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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在白与黑的交集地带——浅谈非虚构写作与散文的关系丁茜菡｜抵达非虚构：对实践阻碍的克服李依蔓｜借由个体书写，寻找通往存在“本真”的路径——关于“三明治”平台11年个体生活书写实践的探讨雷

人生的辽阔与文学的丰盈——韩少功、何立伟对谈《人生忽然》扬子江文学评论电话025-86486055邮箱yzjwxpl2020@163.com

肖映萱自2015年电视剧《花千骨》播出后，网络仙侠小说开始借IP影视改编之势进入大众视野，再加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香蜜沉沉烬如霜》（2018）等多部“爆款”影视剧的巩固，令电视观众形成了对网文改编“仙侠剧”的一种固定印象——以女主角为核心、以仙侠世界为背景的“虐恋”爱情故事。这种印象，一定程度上反向塑造了大众对女频仙侠小说的想象。然而，这三部近年才被影视改编的小说全部创作于2008年，是当时女频网络小说最为流行的“虐恋情深”言情模式在仙侠类型中的典型代表。进入IP时代，它们在一众类型经典之作中被重新遴选而出，恰是因为仙侠题材与“虐恋”模式颇得影视改编的青睐。如果基于“仙侠剧”的惯式去预设当下女频仙侠网络小说的创作，不仅是滞后的，更是以偏概全的。而目前主流的网络小说类型研究，几乎都以男频小说为中心，以男频的类型划分标准为纲。在男频小说目前的分类逻辑里，“仙侠”这个词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仙侠”类型原本脱胎于武侠，从“低武/低魔”的武林，发展到“高武/高魔”的仙界，是武侠力量体系和幻想程度的加强版。[1]受到“西方奇幻”的影响，中国网络小说从诞生之初就试图创造一种相应的“东方玄幻”本土幻想，仿照奇幻的架空世界和勇士冒险，引入电子游戏的升级体系，再加上中国本土神话、宗教文化的丰富资源，最终融会成了新的大幻想类型。它可以被泛泛地称为广义的“玄幻”，早期借“仙侠”之名吸引武侠爱好者，但后来真正成为主流模式的是“修仙”或“修真”。这一类型讲述的是人如何修炼成仙的故事[2]，与行侠仗义的武侠小说之间已经不具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甚至底层逻辑恰是相互矛盾的——修仙为己，行侠为人。只是起点中文网等男频的主流网站仍因循旧例，以“仙侠”称之。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悖谬：起点的“仙侠”分类事实上指的是“修仙/修真”，与侠无关；以晋江文学城为中心的女频，其“仙侠”脉络与武侠之间有着更为明确的继承关系，却又因刻板印象长期被简单粗暴地解读为言情子类，遮蔽了其他的面向。只有抛开男频中心的分类逻辑，以女频为本，才能准确把握女频仙侠类型的发展变化，并厘清其与男频相关类型的联系和异同。经过十余年的类型演进，如今的女频仙侠小说，早已不是“虐恋”主宰的时代。近年来，以晋江为核心的女频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转型，言情不再居于绝对的中心位置，亲密关系的想象与世界设定的相关叙事成为并行的两条主线[3]，甚至有后者超越前者、呈现“无CP”或“反言情”倾向的趋势[4]。这一转型在各个类型中均有体现，具体到仙侠则尤为丰富。在“三生三世”、超越仙魔的“虐恋”之后，女频仙侠小说不仅尝试了新的情感模式，更在修仙之道、仙侠之义、世界设定等方面进行了多元探索，交出了与男频范式不同的答卷。一、仙侠言情与反言情：从“虐恋”“甜宠”到“女主修仙文”对亲密关系的想象，确实是女性网络书写的出发点，因此按照女频的分类逻辑，最根本的类型只有言情和非言情两种。男频以“玄幻”“奇幻”的不同幻想设定为类型分野，而女频则按照爱情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区分出了现代都市、古代、未来三个大类。时空的变化不仅仅意味着不同的世界设定，其言情模式也随之产生了不同倾向：未来世界，因其必然的幻想属性，往往更多地与科幻、星际、系统等类型元素结合，兴起时间较晚，实验性较强；现代都市，更贴近“现实”，但也因网文避免直面现实的特性而更适合“造梦”，主导模式是经久不衰的“总裁文”；古代的历史、架空或高度幻想世界，总是天然地潜藏一种危机意识，无论是否穿越而来，女主角总是携带着现代的灵魂和价值，要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里生存下去，邂逅种种现代意识与前现代价值的交锋，历史的宏大叙事、丛林法则、爱情神话都在这里相逢，逐渐生长出言情与反言情两条线索。而仙侠，正处在双线交汇之处——其“虐恋”或“甜宠”叙事是典型的言情，随着丛林法则意识的高涨，近年来反言情的倾向日渐突显。在大众熟知的仙侠言情小说中，《花千骨》们的“虐恋”逻辑，一方面是基于启蒙的爱情神话，“无论是生死轮回还是天下苍生，都不及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来得感人和重要，整个世界坍缩为两个人、一场爱”[5]，爱情是绝对的核心叙事，“虐恋”带来的牺牲感和崇高感赋予了爱情合法性；另一方面却也保留了爱情双方的不对等关系，拜入仙门的孤女花千骨与上仙白子画、下凡历劫化身凡女素素的白浅与仙界太子夜华，在亲密关系的起始点，男性处于权力秩序的上风，与都市“总裁文”常见的人物模式相似，“有钱有权的强势男主忽然君临一个平庸懦弱的女主人公的整个生活，以霸道之爱俘获女主芳心”[6]。至高无上的神圣爱情，与不对等的人物地位，是“虐恋”的前提和矛盾冲突、“虐”的重要动因，但也暗含了对自身叙事的消解——不平等的起点，如何通向完美的无功利性之爱？这是“霸道总裁文”与仙侠“虐恋”共同的内在矛盾，也驱使这两个类型都走向了从“虐恋”到“甜宠”的转变，以互相宠爱取代“总裁”单方面的霸道宠溺，以双方爱情能量的平等输出，作为悬置不对等的一种解决办法。然而，这一解法对言情叙事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虐恋”本身可以被看作一种叙事装置，矛盾制造“虐点”，对不同“虐点”的需求生成了丰富的矛盾叙事，而缺乏矛盾的“甜宠”却难以构成叙事本身，未能形成独立的类型化的模式、套路，必须用其他类型来填补叙事模式和动力的空缺。因此，“甜宠总裁文”需要吸收“行业文”

如《粟米苍生》[6]将背景设定为1942-1943年的河南饥荒；《像水消失在水中》[7]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动荡历史中的人物命运和情感悲剧；《我们都将死于29岁》[8]以北岛的诗

许苗苗作为网络文学现场当之无愧的女主角，女性网络作家对媒介身份的定位却并非一以贯之。在期刊书本占优势的时代，她们讳言网络出身；当网改剧热播银屏时，她们退避在编剧名下；只有确信网络文学赢得媒介独立之后，她们才真正认可自身的网络属性。一、借网出道的女作者网络文学萌芽时期，屏幕阅读只是少数人的体验，但《告别薇安》《性感时代的小饭馆》之类大胆诱人的标题，安妮宝贝、水晶珠链等引人遐想的ID，却是当时媒体的热点。由于人们最初读到的大部分“网络文学”出自印刷媒介的转载集录，而女作者讲究的文字更容易通过编辑筛选，她们的作品也就有更大概率进入报刊，进入媒体报导和文学研究的视野，成为公众眼中网络文学的代表。有意思的是，虽然网络女作家曾被许多人看见，但她们谈论起网络时，态度却并不自若。身为早期网络文学的女主角，她们或是表现出凌驾其上的操控欲，或是表现出置身事外的疏离感，以戏谑或自闭应对有关网络的问询。女性写作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此前当代女作家们并未凸显性别叙事。而自陈染、林白等人开始，女性从未剖白的内心体验和“私人生活”转化为文学语言，

Caruth)进一步提出创伤代际传递的观点，即创伤亲历者的延迟性记忆，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他们的“子一代”，由“子一代”代为讲述。玛丽安·赫什（Marianne

2022年第2期｜封面卷首语邵丽在分析自己小说《天台上的父亲》时说：“那么到底是谁逼死了父亲？是人还是环境？是他人还是自己？历史和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然而又都互相影响。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就是人自身的解放。所以，人的追求和梦想不能尽情发挥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好时代。”她提出的问题并非只是一个价值观的宏大问题，而是对短篇小说容量提出的新时代要求，当然也是艺术形式和技巧的新思考。一般来说，短篇只是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人物描写也受到限制，然而，如何开拓其更加深广的时代内涵和历史意义，也即如何戴着镣铐跳舞，

生态：作为文学的方法——“生态文学与自然诗歌论坛”发言选编“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榜单电话｜025-86486055邮箱｜yzjwxpl2020@163.com《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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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法夫妇早时候，中国文学的林地中疯长时，林建法在那林地是相当挺拔的，一米八五的个，高出许多作家一头来，人都觉得是他和别的很少几位编辑在领着林地的生长和茂盛。那时候，人们都在私底里玩笑说，他们几个在哪儿，“中国作协”也就在哪儿。玩笑确实有点大，然听的人也都识情会意地点着头，觉得不无道理，犹如天空不会没有太阳样。那时候，建法去到哪，便时常带着他的妻子去到哪。人们见了她，都大声叫嫂子，似乎对她比对建法还要亲。她的名字叫“傅任”。林建法每每唤她时，都被人听为他是唤“夫人”，便都觉得他对她的尊敬高重到了这一步。后来知道他是叫“傅任”时，才明白若论牺牲和尊敬，她给他的应比他给她的多。再后来，生命的时间似乎停着没有走，让人觉得文学和把生命交给文学的人，都永远是青年、壮年样。可时间终是要走的，听到林建法退休的消息时，人们才恍然明白到，时间在前面若有停滞感，后面它会在一夜之间、一瞬之间将前面的停滞赶回来，让人觉得你是在某一瞬间、某一夜间老了要退了。当代文学也似乎因此老到无力了。我想当时大家听到林建法从《当代作家评论》退休时，都会在心里“哦”一下，想怎么会这样。又想怎么不会这样呢。那时候，建法刚刚退休，我又在北京见到他们一家人，见了面少不了要先和嫂子抱一下，然后在偏处和嫂子谈到建法休息时，嫂子的脸上灿然出晨亮色的光，大声宣布一样道：“退了好——以前他去哪儿是我跟他到哪儿，现在他退了，该我去哪儿他跟我到哪了。”林

林建法｜莫言乍看这个题目，你也许会有些不知所云：莫言、林建法，风马牛不相及也。看官莫急，且听我从头道来。首先，我认识莫言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俩几乎每年或隔年都会有谋面的机会，有时匆匆打个招呼，有时随性攀谈两句。同样，听说林建法这个名字是在很久以前，80年代还是90年代我记不清了，但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见是在90年代末或世纪之交。初识的情景均已淡忘，但后来的交往却记忆犹新。其次，林建法先生特立独行，从不人云亦云，关键是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打造一份地方刊物，并使之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文学评论重镇，这着实不是一般二般人等可以做到的。因此，有人戏称他为“一个人的作家协会”或“第二作家协会主席”。我依稀记得我们最早的话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诺贝尔文学奖缘何是非不断；二、现当代外国文学影响几何；三、哪些人堪称当代中国一流作家；四、文学评论究竟有没有标准，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归类并包，其实核心问题只有两个，一是对诺贝尔文学奖与外国文学影响的基本判断，二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认知。由于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认识高度契合，我和林先生有了二十年的频繁往来。有时，这些往来是夜以继日的促膝长谈，有时是以文会友式的文稿处理。林先生的特立独行不仅在于评价作家的方式，还在于他钟情批评的理由。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读者只需看看这一个“主席”在《当代作家评论》中刊发的那些评论便可洞见一二。用最简单的话说，除了林先生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恐怕再无刊物可以一期刊发针对同一个作家的十几篇评论了。经年累月，莫言首屈一指，关于他的评论数以百计。更为重要的是，即或在莫言的一些作品遭到非难时，林先生也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他由衷地钦佩莫言那近乎狂野的想象力和现实洞察力。我也曾询问他的批评理念，他总是轻描淡写，说是为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终究是兹事体大，而且说来容易做时难，但我对莫言等当代作家的重视却有意无意地与他不无关系。大江健三郎为免于陷入无休止的细枝末节，在此我不妨就两个林先生经常谈论的话题稍作注解。一个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众所周知，国人的诺贝尔情结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值得用博士论文来阐释的大问题，远不啻于文学本身，它关涉政治社会和国民心理等多重因素，断非三言两语可以廓清。早在世纪之交，由于某位华裔作家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舆论哗然。无论好得很派还是糟得很派，都有充分的理由可循。当时，我和林先生就此事件进行过一次长谈。我一直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其次才是文学事件（套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林先生对此高度认同。同时，我们十分担心该华裔作家的获奖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果不其然，国人的诺贝尔情结自此有增无已，可见国籍的差别不是一般二般的事关重大。我们并不想全盘否定该获奖作家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派或先锋派文学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实验戏剧方面的成就。但是，念兹于兹，就成就本身而言，大陆的一干寻根作家和先锋作家早已在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中超越了他。为说明其中奥妙，我不妨透露一下第一次邀请大江健三郎先生访华的情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大江的第一个动议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我国正遭受西方的全方位封锁。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最好的切口一定是文学。这是“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以来屡试不爽的方法。而大江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随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并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日本文学研究专家许金龙先生和我在邀请大江先生访华事宜上不谋而合。而大江先生也曾在本人游学的墨西哥学院访学，并且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譬如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那的确是一次破冰之旅，大江先生所到之处都人满为患。热情的中国作家和读者终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一位真真正正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并且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和切磋。另一个需要注解的是我和林先生就当代中国文学交换过无数意见。他于是多次邀请我撰写有关中国当代作家的评论。但因时光倏忽、杂事倥偬，接踵而来的难违之约、难却之情终究延宕了我的延宕，直至我开始付诸行动。行动之一是用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文学。事实上，我始终认为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终究是为了强健母体文学文化的“拿来”。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现代学术的分化和细化是横亘于我国数十万外国语言文学从业人员面前的一条看不见的鸿沟。诚然，了解林建法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执著和对当代文学的热情使人无法推却。陈众议于是，也便有了我对莫言等一批中国作家的重新审视、潜心阅读。我自诩在同行中最关注中国文学，至少是之一，但当我真正试图走进他们的作品，问题出现了：其体量之大犹如一座座高耸的大山、一片片无际的大海，每每令人望而却步。那些以少胜多的神话不再灵验。诚然，凡事都有第一步，况且时过境迁，现在说说，料也无妨，更何况这多少可以替莫言分担一点哪怕微不足道、有时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压力。且说因为大江的来访和那位华裔作家的获奖，我和林先生都实实地感到了无如和担忧。大江先生还好说，因为他的来访使他结识了一大批中国作家，尤其是在京作家。他由衷地感受到了这些作家的了得。因此，我必须做一个先吃螃蟹的人。说来惭愧，我对时间和数字的健忘由来已久，甚至可谓先天使然。我已经记不得是从哪一年开始向瑞典学院推荐莫言的（大概率是2000年末），当然同时还推荐了其他一两位中外作家。但莫言是幸运的，尽管在我心里这个过程持续了太久，我有时甚至不经意向几近同谋的林先生抱怨瑞典学院的评委们和那些应邀来访的六七位诺奖作家有眼无珠，直到大江先生开始介入这项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向莫言透露过一丝一毫，直至他载誉而归：当有人问起或者揣测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首先是林先生，他第一时间推出了属于一本刊物的两大卷莫言评论文集；然后才是我本人姗姗来迟的些许证供。这不是为了邀功请赏，而是为了分担压力的招认，因为莫言一直在遭受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的无端指责和无聊指摘。但是，我不断反躬自问：如果我们在诺贝尔情结的漩涡里越陷越深，如果我们开始放弃自信，又当如何？莫言的获奖阻止了这种可能。同样，莫言的获奖使我们终于等到了可以平视世界文坛的这一天。莫言的意义就在于此，且不仅于此。其实，他的文学早已铸就了丰碑，他也早就从不敢通读《百年孤独》超拔到了找出马尔克斯一两只马脚的时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始终不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的标尺，遑论唯一。但它确曾是国人的一个心结。总得有人来解开这个心结，而且多多益善，因为我们的优秀作家绝非只有莫言一个。他们已经并且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国人和世界的承认。《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陈众议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扬子江文学评论》

龙｜隐喻化的再描述：自媒体写作的文本构造与反讽机制张译丹｜破解“江郎”困局的路径思考——以创作主体“才具”建构为中心的探讨作家作品论陆建华｜略论汪曾祺“位置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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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青年的自我悼亡诗——论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者》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邮箱｜yzjwxpl2020@163.com电话

迄今为止，人类已有的写作，冥冥之中和某种程度上，都可能与之前的叙事有关联。这既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创作当中常见的问题。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曾以《传统与个人才能》为题谈论过这个问题。大意是，没人可以在历史与传统之外，单靠个人的才能来写作，他所有的作品都建立在与之前文本的某种关系中。这个说法可以更具体些——所有写作都建立在与之前人类所创造的文本与语言的对话关系中，要么是其绵延、重复、模仿、幻形、替代、悖反、颠覆……总之都会发生关系。即使作者不想如此，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时，也会作类似的理解，将自己事先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代入进去。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本的飞来之物，更不可能有事实上的“断裂”。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止要“被动地”与前人的叙事发生关系，甚至还要“有意识地”去建立这种联系，这样会使得我们的写作得以承载更多的内容，以获得某种传统经验的印证，并被汇入到一个谱系中去，引发更多人的认同、共鸣或关注，也产生更多和更为广泛的意义。How

其实，怎样写作是无法清晰描述的，诗的来临是神遇，类似在幻觉中行进。那第一行诗，究竟受到了怎样的指引？你往往糊里糊涂难以自述。好的诗句都是生命体，它或许受到过某个理念的孕育，或者得到过我们不知道的启示，但对写作者来说，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个时刻，和在那一刻涌现的喜悦：句子出现，它符合、甚至大过了我们的需要。

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15][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温柔的讲述者——托卡尔丘克获奖演说》，李怡楠译，《世界文学》2020年第2期。

新年第一期，我们各个栏目中的文章篇篇是珠玑，作者皆为各领域的批评大家，感谢诸君对《扬子江文学评论》的支持与厚爱，编辑部全体同仁向你们致以深深地鞠躬！

编完今年最后一期稿子，我们期望明年人类在摆脱疫情中迎来文学与批评的春天。

王春林|聚焦于现代性批判的风景浪漫书写——关于陈应松长篇小说《森林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