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新雄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陳伯元先生的《神州萬里詞》及其《中原音韻》的研究成就張玉來（南京大學文學院/漢語史研究所）01陳新雄先生（1935-2012），字伯元，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文學家。伯元先生精通傳統語言文字學並旁涉語言學的其他相關領域，尤其在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領域卓有貢獻，一生發表論文三百多篇，出版學術著作二十多部，是章黃學術的重要傳人。伯元先生極富才情，精研東坡詞，並出版己作《伯元倚聲·和蘇樂府》《伯元吟草》等集。伯元先生畢生從事教育事業，獎掖後學不遺餘力，桃李滿天下，為兩岸三地（大陸、台灣地區、港澳地區）培養了一批傑出的語言學人才；伯元先生積極推動兩岸三地的學術交流，促進了學者之間的友誼，培育了學者之間的学术情懷；伯元先生倡議並積極創建臺灣地區的聲韻學、訓詁學、文字學和經學等領域的學術組織，為學術進步嘔心瀝血，其貢獻足堪彪炳史冊。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兩岸三地的音韻學學者在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沒有交往。1990年6月，在伯元等先生的大力推動下，大陸與香港、臺灣地區的音韻學家共同發起舉辦了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1991年11月，在嚴學宭、尉遲治平等先生的倡導和組織下，在華中科技大學（時稱華中理工大學）舉行了漢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經過這兩次會議，兩岸三地的學者有了初步的接觸和了解，大家就關心的學術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學者個人之間也建立起了一定的友誼。原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現已注銷）1992年8月26日至28日在山東省威海市舉辦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殷煥先、曹正義二師名義上是會議籌備者，但因威海離濟南有好幾百公里，本人當時正好供職山東大學威海分校，算是地主，會務就由本人和提前趕來威海的張樹錚師兄具體操持，而實際操盤的是學會副秘書長尉遲治平教授。這次會議規模空前，是海峽兩岸三地以及其他國家的音韻學學者的第一次大規模聚首，算得上是一次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正式出席者共73人，其中大陸54人，臺港地區11人，美日韓等外國學者8人，提交學術論文79篇。記憶所及海外的學者包括：美國的薛鳳生先生、日本的古屋昭弘/瀨戶口律子/臼田真佐子/木津佑子、韓國的嚴翼相先生等。以伯元先生為代表的台灣隊陣容強大而顯赫，除了伯元先生和師母外，記憶中有林炯陽、姚榮松、竺家寧、張光宇、董忠司、耿志堅、李添富、汪中文、吳疊彬、陳貴麟等先生，同行的有香港的黃坤堯先生。許多海外學者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其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會議在熱烈友好、深入坦誠的氛圍中，進行了兩個整天的學術研討，各位學者都收穫滿滿。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在偏遠的海濱小城威海舉辦如此規模的會議，我們深感力有不逮，吃住行及會議場所皆顯粗糙，組織經驗不足，紕漏不少，僅進出威海的交通就難住了不少與會者！還有部分學者因食用海鮮不當或氣候不適，而生病住院！我們深感不安！幸虧各位先生，尤其是學界前輩，如邵榮芬、唐作藩、薛鳳生、李新魁、陳新雄等先生皆怡然處之，不予計較，會議方得以完滿閉幕！玉來何其幸也！自1992年8月因操辦學術會議與伯元先生相識以來，先生不懼山水之遠，多次郵寄自己的論著，書信指教學術路徑，將自己的詩詞作品寄給我欣賞，這一幕幕一樁樁時常會在腦海閃過。先生的關懷和指導永生難忘！值伯元先生辭世十周年之際，草成此文，以表紀念之情！深深地懷念伯元先生！原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七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1992.8.26-28，山東威海）合影。前排左起：魯國堯/陳振寰/董忠司/古屋昭弘/陳其光/邵榮芬/黃坤堯/許玉琪（時任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校長）/唐作藩/薛鳳生/陳新雄/李新魁/林炯陽/竺家宁/李如龍/許紹早/瀨戶口律子。（原照片不太清晰，翻拍後效果更加不好）021992年9月，伯元先生返回台湾不久即寄来他遊歷大陆的一组《神州万里词》，共34首。底下是伯元先生寄來時的最後一首《臨江仙》詞及簽名的照片。原件系老式打印機打印的連頁紙，共8頁。因原紙較脆，加之本人放置不當，兩頁之間始有斷連之處，待空暇，當請裱匠裱好，以利收藏。伯元先生1992年8月來威海參會，是作了充分準備的，也作好了遊歷神州大好河山的計劃。伯元先生及師母自台灣經香港，先去北京，會前遊覽了蓬萊、青島，會議期間遊覽了威海的市容和劉公島、成山角，會後遊歷了濟南、曲阜、泰山、西安。自西安回到北京，然後又經香港回台灣。伯元先生這次大陸神州之行，歷時一個月，並在香港度過了中秋佳節（9月11日）。伯元先生每遊覽一處即填詞一首或數首，最多的是關於北京的，共17首。今將神州萬里詞涉及的區域統計如下：綜觀伯元先生的《神州萬里詞》，字裏行間都充滿了先生的家國情懷，或歌詠民族文化，或詠歎歷史人物，或感懷歷史事件，或讚美大好河山，或期許兩岸交流，或歌唱師生、朋友之友情，或論學論道，內容廣泛，標格高尚。這一組《神州萬里詞》不知有無出版？因消息不便，玉來並未尋得。不管出版與否，今將其抄錄如下，以饗讀者，也可為文壇提供另一文本。視詞意需要，有的詞後筆者以楷體文字略作注釋，以方便讀者。神州萬里詞古虔陳新雄伯元稿

副教授（上海大学）时间：2021年10月29日（周五）14:00讲座平台：腾讯会议会议

一、两句话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我在念南京中学时，寄住在我的姑丈王饮冬先生家中。他是中央大学中文系老教授，教了三十多年，我自然地受了他的熏陶，因而对国文有了浓厚的兴趣。高二时曾经参加过一次全校作文比赛，题目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结果得了个第一名。从高中时代起，我就喜欢习作旧诗词。后来，我顺利地考进了中央大学。中大继承了东南大学和它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的学风，偏重旧学。当时中文系里有许多国学大师，像汪旭初、王伯沆、黄季刚、吴瞿庵、林公铎、胡小石、汪辟疆等诸先生，阵容盛极一时，真可以说是国学研究的重镇。五四时代有所谓“南高北大”的说法，中大和北大的主张不同，北大出版了《新青年》，中大就出版了《学衡》，常有学术上的争论，而且旗鼓相当。在这种环境和风气的冲击下，我在国学方面确是实实在在地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在小学和文学方面。1937年，正当我升上大三时，中日战争爆发，中大迁到重庆沙坪坝。那时中大中文系四年级通常是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的。我们系里黄季刚先生在1935年去世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声韵学教授，直到在四川复校后，才从四川大学请到赵世忠先生。他是声韵学专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只利用了一小部分《经典释文》的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寄到北大文科研究所。恰巧罗常培先生是研究《经典释文》反切的，曾经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加以校勘，并且对反切加以系联，不过到现在一直没有发表罢了。我想，他对我的不成熟的研究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研究的路子却和他不谋而合，也许有吾道不孤之意。除了毕业论文，还有笔试和口试，我记得口试是在傅斯年先生重庆上清寺寓所里举行的。傅先生对我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研究，将来你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他这两句话就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我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见。由此可见，傅先生是具有知人之明的。二、单凭这一篇文章已经够资格获得硕士学位了1939年，我在烽火中念完大学，正当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复校后第一次招生，我也就考取了。研究所在昆明靛花巷。当年秋天，我动身经川滇公路到昆明，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我的导师是罗常培和丁声树先生．我曾经和罗先生因为讨论切韵是代表“古今方国之音”的混合，还是代表隋及唐初的长安音如高本汉所假定的那样，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切韵如果不是代表一时一地之音，根本就不能拟音，而他认为纵使不如高本汉所说切韵代表六世纪的长安音，我们也可以加以拟音。另一点是：他要我研究《经典释文》中的旧音，我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不过罗先生是很有雅量的，他并不因为我和他辩论而感到不满。他不但对我们研究生的生活很关心，而且把他过录的《经典释文》诸家校本借给我移录。那时日机空袭频繁，逃警报的时候都要带着罗先生借给我的木版书走路，而且我也每次战战兢兢地当做宝贝似的捧着，断断续续地又过录了好几个月才完成。1940年冬天，研究所搬到龙头村以后，我们逃警报的次数少多了。那时赶着写论文。我记得一间大房子里至少有四个研究生在一起，就是汪篯、殷焕先、王玉哲和我。殷、王二兄都是第二届的，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当时研究所的一点藏书装成几个书架，就放在这个大房间里，我们看起书来非常方便，真可谓图书馆、研究室、宿舍三位一体，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里读了不少书。我在书架上看到《丛书集成》第一期的书，里面有唐代玄应和尚著的《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我发现其反切和《切韵》相当接近，就起了系联其反切而得出该书的声韵系统的念头。同时因为我当时对于梵汉对音很有兴趣，就是根据佛经中把印度的梵文音译为汉文的声韵对应关系找了出来。恰巧那时候旧书架有一本牛津大学教授Soot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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