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张娟：文章真处性情在，谈笑深时风雨来 ——评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生》
文章真处性情在，谈笑深时风雨来
——评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生》
东南大学张娟
白舒荣的《海上明月共潮生》2018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本书涉及到的台港暨海外华文作家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十余个地区。正如陈若曦所言：“坐镇北京的编辑，能四海沟通，知交遍天下，当今第一人也。”
白舒荣
白舒荣的写作穿越岁月的尘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海外华文作家的形象，他们在异国奋斗，在文学的领域中拼搏。白舒荣和很多海外华文作家都有基于写作、会议、参访等形式的相聚。不仅是编辑，也是朋友，白舒荣深度介入到了海外华文作家群体。了解他们的个人脾性、生活细节、文学生产，并一直关注鼓励他们的创作，记录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走进历史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通过不同人物命运的细节来还原历史，在历史中描述个人命运，在个体人生的架构上呈现历史。可以说，白舒荣的职业生涯、文学生涯和海外华文写作紧密联系，她既亲历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01
传记写作 小说情趣
白舒荣的写作既有传记散文的真实性立场，同时也富于“小说情趣”，在传记性散文写作的非虚构性和小说的自由想象中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充满了纪实和想象的张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写作，认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际上就是传记散文写作的最高标准，既有真实性，又有艺术性。白舒荣的《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在掌握了大量真实资料的基础上，以自己与作家的交游、或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创造的能力，既记录了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创作史，留下了大量丰富生动的文学细节，同时本身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海上明月共潮生》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指出“传记小说比起传记，更能传递关于一个人物真实生活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它通过人物的思想意识和他们与其他人的言语交流，展现出这种生活。”[1]白舒荣对著名台湾作家陈若曦，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台湾日据时期重要作家杨魁，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李惠英，台湾诗人杜国清等都采用了传记式的书写方式。
在《两者之间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潘耀明》中，白舒荣描写了潘耀明从早年到香港，中学成立文社，毕业后从记者到编辑，七十年代出版第一本著作《中国名胜纪游》，八十年代结集出版文学评论集《中国当代作家风貌》，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二十多本著作的创作经历。也到了他的职业历程，从香港三联书店，到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再到受聘于金庸，进入《明报》系统，在他的努力下，明报出版社成为华文世界出版业的翘楚，也正是通过对潘耀明职业和创作生涯的梳理，让我们对潘耀明“杂家”式的写作风格有了更深的了解，正是对多种领域的涉猎使他的创作具有广泛的文类，驳杂的体裁，丰富的写作题材。
在《河山日夜萦梦魂》中写到了於梨华的写作历程。首先，白舒荣对於梨华做了定位，在留美风气盛行的台湾，於梨华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她把这批人叫做“没有根的一代”，这也成为理解於梨华的重要入口。白舒荣的传记书写不仅仅是描述其成长过程，更重要的是将其个人经历和生活创作思想联系起来。
1931年於梨华出生于上海，童年跟着父母颠沛流离，高中时候迁居台湾，但是多灾多难的祖国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成为了她写作的重要来源。於梨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创作主要是美国形形色色的生活，被誉为“近二十年来留学生小说的鼻祖”，《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出了留学生没有根的感觉。
於梨华
同时，白舒荣也指出由于於梨华成长的台湾文化和西方文学背景，她的写作深受西欧现代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她的作品融合中西方文学，文字是中文的，结构则熔铸着现代的意识流技巧。《泰国商界著名“女船王”作家——梦莉》也是采用传记的写法，写了泰国中华总商会和国际贸易商会顾问，泰国商界著名的“女船王”梦莉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白舒荣通过对梦莉的人生经历的梳理，不仅仅让读者对这个女作家的创作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何这样一个视野开阔，交游广泛的女企业家笔下的散文更多对命运无奈的哀叹和缱绻的情思，因为她事务繁忙，能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实在太少，所以她只能先把那些沉重的积淀倾吐出来。
斯特拉齐认为：“不作解释的真实如同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个伟大的解释者。“[2]白舒容不但写了梦莉的人生经历，而且还写出了她的写作行为和风格的历史动因和心理动机，这样在评价梦莉的文学时，就更游刃有余，富有真知灼见，更能给创作者提出指引和建议。
在《海上明月共潮生》中白舒荣还收入了萧军、白薇、石评梅、陆晶清、李伯钊、颜一烟、曹明、袁静等现代作家的文章，基本都具有传记特征。这些早期的写作基本完成于八十年代，资料来源匮乏，需要对被写作者的作品、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和对知情者的访谈、时代背景等方面的资料，在写作时无论资料来源还是史实考订等难度都比较大，做了扎实的功夫，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02
知人论世 深情动人
“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是学者的工作，对表达人物性格的追求则是艺术家的任务。”[3]白舒荣以亲历者、观察者的身份通过写作营造了现场感，白舒荣和自己的写作对象都有着密切的交流，熟悉他们的脾性特质，富有同情心、同理心，不但叙述外部事实，更注重表现内部事实。就像茨威格在《自画像·司汤达》中说司汤达：“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创造他的性格’，更加鲜明地突出他的性格。“[4]但也并没有因为交情而一味溢美，而是客观观察，活灵活现呈现出她们的精神面貌。她在写作的时候不是写成作家生平经历的流水账，而是以刻画作家的性格为主要目的，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自画像·司汤达
白舒荣谈到第一个荣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的华文作家李彦时，写到“她淳朴真诚，热情坦诚，具有成熟职业女性的从容淡定”，在评论《嫁得西风》时，白舒荣结合自己的经验，指出“在我长期与海峡两岸的女作家接触中，深感就女人自身特性而言，两岸女性又不少微妙差异。从《嫁得西风》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位海外华文作家，在认真的参差对照中，表现出了两岸女性的共性与不同。
作家涉及并对基督教文化的探讨，亦深化了新移民作品中的中西文化认识比较。”[5]写到陈瑞琳，她是北美著名的散文家和评论家，也是朋友聚会时的开心果，白舒荣写到：“瑞琳热情似火，开朗爽直，善交游，待友真诚”，她们约好相聚，“不一会儿，走近一位身披红花大披肩，头顶蓝条纹巴拿马式大草帽，裙履飘舞、笑脸如满月，令人目眩的‘吉普赛女郎’”，[6]认识陈瑞琳的读到这里都会会心一笑，寥寥几笔就写出了陈瑞琳热情奔放的性格，就像她的个性一样，陈瑞琳的创作和评论也是充满责任感和热情。“瑞琳的散文，情感真挚丰沛，辞彩斑斓华美。”“创作和评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往往难于同时兼顾，但瑞琳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7]
张翎
写到张翎，白舒荣说：“我眼中的张翎，清丽、娟秀、端庄、温婉、时尚，落落大方。”“这位柔弱的江南女子，将温州人善经商生财的聪敏基因，用于文学创作，八十年代起，挥洒出篇篇锦绣篇章。”[8]写到戴小华，她们更是结识二十年来，常在一起小聚，她描写了一个细节：“当年小华第一次站上在广州中山召开的港台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讲坛时，严肃的学者们突然纷纷起立，闪光灯此起彼伏，相机镜头齐刷刷朝她瞄准。”[9]这一笔就像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侧面烘托，“小华发挥自己公共行政硕士‘的专业特长，长袖善舞的聪颖才智和组织公关魄力，不辞辛苦劳累，继续在学术、文学、美术、书画、表演艺术及加强马中两国文化艺术交流诸方面，努力策划推行，成绩斐然。”[10]
写到倪立秋，她的新著《神州内外东走西瞧》生动展现了她在中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生命轨迹，而她的散文也和她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由于丈夫的工作调动，她从武汉到上海，从新加坡到墨尔本，不但丰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也通过自己的顽强拼搏留下了很多文字。白舒荣的人物小传，不是简单的交往记录，也不是单纯的记人散文，而是把被写的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生平和交往结合起来，综合呈现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性格特质和文学面貌，行文绵密，富于理性而文采斐然。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设过一个人物专栏，白舒荣从2005到2010年写了不少海外华文作家素描，留下了和这些华文作家们交往的宝贵痕迹。书中的这些文章都曾经登载于报刊或书籍，还有不少被国内外多处转载。白舒荣善于经过作家本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展开对作家生平、情感、思想、性格和创作发展脉络的考察和梳理，进而理解和把握作家本人的内心世界和创作路向。正如林非说，散文是“侧重于主观感受和坦露内心的文学样式”，“真正的散文，应该是从心里涌出来的”，“一字一句都是出自衷肠”，[11]白舒荣通过人与文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专心把脉、融会贯通，呈现出不同向度的海外华文作家群人物群像。通过历史化的写作和亲切真实的写作技巧，犹如一面时代之境，留下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一段“碎片”式的历史。
03
女性视角 历史意识
白舒荣对待自己的写作对象，既是一个满怀同情，相互扶携的朋友，又是一个平等的观察者，用反思性批判性目光对作家进行评价和阐释。在写作的过程中，白舒荣在对海外华文作家和历史进行真实还原的同时，也是在表现自我和展示自我，在表现作家的精神本质和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写作者、对话者、旁观者、采访者的白舒荣的风采。“作家传记的本质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任何一本作家传记的主人实际上都有两个：一个是‘显在’的传主，一个是‘潜在’的传记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作家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12]白舒荣在写作的时候，就是和被写者有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时时在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和交流，通过与被写者的心灵的碰撞、交流和对话，使得被写者的形象鲜明，跃然纸上，具有女性的细腻和态度的持重。
为了还原出笔下作家栩栩如生的生活现场，白舒荣充分运用了多样化的艺术手段进行叙述。作为女性写作者，她更善于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选择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典型事例、场景等，她不仅注重史的再现，更注重文学性的描绘和艺术感染力。关注被写作者的生活细节和轶事，记录下一些妙趣横生的细节，也使得白舒荣的作品既具有日常生活史的味道，又富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就像谢尔斯顿所说：“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在的附着物被抛开了，”[13]在书中我们常发现一些幽默的小细节。
在《书中真觉味无穷》中，写到高阳在1989年参加复旦大学的第四届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时的一段佳话，会议结束时，她在宾馆门前贴了一个启事，遍告和他合影的诸位把照片寄到指定地点，自称“高阳酒徒”的他在别人敬酒告别之时，还是无暇他顾，独酌独饮；如写人品正派的黄春明，被邀请至娱乐场所时，落荒而逃的窘相；台湾作家蓝博洲，喜欢留胡子，她写道：“黑葱葱的胡子把承载着五官的脸，生生逼成了配角”，“一年之中，在北京我能多次见到他，小胡子还是那么黑葱葱的耀眼”。
陶然
写《香港文学》的编辑陶然“儒雅文静、少言寡语、笑微微的腼腆”。更有趣的细节是”陶然“之名竟然是拜一位服务小姐所赐，他本名”涂乃贤“，服务小姐用粤语理解，却写成了”陶乃然“，将错就错，这成为了他的笔名纵横香江文坛三十余年。通过对这些富有幽默感的小细节的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和饱满。可以说，走进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不同人物的命运故事里，通过细节来触摸历史，这样的华文文学史，是有体温的，富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联，具有命运之间的相互呼应，对于教科书式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来说，《海上明月共潮声》是一个具有暖意的补充，使得历史的复杂性和层次感得以呈现。
在《海上明月共潮生》中有一篇《永远的曾老总》，写到了曾敏之先生。曾先生是海外华文文学非常重要的前辈，台港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开拓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白舒荣的成长过程也正是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80年代初，白舒荣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当代》杂志，白舒荣负责台港文学部分，1985年白舒荣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创刊的《华人世界》，1985年底参加了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港台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后她全力走上和大陆以外的华文作家打交道的道路，调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参加当时尚以书代刊的《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的编辑工作。
《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
1990年开始三主持《四海》的编务，后来《四海》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作为编辑，特别是一个聪慧的女性编辑，白舒荣用自己敏锐的文学视角，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赵淑侠成立“欧华作家协会”之后，白舒荣将欧华作家结为“专辑”，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成为欧华作家的首次集体亮相；少君的作品《人生自白》通过她编辑的杂志连载正式走进中国大陆，他也被誉为“网络文学第一人”，名声大噪；作家尹浩镠把小说给她看，她立刻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意见；文友们要出书，她都会认真拜读，点评之时她既是一个专业的编辑，又像一个好学的学生，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她以现实中国的厚实母体作为精神依托，基于同族同宗、血脉相连、魂魄相通的共识，为这些在异国他乡执着地坚守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作家群体立传，展示着他们的风采。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其实，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白舒荣的写作就像一个大熔炉，她具有女性的细腻和聪慧，又具有历史眼光和国家意识，她熔铸人物、事件和史料，留下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她撷取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日常碎片、生命体验，将其凝固为历史。心长路远，筚路蓝缕，集众人之力，共同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众人弄潮，烘托起海上明月”!
2018年8月19日改定
注释
[1]戴维·洛奇《写作人生》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2]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徐岱、叶健：《纪实与想象的张力》，《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
[4]（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传记精华——文武之道》，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5]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167页。
[6]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143页。
[7]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144页。
[8]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175页。
[9]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207页。
[10]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208页。
[11]林非：《林非论散文》，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8页。
[12]董炳月：《从几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13]（英）艾伦·谢尔斯顿：《传记》，李永辉，尚伟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图文源于网络
主编：凌逾
责编：李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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