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张福贵：”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性的三个概念

 无论怎么界定，世界华文文学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概念，其差异所在只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出怎样的理解。由纷争到共识，也标志其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转为一种学科概念。然而，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概念，还要从学科性与学术性的角度进一步确认和辨析几个基本问题。

世界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大中华概念，也是个地域性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几乎成为一种常识性的理解，而对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辨析。

 中华概念是一种文化属性，地域概念是一种空间属性。如果作为大陆本土文学，二者之间是一种文化种属关系，表现为大文化与其同属的小文化的差异。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来说，则包含更多的异质文化元素。在异质文化的生存境遇中，作家思想和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对抗性就更加明显。自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体系逐渐成熟之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始终处于一种激烈复杂的冲突之中。同时，也正是这种冲突促成了人类文化的迅速融合与同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成和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便包含了特别的文化意蕴和情感倾向。应该说，在中国文学和学术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具有如此强烈而复杂的文化符号特征。

 无论是华人写作还是汉语写作，从世界范围来体现中华文化的一统性和多样性特点，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基本内涵和重要价值。这也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促进了整体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化独特性。正如刘登翰等人所说的那样，世界华文文学具有不同于其他语种文学创作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是迁移性和孤立性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中国文学的 简单延伸。应建构独特的“华文文学的诗学”[1]。它不同于本土文学，也不同于异域文学，是一种由于空间变化而导致作家情感和文学属性变化的文化表达。

同时，世界华文文学还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化概念，世界意识、人类意识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意识。

 毫无疑问，地理空间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概念的一个前提，其作家作品正是以地域分布作为基本身份特征的。然而，世界文化概念不只是在空间上构成中国文学的世界化特点，而且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要具有世界的前沿性，特别是思想的前沿性，从而使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中华当代文学中领风气之先的领域。世界华文文学具有先天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特性，中国文学和文化面对世界时所具有的诸多问题和现象都首先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体现出来。所以说，这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转型和世界化过程的试验场。在此之中，从个体生命体验中提供了不同于中国的世界性生存体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变异过程。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和主体体验，经过当地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首先成为促进世界文化融合交流的先行者，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

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并不只是在于文学生产的世界性存在，更在于写作者和文学内容的世界意识。我一直认为中国本土文学中最为欠缺的主题就是人类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是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五四新文学发生后，个人意识也有所体现。但是，只有人类意识却是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而纵观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处于世界性存在环境之中，却也同样欠缺人类意识。相反，由于华人的生存境遇，我们从思乡和怀旧中看到的是更加强烈的文化对抗意识。像I960年代吉林作家鄂华的国际题材小说创作，就是在用本土政治意识来理解和表现国际问题的，把阶级论扩展到了世界文学领域。最终海外华文文学也只是变成了一种域外题材，主题都是预定的，而且都是与本土文学一致的。不容否认，这种主题也是一种适应时代的理解，而如何理解和表现当下时代也是每个作家的文化权利，但这至少不是一种完整和全面的时代理解。在一种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我们习惯于向某种信仰致敬，但却很少为普遍人性所感动。

鄂华

 严格来说，一些海外华文作家是通过海内读者和学界而产生和发展的，即为国内不一定只是读者——写作，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出口转“内销”。这甚至成为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主要动力和目的。因此，在写作中许多作家必然极力去适应国内的价值尺度，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块“文学飞地”。这是海外华人坚持汉语写作的一个主要原因。严歌苓坚称：“我不想从属，永远保持这种状态。” 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我的写作可以不必考 虑任何后果，因为我本来就不属于那里的主流社会。”[2]然而，如果不能提供超越以往和现在的常见思想和艺术形式的话，世界华文文学怡怡可能会失去国内读者和市场。

严歌苓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最伤感的审美概念。在异文化境遇中，文化冲突和文化屈辱所产生的愤激心理，成为海外华文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这 也是出国前后诸多知识分子立场转换的心理动因。应该从怀旧怀乡的情绪之中提升为一种世界意识。中国文学从来就欠缺这种意识，本来海外华文文学在西方和世界大视野下，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但是由于空间的间隔，反而导致更加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

 长期以来，我们太习惯于二元对立的族群文化立场，纠结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困惑，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创作过多采用中西文化冲突的理解模式，总是努力搜寻和读解海外作家作品中所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民族对抗意识。1980年代王小平的小说《剃痧》发表后，文化冲突主题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模式，也成为一种真实而经典的解读和批评模式。近年来在意识形态回归和海外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种文化对抗意识在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更加突出。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多数研究论著中可以看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意识。说到底，对抗的文化立场除了生存的境遇之外，这种理解是来自于华人作家在本土所受到的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当每个人都具有同一种思想的时候，原因就一定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环境或者体制。所以说，批评模式往往就是1种思 想模式，无论面对的是多么不同的作家作品，都可以作出同样的理解。即使文化对抗是一种真实的意识，但是对于体验者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立场，不如说是一种审美情感，与其具体的生存状态并不完全相关。有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被同化或者主动认同之后的小感慨而已。不能把复杂的 思想经过提纯后变成为一种普遍的批评模式，必须让理论服从现实，而不是相反。否则，脱离现实的甚或违背现实的理论就成为虚假的话语体系。

 在这样一种文化情境下，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和评价要淡化文化对抗和对立心理，解构固定化的批评模式，首先必须认同人类文化的普世价 值。近年来对于普世价值的否定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悖人性悖现实的思想逻辑。如果没有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1世纪如何成为“中国的世纪”？“中国模式”又如何成为世界模式？绝不能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只能说普世价值观具有不同的民族国家立场和选择而已。即使是对于国内的社会需要来说，没有普世价值就没有思想统一与社会和谐。中国当下社会的无序状态除了制度的欠缺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共价值体系，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普世价值是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的，在坚守“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3]。民族意识绝不能成为人类意识之外的甚至是与之对立的意识，不包含人类意识的民族意识不是现代的民族意识。因此，世界华文文学创作 与批评不能始于文化冲突而终于文化冲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事实来看，文化冲突的最后结果是文化融合。而从当下来看，冲突的意味明显多于融合的意味。

 文学总要承担具体的政治功能。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自古而然的，这一思想传统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也是中国文学真实的历史存在。因此使用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作家和文学是具有特别的有效性的。正如曾敏之先生所说的那样，香港文学对于香港社会的影响，对于“人心回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4]。

 从最初的阐释开始，世界华文文学就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政治价值。在此之中，研究者的政治意识比作家的政治意识要更加明显。在许多研究论著中，研究者往往透射出要把华文文学发展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意识，把文学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化样本来解读，甚至做了“文化统战”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在中国文学解读中是具有历史的惯性的。“文以载道”、“文章大业”、“文以治国”的价值观与传统的国家伦理是一脉相承的。李大钊早年提倡联治主义”国家观：要从“邦联的世界”到“世界的联邦”，认为政治国家形成之前，首先要成为文化联邦[5]。很明显，李大钊意在通过文化融合使民族的国家成为世界的国家。应该说，在政治策略上，官方的与民间的，政治的与文学的差异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

 长时间以来，中国学界各个学科都在呼吁要建立某某领域的“中国学派”，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与世界相争而获得应有的地位。坦率地说，现在还不是畅谈中国学派及其世界影响的时候。如同当下中国社会一样，更多的是要确立和认同人类共同性的思想意识和普遍价值观的时候。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当下弥漫于中国各界的热点话题。从中国特色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再到世界价值，展现了当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渐强化和扩张的精神历程，来自于中国经济总量的高速发展，来自于对于周边世界的自我危机感，更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膨胀。其实，在经济成功的背后，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并不同步。文学的本土经验与世界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本土经验要以承认和表现世界意识为前提，至少不能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对抗。

 本土经验要具有世界性价值，首先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本土经验，并不是所有本土经验都具有“世界价值”[6]，即使可能具有传播的功能。例如张艺谋的电影，对其思想和人生价值观的认同才是接受的基础。每一个时代的发展最终都是以同一性为取向的，文明的发展过程都是如此。像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一样，中国文学提供给世界并影响世界的精神价值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文学中多的是阶级意识、本能欲望、消费娱乐、民族主义。

 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既要承认其中所渗透的家国意识，同时又不能对“文学——文化——政治”的功能环节作普遍的和夸大的理解。例如在台港文学研究中，往往存在着本土意识和统一意识两种政治评价模式的纠葛，有时候甚至成为一种批评的禁忌。其实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于台港文学的最初书写，就包含有“一个中国”的政治思考。从文学史文本的内容结构上把台港文学的纵向发展过程作为独立的一章，不仅造成了文学史完整性的破坏，并且分明告诉人们：大陆文学和台港文学分属两个独立的部分，政治上的考量多于文学上的考量。在大中国文学史写作中，无论哪一个区域的文学选择，都应该以“融入”时代文学为原则——这是一种结构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尺度。不管是大陆文学还是台港文学，都以同一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来进行选择，并融入相应的时代。这样既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史的完整性，又弱化了文学史写作的政治意图。

世界华文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和人类的文学，批评中应该更多地从人性和族群出发，尽量淡化政治意识形态，因为政治的功能往往 不是通过直接强化政治性来实现的，有时候怡怡是通过淡化政治本身来获得的。政治的功效可能是短暂的片面的，而文化的功效则是整体的长久的。过于强烈和鲜明的政治性怡怡阻碍了政治目的的实现，因为文化取胜才是最终的胜利。从五四新文化落潮至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是因为只解决了政治甚或政权问题，而没有妥善解决文化问题。要知道，政治的胜利和经济的翻身不等于文化的成功。因为政治和经济的效能是即刻显现的，而文化思想的效能是滞后显现的。

 华文文学创作主体的思想传播具有民间性，具有深刻而长期性的影响。这种传播特性使华文文学天生地承担起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的使命，并成为“中外文化深度交流和全面合作”[7]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文学政治功能的强调不能有太直接的功利主义诉求，文学不能等同于政治，文学创作和研究不必直接进入思想判断和国家诉求，应该在审美层面和个人感受阶段多停留一会，而这个阶段怡怡是最具人性共鸣和人类认同感的过程。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学文学教育大多采取了政治功利主义的原则，让文学过于直接地承担社会功能，最后反而使人们疏离了政治，也疏离了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承受着格外的历史重负，本土经验、中华意识与世界价值是其整个内涵。但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意识的文学领域，不能简单地承担过于重大的政治主题，家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应该是潜在的，不是显在的。政治意识越鲜明，得到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政治概念转化为一个潜政治乃至文化概念，评价世界的尺度最终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

 —个领域要成为学术对象，不只在于其是否有学者研究，是否使用学术语言和学术方法，关键在于其对象和研究本身要有学术价值。中国当下有许多伪学术：预定的对象、预定的结论，学者只是一个身份，研究只是一个形式，结论或者是老百姓都已知晓的常识或者是老百姓不认同甚至嘲笑的反常识，以至于民间流传着“绝不相信没有经过专家否定的消息”的说法。

 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学界对于各自学科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成为一种热潮。而包括近年来的—些争辩在内，这种“回顾与展望”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学科的理论常识。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说明了教育管理者们期待发展的渴望，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等于无视世界大学发展的1000多年的历史。况且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人类大学教育的创新和创造，而是故意放弃和回避已有的基本常识和成功经验。像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样，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教学，华文文学仍在讨论学科的属性甚至名称问题，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其学科性还不够成熟。但是，一种人类社会制度的建立，可以走现成的桥；而一个新的学科的建立和成熟，往往确实要摸着石头过河。这表明了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必然过程和一般规律。

 在学科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科的特殊性原则。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是一种社会需求，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决定了学科的消长。没有特殊性就没有学科建立的存在价值。同时，更要注意学科的一般性原则，要得到学术上的认同。没有广泛认同，便没有成熟的学科。中国的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是极为艰难和复杂的，一个新的学科成立与否，关键是看这个学科能否为中国学术提供独到的贡献。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了太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民族的和个人的、历史的和当下的信息，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移民历史、文化融合、个人传奇、跨国婚恋等民族与个人的故事都在其中展示。这些都构成了这一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当然，学科发展和确立不是自为的而是自在的，必要的呼吁是应该的，但是关键还是要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实绩。

 世界华文文学需要有学科自信和学术宽容的心态。对于这一领域的评价，中国学界并不是不存在学科偏见的。其实，由于学科建立的历史和发展的实际不同，各个学科之间是存在着价值差异的。学界中流传的“搞不了古代搞现代，搞不了现代搞当代，搞不了当代搞比较，搞不了比较搞海外，搞不了海外当领导”的笑谈，表明了这种学科差异和成见。

 首先，要打破学科偏见。学科发展是需要保持生态平衡的，由此才构成学科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在比较和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各个学科的发展。

 其次，要有学科自强意识。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本身就有着无限成长的发展空间。如何使一个普遍的学术对象成为一个公认的学科领域， 首先就要确立一个国家性和世界性的评价尺度。要利用同类比较的价值判断方法，对世界华文文学进行必要的经典化塑造。我认为，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都不能成为学术价值差异的理由，价值标准是公共的和恒定的，不能因人论文。前些年，与“大陆女作家研究热”相一致，文坛曾风行“海外女作家创作研讨会”。女作家的创作实绩确实是一种事实，但是如此之热难免还是令人存在一丝怀疑。缺少系统完整和具有相当说服性的成果”[8]自身理论体系的欠缺和不明确是本学科不甚成熟的根本标志。无论学界如何评价，世界华文文学同仁要有学科自我强化意识。

 再次，还要扩大研究视野。近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热点不断。其实这一现象往往是由于过去研究范围过于狭小所导致的。从地域分布来看，我们对于欧洲、北美华文文学的关注较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地域的华文文学创作成就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更关注“第一世界”，甚至说明学术研究存在着的政治和文化的功利性。相比之下，对于非洲、南美、东北亚、澳洲等华文文学的创作关注明显不够。而对于欧洲、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还是在移民作家，本土华文文学被“相对忽视”[9]。从已有的创作来看，相当多的仍然是时空交错文化冲突中的体验叙事。

 最后，要寻求研究方法的新突破，解决相关的文学史书写问题。这一问题在前面已经有所论及。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不能以整 体移植的方式进入文学史文本的专章专节，而要“融入”中国文学史整体结构之中。以经典性为价值取向，以时间为边界，融入大中国文学史。这不只是一个文学史写作方式问题，更是一种文学史观的呈现。单独列专章论述，表面看来是重视，但是实质上是将其划入了另类，反倒造成了全书价值标准的差异和整体文学史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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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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