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书 | 控制的幻觉：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

“你永远不要忘记，金融体系是由人组成的。永远记住，技术、计算机、人工智能、数据只是帮助人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工具。”乔恩·丹尼尔森在与其新著The Illusion of Control: Why Financial Crises Happen, and What We Can (and Can’t) Do About It （中文译本《控制的幻觉：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的中文译者对话时说道。

他强调，金融体系对经济至关重要，金融业有风险，经济才能增长，但又不需要太大的风险。如果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体系，就必须认识到金融体系是由人构成的。这对于监管者的启示是，不应该设计一个试图去纠正人的问题的体系，而是应该设计一个利用人性的系统，可以围绕人去设计法规，利用人性来实现目标。

乔恩·丹尼尔森的新书挑战了金融风险领域的传统智慧，解释了以简单的方案管控金融体系为何注定会失败。他认为核心风险产生于体系内部，生发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因无数个体的信仰、目标、能力和偏见而永久存在。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源于金融体系之外，这一错觉削弱了我们度量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同时，新的监管法规可能有助于降低小规模风险的水平，但反而鼓励过度的风险承担。书中援引过去和最近的危机教训，说明多样性是保护金融体系的最佳方式。

他的好朋友、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提出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直言：“任何关注投资组合管理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在与译者的对话中，乔恩·丹尼尔森还阐释了他对美欧监管者在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危机应对与监管改善方向上的看法，并谈及了他对于金融机构短期与长期风险管理，模型、统计、人工智能等工具在金融机构经营和金融管监管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思考，延伸解释了“金融体系多样性”这一解决方案何以能发挥作用。

以下是本书导读《作者与译者的对话》。

乔恩·丹尼尔森：我是一个奇怪的人，我既做量化研究又做政策研究。在我的量化研究课程中，每年都有大量中国学生来上我的课，为的是和我一起学习如何运用风险预测技术。同时，我也是政策研究者。这很不寻常，因为大多数人要么是做技术要么是做政策，而我兼做技术和政策。

我一直在思考技术、技能，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世界。如您所知，如果您与技术人员交谈，他们考虑的是技术，而不是技术的用途，这很常见，对吧？很久以来，我一直同时撰写技术、技能和政策的文章。我今年60岁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是这样度过的。我为VoxEU.org平台撰写博客文章，非常受欢迎，许多人阅读我的博客。于是出版商大约在5年前开始问我：“乔恩，您想写这本书吗？”我答应了。可以说，出版商在恰当的时候想到了我。

写这样一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写作是个人化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有人说，你必须做一些让别人开心的事情。对吧？那是工作。书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因此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写书。现在，我的妻子有些担心，她对我说：“乔恩，你在周日上午写这本书，它让你远离了烦恼。但现在，你没有书要写了，你是否会有很多烦恼呢？”我妻子还开玩笑地问我：“既然现在你没有书要写，那你要利用你的时间来做些什么呢？”

乔恩·丹尼尔森：我已经写了三本书了，每次写完我都说不再写了，但以后我也许会再写一本书。当然，这取决于世界的发展。我一直在写博客文章，同时也参与许多广播、电视和媒体节目。这是我现在所做的事。

当时我想，没有人再关心危机了，一切都很轻松，所以我写了这本书。然而现在，银行体系突然又出现了大危机（指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危机）。我认为这是一本恰逢其时的书，因为它以许多人未曾想到的方式解释了这场危机。我可以展开这个话题。

乔恩·丹尼尔森：两周前，查尔斯·古德哈特和我合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对当前的危机做了很好的总结。他是我的好朋友。顺便说一下，古德哈特今年已经85岁了，但却比25岁的人还有才智、有活力。他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

让我们回到主题。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而言，我认为金融体系是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事物。作为一个体系，金融体系无限复杂。于是监管当局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监管一个无限复杂的体系？

无论有多少监管人员，多少法律规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事情总会发生。我认为，监管的问题在于，你要能认识到监管和银行业的目的是服务社会。除非银行能对我们所有人有所裨益，否则没有人在意银行。银行和金融的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润滑剂。

因此，你需要两件事情：一是风险，因为需要有人做出承担风险的决定；二是安全。这就是平衡。二者的平衡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实现。一是可以设置巨大的缓冲区——就像我说的，大量资本和大量规则——来获得保护；二是可以吸收冲击。如果出现了冲击，整个体系是可以灵活地吸收冲击，还是会放大冲击？

我认为目前的监管法规是旨在起保护作用的缓冲带。这意味着它们必须非常强悍，当冲击袭来时，它们不能破防。这也意味着你要有成本高昂和烦琐的监管法规，因为你总会遇到冲击，你必须应对所有的冲击。

我的思考方式有所不同。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吸收冲击。当你开车时，汽车在路上保护你，因为车内有冲击吸收装置。吸收冲击也让我们变得更有韧性，把大冲击变成会消失的小冲击。因此在我看来，欧美银行业目前的情况是，无论监管者多么有智慧，有多少资源、多少权力，都不能打造一个可以应对一切冲击的缓冲带。同时，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我认为总有事情会发生。

我对当前事态的解读就是，监管者正在犯一个大错误。你可以看看欧洲当局目前在做什么，美国也是如此。我认识其中很多人，阅读他们的讲话。这是官方回应，因此美国会采取更多相同的行动。

问题是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让银行变得非常安全，银行就不能向企业发放贷款。如何向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发放贷款？政府希望银行向小企业放贷，因为小企业创造了经济。但如果银行想变得更安全，银行就贷款给创造就业机会较少的大公司，这些是共性问题。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从问题中得到的教训是追求更坚固的围墙，更多的资本，更低的风险，但这会损害经济。我认为，我们会从中看到欧洲和美国的错误和问题。

乔恩·丹尼尔森：这个问题非常好。让我们来做一个美国与欧洲的比较。在美国，银行完成了1/3的融资。摩根大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资产仍然小于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对吧？但汇丰银行或者其他大型银行，它们的资产都高于各自国家的GDP。

我认为这很重要。在英国，80%以上的金融中介活动由银行完成，德国的这一比例是92%，西班牙是96%，日、韩的这一比例类似。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大概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乔恩·丹尼尔森：这很常见。多样性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所拥有的就是这些大型银行，你就不能让这些大银行倒闭。因为如果像摩根大通、中国银行或者汇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倒闭，这将是一场灾难。因此，最终你只能让这些银行非常安全。而这样做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同时，监管中存在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监管的固定成本而言，摩根大通可以很轻松地支付固定成本；但对小银行而言，这一固定成本就显得很昂贵。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目前的监管方式有利于大银行，而不利于小银行。因此，虽然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多元化，包含许多不同的机构，但作为金融体系的引擎，银行体系却日益同质化。我知道银行之间各不相同。但是，政府总在告知银行，它们应如何思考风险或者应对风险。这些来自监管机构的要求，降低了银行体系的多样性。

我认为很容易实现多样性。查尔斯·古德哈特和我就此有过争论。我认为只要采取不同的监管，就很容易实现多样性。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只需要当局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于这一问题，当局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完全取决于当局如何发放牌照和制定规则，然后无需太久，整个体系就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体系，但可以利用更低的成本创造一个更好的体系。这就是我的想法。

乔恩·丹尼尔森：您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与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的人交流时，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当我与再保险公司交谈时，再保险公司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当然，你必须考虑短期和长期，你必须进行日常的管理。我想，如果你和银行的风险经理、高级风险经理交谈，他们会说，我必须遵守很多关于逐日风险的规则，我无法考虑长期。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二者，查尔斯·古德哈特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建议。他在博客文章中提出，应该让银行的CEO（首席执行官）承担无限责任。如果银行倒闭，则让CEO失去一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让银行经营者的私人利益与银行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如果银行破产，则拿走CEO所有的钱，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一点。我相信硅谷银行的 CEO不会遭受这样的惩罚。如果 CEO的个人资产与硅谷银行的存亡是绑定的，那么硅谷银行就不会倒闭。这是非常典型的事件。

或者还有另一种说法叫作“风险文化”。我不知道你是否会与核电站的负责人、核电站的风险官员或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交流，如果你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对风险的态度比金融领域更明智。如果飞机失事，飞行员是第一个受害的人，所以他们考虑的是长期风险。因此我认为，金融监管者可以向具有优秀风险文化的其他领域的监管者学习，而且可以将导致损失的高层员工的利益与巨额损失捆绑。我的意思是这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会解决其中很多问题。

乔恩·丹尼尔森：是的。阿奇戈斯资本管理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位于中国香港的对冲基金、家族办公室在两年前倒闭。瑞士信贷因此损失了50亿美元，而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没有损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的风险文化比瑞士信贷要好。

乔恩·丹尼尔森：是的，人工智能在日常风险管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我认为经营这些机构的人——也就是老板们——不太了解统计数据。我们谈论的是一个60岁的人，他是在40年前上的大学。他可能是一位律师，其职业生涯基本上都在思考政治和“向上爬”。他不是技术专家。如果某人现在是60岁的银行CEO，那么这些模型在他年轻时是不会被使用的。与现在相比，银行在他们上大学的年代、在他们职业生涯开始的年代，运作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不了解模型，但模型对他们完成工作很有用。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滥用模型。这些年长的经营者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滥用模型。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模型、统计、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工具来运行金融系统。但是，你应该在需要它们的地方使用它们，来做出贷款决策、监督交易员，以及实现银行所有经营目的。监管机构应该监督银行是否在正确行事。所有这些都是模型的正确使用。但是，你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使用它们。你不能因为银行的风险价值、CDS（信用违约互换）利差或其他指标是某个数字，就认为银行是安全的或一切正常。

我认为，问题在于模型用错了地方。

另外，问题还在于高层管理者。由于他们都会退休，工作时间不会太长，比如，你是一家银行的CEO，你不会很多年一直在这个岗位上，所以你的利益与银行的长远利益不一致。这就是需要解决的道德风险。

但是，如果你将他们的个人财富与银行联系起来，那么他们就会问，我是否正确管理了风险？我有正确的风险文化吗？我是不是过于相信模型了？所以我认为，如果将CEO和董事会成员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长期风险上，他们就会质疑模型的有用性。

乔恩·丹尼尔森：是的。刚刚您分享的观点，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这是个源于您的好主意。我教学生有关风险建模的课程，课上高管人员接受很多方面的培训，包括定量风险建模，这会让他们明白模型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无效。因为除非你自己动手，否则你不会理解这个问题，所以需要给高管一些数据，让他们做一些小程序，处理数据，生成报告。我认为，他们如果参加了这样的培训，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

乔恩·丹尼尔森：我想从以下两点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如果你了解问题所在，如果你知道问题出在人身上，如果你明白这不是计算机、数字、模型，而是人的问题，你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可以看出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给你某种“过滤器”来分析面对的事情并找到应对策略。如果你将金融视为人，视为与人打交道，而我们知道无论这些人是谁，人都是不同且疯狂的，这会让我们更好地评估我们的解决方案。这是第一点。

第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金融机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可以提供吸收损失的自然效果。利用人性可以使金融体系更具韧性。我认为，如果系统只是机器人，你就没办法这么做。但因为系统是人，你就可以加以利用，将其用作好的力量或坏的力量。你可以利用人性，利用所有人各不相同这一点，使其成为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弱点。这样的力量有助于实现银行的异质性和机构的进一步多样化，可以把它变成一种优势。

乔恩·丹尼尔森：我喜欢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这可能不是好的答案，让我解释一下。

一方面，如果采用现行的监管法规，其作用在于设立大缓冲区，在这一假设下，技术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因为技术使事情变得更加相似，技术解决方案使银行之间的流程越来越雷同。因此，技术创造了不利于稳定的统一性，且技术还使事态发生得更快，留给人们反应的时间更短。危机可能会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非常迅速地发生，在这一假设下，技术正在增加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如果按照我的建议改变监管法规以鼓励多样性，那么技术可以支持这种多样性并有助于形成强有力的机构。技术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为小银行提供竞争优势，因为技术可以降低银行业务的固定成本。因此，如果你有一个聪明的想法，又获得了银行牌照，那么你的银行就会与众不同，就可以在技术的帮助下取得成功，进而有益于整个体系。

因此，技术如果遵从多样性理念，则可能是有益的；但技术如果在缓冲的理念下运行，则可能是有害的。

乔恩·丹尼尔森：对于这一方面的发展现状，我在书中稍稍提到了贝莱德的阿拉丁系统，但我很难获得有关这一系统的更多信息，因为贝莱德不愿多谈该系统。虽然很难获取相关信息，但我对目前该系统的运行情况有所了解。我认为如果监管机构使用这一类的系统，监管机构又有能理解人工智能、数据科学、金融建模等知识的聪明监管人员，那么这将对监管起到帮助作用，监管者可以使用技术实现对金融体系更好的监控。

所以我们在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看到的问题是，数据就在那里，监管机构拥有所有数据和信息，但它们没有能力使用这些数据和信息，它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和信息。

我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技术都可以帮助监管机构更好地了解系统中的风险。问题是监管者相对保守，有点不喜欢新事物。也许是由于薪酬较低，监管机构较难招到高质量的员工，也无法配置高质量的计算机系统等硬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虽然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在欧洲这显然是个大问题。

但是，如果监管机构能克服这些问题，招到非常好的员工，并赋予监管人员这样做的权力，监管机构就可以利用技术实现比现在更好的系统监管。当然，这在政治上也是困难的。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然而”，政治和人永远会主导技术，技术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我认为金融的问题永远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关于计算机的。

乔恩·丹尼尔森：我认为，对于政治领袖，你在传递信息说服他们的时候，必须让他们看到好处。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领导人不是技术专家，也不是金融领域或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工作是在信息很少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就是政治领导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想和他们谈谈，你必须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我见过很多政治领导人，你必须以一种他们认为对自己、对国家都有益的方式与他们交谈。

我恰好有个近期的例子，我在英国与很多高级决策者、政治家一起参加了一个网络研讨会，我的听众中包括这些人。我认为我要告诉他们以下内容，告诉他们这对经济增长有好处，所有政治家都喜欢经济增长。这对系统稳定有好处，所有政治家都讨厌不稳定。所以我会向政治领导人解释这是双赢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增加了稳定性，对他们有好处，同时又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也是他们喜欢的。如果我和一位政治领袖交谈，我会用这样的方式交流，我总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话题着手，然后看看他们选择询问什么。

有些政治家不跟任何人说话，只相信自己，那么你就无法与他们交流。但有些政治家乐于听取建议，喜欢与人交谈。所有优秀的政治家都会倾听人民的意见。我认为所有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周围都有可以交谈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们没有考虑过的新想法，他们不会拒绝，而是说：“我考虑一下，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认为所有优秀的政治领导人都是这样的。

当然必须在他们的层次上与他们合作，不能只是用专家擅长的技术语言去解释问题。将问题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很重要，我给您讲个有趣的事。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的母亲。她是一名学校的老师，现在已经84岁了，总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但就像其他老师一样，她只有大学本科学历。我想让我的妈妈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的写作就是这样去处理的，要确保能触及像我妈妈这样的人，沟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要在他们的层面上与他们交谈，不要像专家一样与他们交谈。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难题。

乔恩·丹尼尔森：您关于“监管是艺术”的观点非常重要，我认为金融体系对经济至关重要。我们需要金融体系，否则我们都会很穷。我们需要金融系统，然而其非常复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金融业有风险，这样经济才能增长，但不需要太大的风险。

你永远不要忘记，金融体系是由人组成的。永远记住，技术、计算机、人工智能、数据只是帮助人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工具。当你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体系时，你必须认识到金融体系是由人构成的，有些人腐败，有些人廉洁，有些人愚蠢，有些人聪明，有些人不道德，有些人道德，有些人爱国，有些人不爱国。你不应该设计一个试图去纠正人的问题的体系，而是应该设计一个利用人性的系统，可以围绕人去设计法规，利用人性来实现目标。这大概是我想传达的一个信息。

乔恩·丹尼尔森：我总是希望做到准确，但有时又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我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我的错误，这完全没有问题。对此我没有异议，我想我会记住这一点，并更深入地研究一下。我对此不是很了解，我很高兴您能指正。

乔恩·丹尼尔森：谢谢！很高兴有这次合作的机会，也期待有机会访问中国。

《控制的幻觉：

金融危机的根源探究与管理之道》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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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丹尼尔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系统性风险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金融风险预测》《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与风险》。

这本书挑战了金融风险领域的传统智慧，解释了以简单的方案管控金融体系为何注定会失败。

金融在现代世界的繁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危险。为管理这些威胁，我们求助于大量复杂的数学工具和金融风险管理技术。然而在更多时候，我们无力应对最大的风险——源于人类自身行为的危险。

这本书认为核心风险产生于体系内部，生发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因无数个体的信仰、目标、能力和偏见而永久存在。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源于金融体系之外，这一错觉削弱了我们度量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同时，新的监管法规可能有助于降低小规模风险的水平，但反而鼓励过度的风险承担。书中援引过去和最近的危机教训，说明多样性是保护金融体系的最佳方式。

丹尼尔森认为让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稳定是错误的，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多个独立机构，并赋予其更直接的政治责任。

——霍华德·戴维斯爵士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

丹尼尔森在其发人深省的新作中提出了五项建议。第一，真正的危险是内生风险，即系统自身产生的风险。第二，风险模型总是会忽略重要的事情。第三，牢记监管目标。第四，考虑全局，而非局部。第五，鼓励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而非一元化。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

金融监管太少，还是错误的金融监管太多？无论你持哪种观点，丹尼尔森生动的叙述和内容丰富的讨论一定会激发你的兴趣、挑战你的成见。

——帕特里克·霍诺翰 爱尔兰中央银行前行长

这本书以妙趣横生的非技术化的语言展示了风险的哪些方面可以被计量，哪些方面通常无法被计量。任何关注投资组合管理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查尔斯·古德哈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

这本书令人耳目一新，为持续绘制更新金融风险地图做出了重要贡献。

——伊夫斯·梅尔施 欧洲央行前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