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振兴九策
兴汉九策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罗天昊公众微信（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anhao99）
此文为罗天昊相关讲座整理而成，主体2014年发于投资时报，原题《兴汉九策》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近日，关于武汉市委书记调任云南的消息，引起了举国震动。也引起了世人对于武汉前途命运的关注。
武汉是一座两江汇流的城市。龟山之顶观长江与汉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尽现武汉之沉雄大气。
武汉居中国经济的天元之地。连接南北，扼控东西，襟带山河，雄视天下，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实乃中国最核心的枢纽城市。以武汉为圆心，其半径1000公里左右，几乎囊括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区，北至北京，东至上海、南至广深，西至成渝与西安，均在其视野之内。
自近代以来，武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四大名镇之首。在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及张之洞督鄂以后，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武昌首义，民国肇造于此。孙中山《建国方略》称“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建成东方的芝加哥”。建国后，武汉是全国第四大城市。美国着名学者麦金利·康韦在1999年发表《未来的超级城市》一文，将武汉列入“21世纪全球十大超级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沿海率先崛起，中部相对塌陷，至谷底之时，武汉的经济总量一度排名全国十名之外。这座雄踞天下之中的重镇逐步沉寂。盛衰沉浮，皆由大势使然。
低潮期的守望，也是为未来蓄力。
近年来，国家大势渐变，武汉地位逐步凸显。2005年，武汉被纳入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2007年，武汉成为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东湖高新区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武汉成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近期，国家推出长江经济带战略，国家创新改革试验区，武汉已成腾飞之势。
善借大势，方为智者。
2013年，武汉适时推出2049远景规划，为武汉未来发展作出了详细的规划，并且提出了分步战略，从成为洲际区域中心城市，到次级世界性城市，再到世界顶级城市，历36年，成就蔚然气象。而这些抱负，已超越当初中山先生提出的“东方芝加哥”的设想。
理想很丰满，但从现实到理想之间，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坚忍。
武汉还是一座没有加冕的未来之城。
2049，距离尚久。武汉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九，离建国初期的第四尚有落差。与北、上、广、深相比还差一个量级。以目前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支撑武汉成为全国中心城市。
大势所趋。但是大势未至。武汉成为大陆的中心，需要有国家战略转变的前提：第一要建立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第二是统一的国内市场。目前两大前提均不具备，东风未至，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武汉的发展。
武汉犹如重剑，刚猛，却显得不够灵活。重工业的过于强势，压抑了大众工业的发展，而民营经济未臻至境，亦使其欠缺活力。
惟楚有才，武汉是中国三大科教文化基地之一，但是人才外流严重。未来武汉需容纳更多天下雄才，需要更大的胸襟气度。
武汉一城独大，反使其战略调整空间受到制约。未来，武汉都市圈需在产业协同方面付出更多努力；武汉与合肥、南昌、长沙发展阶段类似，竞争大于合作，未来需率先实现产业升级，形成产业落差。
九派横流，包容万物。武汉净流入人口占比约19.6%，武汉要成为中部的开放之城，目前的开放性与包容度，与未来抱负之间，尚有巨大空间。
负重剑，行长路，成大器，乃是武汉崛起的必然之路。
作为湖北人，早年从山中小县遥望武汉，知武汉之大，近年居京城，走四方，亦知武汉之小，情怀未变，但视角有别，特撰《兴汉九策》一文，希望抛砖引玉，武汉卧虎藏龙，人才鼎盛，定有继往开来之志士。大江潮涌，鱼龙潜跃。
第一策：善借国家大势，高起点肇划未来
中部崛起，大势已成。
长江经济带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王牌。除了上海之外，中国的另外两座希望之城分别是武汉和重庆，均在长江经济带上。
对于中国经济版图的规划，先辈胡焕庸早有洞见。按照中国人口地理分布，长江是“胡焕庸线”的中轴，武汉正处在“胡焕庸线”的中心。
由于特殊的时势，也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中国奉行典型的非均衡发展路径。改革30年的崛起，其本质乃是借助全球产业大转移，其中，珠三角、长三角得风气之先，率先崛起。
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美国是最典型的大国模式，经济发展主要以内需驱动为主，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主要并非借助内需，而是以外向型经济拉动。
近几年，东部增速减弱，整个国家的增速亦开始下滑，但是，这并非不正常，而恰恰是回归常态。就全球大势而言，几乎所有的内陆型大国，其地理中心，均为重要的经济中心。芝加哥是美国三大经济中心之一，莫斯科既是俄罗斯的首都，亦是联接欧亚疆域的中心，巴西利亚既是巴西的地理中心，亦是该国第四大经济中心，“天下之中”崛起，乃大陆型经济的必然。
武汉在中国亦是如此，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地位相对落后，但是未来仍然可期。其雄踞天下之中的优势，是任何时代都无法绕过去的。
目前武汉的经济总量还有一定差距，但经济总量并不是问题，历史形成的原因，将由未来去解决。只要按照目前的增速持续下去，10年左右，武汉就可以冲刺国内经济中心之一，更长期来看，武汉成为国内第三大甚至第二大城市，也并非虚妄。事实上，晚清和民国时期，武汉曾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从可能到现实，武汉需借助国家乃至全球发展大势。
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但是，芝加哥的亦经过长期等待，并借助了两大时势。其一是国内市场的统一。19世纪后半期，美国南北战争已结束，整个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芝加哥的大陆枢纽作用才能得到发挥。否则，若美国南北分立，或者内部关卡重重，其中心作用必将削弱。其二是美国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变。美国立国之初，由于人口稀少，主要是通过与欧洲贸易发展自己，而自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移民增多，消费能力提高，外贸退居次要地位，美国转型为内生性经济大国，芝加哥得以成为美国内陆商业交往的中转地，其“大陆枢纽”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武汉也需等待两大国家时势变化：国内市场的统一，以及内需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力量。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武汉既要敢于以国内第二大城市自励，更需以此为目标，调整未来战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2049规划中，武汉前期实施工业化战略，后期实施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应比较贴近实际。
第二策：强二优三，实施“中端崛起，高端突破”的产业战略
城市崛起，产业为基。决定武汉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产业选择问题。
无论国家还是城市，采取何种产业，必须以其在产业链中的定位为基础。而这往往是很多城市当下忽略的。
就国家而言，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都在欧美国家手中。汽车核心技术，主要在日本、德国、美国，家电核心技术也是在日本、美国。飞机核心技术，在法国、以色列、美国等国家。在高端领域，中国受到欧美的阻击。在低端领域，中国还受到印度等新兴国家的阻击，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局。
中国最大的机会在哪里？就在产业升级。目前我们有一个普遍的思潮，就是认为制造业过剩，实际上是一个假象。
从全球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仍然有200多家。通用、IBM都是制造业。1500年以来出现过几大全球霸主，荷兰、西班牙、英国先后衰落，而美国经历了多次危机仍屹立不倒，就在于它有一个强盛的、合理的产业结构。虽然美国是全球第一的服务业大国，软实力领先全球，但它的制造业同样非常发达，甚至还是第一农业大国。合理的产业结构，使美国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调整能力。
中国暂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远未至顶峰。英国巅峰期制造业占全球工业国家的比重大约是45%。美国巅峰期比重是53%。中国目前仅仅是份额上的第一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所以我们现在说制造业过剩还为时尚早，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制造业都是中国的财富，而不是包袱。
基于现实，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战略应该是以制造业为主，以服务业为辅。就国内产业格局来看，是优先发展沿海，武汉作为一个中部城市的定位，产业规划不宜过于超前。
强二优三，以中端崛起，以高端突破，或许是武汉更理性的选择。
近年武汉提出的工业倍增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目前武汉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制造业会交替。去年武汉的制造业占比40%左右，服务业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沿海水平。在未来十年，甚至更久，这么一个产业结构还会持续。所以武汉十年之内不用去制造业化。武汉最终服务业的占比，可能不适合像北京的近80%这么高，可能是60%这么一个水平，这是不可跳跃的一个发展阶段。
很多人一直将武汉与芝加哥作比照。芝加哥从19世纪末至上世纪70年代，一直是美国的制造业中心之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后，它才开始逐步进行产业转型，现在成为美国的高新产业基地。先实现制造业的崛起，再成为服务业中心，最终实现全面崛起，这样一个路径可能是武汉未来需要坚持的。武汉需要脚踏实地，要打硬仗，打持久战。
武汉的产业规划是打造大光谷、大车都、大临空、大临港四大板块，建设全球重要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中心，成为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这是一个总目标，实际上还要分阶段。我认为，前十年武汉应致力于成为全国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十年之后，再去追求后面的几个目标。
当下，全国性的产业转移如火如荼，这是再造中国经济版图、实现全面崛起的重要时机。在高铁时代，武汉跃升为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交通和区位优势彻底凸显，成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区域产业转移的支点。未来十年是武汉发展制造业的最好时机，也是实现中端产业、大众产业崛起的最大机会。
第三策：扩大战略腹地，率先实现产业升级
一城独大，雄视四方。
武汉在湖北以及整个中部地区有很高的首位度。但辐射能力还不强。上海能辐射整个长三角，香港能带动整个珠三角起飞，武汉能否垂范中部？
当下，武汉要理顺两个关系。一个是武汉都市圈内部的关系，要实现武汉周边城市错位发展和梯度发展的问题。第二个是武汉与长江中游城市圈的关系，特别是与三大次中心—长沙、南昌和合肥的关系，武汉要加大对这些城市的产业互补，形成合力。未来武汉需要率先完成产业升级，形成产业落差，方才可以整合中三角或者中四角。
2013年底，习近平、李克强先后到东盟国家访问，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北部湾的振兴提出了十年，但是最后并没有达到战略预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阶段是平行同步的。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东南亚国家也是，没有形成产业互补。这几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多数的东盟国家觉得没有从中国得到好处。中国应逐步形成与东盟的产业落差，形成类似于目前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中国以高铁换大米体现了这一战略思路。中国必须率先一步完成产业升级，形成与东盟的产业落差，这样大家才能心服口服地认你做老大。
武汉同样也有这个问题。武汉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龙头，必须要实现率先一步的产业升级，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成为中部的龙头。打破目前跟湖南，跟江西，跟安徽的平行竞争关系，而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这样长江中游城市群最终才能形成合力。长江中游城市群提出来，几个省的态度不一，根源在这里。未来，武汉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湖北在中四省中，要率先完成产业升级，形成产业落差，成为中部发展的发动机。
第四策：推行“民营经济倍增计划”
工业倍增，再造武汉，但是还不够，武汉还需要民营经济倍增计划。
民营经济的活跃程度是检验一个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在中国民间最为富有的两个省—广东和浙江，民营企业都比较发达。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像华为、美的等等，都是崛起于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振兴，对国家和城市都至关重要。
武汉2013年民营经济的占比大约是50.7%，历史上首次超过 50%，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同为中部经济重镇的长沙、郑州等城市比亦稍逊色。与沿海地区比更是差距较大。
中部崛起，六省竞争，前几年湖北陷入与河南、湖南的竞争之中，无法成为公认的中部崛起龙头，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民营经济发展还有所欠缺。毫无疑问的是，民营经济的实力更多来自市场，而非特权，带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型经济。这才是武汉振兴的希望所在。
我在2011年的时候，应浙江省委的邀请参观过义乌，义乌目前成为全国第一大小商品市场。为什么汉正街衰落了？很多人情绪化地说，武汉人太狡猾，做生意小聪明之类的，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要从产业以及经济布局去找原因。
汉正街虽然起步早，但是，其模式，却一直是纯粹的中介市场，实行一种“买全国，卖全国”的模式，由于武汉民营经济不振，汉正街缺少产业依托。货源主要从外地来，则成本过高，最后，优势逐步流失。
相对而言，义乌则是实行另外一种模式，即“买本地，卖全国”。义乌市场能够崛起，其根本，乃在于金华本地，甚至整个长三角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达。
武汉突围之路，也许可以从汉正街与义乌的比较中获得启迪。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武汉的民营经济，有四大机会。
一是新兴产业的崛起将更多地偏向于民营企业。新兴产业将是武汉经济的巨大增量，而增量变革一般都相对容易。
二是武汉全面崛起的机会。新区发展，机会可能更多地来自于民营经济。比如说蔡甸区，去年民营经济占比超过80%，包括很多远郊区，民营经济占比也很高，可以改变武汉市民营企业占比过少的现状。武汉的新区发展，没有历史包袱，民营经济的空间巨大。
三是承接产业的机会。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武汉在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应更多地选择民营企业。事实上，武汉也正在走这条路，已经引进的家电等产业，产业主体多数是民营企业。这是未来一个巨大的增量。一旦形成气候，不仅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还可以沉淀技术，逐步培育本土企业。
四是国企改革的机会。高速时代已告终结。而国企改革就是存量改革的重点。未来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是一个必然趋势。广东、浙江等地，国企的空间已经不大，武汉早年在国企改革方面相对滞后，但改革不到位有弊端也有好处。好处就是未来空间更大，一旦武汉重新启动国企改革，将释放巨大的能量。
第五策：振兴新区，均衡发展
始作俑者，首推北京。
目前，国内很多城市发展都是“摊大饼”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城市政治中心为起点，逐步扩张，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一种典型的“圆环套圆环”游戏。
北京即是“摊大饼”模式的典型代表。北京中心城六区面积只有8%，但是创造了80%的GDP，其中西城区的产能效力是远城区的1000倍，而庞大的郊区则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一上班，人群就从郊区往城市跑，一下班，人群就从城区往郊区涌，导致了堵车、雾霾等诸多都市病问题。
而武汉现在的发展模式相对比较合理，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是新区的发展问题。武汉未来注定不能仿效北京的发展模式，而应该仿效伦敦模式，在主城区周边发展卫星城，实现均衡发展。
在武汉2049远景规划中，武汉提出了“1+4”布局设想。
“1”是城市的核心“主城区”，“4”是外围地区的4个“次区域”，分别是“临空次区域”、“临港次区域”、“光谷次区域”和“车都次区域”。
“主城区”的范围在三环线以内，面积约530平方公里，是未来武汉的中心城，也是武汉建设国际服务性城市最主要的空间载体。武汉将在这一范围内打造“活力中心城”，未来，主城区的人口控制在700万左右，九成工业企业外迁，约六成就业岗位在主城。武汉的四大次区域，还只是从功能划分，未来更需进一步落实到各个远郊区。
武汉未来的远郊区产值，至少需要在50%以上，打造“强干强枝”的模式，而非“强干弱枝”的模式。
在武汉十几个远郊区中，至少需要三个以上的区的产值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主城区的平均产值。黄陂的产值基本接近几个主城区的平均值，但是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偏低，含金量略为逊色。未来的武汉远郊区中，必须诞生几个产值庞大、产业兴盛、消费能力强大的区域。
第六策：振兴文化产业，打造新的支柱
建设五城，文化当先。
武汉市提出要建设五城—读书之城、博物馆之城、艺术之城、设计创意之城、大学之城。国家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便会提上议事日程，武汉自不例外。
全球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仅有强大的硬实力，也有强大的软实力。不仅有强大的制造业，也有发达的文化产业。现在欧美国家文化产业占比普遍在20%。中国目前是4%左右，与全球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北京、杭州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0%，相比之下，武汉差距巨大。
武汉在文化产业方面还有两大空间。第一个空间，是总量和占比。武汉现在文化产业的总量不大，占比也不高，但是如果能够把文化产业占比提高到5%乃至以上，武汉的文化产业也会成为一个支柱产业。
是否在某一个领域引领风潮，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韩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并不靠前，但是它的《江南Style》、《来自星星的你》能够风行全球。香港不大，但是它的电影文化风靡东南亚以及日本。目前来说，武汉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拿媒体业发展来说，《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知音》杂志，从收入到发行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武汉在全国舆论场的主导权方面，与广东、北京差距不小。
刚组建的“九派传媒”，号称要成为全国性媒体，不知其抱负与胸襟，可经历时代检验？
武汉文化产业的振兴，需要付出诸多努力，可总结为“三化”，就是现代化、商业化、市场化。
现在中国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地方，不是洛阳、开封等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古城，而是经济发达城市，比如杭州。杭州已经是中国的创意之都之一，它的动漫产业非常强势。而武汉在这方面差距明显，存在文化产业现代化不够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商业化。杭州的文化产业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商业化属性非常高，一部名为《宋城千古情》的歌舞剧，不停地循环演出，到现在收入将近40个亿。武汉未来也需以商业化的手段来进行文化产业运作。
最后一个是市场化。在深圳、杭州，很多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是民营企业，广州就更多了，全国众多著名歌手，当初都起步于广州的唱片公司。武汉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更加市场化，投资主体需更为多元，准入门槛应继续降低。
此外，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
《功夫熊猫》风靡全球。功夫是中国的，熊猫也是中国的，美国在里面加了一些元素，比方说西部牛仔放荡不羁的精神、惩恶扬善的价值观，最后吸收全球文化的精华，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文化产业就是这样，它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资源，而在于你成为资源交换的中枢。这一点对于武汉的未来至关重要。武汉未来将成为位于国家中部的中心城市，以及中国未来前三大前二大城市，在更遥远的时代，还将将成为全球的十大城市之一，必须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唯有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文化产业才能进一步发展。
第七策：建成内陆改革高地
渝汉争雄，开放为先。
作为天下之中，武汉最有天赋成为中国的内陆改革高地。但是重庆率先提出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武汉、郑州等更有天赋的城市反没有及时意识到开放这一软实力的重要性。
未来武汉成为内陆改革高地，既需在硬件方面成为全国资源交换的枢纽，又需要在软件方面成为全国制度变革的源起。
首先，从硬件上说，武汉最有资格和能力成为资源交换的枢纽，成为中国大陆的交易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等等。以前国家的中心城市主要分布于沿海，孔雀东南飞，发财到广东。未来应该改变这一局面，东西南北风，发财找红中。红中，湖北的方言就是中间。
其次，武汉要成为人才的高地。武汉高校在校人数雄冠全球，但是却无法吸附更多人才，精英流失非常严重。未来武汉要成为内陆开放中心，首先要成为人才的聚集中心，增加对人才的吸附能力、包容能力，汇聚天下良才，发挥百家智慧。必须要有这种气度。
此外，武汉应该成为全国制度与文化的高地。
武汉未来在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中有很大的机会，或者说优势。
第一个机会是制度差距产生的势能。湖北很多干部是从深圳等沿海地方过来的，这对湖北、对武汉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包括这几年对发展模式的改变，对承接产业转移的贡献等。除却个人因素，还有整个区域的制度改革空间，比如把沿海城市好的制度移植过来，就是一个红利。
第二个机会，是武汉的成本优势。在武汉引进一名人才，给他安个家，大概花200万。但是在上海、北京，留住一个人才，估计得1000万。成本的优势注定了武汉改革机会更大。上海、北京的户籍改革搞不动但是武汉就可以。这是武汉未来在改革方面的巨大优势。
第三个机会，就在于改革的发动机制的变化。此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沿海推进到内地，但是现在改革已经形成了均势。现在很多的改革不是在以前的所谓的改革重地发生的。比如说全民社保，不是广东，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而是陕西神木率先在这个领域实现突破改革的均势竞争，必然结果就是任何地方都有实现突破的可能。武汉应成为内陆改革之胆。
第四个机会，是武汉的城市级别设置非常有利于改革。
中国既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是一个权力干预严重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间，行政级别太高是柄双刃剑。设立直辖市的初衷是希望它在经济社会改革方面起到带头作用。但是过高的政治地位，并不利于改革，很多东西都有顾忌，甚至维持稳定比锐意改革的需求更大。而武汉在很多领域的改革就不需要那么大的顾忌。比如上海的教育改革，江西姑娘占海特跑到上海去高考，几个上海人游行，市政府马上就偃旗息鼓，不敢搞高考改革了。武汉在全国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的合理位置，也为未来的改革赢得了巨大的空间。这是武汉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最大优势。
第八策：善待人口红利，建成包容开放的博大之城
立国之基，以人为本。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北人都是以聪明著称，武汉人尤胜之。有一段时间，武汉的人才流失十分严重，最关键的是，武汉作为全球拥有在校高校生最多的城市，每年留武汉的大学生比重却很低。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不过，人才流失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只要武汉改变一些政策，留住人才的空间还是很大。武汉今年的毕业生有30多万，大约有一半与武汉的相关单位签订了就业意向，就是说未来的高校在校生有一半会留在武汉。这与以前相比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此下去，大约十年左右，武汉的人才拥有率完全可以冲到全国前五，甚至前三。这是一个优势。
另外一个是人口优势。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倡控制人口，觉得人口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全球发达国家从崛起到成为世界主流国家，人口是一直增加的。美国从建国初期的200多万人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到4个亿，增加了几百倍。而且德国、英国的人口都是增加的。实际上，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创造社会财富，而非仅仅是消耗社会财富。从人类早期的几百万，到现在的几十亿，人类生活水平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
人口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广东、北京、上海，为什么能发达？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时期吸附了全国大量的人口。而且吸附的人口与本土的人口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吸附的人口中，年轻人比例远远大于本土人口，所以说，移民城市的人口红利绝对比一个静止的城市要高。
未来关于中国发展的几大国家战略，必然造成武汉的全国中心地位。人口向武汉迁移，大势所趋，甚至不仅是中国人，还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移民会到武汉来。
武汉去年的人口大约是1000万，其中户籍人口大约是800多万，这将是武汉一个巨大的财富。未来，武汉的人口迟早要到1500万甚至2000万。城市人口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重会改变，未来武汉将有望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移民城市，一个有活力的、有创造力的充满生机的城市。在我与《投资时报》联合研发的“中国城市包容度排名”中，武汉连续两年成为潜力最大的城市，但是，目前武汉净流入人口只有大约200万，占比仅20%左右，未来武汉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应超过50%以上，成为大陆中心人口熔炉，博大雄浑的国家中心城市。北有北京，南有深圳，中有武汉，大武汉，包容天下，吐纳四方。
第九策：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保持平衡
北京雾霾重重，武汉山清水秀，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武汉的空间非常大。
从2011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9.2%、7.8%、 7.7%、7.4%和6.9%，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同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则分别减少2%、3.6%、3.7%、4.8%和5.6%，呈快速递增趋势。关键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作为穷国，中国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也许是，在增速方面，保持长期的次高速，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速度。
对于北京等先发区域来说，巨大的治污压力将制约其未来发展速度，对于青海、西藏等涉及到国家环保底线的区域，经济方面的大发展亦是无望。而甘肃、河北等既发展滞后、生态压力又很大的地方，在经济发展领域也不能有太大指望。最大的机会，来自既保持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又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武汉最近几年发展速度领先于全国，且坐拥江湖山川，生态环境在大城市中优势比较突出，在经济发展和保持生态环境方面，拥有比北京和上海等地更多的弹性空间，可以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发展。目前，武汉开发区域与生态区，基本是一半一半，未来武汉的底线，亦至少保持五分之一的生态区。
金山有价，青山无形。金山代表现实，青山留给未来，保持现实与未来的平衡，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显性财富与隐性财富的平衡，积极进取与敬畏底线的平衡，方为正道。
东部增速已低，西部环境保护任务严重，华北受制于严重破坏的生态。中国未来真正有潜力的地方，就在中南。如湖北，湖南，重庆，河南，江西，安徽等地。更具体地说，若由市场选择，中国未来最大的增长极，一个是成渝经济圈，一个是长江中游经济圈，武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之城。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保持平衡，是武汉的巨大优势，武汉相对于全国多数地方，留白更多，弹性更大。
此文为罗天昊相关讲座整理而成，主体2014年发于投资时报，原题《兴汉九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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