐怕是香港维多利亚深水港的崛起，使澳门作为东西方贸易重要港口的地位逐渐被香港取代，原先热闹非凡的通商贸易港逐渐归于沉寂。

1930年代以后，那些为避战乱而南下的内地文人多选择香港而较少滞留澳门，内地新文化作家也多取道香港而去海外。因此，新文化运动对澳门的影响仍很薄弱，旧文学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澳门文学在形式上仍以旧体诗为主，在文化上保持了与传统的连贯性，这就使澳门古体诗在此后相当长的岁月中依旧占据澳门文学的重要甚至主要的位置。

其次是内容上的古典性，关注中华文化在澳门的保存。

澳门文学在文化精神和文体典范上本就源于中华文化传统。尽管中西文化在澳门交相呈现，但中华文化传统在澳门依然保有牢固的地位，尤其是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等平民的常俗文化仍保存完好。诗人们对这些传统的东西颇为敏感，对澳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归属感颇生感叹。汪兆镛在其《竹枝词》第一首中，就不无自豪地吟出了“中华民气休轻视，三百年来守土风”的诗句。不管时光如何更迭，哪怕澳门治权旁落，澳门的华人仍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守卫着祖先留下的神圣领土。

从16世纪中叶葡人入踞澳门，到1849年后葡人逐渐侵占澳门开始殖民统治，期间经过了清政府宣示主权、葡人有限度的自治，到葡人事实上获得澳门治权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事实上造成了澳门主权和治权的分离，使澳门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逸出了中原的管辖，居于政治和文化的边缘地位。当内地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批判和清除传统文化、抵制读经成为一时之热时，澳门却依然故我，不仅使旧文学和传统文化得以继续保留，同时也不妨碍对现代理念和新鲜事物的自然融化和吸收。对于内地禁学童读经的新文化举措，澳门教育界可以不予理会，而且自有融汇中西、两不偏废的更多选择。这一兼采中西文化所长的举措在澳门还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被视为对激进的文化革新的回补。汪兆镛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在《杂咏》第十九中发抒感慨道“学童禁读经，中土新建议。此邦老塾师，犹不旧学弃。弹丸一海区，黉校已麟次。雅颂声琅琅，到耳良快意。礼失求诸野，宗风傥未坠。”一句“礼失求诸野”，道出了澳门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诗人的由衷赞赏。

最后，在审美范式上，澳门纪游诗词在家国意识和意蕴意境上具有明显的古典倾向。

关怀天下的悲悯情怀可以说是中华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一种情怀，这在澳门纪游诗词中有着明显的呈现。尽管也有一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写景作品，但这部分诗词占比相对较小，作者总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忧生念乱、体恤众生的悲悯情怀和怆怀国事、关心天下的责任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文精神传统。

例如，一直以百年遗老自居的汪兆镛坚决不仕民国新朝，闲暇时，他与前来避乱暂居的同道好友张学华、吴道镕、汪兆铨、利树宗等慕陶渊明清高自守的节操，在二龙喉张园设“莲峰陶社”，以风节自励。在1911－1918年撰写的大量诗词中，满怀忧国伤时之叹和悲愤孤忠的“遗老”心绪。当日寇侵凌中华国土时，他的爱国忧民之心愈加强烈。他不仅以保存中华文化自任，悉心整理乡邦文献，在羁旅漂泊中潜心著述，还写出了《歧关车行》这样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品，对大量难民汹涌南逃的惨状予以揭露。像这样把个人命运的跌宕与家国社稷的关怀联系起来的诗人并不在少数。儒家文化传统中爱国恤民的忧患意识以及清高自守的道德情操，正是澳门文学发展中的宝贵精神传统。

此外，澳门纪游诗词较多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的意境遣词造句，在美学情趣上追求和谐静穆的古典之美，带有鲜明的古典色彩。以首任澳门同知印光任为例，在他笔下，澳门是“窗晴海日上，树暖岛云披。有户皆金碧，无花自陆离”的海外仙境。诗人以“海市蜃楼”的典故形容澳门春天的早晨“坡仙应未见，海市道神奇”[12]，似乎在澳门也能随处可见海市蜃楼的稀有奇景。澳门有青洲，青洲的烟雨最美“海天多气象，烟雨得青洲。蓊郁冬疑夏，苍凉春亦秋。钟声沉断岸，帆影乱浮鸥。景比萧湘胜，何人远倚楼。”[13]诗人将烟雨中的青洲比之清绿幽深、如诗如画的潇湘美景，随手拈来的佳景典故都是一些带有永恒魅力的古典意象，由此衬托着他对澳门的珍爱。

诗人们在情怀上与中国传统美学意境有着密切的贴合。即使到了民国以后，澳门在都市文化的营造上较内地有了更大的发展，但置身于此的旧体诗人仍对过去的传统怀着由衷的留恋和偏爱。深受传统礼教和诗教濡染的汪兆镛，惯于从审美的角度介入澳门现代生活的呈现葡人俱乐部的舞会、街上飞驰的摩托、公园夜会的青年男女，无不进入他的诗笔，甚至路政树艺、便民设施等也都被他一一描摹。20世纪初，澳门还没有自来水供应，政府只能以水船运水以供应民需，还在居民门前的井上清晰提示“井”字以配合消防服务。这些当年的民生服务，不仅被汪兆镛详尽记述他还从澳门居民凿井汲饮的旧俗联想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其词的北宋词人柳屯田，从而吟出“可应解唱柳屯田”③的风趣隽永之句。作者对澳门现代社会和人生色彩的表现怀着明朗的感兴，而在表达上则不时加入古典意象和境界的运用，这又使诗歌的情致多了份古雅的韵味。

总之，澳门纪游诗词中，家国意识的遗留和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相对平和的澳门社会氛围形成了文学情感上内敛朴质的特质，大多数诗词意趣温和，哀而不伤，内敛节制，共同构成了澳门华文旅游诗词的文化特性。

注释

[1]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序”，赵春晨点校，澳门文化司署出版部1992年版。

[2]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纪略·澳蕃篇》，1751年刊行。《澳门纪略》全书凡2卷，分3篇。上卷为《形势篇》和《官守篇》。《形势篇》重在介绍澳门及周围地区的地理风貌、气候潮汐及布防位置等，《官守篇》主要介绍澳门的历史沿革、中国历代政府在澳门设官建制及有关政令、措施等。下卷为《澳蕃篇》，以全书一半的篇幅详述外蕃贸易往来、宗教信仰和风俗民情，记录了东南亚及西方各国形势、历史沿革、与中国通商文化交流等情况，并配有中葡居民的穿戴服饰、西洋技艺等图画六幅。书中还收录前人吟咏澳门的90多首诗词和其他文论等文学作品。

[3]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上》，载《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即《南海汇》“病除扬粤夜，伏槛绕云烟。阁道晴穿履，溪桥夜出船。时时番鬼笑，色色海人眠。舶上兼灵药，吾生倘自存。”

[5]汤显祖有《听香山译者》诗之二，即“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四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

[6]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第21页。

②郑观应《救时揭要·续澳门猪仔论》，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丘逢甲《哭沈烈士诗》，见《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七之《澳门杂诗》，清光绪二十一年版。

[8]刘登翰《走进这方风景———澳门文学的历史剖视》，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3期。

[9]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文化的交融》，第42页，澳门文化司署出版部1992年版。

[10]《淹留》为廖平子著的手抄抗战诗刊。从1939年2月16日发行第1期，每期发行15册，至1941年共发行40期。内有诗歌数百首，真实反映了抗日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记录了日寇铁蹄下中国百姓流离失所、痛苦呻吟的悲惨处境，被教育家蔡元培赞为澳门的“抗战诗史”。

[11]印光任《雕楼春晓诗》，见《澳门纪略》卷下，第21页。

[12]印光任《澳门纪略》卷上，第8页。

[13]汪兆镛《竹枝词》第三首“饮瓢喜有在山泉，傍海人家满载船。更向门前题井字，可应解唱柳屯田”见章文钦笺注《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2]吴志良．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3]张振英．从《澳门纪略》看明清时期的澳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

[4]汤开建．印光任、张雨霖与澳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5]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

[6]李波薛，小荣，刘永伟．吴渔山笔下的澳门．文史杂志，1999(6)．

[7]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8]刘登翰．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文学评论，1999(6)．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黄玉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