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良 成丽姣 | 慈善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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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0期目录

吴晓刚 李欣 | 中国早期儿童发展与社会流动

曹妍 张国洋 姚歆玥 | 教育质量与国家（地区）收入差距：全球教育质量指数构建

陈纯槿 | 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教育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

慈善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供给侧

徐家良^1,2   成丽姣¹

1.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摘

要

       党的二十大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达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新时代共同富裕具有全员性、全面性、共建共享性特征，其实现需要多重供给机制互补和融合。本研究以供给侧为理论视角，认为行政供给侧、市场供给侧、慈善供给侧、混合供给侧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分别发挥兜底性、基础性、提升性和互补性作用，多元供给侧互补嵌合，共同应对挑战。慈善事业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财富分配、主体激励、回应议题、氛围营造等积极作用。受制于公众行善传统认知局限、慈善教育供给不充分、慈善教育学科缺失外部资源、普及性慈善教育不足等因素，慈善事业尚未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增强发展高质量慈善教育的使命感、推广普及性慈善教育、增加社会力量供给、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加强本土知识积累等手段予以完善。

        关键词：慈善教育 ; 共同富裕 ; 城市治理 ; 供给侧 ; 共建共治共享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0期 #共同富裕与慈善教育 栏目

作者简介

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主任，《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主编。

/ 目录概览 /

第十期 2023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多重供给侧

二、慈善事业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三、慈善教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困境突破

四、建立面向共同富裕的慈善教育体系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多重供给侧

共同富裕是党的二十大的关键词。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来始终坚持和矢志不渝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在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国际社会的法治、安全、和平遭遇挑战，国内社会也出现了城乡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区域协调发展（刘应杰，陈耀，李曦辉等，2022）、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李实，2021）、个人捐赠偏低制约慈善捐赠和第三次分配的稳定性（唐任伍，李楚翘，2022）等难题，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正当其时。

《管子》中有“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从不同侧面阐释了共同富裕的文化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说，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丰裕的生活状态，其最主要的实现条件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曹亚雄，刘雨萌，2019）。新时代共同富裕则具有全员性、全面性、共建共享性特征。共同富裕的“共同”二字强调了富裕的普遍性，即富裕的实现是涵盖全体成员的；从“富裕”一词来理解，富裕不能简单理解为物质层面的富裕，也包括了精神层面的圆满；从范围上看，共同富裕应以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为重点，覆盖全国所有地区；从参与主体来看，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共建与共享，多重供给机制互补和融合，具有共建共享性。

已有诸多学者从实现路径的角度为共同富裕事业推进提供具体建议，譬如通过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徐家良，张煜婕，2022），在增加社会总体财富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框架内实现共同富裕（郁建兴，任杰，2021），协调区域发展（张跃胜，2021），提质扩容中等收入群体（李逸飞，2021），让全体人民公平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的机会（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2021），等等。但总体来看，对深化共同富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论述尚欠系统性和理论性。为此，本研究以供给侧为理论视角，试图厘清共同富裕供给侧的内涵与外延，并以慈善供给侧为研究重点，挖掘慈善教育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价值。

供给侧的概念源自经济学领域，是指从供给端入手探索应对结构性问题的处置办法（常瑞，20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相应的，针对共同富裕这一需求侧提出的新任务，供给侧必须要激活内在动能，形成多元主体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安排。当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供给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贫困治理手段缺乏持续性，社会保障缺乏覆盖性，城乡教育、市场资源供给缺乏均衡性，供给手段的单一或不灵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可能。

从需求侧来看，现阶段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如何引导经济上先富起来的人民群众提升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促进良善与正义是目前共同富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显然，完全依赖政府的动员或是完全依赖企业的供给都无法应对庞大的社会需求。达成迈入共同富裕这一美好的愿景，亟须从多重供给侧入手针对制约共同富裕事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实行改革。

基于供给侧的理论视角，本研究认为市场供给侧、行政供给侧、慈善供给侧和混合供给侧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多重供给机制。市场供给侧通过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为资源有效配置及发力奠定基础；行政供给侧基于财税体制、法律规制、组织引领等供给方式为共同富裕事业营造规范有序的环境，指明前进方向；慈善供给侧基于平台搭建、技术赋能、慈善教育等供给途径成为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环节；混合供给侧基于政府、市场和慈善等多元主体协同供给为社会问题解决提供多重方案，从而避免在共同富裕进程中过度依赖单一主体资源、单一局面。单一供给侧和混合供给侧形成互补嵌合格局，共同应对共同富裕需要完成的任务（见图1）。

图 1   共同富裕多重供给侧的交织形态

（一）市场供给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供给侧

工资性收入是大多数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要经济来源。为此，通过发展生产力持续增加人民群众的工资性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和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机制，其核心特征是自利和竞争。他有过一句非常形象的名言：我们获取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的利己思想（亚当•斯密，2018）。为此，我国已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共识。市场供给侧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供给侧，其核心功能在于配置资源，使得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李松龄，2022）能够有效配置和妥善流动，从而促进社会公众的整体性生活水平得到提高。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50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要达到7%。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大的成果之一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市场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介入到物质生产和激发主体创造力之中，如带动制造业和关联产业的链式发展、吸纳劳动就业、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等。这些带有资源集聚与要素流动特征的现代经济结构调整，彰显出了市场供给侧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宛如国家机体内的血液，为共同富裕进程推进输送营养与能量。与西方将市场经济与行政体制视为相互绝缘的两个领域不同，中国一直在探索行政与市场有效关联和有机协同的发展机制，以切断市场经济朝着无序化方向发展的通道。在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下，市场供给侧通过有序引导劳动力从乡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应对方法。其内在逻辑在于，市场主导的分配机制是促进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的原因，市场价格机制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分布的结构性特征，最终市场激励机制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二）行政供给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兜底性供给侧

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特殊政治动员体系下的产物，没有党和政府强大的行政主导能力和积极有为的推动力，很难想象共同富裕发展战略可以产生。中国式共同富裕具有底线思维，即国家要保障每一个人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需求都应得到满足。为此，单靠市场供给侧是不可取的，需要发挥行政力量在优化共同富裕系统中的刚性兜底功能，且这种兜底功能必须以处在最不利地位的人也能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为前提（蔡禾，2021）。

行政供给侧的价值在于把空间让渡给市场、社会主体运作的同时，通过一系统举措保障兜底性民生建设的根本方针不动摇。一方面，行政供给侧通过制度创新与法律规制推动共同富裕的引领性标准和底线建立，使之成为矫正要素分配失衡、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等市场失灵缺陷的重要手段。2021年5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2022年江苏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促进新型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另一方面，行政供给侧通过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最优税率、适当税种的公共选择等方式切实弥合贫富差距缺口，并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如完善农村老弱病残幼等不具有劳动能力的特殊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人才兴村与产业进村等。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行政主体在财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组织引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慈善供给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提升性供给侧

正如奥斯特罗姆实证研究发现的一样，行政供给和市场供给这两条路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保证公共事务有效治理，而自组织的自主治理可以突破集体行动难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慈善供给侧尤其是慈善组织、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主体供给是建立在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志愿精神之上的，因此具备助力共同富裕事业的价值和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随着老百姓实现温饱和全面小康，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富足人士产生。但不容忽视的是，先富群体对后富群体的带动作用仍未充分发挥。如何把中国积累的财富保留并用于社会发展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一系列重要会议将第三次分配制度建设提上国家日程，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员令与清晰路线图。在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下，慈善供给侧实现了初步发展，行政供给侧、市场供给侧相嵌合的发展机制初步形成。

在我国，慈善事业具备较为扎实的法制基础。迄今为止，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为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规范慈善组织的成立条件、组织机构、政府监管等做出了针对性规定。作为慈善事业发展领域第一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和关联交易、慈善募捐和捐赠、慈善事业公信力和透明度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并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为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已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组织基础和实践基础。从2005年起，民政部每年举行“中华慈善奖”评选，给予慈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和项目等荣誉表彰，激励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此外，多地政府积极探索把参加慈善活动列为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标准，引导学生和家长群体增强慈善参与意识。2020年《武汉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与标准》明确将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作为考核标准，具体内容为“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如孝亲、尊师、敬老、爱幼、助残、环保等活动”。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将在全面深化共同富裕实践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根据中华慈善总会《全国慈善会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中部地区慈善支出约为102.95 亿元，占 61.36%；东部地区慈善支出约为 35.26 亿元，占 21.01%；而西部地区慈善支出约为 29.58 亿元，占17.63%（见表1），这表明我国慈善事业虽已现起色，但距离实现财富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间最佳分配还有差距。

慈善事业日益朝着常态化、普及化发展。从慈善的内涵来讲，当代慈善早已超越了以往单纯的扶弱助困、赈灾救济的层面，其本质不是单纯的善，不是单纯的慈悲心，而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社会事业，其发展融合了多样化的形式和工具，包括慈善信托、高校基金会、慈善债券、慈善保险和各种形式的慈善服务等。而要使慈善供给侧起到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健康的财富观、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等作用，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慈善教育、完善慈善基础设施建设、多维度多渠道拓展慈善资源尤为重要。譬如家族信托作为高净值人群的家族资产管理者参与社会发展，进行财富、事业、精神外部传承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慈善供给侧提升个人捐赠额，形成慈善与家庭的相互影响，从而推动整体慈善事业向社会普及。2017年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宣布将60亿元资金用于慈善捐赠，其中1亿股美的集团股票设立慈善信托、15亿元现金注入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5亿元现金设立“顺德社区慈善信托”①，充分展示了我国企业家开展家族慈善事业的巨大潜力。引导家族慈善朝着常态化、普及化发展，不光有助于传承家族文化，更事关完善市场供给侧，更关系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政治目标实现。

事实上，高校一直青睐将慈善与教育相结合，并积极付诸实践，持续对学生开展慈善教育。大体上，高校的做法是将慈善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和举办各类慈善项目，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慈善实践机会。课程体系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和上海紫江慈善基金会联合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慈善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慈善管理研究所，开设《慈善概论》《慈善前沿课程》《慈善公益理财》等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慈善专业知识，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引导学生学会为他人服务。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深圳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等高校也一直致力于慈善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在现有教学制度和体制下，多元化地尝试慈善专业教育办学，为慈善事业发展培养更多专业化、创新性强的人才。慈善项目方面，高校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助人的乐趣，提升自身慈善意识。以上海大学的“慈善蓝纽带爱心志愿服务社”为例，该社团已持续运作十五年，通过开展农民工子弟义教服务、上大附小晚托班助学等项目，使社员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自身也受到慈善理念的熏陶，理解慈善教育的真谛。

同时，高校筹资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面向社会办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殷洁，2019）。高校还通过成立高校基金会平台，接受外部捐赠资源支持慈善教育。我国高校基金会近年来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从2005年的20家发展到2020年的623家②。高校基金会在高校慈善教育体系中扮演资源支持者的角色，能够链接社会捐赠资金投入于慈善课程建设和慈善行动平台搭建，为慈善教育提供资源保障，是教育系统内慈善供给侧的重要行动主体。

（四）多元主体交互影响下的混合供给侧

混合型供给侧是指政府、市场、慈善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供给机制。混合供给侧在政府、市场和慈善的交叉地带，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多重方案，避免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形成过度依赖单一主体的极端局面。在中央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当下，积极推进混合型供给侧，是促使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治理创新充分互动的重要行动策略。基于对供给侧交互地带的理解，可以进一步把混合型供给侧细分为双元混合型和三元混合型。

一是双元混合型供给。从政府和慈善型混合供给来理解，政府和慈善组织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征，共同富裕相关政策创制后，两种供给主体的行动很容易因明确的目标导向协同合作，从而形成行政与慈善混合型供给。比如，在民政部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社会组织积极发挥资金链接功能，以便在各级政府统筹下根据共同富裕目标规划合理调配。为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杭州市民政局组织了923家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合作和乡村振兴专项行动，累计捐赠5179万元资助实施472个慈善项目，惠及群众69.6万余人。③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社区基金会。深圳、上海、重庆、北京、杭州等地陆续成立的社区基金会能够激发社区公益、 解决社区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区合作治理（徐家良、刘春帅，2016），让社会公众在实践中接触慈善、参与慈善。从政府和市场型混合供给来理解，由于市场具有竞争性和营利性特征，单靠市场的自由调节并不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而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供给可以纠正市场的固有缺陷，从而使得资本得到有序发展。例如义乌市政府为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出台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为义乌市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建了托底保障。慈善和市场混合型供给在实践中也已出现，譬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企业和慈善超市等组织形态是慈善供给侧与市场侧接轨的新探索。

二是三元混合型供给。基于共同富裕的共同愿景，政府、市场和慈善价值观逐步趋近一致，进而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由单一主体侧供给走向融合三元主体优势的协同供给之路，营造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产生与作用发挥方面。自2016年以来，民政部先后遴选指定了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30个平台在引导慈善组织提供募捐信息发布和动员公众参与慈善捐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民政部建立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行业标准之下，水滴筹、轻松筹等商业力量创办的平台得到了有效规制。2019年在民政部的支持下，腾讯公益平台主办的“99公益日”活动中，4800万人次爱心网友共捐出善款17.83亿元，超过2500家企业配捐3.07亿元，总共募得善款24.9亿元④。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出现不仅仅开启了互联网+慈善新探索，慈善行业生态得以重塑，也为推进政府、企业、慈善组织乃至全民参与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

如果说贯穿西方福利体系的永恒话题是市场的力量，那么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话题是协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不再是国家治理的唯一主体。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慈善事业亟须快速发展起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项目品牌化运作的专业力量，以实现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愿景。本文认为，未来共同富裕的基本形态是党组织领导下的混合供给，即实现行政资源、市场资源和慈善资源的有机融合，形成一种多方协同供给模式。

二、慈善事业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强调慈善是重要的供给侧是因为它在道德伦理滑坡、公民公共精神缺失、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发展阶段显得尤为突出。慈善事业崇尚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帮互助的道德追求与共同富裕旨在达成的全员性、全域性富裕具有密切关联。慈善事业可以运用多种理论和方式消弭贫富差距、推动共富事业稳步向前发展。一般理解，慈善事业对有序推进共同富裕起到激励性、创新性、可持续性等作用。这一部分，我们将就具体作用分别做出讨论。

（一）发展慈善事业是激励物质财富自愿性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首先，发展慈善事业对资源优化配置和先富群体激励所产生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特征。从总量上看，我国慈善捐赠在2014年已突破1000亿元，并在2017年达到历史最高1526亿元，此后捐赠总量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见表2），表明我国慈善供给侧的资源贡献量不容小觑，长期推动慈善捐赠量增长有助于促进物质财富的让渡和流动。其次，慈善事业以利他和道德为价值观基础，在物质性资源的调配和传递中呈现出自愿性和柔性特征，能够在提升先富群体责任意识和精神境界方面发挥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具体来说，源自参与者内在的善爱之心和自发的情感流露是构成物质财富自愿性再分配的前提和基础。慈善事业尤其是慈善捐赠额数量的增长靠硬性的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提高先富群体的道德积累这一源头抓起。发展慈善教育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慈善精神传播引发社会公众对于困难群体的同情，进而激励有意愿、有爱心、有资源的人主动参与到慈善事业中，自愿服务共同富裕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慈善事业的功能远不止在物质层面实现资源再分配那么简单，慈善精神的传播、慈善活动的多主体参与更有助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理解，实现精神层面的圆满。

（二）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增强社会问题回应的创新性

慈善事业作为共同富裕供给侧的关键一环，其功能实现有赖于直击共同富裕的痛点和难点，有赖于直面复杂性、异质性交织的社会问题。首先，慈善事业所涉及的事项往往与困难群体利益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补齐先富与后富的短板问题。而慈善组织的优势在于更敏捷地触及困难群体，通过把需要支持的群体纳入社会服务供给过程而增强社会问题解决的灵活性，这是慈善事业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众多高校基金会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构建一整套涵盖乡村振兴、疾病救治、人才培养等在内的优秀公益项目，极大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实践活动（见表3）。基金会依据公益项目设置的目标，组织学生前往中西部地区有序进行慈善服务，由具体慈善实践教育入手提升学生的慈善认知与道德行为，进而完善学生的人格与心智。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基于自身强大的高等教育能力、校友网络及资源禀赋，叠加学校长期以来积累的创新性回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情怀，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资源薄弱的难题，围绕乡村教育培训、教育资源导入等服务内容设计出“乡村教育振兴项目”，激励有能力的学生投身于乡村振兴实践中，为美好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做法既兼顾了社会效益，也加深了学生对乡村实际状况的了解。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则紧跟“双减”政策，充分发挥西湖大学学生科学技术研究能力，设计出“生物学遇见艺术之美”等科普课程，向偏远地区学子揭示生命科学背后的奥秘，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困境，为满足乡村教育需求提供创新方案支持。同时，这些富有创新性的公益项目加深了高校学子对慈善的认知，使其以切身体验的方式实践慈善和有效参与慈善。因此，慈善事业具备成为共同富裕提升性供给侧的潜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慈善有助于为共同富裕塑造可持续的文化氛围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可持续的文化氛围带动，慈善事业中包含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涵，可以说，推进慈善事业是助力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的综合体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性工程，推动其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文化生态营造和社会责任观念普及等方面统筹推进。加强慈善理念宣传，可以为共同富裕疏浚精神源流，升华先富人群的社会责任感，形成鼓励高收入人群积极参与慈善公益的社会风尚。千百年前，儒家思想揭示了恻隐之心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孟子云：“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些饱含“大同”“慈悲”等价值观念的中华传统慈善观，映照到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精神养分。为此，加大慈善文化宣传，承袭传统慈善思想，以之引导生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慈善理念，能够为城市和乡村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三、慈善教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困境突破

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等现实挑战，慈善事业在其中有着发挥作用的充裕空间。但实践中，慈善事业自身发展面临一系列主观认知误区和客观环境障碍，其中一部分问题与慈善教育存在紧密关联，包括行善者的传统认知局限，慈善教育供给不充分，外部资源注入未形成规模，跨学科融合意识不强，普及性慈善教育缺失等，亟须调整优化以适应共同富裕体制机制构建的时代要求。

（一）行善者的传统认知局限

慈善事业要想得到更大发展，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培育社会公众的慈善参与意识。但是，当前社会公众对于慈善的理解存在偏差，进而造成我国慈善事业的内生动力不足。慈善不仅仅是利他行为，也是一种基于情感流动的利己行为。事实上，捐款和志愿服务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再生产，进而让人更加幸福。比如，上海有一部分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杨茶生志愿服务队”，为孤寡老人、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众提供免费修补等服务。与市场化逻辑不同，这些居民的劳动行为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一种情感诉求，其背后的指向是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情感资源的获得。在这个过程中，慈善行动主体与服务接受者之间会形成温和的互动，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以生产出来。慈善教育的意义在于帮助社会公众改变对于慈善的狭隘认知，理解参与慈善的正面影响，从而增强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二）慈善教育供给不充分

我国慈善学科教育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教育供给尚不充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是巨大。以美国为例，美国有200多所高校设有慈善教育的课程，而我国高校中，开设慈善课程的屈指可数（石国亮，2020）。从学历层次来看，现有慈善教育学历谱系涉及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但是博士学历教育项目较少，体系化的慈善学位学历教育尚有欠缺。尽管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等高校尝试推动慈善专业人才的培养，但是人才整体规模还很有限。一方面慈善领域的知识生产还未形成体系，具体表现为课程设置仍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指引，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开设的慈善学历课程以理论授课为主，行业就业信息递送、创新创业实践仍存在不足，慈善理论与慈善实践之间存在失衡。整体而言，目前慈善领域研究缺乏充足的实践和理论支持，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多停留在问题对策分析之上，难以回应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性实务问题。慈善教育授课教师亟须提升教学实践能力，加强理论研究与课程体系建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三）慈善教育学科亟须外部资源规模化注入

教育学科制度不仅规定教育学科的划分与设置，而且牵动着各级政府提供经费支持的教育科研课题的分类与确定，还会影响到院校内部科研资源的分配与激励规范的制定（杨跃，2018），是慈善教育学科建设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慈善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相关学科，慈善教育学科的完善无法通过高校体系自身的供给得到常态发展。教育基础设施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等多方面的障碍，意味着依靠政府和少数慈善机构的投入和努力难以推动实现学科规模化。慈善教育学科建设亟须获得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支持，从而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投入。

（四）国内慈善教育缺少跨学科融合意识

我国慈善教育框架虽然已初步形成，但是仍然处于孵化阶段。据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截至2021年底，全国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1100万人，其中与慈善行业最相关的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也仅73.7万人，接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慈善管理类人才数量更是稀少。目前大多高校慈善学位培养仅把慈善学科放置在公共管理、历史学等基础学科之下，忽略了慈善学科的交叉性特征，难以应对慈善行业庞大的人才需求缺口。有学者指出跨学科是人类进行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慈善教育学科亟须更关注如何提升慈善行业专业性的客观发展需要，纳入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计算机等跨学科知识，实现学科专业性和系统性提升。

（五）普及性慈善教育缺失削弱慈善捐赠积极性

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比较低，除遗产税等税种缺失、先富人群动力不足的因素外，还与社会公众慈善参与意识不高有关。虽然我国部分高校、中小学已初步构建慈善教育的教学框架，但是距离形成覆盖不同教育阶段的全民慈善教育体系目标还相距甚远。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着力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社区、乡村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场域，机关和企业是社会公众从事社会性事务的工作场所，这些空间亟须建立系统性的慈善教育与文化传播体系。但是目前慈善教育在社区和乡村地区的普及力度还远远不够，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慈善资源的开发，限制了慈善捐赠人群的拓展。

四、建立面向共同富裕的慈善教育体系

发展高质量慈善教育体系是我国贯彻共同富裕和现代化格局的重要方面，意在通过教育大力发挥慈善供给侧的势能，增强先富人群和中等收入群体投身慈善意识的同时，提升慈善行业人才培养能力，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再分配和城乡教育资源流动带动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慈善教育，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是达到共同富裕的重要出路之一。为此，大力建设面向共同富裕的慈善教育体系，增强发展高质量慈善教育体系的使命感，以他山之石为我国慈善教育所鉴，并以多元解决方案加以推行，是中国未来慈善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增强发展高质量慈善教育体系的使命感

发展高质量慈善教育体系既是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更是使命和责任。慈善教育的使命在于让人们了解慈善的使命、认同慈善的价值理念、知悉慈善的运作机制、自觉践行慈善行为（石国亮，2016）。而高质量的慈善教育体系必须要以增强人们参与慈善的使命感和认同感为核心，以保障我国慈善事业的专业运作为重点，以促进全民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为使命，推动实现每个个体都能享有发展成果。

然而，对照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我国慈善教育体系仍然存在较大距离。一方面，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有研究发现，教育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对于促进学生初次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Blau & Duncan, 1967），但是由于我国仍处在慈善教育普及初级阶段，东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公共资源配置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导致一些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孩子缺乏高质量素养教育的机会，进而中断了其凭借才能创富的机会，间接制约了共富目标的达成。另一方面，慈善教育总量供给不足，与慈善行业人才需求相差较大。因此，我国慈善供给侧的发展距离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需求仍有差距。具体表现为，慈善行业在促进乡村教育事业、学前普惠性教育等领域的参与力度尚有待加强。未来亟须大力建设高质量的慈善教育体系，切实增强青年人才参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普惠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引导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专业能力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二）发展慈善教育的他山之石

世界范围内服务于慈善事业专业化发展的慈善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随着慈善事业的兴起而拓展到其他国家。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尝试设立非营利管理类项目（O’Neill & FletcherK，1998）以来，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慈善教育体系。以学位教育课程为例，美国慈善硕士项目课程类别涵盖财务管理、金融和会计、筹款策略、市场、慈善理论、法律问题等（Wish & Mirabella，1998），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美国的慈善教育项目不仅仅在公共管理学院之下，还涉及到商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法学院等。例如凯斯西储大学的非营利管理课程由管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学院和法律学院联合提供。除必要的学位项目之外，非营利管理项目类别包括非学位项目、继续教育或者在线教育等多种形式（Lee，2002）。除了美国的慈善教育自成非营利教育体系外，世界其他地方例如新加坡、非洲国家等慈善教育发展各有特色。新加坡慈善教育体系建设可以理解为中小学德育教育，即通过构建良好的环境让德育主动发生、浸润发生、真实发生、自然发生及持续发生（黄慧，2018）。非洲国家的慈善教育体系以发展社区学校，即通过兴办具有教育公平特征的社区学校为主，为学龄儿童提供教育机会（谌启标，2009）。国外慈善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相关研究对中国慈善教育学科的实践及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发展慈善教育的多元解决方案

当前我国慈善教育仍然处在一个探索时期，教育需求、课程设置、人才去向等困惑还须进一步深入厘清。未来的慈善教育走向亟待有更多思考和解决方案，尤其在与共同富裕的结合方面需要具备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为此，我们建议慈善教育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从而推动慈善事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助力共同富裕。

 1. 盘活存量与调整增量，推广普及性慈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本质关系——“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在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指引下不断推进慈善教育供给侧改革，并针对共同富裕需求侧要求盘活存量和调整增量，发展普及性的慈善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从推广普及教育的目的来看，通过普及慈善教育可以帮助端正捐赠人的慈善动机，引导捐赠人习得更为科学的参与慈善的方法、拥有更为平等的态度，杜绝作秀式的、不考虑受助人尊严和隐私的慈善行为。另一方面，从普及慈善教育的方法来讲，通过增加慈善教育公共教育资金投入、调整中小学德育体系培养方案等杠杆，深化青少年慈善参与观念，增加体系化的慈善学位学历教育培养规模，做精慈善本科通识教育，使增量的受教育群体通过学校慈善教育习得慈善知识，可以提升学生的慈善参与意识；针对不在学校教育范围内的社会公众，按照党组织应建尽建、工作覆盖全面有效的要求，依托党组织作为慈善文化宣传的组织载体，推行“慈善+党建”活动，开展机关、企业、社区和乡村慈善教育，可以深化社会公众的慈善观念，实现慈善教育网络的延伸，以精准慈善教育供给激发社会公众内在善意，进而提升慈善捐赠行动的自主性。

2. 借助社会力量增加慈善教育供给

共同富裕需要各发展主体共同奋斗得以实现。考虑到慈善教育是一项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事业，仅依靠单一供给侧供给慈善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其作用发挥是有边界的、有限的，在慈善教育供给体系中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尤为重要。其中行政供给侧应该以提供激励和监督并存的慈善教育发展环境为主要责任，为慈善通识学科建设拨出适当财政资金，提升慈善治理能力，市场供给侧应以物质性资源再分配为导向，鼓励企业以慈善捐赠和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为慈善行业发展供应更多流动性资金和技术产品。譬如鼓励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建立慈善学院，并为慈善学科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社会力量供给者往往在慈善行业实践中的前沿问题判断和捕捉上更具敏锐性，在慈善学科课程体系的方案设计上更灵活，比如法律、审计等中介组织可以为慈善教育课程开发提供技术支持。为此，慈善供给侧除了需要引领更多社会捐赠资金流入慈善教育领域之外，更需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教育学科体系，优化体验式慈善课程设计，达成慈善内涵创新，破除影响和制约我国慈善教育学科竞争力提升的专业瓶颈，为慈善事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3. 加快慈善理论与实践复合型人才培养步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强化人才支撑、厚植人才优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促进慈善事业取得新突破和新进展的关键。过往研究表明有过慈善实践体验的学生不光能提升关于慈善组织的认知，还能促进自身后续的捐赠行为（林顺浩，沙思廷，2022；Li & Mcdougle，2017；Ahmed & Olberding，2007）。从长远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慈善行业的人才供给问题，加快理论与实践型人才培养是最为有效、长远的方法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指出“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善理论研究”，为慈善教育中的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从我国慈善行业从业者人才培养来看，专业人才供给不足，难以满足行业需求，始终是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一大症结（田园，2019）。慈善行业工作者在慈善组织管理、慈善项目运营、慈善法规与政策等专业知识方面尚存在欠缺，慈善行业市场需求与客观人才供给之间尚存有差距。为此，慈善教育亟须关注慈善领域的真问题，建设能够指导实践的课程体系，培养理论专长型、实践专长型和理论实践复合型的多类型人才，提升慈善教育人才供给体系对慈善行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与此同时，加快高校慈善智库建设，培养出能够立足国情，聚焦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中的痛点难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独立从事慈善相关理论与实务工作的智库学者。

4. 加强本土知识积累，夯实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教育体系

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文明之花”，既涵盖了物质的充盈，又指向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这与慈善事业传递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关怀高度契合。为此，夯实中国特色的慈善教育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并应用好其精神价值，是提升人民精神、助推共富事业发展的途径之一。一方面，厘清慈善行业发展思路，对慈善行业的交叉型学科发展需求予以整体性回应。大力推进跨学科慈善，包括金融+慈善、互联网+慈善、社工+慈善、市场营销+慈善等，引导不同学科背景的院校、学者协同起来，在尊重各自学科特色的同时，共同构筑慈善专业教育的核心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城市慈善教育的作用机制。城市是慈善资源的主要提供者，通过在城市内部进行慈善文化宣传，可以增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结合中华慈善文明所包含的公共精神、家风建设与乐善好施等重要内容（王振耀，2021），深化慈善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以期为城市慈善文化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深圳宝安区慈善会的做法是把慈善和人文历史结合起来，建构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慈善文化符号。新桥慈善地标，用以延续新桥街道古人“倡捐建桥”精神，为地区慈善精神凝聚贡献力量。在此意义上，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生成慈善本土理论体系，必将会为共同富裕夯实根基。

       （徐家良工作邮箱：xujial@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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