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文集”是【无尽的写作】的线上子项目。该项目将在持续数月的时间内，邀请艺术家、诗人、小说家、研究者、评论人和策展人各自展开他们以“写作”为主要形式的创作。这些创作将以中短篇幅为主，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创作呈现，而不是作品说明、阐释或评论性的文本。“不规则文集”的作品将陆续发布在“泼先生”公众平台上，后续以集结成册的方式统一出版。【无尽的写作】尝试在一种变化和流动之中展开，它自身将汇集多重形式的发生机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线上和线下结合，以书写、创作、讨论和出版共同建构起一个丛林形态的综合平台。贯通这一平台的主要线索，是专注于写作之于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的“切入”，以及在这种“切入”之下所衍生出的不规则创作模态。

东方，快车，谋杀案

作者：蒲英玮

蒲英玮，1989年生于山西太原，2013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8年毕业于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并获得评委会最高嘉奖。现工作、生活于里昂和北京。蒲英玮的创作以文献研究的方式展开，他认为个体的经验与记忆是世界存在的证据。通过影像、装置、绘画、文本等不同媒介的表达方式，这些感性的档案在跨越了种族、国家、语言、殖民等宏大叙事后，最终降落在作者自传式的个人史写作上。

编者按

哈勒姆·戴维。

约瑟赫·T。

克里特·波洛。

汉学家。

阿加莎·克里斯蒂。

北京。

伊斯坦布尔。

缺席的侦探。

12个人物。

东方。快车。

1976年。

民间野史与侦探小说。

——贺婧

在写作生涯的晚期，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终于难以忍受她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比利时侦探赫克里特·波洛（Hercule Poirot）。而描写波洛乖张的性格与怪异的癖好已经变成了作家需要切齿坚持的一项酷刑，比如每当写到清晨的早餐，克里斯蒂都不得不用大段的文字为波洛“奉上”两颗同样大小的鸡蛋、果酱分配均匀的酥皮饼干、与一杯用黄铜茶杯盛装的药草茶。这种翻来覆去的描写愈发让克里斯蒂觉得自己作为作者反而是被自己所创造的角色所绑架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类现象倒是在写作的历史上数见不鲜。只是这次，克里斯蒂决定做出反抗。

于是读者们可以看到，在《大侦探波洛》系列的后期案件里，克里斯蒂开始把凶手设置为波洛所在乎的人：爱人、亲人、或是挚友。以至于在后期的故事桥段中我们经常看到踌躇的波洛、惋惜的波洛、盛怒的波洛、或是落泪的波洛。而在《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之中，克里斯蒂则尤为残忍地对波洛信奉为命的法理与真相进行了一次浩荡的谋杀。

这个谋杀团由12个不同身份的人构成：贵族、政客、军人、修女、商人、女佣、司机、服务员……可以说由上至下涵盖了各个阶层，构成了一个微缩的社会景观。而这些人一人一刀所共同谋杀的则是一个身背五条人命的法网疏漏之徒。真相和正义——第一次距离如此之远，这让波洛难以抉择。可以说，克里斯蒂动用了她所有的“社会写作”对波洛进行了一次全面围剿。虽然故事的最后作家成功地让波洛放弃了对这一“群体犯罪”的指认，并在真相面前选择了沉默。但意料之外的是，这反而让波洛沾染了烟火气，具有了“人”的维度，让他更加名声大噪。《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成为了克里斯蒂小说里最脍炙人口的一篇。

至此，这一伦理与法理的公案以波洛的胜利告终。克里斯蒂此后也放弃了对波洛的折磨，两人达成和解，直至波洛的“病逝”。

前事完。

“社会给他定了罪，我们只是执行判决。”

——玛丽·德贝纳姆的身份，《东方快车谋杀案》

1976年1月12日，克里斯蒂病逝于伦敦。同年，中国多位政治人物相继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李先闻……悉数算下来大小人物12人。同年，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滇藏公路建成通车、沿海铁路线京沪复线提前接轨等等大型交通工程纷纷落成。可谓铁路建造的收获之年。人民在痛失领路人的悲伤与国家建成的喜悦中筹措交加。当时中国文革之风尚存，有好事者指认出此番时局动荡似乎与这本西传小说有关：“《东方快车谋杀案》（或译为《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其意指东方，始发地土耳其虽是欧陆国家，但自古以来一直承载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明的想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世界被迫敞开，不再是以前那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秘土。而自二战结束，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让‘东方’这个词语又一次增添了一份敌意，而小说中被害者身体上又不多不少恰好12刀，似乎暗示了这12条逝去的人命与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 听闻者虽诚惶诚恐，深以为然，但由于跨度实在遥远无法追究，最终草草了事；只是官方上把这本小说列为禁书毒物，以避免继续滋生妖惑之言。可在当时的民间社会，克里斯蒂在私下里却变得一书难求，大家都被那些传闻所萦绕，挥之不去：有些只是单纯的好奇，想找来原文一探究竟；有些是出于对领路人撒手人寰的不甘，想要在小说里觅得什么挽回伤痛线索；有些则是暗地里窃喜，报着像读《查拉图斯特如是说》那样的心情来读这篇侦探文学，似乎能从书里获得当年尼采告诉大家的那个秘而不宣的共识：上帝死了。

“我的朋友，我们周围的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年龄、三天的旅程把这些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吃住，谁也离不开谁，三天后，他们各奔东西，也许再也不会见面了。”

“除非，”波洛说，“发生什么事故……”

——托罗斯快车上的重要旅客，《东方快车谋杀案》

而年复一年，像很多其它的民间野史一样，人们对此也就一笑置之，茶余饭后咀嚼两次也很快就吐掉了。直到1980年，汉学家哈勒姆·戴维（H·Davied）经多方考证又重新翻出此历史事件，并重新解读了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与中国近现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这次，这本侦探小说并没有作为1976年那场连环死亡的不详诅咒，而是作为了一份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结构性预言：“阿姆斯特朗惨案指向那段残忍血腥的文革武斗历史，链接中亚与欧洲的铁路指向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高速运转的列车指向发展经济的意愿，而小说中12位来自不同阶层的凶手的聚集则阐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各个阶层在对于经济发展——这个共同的社会目标上所达成的共识。” 此番解读一出，立刻被中国官方政府所青睐，也让沉寂多年的“克里斯蒂悬案”终于得到平反。《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再度大量恢复印刷，成为了一本有益无害的畅销书。哈勒姆·戴维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成为了官方访问学者与交流大使，四处在中国讲授其关于中国历史的别样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人们都知道这个九十年代最著名的外国友人哈勒姆·戴维，他一生赤诚地爱着中国，在这儿娶妻生子，并最终于1997年病逝于中国，其故居就在今天北京鼓楼附近的一间四合院中。

前事完。

今年夏天，我完成了在美国比较文学的学业后回到北京，在一家文学季刊工作。由于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导师推荐的戴维的中国理论，便想去他的故居看看。故居位于市中心胡同密集的地带，找到需要费一番周折，门脸儿不大，只在进门处写着几个小字”哈勒姆·戴维故居“。想必平日里到访的游客也不多，景象有些荒芜。但这也许是幸运的，因为这老房子无人看守，也没有什么是被围起来的。我一人走走停停，时不时抚摸着里面留下来的老式家具，想象老先生生前的生活，颇为惬意。或许是因为年久失修，我不小心碰掉了床头用来装饰的一个木质圆球，圆球滚落至床底，我得趁现在四下无人赶快把它物归原处。于是我用手机照亮床底，可奇怪的是，拿到圆球的同时似乎也碰到了一个纸质的东西，厚厚的似乎有好几张。我将其拾起，掸落上面的灰尘，看样子像是一封信件。上面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静：

好久不见，在那边可一切都好？最近我愈发地赶到身体的虚弱，想必是你唤我过去。今天，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个世界，也是时候去和你相聚了。我这一生痴心于学术，生活上勤俭寡欲，没让你享受多少人间的浮华，反倒是常年随我奔波，实为惭愧。可此生能与你，与我热爱的这片土地常相伴已是了无遗憾。回看这些年，唯有一事挥之不去，常常纠缠于心。我没向任何人说过，甚至连你也不知道，就连此刻我还在犹豫，犹豫是不是等我去了那个世界再和你娓娓道来。可是怕万一出什么岔子，让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无法相聚的话，我可就再也没机会和你说了……

其实在你走后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在整理我们之前的那些研究。而在你我都引以为傲的那本《东方快车：中国式预言》里，我发现了一个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象征，那就是波洛在小说最后所选择的沉默与他所代表的法理的最终缺席。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撰写的这部东方快车与中国崛起的平行写作里，法理一直是缺席的！这两年我一直被这个当初我们忽视的细节所纠缠。波洛，那缺席的波洛！如果说在小说中，凶手们由于正义的立场而没有受到惩罚，那与之相对的，在这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是不是也意味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由于其良好的初衷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呢？

而这，也是在你走之后，我渐渐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所看到的。那发展，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他并没有驻足等待那些落后的马群，而是不断地奔跑、践踏、奔跑、践踏。在小说中，好人集体处决了坏人，但别忘了，他们还因为波洛洞悉了一切而差点儿将他一同处决！而现在，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不正是把这杀人的权力以经济发展的名义交付于社会么？我发现事情愈发的失控，愈发的失控。也许，我们当初是错的，或者说，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错了。

总之，在这生命结束的一刻，我把这些分享给你，向你暴露我最后的忏悔与不安。

1989年 夏。”

读完这封信，我愈发地感到不寒而栗，不只是因为哈勒姆·戴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开始质疑自己的理论。而是官方宣布的他的逝世时间是1997年，那么眼前这个自杀于1989年的人是谁？或者说，那个1989年以后，带着遗憾与绝望继续活着的人，又是谁？

以目前手头的资料来看，一切已经无从考证。我突然想起了我美国的研究生导师约瑟（Joseph·T）当时给我推荐他时笃信的样子，似乎导师很熟悉这位在中国名声大噪而在美国本土却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于是便拨通了他的电话，说不定可以从他那里得知事件的真相。

“你终于还是发现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导师熟悉的声音，语气中似乎略带一丝欣慰。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越洋通话之后，导师告诉了我来龙去脉：原来，他早年曾追随戴维生活在中国，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989年春夏之交，很多戴维的中国学生都不知去向。而戴维本人也对自己所持的中国崛起的论调产生了巨大的怀疑。终于有一天，他来到约瑟面前（很有可能就是在写这封信的时间前后），告诉了他自己决定隐居的念头。但戴维希望可以有人继承他的衣钵，继续把“哈勒姆·戴维的中国崛起”理论延续下去，完成他那善良的中国妻子的遗愿。但同时也希望可以有人把这高速发展背后所牵连的争端与伤痛揭示出来，让被这列“东方快车”所抛弃，所碾压的人们可以被听见与看见。而这个任务，则交到了我的导师约瑟手上。

后来，真正的戴维去了哪里，是生是死，再也无人知晓。只是人们依然可以在公共领域看到他针对中国新的发展所发表的时事文章，包括对经济特区的开放、南巡讲话、下海潮等事件的积极性分析。与之前不同的是，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与“戴维”论调完全相左的美国汉学家，也就是被人们通常所认知的，我的导师：约瑟。他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企业改革所带来的下岗潮、城乡生态断裂等问题的提出了犀利的抨击。可没有人知道，这一正一反的两个工作，其实都是由导师同一个人来完成的……

距离这通电话又过去了许久，直到上个月，我回到美国完成毕业典礼。再次遇见导师约瑟，百感交集。我问他此生面对于今日中国之发展到底持何观点，是“戴维”的，还是“约瑟”的？他对我笑而不语，只告诉我说他正在写作一本回忆录，想把这一切都诚恳地公诸于天下，名曰：《双重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