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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怀岸:雪线之下,或难以启齿的夜晚 | 重金属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湘西农村;1995 年开始小说创作, 已在《花城》《山花》《江南》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万字;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巫师简史》《青年结》,中短篇小说集若干;现居湘西。


作者简介

于怀岸





【重金属】

雪线之下,或难以启齿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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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怀岸


天黑前我们一定要赶到卡沙,那里有大块肉大碗酒,有温暖的熊熊燃烧的篝火,有穿着薄纱裙跳民族舞的青春曼妙的女子等着我们。大冷天的,对于一个很久不出门也很久没过性生活的男人来说,想想这些就会让人心潮澎湃,何况很快就能身临其境。可现在我们却被困在野猪岭上动弹不了,被困两个多小时了。日头已被若有若无的灰云和烟岚吞噬, 天色向晚,朔风浩荡,站在岭上望去,远天远地,只有群山之上肃穆的雪峰静静地耸立着, 目力所及,看不到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一处炊烟、一个村落。野猪岭,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儿。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我们怎能不焦急。

是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门,也没过性生活了。五年前,妻子得了绝症,胰腺癌, 检查出来时就是晚期,我一直陪着她住院、出院、再入院,每天护理她的吃喝拉撒。隔三差五地出入医院,时不时地动手术,无休无止地放疗和化疗,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情出门去玩,也没钱玩。她生病的第三年,我就盘掉了店子,卖掉了一套装修但还没住过的房子, 最终欠了三四十万债务,也没有挽救回妻子的生命。三个月前,妻子撒手人寰,装进了一个木匣子里,直到现在,那个木匣还摆放在家里的神龛上。妻子是我大学同学,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跟着我一起创业,一起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陪伴她最后这五年

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花光所有的家产我也毫无怨言。以前,妻子是我的全部,现在她走了,我也得考虑自己的生活了。这些年来,一切都是以她为中心,我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没跟人交往了。今天清早,李局打电话叫我和吴浩陪同他的客人去卡沙民族风情园参加活动,我想都没想,一口就应许下来了。

刚才推车时一身汗水和泥浆,还不冷,此时歇下来,寒风一吹,浑身冷飕飕的,冻得我们直打哆嗦。我说的我们,还包括吴浩和胡导。胡导就是李局的客人。真是运气差得就像在水里游泳撞掉门牙一样,吉普车抛锚的地方,离坳口只有三十米了。翻过坳口就算翻过了野猪岭,全是下坡路,要是那时再熄火,一路放空都可以滑行到卡沙。现在,吉普车陷在公路正中间的泥坑里出不来,淤泥没过半个轮胎,连轮轴的螺帽都看不见了。胡导掌方向盘,我和吴浩已经推过不下二十次车,一直推不出来。起初车子还能发动,轮胎高速空转,泥浆溅起一两米高,溅得我们头上脸上身上成了泥人不说,还没推出三米远。这个泥坑至少有五米长,一两尺深,泥浆太稠,我和吴浩都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最后一次,吉普比我们还先累趴,发动机轰鸣了几声,熄火了,像条死狗一样,怎么抽打也不哼一声。

荒山野岭上,车动不了,人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吴浩说,此处往前,离卡沙还有九公里,后退,离市区更远,有十五公里。这是一条简易村级公路,几年前卡沙还是一个不知名的村落时,所有的车辆只能走这条路出入。现在,此路早已废弃不用了。两年前吴浩和李局带着胡导跑过一次卡沙,走的就是这条路。今天也是胡导自己选的这条路,早上出发的时候,李局还警告过我们要做好一身泥的准备,但胡导不为所动。

这条路确实烂得不成样子了,到处坑坑洼洼的不说,好些路段中间凸起,两条车辙处是好几尺深的泥水沟,泥水冻住了,路面看起来好好的,很平坦,车轮一压上去就陷进去。上午九点就从酉水宾馆出发,现在已经到下午五点了,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走停停、推推搡搡地爬上野猪岭的。当然,若仅仅就是推车的话,也花不了一整天时间。事实上一路在大青山上盘旋的时候,虽然坑多,但洼都不深,车子熄火之前,我们总共也只推过四五次车,每次花费不到十分钟,另外大半时间主要是在等胡导。胡导要拍片,每看到一处风景,他都要吴浩停车,下车去拍。为了一个镜头或者一个角度,他不惜走很远的路,一直走到雪线以上几百米,有时甚至爬上高高的覆盖着冰雪的大石头,拍摄对面的山峰。那些山峰像竹笋一样高高地耸立,全是洁白的雪峰,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确实美丽极了,连我这个不是搞摄影也没有任何艺术细胞的人都觉得它们不比在电视上和画册上看到的西藏或新疆的那些雪山逊色,而是更加雄伟和壮丽。

胡导是胡导演的简称,他不是导演,是一家著名电视台旅游频道的制片人。吴浩是酉北浩天建筑公司的老板,一直在给李局做工程。李局大名李应全,是旅游局局长,酉北大多数景区的游道和亭台楼榭,都是浩天公司承包做的,吴浩跟李局的关系非常铁,比我跟他更铁。我跟李应全是高中同学,老婆没生病之前,我开建材店,那几年市里旅游建设项目多,他也经常照顾我的生意。当然,我也没少给他回扣。私下说,我要是给回扣不到位,他早就让吴浩换别家店了。不过,这几年我落魄潦倒,穷途末路,他还算是比较关心我,前年曾主动给我借了五万块钱应急。

 

 

胡导爬上车试着发动了一次,依然打不燃,问吴浩:“现在咋办?”

吴浩耸了耸肩,故意吓唬他说:“看样子,只能在这里过夜了。”

胡导说:“给李局打个电话,让他派个车来接我们。我还要拍晚上的活动呢。”

吴浩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说:“这里没信号。”

我也掏出了手机,确实没有一格信号,就说:“要不我们再推一次车吧,也许推出坑了,车就能发得动。”

吴浩不做声,点了支烟抽起来。天都快黑了,他看起来一点不着急。这支烟足足抽了十分钟,扔掉烟屁股,才转身对我和胡导说:“再试一次吧,不行就要走路去卡沙了。”

 

吴浩和他一起去抬车头保险杠。胡导的个子高大,起码有一米七八,手上有力气,他俩把车头硬生生地抬了起来,两个前轮被抬离泥坑,我在后面使劲推。我咬牙推一次,车子就往前蠕动一下,一动一两尺。如是三次,终于车子出了泥坑。吴浩先上车,试着打火,打了几下,“轰隆”一声,叫起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赶紧上车,继续前行。车子翻过野猪岭坳口,一路就是下坡了,我们不仅赶得上篝火晚会和民俗表演,大块肉大碗酒的餐宴也不会缺席。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此时才刚过五点半,卡沙的晚餐是六点开席,不出意外的话,七八公里的下坡路半个小时足够了。这时暮色更浓了,我们对面那些高大的雪峰大多数隐匿进灰云和烟雾里,只有公路上方两三百米的土坡上的那条雪线还很清晰,它一直跟着我们的车子往前延伸,一副不离不弃、陪伴我们到卡沙的架势。

大约行驶不到五分钟,车身突然一歪,又停住了。我听到胡导对吴浩嘟哝了一句:“你是怎么开的,明明里面过得去,怎么又开进水洼里了。”吴浩和胡导坐在前排,吴浩开车,胡导坐副驾座。我坐后排,一直靠左侧,看着雪线,车停后,我从左窗移到右窗看。这一看,吓了我一跳,顿时冒出了比冰凉的额头更凉的冷汗。离车窗不到一尺远的地方,就是万丈悬崖,深不见底。悬崖下面应该是条大河,我猜是流经酉北市区的那条酉水河。我赶紧又移身左车窗,开门下了车。吴浩也下了车。胡导在右侧,直接开门下不了车,右前轮离悬崖不到半尺远了,他的双脚没有落地的地儿,只有等吴浩下车后,他才能从副驾驶座移到驾驶室才能下车。

胡导从驾驶座伸出一只脚,准备下车时,吴浩对他说:“你别下车了,掌方向盘,我和老郑去推车。”

看到这个泥坑不深,也不长,我松了一口气。吴浩让我站外坎,自己站在公路内侧,他给我说:“使足力气,我喊一二三,一齐发力。”三字一落音,我俩就一起使劲推,车子一下就动起来,出了深坑。这是下坡路,由于惯性的作用,我跟着车子跑了两米多远才放手,吴浩跑了起码最少五六米远,直到 “嘭”地发出一声响,车身剧烈地摇晃起来,他才放手,趴下地去。不知他是被车子的弹跳摔倒下地的,还是自己吓得趴下地的。我看到车尾弹跳了起来,后轮离地起码有一尺多高,接着身车一横,车尾甩出了公路,朝悬崖下滑去。我吓呆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声很大的闷响,是吉普车掉进河里传来的响声。

“胡导,胡导还在车上!”我对着吴浩大声地叫喊起来。

“胡导掉下去了?”吴浩从地上爬起来说,“狗日的,老子的车没了。”吴浩说胡导和他的车,不像他等红灯时那么急躁、气急败坏,更没痛心疾首的意思。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吓得连气都出不来了,他站起来后却半蹲着身子,揉他擦伤了的膝盖处。

前面爬起来一个黑影说:“我在这儿呢。”是胡导的声音。我惊喜地跑过去扶他起来说:“你没死呀!”我又对吴浩喊:“胡导没死。”

吴浩说:“我看到了。”

我扶起胡导说:“你真是贵人,福大命大呀。”

胡导心有余悸,声音都在抖:“前面有块大石头,我打不过方向盘,只好踩急刹,还是撞上了。幸亏车门没关紧,把我弹出来了。要不,现在已经喂鱼了。”

我看到那胡导的身旁横着一块大青石,椭圆形的。吴浩走过来说:“现在没车了,只好步行了。他妈的,老子的车没了。”

胡导有些生气地说:“你那破车值几个钱,还没我那套照相设备值钱。这个破车,方向打不了,刹车刹不了,早没早好,不然总有一天会害死你自己的。”

吴浩恶狠狠地说:“要不是陪你,老子才不会跑这条烂路呢,也晓得心疼你的相机,我的吉普再破,也是钱买的。”

胡导冷笑道:“你少送一笔回扣和贿赂,都不止这辆破吉普车钱。”

吴浩回嘴道:“那你怎么不少骗个人呢?”

胡导说:“你和李应全把款给我打了,我会跑来这个鬼地方吗?”

他俩都气急败坏,口不择言了,说的什么我听不太明白。但我感觉今天的吴浩怪怪的,怪在哪里我也说不上。一整天都是这个感觉。首先,吴浩是个爱显摆的人,一年前他就买了辆丰田越野车,今天开的却是旧吉普。这辆北京吉普是他七八年前做小包工头时买的二手车,那时就破旧不堪了。早上去送车,李应全都不好意思,一个劲地给胡导解释说今天卡沙的活动来了很多省州领导,局里没车了,请胡导委屈一下。吴浩舍不得他的新车跑这条烂路,可以理解,但确定走这条路明明是早餐时胡导听了李局长说到大青山的雪峰有多么美之后才定下来的,难道吴浩有先见之明,早就猜到了胡导会坚持走这条老路?其次,上车时吴浩抢先一屁股坐上了副驾座,说他昨晚酒喝多了,让胡导开,坐在吴浩身后,并没有闻到他身上有一丝酒味,直到爬大青山烂路时胡导不敢再开他才接手。再之,怎么说胡导也是李局请来参加市里活动的客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电视台制片人,哪怕他两年前陪过他一次,很熟,也不可能因为车掉进河里就对他恶语相加吧?

我只好上前劝解他们:“我们往前走吧,走到有信号的地方给李应全打电话,让他派车来接我们,再吵下去就看不到路了。”

非常奇怪,一刻钟前车陷在野猪岭坳口时,我还焦躁不安,情绪低落,现在车子掉进河里了,我反而冷静下来。此刻,我的心里只有庆幸,庆幸只是车子掉下去,胡导没有掉下去。这么大的一个事故,没有出人命,甚至受伤的人都没有,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这也是我厌恶他们争吵的原因。就说胡导吧,命都捡回来了,还有什么好吵的呢?至于吴浩,那个破吉普最多值几千块钱,要是胡导死了,光请人打捞尸体,都不止花这个数。

 

 

暮色更浓了,天真正要黑下来了。胡导一直紧贴着公路内坎走,走得小心翼翼,他被刚才的事故吓破胆了,生怕再一脚不慎跌下悬崖去。我们大约往前走了两公里,天就真正黑了下来。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但不是我想的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而是有一些莹白的光线。那是雪线之上的积雪反射来的光芒,看得清公路轮廓,但有时分不清路上的水洼,有好几次,我的脚就踩进了水洼里了,鞋子袜子全湿了。吴浩和胡导也一样,我能听到他们脚下传来薄冰碎裂的“嚓嚓”声。又往前走了大约一公里,我们终于看到前面有灯光了,胡导兴奋起来,对我说:“前面有村子,看看现在有信号了吗?给李局打个电话。”

吴浩问他:“你的手机呢?”

胡导没好气地说:“放在吉普的仪表盘上,掉进河里去了。”

我看了看手机,有一格信号闪闪烁烁的。电话接通了,李应全问我:“吴浩跟你在一起吗?让他说话。”他那边一片嘈杂声,看来晚宴已经开始了。

我把手机递给吴浩,只听吴浩说了一句:“车掉河了,但人都在。”

吴浩拿着手机往后退,一直退了好几米远,我听不清李局长说些什么,只听到吴浩“嗯嗯”地点头称是。过了一会儿,他撵上我们,把电话递给我说:“李局说车过不来,他见我们还没到卡沙,派个车来接我们,司机只开了两公里,开不过来,他要我们走去卡沙。”

胡导说:“他就不能让车回酉北,再从我们来的这条路接我们吗?”

吴浩火气很大地说:“这么黑的天,哪个司机敢走这条路,想不要命了?”

吴浩说得有理,胡导不做声了。今天吴浩的表现太奇怪了,白天时一路上他对胡导还尊重有加,处处顺着胡导,也聊得热乎,但一翻过野猪岭,他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暴躁,语言尖刻,动不动就是一副吵架的架势。胡导是李局长请来的客人,他不应这样。我跟吴浩打过多年交道,深知他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些年来,他对李应全几乎可以说极尽巴结之能事,按理说他不应该对胡导这么冲。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那处灯光不远的地方了。灯光是从一栋木屋里传来的,木屋位于公路之上、雪线之下的坡面上。朦胧中能看到三栋木屋的轮廓,它们相距不远,一字排开,但只有最右边的那栋射出光芒来,其它两栋黑灯瞎火的,没有任何光亮。灯光这么近,胡导仿佛就像看到一把可以抓到手的救命稻草一样,问我们:“去那户人家找点吃的去,烤烤火吧,我这双脚都冻木了。”

吴浩说:“不去,只有几公里就到卡沙了,李局还在等我们呢。”

我对吴浩说:“你还走得动。我是走不动了。”

吴浩突然冲着我发火:“他妈的郑健民,你怎么老是跟我作对!”

我被吴浩骂得莫名其妙,反唇道:“你今天怎么回事,我又没惹你,你冲我发什么火?”

吴浩说:“要留下你留吧,我跟胡导去卡沙。”说着,他就去拽胡导的胳膊,胡导甩掉了吴浩的手说:“我走不动,我要在这里借宿。”

 

这是一栋四壁木板安装得很紧凑的木屋,一正一厢,还有一幢吊脚楼,是非常典型的酉北农村民居。可能是住在深山老林的缘故,对外人保持着警惕,我和胡导敲了很久的门,才从里面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呀,么事?”

我隔着大门把我们的车掉进河里的遭遇讲给她听后,大门打开了,是一个白发苍苍、瘦小干枯、约摸六七十岁的老婆婆,她看到我们满身泥水,冷得哆哆嗦嗦,马上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里。正屋火坑里烧着大火,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张着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正惊奇地望着我们。小女孩大约十来岁的样子,与老婆婆瘦小干枯的形象相反,小女却很肥胖,全身肉嘟嘟的。老婆婆见我们鞋子都湿了,搬来很多柴禾,烧起了一炉大火。胡导脱了鞋子袜子,放在火旁烤,赤脚站起来,从身上掏出钱包,拿出两百块钱递给老婆婆,问他能否给我们做点吃的。老婆婆不接钱,二话没说就洗锅做饭。胡导趁她涮锅时,偷偷地把两百块钱塞进她棉袄的衣兜里。

老婆婆年纪虽大,手脚却很麻利,二十分钟后就做好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有大块的腊肉和自制的香肠、干豆腐、白菜和萝卜。一直不说话、只是睁着大眼睛看着我们的女孩子,也起身拿了碗筷。老婆婆骂她:“你不是刚刚吃过夜饭?”

“我饿了。”

看得出来,老婆婆平时就很惯这孩子。女孩胖,也真能吃,她吃得快,一会儿工夫就添了三次碗,起码吃了四五片巴掌大小的肥肉。女孩的吃相看得胡导满脸惊讶,有好几次,他停住咀嚼,举着筷子望着她,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口来。边吃饭边聊天时,我们知道这户人家姓单,家里有祖孙三人,爷爷是个民间鼓手,今晚去卡沙参加市里组织的表演活动了,不能回来。孩子的父母在广东佛山打工,每年要到过年时才回家一次。

很快,半锅饭一锅菜就被我们吃了个精光。放碗之后,我们继续烤火,老婆婆收拾完碗筷,也来烤火,胡导告诉老人家说,你家小姑娘要注意节食,要减肥了,老婆婆说:“这孩子就是好吃,饭量大,吃得比大人还多。”


 

小女孩子盯着胡导,满脸不高兴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就歪着身子在椅子上睡着了。老婆婆摇她,摇不醒,吃力地抱她,也抱不动。我刚想过去帮她抱孩子去房里睡,老婆婆把她摇醒了,女孩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被婆婆牵着进了火坑后面的房里。

衣裤鞋袜早就烘干了,现在我们的全身也暖暖的,老婆婆带孩子进房时,吴浩站起身来说:“饭也吃饱了,衣裤也烘干了,我们还是去卡沙吧,李局等着我们呢。”

老婆婆从房里出来,听说我们要走,热情地留我们:“这么晚了,外面又冷,天黑路滑,这地方,到处不是悬崖就是天坑,就在我家歇吧。”

吴浩说:“怕打扰你们呀。”

“你们太客气了,就吃个饭借个宿,哪要两百块钱,还偷偷塞进我衣兜里。”老婆婆有种揭穿胡导秘密的快乐,咧着嘴冲着胡导笑,“家里有的是房,孩子们打工去了,没人住。”

老婆婆不主动请我们留宿,我和胡导也会开口借宿的,我们才不管吴浩高兴不高兴呢。

老婆婆说完去张罗房间,吴浩没有坐下来,去了茅厕。这时,胡导把凳子移过来,凑近我说:“你不觉得吉普车掉下去得很蹊跷吗?明明公路那么宽,为什么他偏偏往外坎水洼里开,为什么前方几米远有块大石头,为什么那时刹车失灵了?”

胡导一连问了三个“为什么”,明显不是要我给他解答,而是告诉我说吴浩想谋杀他。尽管我觉得今天吴浩不对劲,但他不过是作为李应全的朋友来陪同胡导游玩而已,他跟胡导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谋杀他?吴浩是个老板,大忙人,牺牲了一天时间,现在又牺牲了一辆吉普车,可能就是心情不爽吧。你个胡导竟然怀疑人家要谋杀你,良心让狗吃了呀!要不是他刚才给那个老婆婆塞钱的小动作让我对他有了些好感,我根本就懒得理他这种疑神疑鬼的话。

我说:“都是巧合,偶然而已。吴浩的那车太烂了。”

胡导摇了摇头,一副高深莫测的语气:“一切的偶然都有其必然。”

这时,我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掏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接了,传来的是李应全压低着的嗓音:“你现在走出去,一直走到外面没人的地方,我给你说个重要的事情。”

李应全好像知道我坐在屋里烤火,但他的口气是命令式的,仿佛有一股魔力,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往门口走去。出大门后,李应全问我:“没人跟着吧?”

我说:“没人。”

李应全说:“你再走远一点。”

我下了阶沿,往左走,一直走到吊脚楼外侧的空地上。此时的天空比我们来时更亮了一点,朦朦胧胧的,一片白,离我几米远的上方是一大片银装素裹的树木,枝杆和叶片上都积着雪,但我周围的草地、灌木、果树上却没有一点积雪。我明白了这栋房屋刚好就在雪线之下。我记得妻子喜欢看一些风景画册,有一次她曾跟我讨论过雪线这个概念,她说雪线之上和之下完全是两个世界,之上冰清玉洁,之下杂芜不堪,一线之隔却泾渭分明。我不相信有这么神奇的一条线。我的理论是一线上下,几米相差,几乎没有气温差别,怎么可能一边白雪皑皑,一边片雪不存呢?现在雪线真真实实地摆在了我的眼前,我只要往前跨上几步,就可以一脚踏上它。

李应全在电话里大声地“喂喂”,我才回过神来听他说话。

“你认真听,仔细考虑明白。”李应全的嗓音依然是压着的,“今晚你和吴浩把那个客人做掉,我借给你的那五万块钱不要你还了。”

我感觉头皮一麻,愣住了。

李应全见我不出声,又说:“我会再给你十万现金,你跟吴浩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做,就今晚。”

我几乎要惊叫起来了。还好,我没叫出声来,我刚要拒绝,又听李应全说:“我晓得你现在的境遇不好,急需钱。拿这钱先把弟妹好好安葬了吧。你放心,等我当了副市长,我保证你会比前更发达。不要给我打电话了,你和吴浩商量,做得干净利索些,别留下尾巴。”

“滴”的一声,李应全挂了电话。

我完全懵了。胡导猜疑得对,李应全和吴浩真要谋杀他啊!

我在吊脚楼侧站了足足十分钟,回想着胡导的那几个“为什么”,梳理着今天一天的经过。想了好久,我才想明白李应全为什么要把我叫来陪胡导,他是想让我“见证”胡导不是被谋杀而是真正死于意外事故。这也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吴浩早上装醉酒了,因为出城时有摄像头,可以拍到确实一路是胡导自己开的车,自己车毁人亡的。吴浩一路上并不着急,硬要等到天快黑时才翻过野猪岭,他是想下坡时那次推车是在黑暗中,让我看不到车子被推出坑后他还在继续使劲推,从而让车失控撞在他们早就摆好的大石头上。那么之前的那次吉普熄火肯定也是他做了手脚,在拖延时间,等着天黑,否则不会一推出泥坑吉普马上就能发出叫声了。吉普翻过野猪岭后的那次熄火、推车、方向盘和刹车同时失灵、车撞上大石头、掉进河底,无疑是这个精心设计的谋杀的最精髓部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完美得无与伦比,简直可以作为“谋杀学”的经典范例。我相信凭吴浩那点脑筋,不可能想得出这么天才的点子,这个设计应该是李应全的杰作。他俩肯定先一天来这里踩过点。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谋杀胡导,肯定是胡导惹得李应全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我更想不明白的是他们的这个设计已经堪称完美了,如若不是吴浩百密一疏,没关紧车门,胡导不被弹出驾驶室,就是福尔摩斯转世,恐怕也得以意外事故来结案。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我的“见证”,胡导死了也是一桩意外事故的铁案,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拉来呢?难道他们以防万一失手后要我帮忙,要是我不同意,他们也会除掉我吗?

我开始想要不要蹚这趟浑水,我不是傻子,知道谋杀这种事的严重性,一旦败露,不杀头也得把牢底坐穿。李应全已经把我逼进墙角,无处可退了,不答应,他的秘密我已经知晓了,他不会放过我;答应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小孩子过家家游戏。我又转念一想,我现在正缺钱,十万块钱对我不只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更能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可以用这笔钱给妻子买块墓地,体体面面地让她入土为安,再用结余的钱上街摆个夜市地摊,开始新的生活。我左思右想,犹豫不决,直到老婆婆在大门口喊我去睡觉,我才感到从头到脚都凉冰冰的,全身哆嗦着发抖。 

 

 

胡导睡正房,我和吴浩一起睡在吊脚楼上。一进房,吴浩就问了:“李局给你说了吧?”

我“嗯”了一声,吴浩撩起羽绒服下摆,露出捆在肚子上胀鼓鼓的腰包,拉开拉链,掏出厚厚两沓钞票,递给我说:“这是两万订金,余下八万事成后李局给你。”

我没接钱,给吴浩说:“李局为什么要杀胡导?”

吴浩说:“这个你别问,不知道更好。”

我往床上一倒说:“你要是不肯说,我就睡觉了。今晚胡导就是安全的,你要是杀了他,我不举报,我就是同谋。他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你以为会像踩死只蚂蚁那样无声无息吗?”

吴浩的脸色很难看,说:“他狗屁个人物,就是个骗子,今天在酉北说他是个制片人,明天在酉南会说他是省厅级官员或大公司老总。”

我坐起来问:“你怎么知道的。”

“李局查过他的底细,那家电视台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前年李局不是跟他合作搞了一个宣传项目吗?给了他二十万,半年都没播出来,李局跑到那家电视台一查,才知道被骗了。”

“他骗了李应全二十万,还敢再来酉北。他疯了呀?”

吴浩叹了一口气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我还是疑惑,李应全为了二十万,不至于要杀人呀,追讨索回的办法多的是,胡导既然都来酉北了,把他扭送到公安局不就行了。我说:“既然是骗子,他就不可能是傻子,他还敢来酉北,一定是李应全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他想骗更多的钱,是吧?”

吴浩再次把钱递给我说:“你接了钱,我就不瞒你了。”

我想了想,接了钱。

我都有点不相信,我他妈竟然接了钱。二十分钟前不是还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吗?我怎么竟然就答应去杀人?是我对后面的故事太好奇,想听下去,还是我太穷了,心里想要那笔钱?看来李应全真是算准了我、吃透了我,我早就是他计划以防万一后的一颗棋子。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真想狠狠地扇自己一耳光。

我不想亲手杀人,诓吴浩说:“李局跟我讲好了,你动手,我只是协助你。”

吴浩爽快地说:“行。”

我把钱揣进了衣兜后,吴浩告诉我,前年李应全接待胡导去卡沙那次,是他陪着他们去的,从卡沙回来时,他们都喝醉了酒,他送胡导回宾馆房间,把手提包落在了房间里。那次接待李应全是他全程买单,给胡导的一万块辛苦费也是他出的,他就随身带了记录账本以备记下所有花费。这个账本不仅记录着这次的开支,也记录着七八年来从李应全当旅游局长时起他给李应全的所有回扣数目,以及他让他给市州领导送去的数目。第二天他想起来后,跑去宾馆拿,胡导已经走了,手提包在,那个账本却不见了。他给胡导打电话问,胡导说他从没见过什么本本,也没打开过他的手提包,吴浩也不敢声张,更不敢给李应全说。一个月后,有一天,他和李应全同时收到一个快件,里面装有那个账本的某一页复印件。胡导开始敲诈他们了。

“一年半时间,他已经敲诈我十五万,敲诈李局二十万了。”吴浩说,“不除掉他,他会没完没了地敲诈下去。这次他一开口就要李局给他二十万,要我给他十万,他说他得到内幕消息,明年四月政府换届,李局马上就会是常务副市长。他威胁说要么你俩一个升官一个发财,要么一起去吃牢饭。趁搞这个活动的时机,李局把他骗来了酉北,说是当面一手给他钱,让他也一手交回那个账本。李局知道他喜欢摄影,上次去卡沙他就一路拍个不停,所以选了这条路线吸引他来。”

我对吴浩有那么个账本不奇怪,因为我做建材生意时也有,我对胡导的单纯感到可笑。敲诈人家到这份上了,竟然还没想到人家会杀了他,还按人家的设计一步步往套子钻而感到可笑。只要他是个骗子,不是什么真正的制片人,我心理压力就小了很多,我问吴浩:“你有什么方案吗?李局说要弄得干净利索,大家都不想坐牢,对吧。我们得好好谋划一下。”

吴浩说:“等老婆婆睡着后,我们叫起胡导,就说有车来接他了,把他骗到公路上,弄死他,我俩把尸体背到吉普车掉下去的地方,伪造成车祸事故。”

我断然否决:“不行,你以为警察和法医是吃素的吗?不说那对婆孙见过我们,把尸体丢进河里总会被捞出来,法医就鉴定不出他是被掐死或砸死后丢进水里的?”

这么馊的主意他都说得出来,吴浩的智力真是比一头猪好不了多少,这也证明了前面那个完美的设计确实是出自李应全这个高智商人的脑壳。

吴浩又说:“要不先把他们都掐死,然后一把火烧了屋?”

我吓了一大跳说:“你个狗日的疯了啊,弄死一个骗子,万一败露,我们最多判个无期,还加两条人命,那是斩立绝。再说,人家老婆婆跟我们无冤无仇,好吃好喝招待我们,干嘛要弄死人家。还是个人吗?”

吴浩问:“你有什么好主意赶快想,反正那个骗子不能活过今晚,不然我和李局随时可能被他送进牢里去。那个狗日的就是一枚定时炸弹,我可不想去坐牢。”

我对吴浩说:“我也不想为了点钱进牢里去,所以计划必须要周密,像上一个那么完美最好。”

吴浩说:“完美个屁,还不是失手了。当时我给李局说过,不要放那么大的石头,换个小的,他不听。”

我说:“明明是你自己没关紧车门。”

吴浩就不做声了,我想了想说:“只有一个办法,等一下我们把他骗起来,往卡沙去。肯定会有小路,我们不走公路,走小路,到时把他推下悬崖,警察调查时我俩就说是他自己失足跌下去的,只要我们一口咬定,同时统一下为什么半夜里他想赶去卡沙的口径,譬如他是啥时起来喊我们走的,以及一路上直到他摔下悬崖的细节,都要统一。只要我俩口径一致,不说漏嘴,谁也没有办法定性他是被我们谋杀的。”

吴浩说:“这个主意好是好,但我不晓得不走公路,会不会是在悬崖上走呀。”

我说:“关键是我们要把他往悬崖引,到时我们可以说是迷路了。”

“哪时去叫他?”

“现在刚睡下就去叫,逻辑上说不通,等到凌晨三四点吧。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是他催我们上路的,他没手机,我们可以说他可能一觉睡醒后误以为天亮了,来叫我们赶去卡沙。”

“就这么着。”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被子不算薄,最少也在十斤左右,盖在身上一点也不暖和,全身冷飕飕的,像是睡在冰窖里一样,我的额头和脸颊却烧得滚烫滚烫的,我知道这不是发烧,而是害怕。吴浩已经睡着了,打起了鼾声。他的鼾声不大,但均匀、流畅,杀人未遂和即将杀人,他竟然睡得这么熟、这么香,可见他心里没有一点压力和负担。难怪他能从一个民工做到大老板,要么他以前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要么他就是一个天生的坏人。我就不行,睡不着就是因为害怕。我想了很多事,想到万一败露后怎么办,想到了死去妻子的骨灰盒……正胡思乱想、迷迷糊糊时,门外传来“砰砰”的敲门声,我忙问:“谁呀?”

我心想不会胡导一觉睡醒真找不着北了,自己主动叫我们去卡沙吧?吴浩也被惊醒了,一个翻身就坐了起来。 

 

 

“我家丫头得急症,痛得满床打滚,两位大哥,快来帮我看看呀。”是老婆婆焦急的声音。

我马上开了电灯,穿衣起床。出房时,听到吴浩嘟哝了一句:“他妈的,咋又出名堂了。”我跟着老婆婆急忙下楼,走进堂屋时,胡导也披衣出来了。在堂屋里就能听到孩子的呻吟声,进了房里,看到她满脸通红,被子上、床下面一片狼藉,全是呕吐物。胡导摸了一下孩子的额头,说在发烧,又翻开她的眼皮看,问孩子哪儿疼。她的脸上表情非常痛苦,额头上淌着大滴大滴的汗水,嘴唇发白,有很多卷起的大块的皮屑。她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胡导用手去压她的小腹和胸腔部位说:“疼时就大声哼一声。”

胡导按压的手法非常娴熟,我很惊讶地问他:“你是医生吗?”

他没回答我,问老婆婆:“家里有阿托品吗?霍香正气水也行。”

老婆婆说:“你讲的是药吗?我家里什么药也没有。”

胡导说:“孩子这是急性肠胃炎,有脱水症状了,得赶紧用药,最好是能输液,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老婆婆急得快哭出来了:“这深更半夜的我去哪买药啊,要买也要等到天亮后。”

胡导摇头说:“等不及了,得赶紧送医院,离这里最近的卫生院有多远?”

老婆婆说:“要到乡里才有卫生院,离这里最少有二十里路。”

胡导说:“那太远了,附近有村医务室吗?能输液就行。”

老婆婆说:“村医务室也要到卡沙才有,离这里七八里路。”

胡导说:“那就去卡沙。”他去抱孩子,抱了一下没抱动,说:“这孩子太沉了,以后要注意饮食,控制下她的食量。”他又对我和老婆婆说,“你们别愣着呀,赶快帮忙,我们背她去卡沙。”

吴浩也跟进房来,对胡导说:“你瞎胡咧什么,你是医生吗?”

胡导看了他一眼说:“我是卫校毕业的,进电视台之前做过六年医生,如假包换。”

老婆婆感激地说:“感谢老天,碰到贵人了,这孩子要是没了,儿子媳妇回来,我咋交差啊。”

胡导背着孩子出门了。我们跟着他。他走得太急,背了五百米远,就背不动了。我替换他背孩子。这孩子确实很沉,比我妻子重多了,这几年来,我常常背着妻子上楼下楼,我家住七楼,没电梯,我一口气能背她上去。她去世前体重还有七十八斤。这孩子我背了大约五百米,头上的汗水就直往下掉,衣服也湿透了。我咬牙坚持,背了约一千米时,老婆婆就把我们带出了公路之外走在小路上了。她说:“翻过了这座小山,再下去几里路,就到卡沙了。”翻山的时候,小路还不算崎岖,就是坡度太陡,我又坚持了三四百米,实在背不动了,我让身后的吴浩替我,吴浩不肯,说:“我这两天肩周炎犯了,背个空背篓都会疼死人。”

老婆婆要替我,胡导说:“算了吧,我来背,你老人家背不了三十米又要换人,老折腾对孩子更不好。”接下来,就是我俩替换着背。爬坡时,孩子没有呻吟声了,胡导怕她昏迷,时不时要喊她一声,问她还疼不疼、想不想呕吐。

走在公路上和爬坡翻山的时候还好,能隐隐约约看见公路和坡路的路面,天空跟我们睡觉前一样,一片莹白。我们一直是在雪线附近走的。它有时离我们几十米远,有时只有几米远。开始下坡的时候就麻烦了,下了几百米之后,离雪线就很远了,看不到它了。天空虽然不是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们是在树林里穿行,树枝和叶片上没有一粒雪,就没有反光,树林里黑魆魆的,路面一点也看不见,只有老婆婆一支电筒,电池不足了,光线有些昏暗,只能照得到一两个人看得清的路面范围,胡导背着孩子,老婆婆就在他身后给照亮前面,因为我和吴浩有手机。我的老式菲利普手机,虽然亮光不强,但照我一个人还勉强可行。吴浩的手机上有电筒,照他自己更是绰绰有余,他又不肯背孩子,也就没人管他。可是我一替换背孩子时,老婆婆就要给我照亮,胡导还是走在最前面,他不肯走后面,碰上路面特别崎岖时,老婆婆既要给他照前面的路,又要回身给我照路。因此,我们就走得非常慢。

胡导已经在提防吴浩了,但他没有提防我。

下山的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难走了。路越难走,背着孩子就越累,我和胡导替换的次数就越多。有时路面很窄,只有巴掌多宽,是在荆棘里穿行。老婆婆一再提醒我们慢点、稳当点,她说别看四周是芭茅和刺丛,其实路外坎就是悬崖,跌下去就是不死都难得活过来。

胡导说:“早知小路这么难走,走公路还快一些。”

老婆婆说:“公路走不了,下雪那晚塌方了,都堵几天了。”

好几次,在胡导背孩子时,走在我后面的吴浩悄悄地拉我衣角,意思是告诉我现在是动手的最好时机。吴浩确实想动手了,有几次,路面稍微宽了点的时候,他就想抢到我前面去,找个时机把胡导推下悬崖。吴浩因为不背孩子,一直走在最后面,而胡导不管背不背孩子,都是走在最前面,吴浩不超过我和老婆婆,就没机会下手。每次他想超我,都被我挡住了,过不去。我对吴浩想这时候动手感到非常愤怒。现在确实是下手的好时机。胡导背着孩子,只要趁老婆婆不主意,推他一把,或者绊他一下,胡导就得栽下悬崖。只要老婆婆没看到他推了或绊了,那么胡导就是自己失足跌下悬崖的,他的死就与我们无关。可胡导背着孩子呀,那是两条人命,我绝不允许他这时动手。我背孩子的时候,吴浩更过不去。虽然中途有两次换人背孩子时是在较宽的地方,我、老婆婆、胡导,我们接孩子下肩,抱孩子上肩,把路堵死了,加上我故意阻拦,吴浩找不到机会超过我和老婆婆,一路上他还是掉在最末尾。 

 


我很后悔答应李应全,当时我就应该一口回绝他,更后悔接了吴浩两万块订金,真是鬼使神差,我竟然就接了钱!现在,我怎么看胡导都不是一个骗子,而更像一位医生。我也做过六年教师,我懂胡导这种对孩子的生命的怜惜。都说教师和医生,一个是拯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是拯救人类生命的白衣天使。胡导虽然成了一个骗子,今晚他仍然是一位天使,而我这个曾经拯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人却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即将沦为一个魔鬼,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吴浩在背后一直嘟哝着,不时地扯我后背的衣角,催促我让他上前。我回头低声地说:“路窄让不开,你他妈的要抢道从外坎抢,要是把你挤下去了可别怪我!”

我的语气有点凶狠,吴浩不敢过了,他怕万一我屁股一摆把他送到悬崖下去。

我下了决心,至少胡导背孩子时,我决不会让吴浩得逞,我只能守住这一底线了。胡导不背孩子时,吴浩要动手我不阻拦,但我自己决不会动手。

我们不知在悬崖上走了多久,这段路一直是我背着孩子的。路太窄了,不仅吴浩超不过我,我连让胡导替换我都不可能,我只有咬牙挺住。身上有重负,我的灵魂就暂时不会沉重,这让我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这种身体上的充实替代了我灵魂里的羞耻,我觉得很惬意。胡导还是走在最前面,老婆婆走在他后面,我的前面,我双手要努力地托住孩子,自己用不了手机照亮,老婆婆给胡导

照一下前面的路,还要回身给我照,走得十分小心翼翼。我头上的汗水一滴滴地往下掉,一是累,一是得盯着路,神经绷得太紧。

我已经背孩子不下半个小时了。我感觉背上的孩子越来越沉重,我的腰也越来越往下弓了,我感觉已经累得受不了,在咬牙切齿坚持时,我看到远处亮着很多灯光。不用猜,那里是卡沙,只有景区的卡沙村才会有路灯亮通宵。胡导也看到了灯光,自言自语地说:“快到了吧?”他回头喊了几声我背上的孩子,孩子也应答了他。这时路面上砂子多起来了,很滑,老婆婆提醒我们:“前面有个拐,等下要小心点,又陡又滑。”她话音刚落,胡导就发出“啊”的一声叫声,我抬头,看见两米远的胡导的身子晃动起来了。他像突然疯了一般,张牙舞爪地叫喊着。只一眨眼工夫,他的身影就不见了。胡导滑了下去。老婆婆赶紧往前跑动几步,喊他:“你要稳住呀,抓住树枝啊,别掉下去。”

等我走到胡导摇晃身子的地方,已经看不到胡导了。他掉下悬崖了。这里是一条陡坡的转角,有一道只有二三十厘米的土坎,由于常年雨水冲刷,形成了一个两块脚板大的凹槽。凹槽里全是巴掌大小的活动的砂石块,凹槽下是铺满细小砂石的陡坡路。胡导刚才肯定是一脚踩进凹槽里的石块上,石块滑动了,所以他的身子才会剧烈晃动。他最终没有稳住身子,从细砂石的路面滑下了悬崖。他穿的是那种能咬泥的登山鞋,但它不咬砂石块,也不咬砂石路面。

我背着孩子小心翼翼地下了坡,放下孩子去看,老婆婆还蹲在胡导滑下去的地方喊他,她的喊声带着哭腔,我和吴浩趴着身子往下看,下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又用电筒照,电筒光只能照到下面有一些藤叶,其他什么也看不到。

我问老婆婆:“这里有多深?”

老婆婆“哇”地哭出了声:“至少有一二十丈深呀。”

吴浩说:“他多半没命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个结果。吴浩更想不到,他和李应全精心设计要杀死这个人,这个人命大福大,奇迹般死里逃生,想不到仅仅几个小时后,没等吴浩再次动手,他自己却摔下了悬崖。吴浩兴奋得马上就给李应全拨打电话,他甚至没有走多远,说话声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只说了一句话:“放心,郑健民已经做好了。”

我没听错,他说是我做的。

接着他又按李应全的指示,给110打了报警电话。

孩子还得继续送医院。吴浩留下来等警察到来,我又背着孩子和老婆婆一起去卡沙。到卡沙医务室时,四点过一刻,天还没亮。医生说,这孩子要是晚送来两小时,那就没救了。

天亮后不久,一支由警察和消防队员组成的搜救队找到我和老婆婆。吴浩说不清胡导掉进悬崖的具体位置,但他给搜救队提供了胡导是送一个孩子急诊时掉下去的,现在那个孩子在卡沙医务室里。于是搜救队就找到了我们。我和老婆婆又带着他们去找胡导,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李应全与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搜救队员吊绳索下去,很快就把胡导弄了上来。警察不让我们上去,我和老婆婆、李应全在下面几百米的一个土坪里等着,我们都没见到胡导最后一面,他抬下来时用一块

白布蒙着,经过我们身边时,李应全想上去揭开白布看一眼,被一个警察粗暴地推开了。老婆婆哭了起来,我也忍不住,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天我是中午坐李应全的车回市内的,他和司机一直送我到家门口。下车时,他从车窗里给我递过一条芙蓉烟说:“拿去抽吧。”

我说:“我不抽烟。”

他说:“让你拿你就拿,哪有那么多废话。”

回家后,我拆开包装,里面有八万块钱。

胡导是自己摔下去的,不是我推的,也不是吴浩推的,老婆婆可以作证,那个孩子也可以作证,吴浩为什么给李应全说是我做的呢?我想了两天,想不明白。他是想让李应全出那笔钱封我的口吗?想了两天,我只想明白一点,我不能收这笔钱,因为我没有杀人,一旦收了这笔钱,那么我就是个杀人犯了。至少在李应全和吴浩的眼里是。第三天,我让我弟弟想办法给我凑了五万,把十五万块钱放进一个纸袋里,提着去了李应全家。那天李应全不在家,我把钱交给了他老婆。

还钱的第二天,我在家吃午饭时,打开电视,看到一个卫视频道在报道胡导舍己救人的事。这个卫视台正是李应全给我讲的胡导供职的那个台。我是从半途看的,也看出了一些名堂来,原来胡导真名叫胡景象,吴浩骗了我,他不是无业游民,而是这家卫视台的广告经营部人员,是他们台的正式编制,好像还是一个什么科室主任或副经理。我在电视里还看到了李应全、吴浩和老婆婆接受采访的画面。吴浩讲述的从小女孩子发病到胡导坠崖的过程,与那晚的事实基本上出入不大。看到最后,我还得知胡导并没有死,我看到了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镜头,全身绷带绑得像个白粽子,鼻孔嘴巴里插满了导管。

 

 

第二年四月,李应全顺利地当上了副市长。又过了几年,吴浩也成了酉北市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李应全经常在酉北台新闻频道出镜,吴浩的楼盘广告出镜频率比李副市长更高。我还是老样子,穷人一个。我在家门口的那条小巷里摆了个夜市摊,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挣钱还债。生意好的时候一晚能纯赚好几百块钱,不好的时候也能赚个百把两百块,我所欠下的几十万元债务,差不多快要还完了。我妻子的骨灰盒还摆在家里的神龛上。我现在既没女朋友,更没结婚,这事就不急了。我想让她在家里多陪伴我一些日子。

从卡沙回来后,我再没见过李应全,也没见过吴浩。他俩谁也没打过我一次电话,我也一样。我也不知道胡导最终是死了还是活着。我现在很忙、很累,每天凌晨四点多才收摊,除了睡觉前或睡醒后偶尔翻翻妻子生前留下来的很多有雪山和雪峰的画册,我不想也不愿回忆任何过去的事,更特别羞于回忆那晚的事,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夜晚,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我想,对于李应全和吴浩来说大致也如此,他们不仅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就连私密聚会时,也绝不会再提及一次吧。



刊于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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