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徐龙顺、宋娜娜、蒋硕亮｜ “参与促进” 还是 “参与悖论”? ——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研究｜2022年第5期
“参与促进”还是“参与悖论”？
——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研究
◉ 徐龙顺 宋娜娜 蒋硕亮
【摘要】教育是影响公众参与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学术界存在“参与促进”和“参与悖论”两种争议。为有效检视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本文利用CSS2017微观调查数据，全面探讨教育对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的影响，并从“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两个维度检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教育对公众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教育对公众自治参与的影响效应最大，对维权参与的影响效应最小；从“经济资本”的维度看，教育可以改善公众的收入状况、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进而间接影响公众参与；从“政-社感知”的维度看，教育对公众政治信任感知具有显著正效应，对政府工作、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感知具有显著负效应，但“政-社感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对公众政策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大，在教育对公众维权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小。研究还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公众选举参与和自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U形影响，“经济资本”比“政-社感知”在教育与公众参与中的作用机制更有效，两种机制之间存在相互抑制关系。本研究为教育和公众参与理论及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教育；公众参与；经济资本；政-社感知
【作者介绍】徐龙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xlsh19910107@163.com；宋娜娜：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1838874122@qq.com；蒋硕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jiang.shuo-liang@mail.shufe.edu.cn。
【引用格式】徐龙顺,宋娜娜,蒋硕亮.“参与促进”还是“参与悖论”?——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5):105-117.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二）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二）变量测量
（三）模型构建
四、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分析
（二）稳健性检验
五、教育的公众参与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一）经济资本视角
（二）政社感知视角
（三）作用渠道分解和效应分析
六、结论与建议
一、引言
公众参与一词源于西方，在实践中可以被翻译为“political participation”“public involvement”“public or citizen engagement”等多个术语，早期研究者认为，公众参与必须是公众主动参与并实际影响政府决策活动的行为。随着公众参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公众参与形式实现了从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转变，现代公众参与作为一个概括性术语，描述了人们的关注、需求、利益和价值观被纳入公共事务和问题决策中的活动，俞可平将公众参与定义为“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随着民主制度的愈发完善，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问题，如公众参与的规范性、公众参与的实践性、公众参与的合法性等，公众参与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善治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府突出强调“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此可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众参与，新时代公众参与已成为衡量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变量，检视我国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理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参与行为并非与生俱来，该行为的产生主要受后天政治社会化环境的影响，而接受教育成为实现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可以推动公众由“教育人”向“政治人”转变。那么，教育如何影响公众参与？目前，学术界对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主要呈现出两种观点：“参与促进”和“参与悖论”。一方面，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认为公众受教育水平与参与行为高度相关，教育并不仅仅是获得文化资本的目的，也可以看作为达致某种目的而获得的一种社会实践工具或手段，以教育为主导的文化场域向以权力为主导的政治场域的转移体现了教育的政治色彩。Hillygus基于学校公民教育理论，从学校课程体系设计角度实证分析表明，学校教育传授了公众参与技能，赋予了公众清晰的政治关系认知及理性的参与行为，更能促进公众参与；Mayer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得出教育对公众参与有显著的净促进效应的结论。尤其是随着正规教育的普及，公众参与兴趣愈发浓厚，也更关心公民权利和投票选举，对成为一个好公民这一准则有更深层次的追求，这将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此外，在非洲一些贫困地区，教育作为昂贵的公共物品，公众受教育机会较少，非正规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也成为促进公众参与的重要驱动力量。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公众受教育水平与参与行为并没有直接相关性，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并不必然会产生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为教育并非是作用于政治行为的主要场域，而可能是教育的衍生品对公众参与产生影响。Jensen研究表明，教育对公众投票、在志愿协会工作、签署请愿书、参加合法示威、抵制某些产品等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教育对竞争性政治活动的参与没有直接影响；Kamand Palmer将大学入学率作为解释变量研究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这一行为并未对公众参与产生影响，高等教育只是成年经验的表征，而不是公众参与的原因。
可见，尤其是西方学者对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现有研究对教育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达成共识，且缺乏中国现实政治情境下的因果机制研究。基于此，本文边际贡献如下：（1）公众参与是一个多维概念，本研究从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四个维度多层次分解，且基于更新的CSS2017全国微观数据深入分析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更能准确反映出我国公众参与现状。（2）本研究引入“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两类中介变量，将教育、经济资本、政-社感知和公众参与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之下，深入分析“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影响公众参与中的中介效应，探讨“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影响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中不同程度的作用机制，即两个机制哪个更有效，并进一步辨析两个机制之间的关系，为提高我国公众参与水平提供了多种视角和思路。（3）从公民教育理论和社会网络假说的视角，对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参与促进”抑或“参与悖论”的差异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此外，本文亦证实了教育对公众参与还可能存在一种非线性影响，即正U形关系，但这种正U形关系在不同维度的公众参与中存在差异性。（4）实证结果可以部分回应已有研究关于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不一致的结论，即这既可能是对教育和公众参与不同形式或深度的测量所致，也可能是不同国家政治情境的差异化效果叠加所致，本文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更具有现实价值。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教育与公众参与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是促进还是悖论？教育通过何种机制如何与公众参与行为发生联结？以下两个维度的理论假设为研究教育与公众参与效应及作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就“参与促进”而言，卢梭的公民教育理论可以对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参与行为相关性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受过更高教育的公众更有机会接触和获得参与的知识、技能、程序与规则，具有更高的参与能力，从而做出利己的参与判断。但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受教育形式的多样性，接受过公民课程教育和社会课程教育的公众能获得更多的参与资本，具有更高的参与热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差异也会对教育与公众参与的作用关系产生影响，公众参与实践表明，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学生比自然科学的学生表现出更大的“参与热情”和“参与兴趣”。另一方面表现为公众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参与、线下与线上参与形式并存使得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也呈现出分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网络、社会地位的选择机制并非对所有形式的公众参与产生影响，教育对选举投票、竞选活动、集团游说等制度性参与影响显著，但教育对网络发表意见、网络维权等非制度性参与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我国互联网普及和网民数量的增加紧密相关。
就“参与悖论”而言，尼等人的社会网络假说认为教育对公众参与行为并没有直接影响，公众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决定公众参与行为。因此，教育与公众参与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公众参与起作用的恰是一系列被教育所掩盖的其他因素，即教育的溢出效应，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等资本和心理层面的因素。一方面，从资本层面看，公众受教育程度影响经济资本，并进一步影响其参与行为。教育经济学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对高教育群体需求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教育收益率越高，即获得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越高，大量研究表明经济收入或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公众参与行为。文化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表明，教育劳动能够使得权力关系合法化，通过教育的文化输入而达致经济的输出，并拥有社会实践的权利和资本，从而实现“文化-经济”“经济-政治”场域的动态生产和转移。另一方面，从心理层面看，公众受教育程度影响政-社感知，并进一步影响其参与行为。社会心理学表明，教育影响公众的心理感知和主观评价，公众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使其生活品位、政治上的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这正是惯习在文化资本场域的重要表现。社会实践理论认为，个体行为表达受“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双重作用影响，是资本和惯习交互影响的结果，而惯习是积淀在人身体内的一种主观身体结构，其表现形式为知觉、判断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从而形成指导自己认识世界、评判事物以及发展策略的解释模式。
（二）分析框架
在教育影响公众参与的“经济资本”路径中，一般而言，受过越高教育的公众会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并谋取更好的工作岗位，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也就越高，进而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享有更高的生活幸福感，从而有可能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参与行为。此外，根据布迪厄经济资本理论，将经济资本划分为物质化资本、具体化资本和生活化资本，其中，经济资本的物质化形式可以表征为资金收入、经济地位和财政资源，经济资本的具体化形式可以表现为就业状况、工作经历和政治地位，经济资本的生活化形式可以呈现为生活舒适度或幸福感。因此，本文从收入状况、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三个“经济资本”维度分析教育影响公众参与的路径。
在教育影响公众参与的“政-社感知”路径中，本文所研究的“政-社感知”主要来源于个体心理层面的政府感知和社会感知。一般而言，受过越高教育的公众会有更高的政治信任期望，更高的政府公共服务需求，更高的平等观、权利观以及社会安全需要，期望与现实冲突的复杂性使得公众参与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本文从政治信任、政府工作、社会公平、社会安全四个“政-社感知”视角探究教育影响公众参与的路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共计调查问卷10143份，该套问卷范围广、样本量大、代表性强使得本研究得以对教育及公众参与等概念操作化，也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现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及作用机制。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将剔除变量中的缺失值和异常值，共得有效问卷7930份。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公众参与属于多维概念，本研究将从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制度性参与操作化指标为选举参与，非制度性参与操作化指标为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
2.自变量
本研究结合已有文献及问卷内容的可及性，教育变量操作化为公众受教育程度，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6个层次，分别为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高中（普通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学、研究生。
3.中介变量
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是教育影响公众参与的主要中介变量，根据已有研究，主要衡量经济资本的指标包括收入状况、工作状况和生活状态。将政-社感知操作化为政治信任、政府工作、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
4.控制变量
主要选取人口学特征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户口状况等。
（三）模型构建
为有效检验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经典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首先构建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代表公众个体，Participation为公众参与，Edu为受教育程度，X为控制变量，α0，β0，λ0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在受教育程度Edu对公众参与Participation基准回归系数β0显著性通过检验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教育Edu对中介变量经济资本Capital和政-社感知Perception的回归模型，以及教育Edu、经济资本Capital、政-社感知Perception对公众参与Participation的影响方程，通过回归系数β1、β2、γ3、γ4、γ5、γ6的显著性判断中介机制是否成立，并计算中介效应。中介机制模型具体如下：
四、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分析
表1汇报了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回归结果。首先，在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方面，教育对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理论佐证了“参与促进”效应。研究表明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伴随着参与意识的普遍觉醒，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更有可能选择参与行为，这为公众由“教育人”向“政治人”提供了理论数据支撑。此外，教育对公众维权参与的影响程度最小，说明公众维权意识仍普遍较弱。其次，在人口学特征变量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方面，性别对公众政策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政策参与自由度高、制度化程度及成本低，男性比女性更有意愿与他人讨论政策问题。性别对选举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年龄对选举参与有显著正效应，但年龄平方对选举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说明20-73岁的年龄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是直线型的；年龄对政策参与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年龄平方对政策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年龄对政策参与的影响呈正U形；年龄对自治参与有显著负影响，而年龄平方对自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表明20岁及以上年龄群体中年龄较低的公众自治参与程度较高。婚姻状况对自治参与影响显著为负，政治面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选举参与、政策参与和自治参与，而对维权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户口状况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对选举参与和自治参与产生显著负效应，说明城镇居民受教育水平、思想素质、社会阶层普遍较高，并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和机会，因此更可能参与选举和自治。
（二）稳健性检验
1.改变检验方法
受限于数据和变量，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分析过程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参考张永丽等研究，将教育变量设置为受过教育、受过非义务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三个二分类变量，估计倾向得分时对应使用的样本分别为：受过教育（处理组=1）和未受过教育（对照组=0）、受过非义务教育（处理组=1）和未受过非义务教育（对照组=0）、受过高等教育（处理组=1）和未受过高等教育（对照组=0）。本文测算了经过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故采用最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进行估计。表2估计结果显示，无论使用何种匹配，在消除了样本间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后，各教育程度对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都是1%的显著性正向影响，稳健性得以验证，但是各教育阶段的教育程度对公众维权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维权意识淡薄仍然是普遍性的问题。
2.改变自变量测量方式
考虑到教育可能对公众参与的非线性影响，将教育的测量方式由受教育程度定序变量改变为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参考杨小科和王晶对受教育年限的测量方式，其中未受过教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或中专或职高技校为12年，大专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年。表3汇报了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年限平方对公众参与影响的估计结果。由模型（1）（3）（5）（7）可知，受教育年限对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对公众维权参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所得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较一致，因此本文基本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此外，模型（2）（4）（6）（8）分别加入了受教育年限平方，根据Haans等对正U形关系的论述，模型（2）（6）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对公众选举参与和自治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受教育年限平方对公众选举参与和自治参与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受教育年限与公众选举参与和自治参与存在显著正U形关系；模型（4）（8）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对公众政策参与和维权参与的影响为负并不显著，而受教育年限平方对公众政策参与和维权参与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正U形关系并不显著。
五、教育的公众参与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基本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对公众参与有显著正影响。那么，教育如何影响公众参与？本部分重点探讨教育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公众参与，并将渠道分为“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两个视角。
（一）经济资本视角
1.教育的经济资本效应
表4报告了教育的经济资本效应。模型（1）表明教育对个人总收入对数的系数估计值为0.28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可以显著提高个体经济收益。从模型（2）可知，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在所在地档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个体特征后，公众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1.205），社会经济地位提高11个百分点。模型（3）说明教育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公众目前的工作状况，这是教育的直接“溢出效应”，通过寻求更好的工作岗位获得更高的教育收益。模型（4）解释了受教育程度与管理经历的显著正效应，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从事管理活动，从而将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更现实的解释是将教育经济投入转化为教育经济产出。由模型（5）可知，教育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公众上网经历，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有更多的上网需求和更高的精神娱乐追求。从模型（6）看，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生活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每上升一个标准差，生活满意度就提高15.6%。
2.经济资本效应的公众参与传导机制检验
表5检验了教育及经济资本对公众参与的影响，Probit估计结果如下。第一，收入状况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个人总收入对选举参与、政策参与和维权参与均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个人总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自治参与，表明低收入的公众有更多的时间参与自治活动，而高收入群体单位时间劳动价值较高，参与自治的机会成本较大。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的档次显著正向影响选举参与、政策参与和自治参与，但对维权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高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促使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经济和政治的双重优势代表利益优势，进而淡化了维权参与需求。
第二，工作状况对公众参与的影响。非农工作状况对选举参与、政策参与和自治参与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维权参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作用。一般情况下，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较低，利益更容易受损，直接关系到自身生产、生活和生存，从而倒逼进行维权。管理经历对选举参与、政策参与和自治参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维权参与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为有管理经历的公众政治经验较丰富，有更大的参政议政动机和行为，但维权意识仍然淡薄。
第三，生活状况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上网对公众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信息技术催生了线上参与，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线上参与愈发成为公众参与的主要渠道。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选举参与和自治参与，但生活满意度显著负向影响政策参与，说明越是生活不满意越是议论国家政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此外，生活满意度对维权参与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为普遍性的维权参与意识薄弱。
教育对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均再次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基本回归结果相似，进一步说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二）政社感知视角
1.教育的政-社感知效应
表6报告了教育的政-社感知效应。模型（1）显示教育对政治信任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0.02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了所有其他个体特征后，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对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水平普遍较高。模型（2）表明教育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政府工作满意度，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对政府的工作可能越不满意。由模型（3）知，教育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就越高，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将蛋糕分好的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仍然是影响当今社会的重要分配思想。从模型（4）看，教育与社会安全感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对安全的需求将越高。
2.政-社感知效应的公众参与传导机制检验
表7检验了教育及政-社感知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其中，教育对公众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均有1%的显著正向影响。政治信任与公众选举参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公众政治信任感知越高，选举参与概率越高；政治信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公众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说明公众政治信任感知越高，就越会参与政策讨论，也更有意愿参加志愿自治活动和维权活动。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知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作用于公众政策参与，因为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及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个体对政府和社会具有较少的抱怨情绪；社会公平感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维权参与，表明公众对社会的公平程度感知越高，对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愿望和要求就更高，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或发生其他不公平现象时就会采取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进行维权。
（三）作用渠道分解和效应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对公众参与具有不同程度或正或负的影响，这些作用机制在解释教育对公众参与影响中的效应如何？因此，本部分根据上文分析结果，通过对比添加相应的渠道变量后的教育系数的变化，估计“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变量在教育对公众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综合来看，“经济资本”中的上网经历在教育影响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中均发挥着重要的渠道作用，该结论契合当今公众网络参与日趋广泛的客观实际。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由网络广泛普及而衍生出的网络参与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参与逐渐成为线下参与的重要补充。首先，互联网的低成本、可及性、便捷性使得公众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和了解相关参与信息，因此有上网经历的公众更熟知网络参与的渠道和规则，提高了其参与的可能性；其次，网络作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工具，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思想观念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公众提供了自由、平等和开放的交流平台；最后，有更高教育背景的公众对网络的应用越多，越能接触到更深层次或更专业的政治信息，进而促进政治信息的传播，这也是公众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政-社感知”中的政治信任在教育影响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中均发挥着重要的渠道作用，教育影响公众的政治心理，可以表现为政治信任度，政治信任度越高的公众越会采取积极的政治行为支持政府决策活动，而政治信任度越低的公众则会采取消极的政治行为或者根本不采取行动来否定政府的决策活动，该过程即表现为公众参与或者不参与的结果。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中介效应计算方法并结合本文模型计算中介效应，“经济资本”在教育影响公众参与中的中介效应为：β1×γ3/β0，“政-社感知”在教育影响公众参与中的中介效应为：β2×γ4/β0，“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影响公众参与中的总中介效应为：(β1×γ5+β2×γ6)/β0。其一，“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两类中介变量在教育对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的影响中具有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且两类中介变量在教育对政策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大，在教育对选举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小。其二，“经济资本”比“政-社感知”在教育对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大，即“经济资本”的作用机制更有效。其三，“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对选举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16.0%，即教育通过“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中介变量对选举参与的间接影响为0.160；“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对政策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41.1%，该间接影响程度大于教育对政策参与的直接影响程度，即教育主要通过“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的渠道对政策参与产生影响；“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对自治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29.9%，该间接影响程度大于教育对自治参与的直接影响程度；“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对维权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33.4%，该间接影响程度同样大于教育对维权参与的直接影响程度，两类中介变量发挥更大的渠道作用。其四，“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对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影响中的单独中介效应之和均大于总中介效应，因此“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之间并非存在促进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抑制关系，其中，两者在教育对政策参与影响中的相互抑制程度最弱，在教育对维权参与影响中的相互抑制程度最强。
六、结论与建议
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是促进还是悖论？教育对公众参与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针对该经典问题探索中国场景下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关系，利用CSS2017微观调查数据，从选举参与、政策参与、自治参与和维权参与四个维度测量我国公众参与现状，并实证分析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教育对公众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四个维度的影响程度从强到弱依次是自治参与、政策参与、选举参与、维权参与。（2）受教育年限与公众选举参与和自治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形关系，而受教育年限与公众政策参与和维权参与的正U形关系则不显著。（3）教育对公众收入状况、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三种形式的经济资本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其中上网经历是教育作用于公众参与的主要渠道。（4）教育对公众政治信任感知存在显著正效应，对政府工作感知和社会感知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负效应，但公众政府感知和社会感知两种心理形态对其参与的影响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其中政治信任是教育作用于公众参与的主要渠道，社会安全感知并未发挥渠道作用，这与我国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5）“经济资本”和“政-社感知”在教育与公众参与的关系中具有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且两条路径在教育对政策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41.1%）最大，在教育对选举参与影响中的中介效应（16.0%）最小。（6）“经济资本”比“政-社感知”在教育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中发挥更大的中介作用，其中，两种作用机制存在着相互抑制的关系。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完善教育基础设施，优化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改变城乡二元制教育福利保障形态，实现教育机会公平，缩小教育异质性回报差异，避免教育的“马太效应”，防止“寒门难出贵子”的阶层固化。（2）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激励村庄和社区自治，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民间组织自主化、社区治理网格化，持续扩大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确保公众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3）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传播政治知识，畅通公众线上或线下集体性维权渠道，提高公众维权意识。此外，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行政绩效，优化政府工作，维护政府公共形象，进而提高公众政治效能感、社会公平感和生活获得感。（4）随着新的公众参与形式不断涌现，非制度性参与愈发重要，大数据时代网络成为象征性赋权、社会化沟通和在线式动员的主要参与方式，因此需要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众参与信息平台，夯实电子政务实施成效，优化政府治理结构体系，从而形成“政府-公众良性互动型”的参与生态环境。
扫描二维码免费下载全文
本期目录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新锐专论
王敬宇｜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 一个伦理现象学阐释
专题研讨：基层治理研究
汪曲、许愉｜何以驱动基层公务员担当作为: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韩艺、曹南燕｜强镇改革中的县镇关系及其优化——基于扎根理论与成长上限基模的分析
论文
岳子航、张聪、陶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缓解 环保 “逐底竞争”?
刘定杰、吕守军｜社会资本、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2005—2018 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徐龙顺、宋娜娜、蒋硕亮｜ “参与促进” 还是 “参与悖论”? ——教育的公众参与效应研究
吴磊、杜耐可｜外部环境、组织治理与慈善组织风险——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余晓、顾玲巧、单嘉祺｜整体政府视角下标准化治理府际合作的生成机理研究
熊烨｜政策变迁中的反馈机制: 一个“理念-工具”分层框架——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 政策为例
研究综述
孙柏瑛、周保民｜政府注意力分配研究述评: 理论溯源、现状及展望
微信推送·2022年第85期
编辑：张精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