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中国中产阶层出路何在？
中国不可泰国化，中产拥抱底层才可解开命运之咒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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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汹涌，喷薄欲出。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失落彷徨的中产阶层，被时代抛弃的愤怒白人工人阶层，将特朗普推向了时代的漩涡，吉凶难测。众多的英国平民阶层冲决精英阶层的摆布，成功实现脱欧。而在此岸，群体性事件频发，青年愤怒，江海激荡。在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的加剧，阶层裂痕的扩大，其势已成。中下层的不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为什么中产阶层崛起数十年，却迟迟无法主导完成中国社会转型？为什么平民崛起，才可以赋予中产阶层新的希望与使命？答案即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1） 中国中产精英的先天局限：只是少数派，不是多数派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 Lipset）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中产阶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他提出了四个论据，一是中产接受了良好教育，对现代理念有更多理解，参与能力高。二是中产阶层在产业化、城市化中成长，三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要求参与和改变社会。四是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是国家富裕、自由与安定的标志。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
但是，在中国，中产却不是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其人员构成，财富来源，利益格局，社会追求方面，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
为什么？这与中国特殊的阶层结构有关。
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能够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根本原因在于中产人口居多数。美国中产人口超过50%，日本中产人口接近70%，曾提出“1亿总中产”的口号，在发达国家，基本形成了 “橄榄形”社会，由于人数居于多数地位，所以大众式民主对于中产最有利，是保护其利益的重器。
中国的中产阶层，也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关于中国中产人数的界定，由于财富底线的划定不一致，而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数字。目前最流行的两种版本，一个是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中的说法，将财富在5万至50万美元间划定为中产，统计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09亿，占总人口的8%左右。一个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最新的2015年调查报告，该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应该是2.0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不到16%。无论哪种调查结果，都显示中国总产阶层不到总人口的20%。香港虽普遍富裕程度优于大陆，但是相关学者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也不过20%～30%。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属于典型的 “金字塔型”。远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
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穷国换个优雅的名字。与发达国家中产处于多数不同的是，在中国，权贵和大资本极端少数，是豪门；中产是相对少数，是精英阶层；底层是大多数，是平民阶层。底层才是决定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础。
少数派身份，使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先天禀赋不足，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引导性力量，却不是基础性力量。
（2） 中国中产精英的两面性：自由之矛，平等之踵
发达国家的中产占人口多数，大众民主是其奉行的现代社会准则。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权贵和中产都属于少数，若是实行大众民主的社会治理模式，居于主导地位的，一定是代表绝对多数的底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产不能容忍自己的财富被底层分享，由此，立场上更倾向统治集团，少数阶层和极少数阶层结盟。比较“趋炎附势”。
最典型的是泰国，占总人口30%的中产阶层，更亲近王室和贵族，而不是底层。本应是民主中坚的中产阶层，恰恰成为保守势力。很遗憾，中国的中产更接近泰国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
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混杂，权力与市场混杂，法治与人治混杂，中产阶层相对全球主流发达国家，是一个变种。
一脉相承的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的中产阶层对自由和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越来越高，变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和进步性。
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在社会属性，财富来源和价值理念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迥然不同。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独立性强。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据称有60%的来自体制内，还有一些与与权力有千丝万缕关系的社会精英，最后才是彻底来自民间的力量。包括民营中高层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制造业等较市场化的实体经济行业），以及靠专业谋生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在这个庞杂的群体中，居于多数的前两类人，都是体制的依附者，具有亲近权贵，疏远大众的倾向。
从财富方面上说，有的来源于自身专业知识或经营管理才能，但是也有的并不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来自于权力的勾兑。来自对法制与商业规则的破坏。
这种变异性，导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两面性，进步与保守，现代性和落后性集于一身。有时候是变革的力量，有时候也是维护旧制度的力量。在争取权利的时候，以鼓噪喧哗始，以偃旗息鼓终，浮躁软弱，缺少坚决性。
中产成为一个被双重挤压的阶层，在太平之世，以权贵和豪门为代表的第一阶层，掌握着规则阐释权，中产阶层需要牺牲一定的精神自由换取现实利益，在少数派联盟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天下动荡，拥有强大底层号召力的乱世英雄更为强势，中产仍然是弱势地位。
所以，中国的中产阶层，表现出投机主义倾向。从价值诉求上说，中产阶层希望更自由，摆脱权力的羁绊。但是，从利益上说，中产尤其是上流中产，为了维持眼前利益，却往往依赖既得利益阶层，不愿意联盟底层。他们要的是居于权贵豪门之下，凌驾大众之上的民主。害怕甚至厌恶真正的大众民主，把底层斥责为“脑残”或“愚民”。在对待底层的立场上，中产最终与权贵合流。非常遗憾。其灵魂与利益分裂。近年中产阶层自由喊的震天响，但是却不和大众绑定利益，屁股没有坐在底层一边，难以获得大众加持，注定难以成为变革的中坚力量。孤。
缺少平等意识，缺少平民视角，是中产和知识精英的一大局限。
无论是“多数人暴政”还是“乌合之众”之说，都不适用自由不足的中国，悖论是：若多数人的意见不被尊重，中产何必争自由？要求饿得要死的人跟胖子一样减肥，是好心还是残忍？精英主义最终导向维护体制。
中产阶层长期无法实现精神自由，部分源于权贵压制，部分是其投机主义的恶果，疏离底层，认不清真正的盟友，必然无法解开命运之枷锁。
而这种第二阶层倒向第一阶层，漠视第三阶层的格局，不可能长久，一旦代表平民的第三阶层到了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天下动荡必然发生。中产的“岁月静好”将戛然而止。
（3）突破自身局限 拥抱底层才是最终出路
从策略上说，第二阶层和第三阶层联合，抑制权贵，不让权贵豪门长期霸占社会资源；然后发展经济，使更多底层上升到第二阶层；最终形成中间阶层为主的格局。才是理性的顺序选择。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策略的可行。负重剑，行长路，时有阵痛，但是有远见的国家，必不畏艰辛。
若中产阶层不与平民结盟，而去抱权贵豪门的大腿，是非常愚蠢的，虽暂时可保眼前利益，却会永远被钉死在两边被动的夹层，中产阶层也将为自己的短视和势利，收获命运之咒，心灵被奴役，不得自由。
选错盟友的中产阶层，在现实中节节败退。由于法治的缺失，暂时获得的财富也并不安全。雷洋的惨死，更使中产的所谓精英身份，变得脆弱不堪。今日在底层面前优越感满满，明日在权贵面前可能就尊严扫地，甚至性命不保。
权贵阶层内心也看不起中产阶层，而且一直在防范中产和底层合流。乐见两者分裂，坐山观虎斗，分而治之。
进退失据，两边为难，中国中产阶层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众多中产移民海外，但是，移民非长久之计，需要寻找更好的出路。
公道自在人心，成败只在时势。
时势已变。继续恶化的经济状况，仍然贪婪的权贵集团，将使中产和知识阶层出现分化。中下游中产将逐步与上游决裂，出现第二阶层和第三阶层的联盟。中产与底层结盟，知识分子与劳工大众结盟，启蒙人士与沉默多数结盟。中国才可以出现真正坚强有力的变革力量。当年的共产党，就是以此由弱变强，战胜貌似庞大的蒋国势力。当下越来越多中产阶层抛弃虚幻的改良主义，转向激进，实现了中产和底层的某种联合，这是抛弃自身局限，拥抱未来的可喜变化。中国未来值得期待。
为什么强调中产和精英阶层主动拥抱底层？
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于现代文明更了解，视野更广，也更具有领导能力。处强势者主动求变，才更有感召力。
中产阶层需要抛弃疑虑，从思想上，利益上告别精英主义，服膺平民主义，切不可昧于大势。以精神贵族自居，有智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末法时代，总有神魔凌驾众生的精神王国。涅槃重生的新世界，人人均可成佛。在哲学范畴，只有当底层都实现利益超脱和精神解放时，人性的解放才可最终实现。这是一个平民崛起的时代，平民已经登上全球舞台。人来将走向正知正觉。
新平民，新世代。
现代的平民阶层，长期经历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的熏陶，民智已开，视野已广。而且，中国已经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平民阶层虽然财富未达中产标准，思想和价值领域却逐步接近。为未来的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奠定了根基，在社会转型中，底层崛起并不一定带来“多数人暴政”的破坏性结局，美国黑人扩张民权之后，并没有出现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穷人剥夺富人现象，有法治，财富来自阳光，自然被尊重。同时，借助信息时代的锋芒，新一代的城市平民和农村子弟，从一开始就具备开眼看世界的素养，这是一个全新的世代。民意可借，民力可用。
对于执政党来说，是重新拥抱初期依靠的盟友，扶助底层；还是结盟豪门，实行权贵资本模式？何去何从，时机不容久纵。时代大潮，波涛起伏。善于倾听民心搏动者，方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若被时代抛弃，必处处被动。底层长期被漠视，也将使中国成为溃败国家。长期内乱不止。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从美国的川普到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全球明智的政治家，均服膺平民主义，既获得了个人的良好出路，也通过调整阶层利益，获得了国家的重整与新生，社会安定，民众幸福。
2016年3月初稿
2016年9月定稿
罗天昊于京城，斗室之中，星光之下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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