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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底层女工:能当个机器,我已经很开心了丨人间

林中溪 人间theLivings 2020-08-27

每天我们早上进到车间里,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封闭的楼内,头都不抬地干活,就是偶尔抬头看到的也是灰色的屋顶。到晚上,再一身酸臭味地出来。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哪有什么诗和远方,能当机器挣点钱,也是开心的。


配图 | VCG





去年8月8日,我冒着酷暑来到合肥市郊的一个食品公司,李秀玲出来接我。

李秀玲是我此前在老家县城粮食局下属储备库的同事,她在质检科做检验,我在粮管科做收储工作。2003年单位改制,我俩和许多人一起买断工龄下了岗。随后,我便开始各种创业、打工,大多以失败告终。她则随其丈夫去了深圳,期间换了几次工作,最后还开过监控设备厂,但也因经营不善关门大吉了。我俩虽天各一方,但依然时常联系。

前几年,李秀玲儿子读高中,她便又回到老家县城陪读,一边在家附近打零工。这年6月,儿子刚高考完,她一刻没停就来省城找工作,在这家食品厂负责人事工作。

她邀请我来上班,当然不是跟她一样坐办公室,毕竟我比她大了十来岁。但李秀玲却说,“在生产车间,一个月3000多,包吃包住,还算轻松的。”继而还安慰我说,“放心,我肯定会照顾你的嘛,何况,你还是大学生啊。”

我当时在老家一个连锁餐饮的中央厨房干过一阵,累死累活,一个月也就2000元出头,听她这么一说,便应承下来。


那天见面后,李秀玲带我穿过厂院,来到对面的公寓楼,“公司在这里租了房子,当职工宿舍,热水器、空调都有。”

我“嗯嗯”点头,电梯到4楼,打开宿舍门,里面有一对中年男女正在聊天。看我们进来,就站起来微笑打招呼。女的看起来也就40出头,五官端正,穿戴时尚,染成微黄色的头发在脑后高高扎起,很文静,名叫何红梅。

房间里有3张双层床,两个下铺都有人了,我便把东西放余下那个下铺——我这个年龄了,爬上爬下的也不方便。

李秀玲邀我到她租的地方坐坐,她家在深圳的厂子垮了之后,老公前两年也在这附近打工,他们住在一起。

我们出来,何红梅也跟了出来,“我不想在内包车间干了,内包是计件的,工作紧张,想换个岗位,到案板上去切菜。”

李秀玲却说,现在内包缺人,往后人招够了,可以给她调,让她先干着再说。

何红梅只好应声回宿舍了。

看我满是疑惑,李秀玲又转头跟我说:“你不用管这么多,到时候,我把你往最‘舒服’的地方塞。”


回到宿舍天色已晚,另一位室友也回来了。相比何红梅,这位室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近1米7的身高,面容姣好,穿着时髦,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名叫李丽。

李丽说自己是68年的,来这里上班有一年了,也是内包车间的,算是老员工了,“同一批来了好多人,就我留下来了。”

何红梅在一旁点头,说自己也52岁了,每个月拿着1000多块的养老金,也是7月初才来上班。

“真看不出来,我们差不多大,你们看上去只有40来岁。”我赞美道。

她俩就笑:“你看上去也年轻啊。”

就这样,我一个50来岁的人了,又像学生时代那样住进了集体宿舍。




公司的重头产品是“调理包”(料理包),其实也就是炒制一些家常菜,比如,宫保鸡丁、肉末茄子、卤肉等等,然后分袋打包冷冻起来,标明保质期,再将这些菜品提供给各个加盟店。加盟店只需要做好米饭,再把这些菜品用微波炉等加热后倒在米饭上,一份快餐就做好了。

加盟店多设在学校附近,顾客也以大学生为主,因此也会跟着学校一起放寒暑假。暑假1个月,8月9日复工,为9月开学做准备。当然,假期期间工人是没有工资的,只有一天15元的生活费。难怪何红梅昨天一直抱怨,自己“才来了一周就放假了”。

我们这一批新人主要是为生产车间招聘的。按顺序,生产车间的工作分为案板车间——负责摘菜、洗菜、切菜,炉子车间——负责配菜、炒菜,内包车间——负责把炒好的菜品按照重量要求分包成小包装,以及外包车间——负责把内包车间包装好的料理包进行冷却、冷冻,然后装箱进冷库(成品库),还有成品库——负责发货去仓库。

“这里面,最轻松的当属成品库,再者,就是仓库,就是收、发各种原材料。我尽量让你去这两处。”新人培训时,李秀玲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道。我赶忙点头称好,心里美了好一阵。

可惜,事情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李秀玲把我带去公司负责人老刘的办公室,跟他介绍说,想让我在成品库当发货员。“年龄有点大。”老刘拿过我的身份证看了一眼。

李秀玲又提议让我到仓库当保管员,老刘还是嫌我年龄大。

李秀玲有点尴尬,看了看我不说话了,我心下凉了半截,但嘴上只能说,“没事儿,有什么其他的,先干着吧。”

于是,她让我去配料间。配料间隶属于炉子车间,主要工作是把炒菜需要的辅料、调料按照每锅菜的需要量配备好,炒菜时直接倒入锅里。老刘这才同意了。


进入配料间前,要先经过更衣室,换上全副武装的白色工作服:两层帽子,套头上衣,肥大的裤子,再换上胶鞋,然后通过一个小洗消间,洗手消毒,再通过消毒池进入。

这是暑期后开工第一天,各个车间主要任务就是打扫卫生。

我跟着配料间两个员工一起洗洗涮涮,把工作台、地面好好冲刷刮洗。有几摞半人高的不锈钢盆,大小不一,叠在一起,费好大的劲才能抠开,我们得把它们一一清洗干净。不一会儿时间,汗水就湿透了衣服。配料间靠墙有一个大窗口,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窗口搬运成箱的调味品,非常重。我问一位叫阿苗的老员工,“这里每天都要搬这么多东西吗?”她点点头。

我实在有点担忧,眼泪一下没止住就流了出来。阿苗见状在背后问我,“阿姨是哪里人啊?”连问了3遍我才稍微稳定情绪敷衍她,“北边的”。

这天下班后,我找到李秀玲,跟她说我不想在配料间干,“每天要搬好多东西,实在搬不动”。

“明天去内包间试试。” 

原来,李秀玲的权利也有限,还是只能把我塞在最缺人的岗位。




内包车间里,一字排开十几张长方形不锈钢台面的工作台。每张台面的两端都各有2组操作工,每组2人,一个人将炒好的菜打出来、在台秤上称好,倒在特制的漏斗里,另一人把包装袋套在漏斗口上接住,一整天便无限重复这样的机械动作。

听李丽说,内包一直缺人手,半年以上的老员工只有六七个人。

新来的人手生,打菜慢,经常要加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一看每天工作到那么晚,累得腰酸背疼,而且往后会更辛苦——毕竟,除了第一个月有底薪,往后每个月的工资是完全靠计件——不少人一合计,干不了两天就跑了。

为此,公司也很头疼,这才承诺以后加班不仅有加班费,而且,为了让新员工有适应过程,还规定“凡新来的员工,一周之内17:30下班,不满一个月的员工如遇加班可以19:00下班。一个月以上的老员工要把当天的菜打完收拾好卫生才能下班,18:00后算加班。”

“人多了,就能早下班了。领导还说,谁要再跟新人说加班时间长,是要罚款的。”“资深老员工”李丽说,“但其实在这里干久一点,会有一些额外的补助,比如坚持半年,每个月就会多60元‘工龄工资’,坚持一年,每月多120元,后面逐年递增……”

听她这么一说,我便告诫自己,决不能轻易放弃。

| 内包里打菜装袋的机械工作(作者供图)


我们每天6点左右先后起床,轮流使用卫生间。7点左右出宿舍去公司吃饭,7:40前后进到车间里,先义务摘菜,主要就削茄子梗,有时是剥洋葱。

第一次见洗菜员把削好的茄子几筐摞在一起,在上面浇两盆水,就算是洗好了,我多少有些吃惊:“这样怎么能洗干净呢?” 

李丽却见怪不怪:“这么多堆成山一样,怎么可能一个个的洗呢。”

然后就是一天的工作了。中间连喝水的机会都极少有,大家都怕出去上厕所耽误时间。直到午饭,所有人才匆忙换好衣服,上厕所、吃饭一气呵成,快的10来分钟,慢的也不过20分钟。而晚饭,很多人直接选择不吃,直接干到下班。

当然,决定工作量的不仅有时长,还有效率。工作时,比起我们新员工动作的笨拙,老员工都是飞快的。比如李丽,一把打菜的勺子在她手里上下翻飞,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每天,各组打了多少,袋子数都会写在小黑板上,打得多的人不仅收入更多,更是一种荣誉感。有几次,我都看到又烫又辣的菜汁溅在李丽的眼睛里,她也顾不上冲洗,闭着一只眼继续努力。好在她的搭档也十分熟练,两人配合就相对愉快些。

通常来说,这种两人搭配的的工作,总有快有慢,难免相互埋怨。

我干了20多天后,宿舍来了一个新人,30多岁,叫平平。刚来第一天,就一直在抱怨自己的搭档。她搭档的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叫张真灵,家里有3个儿子,家穷说不上媳妇,想让大儿子给人当上门女婿,成天叫大家有合适的给她介绍介绍。因为腿受过伤,张真灵走路一瘸一拐的,干活也慢,平时谁都不愿意跟她搭档。

第一天打菜时,张真灵倒菜溅到了平平手上,平平当即就站起来把袋子往桌上一扔,直接翻了脸,脸红脖子粗地怪张真灵。张真灵手足无措地站着不知怎么好。班长过来对平平说:“有什么事互相包容一下,这个工作,难免会有菜汤溅到身上”。

平平还是不依不饶。

班长就瞥她一眼:“你知道人家都不愿意跟你搭档吗?”

“我知道啊,因为我力气小,端不动菜!”平平似乎还挺坦白。

这天下班,等我回到宿舍,平平就赶忙拉着我解释说,反正她是干不长的,她之所以跑出来打工是因为她老公打她 ,但家里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她出来了就没人管孩子了, “烦死了,这一天怎么熬过去啊,真是烦死了!”

“习惯了就好了。”

“烦死了,我才不要。”

这三字是她的口头禅,还会伴着唉声叹气。果然,没两天,平平便趾高气扬地递交了辞职报告,按照规定,上班需要满七天才能递辞职信,平平只好继续念叨着“烦死了”又熬了几天,算账时还跟人事和财务上各吵了一架。

内包来来往往的人太多,这种事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那时离我进车间已临近一个月了,眼见下个月便不再有底薪,一群和我同时入职的新人,纷纷在此时选择离开,包括我的搭档。

此前我还在庆幸,自己和搭档“慢得很有默契”。然而她走了,我也禁不住担心起来,便也萌生了一丝退意。

公司见好不容易招来的人又都要走,终于下定决心,落实了对工资结构的调整,除了新员工第一个月拿保底工资3200元,老员工的工资组成,不再完全以计件算工资,而变成基础工资2320元加计件,另外还有100元满勤奖、不住宿的有100元住房补贴,以及“工龄工资”。

所谓计件的算法,是打一组袋子的菜——200个6元4角,两个搭档平分。一天,正常17:30之前收拾好下班,慢的能打15组左右,快的能打20组左右。一天下来,50块还是能挣到的。

如此一来,大家才终于没那么紧张了。

班长给我分配了一个新人,比我还大点,谁知老江虽是新手,但打菜速度很快,总嫌弃我。

按说,工资改革后,不需要如此拼命,但我俩是搭档,我只能追着她。一段时间后,我的右手因为每天握着勺子不停地打菜,肿得像木杠子那样粗,左手不停地倒菜手腕像骨裂一样疼,每到夜晚,手指都又肿又疼,根本握不到一块去。

在身体和内心备受煎熬地一周结束后,终于又来了一位新人,是我的老乡,速度比我还慢。我主动申请和她一组,两人的计件常常都是倒数,但心情的确好了不少,我觉得也很值了。




9月中旬,宿舍又来了一位新舍友,身材强壮,半躺在何红梅的床上,见我进来,就问我这房间住几个人,我说已经住3个了。

她不情愿地说:“我要住上铺了?”她说自己姓崔,46岁了。

恰好先前李丽有个老乡叫张小勤,也是内包车间的,住在我们隔壁宿舍,因和舍友不和,那天也搬到了我们这里来。

于是,张小勤住何红梅上铺,老崔住我上铺,宿舍一下就满满当当了。

那时外包车间时常人手不够,也会从内包调人过去,老崔被派过去两次。一天上班后,班长又派老崔过去,老崔不肯,班长就绷着脸说:“你不去?我索性把你调到那边去!”

话到这里,老崔也很无奈:“你要真调,我就到那边去好了。”

于是老崔真就到外包去了,负责在窗口接封好的袋子。外包车间紧挨着速冻冷库,气温常年偏低,又湿又冷,虽然跟内包车间一墙之隔,但说冰火两重天也并不为过。

入秋后,天气依然燥热,可一进到外包车间,里面的低温瞬间扑面而来,不一会儿就冷了,大家只好靠着不停地干活来取暖。中午下班,再出一身汗,如此一天反复好几次,几天之后,老崔感冒了。发着低烧,咳嗽不停,但仍然坚持干活。一天中午餐厅吃饭,我看到她就着菜汤吞下药片。

“你病了就请假休息一天,身体重要还是挣钱重要?”我边吃边说。

她笑说:“小毛病不当事,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不好请假,再说了,请假一天没有工资不说,还要扣掉一个月的满勤奖,太划不来了。”


除了轮流在窗口接袋子,外包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装好袋的料理包通过一个水冷系统初步降温,然后一盒一盒地放在多层架子上,推进速冻室,等菜品冻好之后再装箱入库。

每天重复地把那些装着菜的铁盒子往高架子上放,再把一箱箱的菜搬来搬去,老崔每天晚上回来都说胳膊腿好疼。

她还说,外包车间里有一个30多岁的女工,都干了3年了,由于长期在低温环境中工作,得了关节炎,不得不舍弃了每月几百块的工龄工资辞了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怎么会辞职呢?”

老崔也怕。可为了挣钱也只能坚持干,“在家闲着无聊不说,干着总能挣点钱,挣点钱干什么不好呢?”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

每天一大早进到车间里,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封闭的楼内头都不抬,就是偶尔抬头看到的也是灰色的屋顶。等到晚上,一身酸臭味地出来。谁不都是这样?

可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哪有什么诗和远方,都是重复机械的动作的劳动机器而已。但,能当机器挣点钱,也是开心的。




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就是大家难得的放松时候——日常生活也没多丰富,吃零食便是必备的项目之一:何红梅拿出自己的饼干,老崔买了苹果,李丽老公给她送来了黄桃,还有我的零食,都摆在一起。

只有张小勤从来都摆着手、坚决拒绝别人给她的零食,只说不喜欢。老崔就说,跟她一起去了几次超市,她什么都不买,一分钱也不花——大概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跟人家交换,所以人家给她的东西她也从来都不要。

一次,张小勤买了几个馒头,坚持让大家吃,馒头已经冷了,很硬,没人吃,只有何红梅说自己喜欢,吃了一个。张小勤还挺不开心,觉得大家都不给她面子。

后来,张小勤又从家里拿来一些挑剩下的带壳瘪花生,说这花生好吃,有甜味。此后每天下班回来,她总会说:“你们吃花生,吃花生!”但大家都也只是应和着,并不伸手。


除了喜欢吃,便是穿了。

有次我在某购物平台买了件衣服,李丽问我在哪里买的,我说了,她又问,“那是什么超市?”我跟何红梅都笑了,李丽也要我帮她买,一连买了好几件,啧啧称赞:“这衣服真好,还便宜。”

张小勤听说也要买,坐在上铺说:“老林时尚,会买衣服,咱们高矮差不多,你买什么样的也给我买两件。”

张小勤没有微信,在宿舍说话,大家的话题,她也很少插得上。我让她看看图片喜欢什么样的,她说不用看,“你买啥样的,就给我也买一样的就行”。

老崔也要我给她买两件。

于是每次大家买衣服都一下买好几件,从十几块钱到五六十块的都有。

有一次,我买了件风衣,张小勤也要一件一样的,买来之后颜色有点不一样,她就不满意,“我不喜欢这样白不拉几的。” 

我只好说,“那你要我的那件吧。”她便高兴地要走了我穿过的那件。

还有一次,我买了两件小西服,张小勤见了,也要我给她买两件一样的,我说不用了,这两件你随便挑。她挑了其中一件,穿了一天,晚上回来后,又对我说:“老林呐,我觉得还是你的那一件合适我,我还是要那一件吧。”我无奈,只好跟她换过来。


过了生产旺季后,晚上都在17点左右就下班了。吃完饭在宿舍休息一会,李丽和何红梅一起去附近跳广场舞,我在房间里打开电脑写文章。到了8点多,李丽回来了,我问何红梅怎么没回来?

“她跟男朋友约会去了,还是有个情人好啊。”李丽调侃道。

这时我才想起刚来的时候,在宿舍里跟何红梅一起的男人,原来不是她丈夫。

“也是啊,从来没听何红梅说过她丈夫的事,有一次我问她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她支支吾吾地说在工地上包工的。”老崔说。

“从来没听她说过她老公,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别的什么事,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问问?”李丽转向我。

“人家不想说的事,问什么呢?也许是离婚了。”

何红梅经常很晚才回来,有时天冷,也不知道他们是在路上散步还是怎么的,有时回来都快十二点了。过后,李丽就开玩笑说:“你约会那么晚还不去开房?回来干什么?”

何红梅就一直笑着不说话。




公司的形势真是“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了。

每天加班到晚上八九点的日子还没过去多久,到了10月,订单量开始下滑,据老员工说,虽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是淡季,但今年的形势尤其不好。

上个月公司还在招人,这时人员刚稳定了,可是却要裁员了。

那个腿有残疾的张真灵,干活不利索,虽然很努力,但还是被率先裁掉了。到了11月,外包的老崔也被裁了——因为她两次上货都上错了。

本来老崔也担心那里温度低,对身体不好,可是被辞了,难免还是有些失落。

就在这个时候,业界出了一个轰动的事件,一个同类大型企业被爆出现了质量问题:脏乱差,操作不规范,原材料过期等,被停业整顿、严重惩罚。公司领导为了消除这个事件对我们的负面影响,还邀请各大学的学生代表来公司实地参观了几次。但就算这样,生产形势仍然十分低迷。

裁员的风声越来越紧,大家人人自危,虽然都在嘴上说“裁了就走呗,也不是什么多好的工作,让我走我一刻不停地就走了”,但要是真的被裁掉,也还是挺不好看的。

一时间,大家都紧张了起来。


原本李丽在内包就算打菜比较快的,她看中的是名誉,打得快,脸上就有光。

可后来有几次,班长就说她们不复称——为了快不讲准确性,称量不准,还拿着一袋菜在她们的小称上称量,少了一克,并让她们整筐返工。

李丽说班长找茬,但转头又说,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咱们这个年龄的女同志,多数没有什么文化和技术,像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一个月别说能拿到三四千,就是拿到2000多,也不错了。这里虽然偶尔加班,但淡季下班又早,休息时间又多,11月实际才干22天,最少的还能拿到3000出头,已经很不错了。”

“你别看我每天说说笑笑,可是我心里也挺愁,就是儿子都三十岁了,还没有对象,我去跳舞,就是为了开心一下。”

“这有什么愁的?你儿子那么帅,家里有洋楼,快要拆迁了,能赔很多套房子,就是你儿子挑剔罢了。”在宿舍里闲聊时,何红梅这样说。

可李丽不觉得,想到裁员的事,李丽又说:“说不定会裁我,我跟班长好顶嘴,班长不喜欢我,我在哪个地方上班,只要顶头上司是女的,就会找我麻烦。”

班长36岁,身材苗条,高鼻梁柳叶眉,很漂亮,16岁就出来打工,这个公司刚成立就在这里干了。我笑着对李丽说,班长是嫉妒你。李丽更不满了,“我跟她也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她年轻,我跟她也没有什么竞争,她看不惯我干什么呢?”

我知道,虽然表面这么说,但李丽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她是数一数二的快手,怎么会裁她呢?就是裁掉一半,也到不了她头上。

 “肯定会裁我了,因为班长已经问我了,她问你以前说过几次要辞职的,你还干不干?我说,我以前是怕干不好。班长不耐烦:你就说你干不干吧!我说,干……”张小勤啰啰嗦嗦说了一堆。

“那就不会裁你了,要裁的话,就不会问你了,闷不吱声就辞你了。”李丽说。

我说:“那肯定要裁我了,我和搭档是最慢的,每天打菜数量都稳稳的倒数第一……”当然,我心里也并不是这么想的。

果然,李丽又说,“不会裁你的,因为人事李秀玲是你朋友,是她让你来的,就是看你朋友的面子也不会裁你的。”

我心里深以为然。

何红梅开了口:“那可能裁我了,上个月为了照顾我妈姨(方言,把妈妈叫妈姨),请了快一个月的假……”那段时间,何红梅年近八旬的母亲得了老年痴呆,姐弟几人都忙、没人侍候,送到养老院后,状况却越来越差,她只得请长假去照顾,“养老院的人哪有那么耐心喂饭擦屎尿的”。

“那也不会,班长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再请假这么长时间,就会被辞退了,如果真要辞退你,她就不会这么跟你说了。”李丽宽慰她道。

那究竟会裁谁呢?


这天晚上,李秀玲来宿舍统计柜子的事,让每个人在表格上签字。李丽因为跳广场舞没在宿舍,何红梅没去跳,她代李丽签了字。

李秀玲在我床上坐着闲聊一会,她反复地给我指点表格上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李丽。

我这个人天生迟钝,不解其意,睡到半夜,突然想起来,难道要裁的人中有一个是李丽?再上班时,我注意到班长的态度,是不是像上次裁人那样,等快到下午下班时,把辞职表直接拿过来,让被辞退的人签字。

虽然班长不知为什么老找李丽的茬,可她毕竟干活最认真。从爱惜人才的角度,也不该辞她。

有个念头在我头脑中闪现:不如让我替她?反正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工作。但是,不喜欢归不喜欢,不是一个月还能挣3000多块吗?在老家县城,累死累活不过2000——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就在李秀玲来宿舍的第二天,总公司来检查,要求称量误差要缩小,由原来的上下浮动7克改为只能高于规定的数字5克。这样一来,大家的速度都慢了下来,下班的时间延后。再加上生产量少让大家双休,多休的4天是没有工资的,这样一个月可以节约几万块的工资钱。

考虑到年后开学会有一个旺季,公司便不再提裁人的事。李丽就这样阴差阳错躲过了被辞退的命运。




转眼,春节到了,公司放了一个月的假。

开工第一天,何红梅过来辞了职,原因是她不得不在家照顾她老年痴呆的母亲,这几个月,老母亲的本来还能走,可很快就已卧床不起了。何红梅很后悔当初把老母亲送到养老院,她说如果自己侍候,母亲的身体就不会这么快恶化了。

她们家姐弟5人讨论来讨论去,只有何红梅最合适侍候老人,她唯一的女儿结婚了,人又脾气好、有耐心,“也是,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姐弟他们,决定每月凑2000块钱给我,作为侍候母亲的补偿。”

“怎么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呢?你老公呢?没听你说过啊?”李丽不失时机问出了憋在心中许久的疑问。

“他尿毒症去世几年了。”

“哦——那你跟那个男朋友关系怎样了?有没有可能结婚?”李丽忍不住好奇。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呗,走一步看一步吧。”

何红梅话还是不多,收拾完不多的行李,就走了。


4月的一个早晨,李秀玲打了饭跟我坐在对面,表情木然地说:“我已经递交了辞职表,最多干一个月就不干了。”

我很是吃惊,我知道她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辞职的。

“找到别的合适的工作了?”

“没有。”她说。

虽然离李秀玲住处不远,除了刚来那天去过她家一次,后来就没去过,上班也就是吃饭时碰个面,平时交流也不多。那天下班后,我跟她聊了好久,才知道这一年她干得并不顺心,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经常加班到很晚。

这些倒是都能坚持,但让她最难忍的,是公司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厂长觉得我是总经理的人,所以,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在这个厂长手下,不是我的错也是我的错,大会小会批评我、找茬,就想挤兑我走,我实在干不下去了。”

我也想起有几次厂长当着很多人的面,怼她让她下不来台的事。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工作也不错,至少不要体力劳动,能干还是坚持干。”我劝她。“坚决不干了。”她顿了顿又说,“你该干还干着,回家不是也没事吗?”

也是,我家里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再加上丈夫前年脑出血,虽然经过抢救恢复得不错,但原先的工作也丢了。身体不好、年龄的限制再找工作也难,只能赋闲在家。虽然孩子参加工作几年了,但买房、结婚都有压力,我只要能干得动,还是得坚持干。

“唉,走着看吧。”我也只好说这一句。

从她家出来,漫天的杨花柳絮如烟如雾在我眼前飞舞,我一时恍惚看不清前路。


何红梅在回家照顾母亲半个月后,她母亲就去世了,她微信中对我说,她又“失业”了。

后来,她在附近找了一个公司打工,有时也会回来宿舍坐坐。

对李丽和张小勤来说,这个工作还是很合适的。李丽说要一直干到公司不让她干为止,而张小勤虽然时常使性子说要辞职,可也一直舍不得走。

而我,也依然还在这里,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我的身体已经比我的心更好地适应了这个环境,再没以前那般疼痛了。毕竟,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中年女性而言,这里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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