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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 宿白: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2018-02-03 醍醐君 醍醐

宿白先生在家中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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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清晨,中国考古学泰斗宿白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这个时代,可称上“先生”的,又少了一位。


宿白无愧“先生”二字。他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他更是西藏考古的先行者,上世纪50年代就来到西藏,在艰苦条件下展开调研,并实现多项重大突破,例如在大昭寺内发现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样式。


更让我们难忘的是,宿白先生从不居功自傲。在重温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侯石柱所写的《宿白与西藏考古》一文时,我们不断被先生的谦逊所打动。恰如他所喜欢的西藏《萨迦格言》中的那句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今天,我们谨以此文致以哀悼。宿白先生千古。





原文刊于《中国西藏》2001年第五期

原标题:宿白与西藏考古

作者:侯石柱 


今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敲开了宿白先生的家门。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我是以《中国西藏》特邀栏目主持人的身份上门采访的。


先生招呼我在客厅里坐定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本杂志和一本书送给先生。两本杂志是今年新出版的第一。二两期《中国西藏》;一本书是我写的《雪域高原考古记》。


先生接过杂志和书后,一本一本翻看:从外观.到目录,到插图,看得非常认真。特别是翻看《中国西藏》杂志时说:“杂志办得不错。”我说:“该杂志共有汉、藏、英3种文版,双月刊。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中国西藏》杂志有个“西藏考古”栏目,主要宣传西藏考古成果。因为我在西藏工作多年,一直做西藏考古工作,所以特意邀我主持这个栏目。我来的目的是想请您写文章。”


先生一听说请他写西藏文章,忙打断我的话说:“我没在西藏工作。能写什么呢?还是请那些在西藏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写吧。”


我说:“您1959年、1988年两次进藏调查文物,特别是1959年那次,您是以中央文化部文物调查组考古专家的身份,坐汽车进藏的,在西藏呆了几个月。是最早接触西藏考古的专家。”


先生看我执意要说服他,最后表示:可以先考虑考虑,然后再写,只是不要催得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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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叶,宿白先生考古期间


当场举荐


后来先生说,他不能很快写,但是可以举荐一些人写。于是先生当场说了一些人的名字和情况:


故宫博物院的王家鹏,可以写故宫藏的那批藏传佛教青铜造像。那批佛像都是明、清两代西藏送给中央的。王家鹏虽然不在西藏工作,但他一直在做那批佛像的研究工作。


考古所的同志们可以写,他们在拉萨挖了好几年,如曲贡遗址。


我说:“王仁湘,赵慧民(考古所两任西藏队队长)已经写了两篇稿子了。”


先生又说:“四川大学在(西藏)阿里做了很多工作.可以写写阿里考古。找霍巍、李永宪(均为四川大学教授)就行。还有青海许新国(青海考古所所长),他们挖的那批丝织品很重要。”


我说:“青海都兰吐蕃大墓出土的那批东西吧?”先生说:“是。”然后又继续说:“王尧(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可以写,请他写吐蕃金石,近年来各地又有许多新发现,可以请他联系起来写,藏研中心小熊(熊文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博士)是四川藏族,可以写写他家乡的东西。”


先生还说:“除了他家乡的东西外,还可以写后藏壁画艺术。张建林(陕西考古所研究员,80年代、90年代多次进藏)现在整理托林寺报告,让他写写托林寺。”


当谈到岩画时,先生问我谁可以写?我说:1985年最早发现岩画的是张建林和西藏文管会蔡显敏、更堆他们几人。地点在阿里。当时张建林是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的。1990年以后,西藏文物普查队又组织四川大学霍巍等人参加,在西藏很多地方又发现了数十处岩画地点。西藏文联马丽华等人在西藏藏北也发现了一些岩画。


我说还有一个人可以写岩画:张亚沙。先生问,她是谁?我说在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室工作,读博士,以前在西藏大学工作,一直搞西藏岩画,先生听我介绍后。点点头,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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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宿白先生于新疆天池


 “西藏考古该分区了” 


当谈到西藏考古发现时,先生说,这些年来。西藏有很多考古发现,该搞搞分区了。我问,怎么分?先生说,还是按照藏族传统来分区:上部阿里是一个区;下来是后藏、卫藏、安多几个区;昌都可以和四川 (西部)、云南(西北部)联系起来考虑分一个区;内蒙、外蒙是一个区;甘(肃)、青(海),宁(夏)是一个区。


当谈及藏传佛教向北传播路线时,先生说:“先是青海.由青海再行扩展,主要通道有五路:出当金口抵敦煌;沿疏勒河上游,出龚岔口至安西;经祁连,出扁都口抵张掖;经乐都,渡大通河,出河桥驿,北上永登、武威;经化隆,至临夏、永靖,东抵兰州。这五路又都可北去内蒙古、东进中原、后两路还可经由宁夏。


说到西藏考古研究工作时,先生说:”应该深入一些了。要深入,一定要会藏语文。像我这样不会藏文,靠翻译文献搞研究,怎么能行?是隔着玻璃。有时还是隔着毛玻璃,看不清楚。”


先生还说:“他们让我招西藏考古研究生。我说,要招就得招懂藏文的,甚至还得懂一门外文.如英文,或者意大利文、法文、俄文、德文。我和有些同志讲,不会藏文,搞前段还凑合,搞后段必须会藏文。”


大家知道,宿白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今年快80岁了,做学问一向以严谨著称,但却又十分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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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95岁生日留影


严谨谦虚的宿者


那天我去先生家,还特意带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想借采访之机请先生题字。此书是先生写的,199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大16开本,近30万字、400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是一本分量很重的学术专著。


在书里,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共分五期,按时间顺序画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收集资料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一出版,我就购得一本,这次到先生家带的就是这本书,想请先生题字,以备收藏。


我怕先生不愿为我题字,于是等谈到合适的话题时,提出我的要求。果然,当我提出题字时,先生谦虚地说,没有什么好题的,还说,这本书里没有什么真东西,就那么几张图和几张照片么。说完,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接过我带去的书,指着封面上的书名说:“最初出版社的同志建议我用‘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来做书名。我说,我是搞考古的,还是用‘考古’吧。于是就叫‘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说到这里,先生又坐下,把书放在自己的双膝上,打开扉页,沉思了一会写道:“此书是上个世纪的旧作,如果还有翻阅价值的话,恐怕只有几张图和部分图版了。”


说到图和图版中的照片,先生话多了起来,其中,还有许多内情我也是知道的。1959年,中央组织了两个调查组,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组成的西藏历史调查组;一个是中央文化部组成的西藏文物调查组。宿白先生是文物调查组成员之一。该组还有王毅、顾铁符等。王毅当时是文化部文物办公室主任,顾铁符是故宫博物院的考古专家,这两人现都已谢世了。


文物调查组乘汽车从藏北进藏,途经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西藏大部分地区,行程数万里,时间近半年。先生说,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他本人拿的是一台“莱卡”机。调查期间大家拍了大量照片。先生还说,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其中,先生和王毅等人也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非常值得—提的是,先生对调查的寺院大都绘有平面图和立面草图。


关于这些草图,在考古界很早就有传闻:宿白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了那么多寺庙,条件有限,不可能用尺子测量。然而他画的图,都是用步量或目测,却“八九不离十”。甚至还有人说,后来有人用尺子实地检验过一些,确实比较准确。先生的功力不能不让人佩服。


到了1960、1961两年,也就是调查组结束工作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王毅在《文物》月刊上连续发表了题为“西藏文物见闻记”等7篇调查文章,当时限于版面,只发表了少量照片和测图。


改革开放后,出于对文物的保护和群众宗教信仰的需要,许多寺院又要重新建设或修复。因为这些寺院基本没有留下什么资科,所以文物调查组当年的记录,特别是那批草图及照片就显得尤为珍贵。1996年宿白先生编写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出版的。然而遗憾的是:书中发表的所有照片都是取自1960、1961两年王毅发表在《文物》月刊上的那些照片,而其他数以千计的照片去向不明。


先生还告诉我,曾有一段,文物出版社通过王毅的后人找到了当年王毅写的文物调查日记,拟以赴藏日记的形式出一本书。但是没有出成。原因是:当时的日记有许多语言不适于发表,更主要的是,当年照的照片不知到何处去寻。听先生讲到这儿,我说:“此事我知道.当时文物出版社的同志们还问过我这批照片下落。”紧接着我又说:“说来真巧,前不久.我在单位整理照片资料,偶然发现一部分当年调查组拍的照片。”先生听到这里,突然眼睛一壳,大声说:“这就对了,当年我们从西藏回来,向文物局汇报完,所有资料都交文物局了。那时文物局很多资料都保存在你们所里(中国文物研究所)。你回去一定好好找找,找到了一定想办法发表出来,还可以找文物出版社,和王毅日记一并发表。” 


写到这里,文章也就该结束了。先生委托我的事,我回单位第二天就行动起来。结果让我喜出望外:1959年中国科学院西藏历史调查组和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组两个小组的照片都在我们所里,足有两千多张。40多年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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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他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作为历史考古学上集大成者,宿白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也是我国最早接触西藏考古的专家;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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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关于西藏的回忆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我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我去参加。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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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眼中的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


宿白先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讲课干货特别多,讲稿都是反复修改密密麻麻的,板书又特别快,字写得也好,画画也好,同学有时想跟上他会很吃力。上完了之后会觉得收获很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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