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民焚烧美国国旗近日，伊朗总统访华，引起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此访两国加强合作的强信号首先体现于“一项长期计划”，早在2021年3月，中伊双方就签订了一个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包含了经济政治军事等几乎所有国家层面能够触及的层面。伊朗总统访华，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按照美国资深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的看法，一旦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形成“铁三角”，那么美国的全球霸权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今由于俄乌战争，俄罗斯方面已经多次表达过要跟中国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中俄合作无上限的想法了；伊朗也在俄乌战争中为俄方供应了大量的无人机；布热津斯基的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这一系列事件所预示的，究竟是美国霸权的终结，还是新冷战的开始？时间自会给出答案。更深层的问题是：中、伊两国为什么容易走到一起？除了现实的国际政治格局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恐怕，这一切的根源，都要从历史中去寻找。从历史看，中伊两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古国，且都曾遭到灭国和复国，在近代也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灭亡，从此伊朗人逐步改信伊斯兰教中国的历史，国人都很熟悉，伊朗的历史，却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伊朗，一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中东动荡地带的心脏，世界目光的聚焦之所。它是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区域，至今仍在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最高领袖的权力与地位远胜于国家总统。伊朗的信仰也是独特的，伊斯兰国家大多都是逊尼派，伊朗却是为数不多的什叶派中最主要的国家。伊朗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从中亚通往南欧和北非的陆路交通都要经过这里。伊朗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几千年来，埃兰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突厥文明、蒙古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一个接一个的王朝在这里建立又灭亡，其影响远播欧洲与东亚，人类主要文明的精华与碰撞的结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伊朗高原，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因此可以说，伊朗的兴衰荣辱与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都会有所牵连，这一点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尤为明显，即使在当代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因此世界各个大国纷纷在这里布局、博弈。

人其实很矮小，都是被书垫高的文：王人博

然而，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他自己，其次才是群体的一员，独立个人比较容易主宰自己行为，他的基本特征就是独立思考。而群体缺乏这种能力，特征就是不思考，容易被人带节奏，甚至无意识的去作恶。

徐志摩曾远赴英伦，欲拜罗素为师，“罗素是现代最莹澈的一块理智结晶。”罗素是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因哲学写作获得1950年诺贝尔奖。同时广泛涉猎数学、逻辑学、教育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家”。说起罗素的哲学著作，《西方的智慧》不能不提：◎一部献给中国人读的西方智慧经典“通俗、风趣、人人可读”，是这部作品给人的最直观感受。在罗素笔下，每一流派、每个思想家的思想全然没有佶屈聱牙的生涩之感。罗素用了很多生动实例来呈现当时的哲思论辩，读起来风趣十足。罗素还辅以大量表明哲学思想的图片，理解起来也更加直观。相较于其他哲学读物，本书更像是一本哲学随笔，堪称“一本专为中国人写的《西方的智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智慧》出版的时候，罗素特意写上一句话，这是“一部献给毛泽东的著作”。这一点也得到毛的回应，他曾在1965年在杭州说过：“……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这正是罗素的良苦用心之所在。现在看来，罗素的眼光是非常独到的。我们对西方智慧了解得太少了，更重要的是，对其他文明缺乏认真对待和系统研究的心态。一种“大跃进”式的国民心态往往占据上风——总想一飞冲天，跨过西方人科学哲学的文化土壤和智慧，而直接实现弯道超车，全然不管其中有多少白日梦般的荒唐逻辑。▲《西方的智慧》珍藏版内页展示◎

▲秦晖和金雁当下中国，最令人瞩目的学术伉俪，非秦晖和金雁莫属。他们任教于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对中国转型问题、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已让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界。他们在最清贫的环境里，打通历史与现实，抓住了中国最核心的问题。◎

孟德斯鸠出生于1689年1月18日，逝世于1755年2月10日。终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当属《论法的精神》。他对人性恶的认识无比深刻，要遏制这样的恶，尤其是掌握权力者的恶，不能只靠人的自觉，必须有一套可靠可行的制度。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的现代分权结构，且相互制衡。这一卓越洞见赋予本书在法律和政治思想领域中“里程碑式”的地位。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印了22版。本书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帝制时代，皇帝的话就是圣旨，不可忤逆。凡人面前，他就是一尊不可冒犯的神。可是，其生理机能又确实是个凡人。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明明是人，偏要装神，太拧巴了。要命的是，不是每位皇帝能力都能匹配他的位置。若是一个志向很大、才能略逊的人，坐上那个位置，往往造成事事与愿望相违。这可实在是苦了自己，更苦了天下人。清朝咸丰帝就是这种越努力、越不幸的典型：只要后来被证明有效的举措，如建立湘军、总理衙门，都不符合他的理念；只要他尽心尽力制定的政策，如镇压太平天国、对抗英法联军，却全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帝做到这份上，就不是他个人的大不幸，而是整个国家陷入危难之中。茅海建的《苦命天子》，说的就是咸丰帝。茅海建给咸丰作传，绝非出于景仰。因为咸丰资质平庸，偏又刚愎自用。就如茅海建讲到咸丰当政十年间，多次出现转圜余地机会，咸丰却每每反其道而行之。茅海建看似为咸丰立传，实则通过“苦命天子”一生的踌躇满志、内忧外患、左支右绌、无力回天，“自绝于世”为线，生动勾勒了清王朝运作及太平天国、天地会等燎原“内忧”，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慈禧发动祺祥政变、掌权中国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专业级学者•通俗历史读物的扛鼎之作，本书重点不是看热闹，而是热闹背后的思考：透过咸丰“手和脚都已经进入新时代、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了旧时代”，天朝帝制与世界格局格格不入……告诉读者近代中国为何落后、如何落后。当追随本书视角延伸到古今中外，感受到“个人•国家•时代”种种复杂关系，也就看到了这个民族一切不合理的苦难根源。作为茅海建唯一通俗力作，本书比史书有趣、比历史小说深刻。正史夹杂野史，又严循史家操守。雅俗共赏，既有品味又好看……·

阅读刀尔登是在抵御时代的荼毒文：李雨潇

越是经济陷入危机越需要回归的四个常识文、编：先知书店新年伊始，很多人以为终于可以回归正常的经济生活了，然而却痛苦地发现：很多公司倒闭了，很多商铺关门了，很多人刚返岗就被裁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收入缩水不算，物价还居高不下......越是经济陷入危机，越需要回归商业文明的常识。商业是什么？·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开始的时候天天学毛主席语录，以后上了一点文化课，程度也不高。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而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我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一个叫申英力的朋友被抽来，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作者：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当我理解了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我觉得才真正理解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张维迎《中国企业家》：有人认为企业家有好有坏，你在书里把企业家放到了一个很极致的地位进行鼓励。那些损害了股东利益、用户利益的人该怎么定义呢？或者说企业家精神本身有好坏之分吗？张维迎：我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企业家这个群体，是对他们在整个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一个人格化的表述。哪一类人都有好有坏，好人也还有缺陷。我不是分析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分析这个角色。另一个角度，为什么企业家里会有人坑蒙拐骗、损害消费者利益？你会发现，环境越不确定、局面越不可控，他越容易产生短期套利的行为。实际上法治是有利于市场稳定的，法治昌明，大家就会特别注重声誉，就不会有坑蒙拐骗。所以当这个现象普遍发生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归结说是企业家的问题，如果企业家没有信心，就会有各种短期行为。《中国企业家》：所以好和坏、成和败的二分法是不适合理解企业家的？张维迎：好多企业家都有失败，失败之后仍然能够坚持努力去做成。亨利·福特失败了两次，第三次才做起来，而且还经常被人告上法庭。这个社会当中有这样一种力量，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企业家》：主流经济学里其实没有企业家地位。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是有意无意地忽略，还是与市场、价格、资源禀赋这些要素比起来，它不成其为一个变量？张维迎：人类的体制文化一直在塑造一种保守的形象，包括“创新”这个词本来含义也是负面的。保守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另外就是人的妒忌心，比如仇富心理；再有就是过往理论对人思维的影响。当你接受正规训练以后，可能看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对明显的事实也熟视无睹。对我自己而言，这也是一个超越和突破吧。这几年我才觉得真正理解了企业家，原来还是尽量想怎么把它放到经济学的框架里，但是比较困难，因为经济学家在构造理论的时候，就没有企业家的位置。《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你一直在为企业家这个群体鼓与呼？张维迎：其实我倒也不是为他们鼓与呼，就是想找到社会进步的这股力量。人类历史那么漫长，为什么只有这20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靠的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弟兄几个谁先出家门？一定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不甘于平庸的这批人。但是我们正规的理论里面就没有这部分，管理学、组织行为学，框框里边每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我们的学科基本上都在研究遗传，而不是变异，因为变异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而遗传比较好理解，大家所有的成就都集中在能够解释的方面。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理解，不光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如此。我们的经济学就是从外边来的，这种经济学只注重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家精神这个难以量化的东西，即使认识到其价值，始终摆脱不了固有的理论误区。这对于我们潜在经济发展来说，就是一个阵痛性的改变。《中国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村里要是出现一个万元户，大家的眼神都很崇拜。而现在或许有的年轻人一旦上班不爽，就讲老板该挂路灯，你怎么看这种心态的变化？张维迎：做企业的人，你只有给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带来工作，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聪明人伺候笨蛋的体制。企业家的污名化，与大众根深蒂固的观念、妒忌心有关。我们把人分三种，爱钱的、爱名的、爱权的，事实上，多一点爱钱的人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为他只有伺候好别人才能赚到钱，干不好市场就会让他破产的。货币的投票是连续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投票，“金钱永不眠”。从任何一方面来讲，市场、企业家、人类的进步，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影响。《中国企业家》：你的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谈到了软知识对企业家价值的影响。很多行业都存在软知识，在企业家领域的软知识和其他领域的软知识有什么不一样？张维迎：创造力本身好多是靠软知识。科学家要自圆其说符合逻辑，艺术家要表现得与众不同，企业家要猜人家怎么才会高兴、创造的东西别人会接受，所以对人性的理解、对未来的判断，敏感性就要特别地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消费者的口味随时在换，这对企业家的挑战就特别地大。这种直觉、想象力，有时候甚至就是莫名其妙的。而且这部分软知识是不能传承硬化的，一旦能够硬化、复制，那就不是企业家的事了。《中国企业家》：所以商学院是教不出企业家的？张维迎：它可以帮助你增加一些知识。软知识包括联想的能力、组合的能力，你得有要素才能组合。依赖于学院的知识，那属于管理问题，95%是可以让别人干的事。但你懂了再让别人干，和你不懂让别人干，还是不一样的。比如你知道员工可能有猫腻，那他就不敢对你撒谎。这些微妙的东西，很难讲，因为我们太多被灌输的是科学化的知识。包括我自己也是几十年才走出来，因为你崇拜原来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什么都按照它去理解世界，你很容易陷入理论盲区。面对变动不居的经济环境，以经济学思维看待市场经济就极为关键。张维迎老师以充满智慧的洞见为读者打开企业家精神这扇大门，带领读者重新审视这一对经济起着举足轻重意义的阶层，从而洞悉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因思想的超前性和持久的影响力，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有些不断地被修订、再版，同时因种种原因，有些也常常断货，甚至绝版。他的著作是用经济学视野，重新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二选择，也是赠送给企业家和每一个关心财富与我们未来命运者的绝佳礼品。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张维迎的最新力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扭转错误认知，以经济学思维看懂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新作，集40年相关思考之大成张维迎老师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这本书则是他40年聚焦“企业家精神”的大成之作。书中，不仅包括“企业家如何决策、什么样的制度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等核心命题，更包含“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企业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不是好员工、企业家不能听命于投资人”等洞见。◎“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般读者”的必读书本书虽然命名为《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却不仅仅只适用企业家群体。张维迎老师曾说，他希望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一般读者都读一读这本书：学者同行们进一步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政府官员们少一些“致命的自负”；企业家们少些急功近利、多些高瞻远瞩；一般读者对企业家精神有一个新的认识，更加理性地评判很多经济政策。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张维迎作品集）。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须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内地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法律或规章，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你前后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而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律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以上选自周其仁教授《改革的逻辑》。周其仁老师对改革本质深入骨髓的洞察，源自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深度参与改革，研究改革的实践智慧。其洞察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必须，于当下和未来，更是应回归的常识。然而，从洞察改革的本质，到理解中国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逻辑与本质，仅有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周其仁作品集”，这个套装是目前周其仁最全作品集，涉及政体改革的逻辑、产权改革、城市化、土地改革等多个领域。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周其仁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这套书是周老师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回望了经济变得个的逻辑与进程，更能使得读者看懂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周其仁：他发现了“资本的秘密”，捅破了窗户纸理解当下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读周其仁？秦晖：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国？徐贲：他们为什么自杀？思想关乎国运：三位思想庙堂之外的先知《全球通史》：风靡全球70年的奠基之作，跳出狭隘史观的清醒剂罗翔：司法不应被舆论干预，但舆论却可以争取正义杨天石：最后的“女皇”，为何变成世界笑话？三部“无所顾忌”的中国史，哪套更好？张鸣：以史为鉴是句美丽的空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最值得收藏的40个经典名句数字时代，为什么要读纸质书被误解的佛教：佛的一生，一点儿也不「佛系」张鸣：我不相信野蛮会战胜文明罗素：这是“一部献给毛泽东的著作”（用心良苦）从“海棠叶”到“大公鸡”：被遗忘的金丹道事件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些个门槛迈不过去，或者迈错了，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我出生十几天，母亲抱着我到处求医，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维持不了，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又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那里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小小年纪便做了眼科手术。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病例，病例记载就如同一篇学术论文，有分析、有建议、有参考文献以及援引的案例。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个手术即便放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也许我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一待就是九年，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考研之前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1969年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一直到1978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广西教育厅工作，家中的藏书也很多，父母亲工作中的各种教科书我都拿来当课外书阅读。南宁新华书店里我是常客，可以几个小时站着看书，没带钱都可以先把书拿回去。另外在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插队的时候，陆续有人被招工招干离开，我从当年插队时最小知青之一变成了最老的。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就劝我办病退算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家在城里，也许真就办病退了，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又如果我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不是为了当什么知青标兵，个人在那个年月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老秦”是个好人。我干活卖力，生活上唯恐不“农民化”，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0.2的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四肢不太协调。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后来也很照顾我，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功。其实我虽然待的时间那么长，也能够讲壮语，但是与老乡们还是有些隔膜，并不是我有什么身份感或者清高之类的，可能是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太中规中矩。那时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中的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我就不会融入其中插科打诨。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我则往往兴味索然接不住话。好像我是在“表面”没有进入“本质”。我想老乡倒不认为我假，但是会感觉我不亲，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在生产队里，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我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当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

关于历史，有一个几乎无解的争议：历史，到底应该还原真相，还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此，朱光潜说“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是看重历史的现时性，看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过去只有能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带着今天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去“审视”历史。离开当下，历史只是一堆关于各种死亡的资料。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一直扮演着意识形态，甚至准宗教的角色。不过，一提到历史，大多数人更精通，甚至沉溺其中的，主要还是中国历史，许多人甚至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无法自拔。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冲击的近代以降，“从世界看中国”无疑更为重要，读世界史，无疑是开拓视野，跳出思维误区，提升历史智识的刚需。然而，关于世界史，也很容易陷入四大误区：·

思想关乎国运三位先贤祠外的先知文：蓝凰

罗翔是谁？全网爆红的“法律男神”？现象级出圈学者？颠覆法律“冷酷、教条、无趣”标签，把法律讲成“相声”，让上千万人学到上头的“法律界郭德纲”？这倒没错，罗翔的确把枯燥法律变成“津津有味”，即便法盲都忍不住天天刷他的课，“火到连我妈都看”。看看罗翔讲的案例：我强奸我自己算犯法吗？熊猫咬我，我能把熊猫打死吗？狗咬我，我把狗咬死了算正当防卫吗？再看看网友说的：“边笑边看，边看边笑，看完了还想看，根本停不下来。然后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看了几十分钟刑法课了……用满屏弹幕来说，叫做——上头了。”●

“三个世代”传灯人举学灯，穿长夜，自光明文：张冠生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品，品质保障：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剑桥大学始终恪守一个古老的传统：所有出版物的内容、品质，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反复讨论、苛刻检查，才能得以面世，这本书正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帝国衰亡的七个原因文：网摘

许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他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对中国文化的深情。

▲电影《琼斯先生》剧照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当科学无法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宗教又不再是所有人的默认信仰，我们该如何生活？思考这个问题，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开创性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是20世纪世界影响力占前TOP10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数以百万言，而他一生思考的缩影，就在《学术与政治》这本比较薄的书里。这本书，事实上由他一生中两次最重要的两次演讲扩展而来：《以学术为志业》，是说明韦伯对精神生活的思考；《以政治为志业》，他积虑一生的政治思考。比如，他说：●科学无法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但学术，或说知识、理性的思考，能使人头脑“清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政治人，如果命运安排把你的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你应该具备什么素质？首先应该具备激情，凡是不能让你投入热情去做的事，都不值得做，做了也做不好。充满激情地投入政治生活，要有责任感。有激情没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最终不是疯子就是暴徒。激情、责任感还要具备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可能朝反方向跑得更快。那样，激情和责任感都成了罪恶。……这两次演讲，发表在韦伯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之间，当时就有学者评论说，这是“长久酝酿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的演讲。这种力量带来的冲击与震撼，既发人深省，又让人惶恐。诚挚推荐：浓缩了马克斯·韦伯一生学术思想精华的著作《学术与政治》。韦伯一生学问浩如烟海。他不仅是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宗教史，甚至连研究中国学问做汉学的人，也不能回避韦伯的影响。而了解韦伯者，无一不深知《学术与政治》一书的重要性。韦伯将一生的经验和学识都浓缩其中，是理解韦伯思想的钥匙文本，直接地表达了他身为学者和政治家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以及源于托尔斯泰的沉思：生命还有“终极价值”吗？对此，韦伯做出了冷峻而又寄托深远的回应，在今日精神荒凉的现代世界，尤予人启迪。刘苏里老师：韦伯的两篇“以……为志业”，乃千古名篇，当备案头。本书曾一度断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读懂韦伯”六书）：▍延伸阅读“本书排名第一，当之无愧！”一个国家政治的缺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缺点历史学家马勇：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张宏杰：中国文化的惯性极其强大，远比其他国家的要强大“叛国而生”的李陵与“忠君而死”的岳飞，身不由己的个体悲剧张鸣：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中国才得以改变宋朝之后，再无宋朝沈志华“趁乱”拷贝的俄罗斯解密档案，解开了多少中苏之谜?只读“有用”的书，根本不是阅读齐邦媛：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王鼎钧｜这本书写好了8年不敢发表，因为“太恐怖了”《狂飙》：用轰轰烈烈的一生写就命运的史诗，只有热爱真实的人才能一窥究竟谢天佑：喜怒无常——古代朝堂的君臣相处之道《满江红》中的秦桧与岳飞，令人想起琦善和林则徐杨奎松：跳出“成王败寇”，今天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叶永烈｜蒋时代，台湾小学课本里的“伟人故事”钱满素：抽象地肯定人类权利却具体否定个人权利，颇有架空人类的意味

编者按：本文是张维迎老师与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次对谈。张维迎老师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不过，人们更熟悉的往往是他的思想理念、传奇经历、及具体作品，而很少能在“学理层面”外，窥见一个犀利风趣又平易近人的张维迎。事实上，这场对谈不仅还原了张老师作品中通俗、有趣、深刻等特点；更直白、更丰富地扩展了他关于“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等重要理念，更是认识“最真实的张维迎老师”一次难得的发现之旅。▌“如果我们无所不知，就不需要市场”人物周刊：你对金融危机和市场的观点，在官员中有多少认同？张维迎：我相信还是有的，我知道许多政府官员还是喜欢读我的东西，它们还在影响制定政策的这些人。当然，我跟他们讲话会讲得更清楚，因为政治决策更多是利益的平衡，所以我说你可以听听我说的，但你们怎么做，还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凯恩斯都讲过，好多人认为他们不受任何经济学家的影响，实际上他们所奉行的可能是某位死去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人物周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身份，而应该是个教育者。只有在社会扭曲的情况下，他才是进入这个体制参与改革的。你认可吗？张维迎：某种程度上认可。人物周刊：这里有个悖论：在强政府的状态下，经济学家是不是个人会更有作为呢？因为他可以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在强政府的情况下，它会使得经济学家觉得有作为，因为政府用他，可能直接想听他的意见；但也可能只是用他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你看经济学家都这么说，那我就这么做。但是，如果真正信任市场、深刻地理解经济学的话，在一些时候，应该有更多经济学家站出来捍卫市场，批评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像亚当·斯密，如果那个时代的政府没有过多干预经济的话，也成全不了亚当·斯密，也包括哈耶克这些人。因为经过欧洲1930年代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之后，政府越来越专权，这才使得经济学理论变得更为重要。▲亚当·斯密因为我们的无知才需要市场，如果我们无所不知，就不需要市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或组织，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了。人物周刊：经济学家这样处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出于无知？张维迎：对。一是因为我们无知，再就是政府的诱惑太大了，让人很难去抗拒。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话可以套过来。好多学者也难过政府这一关。人物周刊：是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有点士大夫情结，总是希望能被政府所用？张维迎：你的这个提法很对。确实，政府给你的诱惑太大——名、利、职位。我想套用这个比喻，英雄在战场上杀敌，经过了多少年的生死磨练，但一个美人就可以攻克他。学者也会这样。吸引力太大了，好多的经济学家可能就被政府的荣誉俘虏了。但是，我不能指责他们，在政府拥有这么大权力的情况下，有一些明白道理的经济学家参与，也许也能起好的作用。好比反正你要杀这个人，有一个稍微友善的人不让他死的时候太痛苦，这也不错，对吧。人物周刊：怎么定义自己的使命？张维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比重太大，政府干预过多，所以宣传市场的理念，让更多的人理解它，本身就在推动市场。我相信，既使是在现在的利益格局下，如果所有的决策者都接受我在这本书里的观点，那对社会挺有利。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能看得更长远的话，也许就会改变他的做法，因为他认识到：假如维护他的既得利益，从长远看对他的利益和名声并不好，他就会放弃。

永恒、永不褪色、万世不易是国家主义乌托邦的终极理想，它渴望把这枚刺青刺进每一个臣民的背上和心中。——《身体的媚术》这是一本很容易让人错过的奇书。初看书的第一眼，很容易把它看为有关后宫政治的书。然而，就本书的真正价值来说，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人类四大古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这说明灌溉农业对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黄河流域在四个大河流域中是条件最好的，因为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于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

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更精彩的是，斯科特通过深入分析反抗的日常形式，挖掘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更让读者理解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以及支配者和反抗者持续斗争的社会性根源。福山：我是詹姆斯•斯科特的忠实拥趸。

真理并不属于所有人而是仅仅属于寻找它的人编：先知书店永远不要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安·兰德哲学家喜欢她或憎恨她，而大多数人从不接受她的观点。文学界从不曾承认她，但她书的销量超过那些否认她的权威们。身为一个俄裔美国女作家，却有了哲学家的声誉，她的小说，被列为美国共和党人的必读书目。据说，她的作品的销量仅次于圣经。这个征服如此多头脑人物的女人对男人来说，他们最愿意与她相会的地方不是情人旅馆，而是客厅和会议室。他们和她在一起不是探讨珠宝、美酒和性，而是资本主义、尼采和示威游行。格林斯潘这样描述这个女人和他的关系：“经过与兰德长时间的讨论和多次论争到深夜，她使我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理的。”安·兰德当然知道她对这些男人意味着什么：她是他们的精神教母。▌她通过写作改变世界安·兰德，一位俄国移民，是资本主义信念的集中体现，成功女性创业精神的杰出代表。这位女性在21岁时登上艾丽斯岛，不会英语，袋中只有55美元，便梦想通过写作改变世界。她推进着世界对社会政治经济学思想内容的改变，对商业、政府和经济哲学都有巨大影响，她的名字与幻想家的普罗米修斯气质如此相似，她在大多数心理学杂志上被列为典型的“直觉-思维”个性的代表。安·兰德崇拜自我主义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使她成为主观主义哲学（理性的自私道德观）和意志自由主义政党（反政府主义政党）的代理人。对于她的形象和生活哲学观一个永久的贡品，是1982年在她纽约市的葬礼上，用鲜花挤出一个巨大的美元符号，来尊重她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崇拜。直到临死时，兰德还坚持认为"受启发的自私"是唯一值得追求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体系。她是第一流的创造天才，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家、哲学家和各种创业家，包括书中的大部分妇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影响来源于她不断致力于写作和报告，内容是她两本最畅销书，树立起“理想人物”和“理性个体”形象。她说：“别人的需求不能成为你个人生活的道德负担，更不是你存在的道德前提”，“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兰德的个人哲学观基础是：“人是一个英雄个体，以自我幸福为他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富有成果的业绩作为他最可贵的行动，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主宰。”这段话可能已深深印入书中所有十三位当代幻想家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效仿着这种哲学。这一理伦观同样集中体现在兰德生活中女性榜样凯瑟琳大帝身上，以及其他历史上的伟大女性如玛格丽特·米德、居里夫人、里切尔·卡森和特蕾沙嬷嬷身上。▌“原则”是她毕生思维中的重要部分安·兰德1905年2月2日出生于有着凯瑟琳大帝残存痕迹的俄国圣彼得堡市，她在她的榜佯凯瑟琳大帝影响下，充满艺术品味和反叛特性。她是自我奋斗的犹太商人弗兰兹的长女，她崇拜父亲；有一位她讨厌的唠叨罗嗦的家庭妇女母亲安娜，她给兰德取名“爱莉莎·罗森堡姆”。兰德是三个女孩中的长女。她是个早熟的孩子，在托洛茨基、列宁和斯大林在她的祖国进行革命时，她5岁便自己学着看书写字，虽然她的哲学观与那时代截然相反，她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是个内向的孩子，以书为寄托，10岁前便迷恋法国小说，维克多·雨果是她挚爱的作家。她9岁时便决心成为作家，以典型的普罗米修斯风格："我要写人们应该能够怎么做，而不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兰德最喜爱的小说是《悲惨世界》，她最喜欢的人物是塞勒斯，冒险小说中富有牺牲精神的法国主人公。兰德说，在那么小的年纪，她已将“原则”作为自己思维中的重要部分，开始以宏观的超越生活的方法思索问题。她说：“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个观点为什么？因此我不记得故事源自何处——它们是‘整个地’蜂拥而至的”。▲安·兰德语录：真理并不属于所有人，而是仅仅属于寻找它的人兰德描绘自己童年是个“英雄崇拜者”，她说：“我对于任何认为妇女的位置在家中，而年轻女士要成为淑女的主张都极其愤慨，我总是偏好……智能品格，而像这类妇女总引不起我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使9岁的安·兰德深受打击，因为圣彼得堡遭受袭击，全家几乎丧命。她12岁时俄国革命爆发，她父亲丧失了一切，他成为又一个劳动者，竭力维持全家生计，保护他们遭到敌视分子欺侮，这给兰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她少年时第一次听到洗脑式说教“你必须为祖国而活着”时，她认为这是她所曾听过的最让人憎恶的概念，因而她倾其一生来证明这是错的。后来她写道：“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她说在13岁时，维克多·雨果对她影响最大，因为他比所有人都站得高看得远，他的作品使她相信以文字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力量。兰德说："维克多·雨果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他从不设置任何无谓的价值，不在书中也不在生活中设置。"这便是安·兰德倾注于撰写立足于英雄成就的史诗场景故事的原因。在17岁时，她告诉深受震惊的大学哲学教授：“我的哲学观还不在哲学史之列，但它们会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他给她A，来赞赏她的大胆自信。在大学时，表兄读了尼采哲学，而当时兰德还没听说过，他给她一本尼采的书并预言："这个人的作品你应该看，因为他与你的主意很合拍"。▌放弃一切奔赴自由兰德所受教育是世界由法律和种族操纵，这注定要让人成为被利他主义和享乐主义支配的平庸的动物。兰德16岁进列宁格勒大学，1924年19岁毕业时获历史学学位，在她21岁赴芝加哥作两周访问前，做博物馆导游。然后她与家人永远道别，再也不打算回去。她说：“我那时把美国看作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有个人位置的国家。”兰德抵达纽约时不懂英语，也没带什么东西，只有通过母亲变卖手饰后买的一台打字机和一些衣服。有趣的是，这位富有创见性的俄国移民选择“安”取代她的名字“爱莉莎”，而根据打字活字逻辑从姓“雷明顿·兰德”中取出自己的姓。在到达芝加哥后几个月，兰德搬到好莱坞，以在电影业中谋到表演写剧本的职业。一天，她在片场遇见了一位年轻英俊的演员弗兰克·奥康纳，并在1929年与他结婚。与奥康纳的罗曼关系，一定程度上基于她即将到期的签证，她的婚姻摆平了移民官员，于1931年准许她成为美国公民。但她的婚姻并非只是出于利益选择，后来她说过，那是她理想中的男人。▲安·兰德与她的丈夫弗兰克·奥康纳（Frank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他用鞭子鞭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社会本身，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最豪情万丈的人，也最柔情似水，野夫就是这样。读他的文字不仅提神醒脑，更会常常被其深情所感动。

文明倒退，源于错误思想的流毒文、编：先知书店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类史就是一部思想史。思想，就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理念和发明。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比如文字、电动机械、电脑、手机，说到底也是思想（特别是科学技术思想）的产物。就连语言也是一种思想。因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思考方式，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亦标志着不同民族的社会和思想史特点。而且，大多数思想是在语言中形成的。今天的人类世界无不都是这些或显或暗的思想所造。比如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言论自由等等。没有这些理念，很难想象现在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文明倒退，源于错误思想的流毒思想如此重要，因而错误的思想，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会引发行动，塑造现实后果，并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思想不是头脑中的文字游戏，它是必将发生的现实。当个人、民族，国家被错误的思想指引时，糟糕的后果便不可避免。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源于错误思想的流毒。今天的我们应该明白，思想史是无数思想及其现实结果的合集，无视思想史，便等于无视现实。◎行为逻辑的混乱，来自思想的混乱中国人行为逻辑的混乱，无不是来自思想的混乱。而这些混乱的思想，既掺杂了很多继承自本土的东西，从概念到系统阐释又吸收了众多西方某些思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的遗毒。中国仍然处在晚清、五四以来从“技术”到“制度”到“文化”再到“观念”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正确的观念“自由”“科学”“法治”“民主”都是西方思想史的产物，不可不了解，而若要系统了解，只有通过西方思想史才能获得。从工业革命后直到今天，因为知识分工的细化，有能力纵观人类思想史全局，在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众多思想领域做深度思考的学者，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如果有，英国思想史家彼得·沃森便是其中佼佼者。▲彼得·沃森◎走出“三种狭隘”，缔造经典“思想史”上个世纪60年代，彼得·沃森从大学毕业之后，投入了新闻记者的工作，同时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观察家》等主流媒体写思想专栏——每当有学者提出新的想法时，他便去采访他们，把新思想写成新闻。近距离地观察、采访学术界，一方面让他对学术运作极其熟稔，另一方面也让他学术的研究、写作产生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当代学术研究，走向了三种狭隘：●一是学者的知识结构，普遍陷入过度的专业化，失去了抽身看整体的能力；●二是不关心现实，一心在故纸堆中做考证，研究成果对现实毫无意义；●三是学术式的写作语言，将大众拒斥于千里之外，只追求小圈子的认同。他高度自觉地要打破这三种狭隘。因为他认为，思想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现实，大众展示“思想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学术不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便是一种无意义的自娱自乐。他认为，无论是新闻还是学术，核心都是探索和发现。当他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后，多年的新闻训练积累的问题意识、写作意识，让他的思想史研究别具一格，多次产出让学术界为止一震的作品。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两部思想史：《思想史：从火到佛洛依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彼得·沃森《思想史》内页展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思想史读物这两部思想史著作，是跨学科、跨领域深度融合，包含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等一切人类知识谱系，是一套当之无愧的大百科全书式思想史读物。有人文彼得·沃森为什么写思想史，他说：历史不是单线程的演进，除了残酷的政治以外，还有艺术、哲学、宗教、科技、心理学等等一系列学科的交叉汇合。人们喜欢看一座座不相连的山峰，但对我来说，历史是山峰底下相连的山脉。彼得沃森希望用思想，把人类的各个学科打通，让读者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重新看待历史，理解人类如何走至今天。对于各路思想粉末登场的中国来说，他的两部思想史，更是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整体上，两部书构成了一幅宏大系统的画卷，但又具备细密的阅读快感，就像一条散落着金币的公路，每多前进一步都是智识的收获。

一部非凡的作品背后，往往有一个非凡的人。但这个牛人有点特别，特别到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人牛在何处。说点这个人的牛事吧。他在思想、政论、政治上分别PK康德、卢梭、拿破仑：·

20世纪初，美国结束了长达40年的“镀金时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经济最繁荣、拥有最多“美国梦”的年代。之后的故事也与今天类似——“镀金时代”的巨富们纷纷“退场”，知识分子的形象大面积“坍塌”。“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群体是如何‘退场’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福赛尔和哲学家安·兰德曾探讨过这个“可怕的话题”：一百年前的美国顶级富豪们，热衷于演讲、出书，同大众交流和传播经验，希望一生的成功之道不至于被历史埋没，能作为人生导师帮大众理解世界的秘密——尽管它们曾千金不换。一百年后，这一群体从媒体、榜单和公众视野中彻底的消失了——从纽约第五大道搬到长岛、新泽西和佛吉尼亚的小镇离群聚居，谈到财富时“谨慎、一言不发”，永远藏匿起来。只有认为“华尔街操纵世界”的阴谋论者偶尔提到他们。而还热衷于同大众对话的，多是刚暴发的新贵，和市面上所谓的“成功学”——一些穷人写给另一些穷人看的书。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这群人，为何选择“消失”？或者是怎么“被消失”的？福赛尔认为，他们最终接受了一个事实：自己是世界上的极少数，无论多么成功，都永远不会被世俗接纳。聪明人会选择沉默，却还有一些倔强到“愚蠢”的人，终其一生顽固地“拒绝退场”，一遍遍叙述着被人遗忘和围攻的思想——曾激发个体活力，让现代文明崛起的秘密，而他们也遭遇着“形象的坍塌”这些人中，哈耶克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他的老师米塞斯相比，哈耶克是幸运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自己的部分思想和预言成为现实；与很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的思想者相比，哈耶克是不幸的——他比谁都清楚，过去、未来的多数时代，自己的思想永远逆耳，注定孤独。▍哈耶克：现代文明最危险时刻的见证者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一生中遇到过最多的指责是：你们过时了。一百年前就被这样说，一直说到现在。百年指责的的背后，是被误读的历史真相：这一百年间，自由主义始终命运多舛，2020年代我们感受到的价值坍塌，其严重程度还远不如1920年代。●

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实际上，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这说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没有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的手里。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运抵台湾，无人照管，比如部分北京政府的外交档案之类，成立中研院近史所之后，就被近史所收藏起来，于是乎近史所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个档案馆。但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也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和美国那样的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大陆搞档案馆，是建国以后跟苏联人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各省市自己的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事，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其在大陆阶段的历史档案的部门，至少就不少于6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各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的历史档案，和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则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或者该部门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它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其他方面，比如近史所档案馆。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很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大概这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多人来参加。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阵式。而他们参加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和我在1995年那次看到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这一次学者们对这些单位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相反，很少讲客套话，喜欢放炮的众多台北学者，这回对上述单位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比较大陆的档案机关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的情况，不禁让人感慨系之。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是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的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台湾搞所谓“民主化”从某一个方面也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地位，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在议会中公开批评。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部门的形象、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哇，我当场差点晕倒！会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了国史馆，想享受一下咖啡待遇，结果连个咖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后来才听说咖啡待遇是党史会某位接待人员热情服务的见证。可惜我到党史会查档时，此公已经退休。当然，我还真的赶上过一次咖啡待遇，只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年轻的刘姓先生给屋子里所有查档者都送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却独独没有我的那份。也不知道他此举是冲着当时满屋子的日本学者呢，还是向那几位受聘为日本人服务的年轻女大学生献殷勤，或者干脆就是反感大陆人？反正由此我知道，倒咖啡的服务在今天大概是只剩下了个美好的记忆罢了。不过，无论有没有咖啡服务，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以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拉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忱与周到。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我们一些部门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我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第二，大陆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利用困难；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由它转批档案馆办理。这么一圈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时间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再查，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这种查档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去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档案收藏部门去要求查阅档案。也没有人会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你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每天每天地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经常会被告之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件人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者自己想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各个档案收藏机构，如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30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以后，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份，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已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荡然无存。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我在俄国看档案时，他们当时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即便如此，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我们的档案馆今天似乎还远未困难到这种程度。在台北看档案，情况和各国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一个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由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会有所理解。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沈志华教授指着他斥资买下的苏联档案他听说苏联解体后，一些绝密档案可以向世人开放，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搞历史的，档案就是我们的子弹。”沈志华这样说。于是，他出资140万，拉上几个人前往莫斯科，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苏共中央档案馆的绝密档案复印了一遍。就在他将这些宝贵的史料带回国后不久，俄罗斯就封存了这些档案，再也不向外人开放。可以说，沈志华如果再晚一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真实的历史。因为有这些档案的支撑，沈志华提出了许多关于中苏关系的新观点，也粉碎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谣言。但依然有很多人对那些谣言特别执着，认为沈志华是在胡说八道。比如他通过大量的档案击碎了一个著名的谣言：那就是“苏联逼债”。记得我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讲到中苏关系破裂的那一段历史，老师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当时苏联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把全中国的猪、苹果、鸡蛋运到苏联去抵债。”这是历史老师讲的，等到了我那些长辈的口里，就更添油加醋了：“苏联人特别过分，专门做了一个铁环，鸡蛋和苹果都要用这个铁环套一下，比铁环小的都不要，通通摔碎倒掉……”这样的“历史”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相信和流传，但这却是一个彻头彻底的谣言。沈志华专门研究中苏关系历史几十年，又掌握了大量的绝密档案，不止一次地揭穿类似的谣言，可以说，他就是这段历史的“谣言粉碎机”。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自己相信了半辈子的东西被这样打破，于是，谩骂、污蔑、举报、封杀、下架随之而来。大家在网上搜一下“沈志华”，就可以看到许多针对他个人作风、个人经历的负面文章，更给他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而真正针对学术问题对他进行批驳的，少之又少。沈志华说：“历史学关注真相，而非真理。不同于现在流行的一些研究，它不是要证明某个预先设定的终极答案。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去还原历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是去解读，为什么会发生。”“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档案在那里摆着，事实就是事实。历史研究，就是要不带任何偏见和政治目的，把真实的历史还原给大家。要不然，我们中国人老说“以史为鉴”，如果这面镜子本身就是假的，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沈志华与俄罗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沈志华以其勤奋、执着和对历史的挚爱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可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如果没有他的这些档案，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正是凭借这些第一手的稀有档案，和对历史的敏锐嗅觉，沈志华为自身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历时7年、3000多个日日夜夜对这些档案的编写，出版的档案选编，成就了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中苏关系，是被扭曲最多、也最难还原真相的一段历史。沈志华对苏联档案的“开创性研究”，其代表性作品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在网上几乎绝迹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从下面的介绍里，这套书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可见一斑。◎

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文：张维迎▍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反过来，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市场使人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自爱的（self-loved）。我不是说人一定是自私的，但人确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这样看，亚当·斯密也这样看。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事实上，正因为人是自我中心的，才能有同情心。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如果人不是首先爱自己，何以做到“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看到自己身边的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公里外非洲人的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大；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要大。为什么？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你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不吃荤，只吃素，因为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所以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并且，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为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比为不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多；拔己一毛而利天下的人比比皆是，但舍己一命而救他人的寥寥无几。这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都讲到了。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儒家伦理是有等级的，为什么从亲情孝悌扩展到宗族、国家层面？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爱自己的国家甚于爱其他国家？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儒家内部有人性善恶之争，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描述也大相径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市场的逻辑和宗教的逻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是自我中心的，但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尽管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有两种：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比如，老子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佛教主张通过了悟“空性”达到“无我”的境地，以“普度众生”来实现自己的幸福

社会肯定乱套文：叶克飞“人如何过上良好生活”，这是不同时代的人都会问出的同一问题。“现代经济学之父”

对于写小说，阿城并不痴迷，他调侃自己是“文学失足青年”。阿城认为文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掌握，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也从来没想靠小说扬名立万。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2005年时，这一天被定为一年一度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有人说，人类历史上仅有两次“最大规模的受难”。基督的受难、奥斯维辛的受难。如果说，前者依然有待考证，后者却确信无疑。提起奥斯维辛，绝大多数人脑海中，仅仅是座曾屠戮无数犹太人的死亡工厂、一段历史上最悲痛的记忆。但近两年，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民众对乌托邦的向往，世界政治“两极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有人说，历史上奥斯维辛的灾难，正在以“电子镣铐”的方式重现。因此，了解奥斯维辛的真相、原因，并对其反思，不仅必要，更直接关乎每个人的安全与幸福。它是一座“人类罪恶的墓碑”，集结了“乌托邦主义”、“种族主义”等让世界深陷苦难的政治思潮、“反市场”、“滥用科学理性”等具体表现，以及“强人政治”、“平庸之恶”等六大人类文明最邪恶的“撒旦”于一身。奥斯维辛之后人类的所有灾难，都是这“六个撒旦”重新组合，改头换面而已，今天，也不例外。反思奥斯维辛是永恒的，而当下，则更加地迫切。为此，我们诚荐一套还原、反思奥斯维辛的集大成之作“莱维作品集”：▲莱维作品内页展示·

世界是不确定的，为了适应这种不确定性，需要每个人能够随时随地利用自己的局部知识。这种局部知识的运用，要求产权主体拥有自决权——一种自主利用这种知识的权利。这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而指向自由的契约。

▲19世纪的英国下议院比权力更重要的，是对规则的尊重。晚清大臣郭嵩焘出使英国，最令他震撼的不是物质文明，反而是英国的议会政治；百年前孙中山提出“建国方略”，最先强调的不是民权口号，而是议会法则；胡适回忆在国外求学时最为受益的训练，不是现代学术，而是议会程序的体验。理解议会，就是从文明的出发点，理解现代政治和权力游戏的逻辑。现代国家的政治，正是将过去在黑箱中运作的权力，摆到了议会的台面上，在一套共同的规则下运行，走出

破除误解与割裂的三大条件要写出一部能够破除误解、弥合割裂的思想史著作，现代的史学观念与方法论、当代的问题意识、天才的作者，这三者缺一不可。◎

疫情管控放开以后，很多人以为终于可以回归正常的经济生活了，然而却痛苦地发现：很多公司倒闭了，很多商铺关门了，很多人在年底被裁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收入缩水还不算，物价却居高不下......现在，关心疫情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经济：

有书友感叹：“本书排名第一，当之无愧！”也是我们坚持向书友推荐的这部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之大成于一身的社科著作——《经济与社会》。韦伯是思想史上绕不开的里程碑，20世纪世界影响力占前Top10的思想家。很少有学者能像他一样在那么多领域做出那么大贡献，你去西方念书，政治学要念韦伯，社会学要念韦伯，人类学要念韦伯，研究经济问题也要读韦伯。研究法律要读韦伯，研究史学也离不开韦伯。所以雅思贝尔斯说：“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他的理论不仅深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世界，更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1997年，国际社会学评选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部社会学著作。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就高居第一。社会学不是单纯的阐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理论，而是把它们融合，置于一个独特的观念体系之中，使之为人理解。韦伯这部著作——《经济与社会》，就是引用各种文明、各个时代和各种社会的例子，来解释人的行为。从整体上来说，韦伯的著作，是挑战马克思的。在经济上，韦伯不像哈耶克，从核算方式上对马克思提出挑战，而是放在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长期存在的组织与权力的现象上。韦伯说，从人的观点来讲，官场里的竞争甚至比在资本主义社会集体组织的缝隙里残存的准个人主义竞争还要糟糕。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韦伯告诉你，恰恰相反，是制度、文化和宗教等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观念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清华社会学教授李强：“我在英国读西方政治哲学专业，我发现政治哲学尽管给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理念，但它不是一种分析工具。当我要分析中国社会的时候，当我要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找出中国社会长期不发展的原因，并思考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可行道路时，我希望有一种分析工具。这样，我开始对韦伯发生兴趣，并一发不可收拾。”力荐韦伯最重要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两卷全3册）。本书由阎克文老师翻译。阎克文老师是本书最好的译者，也是把韦伯研究得最透彻的学者。有人甚至说，阎克文老师就是为译韦伯而生。阎克文老师自己说，“我是给韦伯打工的”。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作《经济与社会》（还可在规格中一键收藏韦伯作品集，站在社会学奠基大师的高度，彻底洞悉社会演进的逻辑）：▍延伸阅读先知书店2023份拜年红包：祈福癸卯年，愿我们希望的有希望当一个人真正理解生活与社会，走向“思想的成年”，定是因为他读懂了“韦伯”一个韦伯，顶得上一打西方经典社会学家历史的烙印：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中国命运的六次抉择王德威：渡不过的《巨流河》王小波：但愿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丘吉尔：幽默源于智慧，粗鄙源自邪恶高尔泰：欲归无计，万里西风瀚海沙文明史上值得铭刻的七句话鲁迅：“好玩”的人，在于懂自嘲，知进退世界文学的“四大名著”：一部文明的阶梯，走完人生的四次蜕变春节：农耕文明的狂欢与梦想邓小平的10个春节：他是怎么改变中国国运的“隐世”奇人：他的书是在抵御愚蠢的荼毒《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读懂当代中国的珍贵史料

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中国命运的六次抉择文：也罢

fail!'引起她无限共鸣。但"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巨流河插画习作

但愿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文：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