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孩子：绑匪抓到了，可儿子到底在哪里 | 人间

Original 深蓝人间theLivings 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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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蓝」合集 52 个

#消失的孩子 2 个

“3·15”绑架案已发案2个月了。警方虽然调配了海量的人员、物资和设备，又有上级专家和兄弟单位的协助，但依旧迟迟未果。两封勒索信、令人生疑的赎金数额之后，绑匪却忽然销声匿迹了……

配图 |《孩子们》剧照

前言

2013年10月，上级指令我去参与一起刑事案件的侦办工作，探组探长是张武警官。此前我俩也在同一个班，平时他管刑侦、我搞治安和社区，彼此很熟悉。

接到命令后，我便去问张武案件的情况。张武告诉我，那是一起陈年旧案，现在有了点新情况，所里刑侦人手不够，才把我调了过来。

案件发生于11年前，2002年3月15日18时许，机械厂小区居民孔强匆匆赶到南关派出所报案，称自己6岁的独生子孔爱立遭人绑架，请派出所立刻派人跟进。孔强说，当天上午9时许，孔爱立出门玩耍，直到午饭时都没有回家，孔强夫妇出门寻找未果，却在自家门口停放的奥迪轿车雨刷器下发现一封勒索信，上面用蓝黑色钢笔写着：

“儿子在我手上，32万保平安，莫报警，否则收尸。”

孔强夫妇吓坏了。

孔强要马上报警，但妻子杨梅不同意，说勒索信上都写了，报警会害了儿子。两人争论了许久，直到傍晚时分，孔强才下决心报了警。

绑架案情事关重大，派出所立即上报到市局，市局经研究后很快排除了恶作剧的可能，指令南关派出所将案件移交至市局刑侦支队处置，支队接手后成立专班，将案件名称定为“3·15绑架案”，并马上安排人员着手侦查。

张武当年28岁，是南关派出所的民警，事发不久前因能力突出被借调至市局刑侦支队三大队，“3·15绑架案”案发后，他也作为刑侦骨干进了专班工作。

我们所在的城市位于中部省份的老工业基地，60年代因三线建设兴起，整个城市犹如一个巨型工厂，居民几乎都是国企职工，言行举止间也严格遵循着厂矿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

城里的外来无业人口很少，本市有家有业的职工也很少会涉嫌这类案件。张武说，他都记不清在“3·15绑架案”之前发生的绑架案是在什么年代了。

那时候的公安机关不像现在，没有DQB（“大情报”，公安局移动警务系统）平台，没有“四侦一化”（网侦、刑侦、技侦、视侦和公安信息化），甚至社会街道上的视频监控都少得可怜，发案后，民警能做的只有搜集资料和走访排查。

被绑架的孔爱立是南关派出所辖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其父孔强32岁，原市机械厂职工，几年前辞职下海经商，案发时在省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母亲杨梅30岁，是市某单位的财务人员。

孔强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1998年机械厂改制，他本不在企业“建议买断”人员名单中，但他想趁年轻出去闯闯，便主动辞去了公职。后来孔强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省城忙生意，节假日才回家。他原打算让妻子一起辞职，一家人都去省城生活，但杨梅在机关工作，还是干部编制，多有不舍，夫妻二人只好两地分居。

张武在走访中得知，孔强夫妇平时为人和善，不曾与人结仇，双方父母以前也都是国企职工，安分守己了大半辈子，从没听说有过什么仇家。

据孔强以前的同事、朋友和邻居反映，孔强为人热情，朋友多，以前在机械厂上班时，经常邀请大家去他家做客，平时朋友间有什么事情，他也都会尽心尽力地帮忙，没听说他和谁结过梁子。当然，大家也都说孔强比较有钱，不说别的，光是那辆奥迪就值些钱——要知道，当时机械厂领导的座驾才是一辆桑塔纳2000。

孔强也承认自己的确是赶上了好时候，加上省城亲戚帮衬，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些钱。也是为了谈生意方便，才买了这辆车，但很少开回家来，一直在省城店里放着。至于原因，孔强解释说机械厂效益一直不好，宿舍区住的大多是原来机械厂的职工，经济条件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私家车还是比较扎眼的物件，孔强不想显得太招摇。这次把车开回来，本是要接家里一个亲戚去省城治病，没想到才回来没几天，儿子就出事了。

经过专案组的研判分析，绑架的疑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那封勒索信的内容——勒索信字迹工整，写作之人硬笔书法很不错，从遣词造句的简练文风来看，应该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其次，勒索信所用纸张尺寸约为64开，上有红色横线，像是某些单位发放的工作记录本，不排除绑匪有正式工作的嫌疑；

第三，绑匪虽然提到“32万保平安”，却没有告诉孔强夫妇如何交付这笔赎金，这说明之后绑匪很可能还会联系孔强；

最后，就是那笔“32万”的赎金——以往绑架案中很少遇到这样“具体”的赎金数额，“要么十万八万，要么三五十万，要32万是啥意思？”张武说。更为可疑的是，根据警方调查，当时孔强家中的定活期存款总额正好就是32.6万，绑匪提出的这一数额，不知是不是巧合？

此外，孔强也提供了一条线索：中午他出去寻找儿子，去了几个平时经常与孔爱立一起玩耍的孩子家。其中一个孩子说，大概在上午11点左右，看到孔爱立与一个“瘦瘦的叔叔”走在一起，但孩子没记住那个“叔叔”长什么样子。

基于上述疑点，警方将侦查视线大致锁定在“男性，偏瘦，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有正式工作单位，与孔家关系较密切”的范围内。随后，一路人马开始排查可疑人员，另外一路人马紧跟着孔强夫妇，等待绑匪再度现身。

2002年3月17日，孔爱立的失踪第三天，绑匪果然再度“联系”了孔强夫妇。那天夜里，绑匪把勒索信绑在石头上，砸碎窗玻璃投进杨梅办公室内，第二天，杨梅的同事发现勒索信后交给了警方，上面依旧只有一句话：

“敢报警，嫌儿子命长？速销案，置钱于兴业路垃圾站。”

警方吃了一惊，赶紧向孔强核实还有哪些人知道他报警的事情。孔强说事发之后，除了自己和妻子外，只有父母和岳父母知道情况，但这是有关儿子生命安全的大事，自己家人绝不可能在外声张。

“警察这边有纪律，涉案即涉密，没人对外说起绑架案的情况，孔强那边也说没泄露过消息——这样事情就蹊跷了，绑匪怎么知道他两口子报案了呢？”张武说。

但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

第二封勒索信上，绑匪明知孔强报警，但依旧给出了收钱地点——兴业路垃圾站。此地距离主城区较远，旁边是省道和国道的交汇处，交通便利，确实是个收赎金的好地点。警方计划让孔强按照绑匪要求放置赎金，然后在垃圾站附近部署好埋伏，一旦有人“收钱”，就地实施抓捕。

张武把那时的情况称为“守株待兔”，但不料“株”种好了，“兔”却一直没有来——警方在周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孔强夫妇也凑齐了赎金放在兴业路垃圾场内，但所有人全神贯注守候了5天，并没有人前去“收款”，反倒是那包现金差点被垃圾站的工作人员当做垃圾处理掉。

事实上，绑架案中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警方也并未气馁，依旧一边继续调查孔爱立去向，一边等待绑匪再次发声。

然而，绑匪自此之后却销声匿迹了。

到了2002年4月初，案发过去半个月了，孔强夫妇再没收到来自绑匪的信息，民警也未能锁定绑匪身份，被绑架的幼童孔爱立，更如凭空消失了一般。

“怎么会这样？”我问张武。他说当时所有人都很懵，大家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谁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当时都排查了哪些人？”

张武说，市里几乎所有有嫌疑的都排查了。中小学教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从事行政、文字工作的职工、甚至一批实习大学生，统统都被纳入了排查范围。

警方着重排查了那些从事过或正在从事文字、教学等工作的人群，甚至采集了他们所有人的文字笔迹用作“文检”。但最终，所有被调查的人员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有的是没有作案时间，有的没有作案动机，有的笔迹不符……后来，警方只得将孔爱立的照片印了几万份，贴满大街小巷，目的只有一个：悬赏寻找那些“3·15”案发之后见过孔爱立的目击者。

到2002年4月中旬，案发已接近1个月，关于绑匪的线索依旧一无所获。警方这边倒是接待了不少前来提供线索的热心群众，有的说在公园见过“一个女人带着孔爱立玩碰碰车”，有的说在菜场见到“一个老头带着孔爱立买菜”，还有的说“XX村的刘瘸子家突然多了一个男孩，像极了孔爱立”，甚至有人说，自己在北京出差时见过孔爱立……

但经过警方核实，这些线索全是假的。

孔强夫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两人终日以泪洗面，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就不该报警。

杨梅没日没夜地与孔强吵架，怪他之前不顾绑匪威胁非要选择报警，如果当初把那笔钱给了绑匪，或许儿子早就回来了：“钱没了可以再赚，儿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孔强也完全放下了省城的生意，天天蹲在公安局询问儿子的消息，专案组只能一再解释说，案子正在全力以赴调查，但涉及到具体的侦查细节，又没法跟孔强详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由期待变得焦躁，慢慢地又变得愤怒异常。

私下里，孔强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他通过朋友从省城找来了“私家侦探”和各种“大师”、“仙人”，希望通过这些途径找到儿子，但钱花了不少，最终却发现那些人大多都是来趁火打劫的。

“能找的地方全找了，能查的人也全查了，后来排查范围也不再限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文字功底’，觉得哪个可疑就查哪个，辖区那些有过犯罪前科的、吸毒的、赌博的更是全被拎出来筛了一遍，连那些在银行贷过款、做生意欠着钱的人都没放过，最后就差按一家家去搜人了……”张武说。

但一切似乎都是无用功。

专案组请来省厅专家支援，省厅专家看过案情后，都说“3·15”绑架案不容乐观：一般绑匪绑架人质后，都会急于跟人质亲属联系，他们要的是钱。但这次绑匪却失联了，情况十分诡异。省厅专家说，通常情况下，绑匪不可能供养人质长达1个月，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绑匪不再联系孔强夫妇，那么孔爱立的去向可能有两种：一是已经死亡，二是被拐卖去了外地。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孔家人难以接受的。

“那起案子最终破了没有？”我问张武，他点点头，说破了。我又问是怎么破的，张武神情有些许骄傲，点了支烟，说，“那事儿还挺有戏剧性”。

2002年5月中旬，“3·15”绑架案已发案2个月了。警方虽然调配了海量的人员、物资和设备，又有上级专家和兄弟单位的协助，但依旧迟迟未果。侦查手段用尽，再耗下去也是浪费人力和时间，儿童节前夕，公安局经过慎重考虑，准备解散专案组，所有民警返回原工作岗位，案件交回南关派出所，由派出所负责继续跟进线索。

“专案组解散那天，我们通知了孔强两口子，但没好意思明说，只是告诉他以后再问案子直接去南关派出所，不用再来局里了。孔强两口子也没说啥，可能心里面也认了，杨梅还向我们致谢，说我们辛苦了，搞得我们心里既难受又难堪。”

没想到，专案组解散仅仅5天之后，案情就峰回路转了。

“2002年6月6日，市劳动技术学校发一起盗窃案，库房里存放的一批教学设备被盗了，案值挺高，我接到上级命令，去劳动技术学校出现场……”张武回忆说。

那天，张武进入了劳动技术学校的库房，看完现场准备离开时，目光一下被库房的东墙吸引住了。东墙上有一整块墨绿色黑板，黑板上画着一张过时的板报，是用白色油墨写成的，大致内容是“迎接新世纪”，看板报绘制的时间，应该是在99年底。而书写板报的字体，张武实在觉得似曾相识。

那两个月，张武反反复复看着两封勒索信不知道多少遍，每一个字都印在了脑子里，“我当时第一眼就觉得黑板报上的字体与勒索信上很像，但具体哪里像，我又说不出来，我毕竟不是专业搞文检的，也拿不定主意……”张武说。

张武给黑板报拍了张照片，叫住了之前接待他的学校保卫处长，问他这张板报是怎么回事。保卫处长说这库房以前是学校礼堂，两年前学校新建了多功能礼堂后，旧礼堂便成了现在的库房，这张板报因为是用油墨写的，也擦不掉，就没再管它。

张武问保卫处长是否记得这张板报是谁写的，处长说不知道，但可以去帮张武打听。

很快，保卫处长的消息就问回来了。画黑板报的是学校一名姓刘的青年教师，两年前，他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为一场全校范围内的演讲比赛画下了这张板报。

张武让保卫处长把刘老师约出来聊聊。保卫处长此前在绑架案中也配合过警方工作，明白张武的目的，便说：“这个人你们查过了，文字材料也交过，后来你们说没有问题。”

张武这才想起来，之前为文检部门“取样”时的确找过劳动技术学校，采集过几位青年教师的笔迹资料，其中也包括这个刘老师，确实没查出什么来。

但张武还是觉得应该和这个刘老师见一面，因为黑板报上的字迹实在令他生疑，保卫处长只得给教务处打了电话，教务处反馈说刘老师这会儿有课，应该正在上课，他们会通知刘老师的，让张武先去刘老师办公室等一会儿。

张武和保卫处长一起去了刘老师办公室，当时办公室没人，张武坐在刘老师办公桌旁，打量着他摞在桌上的东西。看上去刘老师是教语文的，张武从书立里拿起一个软皮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字。张武左看右看，觉得跟勒索信上的字迹实在不像——非但不像，简直是判若两人——笔记本上的字体相当潦草，乍一看就像一丛乱草。

他翻开扉页看了一眼，确实是刘老师的名字。张武又抽出几个本子，有用完的教案本、会议记录本，打开看，也都是这样的“乱草”，

张武实在想不通，转头把笔记本递给保卫处长：“你确定写黑板报的是这个刘老师吗？”保卫处长接过笔记本看了又看，可能也觉得不像，说自己还要再问问。

保卫处长又打了一圈电话，还是说应该就是刘老师，但又不好确定，毕竟过去几年了，没人确切记得那时候究竟是谁画过这么一张黑板报，只是那段时间这个刘老师在团委工作，办黑板报之类的事情确实归他负责。

张武说那咱就先等他下课吧，问一句，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刘老师名叫刘小明，时年31岁，未婚，1994年毕业于省内某知名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年分配至本市劳动技术学校担任语文教师。

张武给我说的时候，我心中一惊：这个刘小明是我所在派出所辖区内的“重点人口”，早年因绑架罪被判入狱，1年前服刑期满。此前我看他的档案时，还有些好奇，一名在编教师，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我也曾在季度访谈时问过他，当时，刘小明只是简单地对我说，自己当年就想搞点“快钱”，才误入歧途的，然后话锋一转，只说感谢这些年党和政府对他的教育，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一定重新做人——没想到这个案子就是他做的。

张武说，那天他心里也充满了疑问，计划了很多种询问方式。他自认为，跟老师讲话不能像平时审犯人一样直来直去，应当想一个双方面子上都能接受的方式，毕竟自己也只是怀疑那张黑板报的字体而已。

但可惜的是，那天张武没能在办公室等到刘小明。下课铃响了，刘老师没有回来，上课铃又响了，还是不见刘老师的影子。

张武问保卫处长有没有跟刘老师说清楚，保卫处长也很纳闷，叫来了教务处老师，教务处老师说自己刚才是亲自去班里找的刘老师，话也说清楚了，“有位警官找你，在你办公室等”。

张武让教务处老师带自己去刘小明上课的教室，发现刘小明并不在那里，问学生，学生们说刘老师课才上了半截，就让大家自习，说自己家有急事便走了。

张武心里一惊，赶紧让保卫处长联系门卫，门卫室说大概半小时前看到刘小明神色匆匆地出了校门，门卫向他打招呼，他都没搭理。

“刘小明跑了？！”我问张武。

张武点点头，说他不跑还好，说实话，那时自己只想找他了解黑板报的情况，但他跑了，就可疑了。

张武立即向上级汇报，上级一边派人寻找刘小明，一边指令张武在学校继续调查刘小明的详细情况。

“这一查，就真发现问题了，在几份刘小明入职时填写的档案文件中，我找到了与勒索信十分相似的字迹……”张武说。

那天下午，刘小明在市客运站被警方截获，面对询问，刘小明称自己并非逃跑，而是有急事要回老家。警方随即联系了刘小明老家亲属，揭穿了他的谎言，然后出示了相关文书，带刘小明回他住处进行搜查。

在刘小明住处，民警发现了那个64开的工作记录本，纸张与两封勒索信所用纸张相同。此外，又在刘小明住处床下角落发现半截断掉的手链，经孔强夫妇辨认，手链系孔爱立失踪时所戴。

刘小明再也无可抵赖了。

面对刘小明，警方讯问的首要焦点就是绑架孔爱立的动机。

身为教师，刘小明每月有固定收入，且他本人也没有吸毒、赌博等恶习。张武说，刘小明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按道理也没有“以绑架获取金钱”这种极端做法的动机，他搞不清楚刘小明铤而走险的原因。

刘小明给出的理由是，在外人看来自己学历高、工作稳定，但其实一直以来自己过得都很憋屈：毕业时，同班同学有的留在了省城，有的去了政府机关，还有的分到了著名初高中学校任教，而自己却来到了这个小城市。几年过去，其他同学都混得风生水起，自己却一直没什么起色。

刘小明谈过一次恋爱，但在结婚前夕和女朋友分了手，刘小明说他很喜欢那个姑娘，但姑娘父母就是嫌他没钱。刘小明深受打击，此后便开始四处寻找“搞钱”的路子。

他说自己也想过升职或调动工作，但却苦于没有“背景”和“关系”，这条路一直很难走；又想做生意赚钱，但既无经验又无门路，不但赔光了存款，还被学校发现挨了处分，差点被开除公职。

2001年，刘小明参加大学同学聚会，昔日同窗衣着光鲜，在酒桌上侃侃而谈，刘小明在一旁自惭形秽。有人酒后开了刘小明几句玩笑，他气得当场摔杯而去。

刘小明说，也就是从那开始，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发财”。

至于为什么要绑架孔爱立，刘小明供述称，自己也算是孔强一家的邻居，当年，劳动技术学校在校内给他分了一套单身公寓，但房子面积小不说，水电条件也不好，刘小明便在机械厂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孔强家住3号楼1层，刘小明租住在4号楼3层。

平时下班后，刘小明经常在小区院里听打牌下棋的中老年人聊天，大家的话题常常会聊到孔强夫妇身上，作为机械厂小区开奥迪车的“名人”，无论孔强平常如何低调行事，在街坊邻居口中，他的财富都会被放大很多倍。

刘小明说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一个初中毕业当了几年兵回来的工人，辞职之后随便搞点生意就能发财，还开着奥迪轿车耀武扬威，而自己这个堂堂名校大学生，却只能整日骑着破自行车，这不公平。对财富的向往，令他丧失理智，最终选择了绑架勒索。

而关于刘小明绑架孔爱立的经过，刘小明则交代，自己早就计划过绑架孔爱立、从其父孔强手里搞点钱花，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2002年3月15日上午，刘小明终于在小区路上遇到独自一人的孔爱立，机会难得，便实施了绑架。

他跟着孔爱立走了一段路，想找机会骗走孔爱立，但孔爱立年纪虽小却十分警惕，并没有上当，眼看他走到3号楼旁，刘小明心一横，直接将孔爱立挟持进了一旁的4号楼里。

“刘小明说他一直把孔爱立关在自己家里。想来我们当年也是可笑，所有人满世界找孔爱立，殊不知，他就被藏在离家直线距离不到30米的地方。这可能就叫‘灯下黑’吧。”张武苦笑道。

“那他为什么没有去拿那笔赎金？”我问张武。

张武说，刘小明开始认为有钱人怕事，孔强不敢报警。但后来发现有警察进了孔强家，心中害怕，所以中途放弃了。

张武后来去过刘小明租住的地方，从厨房窗户确实能直接看到孔强家。

“那个被他绑架的孔爱立呢？”我接着问。张武咬了咬嘴唇，说，这就是警方关注的第四个问题。

张武说，那起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在于孔爱立的去向——因为，即便警察最后抓住了刘小明，却依旧没能救回孔爱立。

刘小明认罪伊始，警方便不断质问他一个问题：孔爱立现在身在何处？刘小明交代，发现孔强报警后，他就把孔爱立放了，放人地点在市里一家商场门口。

他的说法明显有问题——6岁的孩子已经记事，刘小明怎么敢放心大胆地把他放走？这样做还不如直接去派出所投案。所有办案民警都不相信，但不管警方如何质问，到底是“放走了”、还是“拐卖了”、“杀死了”，刘小明就一直一口咬定说是“放走了”。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说把人质放了，我们都不信，但想尽办法，也找不到其他证据。”张武叹了口气说。

至此，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即便当时刘小明真把孔爱立放在了商场门口，警方也没办法去找了。那时街面上还没有视频监控，民警也去商场了解过情况，连商场工作人员都觉得莫名其妙。

绑匪抓到了，但被绑幼童孔爱立的下落竟然成了谜。

得知绑匪被抓的消息，孔强一家马上找到公安局，相比于绑匪是谁、为什么要绑架孔爱立这些问题，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孩子现在的情况。

孔强甚至说过，只要绑匪将儿子还给他们，他可以不再追究，但警方也只能实话实说——追究是必须要追究的，但问题是，现在刘小明一口咬定自己把孩子放了，现在人在哪里，是生是死，他也不知道。

闻此，孔家人的情绪又一次濒临崩溃。他们频繁找到公安局，要见刘小明，杨梅甚至哭晕在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接待室里。

警方只能一边继续讯问刘小明，一边着手寻找孔爱立。

“当时啥办法都想了，按拐卖人口查，以前有过前科的一个都没放过，全都掀出来查一遍，近几年发过案的兄弟单位也都联系了，东北、新疆、广西、海南警方我们都试着做过串并案，没结果；按人口走失查，四处里布告，市里发完省里发，省里发完全国发，也没回音；后来又找各地的无名尸，只要见到年龄差不多的，也不管哪儿发现的，就跟人要DNA数据拿回来比对，也没比上……”张武说。

“最后结果呢？”我问张武。

他沉默了许久才告诉我，孔爱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检察院退查3次，但警方还是没能找到证据，本着“疑罪从无”原则，刘小明杀人一事最终没有被认定。最终，经法院审判，刘小明只因绑架罪获刑11年，而孔爱立则按照失踪人口继续调查。

“刘小明入狱后，专案组曾向孔强夫妇承诺，虽然刘小明判了，但孩子一天没找到，侦查就不会结束，警方会接着查，一定给他们一个交代。”张武说。

但时间转眼过去，那个诺言却一直没能兑现。警方多次侦查均无功而返。在 “3·15绑架案”发生后的第三年，孔强夫妇因感情破裂而离婚，从此两人再也没来问过孔爱立的事情。杨梅南下去了广东，孔强也在省城再婚了。

“2012年刘小明刑满释放，又恢复了自由，但孔家却分崩离析，孔爱立至今下落不明……”张武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那，时隔11年，现在为什么又提起这起案子？”

（文中所涉及人名、单位名称皆为化名）

《消失的孩子（下篇）》将于明日推送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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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

基层民警，文学门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