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编辑部发起的新史学青年论坛，旨在为青年史学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各抒己见，碰撞思想，促进当代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本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第一届2016年南开大学；第二届2017年南京大学；第三届2019年福建师范大学；第四届2020年湖南师范大学；第五届2021年西北大学），在青年学者中产生了热烈反响。2023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史学月刊》编辑部拟共同主办“第六届新史学青年论坛”。我们热诚欢迎青年史学新锐踊跃参与。论坛以文会友，所有来稿将由专家委员会审阅遴选，学术创见是唯一取舍标准。对于其中的优秀论文，《史学月刊》将择优录用。一、征稿对象：45岁以下的史学研究者二、投稿须知：1.从事中国史、世界史各断代及专题研究的青年学者均可投稿，论文题目自拟，字数不限。注释采取页下注，按照《史学月刊》的注释格式处理。文末请注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或学习单位、职称、电子邮箱、电话等信息。2.投稿邮箱：sxykqnlt@henu.edu.cn3.截稿日期：2023年9月20日4.主办方将对论文进行审阅，10月中旬通过E-mail发出正式邀请函；入选名单同时在《史学月刊》编辑部主页公布，敬请关注。三、会议时间：2023年11月17—19日四、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曲柄睿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抄写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主要阐述黄老思想，唐兰考订后认为这便是见于著录而已失传的《黄帝四经》。唐兰以古佚书四篇为《黄帝四经》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关于帛书的成书时间，学界可谓聚讼纷纭，从战国中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末年、秦汉之际至西汉初年，都有学者提出证据支持。这四篇佚书虽然一同出土，但在主要内容与风格上都大有不同，很多学者认为四篇古佚书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即这四篇佚书是由战国早中期至战国中晚期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分别成书，由齐国稷下学者加以整理集结成书的。《黄帝四经》具有鲜明的兵学色彩，其关于兵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十六经》。《十六经》采用了“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形式，《五正》和《正乱》篇都对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场面进行了描述，此外《姓争》《雌雄节》《兵容》《本伐》《前道》《行守》《顺道》篇均有涉及战争方法的内容。为何讲述战争故事的《十六经》会成为黄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经》中兵学思想的渊源在哪里？这种兵学思想的产生是否有其时代背景？本文将通过对《十六经》的文本生成、现实渊源兵学理论、黄帝故事的探查，尽力求得《十六经》创作的背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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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田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作为统治家族祭祀先祖之所，国家宗庙的设置几乎贯穿古代中国。东汉以后，宗庙一般设立在首都。西汉时代，部分皇帝的宗庙还设于郡治与诸侯王都，即所谓“郡国庙”。根据传世文献，学界过去一般认为郡国庙兴起于西汉高祖时，行用至元、成之际。新的出土材料则显示，秦始皇曾在全国县、道广设“太上皇庙”，此即西汉郡国庙的渊源。宗庙祭祀是重要的国家典礼，素为学者所重。不见于后代的郡国庙，则是帝制时代宗庙制度中需要解释的特出存在。自清以来的学者凡论及此，多将郡国庙视作违背礼制的权宜之举。他们或以废除郡国庙的西汉末年礼制改革为讨论对象，细究庙数、庙制的变革及其历史背景；或将之置于家国关系的框架中，讨论宗庙在国家结构中的作用。这些讨论的前提，都是默认先秦与秦汉的宗庙在概念与制度上都具有连续性。秦代县道太上皇庙的发现，则打破了这种连续性，带来了重新认识郡国庙、乃至秦汉宗庙制度的契机。从东周至西汉末，国家宗庙的分布从宗邑到郡县，又从郡县集中于首都。空间变化的背后，是“宗庙”概念的几度变化以及新统治秩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设置在县道与郡国的宗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本文将以此为线索，重新梳理秦与西汉宗庙发展的历程，阐明其间宗庙概念的变化，并从此讨论宗庙制度与秦汉帝国形成之间的关系。一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很少有哪个概念像“革命”这样，给现代世界历史打上如此深刻的烙印。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也很少有哪个概念像“革命”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应该强调，对“革命”概念的探讨，早在德语学界的标志性成果《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历史辞典》问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英语和法语学界，都有学者讨论“革命”概念在现代政治语言中的诞生和发展，法国学者顾尔摩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比较注重考察“革命”一词含义的演变，不过论者并没有完全忽视相关的历史语境，如顾尔摩在分析17世纪末“革命”概念的转变时，很重视当时英法两国的政治态势和思想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这些研究与后来德语世界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并非那么畛域分明。在德语学界，罗森史托克和格里万克先后就这个课题发表了重要论著，尤其是格里万克的著作，相当详尽地叙述了“革命”概念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衍生和发展历程。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前后，在有关革命的政治文化研究热潮中，又有一些关注现代“革命”概念的研究问世。在国内学界，高毅教授受当时政治文化研究的影响，率先介绍了18世纪法国政治语言中“革命”概念的演化。近年来，国内学者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同仁，对概念史研究兴趣日增。本文拟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概述现代“革命”概念诞生及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介绍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笔者所见资料，就若干问题略抒己见。就笔者对现有研究的理解而言，各位学者在考察现代“革命”概念创生时的侧重点尽管有所不同，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他们之间并无大的分歧。所有人都注意到“革命”一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含义有所转变，而关键的转变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所有研究者都承认，现代“革命”概念的基本特征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真正定型的。他们在考察相关的转变时，援引不同时代的词典、重要作家的经典著作以及各时代的标志性文献，不仅对“革命”一词进行语义辨析，而且关注这个术语的单复数、它出现在特定表述中的时态、与它紧密相连的限定词的使用、“革命”一词的大小写、与“革命”相关的派生词和衍生概念等诸多现象，从而较好地勾勒出“革命”概念演进的历程。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少研究者注意到“革命”概念的时间性（temporality）问题，而这个话题尤其能体现“革命”概念与现代历史哲学和政治运动特有的关联性。本文拟结合新近西方学界的动向，就这一点作进一步的展开。一

（元和）四年十月，御史中丞李夷简奏：“准贞元十二年四月中丞王颜，元和元年三月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礼部侍郎官，每年举选限内，不奉朝参。又今年所造选格，不详敕文，复请明日朝参，臣合弹奏。”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与此同时，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颠覆精英文化，提倡文本化的历史研究，对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范式产生巨大冲击，新文化史随之兴起，并成为一股充满活力、景象万千的史学潮流。后现代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破”大于“立”，且重理论轻实践，而新文化史作为后现代的“天然盟友”更重视史学实践与建设，在多个研究领域开花结果，可谓后现代破坏到哪里，新文化史就建设到哪里。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王林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金鸡纳，又称“伯爵夫人的粉末”或“耶稣会树皮”，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大灌木或小乔木，分布在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奎宁是从金鸡纳树皮分离出的生物碱。在欧洲殖民帝国的操控下，金鸡纳的跨国引种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至今，金鸡纳深受国外学术界的青睐。金鸡纳树皮的分类、结构最先成为药理学家关注的焦点。在帝国史研究层面，学界探究了金鸡纳的贸易网络、种植园资本与帝国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交流，雷丁大学南亚史专家罗翰·罗伊认为“金鸡纳、奎宁和按蚊加深了帝国本身的政治结构和生物基础”。丹尼尔·海德里克持同样的观点，“科学的金鸡纳生产是一项卓越的帝国技术，使欧洲在19世纪向热带扩张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显然，控制奎宁生产成为欧美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环境史兴起后，一些学者考察金鸡纳移植造成的生态破坏，探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金鸡纳种植园与当地生态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疟疾、植物等非人类有机体与殖民扩张之间关系的理解。国内学界从物质传播史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学者采用全球史的视角。笔者试图将金鸡纳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下，分析这一具有“跨国性”特征的植物与欧洲向热带扩张之间的关联，进而考察它在国际公共卫生运动中的作用，评估金鸡纳移植引起的生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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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1949—1974年间美国的城市更新(UrbanRenewal)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资本三方合作扭转城市衰败、推动城市复兴的尝试，其基本路径是清理中心城市的衰败社区并在原址进行再开发。早期研究者大多为城市更新的参与者，从多个视角对其起因、现状与趋势加以审视，批评其未能使城市走出困境。马丁·安德森将城市更新概括为“联邦推土机”(FederalBulldozer)，并使这一形象深入人心。美国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的动向，史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种族、文化成为理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城市更新的研究也受到影响，新一代历史学家将其与种族、性别、族裔等因素相结合，并置于战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加以理解。在各种观点的交锋中，对城市更新复杂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不过学术界基本的否定态度并未改变；尤为重要的是，两轮研究热潮塑造了理解城市更新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即私有资本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事实上的共谋关系，致使城市更新沦为资本获利的手段，而城市衰败并未得到纾解，弱势群体的需求也未能满足。随着群议式规划等新理念的兴起以及对街头文化和社区生活的重新认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在理论层面也难以自持。近年来，美国城市复兴促使学术界重新反思战后城市政策，城市更新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再度受到关注；史学自身的发展推动了跨学科交叉研究，城市更新研究逐渐超越城市史和规划史的界限。在学术潮流与时代变迁的共同推动下，第三轮城市更新研究热潮逐渐形成，研究者开始结合跨国史、文化史等新的研究路径以及冷战史、环境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发掘并探讨美国城市更新的多重面向。

不过，《史记》中对秦帝王称谓的这种书法，并非汉代人的一贯做法。湖北荆州荆柏M1号汉墓中出土了编写于汉武帝七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葉书》，其中记载从秦昭王至汉武帝的各个帝王在位年数，写道：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姜静，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1928年，英国历史学家H.A.L费歇尔做了题为《辉格派历史学家：从麦金托什爵士到屈维廉爵士》的演讲，把作为政治党派的“辉格派”和特定的历史编纂、历史观念相结合，此后“辉格派历史观念”或“辉格史观”等概念广为使用。辉格派历史观念指19世纪英国一些属于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以历史为工具来论证或美化辉格党的政治见解。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人立场进行历史叙事，赞扬宗教改革和“光荣革命”，把英国近代以来的成功归因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该历史观念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形成，在英国长期盛行。1931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猛烈抨击辉格派历史观念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谬误，进而指出“辉格式历史解释”(the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个说法，是2001年在杭州召开的“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此前一些中青年学者曾经酝酿，希望能够在世纪之交对过去的制度史研究有整体性的反思，于是包伟民老师组织了这次研讨会议。当时我把在北大课堂上讲过的一些内容整理了一下，形成了一篇发言稿。后来应《浙江学刊》之邀，以《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为题，2003年刊登出来。次年包伟民老师主编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里，又收录了这篇文章。那时候完全没想到后来会在学界引发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回响的热烈，主要是因为学界自身有这样一种内生要求，而且已经有日益深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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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进入21世纪以来，王安石仍然深受学界、出版界关注。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仅重印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就有18家出版社之多，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也有四五种不同的版本。另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个世纪宋代著名的历史人物研究中，朱熹、苏轼、司马光、张载、二程、欧阳修、曾巩、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出版数量可能都排在王安石相关的作品之前，但是2000年以来王安石在宋代人物传记的出版和编撰中，大致无出其右者，而且研究朱熹、张载、二程都是偏向经学、思想史，而研究苏轼、欧阳修、陆游、辛弃疾则都偏向文学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印量很大，只有研究王安石涉及有文学、经学、变法三个维度。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最近一些年来，侯建新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欧洲历史和欧洲文明的重要论文，对中国学界传统的欧洲历史、欧洲文明认知，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笔者并非从事欧洲史研究，无力在这一研究领域发表意见，但从笔者所从事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角度看，重新认识欧洲历史和欧洲文明，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愿在这一课题的边缘地带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刘猛起兵旋起旋落，且身死兵败，史载过简。若他确为右贤王，年轻时也应在魏晋都城做质子，其父去世后才有机会回到五部任职。但洛阳的繁华、魏晋的天下并没有征服他，他更向往自己祖先的生活，但不幸以悲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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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庞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清亡民国肇兴之后，中国由传统的王朝国家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国家的合法性逐步受命于天，讲究天人合一，转变成受命于民，讲究民主与科学。所以，中华民国废除了清代的祀典制度，民间信仰被视为“迷信”而不断受到打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随即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将定性为淫祠的民间信仰一律从严取缔。此后，又颁布《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加强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办法》《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等，不断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管控。所谓的“祈雨”，显然与这些政令格格不入。然而，1934年湖南大旱，湖南省政府却抬出陶真人和李真人进城祈雨。如果说普通民众遇灾求神的心理并未因国家政体的变更而完全改变，还带有传统的延续性，但为何此际地方政府也要参与其中，而对国家政令置若罔闻？本文试图以此次祈雨事件为切入点，从地方社会的视角揭示当时湖南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国”与“家”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议题。对传统中国政治伦理中“家天下”“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特征，尽管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无法完全否认它们的存在。自周代以来，宗法关系（“家”）在王朝运行体制（“国”）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即便王朝国家进入帝制时代，皇权专制不断加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不断被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而宗法组织在基层社会仍然发挥着持久而强劲的影响，但“皇权下县”已是不争的事实，“家”和“国”之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作者蔡萌，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19世纪30年代初，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时由衷地感叹，美国人对于结社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做任何事都习惯于通过志同道合者之间自愿结成的社团来进行。当时，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社团遍布美国各地，这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社团在具体目标上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劝诫酗酒者，或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有的是为了改善监狱条件，或建立济贫所、精神病院和孤儿院；有的是为了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推动教育平等化；有的是为了改善工资劳动者的收人和工作条件，缓解早期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有的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解决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有的是为了争取妇女权利，挑战当时社会的性别规范。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所有社团都致力于举行演说、集会和游行活动，发起各种形式的请愿和签名，出版自己的报刊、小册子和传单，以宣扬自己的主张。托克维尔亲眼目睹并为之惊叹的，正是这幅百舸争流、热火朝天的社会改革景象。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学界评判郭沫若史学，存在着一种极端做法，揭其所短而不及其余，这成为一些人士“倒郭”的依据。台湾、香港地区，贬损郭沫若史学者，除余英时外，尚须提及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他们分别以《郭沫若批判》、《新史学九十年》、《郭沫若总论》，对郭沫若史学加以贬损。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然而在中国古代史上，“宰相”从未作为一个正式的官称出现。即使辽朝使用了“宰相”之名，也只是对契丹语“”的汉语意译，而不是借自汉语的词汇。正因如此，针对“宰相”概念的讨论应先于实在的宰相制度。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双方既有军事上的合作与摩擦，也有观念上的冲突与碰撞。既有研究多通过考察国共的“宣传战”来揭示国共的观念冲突，但行文中时常用抽象的概念简单呈现两党的论争过程，或者以共产党一方的话语评价两党论争的事实。实际上，在研究中同时考察双方对同一概念或词汇的不同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自的观念与意图，才能较好避免论证陷入自成因果、自成其是的境地，进而对国共合作或分歧有更深刻的理解。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革命”与“建设”既是一对名词，也是一对概念。一般说来，名词和概念的产生是落后于历史现象的，但其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其内涵也常伴随历史的演化而可能发生变动，并影响人们对历史上与此相关现象的理解。“革命”和“建设”内涵的变化，就使得如何界定革命史和建设史变得比较复杂化。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史学理论，不论将它视作历史学中的一个专门领域，还是一门大学课程，最初都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从1857年德罗伊森在耶拿大学，后在柏林大学连续开设《历史知识理论》课程，1874年英国布莱德雷发表《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到20世纪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与《史学原理》中系统阐述史学理论问题，再到时下流行的法国史学教科书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等等，大量有关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得到反复的讨论与传播。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在何兆武、刘家和等老一辈思想家的推动下，过去40年间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根据汉文史籍和墓志的记载，辽代契丹人仅有耶律与萧两种姓氏，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以及各族群中独树一帜，因而广受关注。津田左右吉、蔡美彪、爱宕松男、都兴智、王孝俊等学者已围绕契丹姓氏的产生、分布范围与性质进行了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多以耶律与萧为对象，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契丹人仅此二姓的大前提，未能探讨契丹存在其他姓氏的可能性。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突破了这一局限，认为契丹原本存在大贺、遥辇、耶律、世里、拔里、乙室己、述律等姓氏，它们在辽朝建国后被纳入到耶律以及新出现的萧姓之中；并认为，除此二贵姓外，辽代契丹人还存在庶姓。由于当时出土的契丹文资料不足，此文是基于汉文史料展开的。后来随着契丹文墓志出土数量的增加，学界开始用契丹文资料研究契丹姓氏问题。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在中指出，契丹文中并无萧姓，汉文史籍和墓志中所谓的“萧”实际包含了述律、拔里、乙室己、迭刺、乌隗、瓯昆、蔑古乃、楮特等多个契丹文姓氏，此外契丹还存在耶律、遥辇等姓氏。这一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契丹姓氏的认识，拓展了此问题的研究空间，但其本身并不是以姓氏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故未对姓氏问题进行太多讨论。本文将结合契丹小字与汉文资料，在双重语境下对契丹姓氏进行再研究，特别关注不同语境下契丹姓氏所表现出的差异，尝试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以期加深对契丹姓氏的认识。一、契丹两种姓氏说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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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几乎完全否定了以往长时期对五四运动领导权、性质及历史地位的评价。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当学术思想自由、开放包容之社会时代的到来，人们会将此前曾属不合时宜、难以表达的认识充分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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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涑水记闻》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有一事，尽管时间并不止于景祐年间，但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景祐以来仁宗君臣关于术数问题的意见分歧，并有力地揭示出仁宗的“喜好”及群臣对之排斥的深层原因和意义。

在此郑重声明：本刊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出版，发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凡以我刊名义收费者，均系毁坏我刊声誉之假冒诈骗行为，我刊有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提醒作者，谨防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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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史学月刊》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拟于2016年11月4日至6日共同举办“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学术讨论会，讨论大数据时代的史料利用与史学研究等问题。

关于《史学月刊》网站的公开声明据反映和编辑部发现：近期互联网上有假冒的《史学月刊》网站，并以本刊编辑部名义组约稿件、收取费用等。对此非法破坏我刊网站、涉嫌诈骗的犯罪行为，我刊已向公安机关报警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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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卷《统治与暴力》则以中国沦陷区为叙述主体，分析了满洲国的民族与民俗学（杜赞奇）、日中全面战争结束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群体网（笼谷直人）、汪兆铭政权论（刘杰）和内蒙古的“蒙疆”政权论（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