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王敬宇｜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 一个伦理现象学阐释｜2022年第5期
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一个伦理现象学阐释
◉ 王敬宇
【摘要】如何将“善”通过治理方式在主体之间扩展开来，现有研究仍疏于经验论证。本文聚焦善治的主体间性，回顾现象学和行政现象学相关理论，运用伦理现象学、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等新视角、新方法，阐释我国基层善治的一个先进典型：西辛庄，结合经典豫剧《村官李天成》等艺术作品，直观展现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本质：命运与共、利益共享、贤能治理、亲清关系、坚持梦想、不断超越。基于伦理现象学视角看，以优秀共产党员为代表的贤能群体，不断扩充良知本性，不断朝向他者，通过先进示范、深入群众、说服感化、利益馈赠等方式，在具有主观性、差异性、陌生性的主体之间，构筑情感的、认知的、语言的、利益的、科技的共通桥梁，在时间进程中，渐进建构起中国特色善治进程，由此展现其由人心善端、到交互行动、再到结构变迁的类似“冲积平原”的流动本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特色善治与我国传统社会、西方国家治理中的主体间性，从价值秩序、人心秩序、社会秩序、商谈伦理、科技伦理、民主运转、制度建设、利益分配等方面作简要对比，以彰显善治的中国特色，最后指出善治是一项珍贵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满足诸多条件才能有效运转起来。
【关键词】中国特色善治；主体间性；现象学
【作者介绍】王敬宇：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xtuwjy@163. com。
【引用格式】王敬宇.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 一个伦理现象学阐释[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5):14-30.
—文章结构—
一、研究问题与理论回顾
二、研究方法
三、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基于西辛庄的伦理现象学阐释
（一）命运与共、利益共享
（二）贤能治理、亲清关系
（三）坚持梦想、不断超越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问题与理论回顾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过程中，推荐英美治理模式，称其为善治。90年代，英美国家出现治理失败，学界开始重审善治标准，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也认识到善治必须与各国国情相适应。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善治理结构，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0月，“善治”写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自此善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正式具备中国特色的内涵和外延。
目前，学界关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研究，主要探讨善治的基本要素、意识形态、现实效应、实现机制等问题。有学者认为善治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等基本要素，英美善治进程蕴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也可以实行善治。学者对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善治能够促进减贫事业、经济增长和政府信任，全球范围内的调查结果显示，政府服务质量达到较高水平以后，民主治理质量能够对国民幸福产生积极影响。关于善治的实现机制，目前学界主要形成两种话语：一是从制度层面，探讨多元主体间的网络治理、协同机制，提倡把政府请回来，建立“好的治理”机制；二是从伦理层面，探讨善治的美德伦理、商谈伦理等伦理要件，将伦理精神注入治理过程，建立“善的治理”机制。国内研究趋势是将政党带进来，揭示中国特色善治逻辑，但学界对何谓“中国特色”的阐释仍需推进。比较上述两种话语，善治的制度话语将善治等同于治理，认为传统的统治与管理相比，善治是好的（good），因此治理就是善治；善治的伦理话语进一步区分治理与善治，认为治理与善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善”（good），治理可能失灵，善治因其具备伦理精神，是更为成功有效的治理，它在时间维度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可见，善治的伦理话语，是在主流的制度话语（民主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基础上，进一步设定善治的伦理标准：美德伦理、商谈伦理等，其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伦理（理解、真实、真诚、正当），综合吸收美德伦理（真诚）等伦理视角，表现出较强的综合性，也相当契合当今民主化和多元化时代的治理要求。但是，目前善治研究的伦理话语，仍具有显著的规范性和先验倾向，如何将“善”通过治理方式在主体之间扩展开来，现有研究仍疏于经验论证。因此，本文试图基于中国善治经验，结合善治研究的两种话语，侧重从伦理层面，运用伦理现象学方法，揭示中国特色善治的主体间性逻辑。
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又称交互主体性、相互主体性，它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术语。现象学通过自我反思，在自我意识中发现自我内部的原初之善，认为我和你都具有主体性（subjectivity，主观性、主动性），我对你的认识不完全是客观的，你的形象是我主动和主观构造的产物，我和你之间具有差异性，你对我而言具有难以消解的陌生性。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两个具有主观性、差异性、陌生性的主体之间，如何寻找共通桥梁，弥合主体间的鸿沟，将自我的原初之善在主体之间扩展开来？
自胡塞尔开始，现象学家为克服这一难题付出不懈努力。前期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得出先验自我的纯粹意识（良知），依据“同感”建立起交互主体性，但是，对于先验自我的纯粹意识（良知）如何同感他人意识即他心问题，始终折磨着胡塞尔，使胡塞尔难以摆脱唯我论指责。后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基于我和你共同置身其间的生活世界，努力消解主体间的陌生性和不可通约性，但生活世界既存在你我共享的观念、习惯，也存在相互对立的观念、习惯，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立足“此在”（自我），站在人生边上进行现象学还原，提出“向死存在”，聆听“良知呼声”，揭示“此在”的本真存在、“常人”的沉沦存在、此在与他人“共在”的生存结构，但无论如何，以“此在”为重心的存在现象学，依然带有唯我论倾向。舍勒通过现象学还原，由外而内地反观纯粹意识，将伦理观念奠定在纯粹意识（良知）的伦理直观基础上，但舍勒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由内在良知追溯到以神圣价值（上帝）为最高依据的先天价值秩序，在祛除价值观念的主观随意性的同时，宣称上帝的神圣之爱的价值不可能从经验世界得到说明。萨特通过他人目光，激发自我的良知与羞愧，但他认为交互主体关系在本质上是冲突性的，他人即地狱，即便是爱———这一可能免于冲突的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伽达默尔通过主体间的视域融合、诠释循环，寻求主体间相互理解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其哲学诠释学的实践旨趣在于有情境的实践理性、共同价值或社会理性，以善本身为目的：去认识善，还要共同创造善。莱维纳斯对身处纳粹集中营的记忆实在过于深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批判胡塞尔的意向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对于他者（他人）的暴力，在面对他者面孔时，强调他者对于自我的差异性，论证“不可杀人”“为他者”的伦理律令，或隐或显地展现出他的犹太教思想背景。马里翁受萨特和莱维纳斯影响，将胡塞尔从自我射出的意向性之箭调转过来，从他者（他人）那里射向自我，以“圣像”观视“自我”，阐释不可见、不可理解、具有溢满性的上帝对于人的给予和馈赠，发生现象学的神学转向。由此可见，西方现象学家始终坚持现象学的明见性原则，通过意识范围内的彻底反思，直观到一个纯粹、本真、有良知的“自我”、与一个矗立于我面前的具有差异性的“他者”（他人）、自我与他者的“共在”结构、“为他者”（他人）的伦理律令，但西方现象学囿于意识范围内的本质直观，造成其难以走近他者，难以消解自我和他者的陌生性，最终只能在心灵范围内依靠最高的上帝对于自我（进而通过自我对他人）的给予和馈赠来通达他者。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现象学的深刻影响，行政学突破科层制（科学、层级、制度）范式，发生民主转向和行动转向，美国行政学家还将欧陆现象学和英美语言哲学结合起来，推动公共行政发生语言转向。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话语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等，均明确宣称以现象学为基础，突破现代行政管理的主客二分法、主体间二分法。行政科学通过客观测量、发现真理的方法，连同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哲学一道遭到批判。行政现象学认为，行政科学也是一种修辞手段，真理不是发现的，而是赢来的；他们抛弃自由主义的孤立个体观念，依据商谈伦理，论证行政话语的伦理标准；强调自我的主动性、他者的独特性、自我和他者的互依性，倡导面向未来、符合道义、积极主动的交互主体决策模式；认为公共问题通过会话要比通过客观测量、理性分析更有可能得到解决，这种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个体参与、彼此接洽的过程，他们包含人类个性的各个方面，不仅有理性，还有经验、情感和直觉。
但是，西方行政现象学置身资本主义社会，在多党竞争的对抗民主格局下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具有显著的西方文化特点，从理论上看，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彻底性，表现出过度的非理性、空想性特征。比如，福克斯、米勒的行政话语理论所依据的哈贝马斯先验商谈伦理：理解、真实、真诚、正当，如果在经验世界遇到不理解、不真实、不真诚、不正当的主张，该如何化解？福克斯、米勒的“不理睬”方案显然无济于事，并会造成乃至加剧多元主体间的相对主义困境，借助力量与修辞赢得真理，也违背其商谈伦理初衷。全钟燮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人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主体，在民主对话中，人们必须在解释者制造的多种理解和误解中做出选择，因此需要培养行动者的批判性反思技能。但是，行动者批判性反思的标准是什么，是否反观一下内心，聆听一下良知，吾人就可以作出善举、消除误解，进而可以创造性地建构出民主决策方案？法默尔的他在性理论，依据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在原本具有同一性的自我内部，看到一个不断分裂、多样化、碎片化的自我形象，认为需要集合“欲望机器”（欲望与他者的连接），使每个人具有反分裂的力量，使每个人能够和他人聚集在一起，从而在自我内部、他者之间建构起不断延异变化的差异网络。但是，当我们反观自我，看到的自我的欲望，都是合理的欲望吗？永远朝向他在性的欲望，与永无止境的伦理追求，存在何种差异，其判断标准又应锚定何方？除此之外，法默尔还宣称，最好的治理是无法律的治理，理想的秩序是对已建立的秩序的颠覆，此种游牧式、千高原的治理模式，带有显著的自由主义色彩，展现出鲜明的解构性、想象性、批判性特征，的确有助于释放强有力的创造性活力，但也很可能带来过度的不稳定性。此种理论在西方国家其实也很难实行，遑论将其移植到我国？当今世界，法治已成为东西方国家共同采取的治国理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因此，实行无法律的治理显然是一种理论的空想。
有鉴于此，本文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善治经验，运用伦理现象学方法，探讨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尝试回答中国特色善治进程如何在具有主观性、差异性、陌生性的主体之间，构筑共通桥梁，弥合主体间鸿沟，将善在主体之间扩展开来，从而在时间进程中不断地建构起来；同时，本文将对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与我国传统社会、西方国家治理中的主体间性逻辑作简要对比，阐释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的特色之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逻辑”，是规律、本质、特征的含义，不特指逻辑学意义上的逻辑，即本文探讨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的某种规律或本质特征。
二、研究方法
中国特色善治进程是一幅宏大历史画卷，本文选取中原地区的一个善治（伦理型治理）典型：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将其置于中国特色善治进程的总体脉络，作现象学的诠释循环、意向流形（manifold/multiple）阐释。
40年前，西辛庄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获得“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典型荣誉。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连续当选十六大至二十大全国党代表，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等多项殊荣，其先进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戏剧等艺术作品，被《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广泛报道，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多年以来，西辛庄率先开展的一系列善治实践：村民入股、村务公开、控制招待费、就地城镇化、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等，均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2016年，西辛庄还筹建起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为来自全国的农村党支部和基层干部提供教育培训，同时为“一带一路”国家举办农业援外培训项目。如今的西辛庄，不仅是一个优美村庄，而且是一座小型城市；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可以作为我国基层善治的典型样本，而且俨然成为我国对外交流、合作培训、展示形象的平台窗口。因此，本文在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研究倡议下，选取西辛庄这样一个基层善治的缩微典型，作深度个案研究，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作循环解释，尝试回答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本质。
西辛庄的一系列善治实践，以李连成的道德品行为重要前提，这些杰出的道德品行和善治实践，在其他地方往往难以进行同一化复制，但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复制，实践中往往以差异化、多样化（manifold）方式进行推广复制。比如，近30年来，西辛庄的招待费始终为零，这种极端极致做法，其他地方确实难以做到，但以“八项规定”方式进行制度化、差异化复制推广，能够有力减少违规招待现象。李连成的道德品行，在其他地方也以不同程度、多样化（manifold）形式存在着，这就好比焦裕禄只有一位，但在全国实际存在成千上万个“焦裕禄”；雷锋也只有一位，而我们每个人都曾做过“雷锋”，雷锋事迹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基于现象学视角看，道德模范和善治典型的意义，对于我们常人而言，往往并不是完全实现，而是努力实现，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予以积极主动地实现。
在方法运用方面，本文基于伦理现象学视角，将善治的宏观制度话语：政党、政府、人民、法治、回应等，还原为具体的个人、行动及其周遭情境，描述个人置身特定情境的内生情感、体验、决断、梦想等心理活动及其外显行动；然后，运用静态现象学方法，将事情推至极处，比如：站到人心的纯粹善端（良知）、时间的生命尽头（死亡），揭示善治的静态意向结构；进而，运用发生现象学方法，在时间进程中，描述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揭示交互主体关系的动态发生和演化机制，呈现中国特色善治进程由人心善端、到交互行动、再到结构变迁的类似“冲积平原”的流动本质。基于方法论视角看，伦理现象学、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已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行政现象学诸经典理论当中，比如：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对交互主体性的阐发、社会建构理论对个体反思技能的强调、话语理论对公共行政的流动的结构性的揭示，均隐匿着伦理现象学、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思维方式。近年来，西方行政学界已对现象学观念与方法作出明确阐释，将其运用于公共空间与公民权利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但上述方法在我国行政学界的阐释与运用还较为鲜见，尽管西方行政学对现象学方法的阐释也还显得较为粗略，并存在将现象学与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相混同之虞。因此，本文尝试在中国特色善治研究中引入上述新视角、新方法，以为中国特色善治理论研究提供一种伦理现象学的方法论参考。
在资料搜集方面，本文主要通过网络搜索有关西辛庄、李连成的权威报道、视听资料和文字材料，比如：李连成本人所作的专题报告、中央电视台《榜样4·李连成》、河南电视台《党课开讲啦·李连成》，同时结合有关李连成的经典豫剧《村官李天成》、电影《卒迹》等艺术作品进行阐释，这些艺术作品深刻描绘了中国特色善治原型，取得重要艺术成就，并以充满生活气息、富于感染力的方式，揭示“不可见”的良知、欲望、情感、梦想、决断等存在真理。这些非理性、超理性的存在真理，难以用现代科学、数理统计、理性太理性的方式予以揭示。
使用艺术作品表达现象学思想，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梅洛庞蒂、萨特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萨特的戏剧、小说还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行政学界，至少从沃尔多倡导新公共行政学以来，运用艺术作品表达行政学思想，就已形成一种学术传统，并在当代西方行政学研究中变得越发常见。但在现代科学主义浪潮下，艺术作品表达事情的真实性，往往备受质疑，通过叙事、文学的表达方式，也容易引发争议。因此，为回应读者可能存在的对本文使用资料或对李连成形象真实性的怀疑，我们经过多方求证，保证本文阐释的艺术作品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并未发现相反证据。在现象学看来，西辛庄和李连成的善治故事，经过艺术创作已出现多重版本，但优秀作品中的李连成和现实生活中的李连成，其实均是真实的。艺术作品中的李连成，展现出更多可能性，他们都以现实生活中的李连成为原型，都在必要而非过度的可能性范围内，作自由想象、变更和差异化复写。豫剧中的李天成、电影中的李二卒、现实中的李连成，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展现的不同可能性，因此本文将他们都称作李连成，以李连成为核心人物，讲述西辛庄的善治故事。
三、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基于西辛庄的伦理现象学阐释
中国特色善治进程具有主体、利益、语言、理解、行动、超越、时空等多重属性，这些多重属性相互联系、相互构成，比如：时空相互构成，主体是特定时空的交互主体，利益是主体间的相互利益，语言相互延异，理解总是相互理解，行动则是主动行动、超越行动，超越则向主体内在、外在和未来不断超越。因此，本文综合伦理现象学的上述多重视角，描述西辛庄近40年的发展历程，以此循环解释、直观呈现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
（一）命运与共、利益共享
西辛庄人的祖祖辈辈，就像一片森林生长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这片狭小的土地，为西辛庄人提供了局促的生活可能性，也将西辛庄的各色人等紧紧黏附在一起。在西辛庄，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孤立自由的个体，他们一出生就像一棵树苗一样扎在土里，这儿是他们的根，他们天生就要依靠这片土地生活，天然要与周围的人事打交道。年轻的人儿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穿梭在这片土地上、林中路，但如果想离开这片土地，飞出这片森林，则非常困难。也就是说，西辛庄人天生就是一个因缘整体，他们的命运天然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拿村民水生来说，他是李连成的好友，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但是死得早，他的妻子不幸患了重病，女儿巧巧去找村支书德旺叔要卖粮款，德旺叔告诉她，她家卖粮款早就抵充村提留款了（干部工资、招待费等）。这件事激起村民不满，他们家卖粮款也遭遇同样对待，大伙跑到德旺叔家门口质问，这使德旺叔感到难堪，他实话告诉村民，他已向镇里打了报告，这个村干部，他不想干了。
李连成从小家贫，常受人欺负，他没读过一天书，但头脑灵活。改革开放以后，中原油田开发，濮阳市涌入大批油田职工，市场上蔬菜紧缺。李连成瞅准机会，迅速搞起3个蔬菜大棚，在大棚一住就是7年，每天只睡3个小时。每日凌晨，他就需要骑自行车把蔬菜运到20公里外的市区销售。经过几年风里来雨里去（展现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生风雨和生存艰辛），李连成迅速成为村里首富。现在德旺叔不想干了，村民们把希望寄托在李连成身上，希望李连成带领大伙致富。
1991年，李连成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西辛庄人的命运和发展因缘开始转变。李连成当选村支书后，即向父老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要是喝村里一盅酒，就割我的舌头，要是乱花村里一分钱，就剁我的手指头。他向镇里要了政策：以后上级来检查，村里一律不招待。此时，那些嫉恨李连成的人，心里难免嘀咕，李连成当了村里“老一”，恐怕对他们不利。现在，李连成发了此等誓言，他们等着看李连成的笑话，他们很难想象，上级来了不吃饭如何开展工作。可是，李连成做到了。30年来，李连成出差经常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上级来了，李连成的慷慨待客之道，就是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吃碗面条。以前谁对他不好，他就反过来对谁好；谁不信任他，他就请谁来监督他。也就是说，常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因果定律：你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你，到李连成这里被扭转过来。李连成以其宽阔胸怀、无私奉献，以超因果关系方式：发自内心，无缘无故，重塑了西辛庄人的发展因缘。
李连成带领大伙致富，注重走有特色、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所谓差异化，表面看来，就是自我和他者（他人、他物、他事）不一样，基于现象学视角看，差异化的本质超出自我理解的范围，只有在自我暂且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具有差异性的他者才会真正出现。李连成处理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方式，是不断朝向他者，向他者学习，同他人合作，给予他人利益，其在交互主体关系维度，用李连成的话说就是“吃亏”，用现象学的话说就是“给予”“馈赠”“为他者”，用党中央的话说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1983年，李连成开始种植反季节大棚蔬菜，但反季节大棚蔬菜对李连成而言是相当陌生的。他以每年1万元高薪，从省城请来蔬菜技术专家。那时候“万元户”还很少，他每年拿出1万元聘请技术专家，不愧称得上大手笔。到1991年，李连成种植大棚蔬菜净赚17万元，并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大棚蔬菜技术。当选村支书后，他号召村民一起种植大棚蔬菜，村民不理解，他就开始动员，村民不懂大棚蔬菜，他就免费提供种子、技术、贷款担保，还将自家两座菜棚送给村里最困难的两户人家。两年以后，西辛庄人均收入增加500元，这件事在当地迅速传播开来。1994年，濮阳市全面推广大棚蔬菜，但李连成觉得物以稀为贵，全市都种蔬菜，蔬菜就不值钱了。李连成虽未读过书，但生活世界教给他的道理，使他坚决不同意西辛庄用辛苦挣来的钱买个响应。镇领导找李连成谈话，李连成拗不过，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西辛庄可为其他村派驻技术员，西辛庄人通过三年实践，已经学会种植大棚蔬菜。因此，李连成以其实践智慧，有效化解科层制下的不合理命令对于下级的同一化管理机制。
此时，到1994年，李连成已决定另辟蹊径。他外出考察，为村民们找来另外一条致富门路：集资办厂。可是，村民们并不理解，认为李连成是个农民，种菜可以，办厂不行。全村200户人家，李连成只动员成功12户，集资21万元。于是，李连成就首先带领这12户率先建厂。两年以后，工厂项目投产，当年盈利，纯利润200万元，股东们喜出望外，当初没有入股的村民则开始后悔，有人开始眼红，有人组织堵路。李连成看到这种情况，经过反复思考，决心把厂子交给全村，让全村人参与分红，但遭到其他股东的一致反对。股东会议以后，李连成挨家挨户做工作，他对其中6位党员讲：咱们当初入党宣誓的是什么，难道忘了吗？实践证明，党员觉悟确实比较高，李连成做通6位党员工作以后，请他们结对另外6户，经过半年的耐心劝导，全体股东终于一致同意全村人入股，将100多万元资产作价68万元，由全村入股筹集168万元。
资金多了以后，李连成再次外出考察，为西辛庄找来另外一个工业项目，全村人都觉得好，但是需要聘请技术专家。江苏一个国营企业3位专家表示：他们来西辛庄，每人需要分一套房子，五险一金齐全，年底分红比例为利润的30%：企业如果赚100万元，付给他们30万元。李连成召开村民大会，全体村民一致反对，只有李连成一人同意，村民对付给专家30万元这件事，感到难以理解，无法接受。按照现代民主法则，这件事根本不可能。李连成宣布散会，会后他继续挨家挨户做工作，他向村民解释：分给专家30万元，咱们还有70万元，离开专家，咱厂子就办不成，连工作都难找。在李连成反复耐心开导下，全体村民逐渐领悟，最终一致同意专家要求。由此，西辛庄从21万元起步，发展到村集体固定资产两个多亿、年产值十几个亿的规模，全体村民过上富裕生活，他们成功走出一条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李连成做出无私奉献，党员对村民做出无偿馈赠，遇到村民一时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们经过反复解释、耐心开导，通过先进带动后进，在村民之间找到中国式的协商民主路径，在集体和市场之间，找到差异化的合作道路，以渐进方式取得一致同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效果。与西方国家相比，这条道路显然有别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对抗民主、少数人暴富模式。
（二）贤能治理、亲清关系
“贤能”表示德才兼备之人，其字形、字意在时间进程中不断演变，至秦汉一统，字形、字意开始变得相对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系统较传统社会发生根本变革，贤能标准发生重大转折，连沿用近两千年的楷体字形也发生进一步简化变革，不过与传统社会的贤能内涵相比，依然具有重要的共通之处。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增强，贤能的任务也需要在越发多元化的差异主体之间构筑共通桥梁。因此，“贤能”的意义也需要不断向过去和未来追溯，需要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以其他相互关联而又存在差异的文字和事物作参照，才能相对开显其意义与内涵，此即德里达“延异”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本文体现。
“贤”自西周以来，字形演变如下：
因此，“贤”“能”均具有多才之意，差别在于两者的意向性不同，前者多财（多才），能够以财分人；后者多才（多财），却无分财之意。“贤能”二字连用，表示贤人以其分财之意，统领能人技能才干。同时，从贤能与其他群体的差异网络看，我国传统社会的贤能，相对于天子而言，其职责在于辅佐天子管理臣民。天子则是上帝、昊天之子，上帝、昊天乃是一切价值本源，亦可追溯至先祖、圣王，先祖、圣王均由感天而生，其神圣起源，多由诸子悬设，史实无从考证。“贤能”中的“贤”，也写作“臤”
在西辛庄，李连成作为贤能代表，既是能干多财的领导，也是全体村民的公仆，他不仅能够自己率先致富，而且能够以财分人。从优秀传统文化看，李连成虽未读过书，但这正显示他具备天生的良知善端。所谓良知，它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原初知识，是人知善知恶的道德本能。所谓善端，孟子称之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尽管良知善端人皆有之，但它也仅仅只是一种善端，“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李连成这样的贤能人物，其可贵之处在于，依据其天生具备的良知善端，在实践中不断朝向他者：陌生他人（人民群众）、科学技术、治理方式，不断消解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陌生性，从而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人格、科技水平和治理能力，进而将其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推广扩充（manifold）开来，在众人之间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事务扩展秩序。
基于多元治理视角看，良知虽然人皆有之，但易于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由于每个人的气禀欲望程度不同，因此其良知良能呈现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异。当李连成决定带领大伙办厂，习惯现拔现卖的村民并不理解，他们曾为一点点利益就会闹得不可开交，面对市场风险和未来不确定性，德旺叔也劝李连成防滑求稳。可是，李连成从小养成的犟脾气，牛都拉不回来。他首先说服妻子兄弟，然后从村里较为先进的党员入手，由一部分党员带动一部分群众，由部分人率先建厂，工厂建成盈利以后，李连成又响应群众期盼，号召股东把厂子交给全村，但遭到其他股东一致反对。他依然从自家兄弟入手，劝解两位兄弟：“你们现在是有钱人了，难道就忍心看着其他村民受穷？”李连成的责问，体现出他的恻隐之心，也触及两位兄弟良知。此时，李连成的良知，对两位兄弟而言构成“他者目光”，在李连成“他者目光”的凝视下，两位兄弟低下头无话可说。李连成由此进一步开导其他党员股东，当初推举李连成的支部委员，心里不太愿意，但也理解李连成的想法，李连成顺势做通这部分党员工作。但也有股东认为，李连成这是拿全体股东利益，换取个人政治资本，这句话深深刺痛李连成。他为摆脱嫌疑，决定从公司撤股，带领全村人重新办厂。李连成决心以还原自我利益的方式，而非西方现象学在意识范围内的意识还原方式，显示出他纯粹的良知本性，使部分股东感到羞愧难当，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全村人入股。
待全村人富裕起来，李连成号召大家搞新村规划建设，他准备率先拆除自家小楼，把宅基地搬到全村最洼的地方，那里原是一片乱坟地，现在是两米多深的臭水坑：蛤蟆洼。可是，这一次李连成的想法，遭到妻子丁秀莲的反对。李连成开解秀莲：如果遇到好事，头把手拿头一份，按照二把手、三把手的顺序轮下来，轮到一般群众手里还剩个啥？秀莲认为，以前的亏，她已吃个遍，这次村里给她家安排最好地段，可李连成偏要搬到那个臭水坑去，这个亏她坚决不吃。李连成耐心劝解：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当干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就有权威；当干部就应该常吃亏，常吃亏才可能有作为（豫剧《村官李天成》著名选段）。秀莲觉悟本来就高，在李连成开导下，思想逐渐有所转变。乡亲们听说此事，都被李连成的诚意感动，德旺叔作为老支书，带头要去蛤蟆洼，其他村民也开始相互礼让，坚决不让秀莲再吃这个亏。秀莲看到乡亲们的如此情义，反而感动地说：“我这心里头原来是有点气，看到乡亲们的如此情义，我这心里头的气就烟消云散了，大伙这么看中我，我再吃亏也值啦！”秀莲还不好意思地说：“谁要再提那蛤蟆洼的事，就是拿我丁秀莲的难看。”此话一说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李连成基于人皆有之的良知本性，通过吃亏奉献、说服感化、他者目光等途径，依次消解家人、党员、群众的内心欲望，然后通过党员、家人、群众，渐进建立起公共事务的扩展秩序。此种扩展秩序，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在亲属、朋友、陌生人之间依次建立起来的亲疏有别的社会关系差序格局；同时，也不同于西方社会以自由选择为特征，以神为最高依据的价值秩序。它在价值秩序上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作为最高价值，通过党员先进性带动群众，通过主动奉献，说服感化群众，渐进实现群众利益，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利益。
同时，与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相比，李连成处理自我、家人、村民、村务的关系，遵循“亲清”原则。他要求家人支持工作，但不允许家人谋取特殊利益。他拒绝父母、兄弟请托，反过来帮助那些欺负过他父母、兄弟的人，因为此事，他遭父母、兄弟多次埋怨。他向父母、兄弟解释，村里的制度都是书记、主任带头制定的，如果自己带头违反，就没脸面对村民。有时父母不理解，甚至朝他扇耳光，但他坚决不办。
现象学认为，自我和他者之间具有难以消解的陌生性。可是，近30年来，李连成通过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与群众建立起亲熟关系，几近消解与村民之间的陌生性。在西辛庄，无论谁家遇到困难，他都倾力相助，因此与村民建立起深厚情谊。对西辛庄的一草一木，李连成都非常熟悉，了然于心。他每天3点半起床，4点半到村里转转，看看西辛庄哪里需要做些什么，5点半村民开始一天的生活，他已带领村两委班子干了1小时义务劳动。在李连成看来：村民看干部，就是看你干不干事；当干部就是要带头干事，让村民有一个认可。前些年，西辛庄大力开展招商引资，许多外地企业来西辛庄落地生根，他们看重的就是李连成带领的村两委班子。这里的企业家都知道，和李连成打交道，简单明快，遇到什么困难找李连成帮忙，用不着请客送礼；而李连成认为，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企业家来西辛庄，并不是为了吃喝。因此，30年来，村里招待费始终为零。他特别注重财务公开、村务公开，村里每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接受村民理财小组和群众监督；村里采购物资，他通知所有干部上网筛查，比较价格质量；村里卖树，通知村民前去，谁出价高卖给谁；伐树量方，村民代表各量一次，清清楚楚。之所以这样做，用李连成的话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的和李连成一样多。他通过村务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将原来“不可见”的事务，打开给群众看，打消群众顾虑，获得群众信任。
（三）坚持梦想、不断超越
梦想是对未来的期待，对可能性的筹划，对现实性的超越。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看，西辛庄人的梦想，是西辛庄绝大多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如果单就个体的自由选择而言，李连成完全可以选择离开西辛庄，追求他个人的美好生活，但他选择做一名共产党员，决心在西辛庄人的期待中，带领西辛庄人共同实现梦想。对西辛庄的大多数穷苦农民来说，并不存在所谓自由，30年前他们的共同理想就是吃饱饭，在吃饱饭以后，他们共同做起致富梦，但并不想抛下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背井离乡，于是产生就地城镇化、就地就业、就地看病上学的梦想，这是他们绝大多数人为了生存的共同梦想，几无例外。也就是说，在西辛庄的绝大多数人中间，共同梦想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当他们通过自身劳动和汗水，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共同梦想，也并未取消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他们依然有着各自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反而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相互交往、守望相助中，有力消解城里人才有的那种相互之间的陌生感和孤独感。
基于现象学的时间观，人对未来的期待具有无限可能性，但就其现实性而言，时间的长度是有限的，它在人的心灵之中，往往由较为切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使得时间总以“一段时间”的方式出现。同时，时间也总是渗透在特定空间场所之中，使其展现出空间化、立体化特征。因此，人们往往只能在较为切近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立足特定空间场所提供的有限可能性范围内作出选择，并以渐进方式，通过智慧和汗水，将梦想照进现实，以此不断向未来推移，以至于无穷。
首先，对西辛庄人来说，过去并不容易过去，往事并不如烟。过去以记忆的方式隐藏在西辛庄人的爱恨情仇之中，西辛庄人必须在时间之中，依靠善良情感，才能不断稀释内心怨恨。30年前，西辛庄不仅穷而且乱，村民之间为一点点利益就会争得头破血流，村干、村民之间以势压人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往日的矛盾，就像乌云一样笼罩在西辛庄人的心头，怨恨深深扎在那些家庭贫困、没有背景的“怨种”心中。李连成家原来就是个“怨种”，他的父母连同李连成，曾被某位村民按到地上打。李连成当选村支书后，并未以怨报怨，而是带领大伙一起致富，办事一碗水端平，他将往日怨恨一笔勾销，为西辛庄人吃苦受累无数。在这30年间，李连成一直像太阳一样，温暖着西辛庄人的内心，渐渐驱散大伙心中的乌云，在李连成的带动下，西辛庄逐渐蜕变成远近闻名的和谐村。李连成也在一次次吃亏当中，不断超越自我，将自我人格打磨得闪闪发亮。中央电视台在采访时问他：这么多年吃亏，心里有没有那么一刻觉得委屈，李连成说：“当了支部书记以后，虽然自己给自己琢磨的路子去吃亏，但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心里确确实实不得劲。后来我想得劲了，吃了一个亏就干成一件事，吃了大亏干大事，吃了小亏干小事。全村人从我吃亏这一块都满意了，我也就觉得幸福了。”因此，对李连成而言，吃亏意味着割舍自我利益，无偿赠予他人，使他人满意；同时也意味着割舍内心欲望，不断超越自我人格，使自我感到幸福。
其次，现在朝向未来存在，它寓居特定场所，不断地到来，不断地消逝。西辛庄人在迈向未来的过程中，总是立足现有资源，努力寻找优势，摆脱过去羁绊，同时又要不断更迭现有优势，才能不断走向美好未来。起初，西辛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优势，地里只长盐巴不长庄稼，李连成的优势是在“别处”借来的，他到省城请来技术专家，帮助自己种植大棚蔬菜。后来，种植大棚蔬菜的人多了，大棚蔬菜的优势就消失了。他进一步到“别处”考察，到南京请来技术专家，帮助西辛庄人搞工业办企业。如今，搞工业办企业的人也多了，李连成继续到“别处”考察，他们开始引进最高端技术，加工生产“世界专利”产品，继续更迭自身优势；同时，李连成的故事，也从濮阳、河南传到全国，他们开始充分利用“李连成”的品牌优势，办起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学院，为来自全国的基层党员干部提供高端培训服务。
最后，未来尚未到来，但它已在现实之中先行展开，人们需要继续为之付出智慧和汗水。改革开放之初，西辛庄人只有一个温饱梦。今天的生活，若在40年前，西辛庄人连想都不敢想。他们在李连成带领下，以梦为马，以汗为泉，不断实现自己的温饱梦、致富梦、就业梦、城市梦。如今，西辛庄人已实现“城里有啥咱有啥”的梦想，下一步他们的梦想是“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好”，这对西辛庄人构成真正考验。以前，西辛庄人的梦想，都在别处、在他者那里现实存在过的，现在他们要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好，这是连“城里人”也未实现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已不在“别处”，在“此处”。他们为实现这个梦想，请来最好的老师教育下一代，办起最好的医院惠及周边群众，同时，他们自己也是最好的老师，希望通过农村党支部学院，教育锤炼一批党员干部，从这里起飞一批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全国农民飞向美好未来。西辛庄人现在最担心李连成生病，李连成已经70多岁，但李连成说他有“发展瘾”，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会带领大伙拼命干，他曾在河南电视台表态：即使把命丢掉，也不会在共产党脸上抹黑。此时，李连成提到“把命丢掉”，具有显著的现象学意义。时间对于我们而言止于死亡，李连成此时站在人生边上，向死而生，聆听良知呼声，并无任何外界指令。相比之下，吾人都有未来，吾人的未来往往是较为切近可期的未来，死亡对于我们似乎遥不可及，而这显然是一种自欺，由自欺驱使我们逃避人生最高价值，转而追求那些低级价值。诚如《论语》所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死亡，吾人知道一切终将还原，终将沉入虚无，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往往到面临死亡才会看清价值真相，看透欲望的自欺本质。所幸在吾人中间，总有一些人把时间看得长远一些，将人生价值看得通透一些。自从全国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来到西辛庄交流，李连成看到：中国农村党支部书记，并不是不想吃亏，也有很多人想吃亏，只要全国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都能去吃亏，全国的农民就满意了。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回顾和回应现象学、行政现象学关于主体间性的理论探讨，基于伦理现象学视角，运用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方法，阐释西辛庄近40年的发展历程、善治故事，直观展现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本质：命运与共、利益共享、贤能治理、亲清关系、坚持梦想、不断超越。基于伦理现象学视角看，处于特定时空的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吾人的命运天生相互交织在一起。以优秀共产党员为代表的贤能群体，不断扩充良知本性，不断朝向他者：陌生他人、科学技术、治理方式，同具有差异性的他者（能人）合作，不断提升自我人格、科技水平和治理能力，取得成功以后，能够带领群众一起脱贫致富，在为人民服务中，不断提升和感受自我价值。他们能够超越常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因果定律，通过善良情感、利益馈赠，温暖人心，逐步化解来自过去的矛盾怨恨；通过深入群众、帮助群众，与群众建立起亲熟关系，克服主体之间难以消解的陌生性。面对未来不确定性，贤能群体起初只能动员部分群众（家人、朋友、先进党员），参与项目建设，在项目取得成功以后，能够顺应群众期盼，通过他者目光，激发先富群体的良知善端，说服先富群体与人分财，突破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在项目迭代升级过程中，面对群众认知差异，通过反复开导，耐心说服，逐渐拨开群众心中迷雾，将善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扩充推广开来，建立中国特色公共事务的扩展秩序。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制度建设均发挥重要功能，贤能群体通过带领身边群众，立足现有资源，不断寻找优势，更迭优势，超越现在，迈向未来。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中国特色善治进程经由人心善端、到交互行动、再到结构变迁的类似“冲积平原”的流动本质，也可以直观以优秀共产党员为代表的贤能群体，通过先进示范、深入群众、说服感化、利益馈赠等方式，在差异主体之间，构筑情感的、认知的、语言的、利益的、科技的共通桥梁，在时间进程中，渐进建构起中国特色善治进程。
比较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与我国传统社会、西方国家治理中的主体间性逻辑，其异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价值秩序方面，我国传统社会和西方国家均将昊天、上帝看作最高价值，究其本质则以维护皇权或资本利益为根本。我们党和政府将人民视为最高价值，将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人心秩序方面，三者均注重深入人心，通过自我反思、他者目光，激发良知善端。中国特色善治和传统文化，立足人心原初事实，认为良知善端人皆有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西方文化同样看到自我良知，但他心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因而不得不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继续悬设一个上帝，以上帝保证伦理共通性。同时，中国特色善治和传统文化，主张在自我内部和他者之间遏制欲望，将伦理行动扎根于内在良知和广大群众。西方文化对于欲望的看法显得相对积极，尤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欲望机器向四面八方突进。商谈伦理方面，三者均倡导在主体之间展开真诚对话，促进相互理解，搭建共识桥梁。我国儒家传统认为，齐家治国必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遵守絜矩之道，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中国特色善治进程的贤能群体，不断激发良知善端，在能人和群众中间进行耐心说服，通过渐进方式取得群体共识。西方国家治理依止良知，论证一套先验商谈伦理（理解、真诚、真实、正当），在实践中是否遵守则完全是个人自由。社会秩序方面，中国特色善治进程既继承儒家贤能政治精髓，又吸收墨家爱无差等精神，超越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将善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推广扩展到底。西方社会治理基于个体选择、自由竞争，演化出社会习俗与法律。中国特色善治并不反对此种扩展秩序，但同时强调贤能群体取得成功以后，需要响应群众期盼，将先进经验在广大群众中更有目的地推广开来，形成中国特色善治扩展秩序。科技伦理方面，中国特色善治和传统文化强调贤能群体须以善良意志，驾驭科技发展，但是传统社会科技相对落后，主要倡导贤能以民为本、以财分人，避免能人以才伤人风险。西方国家治理同样强调科技发展，同样认为科学技术须以善良意志、纯粹意识为前提，但西方文化同时存在以权力意志、欲望机器驱动科技发展的强烈取向。民主运转方面，我国传统社会遵循君主民本传统，不存在民主运作模式。西方国家实行多党竞争，对抗民主，我国则不实行多党制，民主过程具有协商合作特征。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特色善治和西方国家治理均强调公开透明、权力制约，将不可见的事务打开给群众看，以此获得群众信任，在此方面传统社会显然相当孱弱。利益分配方面，我国传统社会存在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但在皇权统治下，以财分人总体上沦为一种空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中国特色善治进程明确以共同富裕为导向，以优秀共产党员为代表的贤能群体，不仅具有劝人分财取向，而且绝不空谈，能够率先示范，拿出切实利益赠与他人。在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善治进程的主流话语。在西方国家，以财分人主要依靠个人自觉，共同富裕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话语。
本文基于伦理现象学视角对于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的初步探讨，还牵涉诸多未竟议题。从人心秩序看，虽然人皆有良知，但在人心内部还存在一个无根的他者：欲望，它和良知混合在一起，不断朝向他者，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构成相互延异的差异网络，推动社会结构在时间进程中缓慢变迁。鉴于李连成、西辛庄这样的善治典型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偏低，说明在人心内部依靠良知克制欲望，实非易事；在主体之间，依靠贤能人物、他者目光促发良知，亦非易事，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引导和强制功能。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在结构化形塑人心秩序过程中，依然需要贤能人物的积极行动，才能将制度倡导的价值秩序转变为主体间的社会秩序。在本文案例中，西辛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治理过程，主要不在于其形式化的、写在纸面上的、更多具有同质性的制度规定，而在于有李连成这样的贤能人物，并将其顺利推选出来，由此才能书写后来的善治故事，构成由治理走向善治的重要分野。依据多部艺术作品反映，李连成当选村支书，是在德旺叔不想干的背景下发生的，在选举过程中也有一些人串联起来反对李连成，由此可见，将李连成这样的贤能人物推选出来，亦非易事。根据本文研究，中国特色善治进程具有显著的行动主义特征：先进示范、耐心说服、化解来自过去的矛盾怨恨，因此，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实际上同样需要积极主动、耐心细致地开展引导说服、矛盾化解工作，才有可能将贤能人物更为顺利地推选出来，这在作者关注的其他善治典型中具有鲜明体现。再者，从科学技术角度看，迈向善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断朝向先进科学技术，创造人民群众共享的价值。在西辛庄的善治历程中，他们的科学技术主要是从“他者”那里引进的，现在他们的梦想是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好，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靠自己创造出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已构成西辛庄人面临的最为重要的考验。基于现象学视角看，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若要持续不断创造先进科学技术，需要构建开放有序的制度环境、科技向善的人心秩序，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力量充分涌流，又防止掌握先进科技的能人以才伤人风险。由此可见，善治实在是一项珍贵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满足诸多条件，才能有效运转起来。中国特色善治进程中的主体间性逻辑，在人心秩序、制度建设、民主运转、科技发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复杂的辩证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对于这些未竟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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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精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