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侯桂新：《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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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
侯桂新：《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年第12期
【内容提要】：鲁迅青年时期曾热衷阅读梁启超的作品，并受到多方面影响，但并没有留下同步的评价。鲁迅公开评价梁启超始于1925年，其中除了个别史实性的介绍外，大都含有明确的价值评判，而这些评判以负面居多。鲁迅对“政客”、“学者”、“文人”梁启超进行如此几近全面的否定，和杂文这一特定文体攻其一点、针砭现实等写作惯例有关，更和中年以后的鲁迅所抱持的政治观、历史观、文学观和人物观有关，此外可能部分源于梁启超带给他的“影响的焦虑”，因而不尽客观和全面。
【关键词】：鲁迅 梁启超 影响的焦虑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5.12.013
作者简介：
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位思想文化巨人，时至今日，梁启超和鲁迅仍在对中国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人之间，也存在一种明显的影响关系：鲁迅青年时期曾热衷阅读梁启超的作品和他主办的报刊，并受到其多方面的影响。不过，他对梁启超并没有留下同步的评价。事实上，除了1924年完稿的《中国小说史略》提到“新会梁启超印行《新小说》于日本之横滨”[1]的客观史实，鲁迅迟至1925年才开始在公开场合评价梁启超。此后，在鲁迅的笔下，梁启超以及相关人事频繁出现。在十一二年的时间里，他总共在杂文随笔和私人书信中二十余次直接或间接谈及梁启超，其中除了少量史实性的介绍外，大都含有明确的价值评判，而这些评判以负面居多。从《鲁迅全集》看来，鲁迅对梁启超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对其政治表现的冷嘲热讽，对其学术品质的求全责备，以及对其文学成就的不以为然。对于自己早年深受影响的这位社会名流进行如此一面倒的评价，鲁迅的这一做法耐人寻味。
（图为鲁迅）
一、“政客”梁启超
作为曾参与领导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新民说》等政论文影响了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对清末民初的政坛无疑有着重要影响。当鲁迅执笔之际，自然不能无视梁启超的这一身份和历史影响。不过，1925年之后，出现在鲁迅笔下的梁启超，并非一个身处人生辉煌时期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政界闻人形象，而更像一个目光狭隘、不辨是非、开历史倒车的糊涂“政客”。鲁迅尤其对梁启超作为主张改良的政治派系研究系的首领，先后依附袁世凯和段祺瑞北洋军阀势力的现实政治选择嗤之以鼻，多次加以冷嘲热讽。
（图为梁启超）
1925年6月2日，鲁迅在杂文《我的“籍”和“系”》中第一次涉及梁启超，即是以不点名的方式对其加以嘲讽：“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2]行文中将自己与梁启超等的现实政治选择加以对照，暗示对方是依附某一利益集团的“政客”。1926年10月，在给许广平的私人信件中，他也提到“研究系势力”：“女师大的事，没有听到什么，单知道教员大抵换了男师大的，历史兼国文主任是白月恒（字眉初），黎锦熙也去教书了，大概暂时当是研究系势力，总之，环境如此，女师大是不会单独弄好的。”[3]言下之意，对研究系于大学当道的现状非常不满。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相继攻克上海和南京，北伐取得阶段性胜利，革命形势似乎一片大好，许多人欢欣鼓舞，身在广州的鲁迅却作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对此泼了凉水，提醒保持冷静：“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4]文中对研究系顺手一击，说“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直接将研究系置于大革命的反对者地位，并且将其和自己非常厌恶的现代评论派合观，讽刺其趋时善变。晚年梁启超经常受到的诟病之一便是善变，鲁迅此处的含沙射影强化了梁启超的这一形象。
（图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1920年代中期，鲁迅对梁启超政治立场的批判，聚焦于他领导研究系、反对国共两党的大革命这一行为。这是一种和现实同步的批判。到了1930年代，步入生命晚年的鲁迅常常在杂文中进行一种追忆性的写作，多次追述自己青年时期的旅日经历，笔下也常出现梁启超的身影。1935年4月，鲁迅撰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批评“权势者”借尊孔以愚民，文章开头从孔子的“圣像”谈起，说自己曾经见过三次孔子的画像：“一次是《孔子家语》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5]对这三次经历的描述，文笔极为简洁，语气平静，似乎不含褒贬。但仔细体味，对第一次和第三次的描述是纯客观的，没有感情色彩，至于第二次，在介绍了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这一孔子画像的来源后，却加上了一句“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这就不同寻常了。表面上看，这是清楚地说明自己多年前是在国内读到的《清议报》，从而见到了这一孔子画像，实则也通过孔子画像的这一“倒流”历程，暗含对梁启超尊孔的保守政治文化立场的讥评。
（图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936年10月9日，在去世前十天，鲁迅写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回忆起自己曾经在日本师从的章太炎，连带想起了梁启超：“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6]实事求是地说，梁启超和章太炎这一“双子星座”都曾对鲁迅有过较大影响，但梁和章当时的政治立场针锋相对，鲁迅对章太炎的肯定和接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梁启超的“背叛”和拒绝。因此在他笔下，只要涉及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和章太炎所主持的《民报》的论争，他都无一例外地肯定章太炎和《民报》，不留余地地否定梁启超和《新民丛报》。促使他作出这一判断的，正是他所理解的“革命”。
（图为章太炎）
应当看到，鲁迅所理解的“革命”是一个随着他思想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概念，其中有一条明显的“进化”轨迹。因而，当20世纪初章太炎、孙中山等主张排满革命时，主张保皇和改良的梁启超便成了他否定的对象；当1920年代中期他逐渐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论靠近时，率领研究系依附北洋军阀政府的梁启超便再次被他所否定。只有当将梁启超所代表的维新派和封建守旧派相对举时，前者才能在相对进步的意义上被肯定。例如，在小说《祝福》中，通过对鲁四老爷“大骂其新党”[7]的描写，对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新党”作了有限度的肯定。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自己于南京求学的经历时，也有这样一段描写：“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8]总体而言，对于1895—1902年间尤其是公车上书至戊戌变法前后活跃于政坛的梁启超，如果不和此后更为“革命”的章太炎等人相比较，鲁迅还是给予了历史性的肯定。但对于此后尤其是民国成立之后梁启超的政治表现，他基本采取了一笔抹煞的做法，从“政客”的定位给予反复抨击。
二、“学者”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多半穿行于政治和学术之间，学者是他社会身份的重要侧面。1917年底他声言退出政坛，此后将更多的精力投于学术，包括曾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等，在史学、经学、学术史等诸多领域皆有不凡建树。不过，出现在《鲁迅全集》中的学者梁启超，却成了一个知识结构有重大缺陷、治学态度很不严谨、对普通百姓历史命运缺乏深刻同情的学者“先生”和“研究院教授”。
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他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年初，鲁迅在杂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中论及此事：“‘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9]这段话不长，却包含好几层批评的意思。第一，鲁迅关注北京图书馆扩张的经费来源，认为拿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来扩充图书馆，当中含有美国对中国施行文化侵略的意味，因为这样一来，确定馆长人选就不自由了。而梁启超担任这一馆长，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和美国人合作，鲁迅对此有所保留。第二，鲁迅关注梁启超担任馆长的资格问题，认为他谈不上“学贯中西”，因为“西学不大贯”，作为补救措施，只好配上一个副馆长李四光，“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其中含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在鲁迅看来，梁启超的“中学”没什么问题，所谓“西学不大贯”，大概是指梁启超不通西文，没法直接阅读西学书籍，而他本人是通德文等多种西文的。第三，鲁迅关注图书馆的办馆经费问题，他详细列明办馆的常年经费，并和两位馆长高昂的薪水作对照，表面上是担心图书馆买书的经费不够，实际上也表明对梁启超等获得如此高薪并不认可，认为并非物有所值。鲁迅对收入问题一向非常在意，他自己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和在北京大学等兼课，收入不菲，当然，养家糊口的负担也很重，因此他对梁启超的高薪非常敏感。这几层意思相叠加，使得梁启超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一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鲁迅眼中却成了“有利必有弊”，因而需要仔细思量和权衡的一件事了。
（图为京师图书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清华大学学生韦杰三遇难。该年10月29日出版的《清华周刊》因此成为《韦烈士纪念集》专刊，梁启超为之题签，并于内页引用陆放翁送芮司业诗来纪念韦杰三，充分显示了对烈士的敬重褒扬之意。但由于不够细心，在落款时将题诗的日期写成了“甲寅暮春”，事实上1926年的干支纪年应为“丙寅”。有一个叫季廉的读者发现了这一错误，于1926年11月写了一篇《丙和甲》的短文予以指正，认为若是按照梁启超所署年份，“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而非事实上的二十三岁，并由此提出自己对保存国粹问题的意见：“大人先生，学者博士们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10]不知何故，这篇投向《语丝》周刊的文章1927年12月才寄到，本来早就没有时效性了，但鲁迅看到此文之后，马上将其刊发出来，并加了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按语，其中说道：“据愚见，学者是不会错的，盖‘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无疑。谓予不信，则今年‘正法’的乱党，不有十二三岁者乎？但确否亦不得而知，一切仍当于‘甲寅暮春’，伫聆研究院教授之明教也。”[11]鲁迅对梁启超的这样一个无心的笔误揪住不放，一方面是嘲讽梁启超下笔不够严谨，另一方面也是借季廉的文章表明自己对保存国粹的看法。如此鸡蛋里挑骨头，小题大做，其用意和行文策略，和他几年前写作《估“学衡”》等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为《韦烈士纪念集》专刊）
鲁迅对作为学者的梁启超提出最严厉批评，发生于1934年。这年7月23日，他于《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一篇题为《算账》的杂文，其中如此写道：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2]
这几段文字写得十分沉痛，凝聚了鲁迅内心深沉的民族情感。文中所说好谈清代学术的几位学者，首当其冲的便是写作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梁启超。鲁迅所不满于梁启超的，并非他对清代学术的具体研究和学术史评价，而是着眼于他对这一学术领域的选择和研究态度。在鲁迅看来，清代学术的“发达”，恰是以清政府的暴虐统治为前提，这种不幸，甚至远甚于同时代“几位有限的学者”是依靠“庚子赔款来养成”这一事实。在异族的高压统治下做出一些缺乏“史论”的“解经”、“考史”、“考据”之类的学术成绩，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的，鲁迅都认为这是汉人的屈辱，根本不值得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的。“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其中的“利害大小之辨”鲁迅认为不容置疑，这一“买卖”“是折了本”。
（图为《申报·自由谈》）
反观梁启超等人，以貌似超然的态度研究清代学术，“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在鲁迅眼中，这已经是丧失了学者所必需的民族气节和学术良知。鲁迅对中国国民性有过长时期的观察和批判，早在东京留学时期，他就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13]有了这一惨痛的认识，在涉及清代的历史包括学术史时，他一向评价不高，这一点和梁启超大相径庭，也难怪他对梁启超肯定清代学术如此反感了。
三、“文人”梁启超
除了活跃于政坛和学界，梁启超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文人（作家）。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家和学问家的梁启超之所以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家梁启超的推动。他于19、20世纪之交写下的一大批“新民体”报刊政论文章，曾风行海内，一时无两。鲁迅主要以作家名世，并曾熟读过梁启超的许多作品，因此对身为作家的梁启超亦有不少评价。这些评价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梁启超对外国语言和文学进行的翻译介绍，二是梁启超本人的文学创作成就。
关于梁启超的译介实践，鲁迅于1930年代曾多次提及。如1931年12月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提到自己的翻译主张，认为翻译在语法方面“不能完全中国化”，因为中国人的语法和思维不精密，“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接着顺便提及梁启超，“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14]意思是在19世纪末期，日本人写文章，还很少采用欧化的语法。本来他直接点出自己所指的时代即可，不必提及梁启超作《和文汉读法》来作借代，这样做，在行文上顺手牵羊，却相当隐晦地对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作出了批评。因为，该书是1899年梁启超旅日不久，在万木草堂时期的同学罗普的帮助下，为便利中国人学习日文而草草编成的一本入门著作，虽然流传影响甚广，但其编写体例是以中国文法比附日文，目的在于“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15]。对于这种做法，梁启超早有自我批评：“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谬可笑者尤不少⋯⋯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16]鲁迅此处的批评和梁启超的自评无异，按说实在没有必要。
1932年12月，鲁迅撰文《祝中俄文字之交》，提到“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Rider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17]这里前半部分讲述梁启超所办《时务报》和《新小说》对外国小说的翻译引进，貌似肯定其历史贡献，但后面突然笔锋一转，说梁启超、林琴南等没有翻译俄国文学，并且主观推测梁启超等“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不认同俄国文学多描写青年革命。这就形成了对梁启超因反对俄国革命而片面选择翻译素材的批评。其中所说的“先觉”先生，事出有典。据1929年2月19日《申报》报道，梁启超去世后于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18]鲁迅于此处暗引“先觉”一语表达对梁启超的微讽。1934年9月，鲁迅又在文章中提起梁启超对莎士比亚的介绍，说“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19]，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明梁启超对外国作家的介绍不见得在国内有什么大影响，这还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和《新小说》
关于梁启超的创作成就，鲁迅曾于1927年在给学生兼友人台静农的私人信件中，对其在总体上作过堪称经典的评价。该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有相关人士准备将鲁迅提名为候选人，请台静农联系，传闻梁启超是另一候选人。鲁迅写信婉拒，同时谈及梁启超，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20]他对作家梁启超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但很到位。他认为自己“不配”，因为世界上比自己好的作家太多了，至于梁启超，则是“自然不配”，还不如自己，更不可能拿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语气中充满了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毋需解释。而他之所以这样看待梁启超的文学创作成就，应当和他对梁启超作品性质的认识有关。梁启超的作品虽然社会影响很大，发挥过很强的宣传功能，但正如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所言，“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21]，他认为梁启超的作品文学性不强，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不合。几乎同一时期，周作人在听说“前淞沪总办丁文江正为中国‘著作家’梁启超竭力运动诺贝尔奖金”的消息后，曾公开撰文表示质疑：“我所不能决定者即梁君到底是否一个文学家？夫梁君著作之富，与其‘笔锋常带情感’，海内无不承认，但吾人翻开《饮冰室全集》，虽处处可以碰到带情感的笔锋，却似乎总难发见一篇文学作品，约略可以与竺震旦之歌诗戏曲相比拟。所以我纵亦希望梁君之能够运动到该奖金以为吾国家民族〔争〕光，唯对于梁君是否一个文学家这个问题尚未能解决，故不得不抱一部分的悲观也。”[22]周作人对梁启超的质疑，集中到他究竟能否称为一个“文学家”这一根本问题和前提条件，这一思路和鲁迅有相通之处。此外可资佐证的是，1933年鲁迅曾接受斯诺夫人海伦的书面采访，谈到他心目中当时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作家，其中梁启超的名字只在“最好的散文作家”行列出现了一次，并且位于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和陈独秀之后，列第五名。[23]这大约就是鲁迅对梁启超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基本估价。
（图为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
此外，1933年8月鲁迅曾撰文《“中国文坛的悲观”》，评论当时的中国文坛，认为文坛历来“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并举了“《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等史实，然后总结道，“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24]。表达了对梁启超、林琴南等“文人和文章”的强烈否定。
四、鲁迅观梁启超：
傲慢的偏见与影响的焦虑
对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目前学界已有定论，视其为有影响的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通观《鲁迅全集》可知，除了对教育家梁启超几无涉及，鲁迅对梁启超的其他几个身份都表示了强烈的质疑乃至否定。合而观之，《鲁迅全集》中的相关文字，在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中，建构起了一个相当负面的“梁启超”形象。
鲁迅屡次流露出对梁启超的负面看法，和杂文这一特定文体的写作惯例以及鲁迅特殊的写作手法有关。作为五四之后的一种新兴文体，杂文自诞生之初即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其主要内容和表达方式，这是一种针砭时弊而非歌功颂德的文体。在鲁迅的数百篇杂文中，以正面评价为基调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都是批判之作。在熟练掌握杂文这一文体写作的过程中，鲁迅创造或喜爱上了不少特殊的杂文笔法，暗示、反讽、夸张、幽默、含沙射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顺手牵羊捎带一击⋯⋯这些他使用起来都非常得心应手。有时为了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而有意无意地牺牲了事实的全面和客观。因此，这样一种痛快淋漓的写作，可以传达出一种片面的深刻，但也容易缺失温厚同情的理解。今天，站在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上来看，《鲁迅全集》对“梁启超”形象的塑造无疑存在着较大的偏颇，事实上这也不能完全视为鲁迅对梁启超的真实和全面的评价。要复原鲁迅真实的梁启超观，还需要从《鲁迅全集》之外获取更多的证词。
（图为《鲁迅全集》）
鲁迅笔下对梁启超常常“出言不逊”，更和中年以后的鲁迅所抱持的政治观、历史观、文学观和人物观有关。在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认识方面，鲁迅与时俱进，几乎总是站在能够代表甚至超越时代潮流的某一立场。在对传统文化和清代历史的认识方面，鲁迅对封建传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且秉持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清政府统治向无好感。在对文学性质和文学创作的认识方面，鲁迅在坚持启蒙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强调文学创作的艺术性、个人性和相对独立性，在翻译方面则多选择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看重其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这些都和梁启超的立场、观念和实践距离甚远。在衡人论世方面，鲁迅评价人物一向把思想立场看得很重，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道有变则不相为友，当看到朋友有重大转变，他常常和对方反目成仇，这方面的比例是很高的。这方面不妨把章太炎拿来作一个比较。章太炎作为曾经和梁启超进行过激烈论战的当事人，抛开观念差异，他仍将梁启超视为相知甚深的朋友，在梁去世以后，他作联挽之，撰《与梁世兄书》，自序中言“平生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及”[25]，流露出很深的相知相重的情意。相比之下，鲁迅只是曾经追随章太炎的一个门人，他和梁启超并无个人恩怨，但由于立场差异，形成了不无傲慢的心态，对后者很少尊重和宽容，从中亦可见出鲁迅的个性和为人。
此外，鲁迅对梁启超的有意贬低，可能部分源于梁启超带给他的“影响的焦虑”。在鲁迅青年求学时期，曾在多方面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和启示，他的一些基本思想，可以说都直接受惠于梁启超，将梁启超称作他的一位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亦不为过。譬如，他对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认识，对于国民性的基本看法，对于文学救国功能的强调和文学事业的选择，都和梁启超的影响分不开。日本学者增田涉指出，鲁迅在读过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很受影响”，这篇文章“论及小说对国民性的影响”，使他“深深相信”“文艺的启蒙意义”，鲁迅之所以形成“弃医就文改变国民精神的思想”，“‘新小说’论等的影响”非常关键。[26]另有学者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整套话语：将国民性作为政治变革的前提、以文学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工具、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概括，都是对梁启超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7]。梁启超对鲁迅的强有力影响，甚至渗透到后者具体的写作表达中。譬如，鲁迅对国人的奴隶心态、围观心态的形象刻画和深恶痛绝，使人很容易将其和梁启超《爱国论》《呵旁观者文》等文中对四万万国人自居奴隶和旁观者心态的批评联系起来，视其为梁启超此类名文所引发的不绝如缕的回响。然而蹊跷的是，对于来自梁启超的影响和启示，鲁迅似乎长期讳莫如深。他于1918年加入新文学阵营，但除了在大学课堂讲述中国小说史，无法回避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的史实，在其他场合，一直要等到1925年，他的笔下才出现梁启超的身影。尽管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曾阅读梁启超主笔或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上的作品，但每次提到，都对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所受启发不置一词。相反，在周作人等的笔下，则毫不讳言当初受到了梁启超的很大影响。此外，在日常生活中，鲁迅似乎也在有意远离梁启超。
（图为《清议报》）
梁启超（1873—1929）和鲁迅（1881—1936）年岁相距不远，他早于鲁迅八年出生，先于鲁迅七年去世，只是由于成名甚早，在近现代知识分子谱系中被视为鲁迅的上一代。两人人生的大部分时段是重合的，且曾长期共同生活于北京，长年同时任职于北洋政府，虽然是在不同部门，也算广义的同事，又同为五四之后的京城社会名流，按说生活中不缺少交往结识的机会。然而，恕笔者孤陋，在现有史料中，看不到两人在生活中有过任何交集。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鲁迅从1925年开始对梁启超“喋喋不休”，在梁启超去世之前至少已对他有过四次公开的嘲讽（两次谈“研究系”，一次谈梁启超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次讽刺梁启超记错干支纪年），但梁启超一概不作回应，没有形成论争。不只如此，就笔者所见，梁启超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提及鲁迅，仿佛晚辈鲁迅从未进入他的视野。
以上种种，形成不少谜团，难以索解。一种可能合理的推测是，鲁迅年轻时深受梁启超多方面影响无疑，影响之大，甚至对他日后成为一名独立、优秀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形成了某种压抑。虽然中年以后鲁迅基本摆脱了梁启超的影响，但作为一种自我保护，他长期回避曾受的影响。后来屡次谈及梁启超并给以负面评价，既是进一步摆脱其影响的某种宣泄，也是自我保护的延续。因此，表面看来，他对梁启超的评价充满了自信乃至自负，显示出某种傲慢的偏见，但这种傲慢的背后，恐怕深藏着某种影响的焦虑。
当然，这仅是笔者的一种推测，需要发掘更多史料予以证实。于此提出，意在就正于方家。可以肯定的是，通过鲁迅对梁启超的个性化评价，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评价对象梁启超，反思梁启超一生功业及其局限所在，又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出评价的鲁迅本人，领悟他的精神构造和处世为人，同时对理解两人的相互关系及近百年来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升降不无裨益。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2][9]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201～202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566页。
[4][1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238页。
[5][6]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566页。
[7][8]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5页。
[10]季廉：《丙和甲》，《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1927年12月31日。
[12][19][24]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588、263页。
[13]许寿裳：《回忆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页。
[14][17][2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472、85页。
[15]罗普：《任公轶事》，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16]《新民丛报》第15号“问答”栏，1902年9月。转引自夏晓虹《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8页。
[18][25]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8、1210页。
[20]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2]山叔（周作人）：《闲话拾遗·四二诺贝尔奖金》，《语丝》第一百三十六期，1927年。
[23]钟叔河：《编者前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6]［日］增田涉：《鲁迅与日本》，林焕平译，《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刘献彪、林治广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7]李春梅：《试论梁启超对鲁迅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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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邹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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