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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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動態丨劉安志教授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新探(第二編)》正式出版

瑩唐代契約中“官有政法,人從私契”用語再析/黄正建唐代解文續探——以折衝府申州解爲中心/劉安志唐代“十馱馬”制度新探/黄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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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論文丨魯西奇:《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讀後

《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讀後魯西奇本文原刊《絲路文明》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59-266頁。如需引用請核對原文。感謝魯西奇先生授權推送!站在嶺南地域的立場上,中古時代嶺南地區的歷史發展進程,有三條主綫索:一是地方社會的形成與演變,亦即以諸種豪强爲主體的嶺南地方勢力是如何形成、發展并控制、維護各地社會及其秩序的;二是王朝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的進入與逐步確立,即王朝國家的軍事、政治力量是怎樣進入嶺南區域、逐步拓展其控制區域、强化其控制力度,從而一步步地將嶺南各地區的不同人群及其經濟形態、社會組織與文化内涵納入王朝國家的控制之下,并進而加以改變的;三是區域經濟的開發、發展以及經濟體系的初步形成,亦即嶺南各地區的經濟開發是怎樣展開的、各地區的經濟聯係是如何建立的,特别是頗具嶺南特點的“外向型經濟”是如何形成的。這三條主綫索,分别對應著嶺南地方社會、王朝國家的嶺南控制制度以及環南海經濟體系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乃是嶺南地域歷史發展的核心要素。王承文教授關於唐代環南海區域開發及其地域社會的研究,正是立足於嶺南地域而展開的。在《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的“序説”中,作者開章明義地指出:“自秦朝開闢南越,嶺南一直就是中國的南部邊疆和海疆,是少數民族高度集中的地區。嶺南又是國際性的水陸交通要衝,是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聯係的通道和紐帶。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環境,使嶺南長期成爲古代中國疆域内一個極具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區域,并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有其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唐朝近三百年間,嶺南既賡續了自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整體趨勢,又有重大發展和變化,并因此在嶺南兩千多年開發史上占有極爲重要而特殊的地位。”[1]顯然,作者的研究目標,就在於弄清秦漢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嶺南歷史發展的總體脈絡,把握此一時期嶺南地區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揭示嶺南及其歷史發展在中華帝國整體格局及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因此,本書的研究意義,也就可以概括爲:立足於唐代的嶺南,去看唐王朝及其前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嶺南的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也去看不同時代的南中國海及其周邊地區的總體格局與歷史進程,進而給唐代的嶺南做出一個歷史定位。《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書影作者首先考察嶺南地方社會的形成、結構及其特點,并將之概括爲“溪洞社會”。作者認爲,六朝至唐宋時期的“溪洞”或“洞”,主要是指中國南方山區少數民族的農耕性村落或村寨,其内部一般保留著部族社會的特徵,其部族的首領多被稱爲“首領”或“洞主”等,而“大首領”“渠帥”或“豪酋”則多爲部落聯盟的首領。因此,“溪洞豪族”就是溪洞社會的主體和控制者,而討論嶺南溪洞社會,也就必然先從溪洞豪族著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中古嶺南南部沿海甯氏家族淵源及其夷夏身份認同》,即主要依據碑刻資料,對嶺南南部沿海地區最著名的溪洞豪族之一——欽州甯氏,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察,認爲雖然在《隋書》、兩《唐書》等正史記載中,欽州甯氏家族一直被視爲“俚帥”,實際上卻是具有“蠻夷化”傾向的北方家族,并且是漢文化在嶺南溪洞地區的重要傳播者。通過分析欽州甯氏南來、定居、崛起、發展歷程及其文化認同,作者認爲:北人南來後或曾普遍經歷過“染同夷化”亦即“蠻夷化”的過程,并藉此得以融入嶺南土著人群,然後憑靠其强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先進的文化水準,積累財富,團聚人群,樹立威望,結交官府,甚或經營武力,征伐異己,逐步控制地方社會,成長爲“溪洞豪族”。沿著此一研究理路,作者非常重視南來北人在嶺南地區經濟開發與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第四、五兩章,以較大篇幅,從多方面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唐代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具體背景、主要方式及其對嶺南社會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作者指出:在唐代移民浪潮的推動下,嶺南一些比較封閉落後的丘陵山區得到較爲全面的開發,六朝時期的“溪洞”很多已被開闢爲比較富庶的農耕區,受到豪酋控制的“溪洞社會”基本解體,“民族融合完成,王朝國家也將這些地區完全整合成直接統治的區域”;而“唐代以後,作爲中古嶺南‘溪洞’主要居民的‘俚獠’等民族已很少見於記載。這無疑標識著嶺南社會風尚的重大改觀”。此種重大改觀的核心表現,就是嶺南地區的“儒教化”。“除了王朝國家及其地方官員以行政權力推行封建教化的不懈努力外,嶺南地方社會深層意義的‘儒教化’,亦有賴於這些地區家族結構的變遷。”
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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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宗教信仰) | ​孫英剛:佛教與讖緯之間:《馬寶頌》所見梁武帝時代的信仰與王權

(唐)許嵩《建康實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第370冊,第547頁;(宋)鄭樵《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72冊,第605頁。
202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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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專欄 | 杜文玉:在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座談會的致辭

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學術座談會致辭杜文玉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來自于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齊聚武漢大學,紀念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誕辰110周年。唐先生不僅是武漢大學中國史學科奠基人、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的創建人,也是中國唐史學會的創建人之一,並擔任第一届至第三届會長,第四届至第五届名譽會長,爲我國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是我們大家敬仰的老一輩學者。41年前,在唐先生、史念海及郭琦等先生的倡議下,於1980年9月在陝西師範大學召開了唐史研究會成立大會。在1983年召開的第二届年會上,改名中國唐史學會。我第一次見到唐長孺先生就是在學會成立的大會上,當時我還是學生,不是會議正式代表,只是因爲參會正式代表人數不能坐滿會場,所以就通知我們這些學生也參加大會。雖然我們坐在會場後排,也非常興奮,因爲終於見到了許多仰慕已久的大學者,除了唐先生外,還有王仲犖、吳楓、寧可、楊志玖、卞孝萱等諸位先生。以後在幾次會議上還見到過唐先生,聆聽過其講話。唐先生有關隋唐史方面的著作,我均一一拜讀過,比如《唐書兵志箋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山居存稿》等,因爲本人愚笨,對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只能說有一些粗淺的體會,儘管如此,仍感到獲益非淺。中國唐史學會至今已走過了四十多年的歷程。四十年來,學會不斷發展壯大,會員已經遍佈全國各個省市,並且一度吸收了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學者作爲外籍會員,在臺灣、香港等地區也有會員,並且從中選出過理事。學會除了與國內的學術團體,如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中國宋史研究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等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而且還與日本唐代史研究會、臺灣的中國唐代學會建立了學術聯繫,互相邀請學者參加學術研討,並定期交換刊物,從而擴大了學會的影響。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學術座談會上杜文玉先生致辭在學術研究方面,學會除了每三至四年舉辦一次理事會及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外,每年還主辦規模不等的專題學術研討會,並出版會議論文集。學會秘書處主辦了《中國唐史學會會刊》,作爲交流學術信息、聯絡廣大會員的重要媒介,每年定期出版,從無間斷。在學術刊物方面,我們創辦了《唐史論叢》,由陝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與本會共同主辦,已出版了32輯,被評爲CSSCI類輯刊。此外,這些年來學會還編輯出版了不少學術著作,如《隋唐歷史文化叢書》、《唐代歷史文化叢書》、《周秦漢唐書系》等。儘管這些年來學會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改進之處還很多,還要廣泛地聽取廣大會員的意見,不斷地改進工作,爭取更大的成績。四十年彈指一揮間,去年我們舉辦紀念中國唐史學會成立四十周年大會。原計劃在去年七月舉辦一次規模較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紀念學會成立四十周年。邀請函早已發出,得到了國內外許多學者的回應,陝西師範大學也撥出了充足的經費,但是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無法按計劃進行。考慮到紀念學會成立四十周年是一件大事,不能延遲舉行,經過協商,決定採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於去年10月17日在西安召開了紀念大會。與會者除了西安地區的會員外,學會前任領導鄭學檬、張國剛、榮新江、牛志平等以及一些外國學者也參加了線上會議,並進行了發言。秘書處還專門印刷了精美的彩色紀念冊。我本人自1995年被選爲學會理事,1998年又擔任學會秘書長,後又歷任副會長、會長,至今爲學會服務了二十多年,深切體會到學會工作的艱辛。認爲沒有唐長孺先生爲首的老一輩學會領導開創的這樣一個平臺,我國隋唐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績,學會工作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在此紀念唐先生誕辰110周年的大會上,我們更加愐懷他們的豐功偉績。祝願唐先生開創的武漢大學中國史學科以及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事業蒸蒸日上,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取得更大的成績。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萬事如意!謝謝大家!杜文玉2021年7月18日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學術座談會合影
202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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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丨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

会务组为每位参会学者准备了一包口罩,请认真做好个人防护。一旦出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呕吐、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症状,须及时报告会务组,并在房间等候安排问诊。
202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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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典制研究)丨戴衛紅:吐魯番文書所見《謚法》殘本略考

第19行“謚法”,是這份殘存文書的標題,表明其右均爲《謚法》之具體內容。現存《逸周書•謚法解》謚解下均作注,爲晉朝孔晁所作。在這個殘本中,“謚法”二字右邊殘存的內容,只有謚字和謚解,没有注的內容。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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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動態 | 黄樓《吐魯番出土官府帳簿文書研究》出版

唐長孺師:《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此據《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2-64頁。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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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動態 | 劉安志教授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新探》正式出版

本論文集的出版,還得到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辦公室、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大力支持,武漢大學出版社編輯李程女史也貢獻良多,謹此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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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 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

承蒙同事鲁西奇教授教示,在湖北省境内出土的若干未刊宋元买地券中,亦存不少有关“东海”的资料,从而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浠水县博物馆藏《宋治平二年(1065)郭五娘地券》载[34]:
201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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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灿先生追思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举行

2018年7月7日上午8:30,陈国灿先生追思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六会议室举行。追思会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教授主持,陈国灿先生生前友好、同仁、学生及家属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大家齐聚一堂,共同缅怀陈国灿先生,追思先生的事迹、学识与风范,纪念先生的学术业绩、治学精神、师德人品与高尚情操。
2018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