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发展经济也需借鉴红军长征思维

原创 J. Cherian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2020-10-15

在屡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完成了长达两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做出这一战略抉择，需要的是创新性的思维，只有这样的思维，才使部队获得了重新集结和恢复的机会。尽管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远不及红军当时“反围剿”的挑战那么紧迫和艰巨，但是创造力仍然是驱动创新的关键，也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钱瑞安教授，在本文中阐释了未来经济发展这条长征路上，可能会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讨论了在波涛汹涌的经济洪流中，国家、社会和企业该如何多方协作、调转船头，以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

钱瑞安 | Joseph CHERIAN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特聘教授｜资产管理研究与投资中心（CAMRI）主任研究领域：基金管理量化投资模型、衍生产品及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与金融市场、资产定价理论

渐进式改良才是最适合的道路

毫无疑问，政府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应当高屋建瓴，比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完备的监管体系等。而在一些小事上，政府应当减少行政干预。也许这才能够让新加坡更好地发展。这里的“小事”指的是社交媒体或金融领域中各类应用的渐进式改良。以金融咨询为例，现在就出现了“智能投顾”的概念（roboadviser），它能代替人工，根据算法自动提供投资建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最好还是留给私人企业、民间资本和企业家这类自由竞争市场中的群体来实现。市场力量能够自发维持“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市场环境，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长期更快发展。

案例：硅谷和128号公路

在20世纪80年代，加州的硅谷和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是美国两大领先科技走廊，它们均是科学技术和教育与创业、创新的主要枢纽。而时至今日，硅谷继续蓬勃发展，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却已经不复存在了。AnnaLee Saxenian在她的《区域优势：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文化和竞争》一书中详细讨论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她认为，硅谷鼓励和培育有创业精神的个体进行竞争、协作、创新和不拘一格地发展。而另一方面，128号公路却像一个顽固的官僚那样，规模生产和科层制制约了创新力的发展，管理层则死抠公司治理理论，丝毫不懂变通。

公式化和规范化创造不出杰作

真正的创造力是萌芽于年轻一代的，而他们需要的是合适的教育和社会环境。政府的作用在于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栽培在最适宜土壤里，有最好的机会得以生根发芽，最终长出“创造力”的硕果。

学校通过向所有学生开放课外活动，让所有学生享受相同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潜在创造力。社会认知也是影响创造力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舆论应当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必对潜在的得失锱铢必较。再进一步，一个需要还30年房贷的年轻人看似有了自己的房子，但是背负的贷款却可能扼杀了一个年轻企业家的诞生。在美国，政府资金仍是促进科技发展、建设科研中心，让新的技术得以应用的重要因素。比如，201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16亿研发资金中，86%都来自联邦政府的支持。

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本质区别决定了政府应当资助科技创新。政府资本善于“放长线钓大鱼”，其核心价值在于刺激科技进步，解决社会问题，产品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并非其追求的第一目标。

与此相比，私人资本则天然带有“逐利”的属性，它更加着眼于短期利益，而其终极目标是快速地实现预期投资回报。

在这一前提假设下，政府犯的许多“错误”就可以解释了。因为他们认为诸如乔布斯之类的人，能够通过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预测未来。

成功创新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有不断改变的决心；在外界干扰下保持头脑的冷静；以及对现状的不断审视反省。这些几乎是所有革命性的成就和创新发生的必备条件，而在政府看来，却往往是不可接受的思维方式。显然，政府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为创业和创新提供必要的成长空间和条件，而不是对创新做出强硬的政策指导。过分公式化和规范化创造不出杰作。

金融科技将改变未来

在新加坡，可能会对国内经济的支柱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金融科技。根据最新的报告，每年全球金融服务行业收入的约5%，即将近 5000亿美元，都因为金融科技的影响而产生了风险。普华永道最新的全球金融科技报告指出，在未来五年内，超过20％的金融服务业务将因为金融科技产生风险，其中个人银行和支付行业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好消息是，金融科技现在的发展仅仅只迈出了一小步。而许多金融机构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自己金融科技改革。星展银行，花旗集团和大都会人寿在新加坡都建立了自己的创新中心和实验室。更有甚者还推出了黑客马拉松，各类孵化器和加速器等等，以加快金融科技投放到市场的速度。

我们预计在严格的金融监管和顾客需求之下，未来大型金融机构的创新实验室最终要么买断那些初创型企业的金融科技，要么直接把他们挤出市场。

就好像我们准备买一辆高级的新能源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的时候，会更信任来自宝马、奔驰或者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车（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曾于70年代早期成功研制纯电动的月球车），而不是特斯拉或者谷歌汽车。

各方努力共创未来

介于以上的事实，可以发现社会的不同团体，如政府和企业，他们可能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这一相同的目标，但却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和偏好。每一条路径都无可厚非，只要他们能沉着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错误。犯错误是正常的，只要能够成熟地处理。正如我在新加坡商学院国立大学商学院的同事Michael Frese建议的那样，我们要“最小化错误的负面影响，最大化错误的正面影响”（这里的“正面影响”指的就是学习和创新）。关键其实在于无论哪个团体，都要不断地去审时度势、挑战现状。 所谓“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即在于政府、学界、从业者和领导之间进行的批判性互动。这甚至比真正在经济社会中掌舵要来的更加重要，因为就算你是掌舵者，也需要各方的协调和配合。

编辑：张俪泽翻译：杨嘉铭张成原文发表于2016年6月7日Business Times作者：Joseph Cherian, Lee Kang Hoe原题为The long march to the future economy配图来自网络英文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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