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肯定对这句话的宏大意义摇了摇头，因为特兰立即露出了羞涩的笑容。“我不是指望能活到那一天。我是说，希望如此。但我抽烟（所以也许活不到那一天）。”悼念特兰的活动现场.原文链接

让共和国继续作为事实上的政府存在，由社会主义者控制；让他们在右翼占多数的地区施行统治，同时和他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的城市、城镇和村庄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组织……并希望政府能遵守协议。

的发言创作了这首歌，更多版本见《Bella

海报设计：梁健华按语伊朗抗争爆发已经一个多月，至今仍未平息，并且高潮迭起。在这场抗争中，国内外的伊朗人创作出大量感染力极强的抗争文艺。从街头涂鸦、纪念碑式的公共雕塑、快闪或基础设施异轨行动，到抗争图像、海报、动画和歌曲，再到集体行为……其中的大部分我们难以将它简单定义为“艺术”，更多是抗争的创造性形式。它们不断助推集体情绪的同时，也在建立着更深层的情感纽带和对现实的共同感知。通过社交网络相互激发和传递的创作成为了一种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与外部政治之间重建联系、并且在其中找到自主表达的途径；艺术在抗争中获得了它的力量——推动变革的语言与方式。这次抗争从库尔德女孩Mahsa

Conducta）、鼓励所有人发声的社交网络项目#YoTambienExijo（“#我也要求”）、一个参与了2012年墨西哥大选的政党“移民党”（El

Street）街头的电信箱上，用一根棍子挑着自己摘下的白色头巾，抗议伊朗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规。在那之后，有很多女性加入了这个公共抗争序列——在街头公然摘掉白色头巾并悬挂起来。**

所有，这是一家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关联的右翼组织。透过Sinclair、Nexstar、Gray、Tegna和Tribune等平台对事件的重构，许多电视受众对抗议及其后果的看法遭到了破坏。*

库尔德“雅兹迪妇女力量”的战士与大卫·格雷伯.图片：davidgraeber.org按语大卫·格雷伯的这篇文章从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出发：为什么激进政治往往显得“不现实”？激进政治的参与者们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批判异化的生活，尽管“想象”和“异化”这些说法似乎已被政治理论家们抛弃，它们对于理解人的实际经验来说似乎依然有效。文中，格雷伯从直接行动网络（DAN）的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做出朴素而敏锐的反思，勾勒出一种“想象的政治本体论”。他首先从暴力和想象的角度区分了左翼和右翼：右翼认为一个社会最根本的力量在于暴力：掌权者可以用毁灭性手段强加他的要求，所以右翼对“现实”的理解是，世界在根本上是由毁灭性力量决定的。左翼并非不承认暴力以及更隐匿的结构性暴力的存在，但他们相信现实由人创造，也可以被人造成另一种样子。对现实的改造以想象为中介。想象并非如一些左翼理论家批判的那样，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幻想，而是内在于世界中，是人改造世界的中介环节。想象对于社会革命来说，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相信，所谓“公众”并非一个有稳固性质的实体，它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情境暗含的要求决定的。官僚的社会制度对人的想象与行动的可能性施加了许多或直白或隐含的限制，而这些被封锁的可能性，在革命的特殊情境下似乎突然敞开，人们感到“重新创造、重新想象周遭的一切的迫切的实践需要”。人们传统上把革命理解为一蹴而就的起义，它从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暴动开始，又从欢庆的兴奋走向严肃而繁琐的新体制的创建，这往往又会重建起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官僚机构。“直接行动”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方向则相反，它从创造新的集体决策形式开始，再按这种新模式创造一些短暂却自由的情境，向国家政权发起抗争。他们相信“只有当情境产生的过程也和情境本身一样自由时，这种行动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不过，这样的重组想象力的实验依然是在国家权力的重压下展开的，繁琐的规章甚至武力的直接碾压，都可能挫败替代性政治的实践者们。在体制性暴力不仅暗藏于不平等的结构中，还直接指向人的肉体生命的更艰难的情境下，我们又该如何凭着想象力在“现实的织物”上凿出供人们自由呼吸的孔洞呢？反向的革命或论暴力的政治本体论与想象的政治本体论的冲突大卫·格雷伯（David

阿尔帕金戈社区位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山脚.图片：OPFVII按语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传统想象总是以夺取主权作为终极目标，而从墨西哥萨帕塔人的海螺社区到叙利亚罗贾瓦的社会革命等迸发于二十一世纪的很多运动，则带给了我们不同的对解放的想象——一种并非通过挑战既定权力，而是通过实现自治而运作的政治。它们以传染性的方式开枝散叶，以日常实践作为抵抗。在权力无孔不入、传统社会运动难以开展的当下，这种政治想象和实践本身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在那些为人熟知的明星社区外，墨西哥的“潘乔斯”（Panchos）则是又一个边缘地带的平民实践。阿尔帕金戈社区（Acapatzingo）位于墨西哥城边缘，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无力承担大都市生活成本的贫民，为了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搬来这里，成为革命共产主义组织“潘乔斯”的一员。阿尔帕金戈的特殊之处在于自治的确立，本文着重讨论的社区农业委员会体现了自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以实现自给自足的自治为目标，通过集体劳动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争取摆脱对资本的依赖；另一方面，集体实践中的讨论与知识共享，也是正在运作的自治本身。社区中，激进政治与生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方面，而是不可拆分的。集体劳动的自治实践可以满足人的生存所需，对社区自治活动的参与也让每个人的特殊技能有机会得到他人的赏识，从而建立起不同于异化关系的另一种人际关系。参与社区生活不仅满足了人的生存需求，更是为“有尊严的生活”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使人得以在破碎的现实中生存下来”的自治实践与关系，也是用于“组装出其他形式的生活、产生诸多新世界的原材料。”而这种不再以国家为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不再以对抗和建立新主权为导向，而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集体地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与新世界的力量，正是“集体情境”（Colecti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