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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丨汉文帝霸陵是如何发现的?“为人温顺”的刘恒从山西进京后,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

文博山西 2022-04-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燕京书评 Author 燕京书评


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发现汉文帝霸陵。


这个考古大发现,对一段历史进行了纠错:粉丝们祭拜了千百年的汉文帝霸陵,原来大家都找错了地点。



为了寻找到这个皇帝的身影,今天的人们,耗尽了半个世纪的时光。


他活在大汉朝,平生非常节俭,忧国忧民,堪称历史上“网红级”帝王,也倍受后世粉丝们爱戴。


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


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他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


如果典籍记载都属实的话,他绝对称得上最节俭的皇帝之一。


不过,他对自己节俭,对百姓们却十分仁厚,不断减免百姓赋税,给予实惠。


在他的治理下,国力不断强盛,府库充盈,开辟了“文景之治”。



公元前157年,他去世前,竟还不忘继续节俭,《史记》中记述了他的临终遗嘱,“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从此深藏功与名,这个帝王再无踪影……



连他最后的埋身地,后辈粉丝都是依据元代典籍的记载,在一个叫凤凰嘴的地方,世代祭祀。


他是谁?


他就是汉武帝的爷爷、开启“文景之治”的汉文帝。


江村大墓三维正视影像图


橙柿互动连线陕西考古研究院的专家,讲述汉文帝霸陵的发现始末,见证两千年前的一个皇帝的魅力人生……

 

历史开了一个小玩笑

考古人员耗费半个世纪找到真相


“目前发现的证据结合文献记载,我们认为江村大墓的墓主,应为汉文帝刘恒。”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告诉橙柿互动记者。


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汉武帝的爷爷)汉文帝霸陵所在地,确定为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



这个结论,令考古界与民间均感到震惊。


根据元朝史料《类编长安志》记载,这个皇帝的霸陵,明明位于白鹿原凤凰嘴下,明清时期还曾举行多次祭祀。


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


这一错距今竟已近千年,难道一直以来,粉丝们都拜错了地方?


橙柿互动了解到,今天找到的汉文帝霸凌的真正位置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端,北距凤凰嘴约2100米。


半个世纪前,这里就开始了考古工作。


1966、197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学理、吴镇烽先生对霸陵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



19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对霸陵的进行了考古调查与测量,为此后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1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霸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


2006—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区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等,为确定霸陵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1—2013年,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带队对霸陵、南陵陵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


2017年持续至今,勘探发现了江村大墓的“石围界”、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以及建筑遗址、陶窑等。


这次发掘,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取得了丰硕成果。


埋藏了千百年的大墓,最终真相端倪。


它的主人,正是开启“文景之治”赫赫有名的汉文帝。

 

非同一般的高规格

近千座陶俑千人千面有男有女


这座墓葬经过挖掘后,显示出一个独特的轮廓:墓道平面为“亞”字形。


这可不是一般的轮廓,在秦汉时期,这种墓葬形式一般均为皇帝或皇后级别的顶级贵族使用。


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认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汉帝陵中,从开国之君汉高祖到末代皇帝汉平帝的陵墓,均为“亞”字形,西汉的皇后陵墓也大多为“亞”字形。


江村大墓出土的马骨


另外,像刘邦的父亲太上皇、汉文帝之母薄太后、汉昭帝之母钩弋夫人等,因为其生前或逝后被尊为“皇”、“后”,其墓葬也是“亞”字形。


总之,当时只有皇帝、皇后或相当于其地位的人,才能使用“亞”字形墓葬。


其他人的墓葬没见一例这样修建的,即便尊贵如诸侯王的人。


在陵墓的周围,人们又有惊喜发现,密密麻麻的外藏坑多达115条,里面填满了宝贝。


大家小心翼翼地发掘了15号外藏坑,发现惊人。


外藏坑里布满了数不清陶俑,一眼望去,阵仗撼动人心。



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介绍说,“我数了数,每排13到15个,一平方就差不多30个。


真人大小的三分之一,身高50到60厘米左右。


这样的陪葬规格相当高,这样陶俑现在看上去不起眼,可在过去是精工制造。


大概估计,仅仅这一条外藏坑,陶俑的数量大约有近千件。”


非同一般的高规格!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陶俑面部,都是不一样的长相,表情唯一。


和震撼世界的秦兵马俑一样: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模样。


江村大墓出土的刑徒俑


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说,“这些俑,我们叫它着衣式裸体俑。


其实,在它们入土的年代,它们是有外衣的:丝制或麻制的材料。


年代久远了,就成了裸体的模样。


这可是当时高等级的陪葬品,是专为皇帝皇后或皇室成员使用的。”


更神奇的是,有些陶俑还能区分男女性别,有着醒目的性别特征……。


BOY!


Girl!


勤勉了一辈子

他把官署搬到地下继续“办公”


活着兢兢业业、死后还继续“老骥伏枥”……


新发现的汉文帝霸陵,是这个皇帝一生的人生真实写照,纵然时光过去两千多年,还散发着人格魅力。



江村大墓的外藏坑,出土了“长信厩印”、“长信厩丞”等铜印、封泥多枚,还有“中司空印”“中司空丞”“仓印”“廥印”“器府”“车府”等明器官印。


其实,在数十年前,在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也发现了180多座陪葬坑(即外藏坑)。


考古学家段清波先生研究认为,这些陪葬坑,是秦始皇借用先秦以来车马坑陪葬的形式,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模拟设置在地下。


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说,汉承秦制!西汉帝陵外藏坑的象征意义,应当与秦始皇陵是一致的。


比如,汉景帝陵已发掘的11座外藏坑,代表和象征的是卫尉、宗正、少府三卿或其下属官署机构。



而江村大墓四周的外藏坑,无论从其数量、分布形式、规模尺寸、形制结构、文物内涵等诸多方面,都与汉景帝陵高度一致,特别是其中也出土了多枚官印。


因此,这些外藏坑也应当是模拟官署机构。


刘恒这个皇帝,在临终后还不打算休息,把官署机构搬到地下,还想继续亲力亲为。

但“真”霸陵的横空出世,让另一个地方的身份有些尴尬。


元代以来文献记载,汉文帝霸陵在白鹿原凤凰嘴下,明清时期还曾举行多次祭祀。




若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那这块地下又藏着谁呢?


这个梗,该怎么破?



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工作中,陕西省和西安市的考古专家对凤凰嘴展开了一次“大体检”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体检了半年时间,得出的结论竟是,“凤凰嘴”这座千百年来被认为是一座帝王陵墓的山坡,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墓葬。


此处仅有十多通明清时期的石碑,山体中并没有人工干预的痕迹,未发现任何陵墓遗存。


至此,凤凰嘴下有汉文帝霸陵这一说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皇帝的一生

真的节俭又勤勉


“这次的发现,陪葬品和皇帝身份产生了很大的落差。”


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说,“我们只发现大量的陶器、铜器和铁器。


这也印证了文帝临终前的遗诏:‘皆以瓦器,不得以银铜锡为饰……’。”


这个皇帝的一生,真的节俭又勤勉。


出土的筒瓦及瓦当组合


他告诉橙柿互动说,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


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也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它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



另外,南陵外藏坑也出土了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


这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从太原走上皇位的皇帝:

汉文帝刘恒

本文转载自百家号“厚重山西”


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7岁时被封为代王,最初建都在晋阳(今天的太原市晋源区),后又建了中都(今天的山西平遥县中都乡)。



在刘恒之前,刘邦曾封自己的二哥刘喜为“代王”,但当时北方匈奴的势力正盛,经常骚扰边境。一次匈奴进攻,刘喜为了活命,“弃国”而逃,被刘邦从“王”撸到了“侯”。刘邦亲率大军30万,击退了匈奴。为防御匈奴进犯,刘邦将太原、雁门二郡合并为代国,封儿子刘恒为代王,驻扎在晋阳。此时的晋阳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以此为屏障,可谓是万无一失。


刘恒在代王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7年。史称刘恒“贤良温知”,仁孝宽厚,对百姓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所以把代国治理的井井有条。


汉惠帝去世后,吕后专权,吕后死后,朝廷里的主事大臣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认为刘恒是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于是派人到太原迎接代王刘恒进京称帝。


刘恒为人谨慎,和身边的谋臣以及母亲薄后商量后,派舅父前去打探,之后才动身进京继承了汉室大统。


刘恒宽容平和,仁厚低调。即位之后,虚心纳谏,励精图治,国家逐步进入正轨。刘恒在位23年,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关心民间百姓疾苦,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一,他开辟了“文景之治”之盛世。


史书记载汉文帝非常节俭。自己穿粗布衣服,要求后宫佳丽衣服不许拖地,帷帐不准绣花。这与刘恒在山西生活了17年,深知民间老百姓的疾苦不无关系!


公元前177年,刘恒回到太原郡,接见了以前的老部下,全都给予赏赐,宴请群臣,赐给百姓牛、酒,降旨免除了晋阳、中都老百姓三年的徭役赋税。汉文帝在太原玩了十多天,这才离开。汉文帝在位期间,先后回太原四次。


刘恒即皇帝位后,将代国一分为二,封次子刘武为代王,辖旧代国(太原郡以北)。封三子刘参为太原王,都晋阳,辖太原郡。


现在,太原古县城南门对面有一座庙,名叫龙天庙,内面供奉的就是汉文帝刘恒,这是当时晋阳人为感谢汉文帝的恩赐、纪念其功德特地修建的。


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的龙天庙


太原还有一个地方,皇后园,和刘恒的母亲薄后有关。刘恒登基后,派人接母后回京。薄太后离开晋阳数十里,恋恋不舍,希望在居住了17年的晋阳再住一晚。于是,大队人马就地驻扎,住了一宿,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太原阳曲镇皇后园村,“皇后园”因此而得名。



汉文帝登基时权谋有多厉害?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燕京书评”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7月6日)是西汉第三位皇帝,汉高帝刘邦第四子,汉惠帝刘盈异母弟,母为薄姬。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恒受封为代王。汉高帝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汉惠帝英年早逝,吕后的外戚掌握朝中大权。吕后去世后,太尉周勃联合丞相陈平等人粉碎诸吕势力,迎立“为人温顺”的代王刘恒进京继位,史称汉文帝。


但是,刘恒很快就显示出圆熟老辣的政治手腕,而周勃不仅没有拥立新君而受宠,反而受到了刘恒的刻意打压。


汉文帝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孙家洲《西汉朝廷大洗牌》一书让人在感慨之余,想起那个持久的政治学问题: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在古代世界,最高统治者莫不希望皇位世袭,在自己的子孙后代中延绵不断。罗马皇帝奥勒留写过传诵千古的斯多葛派哲学名著《沉思录》,是罗马帝国时代“五贤帝”之一。但他在权力继承上未能免俗,在公元180年去世之时,奥勒留破坏了皇位继承原则上要通过指定继承人完成,不能世袭的规矩,将皇位传给自己不学无术的儿子康茂德。康茂德192年去世之后,不到100年时间里,罗马出现了26位被官方承认的皇帝,自立为帝的另有二三十人。


在刘邦做皇帝之前,中国的君主们就已经拥有比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按照刘泽华先生的说法,即“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揽、决事独断。


另外,中国的王位、皇位世袭,在西周就已经成型。正因为中国皇帝的权力和利益过大,臣民的权利过小,两者之间的巨差,才导致了人人都想做皇帝。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等到昔日的流氓无赖当上了皇帝,刘邦尝到了权力的种种好处,就想让皇位被自己子孙后代永远继承。在意识形态上,刘邦为了维护权力的正当性,与儒家充分合作。林舜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显示,在汉代儒学的转化过程中,儒家的经典都被重新解释,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的思想也被吸收。


在政治势力方面,《西汉朝廷大洗牌》显示,刘邦生前已经出现了三大政治集团:开国功臣集团,吕氏外戚集团,刘氏宗室集团。对此,刘邦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对于开国功臣集团,刘邦既要安抚笼络,让这些一起打江山的人分享血酬,另一方面又要防范他们威胁皇权及其世袭。在政治分赃之时,他把功臣集团分为王、侯两个等级,共封了七位“异姓功臣王”:齐王(后徙封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昌邑王彭越等等。而十八位侯则包括萧何、曹参、张敖、周勃、灌婴等等。
不久之后,七位“异姓功臣王”里,仅有长沙王吴芮“以微弱仅存”,其余六位都被诛杀——在此过程中,刘邦借用吕后外戚集团为帮凶。
及至晚年,吕后及其外戚集团羽翼已成,难以控制。刘邦于是召集大臣发起“白马之盟”,其主要内容是: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显然,“白马之盟”主要针对吕氏外戚集团,以维护刘氏宗室集团的家天下。
刘邦最信任刘氏宗室集团。他封大哥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封二哥刘仲为代王,后来贬为颌阳侯,封其子刘濞(音bì)为吴王;诱擒韩信之后,封四弟刘交为楚王;封堂兄刘贾为荆王,封族弟刘泽为营陵侯。
刘邦公元前195年去世之后,16岁的刘盈继位为惠帝。因为他性格懦弱,实际是吕太后执政。7年之后刘盈去世,吕太后立幼帝“临朝称制”,直到8年后去世。
吕太后当政15年间,铲除了刘氏宗室集团的赵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死后,吕太后派人杀死其子,废其封国。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都无法挑战其权威。
吕太后于是违背“白马之盟”,封了吕氏娘家四人为王:立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另外还有一些吕氏外戚被封侯。
吕氏外戚集团遍布要津,实权在握,一时风头无俩,盖过了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这破坏了三大集团的势力平衡。吕太后在位之时,尚可维持高压状态。她在去世之前,深知刘氏宗室心中不服,功臣集团已被得罪,于是嘱咐吕氏外戚集团首领,一定要牢牢控制兵权,不要擅离宫中,要控制小皇帝,以防有变。此外,她还用遗诏任命吕产为相国,立吕禄之女为小皇帝的皇后。
按照吴思“血酬定律”的观点,汉朝江山是刘邦率领宗室子弟和功臣集团等群体打下来的,刘邦获得了最大的血酬。分享血酬的功臣集团核心骨干已经被刘邦铲除。现在,吕氏外戚集团想要把份额最大的血酬据为己有,那么,刘氏宗室集团和开国功臣集团岂肯干休?

汉高祖刘邦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吕太后煞费苦心的临终嘱托没有起到作用,很快就发生了军事政变,西汉朝廷也迎来了“大洗牌”。


在功臣集团,右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深交,形成一个稳定的倒吕核心。刘氏宗室集团中,朱虚侯刘章在吕太后生前就有公开明显的不满情绪。吕太后死后,他暗中策划,让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起兵声讨吕氏乱政,好里应外合推翻吕氏主导朝廷的局面,拥刘襄当皇帝。


刘襄军力较弱,于是扣押爷爷辈的琅琊王刘泽,调动琅琊国的全部军队,联合起来起兵声讨吕氏集团。相国吕产派大将军灌婴东击齐军。


不料,灌婴早就心怀异志,率军到达荥阳后,停止向东出兵镇压齐王军队,而是派出使者告诉齐王和其他诸侯王:只要不再西进,双方即是共讨吕氏友军;若齐王欲夺荥阳西进,灌婴就将齐军视为叛军镇压。孙家洲推测,灌婴之前向吕氏集团示好以及在荥阳按兵不动,一定事先和陈平、周勃共商过。


琅琊王刘泽被扣留后,向刘襄说谎,称自己在刘氏宗室年岁最长,若西入参与朝廷议事作用更大。于是,刘襄“乃益具车送琅琊王”。


在长安,周勃和陈平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让吕禄交出兵权,二是让周勃进入北军军营。首先,周勃和陈平扣押了郦寄的父亲郦商,迫使郦寄卖友,诱骗吕禄,同时假传圣旨,让吕禄把大将官印交给典客刘揭,把指挥北军的权力转交给太尉周勃,并离开北军大营回归私宅。


掌控南军的相国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但他已经知道灌婴散布都城将会有变的消息,意识到功臣集团异动,于是来到未央宫门前,试图进宫控制小皇帝,并发动反攻。但是,禁卫武士已经收到周勃的命令,不让吕产入宫。


吕产一时不知所措,刘章率军直接向吕产进攻,并杀死吕产。其后,吕禄和其他吕氏集团的人都被杀。吕氏集团拥立的小皇帝被软禁一段时间之后,刘襄的弟弟刘兴居和汝阴侯滕公夏侯婴干了脏活“除宫”,小皇帝和三位年幼的宗室王被杀。


班固在《汉书》中认为,郦寄卖友是出于臣子对君父的伦理,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而朋友之情则无足轻重,这是政治伦理对人类情感的驯化过程。孙家洲认为,郦寄卖友极可能有势利的因素。首先,郦寄和吕禄只是势利之交。其次,陈平、周勃等人的倒吕阵营开始行动,吕氏必将灭亡。郦寄出于利害考量,自然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周勃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接下来,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开始考虑拥立皇帝的人选。论血统、论辈分、论能力,齐王刘襄都是合适人选,但是,他遭到了周勃和部分宗室人物的共同反对。首先,以维护刘氏正统者的眼光来看,陈平、周勃等人主导倒吕固然“有功”,但如果指责他们“以下犯上”,他们也百口莫辩。出于利害考量,他们也会排斥一个能力很强的君主,更倾向于拥立一个弱势君主。


遭到刘襄欺骗、囚禁的刘泽,声称刘襄的母舅驷钧是一个“虎而冠”的可怕人物。这使得刘襄首先被排除出皇帝人选。刘邦少子刘长由吕太后收养,也被排除出皇帝人选。最后,代王刘恒及其母家外戚因为“温顺”,因此不劳而获,被功臣集团推为皇帝。


很快,刘恒就以深沉的心机,娴熟老辣的政治手段掌控了大局,大大出乎陈平和周勃等人意外。


首先,汉文帝刘恒任命自己从代国带来的旧部控制中央禁军。其次,他下诏称吕氏集团“谋为大逆”,安抚周勃、陈平等人,并将这场军事政变变成与民同乐的国家庆典。他重用灌婴,整肃周勃。


没过几年,有人上书称周勃谋反,刘恒命令按重案处置。周勃被狱吏折磨凌辱,不得不让家人向狱吏行贿。周勃的儿子周胜之的妻子是刘恒的女儿,她和刘恒的母亲薄太后都在刘恒面前为周勃辩护,刘恒这才释放周勃,让他恢复爵位和封地。


陈平和灌婴在刘恒位不久即先后病故,周勃被牢牢压制,刘恒任命功臣集团的张苍为丞相,仅仅四年时间,就稳稳控制了功臣集团。在刘恒登基第一年,刘襄就病死了。第二年,刘章也郁郁而终。三兄弟中剩下的济北王刘兴居为此愤愤不平,后来起兵造反,但很快战败,自杀而亡。


至此,汉文帝刘恒的权力基础已经非常稳固,没有任何政治集团可以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恃宠而骄,又因为扑朔迷离的“谋反”,被押送到边远的蜀郡严道邛(音qióng)邮。不料,沿途官吏都不敢打开囚车封条,导致刘长没有饭食下肚,绝食而死。《西汉朝廷大洗牌》中认为,刘恒对待刘长,颇有欲擒故纵的嫌疑。


尽管不无“原罪”,但汉文帝刘恒心怀戒惧,谦虚自守,以忧患意识行谨慎之政。他废除了株连之刑和诽谤法,重视循吏(在国家法律和人情之间维持着微妙平衡),愿意垂听批评性意见,并且将汉初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税一”,这使得他为文景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


吕雉塑像。



作为历史学者,孙家洲在本书将三大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军事政变的过程勾勒清晰,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推测建立在史料和史事进程的基础之上,犹如老吏断狱。

纵观本书描述的政局变化,吕氏外戚集团在权力格局中本来占得先机,但吕氏第二代人物吕产、吕禄在面临危机之时毫无还手能力,几乎是引颈待戮。

由此可见,吕太后虽有政治谋略和手段,对于自己家族的后代却毫无识人之明。吕产、吕禄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既缺乏必要的机心,也没有应变的手段。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适合掌握军权和相权,也不适合介入权力斗争。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吕太后违背“白马之盟”,将才智、能力平庸的吕氏后代封王并推上高位,在其死后却给整个吕氏家族引来灭门之祸,显然考虑不周。若她不违背“白马之盟”,让吕氏家族低调温顺,吕产、吕禄等人或许就不会惨死。

就三个集团的利害关系而言,皇权的争夺始终处于刘氏宗室集团和吕氏外戚集团之间,无论哪个集团控制最高权力,都必须利用开国功臣集团实施专制统治。对开国功臣集团而言,谁控制最高权力并不重要。那么,功臣集团为何要联手刘氏宗室集团,铲除吕氏外戚集团呢?

因为秦代二世而亡,汉代建国之后如何将权力长期延续也就成了刘邦面临的最大难题。此时,在秦代被“焚书坑儒”所苦的儒家士人也急于进入权力中心。陆贾对刘邦说的一番话,正好满足了刘邦最急迫的需求:“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此时的儒家吸收了部分法家思想,为刘邦提供意识形态,尊君卑臣的同时以身作则,首先向皇权输诚。西汉初期的儒者每一措施,都“急统治者所急,想统治者所想”,而他们借此交易获取了丰厚的回报,这就是汉武帝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功臣集团此前与刘邦的合作基础,刘氏方为正统的概念逐渐在帝国臣民中得到内化。此外,吕氏外戚集团是借着铲除“异姓功臣王”而立功并掌握大权。因此,功臣集团活着的人对其存有“旧怨”,在儒家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与刘氏宗室集团合作铲除吕氏外戚集团,既有正当性,还可以借着拥立新君而立功。

但是,西汉儒家与皇权合作,尊君卑臣卑民,使得王权专制主义制度逐渐定型,危害持久。一方面,刘邦建立汉朝的事实表明,打天下坐天下的利益极其巨大,正如其所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对众多无产者和平民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另一方面,通过暴力夺取最高统治权力成为了历代改朝换代的不二手段,这几乎必然会造成巨大的人口死亡。

在本书揭示的史事中,由于刘恒即位之后谨慎执政,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功绩被史家津津乐道,而这场权力争夺中的血腥被有效淡化。中国古代宫廷的权力争夺,几乎全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现象屡见不鲜,其血腥和暴力程度令人不寒而栗。类似的戏码往复循环,在中国重复上演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才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


《西汉朝廷大洗牌》

孙家洲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文/图|综合自都市快报、厚重山西、燕京书评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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