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高彬 吴贇.基于《求是》英文版的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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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求是》英文版的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研究 

高彬 吴贇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文从功能、主体和策略三个层面对其译介模式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求是》英文版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故事”。译介过程中，《求是》杂志社和中央编译局两个国家机构分别发挥了话语创建和话语翻译的主体作用。为提升译介效果，两大主体采取了以“融通中外”为导向的译前编辑和翻译策略，这有利于提升《求是》英文版的国际适用度和可接受度，使之成为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模本。

关键词：《求是》英文版;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高彬，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吴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求是》英文版的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研究（2009-2018）”（编号：19BYY13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编号：19ZDA339）的阶段性成果

4月21日在线学术研修

语料库翻译学

引言

《求是》是我国最重要的党刊之一，在全国思想理论阵地具有权威的政治地位，“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2018:3）。2009年10月1日，以《求是》杂志作为源语文本的《求是》英文版创刊。这是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增设语种频道或创办英文版之后，由中国政府宣传部门主导，旨在推动媒体“走出去”，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又一举措。

近年来，对外话语体系成为国内学界一大研究热点。《求是》英文版自创刊至今已经走过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以这一国家政治话语权威传播载体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仅见于《求是》英文版定稿人贾毓玲（2013:110-112;2015:93-95;2017:96-101）和译者孙宁（2021:8-16）从实践视角对其英译技巧的讨论。本文认为，《求是》英文版是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理应受到学界更多关注。鉴于此，本文从功能、主体和策略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剖析，借以管窥我国政治话语的对外译介模式特征。

1. 功能定位：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故事”

“讲故事”是我国开展对外交流、融入国际社会的有效方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便在延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讲述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故事，成为当时对外传播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渠道。70年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故事”的话语内容更加丰富。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西方话语垄断对中国话语的扼制和挤压”（田鹏颖2016:138），“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殖民论”等唱衰、唱空中国，甚至妖魔化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话语不曾间断。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掣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之下，如何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更加迫切的时代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命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2019b:8）。

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前提是明确对外讲述的内容，并将其与目标受众对中国的认知需求相结合。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出席《求是》杂志创刊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为党的理论宣传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李长春2008:5）事实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2010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更加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然而，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绝”（陈锦华2011:8），这事实上也正是西方社会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尚存疑虑的根源所在。

面对国际社会的片面解读和质疑，结合对外宣传的现实需求，2009年10月1日，在中宣部的指导下，以《求是》杂志作为主要源语文本出处的《求是》英文版正式创刊，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求是》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创刊于1988年7月1日，前身是1958年6月1日创设的《红旗》杂志，而《红旗》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苗作斌等2012:50）。《求是》创刊之后便一直深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支持，杂志封面的“求是”二字是由邓小平亲笔题书。在创刊初期，《求是》曾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了一段时间。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求是》杂志又改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恢复了它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政治地位。

与《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等其他国内主流媒体不同的是，《求是》不属于新闻类媒体类型，而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工具，其主要任务在于阐释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略，宣传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理论研究成果等。《求是》文章的作者也是以国家领导人、省部级官员以及国内知名学者为主，读者对象则重点包括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广大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体共产党员等。这些都彰显出《求是》作为党刊在国内的权威政治地位。

因此，以《求是》杂志为基础创设英文版，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新闻报道，而是对外译介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治国方略。换言之，《求是》英文版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翻译与传播国家政治话语体系，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故事”。这也正如《求是》英文版在其创刊第一期“致读者”中对其宗旨和自身定位所述：“《求是》英文版旨在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外国政党和各国之间的交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关于治理理念和策略的权威解读平台，是宣传中国发展理论、道路和模式的主流传播渠道；是其他国家政党、学界和民众了解和研究中国事务的重要窗口”（Editorial Board 2009:1）。

2. 译介主体：两大国家机构的合力

《求是》英文版的创设是一个先选后编再译的过程。《求是》中文版是半月刊，年均发文量约500篇。《求是》英文版2020年改版之前为季刊，改版之后为双月刊，年均发文量约60篇，因此两者之间并非完整、对等的翻译。在操作过程中，先是从《求是》中文版选出少量文章创建中文原文，然后对其进行译前编辑，再将它们译成英语编入英文版。在整个流程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宣部、《求是》杂志社和中央编译局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求是》杂志社和中央编译局承担着更为直接、具体的工作，它们分别构成了《求是》英文版的话语创建主体和翻译主体。

2.1 话语创建主体：《求是》杂志社

作为话语创建主体的《求是》杂志社是中共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于1988年在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下开始筹办《求是》杂志，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在组织结构上，《求是》杂志社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并根据杂志栏目设置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国际等多个编辑部门。在《求是》英文版的中文原文创建流程中，这些编辑部门具体负责从《求是》杂志中文版筛选文章，为《求是》英文版的各个栏目进行组稿。

从《求是》英文版所刊文章来看，在中文原文筛选和组稿过程中，《求是》杂志社作为话语创建主体有着较为明显的选择倾向。对此，贾毓玲曾指出，“《求是》英文版由《求是》杂志社进行中文选编，由中央编译局负责翻译，文章主要来源是《求是》中文版的重要文章以及部分我国其他重要报刊的理论文章”（贾毓玲2017:96）。根据这一说法，《求是》杂志社对中文原文的筛选标准非常明确，即首先是从《求是》中文版中选择“重要文章”。例如，《求是》英文版每一期都会设有专门版块，用以刊发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重要场合的讲话稿。在2015年改版之前，这一版块的文章作者通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版之后该版块专门用于刊登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平均每期1至2篇。此外，《求是》杂志社还会围绕当年度国内外重大事件选择与年度主题相关的文章。2012年和2017年我国分别召开了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2012年第4期和2018年第1期刊载的所有文章便均与这两届大会主题相关。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第4期和2016年第1期则集中刊发了多篇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文章。

第二个选择标准是从其他报刊选择一些“理论文章”，这与《求是》英文版的读者定位密切相关。在《求是》英文版创刊之前，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求是》的内容和风格注定不会有太多人关心，它将是小众化的”，“特别是理论和学术圈子的人”（转引自王国培2009:3）。因此，《求是》杂志社以“理论文章”为标准进行原文筛选，这显然是为了满足特定目标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这一选择标准同时也说明作为话语创建主体的《求是》杂志社具有较强的传播意识，重视《求是》英文版的学术价值。对于一本旨在向目标受众讲述中国政治“故事”的理论刊物而言，如果具备较强的学术性，则势必有利于增强其对外传播话语的学理性，从而提高接受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求是》杂志社除了选择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部门党政官员的文章之外，还会选择国内知名学者的文章译入《求是》英文版，例如陈曙光、张维为、谢伏瞻和胡鞍钢等学者的文章经常会被刊载。

2.2 话语翻译主体：中央编译局

经由筛选之后的话语文本进入翻译流程，这一工作是由中央编译局负责实施。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的国家翻译机构。长期以来，中央编译局的主要职责在于“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司马言1983:15），这是以国内读者为受众群体系统地译介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国家翻译实践活动。

为顺应时代需求、加强对外交流，让外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关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中央编译局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展到对外译介领域，具体工作由其内设机构中央文献翻译部实施。该机构的前身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室，专门负责翻译毛泽东著作。中央文献翻译部已翻译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大量人大文献、政府文献和政协文献等其他各种资料。《求是》英译的具体工作便是在中央文献翻译部下属的《求是》英文翻译处完成的。

从上述视角来看，中央编译局对于《求是》的英译属于典型的“机构性翻译”（Koskinen 2014:479-492）和“国家翻译实践”（任东升，高玉霞2022:4-10）。因此，其翻译实践活动深受国家外宣理念的影响。在《求是》英文版创刊之前，我国对外传播遵循的主要是以“三贴近”为核心的外宣理念，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李长春200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陈力丹2018:7），“融通中外”成为当前指导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

无论是“三贴近”的外宣理念，还是“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构目标，国家层面的外宣理念都大大影响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中央编译局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主要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技巧的运用上。贾毓玲和孙宁从“局内人”的视角，以《求是》翻译技巧为主题所撰写的相关文章充分说明，中央编译局及其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求是》英译过程中随着国家外宣理念的变化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更加注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内外宣表达方式的区别，在忠实于原文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目标受众的思维模式和认知特征。

综上可见，在《求是》英文版的译介过程中，《求是》杂志社发挥了重要的话语创建主体作用，是对外话语传播内容的“把关人”，而作为翻译主体的中央编译局则根据国家外宣理念的变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调整翻译策略，为国外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搭建了话语传播的桥梁。

3. 译介策略：以“融通中外”为导向的编辑与翻译

译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融通中外”。所谓“融通中外”，是指既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还要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陈亦琳，李艳玲2014:27-29）。《求是》杂志是国内权威的政治理论刊物，其中蕴含的政治话语有其固有的表达范式，故而具有浓厚的内宣特色，尤其是一些党政文件，它的目标受众是中国党政干部、党员，“从根本上说就不是给外国人看的”（陈明明2014:9）。因此，如何确保对外话语体系建得成、译得好、传得出是摆在话语译介主体面前的现实问题。通过文本对比，可以发现在《求是》英文版的译介过程中，为了提高原文的国际适用度和译文的可接受度，两大译介主体在各自的工作流程中以“融通中外”为目标，分别采取了较为有效的译前编辑和翻译策略。

3.1 化内宣为外宣的译前编辑策略

通过文本对比可以发现，在中文原文创建过程中，《求是》杂志社采用了化内宣为外宣的译前编辑策略，主要表现为对原文不宜外宣内容的直接删除。

首先，删除原文中与主题之间逻辑关联紧密度不高的话语。以《求是》英文版2018年第4期的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the CPC’s Grand Mission一文为例，该文译自2018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第5版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使命》。这篇文章论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全文总计2,095字，共有940字被删除，删减率达45%。其中，原文第二个小标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信和历史担当”，下面三个段落分别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统一”这一分论点与小标题之间的逻辑关联紧密度不高，因此在译前编辑过程中这段话被完全删除。

缺乏逻辑性的话语还包括一些“空洞乏味的车轱辘话”（贾毓玲2017:97）。例如，《求是》中文版2014年第12期中《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一文总字数4,216字，1,508字被删除，删减率达36%。文中在论及正确对待“变”与“稳”的平衡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不变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在绝对的变异中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不变的东西。‘中国道路’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是活力，不变是定力。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坚决不变；不因变而失了方寸、乱了阵脚，不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陈曙光2014:49）。

在上述这段话中，标有下划线的句子是被删除的部分。这些语句在原文中通过重复表达以传递语言要旨。删减之后，原文变成“‘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中国道路’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坚决不变”（Chen 2015:64）。高度凝练后的中文在叙述上首先提出关于“变”与“稳定”的关系论点之后，直接过渡到文章的论述主题之“中国道路”，行文逻辑和句子的连贯度都明显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符合英语读者的思维模式特征。

其次，删除原文中的大量修饰性话语。浓重的修饰性话语是中国政治话语的又一行文特色，多用于表达作者的态度和立场。以2017年第4期中的Study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Diplomacy一文为例。该文选自《求是》中文版2017年第14期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文章集中阐述了以“大国外交”为核心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文中多处存在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进行积极评价的修饰性话语，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最大优势、最大特色、最大机遇”“坚持‘四个自信’，我们对外工作就有了根和魂，我国外交事业就有了前进动力和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谋划运筹对外工作全局，并身体力行遍访五大洲不同类型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合作组织”“不久前我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丰硕成果，进一步形成了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良好局面”和“极大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等。这些表达方式符合内宣政治文本的特点，但如果将它们保留且直接译成英文，很可能会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不利于文章主题思想的传播。因此，它们在译前编辑中被直接删除。

此外，通过文本对比，还发现在原文中缺乏严格引证的话语内容也会被删除。《求是》中所刊文章往往没有严格标注的参考文献，文章中经常出现缺乏精确引证的间接引文，常见的表达方式是“有学者认为……”，这些话语在译前编辑中往往是被删减的对象。依然以《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一文为例，该文在开篇第一段即提出“在西方话语中，任意解读‘中国模式’的现象司空见惯”的观点，随后通过6个“有学者认为……”的句式结构引出一系列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误读的观点，并借此来论证上述主题句。在《求是》英文版的译文中，这些缺乏明确信息来源的间接引文往往会被删除不译。

3.2 以“以我为主、兼顾读者理解和接受”为原则的翻译策略

对于中国政治话语而言，衡量译介效果的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特色元素在译文中是否被保留；二是存在文化差异的话语表达通过翻译处理后能否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为提高译介效果，中央编译局在《求是》英译过程中，采取了以我为主、兼顾读者理解和接受的翻译策略。

首先，在翻译国家核心政治话语时，译者通常采取的是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尽力在译文中保留中国特色元素。国家政治话语的特点之一是经常出现一些具有较强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新概念和新名词，这些特色表达往往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由国家领导人根据国内外发展形势而提出的治国理政的理念或外交思想，如“三个代表”“三严三实”“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特色词汇属于创新型政治话语，代表的是源自中国的理念与智慧，缺乏可资借鉴的翻译参考模式，在英文中也没有对应表达。对于此类核心政治话语，《求是》译者通常以我为主，在译文中保留原文内涵，彰显中国政治话语特色。

以“三个代表”和“三严三实”为例，这两个政治概念在《求是》英文版中对应的英文分别是“Three Represents”和“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不但数字化的信息在译文中被完全保留，而且对“代表”“严”和“实”的翻译，也是直接采用了“represent”“strict”和“honest”三个在词性上与原文并不一致的词汇。目前，这两个概念的译本在外媒中已被引用（Rajagopalan2015），产生了一定的译介效果。

“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主席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外交和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两个概念均具有丰富的含义。对于“大国外交”来说，尽管在一些西方学者或媒体的笔下这一概念被曲解为“major power relationship”(Lampton 2013:51）或“great power relations”(Anderlini 2013），但是《求是》译者采用的是“Major-country Diplomacy”这一中国官方统一译法。该译文通过“major”一词强调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字意指中国是对全球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主要国家之一，而并非像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或“强权大国”，该译法较好地保留了这一概念的政治内涵。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译文是“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通过“community”和“shared”两个积极词汇有效传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即各国应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许多俗语、俚语、谚语以及隐喻概念等表达经常被用于中国政治话语表述之中，借以表达深刻的道理。这对于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然而如果通过直译的异化方式翻译成英文，很可能造成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障碍，不利于话语的传播和接受。因此，对于此类表达，《求是》译者往往遵循以读者接受度为翻译考量的圭臬，采用意译策略。例如：

[1]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想在前面，切忌贪大求快、刮风搞运动，防止走弯路、翻烧饼。（习近平2019a)

We need to be sufficiently patient and think ahead about problem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emerge.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stop ourselves from being overly ambitious and engaging in impulsive campaigns,and that we refrain from flip-flopping and getting off track.(Xi 2019b:11)

[2]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习近平2019c)

We must seek out a new path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y treating it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looking at it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Rather than continuing to treat superficial symptoms through stopgap measures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ach looking out for their own immediate problems while holding each other back.(Xi 2019a:14)

在例[1]中，原文借用“翻烧饼”这一生活常识暗指在工作中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能朝令夕改，译文中的“flip-flopping”常用来指政客善变的立场，较为传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例[2]中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中文里常用来比喻寻求解决方案时的狭隘视角，英译文“treat superficial symptoms through stopgap measures”与之意蕴完全吻合。然而，如果采用直译策略，将其译作“treat head when headaches and treat feet when feet are painful”，尽管“头”和“脚”等元素被保留，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极易造成误解，因为在西医的治疗理念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这与原文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大相径庭。

4. 结语

针对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外宣工作，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译介与传播工作，《求是》英文版便是其中重要的译介成果之一。对外话语体系译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经由翻译之后译本能否被目标读者准确理解并有效接受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求是》英文版体现了相对完整的国家政治话语译介模式，其功能定位准确，且在译介过程中两大主体以“融通中外”为导向，采用了较为有效的译前编辑和翻译策略，这有利于提升《求是》英文版的接受效果。基于进一步提高国家政治话语对外传播效果的目的考量，本文认为，还应继续完善《求是》英文版的译介流程。其一，译前编辑应突破较为单一的删除方式，在保留国家核心政治话语内涵的基础上，以目标读者的认知特征和阅读习惯为考量要素，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甚至改写，如提供语境信息、变动员性话语为阐释性话语以及补充逻辑连接词等，因此要在中文编辑和英文译者之间建立协作机制，将译者纳入译前文本的选编流程，切实提高原文的可译度和国际适用度；其二，对于中国核心政治概念性术语应坚持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以打造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但应加注释对其进行阐释，确保目标读者能够完全理解，而对于其他中国特色元素，译者应以意译策略为主，重视对译文的“归化”处理，在不改变原文主旨的前提下，根据译入语特征遣词造句，追求译本的简洁、通俗、易读和易懂。

国家政治话语的有效译介是解构西方话语体系“一语独霸”他塑中国模式的重要路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两大译介主体的合力之下，《求是》英文版为推动中国政治话语走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故事”以及传播国家的政治“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于建构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待能有更多学者在该领域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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