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我谨就中国悠久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文化突出的创新性，结合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转型谈一点个人体会。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确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特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追求日新、日日新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周代商后，周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周天子一统天下，因为实行分封制，造成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纷争和战乱。孔子说“吾从周”，所从的是周的礼制，意思是遵从周代开创的礼制文化，以此阻止诸侯竞争发生礼崩乐坏，反映他希望维护周的统一。秦扫六合，统一全国，实行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地方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令黔首自实田”，使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得以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国家统一实现了，国家制度创新了，社会前进了。这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典型表现。“汉承秦制”，西汉、东汉400多年，基本上沿袭秦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有一些具体制度的改革，“文景之治”，与民休息，促成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最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尊崇儒术，儒家学说成为长期主导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时期300多年，社会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皇帝制度不变，中央政府形成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治体制。在人才制度上有了重大改革，以科举制取代了汉以后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度。采用科举制是选拔人才上的重大进步，使出身中下层的士人可以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次重大的文教体制的改革。元明时期，为时约370年，除了维持皇帝制度不变，地方管理上形成、确立了行省制度，延续至今，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中央层面，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负责政府工作，开始形成君主专制。清朝267年，延续明朝制度，出现“康乾盛世”，实施对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政策，加速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领土主权沦丧，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面临严重困难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晚清时期国家出现了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是清政府层面，先是洋务运动，想借用西方的洋枪洋炮，以为“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未能成功，甲午一败，前功尽溃；接着是戊戌变法，试图借鉴西方国家制度改变国家困境，也未成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实行新政，试图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改行君主立宪，改革未能完成，革命派起来了。革命派是来自民间的改革力量。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不足以扭转国家的困难局面，决定另起炉灶，推翻皇帝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改采议会制度，试行政党政治。这个试行脱离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根基，未能成功。这个时候，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学说，西化主张活跃于报刊。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极大挑战。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挑战，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面貌，迎接新事物，在旧中国的基础上树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进了中国。面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乱象，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在一定意义上与大同理想、天下为公主张相契合，容易为中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中国革命的路线及主张的，这个路线、主张就是在中国和世界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团结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在这个极大的挑战中站了起来，不仅赢得了过去，也赢得了未来。这个结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不能成功？因为它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造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政治的对立，国家、社会分裂，不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脱离了人民。为什么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制度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的政策方针，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动员了人民群众，极大地团结了各阶级阶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某一利益集团谋福利，赢得了民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不是朝野关系，不是不同利益集团关系，而是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协力关系。民本观念即民为邦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转化，我们站得更高，懂得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的革命依靠人民取得了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依靠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也是聚集民心的核心力量。对国外有关中国历史文化中断的驳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关于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国外学术界有过讨论。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1949年的断裂与连续是西方学界一个传统的议题。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在一本讨论德国历史的著作中提出过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1990年柯伟林发表文章，从工业及国民经济规划的角度，认为在这一领域，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前后都没有发生急剧的断裂。日本学术界也很关注，山田辰雄、国分良程、久保亨教授等都发表过文章，展开过讨论，中国学术界也有反映。在这个讨论中，一些意见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中断了，不存在连续性了。大概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等等与1949年前的中国完全不同，从中找不到历史的连续性。这种意见只是皮相之见，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背后的文化支撑，是看不到中国历史的本质的。创新与改革是始终围绕中国历史进行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起源，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夏商周时期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制度与秦汉时期是不同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经历的时间很长，具体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国家的组成方式，历朝也不尽完全相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它的社会制度与清朝以前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性质、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土地制度与历代不同，不需要大惊小怪，这是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突出的创新性与历史连续性。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极大的创新，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断裂。这种制度创新寓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之中。我们看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要看是否保持了国家大一统局面，是否保持了中央集权制度，是否保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否保持了意识形态一致性，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看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历代王朝，凡是做得好和比较好的，大都可以维持数百年，做得不好的，可能气运短些。背后的文化因素，就要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自强不息等思想是否继承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是否传承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是否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高度肯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对人类的贡献，高度肯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始终坚守了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为创造中国现代文明作出了始终不渝的努力。中华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是可贵的，但主要是为封建社会服务。我们今天要继承这一思想，就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按照唯物史观作出创造性转化。我们确认的民本，是人民为主体，人民是历史前进的主人。只要把人民真正当成主人，就不存在“载舟覆舟”问题。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对”，提出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也是立足于人民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上升到我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高度，也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表现。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人民从历史前进中获得生活改善，获得文化素质的提升，人民有决定国家前途的话语权，人民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新中国一成立，我们的国家就叫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已经让位于人民民主主义，所以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流通的钞票叫人民币。中南海的南大门那里有金晃晃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表明了党和国家的宗旨，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才是代表人民的。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亚欧非美四大洲，有哪一个国家是把人民放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呢。我们今天才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民本思想。从几千年历史看，中华民族的确是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把这种品格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融入到“两个结合”中，融入到人民的血脉中，就能创造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文化，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古代官员退休称为“致仕”或“致事”，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人事制度。“致仕”一词出现很早，《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东汉儒学大师何休注曰：“致仕，还禄位于君。”即退休后把官职、禄位交还给国君，体现了国君家天下的思想。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肇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汉朝，发展于唐朝，成熟完善于宋、元、明、清。古人的退休年龄，历朝历代不尽相同，但大多数朝代以70岁作为退休年龄。《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汉、唐时期，官员70岁退休，工资待遇根据官品大小而递减。唐朝诗人白居易《不致仕》诗云：“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宋朝皇帝对士大夫阶层尤为关照，官员70岁退休后工资待遇不变，而且子孙还能荫补官职，还曾一度将武官退休年龄延长至80岁。明朝，首次将官员退休年龄提前到60岁。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到了清朝，把参将以下的武官退休年龄调整到54岁至45岁之间。古代官吏退休很有面子和仪式感，体现了朝廷对官员的尊重，也形成了官员主动致仕的风气。除了少数因政治斗争牵连，或贪腐、软弱无能者被勒令退休以外，大部分官员到了退休年龄后，都要主动向朝廷或上级打报告请求“告老还乡”，获得批准后方能返乡。这与儒家主张的“恭让”观念有关。官员退休后，必须收拾行囊，回到家乡居住，这既是远离政治中心，免遭猜忌，也是落叶归根，慰藉乡愁。他们的退休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各有千秋。归隐田园，颐养天年汉元帝时的御史大夫薛广德退休，坐着皇帝赏赐的“安车驷马”回到家后，就把车子挂了起来，表示自己退隐江湖，不再出山了。有的退休后，过着富有情调雅趣的生活。唐朝诗人白居易等9人退休后隐居香山，远离世俗，忘情山水，耽于清淡,史称“香山九老”，其中的李元爽活到136岁。白居易有诗曰：“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有的与亲人相守，过着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辽朝末年，官拜金紫崇禄大夫的马直温退休后，夫人兴高采烈地说：我嫁给你50年了，青丝已经变成白发，眼下也是儿孙满堂，家务事我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我们老家的田地、菜园都长满了荒草。如今，你已光荣退休，我们正好“携手东归，渔阳山水，自古清秀，乐时娱燕，斯于偕老，岂不美欤”？于是夫妻二人高高兴兴地回到老家躬耕田野、莳弄菜园，其乐融融。办学授徒，传经布道古代官员多是饱学之士，退休回乡后，有的就开办学堂，传播知识，薪火相传。明朝官员顾宪成卸任后，从北京回到老家无锡，筹措资金维修废旧的东林书院，开课讲学，议论时政，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他们不顾道路遥远，纷至沓来，培养造就了无数深刻影响明朝历史走向的学者和官员。他的弟子们从政后，纷纷上疏朝廷推荐重新起用顾宪成。但是他不接受任命，继续留在家乡讲学。明代曾任漕运总督、户部尚书的李敏，辞官返乡居住时曾创建紫云书院，捐赠家产充作书院经费，聚书数千卷，与学者讲习，惠及远近百姓。清代官员钱大昕引疾不仕，归田30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2000余人。古代官员退休后告老还乡潜心科研，利泽后世有的官员在任时就从事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经验丰富，退休后利用一技之长，在某一领域颇有建树。明朝徐光启辞官归隐后，来往于田间地头收集农业种植经验，并在天津购买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搞农业科学研究，写成《农政全书》。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涉及当时农业及农业生产有关制度、政策、措施、农具、农作物特性、种植技术等，成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他对天文历法也很有研究，历时5年，与他人联合编译了天文学著作《崇祯历书》。有的专心著作，写出不朽之作。唐末大臣严遵美致仕后隐居青城山，专心撰著了《南北司治乱志》；北宋司马光退居洛阳期间，主持编成中国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清代官员王鸣盛42岁时以老母去世为由，辞官居住苏州，闭户读书，从事著述，撰《十七史商榷》，为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兴修水利，造福乡里明代名臣魏骥多次请求致仕，获准后在老家萧山居住20余年，平易近人，布衣粗食。为解乡民水患之苦，他多次向地方官提议兴修水利，还亲自主持修筑麻溪、西江、白露、湘湖、瓜沥、股堰、单家、曹家等处塘堰及徐家、螺山、长山等闸。为禁止富豪争相围湘湖为私田，他呼吁官府，发动乡民，清查私田，疏浚湖身，修筑涵闸，使湖中蓄水增多，仍保湘湖周围农田防旱防涝之利。明宪宗为嘉奖他老有所为，派人前往慰问，赐羊、酒，并命官府每月发米三石。然使者尚未到达，魏骥就因病与世长辞了。其子入朝谢恩，请求皇帝用嘉奖先父的钱财救济灾民。明宪宗感慨道：“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乡民为纪念他的功德，为他修筑有雕像护卫的墓葬。明朝中期政治改革家杨廷和屡次上书请求退休，回乡后成立行善机构“惠局”，疏通水利，灌溉良田万顷。乡人感念他的功德，命名为“学士堰”。退而不休，心系社稷唐德宗时，曾任太子少师的韦伦致仕。当时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李忠诚（契丹族）以尚书兼少府监，韦伦上言曰：“楚琳凶逆，忠诚蕃戎丑类，不合厕列清班。”上疏请求设置义仓以防水旱，择贤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无信约，专须防备，不可轻易。他退休生活10年，常在家乡思虑国家大事，分析政策得失，并及时提出恰当的建议，皇帝“每善遇之”。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从应天巡抚之位被罢官，回到老家琼山闲居16年，仍然心系国家社稷。隆庆四年（1570年），文渊阁大学士吕调阳主持三年一次的会试，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将参加这次会试。海瑞担心吕调阳徇私以讨好张居正，也担心担任首辅的张居正以权谋私，他专门给吕调阳写了一封信，指出利害关系。琼州在全府进行了一次清丈土地活动，负责此事的唐敬亭新推行的丈量政策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海瑞多次和唐敬亭进行沟通，并结合自己先前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建议，帮助做好这一工作。海瑞对做得好的官员写信予以勉励褒奖，而对不负责任的官员写信提醒。本来无官一身轻，过着优哉游哉生活的海瑞，之所以费神劳力、不厌其烦地和地方官反复沟通，甚至不惜发生争执，就在于他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看上去一直处于剧变之中。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开始，中国历经“洋务运动”式的“西天取经”、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式的自我否定、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一片美国背景、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第二个30年的改革开放，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中国人不是在向西方学习中改变自己，就是在否定自我中向西方学习，西周以来所塑造的根本性政治即政治传统命运如何了？这里对此略作分析。大一统传统观念上的“大一统”不局限于疆域上的国家统一，但首先是国家统一，在此基础上还有制度一体、思想统一乃至政治行为上的一统性。中国历史上大一统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谁来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或者谁来解放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组织起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适时转变为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由此，民主集中制既是根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组织原则，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权力关系即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事实性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如此，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形式充分地体现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使得中国民主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得国家权力与全体国民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真正实现了钱穆所说的“政民一体”。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大一统意味着，不同于过去的大一统，当代中国的大一统有了“人民性”或者“民主性”。这是今日之大一统与古代大一统的最大区别。在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民主集中制，进行整风运动，批判宗派主义：“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强调了群众的重要意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也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扫除宗派主义的同时，也要加强和民众的直接联结。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要强调群众路线，从中国政治史的传统来看，二者的指向殊途同归。反对宗派主义，正是要实现一统性权力与民众的深刻结合，一统性与人民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的现代大一统的主要任务，因此就成了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善治：“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民心政治以民本和仁爱为支撑的民心政治，在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政治中被弘扬到极致。如果说古代中国的民心政治主要是一种观念性主张，那么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则是民本、民心政治的制度化实践。通过群众路线，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将千百年来被压制的社会底层解放出来，其释放出的能量虽然难以计量，如群众路线锻造的“军民鱼水情”使老百姓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但可以想象被解放的社会底层所释放的能量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难以估量的作用。民心政治必然讲政治团结，这完全不同于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形成的认同政治、极化政治和政治的返祖现象——政治部落化。民心是一种群体性深层心理结构或者以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它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也是依靠以民为本的政治实践所巩固的。因此，民心虽然与民意有关系，民意在某些时候能反映民心，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民意更多地体现在聚合了个体利益计算层面的一群人的意见，所以说“民意如流水”，这是因为基于利益计算而形成的“群体”本身是不确定的，“群体”中的个体利益诉求也是不确定的。民意可以制造，但民心很难被改变。致治传统中国的国家史开启于5000多年之前的良渚古城，其标志是有了社会等级分化、大型水利工程、大型储粮设施、能够居住3万人的大型都城，这些展现出的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已超出了酋邦范畴，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古城保存了早期国家的完整结构。如果没有国家式政权，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有了国家文明就必然有国家规模的治理。到了先秦时期，比如管仲治齐时期，就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即当时的“编户齐民”。因为，中国的国家文明开启得太早，过于久远，而且历史上未曾中断而一脉相承，国家治理就成为一种看上去属于“与生俱来”的国家能力。马上打天下者，同样能够马下治天下，这必然是致治基因的作用。首先，“士人政府”意味着自西汉以来的政府管理者相当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治国”。其次，坚持“致治之道，首在人才”传统，从先秦时期的“养士”文化和军功制遴选人才，到西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和三国时期的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再到后来的科举制选拔人才，使得从中枢机关到县令，多有治国之才。再者，中华民族是一个无比勤劳的民族，官不扰民民自富，因此“轻赋”“养民”“静民”的民本政策很重要。当然，致治能力有赖于政治稳定这个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文明的承载者，必然继承了致治基因。新中国成立之际，蒋介石和一些西方政治家都断言中国共产党会革命，却不会搞经济建设，但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工业体系完备的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民族国家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的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并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但难以用人均GDP衡量的社会建设，诸如土地改革、男女平等、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大型水利建设等，为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一个统一体。更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后进入“总体性危机”的中国到1949年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政治稳定成为保障国家治理的最大公共产品。今天看来，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天大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因为，中国如此之大，一开放搞活，中国经济走向何处则具有不确定性，但不能干什么的底线却十分清晰。比较苏联改革的鲁莽和混乱，我们更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和治国理政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验就是混合治理。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中国人口相当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必然有程度不同的观念差异和利益层次，其心理活动和利益诉求必然是多元化的，需要混合治理。三千多年过去了，中国政权形式从王朝统治历经革命而演变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但不变的依旧是大一统的国家观、民心的政权观和致治传统。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历史或许说明了，政治史的历史连续性比社会史的路径依赖性更强。诞生于西周的礼制过于早熟、过于发达，从而使华夏和蛮夷几乎都没有选择地“吾从周”。正因如此，中国成为一个由文明史观塑造的政治共同体，而其间出现的几次长达百年的战乱纷争的“社会史”也不曾中断这种文明史观，且至当代中国。对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和影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他还断言只有中华文明适合管理21世纪的世界。然而，当前的世界秩序所构成的人类文明旧形态，依旧被对抗性分配资源的政治所支配，并成为过去300年人类灾难性问题的根源。（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有助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上人类文明的结晶，蕴含丰富，对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着基本元素和价值支撑。“三个紧张”使发达国家的发达难以持续；新兴国家的崛起难走老路。新时代呼唤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新的文明复兴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使当代西方国家发达，但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三个紧张”又使发达国家的发达难以持续，新兴国家的崛起难走老路。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大国经济的发展，都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特别是近代西方世界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这就是所谓“守成大国”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以及他们的现代化之路，一度展示的“世情”和世界秩序。于是，引起如下三个关系的“紧张”，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孙中山早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其结局说明，文艺复兴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运行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超越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但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也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核威慑”的恐怖，使大国之间不得不寻求相对的“核妥协”“核均衡”。当代超级大国以霸权、霸凌、霸道来薅取羊毛、巧取豪夺的“世界秩序”，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在不断加剧紧张、制造冲突、引爆危机。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天、地、水、空气都在遭到破坏。三是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高气盛欲壑难填，社会不能和谐稳定，发展又如何协调持续？综上所述，文艺复兴虽然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那么，出路何在？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和谐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应着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要求，有助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明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基于两点：一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欺骗谁，而是基于自己的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理念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选择，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二是中国倡导“新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活力、动力机制，渐现其先天不足和负面效应。发展颇有冲劲，缺乏平衡功能。人欲不断扩张，节制日渐式微。好比一部越开越快的汽车，油门不断加大，刹车一再失灵。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世界，处在一个极端——以神为本，以君为本，极度贬低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又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人本，人权、人性、人欲，极度抬高人。人“就像一部发疯的钢琴”。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在各种欲望不得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端之间摆动”。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因为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建造和谐的人。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人类社会发展先后经历了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当代西方“新人文主义”。但“新人文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见素抱朴”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断生发、生生不息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始终不渝。顺应时代、借鉴创新、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实践中，最广泛最深刻地凸显了“新人文主义”。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中国要走向世界，在世界和平崛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高举起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高举起“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大旗，站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使冷战战略、冷战思维彻底成为历史，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就为中华民族赢得和延长实现伟大复兴、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机遇期。（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导）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赵俪生（1917—200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作为土地制度史领域的重要深耕者，赵俪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在实证研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所提出的钻研土地制度史必不可少的“三桩东西”在帮助其拨开中国土地所有制演变重重迷雾的同时，也为后学破解土地制度史，乃至史学研究中的难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具有重要意义。丰富史料的区分使用与合理“加工”第一桩东西是史料。用赵氏的话讲，“它是三桩中最重要的，是进行一切论证和分析的物质基础”。不过，相比在数量上对足以说明问题的各类史料加以网罗，赵俪生更加注重对丰富史料的区分使用与合理“加工”。所谓区分，即是指择其要者而取之。赵俪生指出，中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仅就社会经济史来说，也是数不胜数、不可尽览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要对某个问题加以细究，就必须先对史料加以统筹和区别，知道“哪些资料书是一般的，哪些是重点”，“哪些书的好处在哪里，它们的缺陷又在哪里”，摸深摸透，做到心中有数。而所谓“加工”，是指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既有史料中爬梳、凝练出没有直接记载却暗含因果、对研究结果有着直接影响的资料。古代史料典籍中对于经济资料，尤其是对数量关系的记载，通常都是以数十万、百余万、亿万计这样的约数进行的，不仅粗枝大叶，而且往往存在着夸大的成分，降低了数据的准确性，也给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在赵俪生看来，当传统史料缺乏直接记载，不足以说明问题时，对既有史料加以适当“加工”就显得极为必要。在他的研究中，对史料进行合理“加工”进而夯实论证基础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例如，在汉代田租收入与假税收入的比例问题上，赵俪生在对土地所述情况作以探清后，结合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关于桓谭《新论》对汉宣帝时期“田租·口赋”“少府所领园地作务”收入数额的记载，推断出西汉时期国家赋税总收入与租佃土地假税总收入的比例是1:2。他立足既有史料，比对分析，从无数据到有数据，从粗略数据提炼更为精准数据的做法，为新论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引领与根本支撑理论是赵俪生所认为的土地制度史研究中应该具备的第二桩东西，主要指经过实践检验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具体结论。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应用虽然出现了“学歪了”“用歪了”的情况，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带着“反省的心情来回味”，不能就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它仍然是“将史料引导到抽象和科学过程中的触媒，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触媒”。在土地制度史研究中，赵俪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的钻研和学习，由此形成对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整体性认识。研究初期，他认真细致地研读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著，并结合中国土地制度史对照分析，“记了很多笔记，到现在这些笔记我还十分珍爱，舍不得丢弃。通过学习，我自认为得到了马克思的一些精华”。这里的“精华”，一方面是指马克思之于人类财产所有制演变规律的总结，即所有制由公有转变为私有再到更高级的公有、私有制由浅化逐步深化最终被扬弃等普遍原理，另一方面则指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社发生、发展及解体历程、小农身份及小农经济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前资本主义时期三种地租形态的粘连演变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具体问题的分析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对经典论著的博览涉猎与精细化学习，为赵氏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的学术引领。赵俪生（1917—2007），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二，重视经典作家所归纳的普遍原理、具体结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的充分结合。赵氏指出，经典作家从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所总结出来的普遍原理或者具体结论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些原理或结论是基于何种情况、从哪些区域获致的，这中间的差距可谓千差万别。所以，在实际运用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中，赵俪生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创造性阐释。在考虑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路径时，他基于马克思纯粹私有制的出现要“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论点，不仅凝练出土地私有制由浅化向深化需要克服的两大障碍，即古老共同体和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障碍，审视了两大障碍之下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回旋发展的历程，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那种可以任意使用、滥用甚至毁灭的权力，在社会公认的情况下，在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以前，怕是一直不曾出现过吧”的重要论断。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充分结合，既促进了其研究的不断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世界性历史范例的问题启发与对比参照赵俪生强调研究土地制度史要具备的第三桩东西是历史范例。就历史范例本身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是指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经典事例，狭义上的则特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古代东方、古典古代和中世纪日耳曼三大世界性历史范例。赵氏对历史范例的关注也主要是狭义层面的，用他的话讲，“这三大世界范例之所以重要，不仅仅由于它们是世界历史范例，更由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若干重要论点所由获致的依据”，“而这些又翻转过来，成为指导后人的一种启示，一种触媒”。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来看，赵氏对马克思主义三大历史范例的运用、参照同样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范例视为重要的理论源泉，通过对马恩之于经典范例的研究过程以及形成理论、观点的学习，拓展思路，进而为既有课题的学术探索提供明确的问题导向。正如赵俪生所言明的，他之所以从亚细亚的角度观察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变迁、重视古代租赋制度下地租与国税是否合一的问题、关注历史上的城乡关系变化，正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三大历史范例的直接启发，这些案例帮助自己“从冗余的、繁琐的史料当中看出问题，以进行探索”。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与世界范例异同之对比，更加透彻深入地把握本土历史的发展特性。赵俪生素来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加以具体分析、简单机械、生搬硬套的做法，倡导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在参照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经典范例时，他注意到中国历史实际与经典范例趋同的部分，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某些普遍性，但是相比“同”的一面，赵氏更加重视对“异”的解读，在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同时，形成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在城乡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古代东方的特点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古典古代则表现为“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的历史，赵氏在中西对比后发现，西周、春秋时期的城乡关系既不像古印度、阿拉伯那样界限混沌不清，又由于生产力及奴隶制发展水平较低，一时间尚未达到古典罗马的高度。一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城乡关系都表现着乡村渗入城市，向古典模式前进的迹象。但是，到秦以后，土地私有制的繁盛使这种前进戛然而止，转而以乡村为出发点，重新酝酿出更深化的中古城乡对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时段中国的城乡关系“几乎可以说是自成范例”的。总而言之，作为具有深厚理论功底与丰富学术实践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赵俪生深刻把握史料、理论与历史范例这“三桩东西”的相互关系，并将其辩证运用于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当中，在取得瞩目学术成就的同时，为后学提供了方法论层面上的宝贵参考与借鉴，颇具学理意义与现实价值。（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朱德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他既重视实事求是的调研思想，也注重群众路线的调研方法。他相信群众查实情、为了群众办实事、依靠群众定实策，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朱德指出：“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朱德一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一线调研中，他多次向干部强调：“做事情要搞出成绩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把握住正确的思想方法，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在1961年中央广州会议决定开展的农业农村问题集体调研中，朱德选择四川宜宾作为重点调查对象。针对此轮调研中直接关系民生的重点问题——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朱德秉持“实践出真知”的理念，较早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是个新事物，到底怎么样，我还要摸一摸。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朱德一行抵达宜宾，他拒绝乘坐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的车辆，步行前往附近的安边人民公社调查，体察百姓生活真实情况。他与路边玩耍的小姑娘亲切交谈：“小鬼，你吃饭没有？”小姑娘说：“没吃饱。”朱德又问：“你几岁了？上学没有？”“饭都没得吃，读啥子书！”小姑娘答完就跑开了。朱德同志很沉重地让随行人员直接带路去附近公共食堂。他走进宜宾民主街大食堂，询问食堂管理员：“食堂有困难没有？小孩的生活怎样安排？老年人吃些什么？”管理员支支吾吾，看看随行公社干部，犹豫地回答说：“没得好多困难的，娃娃和老年人都有吃的。”朱德同志看出端倪，直截了当地问：“你们能吃上饭不？”管理员不敢作声了。朱德望着大家说：“要实事求是嘛，这两年你们受了苦，中央已经知道了，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随即，他主持召开座谈会，继续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朱德如实向中央汇报了他的建议：“在农村里粮食要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当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并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朱德和其他领导人主持的调查研究，让中央掌握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这些调研对放宽农村政策，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重要条件。朱德指出：“看不起群众，这也是一种极端幼稚、落后和错误的思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脱离了群众而能把天下包打下来的人物。”向朱德同志学习调查研究，就是要实事求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坚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坚持群众立场，贯彻群众路线。朱德深入群众家中调查访问“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朱德指出：“必须密切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凡事要和群众说清道理商量着办。”“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有国家、集体的发展。只有把三者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群众才有生产积极性，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朱德一生坚持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他在调研中关注群众疾苦，体察群众需求，帮助群众解决大量实际困难。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由他亲自主持形成，内容涉及各领域各行业，多是符合实际的建设性意见，解决了人民群众大量实际困难。朱德的调研实践说明，调查研究不能一时兴起，而是要持之以恒，始终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家家户户都是用煤炭做燃料，每天清晨，大街小巷飘着煤炭燃烧发出的臭鸡蛋味，四合院胡同里煤渣遍地，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朱德等领导人对此开展调研，并推动开办了北京焦化厂，生产清洁能源，提升群众生活质量。焦化厂建成后，1959年11月，朱德到厂里调研，亲临生产一线，亲切慰问工人。他对这一关系群众冷暖的问题时时放心不下，此后，又分别于1961年11月、1963年11月、1971年11月和1972年11月，专门挑选北京进入供暖季这一特殊时点，先后四次调研北京焦化厂，专程了解供暖燃料生产情况。1974年11月，88岁高龄的朱德第六次到北京焦化厂调研，并对安全生产和工人生活作出了指示，了解工厂和工人实际困难，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为北京市能源利用和供暖系统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为中央各类决策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朱德指出：“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如果不给群众增加福利，群众是不会关心生产的。要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些改善，才能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下来，并得到发挥。”“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向朱德同志学习调查研究，就是要学习他调研“下得去”的工作态度、“办实事”的工作作风和“为群众”的工作精神。“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朱德指出：“一定要密切联系并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就会犯错误，就会使党和国家受到严重的损失。”朱德同志关注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问策于民。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议就是朱德开展调查研究，问策于民的成果。朱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海南岛视察的中央领导，他先后两次专门到海南岛调研考察。第一次到海南岛调研是在1957年1月。他在海南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考察，认为海南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路交通资源和山地资源。从功能方面，许多港口既可军用又可民用；地理位置方面，“很多外国船要来”，邻近香港，欧洲来船便利；国际交流方面，海南岛还可成为出口基地。结合调研实际，他致电中央建议开发海南，充分发掘海南的区位优势。1957年11月，朱德以海南岛为例，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讲话，强调要根据山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综合开发。海南调研形成的山区开发模式成果成功转化，为全国山区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方案。1963年1月，77岁的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他深入了解海南岛的自然资源，指出：“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只是劳动力比较缺乏。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全国唯有这样一个宝岛可以大量发展热带经济作物，即使多下点本钱也是值得的。”“沿海工业做母鸡，造船、渔业、盐业非在沿海发展不可。”考察后，他形成了《关于开发海南铁矿的报告》《增加出口产品，发展海南经济》《关于海南情况的报告》等调研报告，并再次向中央建言开发海南。朱德的海南调研，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远见卓识。他提出沿海发展的战略目标，对于海南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改革开放后海南经济特区及沿海地区发展打下了历史基础。朱德指出：“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向朱德同志学习调查研究，就是要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此背景下，2023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下文简称《对外关系法》）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对外关系制定的单行性、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有助于将既有的庞杂规则统合在有机的体系之内，有助于统领并协调当前对外关系领域的立法，有助于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的协调性、全局观。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制定《对外关系法》还具有以下几点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制定《对外关系法》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盛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特别是西方个别国家对外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严重危害他国主权与利益，严重破坏国际秩序和全球发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维护好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前所未有。中国制定《对外关系法》，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确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国有权采取相应对等反制和限制措施，同时保护中国公民和组织在海外的安全和正当权益，有利于以法治手段坚定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人民幸福提供更加坚固的法治保障。制定《对外关系法》是中国践行法治和厉行法治的切实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已被列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仅需要在国内事务上奉行法治，而且在对外关系、对外交往和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同样需要践行法治和厉行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复杂形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大变局之下的当代中国，正处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期，而全球治理体系也处于调整变革的重要阶段。善于运用法治，就是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带头维护国际关系，带头维护国际社会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方向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治须依法而治，首先要科学立法。制定单行的、基础性的、综合性的对外关系法能够坚定地表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对外交往中、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践行法治、厉行法治的鲜明立场和态度。制定《对外关系法》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化外交能力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制定《对外关系法》，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为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外交制度和外交能力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对外关系法》载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有利于展示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营造有利于合作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的大国担当，有利于在法治基础上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发展新优势，开辟发展新局面。《对外关系法》为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开启了新篇章，体现了中国坚持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政策，彰显了中国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独特外交风范，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制定《对外关系法》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维护国际秩序的重大贡献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每每遇到世界局势重大动荡，比如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治和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破坏之时，人们就会对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的存在和作用产生怀疑。在当前百年变局、中美博弈、乌克兰危机交织激荡的国际形势下，不可避免会有人对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的存在和作用产生怀疑，甚至可能主张弃之而诉诸强力。但是，我们仍要从乱象之中看清本质，要善于从历史之中把握规律。历史证明，大变局就是大变法的过程，在国际大动荡之后伴随而来的必定是国际法和国际法治的重建、复兴和进步。国际法治作为全球治理工具，是人类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优选择。制定《对外关系法》，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决心，表明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立场，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的中国贡献。制定《对外关系法》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必然要求“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认识涉外法治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把握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进一步要求。从国内法治的角度来看，一国总有一些事务带有涉外因素，这些事务尽管从一国的视角来看属于国内法治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务所隐含的法律关系有可能是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或不同国民之间因交往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属于跨国法律关系或国际法律关系，相应地又涉及国际法治的内容。因而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有交集，交集部分即涉外法治。涉外法治是沟通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也是联系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纽带，在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之间发挥互动和融通的作用。妥当处理好涉外法治问题意义重大。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站在中国自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讲的。这就意味着，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求在我国对内事务中厉行法治，而且要求在我国对外事务中厉行法治。涉外法治和国内法治共同构成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的两个方面、两个面向、两个维度，两者缺一不可。完善法治建设，立法应当先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当下的重点之一即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强化在对外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并且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进涉外法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工作之一，不能放任自流，国家应当对涉外法治工作进行统筹谋划，作出战略布局，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等方面构建我国的涉外法治体系，而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完善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来对涉外法治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总体布局，使其统领整个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所以，制定《对外关系法》不仅是我国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需要，也是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要求。制定《对外关系法》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中国式现代化”是二十大深刻阐述的一个重大命题，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必定包含和要求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就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新任务。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看，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就是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由“守正”和“创新”两部分组成的。守正，就是善守正道、遵循规律、追求真理，坚持正确的方向；就是守住良知、守住底线、守住原则、守住根本。创新，就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破旧立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立异标新。中国制定单行的、基础性的、综合性的对外关系法，本质上就是要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之上，对涉外立法体系、内容、形式、结构和模式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可以说，《对外关系法》的制定与通过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作者为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西方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本主导、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应当肯定，西方文化对推进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历史贡献。然而，正是基于这种贡献，西方国家在西方文化演进中，却逐渐将其转化为帝国“文明”，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种建构中，蕴含着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其建构逻辑包括步步递进的几个环节。线性道路——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内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性；西方通过宗教批判削弱教会权威获得解放，通过政治批判削弱贵族和君主权威获得解放，通过经济学批判确立了市民社会中平民的地位，一些平民通过从事工商业且拥有土地等私有财产后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经营需要“市场”“自由”，资本家之间需要平等相处且维护私有财产，由此要求“民主”；西方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等，是现代化历史和文明历史上最大的进步，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蕴含的文明观具有唯一性、标准性和普遍性，因而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把“地域文明”解释成“普遍文明”，否认后发国家之道路和文明的独特性，强调后发国家须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马泰·卡林内斯库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这实质上是推崇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唯“西”世界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的“道路存在”。单数文明——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和西方中心论世界史观基础上的，后者是西方文明的立足点。西方坚持“单数”一元文明观，常常罔顾事实，由他们作为单一主体来解释文明，把他们所解释的文明当作最高的、绝对的“唯一”，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的帝国“文明”观，具有把“文明”异化为野蛮的逻辑和基因，是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存在”。民族优越——既然西方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会进一步认为作为西方文明主体承担者的西方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优秀的民族，具有充分的文明“优越感”，高于非西方民族，由此推行“西方中心论”，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民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属于蒙昧、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主”必须统治“客”。借此，以求确立西方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这实质上是唯“西”民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民族存在”。天赋人权——为把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释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进一步为此提供人性论证，强调人之实体是个人；实体个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这是天赋人权，符合自然秩序，也最符合人性，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作为实体性、主体性的为我存在，在追求物质财富中，在私有财产占有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因而应确立为我的物质利益与个人自由、民主的至高无上性。于是，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保”等理论就纷纷出场。这可称为“天赋人权观”，是西方中心论的“人性存在”。社会进化——认为自由民主是普遍适用的治理原则，西方现代性模式作为文明理念，需全面贯彻到社会领域和世俗化进程中。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领域是自由市场经济（或资本）的存在并主导；政治领域是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及其合法化，及民主的存在；文化领域是宗教衰微与功利、自由文化的兴起；社会领域是世俗化、城市化。这可称之为“社会进化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社会存在”。理性标准——西方中心论强调的个人主体性、自由、民主都要聚焦到理性上，认为理性是统一社会模式和秩序的维护者，缺乏理性，其他都无从实现。强调理性是最高尺度，一切都要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评判。理性具有本质性、逻辑性、同一性、唯一性、普遍性、至上性、永恒性、绝对性、主体性、否定性，西方国家可依据理性制定具有控制世界最高权力的“世界标准”，如现代性标准、人权标准、价值标准等，应当用这些世界标准裁量其他国家和民族，非西方国家、民族唯有实行西方文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把现代化、文明化等于西方化，可称之为“理性尺度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理性存在”。开化使命——否定非西方国家、民族，认为西方文明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具有普遍性，非西方国家、民族要么蒙昧，要么野蛮，要么半开化，西方世界需要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如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行殖民扩张，甚至诉诸暴力或战争，引起战端，认为这些具有合法性即“正当性”。以“文明开化”为名，“一直是欧洲国家体系扩张的首选武器，”数个世纪至今，西方一直狂妄自大，用文明和野蛮等强制性话语来为自身帝国式的“文明开化”辩护。这可称为“开化使命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存在”。美丽神话——西方的“自由民主”“单数文明”“民族优越”“西方中心”“唯西独尊”“天赋人权”“资本主导”“理性尺度”“世界主宰”“开化使命”等，一定意义上蕴含着利己、对立、扩张和冲突的基因，由此西方的帝国“文明”已异化为“野蛮”。为遮蔽这种“野蛮”，就制造出诸多“美丽神话”，为“西方中心论”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认为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其所作所为都是在行使“文明开化使命”，是为了普遍的利益。这可称为“意识形态神话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存在”。哲学唯“一”——它们进一步为西方中心论提供哲学根基。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都注重用思维法则为现实物质世界建构“同质性”的秩序，确定作为最后本源、最高权威、最高目的的形而上学的最高的“一”，用“一”解释“多”，这就是近代西方哲学所强调的“万能理性”或“绝对精神”，认为它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是同化“多”的最高“同一性”、主宰“多”的最权威的“主宰者”，是统治现实世界的绝对的“终极存在”，具有操控一切并使一切发生变化的魔力，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主导着现实物质世界。其实质，就是证明“同一性”的“目的”和“意义”。“同一性思维”的特质，就是强调一高于多、独断高于宽容、独白高于对话、强力高于平等、控制高于自由、专制高于民主，因而，西方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大都是为“西方中心论”做哲学论证的。这可称为唯“一”哲学观或理性形而上学世界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存在”。以上几个环节的总逻辑：把世界唯“西”化→把西方唯“一”化→把唯一“统一”化→把统一“统治”化→若不服从统治就“打压”。其实质就是把进步化为中心—把特殊说成普遍—把西方当成世界—把文化等同文明—把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由上可见，以近代西方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为基石，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西方现代化从基因上只能内生出“物化文化”“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这种“文化”在结果上因注重绝对一元又内生出为我、单赢、掠夺、扩张、冲突和暴力，并异化为“野蛮”，最后就是以“恶”护“恶”。对此，威廉斯提出，欧洲殖民国家和殖民扩张的衍生国家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支撑，即西方世界的文明、知识比非西方民族优越。这种优越感让西方世界产生救赎的使命感，一厢情愿地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斯塔罗宾指出，一旦文明一词不再表示有待判断的事实，而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价值，它就把以文明之名要求做出至高牺牲变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促进文明或捍卫文明可以诉诸暴力。于是，就出现了某些“文明的”民族或国家时常以“文明”之名对所谓“不文明”的民族或国家采取极端措施，做出令人发指之事，如殖民扩张或充斥暴力。而这，在结果及其实质上就是反文明的野蛮，是远离“至善”的恶。[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详情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一文]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全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这是对中华文明根本属性的深刻思考和精辟总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指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时代价值，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基于当代实践的深刻阐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特质、形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创造性地以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展现了中华文明基于当代实践的价值定位与时代要求。突出特性阐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现代文明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运动发展中不断生成的文明，也是一个文明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生成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以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基底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探索发展。中华文明的特性阐发正是对其内涵定义的正本清源，以一种整体性观念和全方位、立体化的认识方法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价值特质，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突出特性阐发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在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的创造活力，切实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论断就是在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基础上的认同构建，从而凝聚起以文化自信为精神基础的文化繁荣，激扬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提供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突出特性阐发是展现现代文明大国形象的有力诠释。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而文明进步的载体通常以文明大国的形式出现。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所倡导的理念观念在农耕时期就曾对世界文明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从近代以来，由于工业化水平迅速发展带动了西方文明的广泛传播，现代文明被曲解定位为西方文明的代名词，极大限制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的特性阐发就是以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血脉的现代化阐释承担时代责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繁荣，展现现代文明大国的时代气象。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涵养了其鲜明的文化特质，又聚合形成了统一的理念体系。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就要从整体上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有机统一，厘清中华文明的历史纵向、内涵发展以及贯穿特质，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从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把握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当代文化的根基，更是文化创新的宝藏。其在一脉相承中生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最核心的因素就在于突出的连续性与突出的创新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辩证统一。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直观特性。中华文明从未断裂的发展历程不仅在时间维度赋予了中国历史无尽的政治和人文意义，更在现实维度为文明的创新提供了所守之“正”、所由之“源”，从而在传承的创新与创新的传承中得以积累孕育。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生机蓬勃的内生动力来源。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正是在发展延续的过程中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为动力，中华文明才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中把握统一性与包容性的辩证关系。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交流、兼收并蓄中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具有着极为恢弘的文明格局。其中所蕴含的突出的统一性与突出的包容性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具有包容性的前提，也是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结果。从天然所具备的地理基础，到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再到国家政权长期统一的政治实践，中华文明在逐步扩展和渐次融合的过程中以“合天下之不一”的统一性为包容性提供了文化实体与基本前提。包容性则在统一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于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化以极具包容性的秩序体系和话语体系涵括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有机统一。从中华文明整体定位中把握和平性同其他特性的辩证关系。中华文明崇尚和合，以不偏激、不极端的平和性彰显出“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和平性。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贯穿其整体发展进程，同其他四个特性互为一体，相互促进。正是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内敛的和平精神与文化性格，才保障了中华文明在长久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的地域维度上具有着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的生成发展。同样，也正是其他特性的实践发挥孕育了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和平气象，它们彼此相辅相成，实为一体，积累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的文化养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蕴含实践指向的理论依托只有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一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特质，更是要求。只有切实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在文化发展实践中推进中华文明的特性彰显，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断推动文化繁荣。二是要秉持开放包容。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秉持开放包容，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让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三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守正创新，就要牢牢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四是要站稳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前，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就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利益、人民意志和人民心声作为文化工作的价值取向，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深化中华文明的当代建构。（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老派学者推崇旧史家，显得名正言顺；新史家若以旧史家的私淑弟子自许，就有点令人费解，似乎不够顺理成章。但这是事实。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恰恰显露出传统进入近代史学的一条途辙：旧史家成为新史家的学术偶像。这里以何炳松的章学诚研究为中心，做初步探讨。何炳松称他与胡适、姚名达三人“都是私淑章氏的人”1913年2月，23岁的何炳松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不久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1915年秋至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翌年夏，何炳松获政治科硕士学位，7月回国。1917年9月后，何炳松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预科讲师，同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讲授“西洋文明史”“外国地理”等课程。1920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选用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的《新史学》做课本，并将之译为中文，192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若据此认定，何炳松在史学上偏向西方，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留学经历，又在译介西方史学方面颇有成就的新派学人，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旧史家。1928年，何炳松即称他与胡适、姚名达三人“都是私淑章氏的人”。“章氏”即章学诚（字实斋）。这里的“私淑”二字值得玩味。孟子表达对孔子的尊崇时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所谓“私淑”，即无师徒之名却有学术承传之实。私，窃也，属私人行为，是个人决定而非受他人意志左右。私淑之人，必是真心折服，出于纯粹的学术吸引。后学精研私淑之人的学说，以其为宗旨。一言以蔽之，于学者而言，私淑之意甚重，不可轻言。何炳松等人私淑章学诚，这是考索近代史家的学术偶像时不能不关注的问题。他们私淑实斋，确非攀附学术权威，而是有事实依据和充分理由的。早在1919年日本学人内藤湖南表彰章学诚之前，何炳松已关注章学诚史学。1922年1月，胡适志在“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引发学界关切，至1925年11月已出第三版。1925年3月29日，姚名达购读《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个月后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9月，姚名达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认定以“章实斋的史学”为题。姚名达发现《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不足，胡适便请他作订补工作。姚名达先成《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要“使读实斋书，求实斋学的，在适之先生做的实斋年谱之外更得一种帮助”。待到1929年胡适和姚名达合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时，书首又有何炳松长序，盛赞实斋史学，并给姚名达的研究提出建议，道出了何、胡、姚之间“一种特殊的交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何炳松的高明在于，他以章学诚为偶像，却拒绝盲目崇拜何炳松的史学著作中总有挥之不去的实斋影踪。何炳松于1922年发表《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1925年发表《章学诚史学管窥》，此后反复研读《章学诚遗书》，且有常读常新之得。他的《历史研究法》意在介绍西洋史法，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何炳松以为西洋讲求史法之名著如朋汉姆的《历史研究法课本》和郎格罗亚、塞诺波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不过是数十年前的事情。而中国专论史学的名著，有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史通》和近二百年前的《文史通义》，不仅早于西方史家，而且“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刘、章诸人之眼界及主张，当然不能不受固有环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间有不合西洋新说而少之，是犹讥西洋古人之不识中国情形，或讥吾辈先人之不识飞机与电话也，又岂持平之论哉？”时至今日，此等见识仍是不刊之论。《历史研究法》共十章，每章开篇都用一段中国古人的名言高论为引子，其中以章学诚的言论为多。如第一章《绪论》引用章学诚的“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第四章《知人》征引章学诚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第五章《考证与著述》抄录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亦出自《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第八章与第九章也都分别摘录《文史通义》的《和州志列传总论》《古文十弊》。何炳松分明是在讨论西洋史学研究法，却时刻不忘回溯至章学诚，这不仅是一种体例上的有意安排或历史知识上的疏通，更是一种学术精神上的认同，或者还有向学术偶像致敬之意。何炳松撰写于1928年的《通史新义·自序》，也是一篇阐发实斋史学的大文章。这篇序言毫不掩饰对实斋的推崇：“其史学见解之卓绝精微，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远驾西洋名史之上。”何炳松介绍《文史通义》中《释通》《答客问》《申郑》诸篇的通史观念，尤为服膺“撰述”与“记注”之分，认为凡有志于编纂通史者应对此说“尽力发扬，固可无待于稗贩西洋史学而后恍然大悟，涣然冰释也”。1932年，何炳松又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竞爽”。综上，称章学诚是何炳松的史学偶像，大概并不为过。当然，倘若何炳松的见识止步于此，一味赞美章学诚，也就不足称道了。高明与迂腐虽有天壤之别，但有时又只有一步之遥。何炳松的高明在于，他以章学诚为偶像，却拒绝盲目崇拜，不以感情掩盖理性：“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份了”，就“有‘腐化’的危险”。这正是何炳松具有了近代史学意识的重要表征。彰显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本土底色何炳松等人在史学上私淑章学诚，犹如传统与近代史学之间的一条精神脐带。何、胡、姚三人中，姚名达虽早逝，却对章学诚的学术多有领会与实践；胡、何二人是民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力推动了章学诚史学的传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密集地讨论章学诚，挖掘实斋史学的意蕴，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家关于《文史通义》的集体记忆，至20世纪40年代“几于家有其书矣”。此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扮演了古今对话和中西沟通的重要媒介这一角色，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时期有关实斋史学的各种研究与撰述，生动地彰显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本土底色。（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长久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是保守的、安于现状、抗拒变革的。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是反对变革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也仍然被一些人所秉持着。《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在六经中最富有普遍理论的意义，也是中华文明最为古老的经典体系。易学是研究《易经》的学问，是汉代以后中国经学绵延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学的重要部分。“易”的基本意义就是变易，《易经》的基本思想就是整个世界处于永恒的变易之中，而人必须顺应这个永久变易的世界，建立起变易的世界观。所以，展示《易经》中的变易思想，我们就很容易看清上面所说的两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华文明中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变革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支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周易》的变易思想，在理论上的表述集中体现在《易传》，尤其是《系辞传》中。唯变所适《易传》特别重视宇宙中各种对立面要素的分化和互相作用，如动静、刚柔、天地、乾坤，认为它们作为宇宙世界的基本要素，其相互作用决定并丰富了宇宙的运动和变化。对立面的分化造成了丰富的世界万象，造成了变化的可能，而对立面的相摩相荡促进了变化的深刻展开。这就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而“变化”两字就是关键词。古代哲人积极地运用人为的变化体系模型（即《周易》卦象体系）模拟世界的变化，以谋求理解、把握世界的变化及其结果。这种积极应变的思维，与文明的产业基础(农业)没有必然关系，体现的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不断成熟发展，谋求掌握世界变化的方向趋势，趋利避害，求得最好的结果。这种不回避变化，不预期世界静止不变，反而积极主动去了解变化的心态，绝不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周易》的作者力图彻底了解天地的幽明、世人的死生、宇宙的始终、鬼神的情状，要囊括事物的万变，促成事物的发展，这种心态也绝不是保守的心态，更是积极把握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宏大胸怀。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这里的易不仅仅指易卦自身，更是指宇宙变化的全体；无方无体，是指世界的变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无限动态的。这就提出了关于“易道”的问题。所谓“易道”就是整个天地之道，强调变易是宇宙的普遍原理和法则。道始终在流转变迁，从不把自己固定于一个固定处所，一切事物相互变易。变动不居是说不断地变化，不可为典要是说没有一定之规。变化才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原理。天道即“易道”的总体，分而言之，可以三才之道来说明，即天道、地道、人道；狭义的天道讲阴与阳，地道则讲柔与刚，人道专讲仁与义。“易道”是一个变化之道，所以说“道有变动”。观察变化变化是世界的原理，也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就能自然地了解变化的普遍性和意义。因此，《易传》要求人们要“观变”，即善于观察事物的变化和对立统一，进而了解整个世界与变化的关系，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易传》中既讲“观”，也讲“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和察的对象就是时变，因为在《易传》作者看来，变不能脱离时，时总是和变相结合的，时变就是处于一定时空之中的变化，把变化置于一定时空环境中来观察，才能获得对变化的具体了解。《说卦传》又提出：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妙”就是促使事物发生多样的变化。雷是鼓动万物的，风是吹拂万物的，水是润泽万物的，神就是促使事物变化的。所以，事物的变化有其“能变化”的原因，《易传》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神”，神的功能就是妙运万物，以成就变化。但这个神不是古代宗教的神灵，而是《易传》对宇宙变化的内在动力因的一种说法。因此，人们在观变于阴阳、察乎时变的同时，还要深刻理解事物变化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对于变化的理解。“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的变化是造成万物生长繁盛的根本原因，有变化才有生成。通其变化《系辞传》提出了“通变”的重要观念。宇宙的变化是在一阴一阳的变化反复中展开的，要认识这些无方无体的变化并不容易。《易传》的作者认为，宇宙的变化，特别是反映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人世间，就是“日新”和“生生”。从这里就可以把握变化的真谛。“日新”是说变化不断产生新的要素，新的东西；“生生”是说生命的展开不是重复，而是生命力的蓬勃发展。这种变化不已、生生不息的世界观，是一种充满乐观、包容的宇宙观。特别是，提出人面对世界的变化要谋求“通变”，也就是通晓事物的变化，把握世界的变化，以指导我们的实践。通变可以成就事业，所以说“通变之谓事”。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即不仅要认知世界的变化，而且要推动事物的变化，以符合人类实践的目的。通变的思想是《周易》重要的指导思想。“通变”又叫“变通”，通变的工具是易卦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以模拟天地四时的变化为基础的。通过这种相似相配于天地之变化流行，以揭示出宇宙的变化机制，促进人类应对变化的发展。通变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智慧的理解，而且强调事和利，指向对实际事务的指导。不可否认，“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对现有事物进行改革，理顺事物的合理关系，以发挥出最充分的效能，以求得最大的利益。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就是改革的思想。自然世界的“变”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人所造成的。人的有心参与，则是“动”。变通属于人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懂得这个规律，又能主动适应变化的规律，采取正确的应变行动，就能促使事物朝着有利方向发展。而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掌握改革的时机，这就是“变通者，趣时者也”。《周易》被誉为“大道之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易传》是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注释《周易》的著作，是学习、研究《周易》的必读之书。成其变化《系辞传》很重视“成其变化”的观念：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这个动也是指变动；而“观其会通”，亦包含有通变的意义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易传》提出“成其变化”的观念，这就是说，人利用《周易》的体系，不仅为了模拟和了解世界，更在于成就世界的变化，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既要通其变化，又要成其变化。易的作用就是开通人们的心思，去理解世界的变化，消除心中的疑惑。一开一合就是“变”，往来不断就是“通”，对立面的交互替代就是变，进程的反复连接就是通，“变”与矛盾对立及其转化有关，“通”则联系着不断的流行过程。四时既是变化的，又是流行不断的，四时的变化流行最明显地体现了变通的意义。天地是永恒变化的，而圣人的使命就是仿效天地的变化，掌握变化的法则，做出合理的决策。所以，“变通”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永远要把握的枢纽。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改革永远在路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个思想在人世的应用，意味着改革应该是中断与连续的统一，措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必须要兼顾非连续性与连续性二者的统一，才能真正取得合理的、符合民众要求的效果。那种休克式改革，正是忽视连续性、渐进性，只偏向裁断的非连续性的改革思维。损益乃革“损益”是古代对社会渐进变革的表达。《杂卦传》说：损、益，盛衰之始也。说明损益的概念不仅应用于变化的自然界，更多的是用于人类的历史变化的概念。《论语》中记载孔子和弟子子张的对话：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是传承，但传承中有损有益，这是传承中的变化、改变。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但每一代对前一代都会有所改变，有所调整，有所增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损益表达了人的主观努力，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损益也就是变化，所以，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里的变，带有进步的改变之意。《易传》特别强调损益与“时”的关系：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或损或益，要依据时势的变化，顺应时势的变化而进行。这个时势，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言，就是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世界发展变化的大潮流；跟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就是“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照《系辞传》的看法，人类文明社会就是在变通中不断发展的，从黄帝到尧舜，都是为了人民的方便，进行了变化、改革，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器物上，都加以变通。《易传》还做了哲学的论断：所谓易道，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才能使发展通达无碍，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们在实践中，也必须在事物发展的节点上主动地推进变革。相比于“损益”代表渐进的改变，“革”代表剧烈的改变。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代表变革的原理，去除一切旧的东西；鼎代表趋新的原则，迎取一切新的东西。革也是天道的内涵之一。革卦的《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从天地来说，四时的迭相取代，就体现了革的意义，在时间的过程中，后者对前者的取代，就是革。没有这种革，就没有四时。从人事来说，商汤代夏，武王伐殷，都体现了革的意义，故《易传》称之为“革命”。《易传》的作者认为，变革的意义和变革的时机，都需要特别重视，这对于革命，更是关键。可见，《易传》的变革思想，既关注渐进性改革，也肯定根本性变革，乃至革命，这也是《周易》思想内涵的必然结论。由以上所述可见，《周易》中包含了丰富的变革思维，它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人必须通晓世界的变化，才能认识世界；人不仅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还要推动变化的过程，成就这个世界的变化。人必须与世界的变化相配合，形成自觉的变化观，才能更深地理解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历史实践，既有损益的渐变，也有剧变式的革命，而人类大部分的活动，是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和自我的不断更新，以促进人类生活的繁盛发展。《周易》的变易哲学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华民族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善于通过调查研究指导党的政策制定，是刘少奇调查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刘少奇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多次强调“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制定和指导实施。刘少奇主持的调查研究系统全面深入，为全党正确判断形势变化，进而制定重要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调研要实字当头，“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刘少奇指出：“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数字对情况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反复核实，不要随随便便报一个数字，随随便便确定某一种情况”“如实反映情况，这也是一个作风问题”，刘少奇始终强调，调查研究“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1961年，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中央领导人纷纷下基层调研。刘少奇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这次调查研究是刘少奇倡导调研要掌握一线真实情况的典型事例。在这次调研中，除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之外，刘少奇有30多天直接住在老乡家里，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真实生活状况。在走访期间，当他看到挂着“万头猪场”牌子的大院门口时，很欣慰地进去参观。可是，在这“万头猪场”里，刘少奇只看到几头瘦弱的猪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他沉着脸一言不发地走进一间破旧不堪的饲料库，对随行人员说：“就住在这儿了！”随行人员只能找来桌椅，现场办公。闻讯赶来的地方干部只能道出实情：这个院子是1958年才改成养猪场的。本来地方不大，但是受“共产风，浮夸风”的影响，养猪场被吹成了一个享誉全国的“万头猪场”。猪最多的时候，也仅有几百头，还都是从社员家里集中过来的。听完汇报，刘少奇沉重地跟大家说：“这几年，我们的一些同志对搞浮夸显出浓厚的兴致。吹牛皮、说大话，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啊！”就是在这间饲料库里，刘少奇找人谈话，深入查访，了解民情。最终，他如实向中央汇报了调研发现的各种问题，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推动中共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方式，系统调整了政策。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到一线调研，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系列问题的解决，有力推动全党上下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及其原因形成正确认识，有力推动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刘少奇实字当头，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主张“搞调查不能带有主观成见”，调查研究“要深入下去，从多方面了解情况，不要偏听偏信”。他扑下身子深入群众，相信群众查实情，为了群众办实事，依靠群众制实策，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认真听取一线群众声音，重点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科学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着力解决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有效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调研要解决实际问题，“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指出：“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调查研究要把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样，一起劳动，一起生产，才能了解情况。”他认为，“一切共产党员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须予以关心。”刘少奇一生始终坚持真正联系群众，坚持深入一线关心群众生活，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群众身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矛盾发生转变。阶级矛盾基本解决的同时，人民内部矛盾浮出水面，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对此开展专门调研工作。他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开展调查研究，他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实地考察，在调研现场与群众交谈、召开座谈会，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同时掌握了大量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手材料。在湖南株洲调研期间，他在走访职工宿舍时，发现三四代人同住的现象很常见，职工住房拥挤问题严重，“怎么办？衣食住行，这可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啊！”当晚他就召开座谈会，听取株洲主要领导和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关于职工住房困难的汇报。湘江机器厂厂长在发言中说，“一是家属人口发展太快，二是基建跟不上”，导致住房问题很难解决。刘少奇表示，“我看你们这里的工人生活水平不算低，能不能搞艰苦创业？采取自建公助的办法，发动群众自己拿点钱，国家向他们贷点款，帮助他们自己动手盖住房。这样群策群力，问题会解决得快些、好些。房权归职工所有，对房子的管理也好些。”“我想把你这里做个依靠群众解决住房问题的试点，看行不行。搞成了，取得经验了，将来可以推广。”在学校和街道调研时，他了解到学生升学困难的情况。经过整体综合分析调研情况，他指出，要解决学生升学困难，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学校，而是要与街道和工厂结合，要从劳动就业领域寻找突破口。调研后，刘少奇撰写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等文章，发送中央有关部门。在本次调研中，很多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得以落实和推广，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刘少奇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向刘少奇同志学习调查研究，就要始终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在调研中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认真听民声，深入查实情，入微体民意，及时解民难，使我们进一步读懂了调查研究的真正目的，“出发点在人民，落脚点在人民，检验者也在人民”。（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低生育率已成为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低生育率不只是一个人口问题，其背后有诸多文化因素在发挥作用。价值实现与最佳次序：先立业后成家的现实主义社会变革往往会折射在人们的价值观变迁之中。作为社会中最先锋和最敏感的群体，年轻人的价值观最具时代特征，也最有影响力。当代年轻人具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和奋斗精神，他们渴望通过不懈奋斗来实现自我，改变人生。然而，当“时间就是金钱”“努力要趁早”等价值观逐渐被青年群体接受后，时间变得经济化，年轻人的劳动时间大大挤压了自由时间，“剩男剩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随着青年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普遍将自我实现排在了组建家庭前面，所谓“先立业后成家”，再加上社会流动、情感代价、机会成本和门当户对等因素影响，青年们对待婚姻更加慎重，对未来伴侣的期望更高，因此希望通过自我提升找到更优秀的另一半，宁可暂时孤独也不愿将就。在外界和自我的双重要求下，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更多约束，普遍推迟了婚育的年龄，进一步影响了结婚率和生育率。“内卷”育儿与教育竞争：精养模式下的生育恐惧从“狼爸虎妈”到“全民鸡娃”，中国家长历来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并视教育为主要的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改变社会地位的工具和实现未来目标的利器。年轻一代的父母受职场中的“内卷”风气影响，对孩子的培养也不甘落后，教育孩子变成了满足自我期望、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为此甚至不惜违背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和孩子自身的意愿。同时，社会舆论和广告的推波助澜使许多新概念涌入育儿行业，当父母的殷殷期望与丰富多元的市场供给碰撞后，大量教培产品诱导家长和孩子陷入教育竞争，无形中抬升了孩子的培养标准和培养成本。育儿中的“内卷”现象悄然形成，教育竞争伴随着学区房、儿童用品、儿童食品等与儿童相关的多个产业的爆发，精养模式下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十分高昂，孩子被戏称为“四脚吞金兽”。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适龄青年在“内卷”育儿和教育竞争的浪潮下“谈生色变”，“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的顾虑困扰着许多年轻夫妻。观念转变与网络发酵：单身文化与丁克主义潮流近年来，单身文化和丁克主义在大城市中流行起来。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渴望自我完善和自我享受，不想被家庭和孩子所束缚，并以单身作为一种潮流。究其原因，一方面，现代女性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一些新的思潮也带来现代女性婚育观念的极大转变，女性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男性也更加重视精神世界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传统家庭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在逐渐弱化，许多男性抗拒背上家庭与孩子的重担。单身文化与丁克主义的兴起和网络传播也有密切联系，网络向年轻人传递着婚恋焦虑，再加上一些恶性突发社会事件的影响和污点艺人带来的负面效应，种种声音在网络世界中发酵，悄然在青年群体中散播了对异性、对亲密关系、对婚姻和生育的恐惧，致使许多年轻人主动选择单身和不生育。思维习惯与主动选择：独生子女家庭模式的影响根据原国家卫计委统计，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此外，在一些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中，孩子长期享受家中长辈的宠爱，对父母生育“二孩”抱有抵触情绪，这也成为一部分父母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在对比中发现，生养一个孩子确实比生养多个孩子更加轻松，家庭负担更少，父母空闲时间更多，因此也更倾向只生育一个孩子。低生育率现象是一个与社会和文化紧密相关的问题，需要系统性思考和解决。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生育：调整生育政策，明确国家意志；扭转功利主义，加强婚姻教育；取缔过度教育，尊重儿童个性；强化网络管理，传播优质文化。（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久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是，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有些人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撰或硬拧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乎等于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了孙子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有日本学者甚至还认为《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为《孙子（和）平法》，云云。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中演绎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当然，也不是“好战”与穷兵黩武。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的一味嗜战、积极主战有所区别。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意义做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合《孙子兵法》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其实，在《孙子兵法》的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战胜策”与“全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从《孙子兵法》的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兵法》十三篇既为一个整体，而“谋攻”仅为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篇》言争取主动权；《军争篇》言用兵常法；《九变篇》言作战变法，加《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兵法》主体思想之所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的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敌我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二十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倘若未曾有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显然也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能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对于乡村义务教育来说，其任务是满足农民家庭子女的教育需求，为其提供基础的成人和成才教育，培养合格社会成员的同时赋予家庭发展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兜底功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乡村教育的兜底功能是相对有效的，这也是过去大批留守儿童存在却尚未出现显著社会化问题的原因。然而，笔者及所在团队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乡村调研时发现，乡村儿童和青少年的各类社会化问题凸显，包括但不限于沉迷手机等行为问题和厌学抑郁等心理问题。在此过程中，学校作为乡村教育的主体，越来越难以发挥兜底的功能。一些校长明确表示“光靠学校肯定不行”，并强烈呼吁家庭尤其是年轻父母要参与，这与过去显然有根本的不同。那么，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何乡村教育“兜不住”了？事实上，当前乡村教育之所以“兜不住”，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在于乡村教育生态的整体性变迁，乡村教育生态的变迁可以分别从内生态和外生态这两个方面来观察。从教育内生态的变迁来看，有三点尤为普遍：一是教育行政化。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之外，中小学承担了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行政类工作。这些与教学无关的行政类工作被老师们统称为“迎检”，具体包括政教类迎检和教务类活动。政教类迎检包括各个政府部门借助教育系统完成的各项宣传、信息统计、指标任务等工作。教务类活动是为丰富学生课外活动而要求开展的各类文体比赛，农村学校受经费和精力限制往往难以开展，无论活动是否开展，都要做包含文字照片在内的台账来作为上级检查材料。当然，对于教育经费充足的城区和私立小学，这些行政类工作一般会另外聘请专人负责，但是对于乡村中小学校来说，这些工作均是由任课老师特别是班主任承担，许多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因此不愿意当班主任。据估计，这类行政类工作至少占教师工作时间精力的一半，构成对教学工作的严重挤压。二是健康成长受限。当前在学生管理中，防止意外和避免风险的原则弥散到教育实践中，甚至内化为教育理念的一部分，其突出表现是学生的活动时间和空间被高度压缩和限制。比如，学生课间不允许嬉戏打闹、不能下楼而被“圈养”起来。在安全压倒一切的原则下，不仅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受限，学校也面临巨大的管理压力。三是教育权威弱化。近年来，围绕一些惩戒不当的极端案例，公共舆论关于教师惩戒权的讨论较为激烈，对此教育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来界定教育惩戒权的内容和限度。不过，尽管在理论上对适度惩戒权作出了界定，但是在实践中普遍出现“不愿意管”或者“不敢管”。从更深层次来看，惩戒权的弱化反映的是教育权威的弱化。从教师自身来说，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反抗和纠纷，多倾向于采取“不出事”的方式做学生工作，或者“尽量不发生接触”；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很多人觉得教师的神圣性和教学活动的合法性也是可以怀疑和挑战的，甚至出现学生在不服管时跟年轻老师“动手”的情况。在教育权威弱化的情况下，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变得或紧张或疏离，从而从底层逻辑上改变了教育秩序。更进一步来看，在教育内生态的失序情况下，教育外生态的复杂化变迁加剧了乡村教育的兜底困境。首先是家庭脆弱化。相较于以往留守儿童面临的家庭形式上的分离，当前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家庭的实质破碎。许多中小学教师反映，容易出现行为偏差和心理问题的并非是留守学生，而是离异家庭中的孩子。在婚姻去责任化和婚姻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农民家庭日益脆弱化，离婚现象增多，且集中于家庭发展初期。在不完整而弱质的家庭中，未成年子代容易面临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多重问题。其次是乡村熟人社会趋于解体。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不同，乡村社区所承载的熟人社会发挥着广义的教育功能，能够对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进行行为上的引导和约束。当前乡村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包括教育在内的村庄公共性也不断消解，“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成为常态，教育责任越来越局限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然而，在家庭“不在场”的更为广阔的地方社会，青少年发生越轨行为而无法得到及时发现和纠偏的可能性增大了。最后是手机及其承载的网络媒介下乡。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的需要使得大部分乡村中小学生都开始使用家长的手机或者拥有自己的手机。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均反映，手机上网课的效果并不好，反而造成普遍的手机短视频和游戏沉迷问题。特别是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祖辈在手机管教上意识不足或者能力不够，手机沉迷更为严重。在乡村家庭中，手机和网络媒介在客观上常常表现为负面作用。（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国”概念主要有地理、民族、文化、国体等含义，其中文化含义最为突出和普遍，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一个文化或者文明共同体。中国之称为“中国”，主要包括诗书礼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体内涵。作为文化中国，其核心价值观就是中道。“允执厥中”：尧舜禹禅让的核心价值理念据古代文献记载，黄帝族最早发源于黄土高原，居于天下的中心地带，能够以中道治理天下。黄帝经过与炎帝、蚩尤的一系列部落战争，重建社会秩序，成为天下共主。成为天下共主后，黄帝以中道治国平天下，《淮南子·天文训》载：“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中央是土，黄帝是中央之帝，由后土担任辅佐大臣，手拿绳墨（法律）管理四方的国家。黄帝作为中央之帝，自身注重修身养性，正己以正四方，发展经济，施行政教，敦睦人伦，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下大治。因此，今天有学者通过比较五帝事迹指出：“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后世圣王都在黄帝的基础上以中道为价值理念治国平天下。舜即位后践行中道以治国。《礼记·中庸》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郑玄注：“迩，近也。近言而善，易以进人，察而行之也。‘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论语·尧曰》载，舜在传天子之位给大禹时也曾言，“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又载，舜在传天子之位给禹时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只有精心一意，诚恳地秉执其中庸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里的“允执厥中”也就是上面的“允执其中”，由此可见中道是尧舜禹禅让的核心价值理念。柳诒徵认为，尧舜之时定国名为“中国”，是尧舜针对人性的偏激之弊加以“矫正而调剂”，确立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统和以尚中为教育的教统，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性和中国的国性，是“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的本质。缪凤林认为，中国“历圣相传，皆以中道垂教，故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现，我民族能统制大宇，保世滋大，其道在此”。从夏朝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一共有25个朝代，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尧舜传承下来的“中道”立国传统，若隐若现，时断时续，一般而言，遵循中道则王朝兴盛，背离中道则王朝衰亡，历代王朝大都逃不出得“中”与失“中”所产生的因果律。“宅兹中国”：天地之中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即“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何尊”是周成王迁都时所铸造的一个青铜器，这里的“中国”从上下文看，显然是指周王“宅于成周”，认为新建的都城成周是当时天下的中心，王朝的中央，即现在的河南洛阳一带，是符合“地中”标准的地理之“中国”。尧舜之后，王者就有以“地中”建国立都的传统。周人认为克殷称王要居天下之中，以“成周”为天下中心，体现了居中治国的政治传统。《周礼》“六官”之前都有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段文字被宋儒称为《周礼》“二十字总纲”，集中体现了以中道立国的基本精神。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一词由“地中”“土中”引申为天地之中。《战国策·秦策》载：“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明确赋予中国以天下中心、枢纽的含义。《扬子法言·问道》言：“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李轨注：“中于天地者，土圭测影，晷度均也。”意为通过土圭测影确立的天地之中就是中国。《盐铁论·轻重》说：“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中国是天下中心，阴阳交合之地。石介《中国论》言：“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强调了中国为天地之中的含义。“地中”“土中”本来是地理概念，后来被不断赋予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何弩认为：“地中是人间与上帝交通的唯一通道。群雄逐鹿中原，竭力垄断地中，就是以‘君权神授’的形式使王权合法化、正统化，形成中国早期国家意识形态的精髓‘王者居中’，在形式上以地中之都、地中之国构成‘中国’概念最初始内涵，此乃‘中国’的由来。”“只有王者居中，才能保证君权、国祚、都城的命运受到天帝的庇佑，才能确保其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箫兵认为，寻找、选择这种具有“宇宙中心”性质的国都，“它的政治性跟它的宗教性是对立地统一着，它的现实性与超现实性是辩证地结合着的；换言之，它的神圣性是跟它的神秘性交错地互补着，它的科学性跟它的幻想性是紧密地相渗着”。“地中”“土中”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从酋邦向王国的演进中，显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有君权神授等观念上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有政治运作上的原因：镇守中央，便于威慑四方，也便于向属国征税征兵。求地中以得天中，方可天人合一，神民和谐，君权神授，同时居中央以治四方，方可内外远近，万众钦服，长治久安。“中道”：内涵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主要包括诗书礼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体的内涵。《战国策·赵策》中说：“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其人聪明睿智，其用万物所聚，其礼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为远方所仰慕，为蛮夷所心仪。古人认为，“中国”与四周“夷狄”的差异在地域、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中国是以道德仁义为内在精神，以礼乐文明为外在形式，包含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文明形态，强调“中国”代表文明、代表先进文化，是开放、包容，与夷狄互动的文明共同体，集中体现在礼义方面。《公羊传》隐公七年载，“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注，“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阐发了礼义为“中国”文明的基本内涵，这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柳诒徵认为中国概念虽亦有专指京师，但“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据此是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意即从地理方位看，“中国”地处中央，为天下之中；从文明视角看，“中国”实施仁德教化，是文明之邦。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用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罗素在中国演讲时所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又引用雷海宗所言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西方哲学家罗素还说过：“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一个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受到诸如昔日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说明作为文化或文明实体的中国具有主体性、开放性和坚韧性，能够吸收外来文化，而不被同化，顽强地生存下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位于今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于公元前4000年，消失于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文明”始于公元前3300年，消失于公元前1300年；“古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3100年，消失于公元前525年。这三个文明古国在历史演进中因内部腐败、外族入侵等原因发生断代，如今已不复存在，而唯有“中国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断，发展至今。要理解“文化中国”，核心观念是“中”字。在中国文化中，“中”是最佳、最理想的，所谓“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文化中国的“中道”内涵一脉相承，几千年来没有根本性变化，是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至今的内在精神因素之一。（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进程中增进民生福祉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生活品质集经济、社会、文化、精神于一体，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生活品质”这一提法和概念内涵，对加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生活品质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并为各国共同采用的发展维度，指的是人们享受物质生活的水准和有关物质享受的主观感受、满意程度，包括客观的生活品质和主观的生活品质。客观的生活品质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经济收入，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人们获得的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类服务。主观的生活品质则指人们对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带来的经济收入以及对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获得的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的主观感受、满意程度。生活品质是一个集经济、社会、文化、精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道出了生活品质的主客观性及复杂性：“你可能比较富裕，但并不健康。你也可能很健康，但并不能过上你想过的日子。你可能过上了你想过的日子，但并不幸福。你也可能过得很幸福，但并没有多少自由。当然，你也可能有很多自由，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就。”阿马蒂亚·森通过这样一段表述，揭示了生活品质的内在逻辑和特点。生活品质也会体现个体和群体的生活特征。个体的生活品质是个人对自己身心健康状况和所处经济社会环境的感受，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对社会的反馈性行为。个人层面的生活品质，主要包括经济收入、身体健康、家庭关系、邻居关系、工作状况、娱乐休闲，等等。由于每个个体的生活追求、价值观念、文化背景、所处制度环境等不同，因此不同个体对同一事物的心理感受也不一样。但个体生活品质也存在一般性，例如，几乎每个个体都会追求舒适的生活条件、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等。个体不能离开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生活品质改善是个人、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群体生活品质是某一群体集体生活品质的一般表现。群体既可以指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集合体，如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也可以指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集合体，如社区居民、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特定国家的公民等。群体的生活品质可以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老年人生活品质、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主观感受。同时，要了解各个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和主观感受。个体生活品质与群体生活品质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个体生活品质是群体生活品质的基础，群体生活品质是个体生活品质的集体体现。生活品质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各级政府需要从历史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思考全社会的生活品质，而不是仅关注某些个体的幸福状况。生活品质涉及幸福指数、社会秩序等方面，也必然会涉及个人的生活现状和消费文化等方面。现实生活中，个人消费欲望永无止境，个人需求实际上并非完全由自己，而是更多由市场主导。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要超脱单个人、单个利益群体的福祉，使自己有别于市场，关注更长远、更宏观、更整体、更全面的群体福祉、生活品质。历史和现实证明，财富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福祉的改善，生活品质取决于个体状况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即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需要对一些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正确判断。这些问题包括对基础理论和基础判断的理解和认识。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自己看衰自己，导致“经济增长焦虑”或陷入话语陷阱、西方的理论陷阱。看经济增速需要厘清一些认知偏差我们不回避问题，但也不要把不是问题的现象看作问题。这会影响信心。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觉得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厘清看法及一些认知偏差。第一个视角：看GDP增速，是看增长率，还是看增长量？现在增长率毫无疑问是下了几个台阶，从9%以上的增速到现在5%左右的增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下台阶的同时，有两个东西并没有同步下，而是在继续上。一个是经济增长的绝对量没有下降，尽管去年的GDP增速不尽如人意，仅为3%，但总量还是从11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21万亿元人民币，绝对值增加了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GDP总量。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没有下降，经济增长的质量绝对在稳步提高。不管是我国的创新能力，还是制造业迈向高端、中高端的进程，还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在优化，区域发展的结构也不断在优化。现在有些人看中国GDP增速，降的时候着急，升的时候也着急。我们这个民族有忧患意识，但我认为，同时也要理性客观，需要从历史性、结构性、全局性视角进行系统分析。第二个视角：看GDP增速，是看GDP还是GNP？GDP增速这几年确实连续下降，但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10年以来，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200份合作文本，中国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与所在国以及第三方共同投资超过3000个投资项目。但这些投资项目在境外产生的增量GDP，并没有完全计入全部GNP的范畴。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GDP和GNP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中国企业在境外已经创造了大量的GNP，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投资尚未产生收益，需要长周期才能实现收益，现在属于打基础的阶段。我认为是用GDP还是用GNP，也到了该调整的时期，把GDP衡量改成GNP衡量，可以将在境外创造的GDP一并计入GNP，便于全面了解中国在国际化大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总体情况。第三个视角：中国与美国相比，去年中国GDP绝对量占美国GDP的量的百分比降低了，2021年为78%，去年降到74%，很多人对此有一些担忧。我觉得有两个误区：一个就是美国去年经济总量上升，但通胀率月均为7.5%，再一个是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贬值幅度去年一年超过9%。在这样的情况下，两项相加达到16.5%，剔除一些其他因素，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重有可能比2021年还要高。有时候分析问题不能看绝对的数字，要看相对的数字，要进行结构性分析。现在美元还在继续升值，人民币还在继续贬值。中美两国在GDP总量上比较，实际上已经有不可比的因素了。再有，美国调整了统计方法，为了提高GDP总量，把家庭劳动也计入美国GDP，美国家庭劳动产生的GDP大概在1万亿美元以上，但中国家庭劳动是不计入GDP的。因此，中国和美国的GDP比较，既有价格因素、汇率因素，也有GDP的构成因素。不要看表面上中国对美国的GDP比重下降了4个点，就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拉大了，这是基本不成立的。对GDP增长速度要客观、理性而系统地进行结构分析，才能得出中国GDP增速到底如何。对美国也好，对欧洲也好，中国到底是增了还是降了？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这些都是基本判断，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低通胀是中国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一个成果而非问题去年开始，美国与欧洲各国通胀率居高不下，拉美国家、非洲很多国家通胀居高不下，在全球性通胀的大背景下，中国仍然保持了低通胀，CPI在2020年仅为0.7%，2021年为1.5%，2022年为2%。低通胀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通缩，我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一个成果而非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先看影响价格的因素。中国的低通胀主要受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利润。最重要的因素是能源价格。中国能源价格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中国已经采取了多元化能源战略。我们已从48个产油国进口原油，从10个天然气生产大国进口天然气，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能源多元化供给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源抗风险能力、抗国际价格波动的能力在上升，这是直到现在中国生产资料没有急剧上涨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欧洲制造业向美国转移，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问题，北溪管道被炸之后，欧洲低价能源渠道被彻底切断，导致欧洲能源成本不断上升，欧洲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不断提高，欧洲几十年的低通胀格局被打破，变成高通胀、高价格、高成本、高风险。此外，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也加速了这一进程，使欧洲制造业更加难以在欧洲本土生存。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石油没有储备，一旦产生和欧盟一些国家那样的情况，中国的通胀会应声而起，生产资料价格马上就会飙涨，进一步带动制造业生产成本上涨，制造品的价格马上也就上去了。从这个角度看，维持低价格，不是经济衰退的表现，而是经济稳定的重要表现。从这个角度看，这确实是成绩而非问题。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方式只看数字，单纯看数字全是问题，但是把结构掰开揉碎来看，实际上这是我们多年来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为中国经济争取的好的外部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我觉得分析问题要换个角度看。再看社会消费品价格。我国通胀率比较低，食品价格总体稳定，没有出现粮食危机，这几年猪肉的供应也是挺稳的，特别是大规模养殖，加上国家的储备，在平抑市场价格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油料价格也是稳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保证了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把饭碗掌握在自己手里，粮食的稳定，生猪养殖规模化、养殖结构性调整，油料的保障，这使体现人民生活支付成本的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保持了稳定。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配套体系是完整的，国内劳动力价格虽然在上升，但是有一部分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劳动力价格低的地方，这一方面有美国对我施压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因素，也有符合全球产业转移规律的成本驱动型的渐进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进口实际上也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调整过程，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规律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会不断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供应链结构。同时，这也扩大了生产范围，创造了新的财富或者是新的产业布局。现在从能源价格，从大宗商品、粮食油料、生猪价格看国内都还是稳定的，我们变成全球性通胀中价格最稳定的国家。（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文明涵养了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在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建构了亿万中华儿女的独特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共享的文化世界、共同的精神家园、共通的文化信仰，这种文化归属感、认同感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中华文明拥有辉煌的历史，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古国，文渊文脉流淌至今生生不息。然而，近代以来饱受国运衰败的拖累，中华文明的命运一度跌入谷底。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开始松动，文化血脉开始稀释，精神世界濒临瓦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激烈碰撞、冲突，从洋务运动时的体用之辩，到维新变法时的新学旧学之争，再到五四时期的孔家店与“德赛二先生”的对抗，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几十年间从未间断，中华文脉在西风西雨的冲击下面临断裂的危机。在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优质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胞物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仁者爱人”的治国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道德境界，“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人类意识，“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至高追求，“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实践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逻辑，“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辩证智慧，“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礼治精神，等等，这些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历久弥新，不断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协调，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逻辑相契合，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中华文明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风骨、中国生命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丰厚的思想财富滋养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风骨、中国生命，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焕发青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深受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的思想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贡献，高度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深化改革”“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无不脱胎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中蕴藏的“积极向上向善”的优质基因、“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思想精华、“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成为中国贡献世界、造福人类、安邦济世的珍贵财富。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以其丰厚思想财富滋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通契合的条件是什么？内在机理何在？我们认为，从融通的前提条件来看，不同的思想体系必须同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向对方敞开发展的空间，都不以排斥对方甚至消灭对方为目的，这是不同文明融通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二者均不拒斥对方的优秀成分。如果任何一方的体系是封闭的，融通的前提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二者融通才是可能的。从融通的必要条件来看，不同文明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具有可通约性，文化理想具有同构性，这是不同文明融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说，同为开放包容的文明体系，如果文化精神、文化基因、价值观等完全对立，二者融通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文化精神相通，文化基因匹配，价值观念契合，目标理想同构，二者融通才是现实的。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今天的西方变为边缘性的社会思潮，却在文化精神迥异、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中华土地深深扎根、繁荣兴盛？这不得不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各民族实际相结合，在异国他乡生存发展，成功实现民族化、本土化，万不可忽略文化精神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事物，传入各民族必先图存活、再图发展，存活的关键在于能否契入各民族的传统之中，与民族文化相融通；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各民族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繁荣兴盛，固然同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相关，与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形势相关，但也与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厚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息息相关。须知，再好的种苗在贫瘠的土壤中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土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没有产生排异反应，反而“活”出了新高度，究其根源，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精神存在某种同构性。李约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沃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首要因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结合的首要前提。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塑造了我们国人的“中国性”。我们终究是作为“中国人”去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儒学的‘过时’，并不妨碍它依旧构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化的最重要的解释学背景”，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活’起来的不可无视的绝对前提”。比如，在价值观上，马克思主义主张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原子个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反对将个人置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发展不能成为他人自由的桎梏，“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反对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集体主义的传统，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家国一体、先国后家，推崇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尽管这种集体主义属于宗法集体主义，本质是为专制政治、封建皇权和家长制服务的，但在高扬社会责任感、国家使命感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契合的。再比如，在救世方略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均强调“实践”具有绝对至上性，“此岸”具有绝对优先性。马克思主义反对专注于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传统，从不诉诸词句的革命解决现实的问题，更是反对彼岸世界的真理，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实践第一，主张通过生产方式变革、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践改造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追求现世的幸福。马克思主义从不承诺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从不将现实生活的苦难归咎于原罪，从不主张将赎罪作为每个人通往极乐世界、开启幸福之门的捷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属于入世的文化，经世致用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注重“现世”“此岸”，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躬行”“践履”，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崇尚积极进取、求真务实，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经国济民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是融通契合的。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融通结合具备先天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语道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足点，“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保证。周恩来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屡次强调“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每年都安排调研活动，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调研，周恩来为全党正确认识形势，制定一系列重要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调查研究要去伪存真，不要流于表面周恩来指出：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反复指出：调查研究要去伪存真，不要流于表面，“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在开展调查研究中深入一线，实地调研，近距离观察，真正了解社情民意。主持长江三峡勘察调研工作,就是周恩来在调查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范例。1958年南宁会议做出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三峡工程及葛洲坝工程等治理长江的规划方案制定工作。为了提出科学可行真实有效的治理长江规划方案，周恩来深入一线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视察三峡地区，实地考察，深入调研长江流域，研究治理方案。他冒着大雪视察了荆江大堤，并连夜召开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他不顾山路艰险，踏勘三峡坝址，与随行人员一起登上两岸山峰，实地考察地貌，查阅坝区的地质水文资料，询问各种工程数据，他的随行工作人员告诉技术人员“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证明数据确实不对。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之后，周恩来确定了长江流域的治理基本原则建议。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党中央批准了长江流域治理规划的报告。周恩来提出的治理长江、兴建三峡的基本方针，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指出：“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向周恩来学习调查研究，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听群众真话、察当地实情，把调研做深做实、把情况摸透摸实，真正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周恩来指出：“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认为，“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周恩来一生始终坚持真正联系群众，坚持虚心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生活，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群众身上，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为群众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1961年3月，中央广州会议决定中央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针对农业农村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此次选择河北邯郸作为重点调查对象。1961年4月28日，周恩来前往邯郸调查。此后一连3天，他先后听取了地委书记庞均和时任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5月2日返回北京处理要务后，3日凌晨又赴邯郸农村以公共食堂问题调查研究为切入口，展开邯郸调查。在武安县伯延，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情况，视察集体食堂，察看社员伙食，他走乡串户，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在走访途中，他无意中发现路边的树木，只见树干和树枝不见树叶，随即他走入社员家中看到“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感到十分震惊。随后，周恩来召集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的职工等先后召开7场座谈会，听取群众的声音。在座谈会上，他亲切地与大家交流，“我这次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下，伯延的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此后，周恩来又走访多处，与社员在炕沿上促膝交谈，了解群众真实生活状态，调研农村人民公社实际情况。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如实向中央汇报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以及要求包产到队等呼声。当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修改并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订是取消供给制和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周恩来主持的邯郸调查和其他领导人主持的调查研究，对放宽农村政策，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重要条件。周恩来指出：“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做事切勿忘掉劳苦群众的切身利益”，“永远不能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在工作中“注意调研”，对于群众关心的问题“要反复调查研究”。向周恩来同志学习调查研究，就要始终“以百姓之心为心”。周恩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不仅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也使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获得坚实基础。“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周恩来指出：“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周恩来同志不仅号召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作用，而且他本人身体力行，尽管工作异常繁忙，仍然进行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特别重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1949年4月25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不久，北平电车厂意外发生了烧毁59辆车的火灾事件。周恩来一听到消息立即赶往火灾现场处理，批评没有迅速上报的做法，当即作出“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成为此后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规定。1954年冬天，周恩来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十分拥挤，职工上下班很不方便，就带着秘书去亲身体验。调查后，他将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解决职工上下班公交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解决群众生活的切实需求。1956年7月，周恩来冒着酷暑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观察生产情况，酷暑之下，车间内温度极高，看到炉前工人操作时汗流满面的工作场面，就询问车间负责人：“车间的温度有多高？”车间负责人回答：“有40多度。”周恩来提出疑问说：“我在夏天到过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就是四十几度，但远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他随即指示，我们必须关心工人的疾苦，及时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必须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调研结束，周恩来回北京不久，国务院就向全国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各地积极落实，由此高温生产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人工作环境逐步改善。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深入不同现场调研，“个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还说：“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向周恩来同志学习调查研究，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深入现场，注重系统周密的调查方法，就是要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2021年，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还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含义很丰富，其中首要问题就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天更鲜明地提出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过去不追求高质量发展，只是从第二个百年目标开始，中国对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依赖更重，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都高度相关。不难看到中国经济环境的如下变化：一是成本提高。刚改革开放时，我国拥有低成本优势；现在我国即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经济发展的同时，成本也在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保持持续增长只能靠创新。二是人口老龄化。这是必须面对的新环境，这一点跟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有很丰厚的人口红利。三是全球化的环境生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引领者，甚至是重要支持者。一直以来，美国的经济体系都比较开放，但它现在认为过去一些做法有问题。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就曾主张“美国公司回流美国”，这一提法有违开放的经济秩序。美国通过了《芯片法案》，采取了一些与过去不一致的产业政策，这一切都说明美国的立场已经切实转变。当然，也不能据此就认定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定格，但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引领者，其政策调整意味着我国将来的环境不同。比如所谓的“小院高墙”，意指美国并不排斥将来继续跟中国保持经济关系，但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一些特定领域不再跟中国打交道。美国想通过全球化转向等政策来增强自身实力，能否如愿以偿，值得高度怀疑。美国的做法会对很多国家有影响，但也不能由此认定全球化已结束。越是这个时候，世界各国越应该花大力气支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如何助力经济持续增长现在，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很多挑战，成本、人口和全球环境的变化意味着不能再走老路。大家都知道我国正在构建经济新发展格局，即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互相促进。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发挥怎样的作用？第一，数字经济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我们做过一项研究，主要看近些年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研究发现在2013年以前，消费者价格指数起伏很大；2013年以后突然变得平稳。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商、移动支付和物流运输的日渐发达。以常温牛奶为例，线上渠道销售的主要是整箱的常温奶，不分拆卖。线下销售的常温奶则可以拆卖。全国范围内看，整箱销售的常温奶价格出乎意料的一致，但线下拆卖的常温奶，价格差异非常大。其中的道理不难想象，线上销售的产品释放出固定的价格信号，消费者只会购买符合这个价格信号，或是与该信号价格差异不大的产品；如果差得太多，消费者就不会买。这实际上是通过数字技术把全国的市场整合到了一起。物流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网上下单的东西，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三天内就能收到。只有这样，整个市场才能结合到一起，全国统一大市场才成为可能。第二，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地区差异。我们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农村的农民只要用上移动支付，其收入和就业状况很快就发生改变。数字技术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连接起来，哪怕是身处小山沟的种植户，也可以足不出户掌握全国的需求动态。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专门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把全国三千多个县、几百个地级市、三十几个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绘出来。2011年时，沿海地区的数字普惠水平最高，但到2021年时，全国其他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这十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原先没有金融服务，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频率和数量也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从无到有，其意义不可估量。我认为它代表了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希望。大家都听说过“胡焕庸线”。过去，95%以上的经济都在线的东边，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总体格局依旧没有从根本上变。然而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这条线的格局已经起变化，说明西部经济完全有发展起来的可能。第三，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创新发展。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主要原因是原创技术不够多。去年10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曾发表一篇报告，专门分析评估中国在前沿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前沿技术的知识产权专利数量在过去十年飞速增长，在大部分领域已经超过日本和欧洲，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这说明我国的前沿技术创新一直在快速追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专利数量多，但质量不高。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毕竟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3000美元左右。这两位学者还研究了最优专利引用率。中国现在10%的专利引用率与日本、韩国处在同一个水平，距离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中国技术的赶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数字经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何保持一个开放的经济？特别是在一些国家要和我国脱钩的时候，这就更加考验智慧。数字经济对全球都是新技术、新业态，对中国而言是非常难得的发展机会。中国再一次站到了产业创新的第一线，非常值得我们自豪。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持续保持这种态势，一步步逼近最前沿，而不是逐渐偏离前沿。数据是数字经济中的重要元素，其应用有助于提升效率，具备很多优势。然而数据也需要风控，如果没有一套好的规则，无法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等有关数据，数字经济的发展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在中国，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既要适当地保护必要的、基本的权利，也要留下足够的空间让企业创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面向未来，在数字经济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继续跟着前沿往前跑，即使是面对很大的挑战也要坚持。一定要让企业和市场真正地发挥作用，同时推动监管和市场一起合作，共同找到最佳平衡点。（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截至2022年，我国已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制定的“三个1亿人”发展目标提出的“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新型城镇化”，但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城和重点镇为支撑的就近城镇化仍然悬而未决，成为“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转型升级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数量比上年减少517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呈现“返城不返乡”“离土、出村、不返乡”以及县内城乡“双栖”新迁移态势。市场、政府和迁移家庭多层面的合力驱动，将县域推向新型城镇化的前沿阵地，城镇化转型面临战略调整。“后迁移时代”社会性流动新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以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为基本特征，结构转换、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价值取向的转变共同构成新发展“转型论”的实质内涵。若根据流动发生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形态区分界定市场性流动与社会性流动，那么在城镇化初期阶段，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性流动受到地区之间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影响，表现为流动人口以劳动力外出务工身份角色进行的远距离跨省流动，形成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流动的迁移潮流。到了城镇化中后期转型阶段，制度藩篱的政策规制效应加剧“半城镇化”和市民化困境，鉴于此，2014年国家提出以人为核心、城乡融合及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进入社会性流动新阶段，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和就业机会差异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兼顾“半工伴读”、农民兼业化、家庭代际照顾等综合性因素，同时，还伴随流动人口自身的观念转变和价值多元化，从早期改善老家居住条件逐渐转变为对子女教育和资本的投资升级。以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风险和代价最小化为考量的社会性流动开始显现，并逐渐形成“大中城市迁移”“县域就近就地迁移”及“返乡回流”差异化、策略性多元迁移模式并存的格局。在经济与社会交织叠嵌的“后迁移时代”，国家层面重新重视并大力推动县域城镇化，基于对社会性流动重大转向的科学研判做出时代性、历史性战略调整。迁移中后期社会性流动转向具有家庭式长期迁移、县城购房安家及“半工伴读”等典型特征，并伴随着进城农民思想和行为习惯重塑，从追求物质生活改善到重视子女教育、代际发展、心理融入等更高、更多元的价值追求。总体而言，市场性流动是农业转移人口迁移流动的经济基础和阶段性过程；社会性流动是发展结果和融入目标，也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条件。如果市场性流动向社会性流动的转型，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重视与积极应对，政府与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市场力量和效率原则，固守大中城市偏好和远距离流动的单向路径，放任经济资源和教育等公共资源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区集中，而县域地区社会的公共资源供给长期缺失滞后，那么，“拔根”城镇化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难以避免。流动人口的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驱动的三大效应本文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检视流动人口的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驱动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年龄效应呈现“倒U形”轨迹，时期效应体现为“V形”波动中总体向上的态势，世代效应则反映了新生代就近县域城镇化偏好。一是年龄效应。年龄对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行为产生“倒U形”影响，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具有显著生命周期特征和“扶梯区域”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比例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流动人口出现县域城镇化选择偏好，转向追求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的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二是时期效应。时期效应检验模型显示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呈现“V形”波动中总体向上的态势，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比例在2012年出现大幅度下滑，到2013年县域居留比例跌至谷底。2014年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比例开始明显回升，并在2016—2018年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2015年达到最高点，在小幅回落后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波动区间内。三是世代效应。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以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县域就近城镇化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新发展态势，县城亦将成为新生代体面进城的首选。城镇化战略性调整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探讨流动人口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的互动效应，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纵向趋势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县域流动人口的占比总体偏低，仅为一成左右。如果县域流动人口比例继续保持这个规模水平，势必与国家提出的大力推进县域城镇化转型和扩大内需的战略调整期待的规模不匹配，会形成人口鸿沟，进而制约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升级。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后发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改善，须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提供更充分、更均等、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尽快补齐县域设施和服务短板，增进县域适度集聚的经济社会效益，吸引更多中青年农业转移人口向县域集聚回流，抓住县域在社会性流动转向中的关键契机和比较优势，为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性、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聚人气”。第二，在新生代迁移和家庭式迁移中，县域流动偏好开始显现，家庭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权衡彰显，县城较低居住成本、文化适应及社会网络的构建已然成为定居选择的重要价值参照。在样本数据覆盖范围的考察期内，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行为随出生世代的后推呈现出上升趋势，县域城镇化成为新生代体面进城的重要策略。县域流动人口居留的行为决策是市场因素、政策影响及行动主体共同形塑的结果。一方面，市场手段被策略性地应用到公共资源的供给和分配中，地方政府在促进市场性流动向社会性流动转向中发挥着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地方政府将教育资源与房产进行制度性挂钩，通过序列等级精准分配县市教育资源，“买房迁户”是获得县城优质中小学教育入学资格的最优方案，“半工伴读”成为农二代进城的首要家庭责任。购置住房已经超越城市户口，成为扎根城镇的主要标志。相对于大中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可负担房价的生活区域，县城生活成本较低，生活质量和家庭福利较高。另一方面，相较于异地远距离“拔根”城镇化所形塑的与乡村迥异的社会形态，县域在通勤距离上极为友好，便于实现城乡兼业、代际照顾，可充分利用熟人圈社会网络资源，同时能够分享乡村闲暇生活。第三，县域城镇化的结构性优化与系统性构建：市场性因素对县域流动人口的居留行为仍然发挥着基础性、决定性影响，增进就业机会、提升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水平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应通过系统化投资方案，采取产业投资、社会投资、自我可携带投资及现金补偿，优化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结构，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县域内部的差距，改善投资结构和市场环境，催生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差异化、精准化就业促进策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具有一定城市工作经验、资本和技能的“带资型”“适应型”返乡农民工向县域回流集聚，增进县域就业机会，以县城和重点镇为依托，带动“十四五”期间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要高度重视经济复苏阶段县域产业纾困策略研究，充分挖掘并发挥县域经济的韧性和就业吸纳力。同时，应重视优化县域社会提供方案，推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适切性商业服务，加强县域层级的社会建设和系统规划，夯实流动转向的社会基础，降低异地远距离流动带来“拆分型生产体制”的社会代价，通过替代性方案消除“三留守”问题的形成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前期粗放型城镇化累积的社会问题和深层矛盾，规避远距离人口高度流动集聚的不确定性风险。总体来看，农民进城、定居选择与迁移流动的过程颇为复杂，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和推进，既是构建社会性流动系统性方案的理论尝试，也是对远距离流动路径的反思，亟待通过结构性优化构建社会性流动重大转向的系统性方案，以回应国家发展战略，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毛泽东同志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称为党内“共同语言”。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深入开展。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就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世界观主要回答“是什么”，方法论主要回答“怎么办”。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解释蕴含其中的规律。对一个政党来说，只有全党同志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个党才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做到心明眼亮、意志坚定，在关键抉择面前不摇摆，在艰难困苦面前不畏缩，在危机重重面前不消沉，信心百倍走向胜利。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深刻改变了中国。这种强大的、极具说服力的伟大真理力量，不是源自于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某个具体条目，而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总的指导原理”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而这种科学性和革命性，源自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说过，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学习理论要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邓小平同志指出，“照辩证法办事”，“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全党同志“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深刻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要理解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强调对“六个必须坚持”，要在学习贯彻中认真领会。这次主题教育再次对此提出明确要求。新征程上，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学好用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就一定能够走好团结奋斗的必由之路，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六个必须坚持”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深刻总结和充分运用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六个必须坚持”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十个明确”中，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四个坚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根本价值立场。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真正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精神特质。“十四个坚持”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十三个方面成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等等，都充盈着这一内在气质和精神风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这一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同时，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其中，“十三个方面成就”从各领域问题、矛盾、风险、挑战切入，用解决措施展开，以重大成就收尾，坚持问题导向的鲜明风格尤为突出。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十个明确”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都贯穿着这一重要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视野大境界。“十个明确”中，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个坚持”中再次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三个方面成就”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等等，都凸显了中国特有的大国风范、大国担当。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这一重要思想，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用宽广世界眼光和宏阔国际视野，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世界性贡献。总之，“六个必须坚持”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必须始终掌握的基本点，也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牢牢掌握的基本点。只有准确把握“六个必须坚持”，才能更好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思想方法才能搞对头，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才把得准，确保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六个必须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新时代则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这一重要思想之所以行，就在于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跨越百年历史长河，“六个必须坚持”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语言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内在逻辑看，“六个必须坚持”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进行了拓展、延伸，为其注入了崭新内涵。坚持人民至上，既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又彰显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担当和真挚情怀，旗帜鲜明宣示了我们党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揭示了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坚持自信自立，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自尊心和依靠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空前增强，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中国人民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坚持守正创新，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立破并举、改革创新的巨大勇气和政治魄力，又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立场、方向、原则、道路上毫不含糊、坚定不移，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以党的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红色江山基业长青。坚持问题导向，既坚持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又抓住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面对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我们党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和政治优势。坚持系统观念，既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又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矛盾错综复杂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醒，贯穿着我们党善于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应对复杂局面、推动事业发展的深远战略考量。坚持胸怀天下，既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贯原则立场，又展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六个必须坚持”不是凭空产生的无根之花。这些重大论断，既融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又汲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宝库的丰厚滋养，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时代表达。我们要重点学习、深刻领悟、全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不断迈进。（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国经济的韧性到底从哪里来？改革开放45年来，我们积累了非常深厚的经济基础，但也不要忘记，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选择的是一条比较困难的工业化道路——从重工业开始做起，而不是从消费品、农产品开始做起。当时，这条路非常困难，今天回头看，新中国成立最初30年的重工业发展对产业基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中，又回到了以机械工业为主导的状态。虽然加上了自动化、电子化，但依然是在机械工业的基础上往上走，只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循环。当我们谈中国经济韧性，特别是产业韧性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有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经济厚积薄发，比如对照联合国工业目录，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们技术进步非常快。我不太认同中国过去十多年技术进步增速大大下降的结论，因为得出这一结论的计算方法有问题。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优势依然显现，全世界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不降反升，世界和中国的连接不弱反强。有人说这是临时性现象，未来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会下降。现实是，全球受到冲击之后会停在受冲击的水平上，不太可能立刻完全恢复到冲击前的水平。所以，我们对产业链的重构要有自信心，世界离不开中国。产业转移有其规律。回顾30多年前，当中国大陆还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时，港澳台包括韩国的资金大规模涌入中国大陆，我们还承接了很多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大陆的经济总体水平滞后亚洲四小龙大概22-25年，现在轮到中国大陆进行产业转移了。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提出“走出去”战略，就是产业要向外转移，现在这个产业转移之所以受到更多关注，和美国搞脱钩断链，令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有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不得不采取“China+1”战略，这并不是说完全从中国退出，而是要在中国之外再做一个备份。这样一来，成本当然会提高，因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发展中国家里已经最高，但我们的综合成本仍然比较低。中国到越南投资的企业传回来的信息也显示，在越南设厂的生产成本、综合成本，比在中国市场要高出30%-40%。美国制造了地缘政治风险，极大抬高了全世界产业链的生产成本。即便如此，产业转移仍然是一个必然结果：一方面中国产业要升级，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他们就像30多年前我们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一样，在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背后产业发展规律使然。很多人在问，产业转移是否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我的观察是这种不利影响还未看到，有两点原因：第一，国内富余产能太大。过去这十几年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过剩产能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过剩产能，是因为本世纪头十年我们的增长实在太快，这让储蓄急剧增长之后，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转化成个人消费，绝大部分变成企业投资，企业投资遇到金融危机就导致过剩产能。今天我们的一大问题是企业开工率只有70%多一点，所以，把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对中国有利。第二，产业转移加强了中国和受转移国的联系。比如我们和东盟之间，在美国、欧洲市场上，东盟在不断替代我们出口，但另一方面，我们和东盟国家的互补性在增加，因为中国对他们的出口在增加，而且出口的是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出口上了一个档次。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转移是互赢的过程。总的来说，美国跟中国搞脱钩断链，反而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上半年我们对欧美国家出口份额下降，但对亚非拉国家的出口大幅提高。亚非拉国家是一个更广阔的市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截至2022年10月，“金砖五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G7集团。也有很多人问，美国单方面脱钩断链会不会成功？我个人认为不会成功，分析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脱钩刺激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比如芯片领域，我国芯片市场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由于美国脱钩断链，国产芯片占领国内市场有了机会，芯片进口连年下降，而且它会形成趋势，因为企业采用一个新的芯片需要做很多改变，当企业已经付出成本做出改变，就不愿意再推倒重来。目前中国还在加大对新一代芯片的研制开发，如果顺利，五年之内我们新的产品出来，就可能打破美国芯片的垄断。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美国单方面打击中国，特别是打击中国出口，包括对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255%的关税，这并没有意义。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中国企业就会想办法去别的国家设厂，以绕开关税壁垒。（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陈云一直倡导坚持和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曾多次到青浦进行调研。青浦是陈云的出生地，他在那里生活工作了14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又曾四次到青浦进行调研。陈云在青浦的调研，在其几十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推动了独创性的、富有个人特色的调研理论与方法的形成，为制定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调研地点选择主观上应“熟悉”陈云认为，搞调查研究，应选择熟悉的调查地点，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在陈云看来，“要掌握真实情况，就要到你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中去了解”。与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开创的中国本土社会调查方法不同，陈云认定的“熟悉”除了包含“对调查地的熟悉”“对当地语言的熟悉”这两个层面之外，还有第三个层面，即曾经在调查地工作和生活过。例如，1961年他到青浦进行农村调查时说：“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做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情况比较熟悉。”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能够确保调查者不需要适应环境和进行角色转换，便能快速进入调查状态。陈云非常重视自己亲自作调查，因为“领导人的阅历、经验，以及发现、认识问题的敏锐性和深刻度，以及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的本领，与一般干部相比毕竟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如果对方提出不同意见，那就可以吸收进来，使正确的意见更加完备。”陈云善于从不同的联系人那里获取不同的信息，尽可能地摈弃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使信息更为全面、客观。此外，陈云与他的联系人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他与联系人之间形成一种以他为中心的辐射式信任，这种“一中心多向度”的信任模式能增强调查结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效果上也更优。调研地点选择客观上应“典型”陈云选择的调研地点青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青浦地处上海、苏州、嘉兴三角地带中心和太湖流域中心，全境东西两片宽广，中部狭窄，地势低平，地下水位较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在古代，青浦属于漕粮交通之咽喉要地、粮仓所建之所。宋时，“坊市繁盛，置巡司、税务及仓库于此”。明初，“置新泾税课局，又上海之水次西仓亦置于此，曰唐行仓”。这些充分说明青浦作为农业要地的地位。近代以来，青浦也一直是典型的农业县，据《青浦县志》记载，历代以种植稻麦为主，油菜、棉花次之，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据统计，1965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的79.3%。可见，青浦是一个具有典型江南农业经济特点的地方，将其作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调研地点，具有客观优势。当陈云需要针对公私养猪、种双季稻还是单季稻、自留地、集市贸易、征求统购政策意见等问题进行调研时，主观上基于对青浦地区的熟悉，客观上基于对青浦作为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典型农业地区的认定，通过对青浦的调研，能够对农村相关问题的政策制定提供很强的参考价值。调研方法选择上预调查、长时段观察并用陈云的预调查一般有三种：一是派人下去搞调查，二是寻找敢讲真话的可靠的朋友面谈，三是自己下去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他的预调查很有个人特点，“派人下去调查，所派的人一般是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下去以后容易到群众中了解到真实情况；从基层找人上来谈，一是交了朋友，二是上来小范围交谈，容易打消顾虑，谈的东西会比较真实可靠，而且与派下去的人所了解的，还可以相互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亲自下去调查，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是陈云一贯坚持的方法”。陈云很重视向普通基层群众了解情况。他将青浦家乡的联系人发展成为长期联系对象，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讲心里话”。还“约定这两位农民曹象波、曹兴达为他今后了解农村情况的长期联系人”。家乡的老熟人可以保证观察的连续性，将政策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有利于打通联结官员与农民的信息渠道。因此，陈云总结说：“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以政策制定和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调研陈云在开展调查之前已有明确目的，或是为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或是为制定农村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他在调研过程中始终围绕着这些核心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索。例如，1955年统购统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调查该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解决问题，他两次到青浦进行了调研，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和办法。陈云提出的办法在推广后，切实缓解了征粮过重和救济问题，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陈云在调研时，“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不同的是，他的调研方法比参与观察法更进了一步。作为领导干部，他自己就是调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种“介入式”观察要想获得客观、真实的资料，实际上要更加困难，对调研的要求也更高。如果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追求的是在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前提下对社会问题进行诊断，那么陈云青浦调研所作的努力则更多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有更强的政策性导向。农村个案调查的两种不同思路，折射出20世纪中期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本土的重要探索，两种定性调查方法既有明显边界，又存在交叉，可以互相借鉴，能够给今天的学者与政府官员学习和从事社会调查提供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今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加快恢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回升至77.2%，比上年同期提高46.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恢复的主要驱动力。但消费回升仍是恢复性的。前6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主要是去年基数较低，若剔除基数影响，两年复合同比增速仅为3.7%。消费恢复仍不平衡，服务消费恢复较快，家电、家装材料等耐用品消费仍然疲弱。当前，需求不足仍是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全球经济持续下行，我国外贸出口下行压力增大，推动经济运行好转必须更多依靠扩大内需。而随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下降，扩大消费对扩大内需和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重要性更加突显。应该看到，扩大消费仍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不足。人民银行《2023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0%，比一季度增加0.1个百分点。二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尚未修复。三年疫情损伤了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居民消费更趋谨慎，预防性储蓄增加，今年上半年居民存款新增10.3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一半。三是居民消费仍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家电、家具、家装材料等居住类消费在消费中占比接近10%。今年上半年，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额同比下降6.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仅增长1%。此外，制约消费恢复的短期因素与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对消费的中长期影响相互叠加，对扩大消费形成新的压力。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是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的重要条件，也是开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路径。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过去一个时期，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要求，我国扩大内需多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形成了一整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而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较为有限。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城镇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必须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最终消费带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运行持续好转。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我国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中低收入居民消费潜力仍受到收入水平和预期的影响。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必须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也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继续优化助企纾困政策，延续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恢复和增加就业岗位，并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框架。扩大消费，需适应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层次的差异，增加多样化供给。中高收入群体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对扩大消费的支撑作用最强，也是引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松绑限购等限制性措施，满足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并通过扩大城市路网和建设立体停车场缓解拥堵和停车压力，促进扩大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消费；增加中高端教育、医疗等服务供给，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层次消费需求。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创新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清理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比如，我国近3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6亿城镇就业人员的近65%，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仍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如果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左右。因此，应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通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被抑制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突出的统一性依然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动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根子在“大一统”“大一统”概念最早出自《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一统”，其基本含义是：以天下统一为大。“大一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理念，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局面，贯穿古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具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一统传统。大一统是执政者与民众共同趋向的国家理想，指向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等多重性的统一。大一统通过编户齐民和建立郡县体系，中央政权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国家的边疆和地方，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通过建立稳定的权力核心和行政体系，确保国家的执政效率和施政效果，这种统一的权力结构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使中华民族能够共同面对内外挑战，保持国家的整体发展；通过强调民本传统和共治理念，塑造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始终矢志不渝地追求统一、趋于统一、实现统一。在秦朝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主动将自己纳入中华“正统”历史序列。大一统决定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正是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中华民族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价值观虚无混乱，从而使中华民族即便在历史上处于最弱的至暗时刻，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是不离不弃，最终重新走向统一。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融通互进的，在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推动下，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汇聚成流而不断、延续至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共同体的基础，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在5000多年悠久的历史中，政治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尚书》记载尧舜时期“协和万邦”“四罪而天下咸服”，夏商周三代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融入社会道德规范，体现的都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诸子百家争鸣，尽管立场各异、主张不同，却在“定于一”上达成共识。秦汉奠基了古代大一统国家制度，秦朝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标准化，西汉确立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地位，扎实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从此，大一统作为观念、制度和文化特性，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集体共识并得到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通过语言、文字、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统一，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精神纽带，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中华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丰富多样的艺术表达，凝聚着中华民族各个民族成员的情感和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独特的凝聚力，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不仅在个体层面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各个民族成员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也在社会层面上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从多元演进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各民族频繁互动、交融共生，留下了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历史佳话。直至今天，各民族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流频度不断增强，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推动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回溯中华民族发展史，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进了中华文明大发展，都壮大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都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而又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统一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具有重要而基础性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铸就了中华民族超强的内聚力。坚守统一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发展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巩固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坚守国家统一这个核心利益。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当今世界，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分裂、破坏和颠覆的活动与日俱增。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让各族群众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为建设经济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经济基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注重用中华文化对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浸润，让各族群众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铸牢中国心、中华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文化认同融入血脉、牢不可破。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趋势，要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推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新征程，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不断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保持对统一性的追求，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更多精彩视频，尽在理论周刊视频号，欢迎关注~投稿邮箱：llzk123@126.com推荐给大家，请戳在看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西方老龄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战略之一，生产性老龄化主张将拥有丰富“生产性”资源禀赋的老年人视为有益于社会的资产而不是负担。中国已经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一个以老年人为主体之一的现代社会，必须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转变，重新定义老年人的经济功能与社会价值，可以考虑以生产性老龄化理念回应老龄化时代劳动力供给、家庭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进而呈现一套跨越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的话语体系。我国老龄生产力的发展态势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我国老龄生产力的发展态势有这么几个方面：从人力资源存量看，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仍将超过一半，如果以60-74岁为统计口径，那么直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2050年，我国低龄老年人口的占比将始终接近或超过60%；从健康素质看，2020-2050年我国60岁老年人口预期余寿不断延长，从20.78年升至24.38年，虽然失能老人比例有所上升，但始终不足15%；从教育素质看，未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将显著改善，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超过9年，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比例将超过85%，两项指标均比人口规模相当的印度领先15-20年。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完全可以在生产性老龄化中得到释放，资源丰富、总体健康、教育素质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可以也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力军。我国生产性老龄化的独有特性从范畴看，我国生产性老龄化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形式，而且对社会发展具有十分必要的意义。譬如，退休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上发光发热，离退休干部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上努力作为，老年党员以社会工作者、社区调解员和街道义工等身份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以同居隔代照料方式减少青年子女生育的后顾之忧、以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缓解照护人力资源紧张问题，“耕者有其田”的农业人口生产性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生活生产行为都是中国特色的生产性老龄化形式。根据笔者测算，2018年我国大约56.1%的失能老人（≥60岁，下同）由老年配偶提供照料护理，46.4%的家庭存在隔代抚育行为，2015年我国乡村老年人口就业比例高达39.2%，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从事农业活动。显然，在消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上，形式丰富的生产性老龄化无疑是我国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从文化看，生产性老龄化意识形态的新时代表达则是实现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洗礼，又留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印记，还受到了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完成了多元冲突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有机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尊重个人价值上，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人尊严、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在自主空间上，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予个体自决以充分的空间；同时又将个人价值与自主空间置于社会秩序之中，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家”“国”互本、一体同构的家国情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挥，使中国社会得以容纳两种并行不悖的老龄化体验。一种是外在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强调承认、建设并发挥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另一种则是内在的、个体发展需要的观点，强调老年人在生产性老龄化过程中自我赋能，提高个体的生活福祉和生命质量。这两种在西方社会看似矛盾对立的生活哲学和行为模式在中国社会的兼容表达，正是不同于西方老龄社会治理的文化理想所在。从制度看，我国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实践特征可以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出台的老龄政策中有所发现。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把老年人社会参与作为老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比如《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把“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作为五项部署任务之一，明确要求“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确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总量足、素质高”；再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重点阐述了如何“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在灵活就业、基层治理、文教卫生、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表明生产性老龄化的思想原则在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中得到了普遍应用。相比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我国更加重视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福祉，把满足老年人需求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紧密结合起来。目前国家出台的老龄政策更多见于老年人的健康、养老等民生工程，比如开展“信息孤岛”整治、适老化改造等措施，均把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老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产性老龄化的中国道路探索从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问题到生产性老龄化话语诉求，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从一般的抽象分析回到中国社会的特征事实概括，本文的分析对生产性老龄化的中国道路探索具有以下几点原则启示。首先，要处理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驳斥了消极老龄观的刻板印象，但我们也需要重视那些在传统意义上可能没有“生产性”的老年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中国2.6亿老年人口（2035年还将达到4亿之多）的“生产性”资源禀赋不可能完全相同，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目的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社会遭际也不可能一样。对中国来说，必须努力打破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这意味着我国不仅要保障困难老龄群体平等实现生产性老龄化的机会，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消解“非生产性”的话语歧视，而且要真正走近老年人的生活世界，倾听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故事，避免生产性老龄化话语成为劳动异化的工具，真正做到老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其次，要处理好老龄社会的文化理想和生产性老龄化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如果我们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审视个体老龄化的生命历程，那么生产性老龄化话语将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过分理想地美化和功利化老年人的生产力。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新年龄歧视”——从歧视老龄化演变为歧视残疾老龄化，甚至因此夸大个人的养老责任而淡化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必要义务。从这一意义来说，老龄社会的文化理想就是追求老年人自我发展和社会协同发展的美好境界。可以将其理解为面向生活、内涵丰富的包容型生产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型老年文化以及年龄平等、共建共享的和谐型社会文化。而这一文化构建原则，就是在生产性老龄化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老龄社会治理的伦理调适和秩序重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最后，要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未来，生产性老龄化势必要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劳动形态。但对中国来说，“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政策目标、社会的公共利益、老年人的自由发展和资本的有序流动之间依然存在复杂的系统张力。为克服社会转型给老年人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国家通过资本监管、社会保护和再分配，将社会主义理想嵌入到生产性老龄化系统当中，通过实际行动保障老年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在生产性老龄化过程中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理应成为中国制度优势之所在。如何调和经济活力、社会公平和尊严养老之间的内在张力，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共同挑战。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路中将生产性老龄化范畴、结构、文化和制度的中国特征转变为中国优势。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道路对美好生活的诠释及其对生产性老龄化的路径指向，也将为全球老龄问题治理做出独特的贡献。(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人口所)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着眼世界实际和历史趋势，加强对世界所处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在立足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要着眼世界实际和历史趋势，加强对世界所处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关于世界和时代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关于所处资产阶级时代的判断，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以英国为典型，放眼全世界。在同一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仔细研究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揭示，不仅以个别国家为典型，也是基于对整个资产阶级时代分析和把握基础之上的。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相比，显然发生了变化。列宁很重视这样的变化，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世界所处时代的认识，从毛泽东开始的几代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对世界和时代的把握，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重大历史决议都对国内外形势进行阐述，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加以把握。以党的二十大为例，大会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创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我们必须“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顾海良曾经从广义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和分析：“习近平经济思想高度重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深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理论探索；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众多不稳定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为背景，创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特征、理论品质、历史承续、时代课题、思想精粹和基本立场等方面深透理解和深湛把握中，升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智慧。”但是，需要看到，相对于我国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而言，对于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以世界的视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进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更加给全人类带来福音，使构建起来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而且也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世界历史的全球视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加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界立场。二是加强对当今时代特征、发展变化和世界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时代总是不断前进的，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在前进中呈现的基本特征，是科学引领世界前进的前提和基础。世界经济运动是有规律的，研究国别经济的特殊性并从多国经济特殊性中把握世界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明确前进方向，坚定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引领和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三是加强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当代世界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存。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作出经典的论述，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断的当代价值，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如何认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南北问题和东西问题都是世界和时代发展中提出的重大课题。四是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研究。世界市场的存在和运行状况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开放的中国而言，认真研究并把握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国际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外贸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站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总体高度，以全球视野研究当代世界和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社会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历史责任。承担这一历史责任是中国经济学所有学科的共同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责无旁贷，应当一马当先。（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详情请参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第1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文）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如何坚持和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在平等保护原则之下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可以说，平等保护是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极。平等保护是“两个毫不动摇”的法律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207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就在法律上宣告了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这也是我国物权法的重要亮点。这一规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平等保护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物权的原则，把公、私财产置于平等保护的制度框架之下。另外，《民法典》总则编第113条将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进一步扩张为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原则，扩大了平等保护的适用范围。这两条规定与原《物权法》第4条相比，不仅增加了“平等”二字，而且扩大了平等保护财产的范围，这就更加清晰、明确地确认了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原则。平等保护原则是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西方国家，物权法以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作为基本功能，只规定了抽象的所有权，并未对所有权按照主体的不同进行类型化区分。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于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和促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需要，在法律中尤其是物权法中确立平等保护原则非常必要。平等保护原则既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需要。平等保护原则作为民法典的核心原则，实际上是“两个毫不动摇”原则的法律表现。只有坚持平等保护原则，才能让亿万人民群众专心创业、安心经营、大胆投资、放心置产，才能平等对待各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规则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我们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坚持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不断继续强化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力度，使民营企业家大胆创新、放心置产，最大限度地发挥民营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中的正能量。平等保护要求依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必须要建立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基本的产权保护框架。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从行为激励角度看，法律保护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产，其实就是受到法律稳定保护的财产。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形成对财产的安全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为个人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这就有利于激励人们进行长期投资，而不必担心因政策变动而带来的投资风险。由于存在稳定的“制度预期”，私人所有者会主动捍卫其财产权利，排除一切对其财产权利的不法干涉，并对自己合法取得的财产会受到法律保护具有合理期待。第二，保障财产的安全。只有有效保护人们的安全，人们才会有投资的信心、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没有健全的法治，将导致人才、智力的外流与财富的流失。没有此种安全感，不仅会导致资产的无谓消耗与浪费，也会导致资产外流，抽空社会财富。有了安全感，人们才敢大胆投资兴业，大胆创新，进行长期、持续的投资。第三，维护投资兴业的自由。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有利于调动权利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保护财产权，就是要“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他在财产法领域自我负责地进行生活”。通过此种对物权行使自由的保护，可以有效激励人们置产创业的愿望，既可以激励人们勤奋工作、艰苦创业、积累财富，也激励人们大胆投资兴业，勇于创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第四，鼓励创新创业。激励创新，永远离不开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一方面，只有保障产权，尤其是保护创新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新型财产权利，才能保障个人的行为自由，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只有充分保护产权，才能激励人们勇于创新。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只有注重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的保护，才能真正鼓励创新，社会才具有活力。这就更依赖于法律对民企的各项财产权的保护。只有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才能激发个人的创新动力与欲望，从而不断推进中国科技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如何有效实现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是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这必然要求贯彻民法的私法自治。然而，具体到法律实施过程中，平等保护原则如何贯彻到每一个民商事交往具体场景，还需要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更微观的制度来配套实施。平等保护应当以负面清单为基础，根据负面清单对民事主体实施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市场准入。与曾经的“正面清单”模式相比较，“负面清单”模式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建立了“非禁即入”的制度模式，并使“非禁即入”成为市场开放与创新的制度保障。《意见》指出，定期推出市场干预行为负面清单，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建立涉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因此，需要清理各项投资审批事项，为民营企业松绑减负，对禁止进入的清单需要不断“瘦身”，压缩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限制范围，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隐形障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商业模式创新，解决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依然过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问题。第二，经营保障。负面清单模式的特点在于“法无禁止即自由”。民营企业取得合法经营资格，其经营权也应当受到法律保障。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规范政府权力，有助于明确划定政府干预民事活动的边界，从而在整体上降低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风险，并提高市场主体对经营活动的后果和效力的可预期性。因此，对市场主体经营权的限制，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不能随意限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得打着合法的幌子随意插手民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不能对民营企业合法正当的经营活动进行不当干预。第三，市场监管。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要求行政机关审批的领域仅限于法律明确列举的事项,并且行政机关要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条件进行合理说明,从而有利于推动行政行为的公开、公正和公平,使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规范限制,从而能真正保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此种模式要求从过往注重进入审批转向对经营过程和经营行为的监管，要摒弃过往那种以事前“发证”为主要监管手段的落后治理模式。政府的主要角色是营造和维护市场化、法治化的公平竞争和营商环境，而不是轻易干预和介入、甚至替代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要进一步准确实施反垄断法，加强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反垄断的目的是发挥市场竞争作用，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第四，权益保护。对民营企业而言，只要其依法成立、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就应该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政府要严格执行合同，依法保护产权，增强民营企业的合理预期和信心，依法行政必须充分尊重、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从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审判和执行等各个环节保障涉案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不得滥用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两个毫不动摇”的核心是构建以平等保护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落实平等保护，必将有力提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就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创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我在现场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感黄钟大吕，震撼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现代中国文化的讲话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我想在这一点上说一点学习的体会。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在如何认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做了深入分析。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首先论述了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等，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延续性，是我们坚持家国情怀，坚持大一统的精神支撑，证明了中国必然要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守正而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向内凝聚，团结统一是福，分裂是祸，各民族融为一体，因此国家统一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民族命运之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多元文化汇聚，超越血缘世袭和宗教信仰，有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宗教信仰多元并存；中华文明还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不搞文化霸权，坚持合作不搞对抗，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全面、精准论述中华文明的特性，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我体会，论述这些，是为了说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在走自己的路，一直是有自己的特性，这是我们今天提出发展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历史根据，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根据。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伟大意义论述中华文明的特性是这次文化论述的第一个重点。论述的第二个重点，是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伟大意义，说明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进行的，必由之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种结合不是文化拼盘，而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传统成为现代的，经由“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带有中国文化特性的，赓续了古老文明的现代文明，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文化新形态。因此，这种结合是一次思想解放。中国在政治上不搞联邦制、邦联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这种思想解放的产物，背后的文化支撑是这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文化新形态。这种结合巩固了文化新形态的文化主体性，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坚定了我们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以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特性的论述以及两个结合所产生的文化新形态，是全新的论述，是系统的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在文化领域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规律性的认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需要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提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发展、创造新时代中国的新文化，是这篇讲话的鲜明的时代意义，是这篇讲话的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我认为，这是这次讲话的鲜明的时代意义，就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的内容，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在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形成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先人的认识水平，具有唯物的、无神的、积极向上的一面，是我国思想文化史极为重要的精神来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可以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源。只有对这些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直接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流，成为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传承发展的任务，给我们指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路径。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要研究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化史，深入发掘、论证中国文化史中的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等5种特性，这是几千年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性，是我们自傲于文化自信的基本根据，是我们努力创造新文化的基本动力。在基于文化自信的学术研究同时，我们要反思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总结这种连续百年的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积极因素包括我们认识了世界，认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文化理论，对于丰富我们的文化，强化我们对世界各种文化体系的学习互鉴，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变革，是有益的。消极因素包括我们社会中部分人长期迷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拿这个来看待中国，觉得哪里都不对。学习进去了，钻进去了，出不来了。结果，对中国做的这些，横竖看不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社会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固然借鉴了西方的某些历史经验，但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指导的结果，是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际，就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本质特征，是全部西方文化不具备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认为这会带来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唯物的、无神的、鼓励人们奋斗向上的嘉言，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理想，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施政理念等，的确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有一定的契合处。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点，分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这为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基因，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阐明人类文明共同体，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讲话，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担负起创新文化的使命，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努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70年前，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2年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抚今追昔，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斗争精神，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勇气。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勇毅前行、接续奋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够迎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敢战能战方能止战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却受到了粗暴挑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把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但是，美国不顾中国的警告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仍一意孤行，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国有少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于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中国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一些边远地区和岛屿上还残留着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新解放区的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经济十分困难。从总体实力上看，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195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1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00亿美元。然而，美国的钢产量为8700多万吨，是中国钢产量的140多倍；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是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8倍。美国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中国当时不仅没有核武器，我军武器装备也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如果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能否负担得起？如果打不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建设？195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全面估量国内外形势，既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困难，又深入地分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和可能，作出了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进入朝鲜战场。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之所以作出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捍卫和平的决心与勇气，更因为我们党深刻把握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有着切身的领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怯战、避战的结果，导致旧中国持续不断地遭受外敌入侵，主权一步步丧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陷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以退让求和，以割地赔款换取一时的偏安，永远不可能获得和平。唯有奋起反抗，以战止战，才能赢得民族的尊严与和平的环境。这个历史教训必须永远记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早在美国政府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决定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深刻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在得知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之际，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总结历史经验，洞察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决不干称王称霸的事，决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一重要论述，鲜明宣示了中国人民坚持和平发展的根本立场，系统阐释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了坚持底线思维和强化随时准备打仗思想，蕴含着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充满着政治智慧，闪耀着真理光芒。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部队克服一切困难，为前方运送各种物资。图为运输部队的战士们在检查车辆（1952年6月摄）。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一架苏式“米格-15”战斗机，机身上书写着“常香玉号”四个大字。它无言地讲述着70多年前的难忘往事。1951年夏，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豫剧名家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几十人，踏上了全国义演之路。她辛苦奔波半年多时间，到过几十个城市，没日没夜演出180多场，用全部收入和自己的积蓄换来了这架战斗机。“常香玉号”的故事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缩影。当年正是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抗美援朝运动席卷全国从1950年6月底美国开始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以后，中国人民就以集会、游行等各种方式抗议美国的侵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并迅速在全国掀起高潮。10月26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不能置之不理的道理，普遍树立对美帝国主义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增强反对美国侵略的决心和信心。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主席为郭沫若。此后，各大行政区、省、市都成立了分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随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中华全国科普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分别发表宣言，坚决拥护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本团体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当时，中央和地方的报刊、电台大量刊登和播放抗美援朝教育的内容。学校师生和文艺工作者，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下厂、下乡，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普遍召开会议，对各自联系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各地普遍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吸收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研究如何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街道以及乡村，运用黑板报、宣传画、声讨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力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工商界、宗教界的爱国人士陆续参加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行列。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并以遵守政府法令、积极生产经营、防止囤积居奇、按时缴足税款等作为参加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相继召集会议，发表宣言，决心割断同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随后，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建立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海外华侨、归侨侨眷也采取多种方式声援抗美援朝运动，有的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有的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慰问电，还有的举行各种集会支持抗美援朝斗争。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在中国城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2亿多人。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不仅唤起了国内的民众，也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事实真相，看到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支持。常香玉于1952年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常香玉号”，现藏于中国航空博物馆。图为1992年3月22日常香玉来到博物馆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战机合影。毛泽东指导、参与抗美援朝运动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唤醒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他在指导朝鲜战场作战的同时，仍然关心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并及时给予指导。毛泽东在抗美援朝运动一开始就注意纠正错误做法，防止脱离实际和强迫命令的倾向。1950年11月12日，一份北京市委的报告引起他的重视。报告针对北京市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出现的先锋主义、关门主义苗头，提出推进运动的四点意见：首先应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不应勉强群众参军；群众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应该以多数群众可能办到的事情来号召；普遍号召工人努力生产节约，学生努力学习，机关工作人员做好工作，工商界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在郊区扩大抗美援朝运动。毛泽东十分赞同这些意见，当即决定将北京市委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及所属省市区党委，提出：“你们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毛泽东特别强调抗美援朝宣传的针对性，要求重点澄清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1950年12月26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十次会议上说：“现在有些人对战争与和平搞不清楚，不清楚为什么又要打仗，又要搞和平运动签名，又要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打仗，是打侵略者，不赶走侵略者，就得不到和平。和平运动签名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都是为了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对于这个问题，要加强宣传。”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动员的经验。他深知，动员不能光靠自上而下的宣传，必须“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也就是要启发群众的自觉。1950年冬，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位美籍教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将“美国出兵朝鲜”改为“联合国出兵朝鲜”，当学生据理质问时还态度蛮横。金陵大学也有这样的教授，引起学生的不满。南京市委于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毛泽东于12月9日批示：“南京市反美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执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此后，控诉会成为抗美援朝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宣传动员方式。这种方式以群众亲历、亲闻、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来说明问题，将理性认识与真情实感相结合，产生良好动员效果。毛泽东对社会各界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鼓励，高度赞誉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1950年12月2日，他在给天津市工商界的复电中指出：“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官兵在战场上表现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震撼了全世界，被我们的对手称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战胜强敌的精神宝藏，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志愿军打胜仗靠的是一股气，一种革命的战斗精神志愿军各部队完成集结后，立即展开了以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准备出国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斗动员，从思想上解决“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的问题。为解决“该不该打”的问题，各部队向官兵讲述中朝两党的传统友谊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阐明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的道理，叫响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口号。第40军一位战士创作的一首快板诗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就要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了朝鲜就是救中国。”这首快板诗充分反映了官兵对出国作战的高度认同。为解决“愿不愿打”的问题，第13兵团政治部专门编写了介绍美国侵华历史的手册，从美国海军1839年入侵中国谈起，历数美国在中国近代史上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史实，激发干部战士对美国侵略的仇恨。为解决“能不能打”的问题，通过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首先说明美国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美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但兵力匮乏，士气不振，而我军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战争的性质决定了人心所向，我军必将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我们的志愿军靠的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精神，官兵战斗作风很顽强，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我军在过去打胜仗靠的是一股气，今后打胜仗还得靠这股气。无论未来战争形态如何演变、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只要我们军队还保持着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精神，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最可爱的人，做最可爱的事面对强大的所谓“联合国军”，志愿军无论从武器装备上还是从后勤保障上，都难以与之抗衡。支撑志愿军持续作战并赢得胜利的，是来自内心的强大力量，是那种被祖国人民召唤和期待的精神力量，是当自己被称为“最可爱的人”时所产生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自豪感觉。在这种力量的支撑下，才有了志愿军官兵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顽强作战。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魏巍写作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全国人民对志愿军最亲切和最尊敬的爱称。在抗美援朝近三年的艰苦战斗中，人民群众响应毛泽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保证志愿军“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给予志愿军巨大的支援。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运动。仅从1950年10月入朝到1951年底统计，人民群众送给志愿军的“慰问袋”就有77万多个，慰问品120多万件。有的战士接到“慰问袋”后，在快板诗中写道：“慰问袋，六寸长，慰问糖在里面装。昨天我吃一块糖，糖儿对我把话讲，你吃糖，想一想，祖国人民的心意可记上？”有的战士接到人民群众的“慰问烟”后舍不得抽，有人写道：“祖国送来光荣烟，人民情意重如山。等我立功那一天，把它叼在嘴上边。”一块糖，一包烟，这些东西虽然不大，但对远离祖国的志愿军战士来说，它所包含的精神力量却是很大的。从一个称号到一个纪念章，从一块糖到一支烟，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共同构筑起志愿军官兵的强大精神支柱，他们一想到有祖国人民的支持，一想到祖国人民授予自己“最可爱的人”的称号，即便是在最艰难、最危急的情况下，都会变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战士们主动申请前往抗美援朝最前线。争当战斗英雄，暗暗下了立功的决心志愿军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充分释放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毅力和精神力量，成为发动群众、战胜强敌、完成战斗任务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到停战时为止，志愿军涌现出302742名功臣；荣立集体功的单位有14个团、51个营、648个连、849个排、4391个班；有494人荣获各类英雄、模范称号。朝鲜政府先后5次授予志愿军指战员勋章、奖章共达52.6354万枚，授予12名官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荣誉称号。特级英雄黄继光，在听了一等功臣、苗族战斗英雄刘兴文的事迹报告后，就暗暗下了立功的决心，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用胸膛堵住敌地堡疯狂扫射的机枪眼英勇牺牲。战士胡修道在进入阵地前收到家中来信：“家中一切都好，就是缺少一张立功喜报”。这封信成为他杀敌立功的巨大力量，在战斗中表现特别突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一等功臣梅怀清，立志“要在战斗中当董存瑞”。后来，他舍身炸开了敌铁丝网，为部队打开了歼灭敌人的道路。一级英雄邱少云为保证潜伏部队不被敌人发觉，任凭烈火烧身，壮烈牺牲。战斗英雄们立功后，回北京参加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等活动，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获得了巨大的精神鼓励。他们再次回到朝鲜战场后，又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参加到对“联合国军”的作战任务当中，其中不少战斗英雄牺牲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一切为了整体，一切为了胜利志愿军官兵牢固树立一切为了胜利的整体观念，各军兵种紧密配合、协同一致，从思想上、组织指挥上和作战行动上形成一个坚强的统一整体。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以陆军为主体，服从总的作战意图，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陆军各兵种合成部队，又以步兵为主体，但同时步兵也必须有其他各军兵种的支援配合。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建立初期就把“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作为重要建设理念，在大机群作战中，把“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长机到哪里，僚机就跟到哪里”“攻击部队到哪里，掩护部队就到哪里”的要求，作为检查每个飞行员战术思想和战术动作的重要依据。各特种兵部队也反复强调密切协同步兵和其他兵种作战的思想。例如，炮兵部队向全体人员讲清，炮兵是以火力遂行战斗任务的，必须协同兄弟兵种，支援步兵、装甲兵完成作战任务，必须把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整体观念，积极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的观念，把兄弟兵种的胜利看做自己的胜利的观念，作为作战的行动准则。广大装甲兵指战员懂得在朝鲜战场的条件下，装甲兵与步兵是“任务一致，荣辱相联”的关系，配合步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工程兵部队官兵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树立千方百计为兄弟兵种服务的观念，密切协同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后勤部队，胜利完成了各种艰巨复杂而又繁重的战场工程保障任务。通信兵干部战士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作战胜利的整体观念，提出“全网一盘棋，全线一条心”的战斗口号，千方百计保证通信畅通和“部队打到哪里，就联络到哪里”，保证“人在机器在，人在线路通”。可以说，“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局部，保证全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精神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这一精神先进性再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人民志愿军运用在山脚挖坑道、沿公路和谷川地构筑火器掩体、交通壕，埋设反坦克地雷等多种手段，进行反坦克作战。忍受艰苦就是光荣，渡过困难就是胜利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初期，志愿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困难主要在物资供应方面。由于敌人掌握了制空权，不断破坏志愿军后方运输补给线，加上当时我们经验不足，后勤力量薄弱，就使困难显得更加严重，使志愿军经常面临断粮缺弹的情况。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志愿军各部队大力鼓舞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坚韧不拔精神忍受苦难、战胜困难。官兵们喊出了“忍受艰苦就是光荣，渡过困难就是胜利”“一人受苦，万人享福”“今天的艰苦，就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等口号。志愿军各级党组织特别强调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许多干部身先士卒地带头完成艰苦任务。许多党员把饭让给群众吃而自己宁愿饿肚子。在行军中，不少干部帮助战士背东西，有的竟因背负过重、疲劳过度而虚脱倒地。在党员干部这种英雄行动的激励下，志愿军官兵中逐渐形成了互相救助、推衣让食、吃苦在前的风气。在战斗中，许多伤员吃不上饭、转运不下去，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痛苦，安心等待。在战役的间隙，尽管他们已经十分疲劳，但因体谅到后勤力量不足，情愿参与远程背粮的工作。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许多部队休整4天就背粮4次，行程长达150公里。严重的后勤补给困难，不仅没有消磨掉志愿军官兵的战斗意志，反而使官兵们更加凝聚、更加坚强，使官兵们迸发出一种不可能被困难吓倒，也不可能被困难拖垮的精神力量。打一仗进一步，群众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朝鲜战场上的许多作战方法和经验，是普通战士在斗争实践中首先创造出来，再经过领导总结推广，而逐渐形成和成熟的。为此，志愿军各部队只要有可能，就最大限度地把战斗任务传达给官兵，使官兵们充分了解敌我态势和作战形势，发动他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战斗结束之后，还要进行民主评议，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最初只是简单的防空洞、防炮洞，在1951年夏季防御作战中，有的部队官兵创造性地将2个加深的、拐弯的防炮洞连在一起，成为马蹄形的小坑道。这种坑道工事在志愿军防御阵地上一出现，就引起了彭德怀司令员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1951年9月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及时推广，后来逐渐发展为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此外，在敌前沿潜伏，向敌人“挤阵地”，“冷枪”“冷炮”狙击运动等新的战术技术，也无一不是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无一不是贯彻群众路线、开展广泛军事民主的积极结果。志愿军这种依靠广大群众打胜仗的理念，与所谓“联合国军”那种寄希望于少数将领和军官而打胜仗的理念，有着巨大的差别。志愿军也在朝鲜战场上再次证明了，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面前，任何指望依靠几个精英而取得作战胜利的军队，都是渺小的、脆弱的。高度团结友爱，革命部队比家庭还要温暖在朝鲜战场上，对敌斗争越艰苦，志愿军内部就越团结。在危急时刻，不乏牺牲自己、掩护战友的战例。战士朱有光、王万成，在敌人已冲到兄弟部队附近时，毅然决然地拉响爆破筒冲入敌群，牺牲自己，保卫了兄弟部队的阵地。对战士们来讲，只要有一口凉水、一把炒面也想着身边的战友。在运动作战中，粮食供应困难，共产党员吴少柱打了一天仗没有吃饭，晚上他在烈士身上摸到一碗炒面，刚想吃，可又想到战友们都没吃饭，于是便爬到各掩体，把炒面一份份分给大家。上甘岭战役中，运输员刘明生冒着炮火向坑道运送弹药，在途中拾了一个苹果，自己不肯吃，进入坑道后他先给了连长，连长接过来给了步行机员，说他一天到晚联络喊话，嗓子哑了，干得嘴唇出血，应该他吃。步行机员想到最艰苦的是战士，战士想到最光荣的是伤员，伤员想到打胜仗全凭连长指挥。推来推去谁也没有吃，最后连长咬了一小口，才一人一口传下去，8个人轮了2次才吃完了这个苹果。伤员们在医院疗养中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许多护理员用自己的津贴买水果给伤员吃，把自己的衣服和棉被给伤员盖。志愿军部队中像这样互相照顾、互相关心的感人场景，在朝鲜战场上处处皆是。战火中形成的革命友谊，成为了将官兵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纽带，也成为了使志愿军各部队攥指成拳的巨大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官兵修建了敌机找不到的水下桥，保证了汽车部队顺利完成运输任务。当好国际主义战士，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志愿军部队的干部战士以高度的自觉性，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的要求。在朝鲜发生灾荒时，志愿军主动开展救灾工作。朝鲜广大城乡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之后，1951年夏天又赶上暴雨成灾，农业歉收，各地出现严重饥荒，有的地区50%至60%的人断粮，靠树皮、草根、野菜度日。为帮助朝鲜人民渡过灾荒，志愿军开展了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的救灾运动，提出“部队驻地不饿死一个人”的要求，许多部队不但做到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还把节余的伙食捐献出来。有的同志把自己不多的津贴费捐献给当地灾民，有的单位捐献衣服、日用品送给朝鲜的军烈属和老弱、孤儿。据不完全统计，在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共拿出救济粮1000余万斤，救济了近10万户灾民；捐衣33万余件，鞋11万余双，棉花13万余斤，日用品万余件；人民币（旧币）2.2亿余元。这对帮助朝鲜人民渡过灾荒，恢复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志愿军医疗人员共为朝鲜群众免费治疗64.1万余人。1952年，仅第20兵团直属医院住院治疗的朝鲜病人就有200多人，病人的医药、伙食全部由医院供给，工作人员还把自己伙食中的细粮和较好的副食品让给病人。朝鲜金华郡公安员吴炳洲腿部被敌机炸伤，流血过多，生命危险，志愿军某部司药员张祖成、护士刘志根给他输血250毫升。吴炳洲感激地说：“同志们用鲜血救活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血管里流着亲爱的中国同志的鲜血。”可以说，“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既是志愿军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志愿军区别于一切为了攫取私利而出国作战军队的最大差异。正因为每一名志愿军战士都明白这个道理，才使得朝鲜人民像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爱护他们，像支持自己的军队一样支持他们，形成了中朝人民紧密团结的磅礴力量。把荒山变成了“乐园”，生动展现官兵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志愿军以专职文艺工作者为骨干，发动广大官兵积极参与，将朝鲜战场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作为创作素材，掀起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官兵一起，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歌曲《志愿军战歌》《来一个歼敌大竞赛》、说唱《侦察英雄韩启发》《阵地之家》、小说《突破临津江》、剧本《创造》等，都给官兵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各级文工团（队）深入连队，在火线、坑道、高山、密林中进行演出、鼓动、慰问、祝捷。连队普遍建立起俱乐部、图书馆。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美好的“阵地之家”，在坑道里挂上领袖像，坑道口以不同颜色的石子砌成标语，贴上对联，自制了胡琴、锣鼓、幻灯、皮影戏，建立了“阵地电影院”“阵地娱乐休息棚”等，开展了说唱、歌咏、阅读、朗诵、舞蹈、戏剧和小型体育活动，把荒山变成了“乐园”，展现出一幅革命乐观主义的生动景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2个月后，也就是1953年9月，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在三年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彭德怀的这段话，展示出新中国的革命军人，对自己国家、民族、人民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也展示出一个觉醒了的中国必将并且已经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早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那些人、那些事，已经永驻中国人的心中，并且至今仍然在给当代中国人带来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新时代的中国人，正在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专业技术大校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各方面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被迫与美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进行的一场战争。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这场战争不但帮助朝鲜人民有效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效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而且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以及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变化，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强有力基础，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除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取得反法西斯侵略的胜利外，只有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挨打受欺历史，只有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到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无论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正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仍然认为中国软弱可欺。美国当局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警告，命令其侵略朝鲜的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对着新中国成立之初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着新中国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直接支援的情况下，全面权衡利弊得失，科学分析敌我优劣情况，经过艰难抉择，勇敢地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意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胆略和气魄，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这一举动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不但美国而且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耻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了不起的正气篇。正是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软弱可欺的形象，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大国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解放战争后期，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在大陆潜留了大批特务。他们聚集溃散的国民党军队，会同惯匪、反动会道门组织、地主恶霸等，组织反动土匪武装，企图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长期对抗，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并在以后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特务和土匪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黑暗将过，黎明即来”，气焰十分嚣张，到处散布谣言；破坏社会秩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事运输；组织策划各种暗杀活动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甚至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向人民民主政权发动猖狂进攻，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此外，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基层政权没有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也还不巩固；占全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总之，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都未走上正轨。鉴于此，中共中央在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的同时，即以最大的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并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作为与抗美援朝战争相联的中心工作之一，以便为支援战争，也为恢复国内建设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开始后，这三项工作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被并称为当时的三大运动。在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匪患比较严重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剿匪步伐明显加快，至1951年5月底，这两个地区土匪基本被剿灭。至1953年底，全国匪患基本肃清，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加大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力度。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镇压反革命提出了明确要求。经公安部统一部署后，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在全国展开，至1951年10月，反革命势力基本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和国内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原计划1950年只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共300余个县，约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首先展开。为配合抗美援朝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新解放区在1950年扩大了土地改革的范围，在许多条件基本成熟地区提前进行了土地改革。至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外，全国大陆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在此期间，1951年10月和平解放西藏，全国大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这些牢固巩固了新中国各级人民政权，稳定了地方秩序，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权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基础。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全部走上正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自1951年7月起，美国虽然被迫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无理要求。图为志愿军炮兵部队向敌方猛烈轰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社会一盘散沙，国家没有尊严，人民没有自尊和自信。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在战场上打败美国军队，国内开展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抗美援朝运动，振奋唤醒了中国人民，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是踊跃参军参战支前。全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为志愿军作战提供了充足兵力资源。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先后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达290余万人（次）。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和大批农民，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等，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各种勤务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服务。二是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和优待烈属、军属活动，推动工农业生产，解除志愿军和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后顾之忧，加速了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三是积极捐献飞机大炮。志愿军因为武器装备落后，作战中实际困难远远超出想象。然而，国家一穷二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恢复国内建设，财政负担很重，没有能力再从财政上拨款购买志愿军作战所需武器装备，改善作战条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一年时间，全国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人民，捐献了大量钱物。到了1952年夏季，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明显加强和改善，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中国人民真正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一盘散沙聚拢成了有力的拳头。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赢得了建设发展的长期和平环境战争本身要付出消耗，也必将对经济建设正常进行带来不利影响，但得到人民拥护的正义战争，也会激发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从而刺激和促进经济增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保证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刚刚确定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进行了调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虽倾全国之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但主要是将东北地区转为战时生产区，全国的其他地区仍是以平时生产为主。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国民经济，边打边稳边建。1951年2月，中共中央确定，仍按原计划在1952年底前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强大号召力与组织力，通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作生产能力。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了工作生产积极性，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1951年中国财政实际收支和经济生产，都“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要好的情况”，当年的实际财政收入为133.14亿元人民币，比预算增长了91.9%，比1950年的实际收入增加104.2%。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344亿元人民币，达810亿元人民币，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长24.6%。至1952年10月，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全部恢复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最高水平，并有了自己的制造工业，取得新中国经济建设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1953年，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边打边稳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更为重要的是，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使中国取得了进行和平建设的环境。彭德怀曾指出：“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正义的斗争，捍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人民，从而保障了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毛泽东讲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时指出：把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其实，还不仅如此，正是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才有了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工业项目，才有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7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协定上签字。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强弱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参战的前期，不但没有大规模的海军，而且也没有大规模的空军和坦克部队，虽有炮兵参战，但火炮质量很差，数量也极为有限。敌我武器装备的优劣悬殊，给志愿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美军飞机肆无忌惮，防空袭成了志愿军作战的第一要务，没有制空权使志愿军整个作战机器的运转受到极大限制，部队行动和物资运输只能在夜间或美军飞机不能出动时进行；志愿军没有坦克并严重缺乏反坦克武器，对在战场上横冲直撞的美军坦克不能打击其嚣张气焰；志愿军攻击火力太弱，对已包围的美军难以做到全歼，在美军突围后，志愿军的徒步追击又无法比得上美军的汽车轮子和机械化等。抗美援朝战争实践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充分看到，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难以打赢现代化的战争。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深有感触地表示，无论如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买飞机”，改善志愿军和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抗美援朝战争实践的刺激，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在这场战争期间就有了突破性改善。当时中国工业技术水平落后，自己不能生产飞机、坦克和大炮，就决心从同中国签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苏联购买。中国经济贫穷，国家无力购买，就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人民，节衣缩食，增加生产，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人民空军在这场战争中迅速成长发展起来，其航空兵部队从1950年8月的1个混成旅共4个团110余架飞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底，发展到28个师共70个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并且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形成了有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加强，装甲兵和工兵也有明显发展。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有的军，都没有队属炮兵团和坦克团，步兵轻武器是所谓“万国牌”的杂色武器，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乎所有的军都在编制内有了炮兵团，有的还有军属坦克团和师属炮兵团，个别的师还编有自行火炮团，步兵轻武器统一换装苏式武器。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迄今为止，人民军队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毛泽东指出：这场战争，我们“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作为建设的重点。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与发达国家军队相比距离大大拉近。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教训了美国霸权主义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跃成为资本主义最强国，到处称霸，不可一世。但在朝鲜战场上却吃了败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毛泽东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乔治·马歇尔说过：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家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彭德怀也说：这场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这对中国具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美国当局从朝鲜战争中充分认识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是有力量的。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现在仍被广为传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总之，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之战，是世界现代史上穷国弱国打败富国强国的典范之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不朽的光辉篇章。（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少将）图片由邱实选自南兆旭主编、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中卷）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宋代包括宋史和宋学，宋史的范围相对确定，宋学则认识不一，各说各话。宋学的概念并非发生于宋代。目前所知，元代开始出现“宋学”之说，到明嘉靖年间，有了较为明确的指向。唐枢的《宋学商求》被认为是最早论述“宋学”的专门著述。也就是说，宋人谈及本朝的思想学术文艺，从未使用过“宋学”的集合概念。所谓“宋学”，其实是宋以后的人对宋代思想学术文艺全部或部分的一种概称。况且各说不一，概称的意思，也只能各执一词，从来没有覆盖全部。宋学好立门户，大都出于后人的说法，宋儒其实很少自称傅斯年认为，用今语解古籍古事的情形由来已久，“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例如后来所谓汉学，实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学；后来所谓宋学，实在是明朝官学”。此说一般而言意思不错，只是南宋的王应麟、晁公武并没有自称宋学，所以自觉如傅斯年，还是习以为常地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并不感到违和。所谓“实在是”，意味着自己觉得天经地义，其实只是因为心中有一个自认为实在的“是”而已。即使作为方便名词，用不用“宋学”的集合概念来谈宋代的思想学术文艺，也是迥然不同的。而不同的人尽管都用“宋学”，各自所讲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或者认为，“宋学”原本是一个使用较为随意，因而其内涵也较为复杂的词。有时指的是一种学术方法，如《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两千年来经学发展之六变，最后将之归结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作为汉代训诂考证之学的对立面，宋学即义理之学。日本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将“宋学”一词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宋学仅指理学（或称道学），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周、程、张、朱之学，英语称之为“Neo-Confucianism”（新儒学），几乎就是朱子学的同义语，有时将陆、王也包含在其中。广义的宋学，则泛指宋代的一切学问，囊括了各家学说。后一用法与明代唐枢的《宋学商求》类似。邓广铭《略谈宋学》认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新儒家学派称为宋学，比较合适。认真考究起来，宋代新儒学之外的其他儒学以及儒学之外的其他学问如何安置，一切学问之内是否包括文艺，也有讨论的余地，据此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广狭宽窄的层次。无论宋代的一切学问，还是两宋的新儒家，范围虽有广狭之别，时间上都是将宋学限于宋代，与清代所说贯穿明清的宋学有别。邓广铭后来认为，理学只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是两宋以后的事。其弟子陈植锷以“宋学”一词概括两宋儒学思想流派的全部。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也发挥师说，以“宋学”指称宋代儒学整体，并细化为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洛学、关学、理学、事功学派等许多流派。清代的宋学，虽然意指理学，但绝不能与理学画等号，因为汉宋可以相争，而朝廷钦定、科举必考的理学是没有反对的余地的。如果程朱理学只是宋代新儒家的众多门派之一，则新儒家与理学也有广狭之分。不过，宋学好立门户，大都出于后人的说法，宋儒其实很少自称。近代有学人说：“汉学讲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讲训诂声韵者，有讲典礼制度者，有讲经籍义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有程朱学派，有陆王学派，有种种学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宋学的宗派，或与佛教有关，而佛教本来只有一宗，即正宗，但凡分派，就意味着有偏颇，不正宗。理学多少有些来路不明，之所以好编宗传，立道统，正是希望借此正名，可以成为正统，以免他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宋学多门派，正是由于各家标榜正统，反而无法一统。那些喜欢自封门派的，其实多少都有些妄。归结起来，宋学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讲法，一是类似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最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内容的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的讲法，而且是因为主张以汉还汉的汉学家不满于理学激发的反弹，宋学绝不可能取代已成王朝正统的理学。汉学攻宋学，意在争正统，而非反理学。唐枢的宋学，较为随意，涵盖虽广，但要说囊括宋代的一切学问，却又未必。今人认为其广，是因为用了分科的观念，觉得不仅限于儒学。实际上唐枢的“宋学”类似近代以来所说的“清学”，只是作为一种概称，并未达到宋代学问无所不包的程度。研究宋学为研究宋史的前提和必需至于清人的宋学，重在义理一面，今人解读为与汉学相对的方法。就此而论，所谓“宋学”其实是清学中的问题。而理学的重要，诚如陈寅恪所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近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也就是说，中国两千余年所谓封建社会的发展变迁，与新儒学的产生传衍相辅相成。唐以上的产生不论，宋以下的传衍一直持续到清亡，甚至民国以后，余绪依然不绝。前两种基本限于宋代，第三种则逸出宋代，甚至主要不在宋代。如清儒的宋学，与汉学相对，看似指汉儒与宋儒看待解读先圣儒经的不同取法，实则主要是清代汉宋之争兴起后将治经学的不同取径绝对化的结果。一般而言，治经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不可偏废。多数士子学人是汉宋今古兼采，不大区分此疆彼界，或者说分不清此疆彼界的。将宋学视为整个宋代的学问或新儒学，则宋学包括理学，而将宋学认作理学解读经书的办法，则宋学的外延小于理学。如果认为宋学不仅是理学，而是整个新儒学，则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并不限于宋代。陈寅恪《论韩愈》认为，韩愈已经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而以理学作为宋学的主体，重要性未必仅仅在于宋代新儒学的地位，而是因为新儒学一举解决了“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的大问题，从而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在佛教的冲击下取珠还椟，避名居实，又管了宋以后的数百年。无论全部宋学、新儒学还是理学，尽管范围超越宋代，主体部分还是与宋史相关联。陈寅恪、蒙文通等人主张治宋史当先明宋学，通宋学才能治宋史。也就是说，研究宋学为研究宋史的前提和必需。（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去风险论”的实质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机会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全球化浪潮，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国际分工体系也不断调整，这导致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面临重组。这种产业重组在局部地区产生了贫富差距扩大、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当西方政府缺乏有效的应对举措时，一些政客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通过扭曲或者违背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做法，频繁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以便赢得选票。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而“退群”“脱钩”和“去风险”就是欧美国家近年的常用动作。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逆全球化举措可谓肆无忌惮，突出表现是频繁“退群”和发动贸易战。一是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退出各种全球公约或组织。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特别是，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万国邮政同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公约或组织。二是悍然发动中美贸易战。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多种产品大幅提高关税，挑起了中美贸易战。然而，贸易战注定是一把“双刃剑”，美国发动的这场长达三年的贸易冲突不仅没有促进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税收，反而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近年来，中国已经在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最终消费需求中大概70%是居民的消费需求。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原来正在改变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出现了一些颠簸。特别是居民收入受到了伤害，也就负面影响了消费，家庭的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所以影响我们的经济复苏。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是一种流量，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家庭是通过就业得到收入，得到收入以后，要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做选择。在消费里面，再在不同的消费品和服务之间进行选择。这是我们最常规的微观经济分析。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家庭预算曲线呢？是因为在疫情期间这方面受到的冲击最大。这些年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有所受阻，相应地，支出也就随着收入起起伏伏，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定的超额储蓄。在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热衷于居民资产负债表分析，我觉得可能还用不到那么复杂的概念。第一，这些概念我们并不熟悉；第二，虽然长期行为中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来进行调整，会改变长期的理财行为，但现实中老百姓家庭预算曲线没那么复杂，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收入状况决定消费还是不消费而已。我觉得这样更直接一些。同时，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是一种流量，收入减少、消费减少、储蓄超额，均是流量，还没有到存量这个层次上，我们分析流量更直接、更短期，现在要解决的也确是短期现象。与此同时，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相应影响和引导实体经济，对应着现在遭遇困难的千千万万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过去三年，因就业问题导致收入减少，使得经济应该复苏的时候，遭遇到“磁滞效应”，简单说就是当冲击过去以后，在可以恢复原来的常规状态的时候，却回不到常规上去，会产生把冲击期间的状况变为常态的倾向。曾经有学者总结以往的经历，发现供给侧的原因和需求侧的原因都可能造成磁滞效应。我们绝大多数的收入来自就业，失业不能恢复就导致我们的收入受损，消费就难以完全恢复。所以，如果需要担心磁滞效应的话，可能最值得关注的是需求侧。过去三年里，受到疫情不定向地变化的影响，居民收入往往波动较大。而和收入相关的居民消费的波动更大，也就是有更大的弹性，这种弹性因为时间比较长，就影响到怎么消费，乃至要不要消费的这种决策。如果被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修复，不能尽快恢复就业，不能尽快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就有可能从短期行为转成长期行为。有些人担心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来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针对居民的消费去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要刺激居民的消费，也就是说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符合理论预期和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政策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的经济堵点和短板。同时，针对居民的消费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我们过去讲宏观刺激政策的时候，都讲刺激产生的效应不是一轮，因为人们拿到钱，就会去购买新的产品，那些被他们购买产品的部门，又会把钱发到工人手里，工人会再次购买新产品。乘数效应的大小决定刺激政策的效果。除此之外，着眼于居民消费，可以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措施的兼容，可以减少后遗症。我们过去讲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我觉得刺激消费的这种政策，如果运用适度，不需要消化期，至少症状要轻得多。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许多研究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农民工按照消费能力，就是说从收入来看，消费被抑制的幅度达到23%。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尚没有享受到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因此他们的消费有后顾之忧，要存钱，消费意愿就被压低了。反过来意味着，如果解除了这个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就可以提高接近30%，而且还不算收入增长的情况。此外，还要努力提高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在2022年至2035年期间，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是增长最快的十几年。这就意味着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将日趋增大，照料老年人的能力也产生比较大的缺口，也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事实上面临着一个依靠大规模支出去提高保障能力的机会。这个机会既是长期的制度建设，也可以起到短期经济刺激的效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邓小平一生都在为摆脱中华民族的落后而奋斗。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调研和把握，邓小平多次讲“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就能“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不能安于落后”。为摆脱落后，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高位置上。怎样发展生产力？他最突出的做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虽是他对农业如何发展提出来的，但对整个发展道路具有普遍性意义。一靠政策：实行对内改革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首先，实行对内改革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追求“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平均分配，产生了活力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举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使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使市场和计划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的政策，几十年下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内改革的政策是从农村搞起来的。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状态没有变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邓小平就认为“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提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提出要让生产队有自主权，要让农民“开动脑筋想办法”。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热情支持农村涌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号召“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发展农村经济，并一再强调稳定农村政策的重要性。后来，他对来访的外宾说：“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改革对全面改革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其次，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认为，不开放不行，任何国家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搞封闭政策”“不要关起门来”“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怎样实行对外开放？第一，实行逐级推进的开放。根据邓小平的决策和指导，中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四个层次的框架结构，滚动式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由沿海沿边沿江到内陆逐级推进。第二，对一切国家、一切地区全方位开放。邓小平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第三，多形式的开放。邓小平不仅重视扩大对外贸易、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而且重视利用外国智力、吸取国际经验和掌握发展信息。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既反对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倾向对改革开放的阻碍，也反对全盘西化、丢失自我的倾向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图为邓小平雕像。二靠科学：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他倡导改革开放及实施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为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搞上去，培养出各种人才，才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他认为科学技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在于生产资料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劳动者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植根于他对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观察、思考和总结。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江苏省从1977年到1982年6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特别是苏州市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江苏的路子是怎样走的？邓小平了解到“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获得巨大发展，第一是政策的作用，第二是科学技术的作用。邓小平总结道：“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深有感触地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既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总结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也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多地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突破及推动作用。邓小平尤其重视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他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认为高科技“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回顾历史，他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瞻望未来，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现在必须抓紧努力，“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并就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若干意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基层治理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那么，如何理解这句话？“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范式可以提供很好的指引。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中国的主题，但历经曲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大规模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征程，我国很快面临现代化的取向和道路问题。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式的现代化”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二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点。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可以从中国的国家结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两个维度理解。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基层是相对于上层、高层而言的结构用语，指由多层级构成的系统中的基础层级，标志着事物整体中的基础性方位。基层作为政治用语，与国家结构相关。世界主要有两种国家结构形式，即联邦制和单一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分三个部分：一是中央，二是由省、市、县（区）构成的地方，三是县（区）以下的基层。基层通常指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最接近人民群众的层级，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位，由此生成基层社会，其主体是人民群众。在当下中国，基层主要指以基层政权和城乡社区为轴心，由人民群众构成的部分。国家结构与国家规模相关。在当今世界，地域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联邦制，这样便于根据不同地方的特点，发挥多个政治主体的积极性。中国实行单一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是世界唯一的超大规模的单一制国家。超大规模是中国的基本特点之一。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其重要特点就是人口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国家治理来讲，人口规模愈大，治理难度愈大。中国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兼并战争，形成统一的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大规模也为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困难。为了实现统一的治理，国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政治体系，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层。从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看，基层距离中央最远，由此必然带来三大问题：一是行政层级多必然增大治理成本。“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赋税负担最终由基层民众承担。二是基层到达中央需经过多个层级，上下政治沟通困难。三是基层处于国家治理的薄弱地带，基层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秦始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时间不长，秦王朝受到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最终被推翻。后人为此总结：“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土崩”便是基层社会的崩溃，原因有三：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天下之安则在于“土固”。在长期历史基础上，新中国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单一制。这种单一制国家与传统国家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属于人民共和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政治体系中具有中心地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为从根本上防止历史上的基层社会崩溃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条件。但从国家结构形式看，基层社会在大规模单一制国家中仍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而且更具基础性，其原因在于基层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对于国家治理有更高期盼。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基层基础”一词。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青和居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层基础”是指基层与国家整体的关系，强调基层在国家整体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基层治理因此成为大规模单一制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没有基层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便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决定的。1979年，邓小平在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其中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传统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现代化是充满社会活力的进程，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产生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带来不稳定性。美国现代化研究学者亨廷顿提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乱”的重要命题。如何通过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现代化，并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秩序，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难题，需要通过国家治理加以解决。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秩序和活力的有机统一，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追求的目标，基层治理现代化则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基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位。从国家结构看，基层距离中央最远；从社会构成看，基层距离民众最近。人民群众是财富的创造者，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中国以革命的方式通向现代化。中国革命在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在革命中展现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推动力量。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社会主要矛盾派生的大量具体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基层。农村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活力，但现代化伴随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造成城乡发展十分不平衡。由于税费、征地、拆迁引起的农村社会矛盾增多，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切实有效保护，只能通过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加以表达。大量社会矛盾产生于基层，也主要在基层解决。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可以说，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这就需要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使其在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没有基层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便缺乏坚固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政治话语伴随着它的主人走向了世界，主宰了人类的政治议程和政治活动，国际政治舞台第一次迎来了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时代。所谓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意指西方依仗话语的优势地位，垄断了政治议题的设置权和政治议程的主导权，垄断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政治范畴的定义权，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政党模式和政治体制是非优劣的评判权，垄断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权、国际政治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国际政治争议的裁量权。话语与话语权是两个概念，各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话语的生命力源于话语的真理性，服从真理至上、内容为王的逻辑。国际话语权则涉及三大要素：国力、内容、价值，服从三大原则：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大要素不是等价的，三大原则也不是对称的，有主次、有轻重。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统一是理想，二律背反是常态实力原则，关乎着话语的权力、主人，关乎说的是不是有人听，表现为“以力服人”的话语逻辑。在国际政治舞台，谁设置国际议题、谁定义国际标准、谁制定国际规则、谁左右国际舆论、谁裁判争议是非、谁占据道德高地、谁塑造话语生态、谁分享国际利益，这种话语权的争夺，直观地体现在思想、内容的交流和交锋上，最终决定于国力的强弱、力量的大小。所谓实力原则，通俗解释就是，一个国家有了实力，你的原则才会被人尊重，你的利益才能得到捍卫，你的话语才会有人听。在美西方操控的国际体系中，那些处于话语边缘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参与全球治理的，在国际事务中也无所谓话语权。真理原则，关乎着话语的是非、对错，关乎说的是不是有道理，表现为“以理服人”的话语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构成话语的基础，话语权依托理论的支撑方得以立基。理论能否转化为话语权，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一是理论本身是否彻底。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二是理论是否具有对现实的强大解释力。话语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是话语中把握到的现实世界。缺乏干预现实的能力，理论只能游走于生活的边缘地带。三是理论是否提供了某种成熟的分析框架。今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话语体系，关键就在于它依然是我们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无法绕开的分析工具。道义原则，关乎话语的正义立场、意义世界，关乎说的是不是好，表现为“以德化人”的话语逻辑。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安全、全球治理、人类文明、全球意识形态等领域，道义主张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义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自古以来，中国形成了世界主义道义观的强大传统。在封建社会中，传统儒家在心性修为上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舍生取义”，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和合天下、和谐万邦。今天，中国主张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倡导正确义利观。古往今来，崇高的道义原则一以贯之。相反，有的西方国家强调本国优先、本国第一，奉行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肆意退群、废约、筑墙，置人类公义于不顾，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道义观，与中国的世界主义道义观相比，高下立见。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统一是理想，二律背反是常态。一个国家，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与话语的真理性相关，与话语的道义立场相关，也与话语的主人即国家实力、综合国力相关，但归根结底，硬实力决定话语权。从国际政治理论来说，现实主义者信仰实力，理想主义者崇尚道义；怀疑论者看到的是强权，世界主义者则看到了道义的作用。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有的西方大国掌握了绝对实力就不讲道理、不顾公义了，有些国家明明占据了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却被国际社会置若罔闻、视若空气。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公理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强权即公理”常常是国际政治现实。国际话语权的大小，更多取决于硬实力，而不是取决于真理和道义。在国际话语场，真理原则、道义原则往往屈从于实力原则在国际话语场，“谁在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真伪更关键。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是“谁更有资格、更有权力说话”，而不是“谁说的话更在理、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话语场，实力原则凌驾于真理原则和道义原则之上，真理原则、道义原则往往屈从于实力原则，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内容更引人关注。所谓“拿实力来说话”，“弱国无外交”，“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自古以来，谁拥有了压倒性的硬实力，谁就拥有了压倒性的话语权。比如，公元前416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到米洛斯岛镇压起义，雅典发言人告诉米洛斯人，他们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投降。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候，雅典人回答道：“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也译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也就是说，在雅典人看来，道义在现实主义世界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道义考虑在国际冲突中不起作用。道义主张常“被当作宣传语言，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战胜同盟国，其战争的结局似乎是“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协约国的阵营，战后理应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国人对此抱有强烈期待。但巴黎和会让国人大失所望，《新青年》等评论此战无正义。国际政治中，强权压倒正义似乎是通常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排斥道义选择，更不是暗示全世界放弃道义拿起利剑；它只是提醒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中道义是苍白无力的。20世纪中叶，国际话语的主导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掌握了全球最大的话语权，统治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领域重要议题的创设权、核心概念的定义权、话语是非的裁判权，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掌握了全球所有重大问题的真理权，更不代表美国的主张都是正义的。美国非常清楚，“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比如，美国很多论调主导了全球诸多议题的讨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长期主导了不同文明交往的国际话语权，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度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前途命运的话语权，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的“社会趋同论”严重干扰了世界各国对两条道路走向的判断，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大国关系的“铁律”，章家敦、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曾严重误导了世界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鲁道夫·拉梅尔的“民主和平论”主导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议程，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是霸权主义横行世界的吹鼓手，其他诸如“锐实力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也曾一度影响世界舆论，这些论断明明是居高临下、强词夺理，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却能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不乏信众。究其原因，皆因实力所致，有了实力就有了话语权。【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时隔7年，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是党中央对于“十四五”时期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主要矛盾的科学认知，是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着眼于国人未来食物安全保障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应对风云变化的国际形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贯彻大食物观，必须深入理解其中心要义，并在此基础上，全方位、立体式把握大食物观的科学内涵。大食物观的中心要义是高质量的食物安全保障这包括多个维度上的食物安全保障。一是供给数量上的安全保障，即要坚决贯彻执行“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饭碗”的战略安排，在此基础上，再充分调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我国的食物安全保障水平，减少国内农食系统的供给压力。二是供给能力上的安全保障，即要坚决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科技战略，地可闲不可废，不断用科技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确保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受制于国际市场。三是食物质量安全上的保障，即农食系统要确保能动态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需求多样、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生态环保不断升级的需求。全方位理解大食物观一是大食物观意味着多途径拓展食物来源。除去中国现有的19亿多亩耕地资源，中国还有近40亿亩的草地、40多亿亩的林地和125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与湖泊。在维持生态系统整体安全的条件下，科学地利用这些资源的食物供给潜力不但能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多样性，更丰富的蛋白质、纤维、微量元素等营养素，还有利于草地、林地、水体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二是大食物观强调“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这意味着，保障高质量的食物安全，不只是在供给端拓展更多的食物来源，还要在需求端强调以健康为导向的营养需求数量与质量，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的营养与健康需求为目标，而不是一味增加食物供给。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引导公众向更营养、更健康、更可持续的食物消费方式转型，一个超重与肥胖发生率居高不下的食物安全保障系统绝对不是高质量的；另一方面要能把需求端的变化及时准确地传导到供给端，真正体现需求导向型的供给侧改革。三是在供给链上，需要高度重视供给链的运行效率，高效的供给链既能够有效地减少链条上各环节“跑冒滴漏”式的损耗与浪费，把有限的产出尽可能多地转换成食物消费和营养需求，同时还能够通过科学的收储、加工、跨区域调配等，调节生产与需求两端在数量、结构、时空维度上的错位，丰富食品多样性，提升应对巨大风险、灾害的能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立体式把握大食物观全方位理解大食物观还要把农食供给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和其中的生产主体紧密联系起来。在与环境的关系上，一方面，大食物观离不开农食供给系统高度依赖的生态与自然环境，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利用。这就要在保障数量、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降低农食系统对生态与自然资源的压力，确保一代人不提前透支下一代人的资源环境与福祉。另一方面，农业系统自身也有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不断地增大对整个农食系统背后的生态与资源压力，同时，生态环境也会越来越直接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主体的关系上，大食物观离不开农食供给系统中的生产与供给主体，包括广大小散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各式各样的农食加工、储藏、批零企业等。多渠道保障这些群体的生计与福祉的持续增长是保障农食系统不断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在高质量保障食物安全的同时，促进农食体系中的中小散户市场主体不断增收，缩小与其他产业、高收入群体的差距。立体式把握大食物观还要注重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首先，打造高质量的食物安全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强化本地高质量食物安全保障体系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食物安全保障需要做到“全国一盘棋”。这就要求各地在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作物供给能力的基础上，立足区域内资源禀赋，紧扣各地农业与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下好食物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这盘棋。其次，要重视食物供给体系依据需求端食物需求不断升级的动态变化而变化，既不能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也不能激进冒进、急于求成，而是要及时准确“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好节奏与力度，久久为功”。（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必要条件，也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重要原因是两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系统诠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机理，对于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价值目标：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具有相通性原始公社解体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成了最基本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充满着各种罪恶、苦难和仇恨。面对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公和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社会上不断有人发出抗议和批判的声音，并且憧憬能代替这种不合理现实的美好未来。在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通过《理想国》阐发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中世纪，奥古斯丁用“上帝之城”宣扬他的理想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无产者迫切希望改造现存社会并建立理想的新社会，这就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理想蓝图确实包含了大量的天才思想，但也存在重大缺陷。面对时代提出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不倦的理论求索和实践体验，特别是通过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考察与总结，实现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进而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创立了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解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千古之谜。他们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即未来社会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阶级和国家消亡，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民族，在历史上产生过许许多多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对社会发展的未来状况作出过各式各样的具体而生动的描述。这些蓝图或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利益和诉求。最早，古代先贤们在《诗经》中展开了对大同社会的描述。《诗经》中有一首题为《硕鼠》的民歌，表达了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无比憎恨，同时流露出了对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理想社会——“乐土”的向往。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战乱的残酷现实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精心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其中儒家的大同思想最完美、最经典，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以后历代关于理想社会的发展轨迹。在中国古代，除了儒家描绘的大同社会外，文人士大夫面对无法改变的黑暗社会现实，常常创作、塑造与之对立的美好世界，以此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面对晋宋易代的战乱局面和农民逃亡的苦痛，写下了不朽的名作《桃花源记》。总之，中国的“大同思想”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渴望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建立平等幸福的理想王国的愿望。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共产主义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作为中国古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天下大同是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的世界。尽管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是，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都是对社会发展未来状况的设计和描绘，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比如，都主张天下为公、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消除地区之间的人为阻隔，达到天下一家。这些共性使得共产主义的主张传入中国后，很快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价值立场：人民立场与以民为本具有一致性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心史观占据统治地位，将社会历史看成诸如“绝对精神”“自我意识”“上帝创世”之类的精神发展史，看不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无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和解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两个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人民立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他们人民立场的最终确立。在人民立场的指引下，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成果的生成正本清源，解决了历史由谁创造、依靠谁推动以及最终走向等问题。在历史创造者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既是人类历史的“剧中人”，每时每刻都在参与历史，又是人类历史的“剧作者”，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历史。在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依靠绝大多数人。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拯救英国要靠他们。”在历史发展的最终走向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们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夏商之际还未摆脱神祇信奉，“殷人的统治是一种神权的统治”。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将民众、人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拔到了极高的历史地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那个时代的警世名言。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在统治者为政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比如，贾谊提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在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对中，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民水君舟。明末清初，“民本”思想趋于完善。王夫之和黄宗羲进一步强调了“民”的重要性，把“君”从主体地位转到了客体地位。这是对封建制度中以“以君为主”为底色的“民本”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可以发现，“民本”始终贯穿于古代的政治思想之中。“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对于维护王权、稳定政治局面、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华传统文化以“民”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尽管“民本”思想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精英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为维持他们的利益和统治地位而发展出来的，但是他们对民众的重视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或一致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被中国人民所认可。思维方式：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具有相似性思维方式表征的是人们理解与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机械唯物主义用孤立、片面、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其思维方式具有形而上学性。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虽然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但是由于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导致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倒立着的，是一种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作为思维方式具有一种内在的否定性，强调从暂时性方面看待问题，主张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中理解世界、把握万物。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辩证理解人的主观创造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关系、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实践与人类文明进步关系的方法论指导。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大量辩证思维方法，尽管其文本表述和逻辑呈现还不太规范与系统，但充满深邃的理性思辨和灵动的哲学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方法在《周易》《道德经》等经典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周易》讲“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其中蕴涵着“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与阴阳、刚柔相推相交的辩证思维。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常以“有”“无”等两两相对的范畴思考天道变易之理，表达对道的理解，阐释世间万物的变化、运动与联系。“有无相生”“福祸相依”等论断强调的是对立面的依存与统一，表明对立不是绝对的，对立面的依存是永恒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相反者相成。这种辩证思维方法积淀和熔铸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尽管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带有感性、直观等色彩，但其与唯物辩证法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这种契合关系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除了社会层面的原因，还有文化心理原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目标的相通性、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以及在辩证思维方面的相似性为他们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内在可能性。理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内在机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陈云同志是党内注重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领导人。陈云指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只有经过交换、比较、反复的调查研究过程，才能避免从片面的实际出发，做到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才能避免把阶段性的“是”当作过程性的“是”。陈云指出：交换，就是“找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交换意见”；比较，就是“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决定”。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向讲真话的人调查研究怎样调查研究？陈云提出的普遍性方法就是向敢于对你讲真话的人调查研究，以求掌握真实情况。他总结道：“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为了搞好后一种调查研究，他希望领导干部“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陈云每逢重大决策，不仅自己下去调查研究，而且常派自己熟悉的同志下去调查，也常找能讲真话的可靠人士上来面谈，在调查中特别重视反对的意见。这使他总能准确地真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从典型着眼调查研究需要调查研究的地方和事情很多，这就面临着一个选择。陈云非常推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为这里毛泽东不是泛泛地调查研究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不是泛泛地调查研究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是用“立足其特点和立足其发展”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陈云从这里得到启发，在面临诸多地方、诸多事情的调查研究时，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选择有典型意义的地点和事情进行调查研究。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提出“是从延安出发还是从上海出发，或者从伦敦出发”的问题。他分析后强调“我们要从土地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不从上海出发”。立足于延安调查研究，才出色地解决了边区的财经问题。在建立北满根据地期间，陈云在诸多事情面前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他掌握了那里雇农占农民60%的具体实际，将日伪时期形成的“开拓地”“满拓地”分给无地的雇农，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建立强大的北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1949年七八月间的上海调查、1951年3月的武汉调查、1955年1月和5月的青浦调查、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业调查、下半年的青浦小蒸调查与北京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调查，都是选择有典型意义的地点和有典型意义的事情进行的。1949年七八月选择到上海调查，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中心，在那里找到稳定经济的办法才能稳定全国，新中国才能站得住。在全国准备经济建设时选择到武汉调查，因为武汉是中国腹地的交通中心、流通中心，在那里调查研究城乡交流和市场情况、开展基本建设的途径、处理中央和地方在财经工作上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三次青浦调查和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业调查都与农业问题有关，其典型意义在于全国人民都有饭吃，其他一切事情就都好办。图片为陈云同志在延安。从细节入手调查研究陈云是登高望远的经济战略家，也是注重细节的经济管理家。正如他所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陈云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从细节入手。陈云的上海调查就是从细节入手，解决了上海工厂搬还是不搬的重大问题。上海解放不到两个月，缺煤少粮，工厂无原料，运输贵，开工难；财政上税收少开支大，十分困难。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向中央提出：上海厂校及人员搬迁、疏散到外地。陈云从工厂入手调查，了解到工厂有熟练工人，有厂房、动力及辅助工业，各种各样的工厂连在一起才形成一定的工业基础。他由此形成了“沙漠里头就不能有喜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的认识。于是，他提出：“搬了，这里工人失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1961年六七月间，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母猪是公养好还是私养好，也是从细节入手的，即从喂食、垫圈、保胎、接生、保护奶猪、夏天防暑和冬天保暖等进行调查，掌握了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等具体事实，得出了“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的结论。经济困难时期，陈云提出每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和半斤鱼以解决浮肿病问题，也是从细节入手调查研究解决财经问题的一个例子。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最终要落实到决定政策上。陈云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陈云深入阐释了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的关系。从先后、难易、本末看，调查研究在先，决定政策在后；“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从决定政策的效果看，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如果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那就只能制定出片面的错误的政策。从调查研究的时间与决定政策的时间量的比例看，陈云多次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高界限是“百分之九十九”；“不到百分之十”的最低界限是“百分之一”。从这个界限上，陈云曾经说：“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期间，经济系在教学和研究体系中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并重的学术风格对厉以宁的经济史学研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从陈岱孙、徐毓枏学习经济思想史，从赵迺抟、周炳琳、陈振汉学习经济史，因此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厉以宁在外国经济史学方面成果丰硕，陆续出版过《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编）、《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等经济史著作，卷帙浩繁，自成体系。外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鲜明特点厉以宁的外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几个最鲜明的特点：第一，他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紧密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注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身（即经济史）的理解，又注重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经济思想史的解读，即从思想史的脉络出发，对不同学者的经济史解释框架和理论观点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二维方法论”特色。第二，他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从比较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问题，比较经济史学方法可以说一以贯之，如在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研究中，他将罗马的专制主义与东方的专制主义进行比较，将拜占庭的封建制同中国以及西欧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再如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时候，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进行比较，从而获得丰富的结论。第三，他的经济史研究以制度调整为主线，注重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调整过程及其路径选择特征，尤其是以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比较为主线来解释历史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革过程以及绩效，这一方法论特征体现在他关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以及工业化史等几乎所有经济史研究中。第四，他的经济史研究的落脚点在于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在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外国经济史研究作为镜鉴，以便探索中国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最佳路径。图为经济学家厉以宁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划分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厉以宁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划分。刚性体制是指统治者的治理体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许有重大的改变，很难进行内部的制度调整，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弹性体制是指在不违背统治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容许制度的渐进改变，统治者以相对灵活和富于弹性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刚性体制同僵硬不变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模式相联系，弹性体制同灵活可变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模式相联系。厉以宁认为，西欧封建社会就是一种刚性体制，它以农奴制来限制人身自由，并利用等级制和身份制对社会流动（社会身份改变）进行严格的限制，使得垂直的社会流动不可能在体制内实现，这种刚性体制经不起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冲击。厉以宁还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演变过程中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过渡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过渡发生于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基本奠定了弹性体制的基础），其主要制度表现是人身依附制为标志的身份制不复存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不复存在、垂直社会流动不受限制，这一观点发人深省。能否具备一种由刚性体制逐步转换为弹性体制的内在机制，从而实现制度的适时调整，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绩效。厉以宁认为，以弹性体制和刚性体制以及制度调整作为基础性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对于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亦可以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他把这种“弹性—刚性体制”的分析范式也应用到关于“英国病”的研究中去，提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20世纪日益严重的“英国病”，看到英帝国衰落的悲惨境况，但同时也要看到20世纪英国在处理“帝国危机”过程中灵活的富于弹性的政治体制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如果它（英国）的政治结构不是像如今这样具有较大灵活性和可变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结构，那么患上了这样多种病症的英国社会也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情况了”。在《工业化与制度调整》一书中，厉以宁详尽分析了西欧各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调整，即在工业化中期之后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刚性体制转换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弹性体制——即从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市场和政府相互协调的更具弹性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以缓和社会矛盾并处理社会民生以及经济波动等问题。厉以宁所强调的这种体制上的灵活性和弹性，这种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不断过渡从而实现灵活有效及时的制度调整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极为有益的，这一弹性体制和制度调整的方法论几乎贯穿于厉以宁最后十几年的所有著述。[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详情请参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经济非均衡、市场主体和转型发展——厉以宁经济思想述评》一文]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是从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中国与世界相贯通的大历史观，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我们也要以这样的大历史观来把握这一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中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围绕“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思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大历史视角来提出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中国近代以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决定的。首先，“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便提到国人面前。但是，为什么曾经创造了“康乾盛世”历史辉煌的清政府会在那时一败再败，败在西方列强小小的远征军手里呢？穷根究底，耻辱发生在当年鸦片战争战败的道光皇帝手里，祸根早在“康乾盛世”那时就已经种下。从纵向看，“康乾盛世”这一历史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从横向看，这一历史时期正是欧美国家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大变动时期，而处于“盛世”的清政府却对此麻木不仁、不以为然，甚至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但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并没有因天朝大国的妄自尊大而止步不前。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以后沦为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列强入侵、瓜分中国；内因是封建统治者腐败、夜郎自大，错过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机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这两件事就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实现现代化也由此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其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怎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中国人为此进行了长期探索。回眸中华民族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懈奋斗的历史，大体上经历过五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洋务运动。这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高潮，以甲午海战失败而告终。第二次高潮，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实业计划”到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高潮。这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高潮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并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夭折。与此同时，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过诸如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现代化方案，大体上也是学西方的，这些实验和探索都失败了。第三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现代化高潮。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兴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主要是学苏联的工业化经验，出现了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著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次高潮，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遭受挫折。虽然经历了这样严重的曲折，但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努力克服来自内外的各种困难，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第五次高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次现代化高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标志就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经过短短30多年改革开放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经过新时代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踏上了“五位一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由此可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而且在经历了现代化学西方屡屡失败、学苏联也不完全成功、急于求成则欲速不达等挫折后，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只有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同时，强调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来定义“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从人类文明史的大历史观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会形成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在人类文明史上，“现代化”源于“工业文明”但又超越了“工业文明”，今天已经和“信息社会”“数字时代”紧密相连，已经成为一种人类普遍追求的文明形态。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后发现代化，毫无疑问，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我们从来不回避这一点。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持续推进的。纵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国今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方面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展，中国式现代化毫无疑问包含了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特色”但不否定“共同特征”，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其次，我们要认识到，尽管现代化是伴随着发生在西方的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人类文明成果，但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现代化在各种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必定会呈现出不同的实现途径和表现形式。且不说世界上公认的东亚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完全相同，就是在西方国家那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也不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既借鉴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又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具有悠久且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传统，而且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由此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实现途径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会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目的不是要亦步亦趋，完全照搬人家的现代化，更不是要搞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而是要为我之所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从来没有隐瞒过这一点。这是我们在为实现现代化而经历的历史探索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再次，我们还要认识到，现代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不断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中不断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一批摆脱了殖民统治枷锁的民族独立国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批发展中国家。当年，巴西、伊朗等国的“经济彗星”“经济神话”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但不久就步入了一个个“陷阱”走向衰退。再后来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崛起，在创造新的奇迹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说明现代化仍在实践中、探索中，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破解，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律。也就是说，作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还在探索中，要允许各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自己的探索和创造。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持续推进的，内在地包含了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梦想。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并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是两极分化而是以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的现代化，不是物质主义膨胀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是竭泽而渔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是对外扩张掠夺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上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大方向大目标，它总是通过各个发展阶段的现代化任务来实现并展现出来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今天，就是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和定位，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我们经历了从“新常态”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这样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有两点是要注意的：一点是，高质量发展是在综合分析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另一点是，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是密不可分地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完整地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怎么理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呢？首先，按照这一重大发展战略，新时代我国发展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他还用一句话对“高质量发展”做了概括，指出：“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其次，按照这一重大发展战略，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强调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开拓前进。”他还强调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再次，按照这一重大发展战略，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时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谓“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我们在新时代既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同时又以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一步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形成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需要指出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不要对外开放。只有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更好地应对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环境，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偏向，值得高度警惕。一是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够，缺乏必要的批判深度文化虚无主义对待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价值持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是文化自卑心理的集中反映。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部分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失望日益加重，文化自卑感越来越强。文化自卑必然导致西化乃至全盘西化，必然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它们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虚无”之时，必然认同并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的发展道路和西方的核心价值理念。目前这股文化虚无主义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主要表现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的价值，否定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改革开放历史，最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涣散了人心，客观上迎合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要树立全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除了正面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之外，必须坚决批判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除了正面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之外，必须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目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缺乏深度和力度；对其以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名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本质，分析批评不够深刻，流于泛泛而谈；对其新形态揭示和研究批判得不够。二是对文化复古主义缺乏应有的警惕，出现了过分肯定传统文化的偏向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是一种对待中华民族自身文化态度上的自满自足和妄自尊大，是文化自负心态的集中反映。这种偏向往往体现为食古不化、拒绝接受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名而复兴儒家文化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或儒学化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这种逐渐抬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同样怀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和价值观念。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更不是以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不是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文化不足以挽救中国危亡，更无法引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中国共产党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的在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提取其精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所用，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文化，更不是文化复古。中国传统文化有优秀的民主性精华，同样有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清理、阐释和取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究竟哪些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哪些是糟粕成分？目前学界的认识有很大分歧，社会各界的认识存在着模糊化倾向。这就要求中国学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厘清哪些是应该汲取的精华，哪些是必须剔除的糟粕；同时立足于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合乎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以促成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调查研究的一生。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1917年夏，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长沙、宁乡等五县，考察广大农村和城镇的生产生活情况，初步认识到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重要性。1918年夏初，他同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月，了解社会情况并写成通讯在报刊发表。当时，湖南一师附近有造币厂和电灯公司等，他经常深入工人、人力车夫、菜贩子等下层劳动者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青年时期形成的注重调查研究、重视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的习惯，在革命实践中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成为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论依据。建党初期，毛泽东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多次到矿区进行调查研究。1925年后，他开始领导农民运动，经常深入进行农村和农民状况调查，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1925年，他在韶山进行农村调查，深入了解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主佃关系。1927年初，他考察了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状况，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用事实批判了攻击农民运动的错误言论，指出了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阐明了建立农村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1927年11月，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代进行调查，形成了《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5月上旬，在永新的秋溪乡、西乡的塘边进行调查，形成了《永新调查》。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掌握了井冈山的实际情况，为领导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离开井冈山后，他又先后进行了寻乌、兴国、长冈、才溪等调查，为制定和完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些调查研究中，在1930年5月进行的寻乌调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寻乌调查规模最大、调查资料最详细、调查内容最丰富在毛泽东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寻乌调查规模最大、调查资料最详细、调查内容最丰富。一是调查规模最大，调研报告最长。毛泽东自己讲过，他“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调查之后不久，他在宁都的小布对调查资料作了分析整理，写出了《寻乌调查》报告，共八万余字，这是他所有调查报告中最长的一篇，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二是调查对象全面，具有典型性。直接参加调研的人员共11人，包括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商人、农民、小地主，有城区人，有乡下人，有年轻人，有上年纪的人，既考虑到调查对象的广泛代表性，又考虑到他们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情况；以寻乌城作为调查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三是调查时间较长，形式多样，思考深入。他亲自主持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口问笔录；除了开调查会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业群众的生活思想状况，获得了生动、丰富、真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这次是静下心来的仔细调查，调查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寻乌调查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调查研究之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是坚持正确理论指导，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寻乌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思想路线，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商业问题、富农问题不了解，抱着弄清问题、追求真理的态度，甘当小学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人口构成、行业结构等作系统周密的调查；与此同时，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从事物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认真检证，辨别真伪，力求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二是把一般性的普遍调查和典型性的集中调查有机结合起来。先是马上观花式地了解寻乌的政治区划情况，这部分内容在调查报告中只有400字；再深入一步下马观花式地了解寻乌的历史、地理、交通等概况，这部分内容在调研报告中有1300字；之后进行更加深入的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重点了解与土地革命密切相关的城市商业、土地关系、阶级关系、土地分配的具体情况。在典型性调查方面，他明确提出，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个别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也就是抓住寻乌进行典型剖析，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一个地方的分析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三是调查主题明确集中，事先做好调查研究的提纲，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寻乌调查始终围绕着当时实际工作的中心即土地革命斗争来进行，着重调查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乡村和城市的阶级关系，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土地分配的方法，以及城市问题、商业问题、富农问题等，力图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考；在调查寻乌的区划、交通情况时，也不限于一般性的客观描述，而是着眼于实践斗争主题来考察，分析了土地革命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拟定调查大纲，列出调查项目，在调查会上亲自记录，掌握调查进程，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弄清要分析解决的问题。四是注重在调查中提出和解决问题，致力于对调查内容进行理论提升。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致力于提出和发现问题，并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对策，认真研究了城市问题，为制定城市工作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提供基础，发现了富农与贫农的斗争是土地斗争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法等；《寻乌调查》报告的第五部分，用了九千字的篇幅来分析土地革命实践中的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调查之后，他在小布做了系统的资料整理，形成了理论性认识。五是树立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实践学习。怀着满腔热情，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调查中“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正做到了眼睛向下，不耻下问，抱着寻求真理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解决自己过去不熟悉的商业问题、富农问题等。这些调查研究的方法基本上都吸收到《反对本本主义》当中，作为调查的技术进行推广，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欲了解更多内容请参阅《苏区研究》2015年第3期《寻乌调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命题。在党中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之后，学术界围绕相关问题从不同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可视化网络图谱的形式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现状与趋势。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在CSSCI数据库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1998—2022年，文献类型为期刊，对其中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进行筛选与删除之后，共得到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3452篇。在文献统计分析中尽管包括许多热点词汇与主题，但结合关键词出现频次、中心性等参数对文献进行整体归纳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其本质特色、目标使命、国家治理功能和世界价值等方面展开。这些研究热点既与研究重点紧密相关，也反映出学者们的关注点逐步转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考察方面。如果说研究重点主要是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那么研究热点则是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色是社会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一说，归结起来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并围绕“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色展开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追寻的过程中形成的，落实在民族自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其发展不是一个随历史的自然时间推进就水到渠成的事情，只有坚持这“两个结合”并顽强认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不为历史曲折所动摇，坚韧地守护现代化的初心与使命，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现代化史才会凸显其历史基调，才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面目崭露给世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化”三个维度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中成功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生动结合。它在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逻辑的同时，又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僵化、单一、失衡、集权等弊病，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社会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前进方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坚实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新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续回答和继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使命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独特优势。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便矢志不渝地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目标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在此背景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使命。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使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仅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提供了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奔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使命。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衔接，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接续奋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加人民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拓展到国家治理层面。实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的。“为应对现代化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挑战，要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使劳动成果、知识经验、管理要素和资本技术的作用得到彰显，创造更丰富的社会财富，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表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诉求和实际问题。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国家治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基点，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本认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进程中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维护社会稳定，因此现代化过程举步维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依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便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评价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制度遵循、价值目标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对维系社会稳定、法治平安、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化进程平稳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和平稳定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不断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同时也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同样也为世界人民造福。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化”“中国方案”等关键词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范畴。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新创造、新模式，虽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但其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价值意蕴，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现代化陷阱。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始终坚守中国立场，在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西方现代化模式之外的新产品。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中国是第一个不通过战争手段而以和平发展方式发展起来的国家，这就彻底地破除了所谓的“西方神话”，使得“人类未来的世界秩序因中国的崛起而富有中国色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架构下现代化的发展局限，形成了异于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价值导向，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限制和对人存在的桎梏，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一带一路”建设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致力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创新了现代化话语，也创新了文明话语，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