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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出来了!徐州丰县,彻底扒下江苏的底裤

文琳资讯 2024-04-1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地球知识局 Author 冬之阵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于2月23日上午发布了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


2022年1月27日,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经核查,视频中涉事女子现户籍登记名为杨某侠,其丈夫为董某民,家住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后并入李庄行政村)。根据2000年6月董集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出具的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本村的小花梅(父母已故)。根据进一步调查走访得到的线索,公安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针对“董某民、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与杨某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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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根源真的是贫穷吗?


在丰县事件爆出之前,提起江苏,大家想到的是苏州的园林,无锡的太湖,扬州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和南京的夫子庙、梧桐树。


江苏,在大多数外省年轻人的眼里,是秀美温婉的,也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


少有人会把贩卖人口,虐待女性,民粹与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多年轻人在网上表达出在徐州定居的想法。


但在江苏本省老人眼中,徐州丰县惊世骇俗的犯罪行为并不是个例,苏南苏北,从来都不是一个模样。


1999年,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特大拐卖妇女案中,以犯罪分子郑明月、郑明亮为首的犯罪集团,从云贵川等地拐卖妇女再向周围村县批发销售,涉案犯嫌疑人210名,涉及被拐卖妇女560人。


有人说,这些罪恶的根源是贫穷,但其实,从全国经济排名来看,苏北真的不算穷。







01






苏北遍地百强市


苏北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在狭义的定义中,夹在南北之间的南通、泰州、扬州、六合区应当被算作苏中,苏北囊括的是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5个不靠江的城市。


但在更广义的定义上,过了江就算是苏北,这样除了太湖三兄弟、南京主城区和镇江以外,其他江苏8市就都是苏北了。


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具有建设性,不妨就采用狭义的苏北定义,将南通、泰州、扬州三座经济表现更优的城市剔除,只看最靠北的几座城市,放在全国都是什么水平。


舆论中心徐州,是苏北一哥,这座人口将近900万的城市是全国第35个拥有地铁建设资格的城市,基本上是紧随于各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之后。这成为了苏北人民用以论证苏北近年来逐渐发达的有力证据。


但当年徐州申建地铁的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0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81号)》,标准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这是十多年前的标准,并不难达到,单独作为论点比较单薄。



但徐州确实不穷,去年GDP达到6755亿元,在江苏省内排第六,对得起苏北老大哥的身份。而放在全国,徐州GDP总量超过的省区包括海南、宁夏、青海、西藏,虽然都是中西部边缘省区,人口稀疏,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但能以一市敌一省,这排面是赚足了。


在省内,同属苏北的盐城紧随徐州之后,也同样力压这四个省区,总量更是比扬州和泰州两座苏中城市高,从城市角度来说不占劣势。



而如果将其放在城市列表中也会发现,苏北强市对上一些强省会都不示弱。


曾经代表东北荣光的哈尔滨,去年经济总量6301亿,离徐州还差了一截。而江西省会南昌去年给出的经济答卷仅为5274亿元,而且名义增速也只有5.43%。



即使是在省内吊车尾的宿迁和连云港两兄弟,虽然在区域内广受诟病,但只要走出江苏放眼全国,两市就乐了。去年的全省倒数第一是宿迁,GDP总量为2750亿元,放到中西部,相当于甘肃省会兰州,而且后者还比宿迁略低一些。


事实上,在去年的中国百强市排名中,江苏13市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全部入选。与之相对,老朋友浙江的11个地级市有8个入选,总量上压江苏一头的广东21市更是只有11个入选,将将超过一半。


可见,苏北一点也不穷,甚至还为江苏在经济均衡性上加了不少分。





02





人均表现高一头


当然GDP是一种工业时代的经济统计方式,仅考虑了名义上的地方产值,但地有大小,人有多寡,单纯的GDP总量无法展示经济发展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要说明苏北在全国范围内的富裕程度,人均GDP可能是一个更有参考意义的数值。


将江苏13市按照人均产值放进全国版图,苏北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徐州的人均GDP比经济第三强省山东略高,而淮安紧随其后,比辽阔的内蒙古和直辖市重庆都高。湖北、陕西两个近年来崛起声浪巨大的网红省份,则夹在盐城、连云港、宿迁的包围之中。从这个侧面看,中部和东部的差距仍然明显。


而在与国内省会强市的城市对比中,苏北城市也不落下风。徐州与合肥持平、淮安与沈阳持平、盐城与昆明持平、连云港与石家庄持平、宿迁与南宁持平。其中合肥、石家庄、南宁近年来的增长势头都很强劲,但对比苏北仍显不足。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步,用对居民生活水平参考价值更高的“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考察苏北的发展情况,会看到更令人惊喜的现实。


根据淮安市统计局给出的信息,苏北各市中,盐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一,为29488元,而宿迁最低,为22918元。放在全国,苏北各市介于山东、内蒙古、重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之间,排名末位的宿迁也高于陕西和四川。


这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但值得注意的是,像陕西和四川这样的省份,是典型的强省会西部省份。根据第一财经2018年对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计算,除银川、西宁两个小省省会(首府)和普遍陷入困局的东北长春、哈尔滨以外,首位度排名5、6、7的正是成都、武汉、西安。


人们对当地省域经济的认知和省域形象的了解,大多来自于省会。而在未能受到省会辐射的广大县市,仍然存在产业单薄、收入低微的地区。相较而言,临近中国发展动力最足的长三角的苏北,已经很好地把握住了承接产能的机会,远离了低总量、低收入的困境,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和遥远的四川山区、陕北高原作比较可能还体现不出差距。如果在小范围内横向比较,苏北城市也还是胜了临近的安徽、山东城市一头。


就拿安徽来说,除了一枝独秀的合肥和二哥芜湖,其他所有安徽城市全面被苏北城市压制,排名第三的马鞍山也还不如苏北最末的宿迁。虽说皖地和江苏本是源出旧江南省的一母同胞,但如今两者的表现也确实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分。


常有人试图用苏北鲁南来概括江淮地区北部,但苏北鲁南的差距其实是很明显的。如果用人均产值来比较,广义上的鲁南城市临沂、济宁、菏泽、枣庄都弱于苏北倒数第二的连云港,只有日照表现稍好,与淮安在一个水平。然而淮安并没有海岸线,日照却是鲁南在地理上最接近的出海口,两者表现持平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


可见,不仅是和边远地区相比,就算是近距离同类城市横向比较,苏北的位置也很稳固,怎么就穷了呢?

 






03






实属对比出伤害


和人际关系一样,苏北的贫穷恶名,还是对比出的伤害。站在苏南的角度来看,这些在全国都能进百强的苏北兄弟确实是不够看。


不说不知道,既非副省级城市又非计划单列市,也从未抢夺过新一线城市交椅的苏州单拿出来放在全国,其实相当于一个中游省份。其GDP总量介于天津和云南之间,后排还有内蒙古、山西、黑龙江、吉林、贵州等大省。另外南京能独挡新疆,无锡、南通压制了甘肃,均是以一城敌一省的强市。


其实现在苏南GDP都是和国家比了...



如果要比较人均产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则太湖三兄弟和省会南京比北京上海都高出不少,已经是全国顶尖水平,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大致和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智利等国持平,位于国际60名左右,远高于世界平均值和中国大陆平均值,距离发达国家(地区)行列只有一步之遥。


以准发达地区的水平来衡量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自然就让后者显得不值一提。但这并不说明后者真的就是贫穷,只能说前者实在太富了。


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历史原因的积淀。


黄河始终是江淮地区的隐痛,这条不断改道的大河,对中上游居民来说是母亲河,对下游居民来说却是暴君。这一变革始于宋朝,由于宋朝无力管理水利,还做出过三易回河的骚操作,黄河从那时起就经常改道淮河入海。


从今天的河南开始,到山东、皖北、苏北,黄河的扭动毁掉了大片良田,并在当地留下可怖的盐碱地,生产恢复和财富积累极其困难,苏北小农经济时常无以为继,只能南下避难。到了近代,铜瓦厢改道、花园口决堤又相继发生,经济基础最薄弱的苏北贫民又只能涌入苏南和上海。


难民没有财产、没有尊严,离开了本乡本土又缺乏社会道德约束,难免让富裕的南部本地居民产生苏北贫穷、素质差的印象。


苏北人民留下的刻板印象尚未消除,“小花梅”事件再次将江苏的背面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小花梅”事件让我们看到,即便如江苏这样的经济强省,还是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作为后代和后来者,应该有这种勇气和责任,去面对它,承受它,解决它。


罗翔老师前几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的刑罚。


拐卖儿童的基本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收买被拐卖儿童则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但是在城里抓20只癞蛤蟆就构成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情节严重的,也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正如他所说,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人性尊严高于一切的动物和植物。


有些事,确实得改改了。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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