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纪实：维族人乌木尔到底还是娶了他的汉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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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婷婷

编辑｜渡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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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冬天，维族小男孩儿乌木尔12岁那年差点在戈壁滩上冻死，幸亏被带着两个儿子去打野兔的老陈碰到，把已经冻僵的他带回了家，一家人先是用雪搓他的手脚，搓热后捂上被子，煮了红糖姜水撬开他紧咬的牙关灌下去，等他醒来，再熬羊肉汤让他喝。三天三夜里，他醒一会儿接着睡，睡半天醒一会儿，几天后终于坐了起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他终于有力气说话时，先是用毛绒绒的大眼睛胆怯又戒备地看着老陈家的人，过了好久，他用已经冻嘶哑的嗓子反复说：“乌苏，乌苏”。老陈听了好几次终于明白他说他是乌苏人。没有人懂维语，小男孩儿也不会说汉语，打着手势倒也不影响交流。

乌苏，是王度庐的武侠小说《玉娇龙》里写到的古西域乌苏城的那个乌苏。曾经是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领地，当年叫“库尔喀拉乌路”，是雪地黑水的意思。这里是天山山麓脚下，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湖泊众多，最大的一个湖有塞外西湖之称，至今还有一个很大的乡叫西湖乡。

老陈是五十年代末期支援新疆的，十几年了，在兵团这个戈壁滩荒地开垦出来的连队里只远远见过骑在骆驼上的哈萨克牧民，很少这么近的距离见到维吾尔族。救了这个小男孩儿一命，纯属偶然，这个小巴郎子养好了身体就走了，他们也不以为意，当一件新奇的事新鲜了几天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第二年春天，那个小巴郎子却摸上门来，给他们带来了一只羊腿，二只野兔，一包馕，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这个小巴郎子回去后学了几句汉语，进门就叫老陈“爸爸”，还噗通跪下磕了一个头。

救人一命，得一个干儿子，老陈挺高兴的。就是有一点麻烦，小巴郎子乌木尔不吃他们家的饭，只吃他自己带来的馕饼，用自己带来的搪瓷缸子喝水，他会说的汉语太少，给他什么吃都摇头，只会说：“不行，不能吃。”

后来，老陈去问了几个出过远门的拖拉机驾驶员，才知道维吾尔族有极其严格的戒律，碰过猪肉的锅碗瓢盆煮的饭都不能吃。饿死都不能。上次不算，他快冻死了，是被迫吃的。那种情况，真主会宽恕他。

老陈为了这个维族干儿子特意跑到连队商店里买了一只铁锅，一把菜刀，专门给乌木尔一个人做饭。

他家属于连队畜牧组的，住在远离连队宿舍区的马棚附近，负责照顾连队的几匹马。所以，他这个干儿子来来去去很多年也没几个人知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五十年代初的转业军人驻扎当地开始，逐步扩大，每年接受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几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也接收来自河南、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送过来的支边青年，听说新疆地广人稀粮食够吃，甘肃、陕西、山西等地也有不少寻找活路的盲流被各地收容所分配到各个兵团。

老陈不是转业军人。他是五十年代初带着老婆和大儿子自愿支援边疆的四川普通农民，资格老，年纪大，才被分配上了畜牧组喂养马匹这种比较轻松的活儿。

到了新疆，他们家又添了三个儿子一个小女儿，人口众多，男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口粮总是不够吃，天寒地冻的时候几个大小子憋在家里馋的难受，老陈不得不带着几个儿子去学着打野兔野鸭，凿冰钓鱼。自从在野外救了乌木尔，多了个维族干儿子后，才12岁的小男孩儿会带着几个哥哥跑很远的戈壁深处打猎抓鱼，教他们冬天狩猎的方法，也教会了他们喝奶茶吃馕饼，他经常跑很远的路来老陈家走亲戚，他们一家人也早就习惯了他的神出鬼没。

他们很服气，维族人嘛，和他们这些只敢走熟悉的路去营部、团部、师部，只敢和汉族人打交道的内地人不一样。

乌木尔也学会了吃川菜，喜欢喝新疆河南人带过来的兵团人家最家常的热汤面，也跟着老陈家学包饺子蒸馒头。

乌木尔聪明伶俐、胆子大、脑子活，会说的汉语越来越多，老陈他们逐渐知道了他的身世。

乌木尔没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没劳力，所以他小小年纪要出门打柴。他不知道自己的爹是不是活着。他爹在遥远的哈密。他三岁后就没见过了。

他爹家里有很多马，在哈密那边是大财主，解放后享受民族优待政策，以前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爹年纪大了后，又娶了他妈当小老婆。刚娶没几年，就被红小兵发现了。政府要求他爹做选择，他爹选了大老婆和几个成年的儿子，他妈只好拿着分给她的很少的钱，带着他和刚刚出生的弟弟投奔嫁到乌苏的姨妈。乌苏县城里主事的阿訇们同意他们母子三人留下。前几年，他妈又生了个妹妹。他不知道妹妹的爸爸是谁。反正阿訇们没说什么。

老陈一家人老实本分，想着维族人的事情真够复杂的，这个孩子太可怜了，对他格外照顾些。

维族人和汉族人在少部分地区混居，极少来往。他的族人知道乌木尔被汉族人救过命，他经常去汉族干爹家里。维族人讲义气，重情义，救命恩人不一样。

乌木尔18岁时，高大挺拔，老陈才刚到他的肩膀，他的大儿子还没女朋友，乌木尔就过来说，他下个月要去南疆接媳妇儿。他说他没爸爸，娶不到本地姑娘，他妈托人从遥远的南疆娘家亲戚家里给介绍了一个。他媳妇儿叫阿依古丽，家里孩子多，结婚的条件是带一个才五岁的弟弟过来一起过。他妈妈很不乐意，但没办法。他得带着弟弟走二三个月才能回来。

老陈家第五个孩子是唯一的女儿，叫陈春阳。比乌木尔小二岁，从小和乌木尔玩在一起，家里就数她聪明伶俐，学了好多维吾尔语，俩人可以说汉语也能说维语，比亲兄妹还亲。

听说乌木尔要结婚了，她嘲笑他早婚，乌木尔羞得脸红，说她小丫头片子不懂，维族人都这么早娶老婆，早点生了孩子才能早点抱上孙子，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又说，你也快了，过了18岁嫁不出去，别人会笑死你。陈春阳想说我们汉族才不像你们，想想这句话伤人，改口说："反正我们兵团的都是二十多岁才结婚。"

乌木尔不服气："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都是这样的。我妈和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结婚了。"陈春阳不知道怎么说，红着脸跑开了。

老陈给了干儿子十块钱，乌木尔拿着钱哭了，说："大大，你老了我伺候你。"

乌木尔家在乌苏县城边上，那是个有名的古城，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比起来，那是繁华的所在，也是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

陈春阳高中毕业后不念书了，在家待业，跟着乌木尔去过几次他家，再也看不上连队里没见过世面的同龄人了。

老陈最疼小女儿，他资格老，工资高，几个儿子都工作后，给女儿攒了体面的陪嫁，也不舍得让女儿留在连队吃苦受累，和心思活泛、能说会道的乌木尔商量一定给女儿寻一个可靠的殷实的吃公家粮的女婿嫁出苦寒偏僻的兵团。

乌木尔和干妹妹关系最好，干爹亲自嘱咐，他自然尽心尽力，四处打听，认真考察，总算给春阳找了个英俊高挑，工作好家庭条件好的小王会计。

陈春阳是四川姑娘，随了她妈的聪明能干，加上长得漂亮，父母和四个哥哥都是拿高工资的兵团职工，手头宽裕，打扮入时，小王会计见了几次特别满意，不在乎她的兵团户口比不上地方区县户口实惠。

那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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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会计家里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刚刚盖好了一排三间高高大大的新房。老陈找人打了整屋家具做陪嫁，加上被褥和自行车，也算是风风光光把女儿送了过来。

兵团和地方从来都是泾渭分明，互相不认识不来往。县城里汉族媳妇儿大部分来自内地，维族媳妇儿都是本族内的亲戚，陈春阳是嫁进来的唯一的高中生，唯一的兵团人，内地人，唯一讲新疆普通话的姑娘。

这个时候，乌木尔才二十出头，已经有一儿一女，加上不到十岁的小舅子，未出嫁的妹妹和他妈，一大家子人都靠他。

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擅长贸易，会做生意，既能骑马游牧，也会种地会种果树，他以前是偷着摸着投机倒把，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上街做生意，到处跑买卖，他外面有弟弟当帮手，家里有他妈主持，妹妹做家务，加上他能说会道，汉语流利，只有他敢去广州去成都，还去西安，他是本地少有的双语人才和小老板，因此和维汉干部都能打成一片，是民族团结积极分子。

那两年，他用小舅子的名字加上他妹妹的户口，在生产队最好的位置上要来了一大块宅基地，家里的房子盖了三间，转头又盖了三间，厨房，牲畜棚，廊棚，围成一个规整的四方小院，中间是菜地，菜地周围是各种果树，沿着屋檐搭了整整齐齐的木头架子，葡萄藤爬满后，下面放上和田纯羊毛大地毯，一家人在上面吃饭喝茶聊天做活，他妈妈和妹妹在家里做饭带小孩儿，日子过的非常滋润。

阿依古丽带着弟弟嫁过来，不但没嫁妆，还带着一个将来要负责给他娶亲的小舅子过来，腰杆不直，娘家不硬气，所以她成天只是埋头干活，什么事都是乌木尔的妈妈做主。

陈春阳嫁过来后，唯一的熟人只有乌木尔家，她在生产队小学当代课老师，不需要种地，也没有大院子需要侍弄，闲了就过来找乌木尔的妹妹聊天，教他妹妹汉族人的织毛衣手艺，跟着乌木尔妈妈学着绣维族特色的头巾和衬衫。

我的父母也是四川人，和陈家是老乡，日常走动的比较多，和乌木尔也认识。

看到春阳嫁过来的日子滋润，靠着县城见多识广，人时髦了，知道的事情也多了，我父母也动了逃离兵团的心思。

他们试探着向乌木尔打听能不能行，乌木尔一拍大腿说太行了，那个鬼地方，你们早就该离开了。包在我身上。

乌木尔的弟弟结婚后没几天就带着媳妇儿跑到广州做生意去了，一去二三年也不回家，给他结婚修的房子没人住，很快就有点不像样了，替他要的宅基地位置那么好，实在可惜了。既然我们家想逃离兵团，住的地方不成问题，有他在当地，我们不用怕被欺负，城郊这一片还没有人敢欺负他，他推荐我们买他弟弟的房子，说他在，公社领导自然不会管这个闲事。（那个时候还不能私人买卖房产）

我父母骑了半天的自行车才到了乌木尔家。看到他家一溜六间高大的房子和侧面三间厨房间储藏室，院子中间郁郁葱葱的菜地和果树，头顶莹莹如盖的葡萄藤，他们当时就下决心要从兵团搬到地方区县。

兵团是部队建制，军事化管理，但是农业化生活方式。

统一修建的宿舍，无论家里人口多少，一律一间半。一溜一排，对面门对门一溜一排，中间空地，胡乱堆放着各家的柴火跺。虽然都是家庭结构，房屋和整体设计就是一个粗糙版的连队。多少年都没有改进，也不能改进。

连部一排高大的房子，会议室，商店，邮局，这是整个连队所有的生活资料和文化娱乐生活场所。

每天集合下地干活，拿着工资，当着没有一寸自留地的农民。偏僻，偏远，几十年如一日劳作辛苦。

这是1984年，改革开放了，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气象，县城虽小，热闹非凡，日新月异，人口稠密，加上附近牧区过来赶集的人，行人络绎不绝，商店里熙熙攘攘，品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我父母被迫支援边疆，从来没有真正安心扎根边疆，因为母亲68年来新疆，连队一直不肯给这一年来的支边青年正式编制，单靠父亲一个人38元工资养活三个孩子，日子永远紧紧巴巴，他们逃离兵团的梦想原本以为只是痴心妄想，随口一问，没想到乌木尔拍着大腿说，就算大街上卖菜也比兵团挣钱多。

他俩骨子里的不羁和胆气一下子被激了起来。

一个月才38块工资养活五口人的父母前几年就已经半遮半掩做各种小买卖小生意各种尝试了。他们出人意料地一笔掏出一千块买下了乌木尔弟弟的院子，私下里写了张纸条算是契约，就找连队驾驶员帮忙把家搬到了只和县城中心街道隔了一道桥的郊区。

乌木尔很仗义，他带着我父亲去和辖区生产队长，公社领导一一握手，去邻居家里一一打了招呼，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他还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分别去中学小学报到，又带着我父亲考察县城大街小巷，商量谋生之道，让他放心大胆干，兵团的工作不要再想了。

因为是一个粗眉大眼，卷发长毛的维族人带我们去校长办公室报到的，那些年，学校里没人欺负过讲兵团普通话、和他们乌苏本地人口音不同的、明显比地方土著汉族孱弱瘦小白皙的我们。

陈春阳特别高兴，她说，好像自己的娘家搬了过来。

乌木尔的妈妈和妹妹，媳妇儿阿依古丽只能说简单几句汉语，对我们特别好，让我们几个去他们家里吃饭，我父母可以放心出门考察。乌木尔教我们修剪葡萄、栽种果树，帮我母亲在门前砌了一长条花坛隔开菜地和院子，找人打了一口水井、粉刷房子、找关系买来紧俏的红砖铺地，我父母还请人做了巨大的玻璃窗和水泥窗台。我们家的生活焕然一新。

我父亲和乌木尔一起，从这个地方贩运东西到那个地方，他们成天出门跑生意，我母亲和陈春阳在家里闲话家常，置办家具，修整房子和院子。很快，我们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我父亲买了摩托车，院子里又请人加建了三间高大宽敞的新房，种了很多杨树做院篱，养了个小狼狗看家。

那是欣欣向荣的八十年代，每个人都洋溢着喜气洋洋，每个家庭都越过越好。

而我们像是从过去一脚迈进了现代。对乌木尔充满了感激，看到维族人感到特别亲切，从来不害怕他们。我们爱上了他家的维族饭，习惯了奶茶和油果子。他们也学会了蒸米饭，做小炒。

但是，阿依古丽变了。她曾经对我们特别温柔，慷慨，慢慢地她不爱搭理我们，总是一个人默默走开，脸色难看。

终于有一天，她哭着跑进我们家求母亲救命，说乌木尔要打她。

我父母和乌木尔既是好朋友也是生意伙伴，他追着阿依古丽过来，自然不敢继续耍混，他看到我母亲挡在阿依古丽身前，狠狠瞪她一眼，跺跺脚就走了。

母亲和阿依古丽之间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她们没办法交流更多。我们看着阿依古丽平静下来之后，又眼里含着泪水离开。母亲只是叹气，摇头。

我们很快知道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