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过方方，所以再无方方

今天无意间在朋友圈看到一幅小截图，截图中说：“上海有那么多作家，竟然没有出一个方方，记录一下这个城市遭受的苦难。真是遗憾。”

看到“王局志安”这句话，我不禁莫名感到伤感。

2年前，因为作家方方的几十则日记，整个网络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因此诞生了一个至今广为使用的词“递刀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第一次将人与人之间观念的巨大分歧亮相到聚光灯前，给所有人看。

许多人第一次醒悟：人生，也许真的有比柴米油盐更重要的东西。

从那时开始，许多人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自己的伴侣、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许多人第一次发现，曾经熟悉的人原来竟是那么陌生；许多人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原本的亲情或者友情，有一天也许终将被价值观所取代。

关于2年前的方方，我写过许多篇文章，有的直接被删，而有的，因为旧号被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一名1989年入学的中文系学生，30年前，我曾对方方是如此地熟悉，30年后，我对她更添了无数的敬意。

1990年代初，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三楼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以方方等人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小说。

她们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平庸，却让人深感亲切，那一地鸡毛的生活虽然琐碎无味，却也安稳平实。

只有深刻品味过那种生活，才真正懂得“活都不怕，还怕死么”这句话的勇敢与无奈。

所谓勇敢，就是在自命不凡的年纪，义无反顾地冲进平庸无味的生活之中。

那时的方方，当她写下《风景》的时候，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30年后的武汉，竟然连她笔下的平庸生活也会成为甜蜜的奢侈。

坦率地说，她那段时间的日记，记录时也许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她只是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记录当下，记录那些真实发生的点点滴滴，与亲身感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痛。

她在写作时，并未雕琢文字，更没有出彩的谋篇布局，所以那些文字算不上精致的文学作品，甚至算不算文学作品都值得商榷。她写下的第一个字，都只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本能。

30年后，我们再回看当初那些新写实主义作家，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疼惜，怎么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来！

良知，是每一个新写实主义作家的标配。

因为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痛感，才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疼痛。

作家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写时代之痛。

十九世界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曾经涵养了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心灵。从狄更斯到莫泊桑，从巴尔扎克到马克·吐温，从托尔斯泰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再到萨克雷和杰克·伦敦……

没有他们文字的涵养，就不会有中国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没有伤痕文学呻吟式叙事，就不会有新写实主义的隐忍和顺从。

而没有良知，就没有这一切。

方方的日记——我知道——只是在这良知的引导之下，记录下的时代之痛。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无数个痛点。

问题不是有没有痛点，有多少痛点，甚至也不是有什么痛点。真正的问题是，当痛点被血肉模糊地揭示在眼前时，如何对待它。

是温柔地看着这痛点，再轻轻地疗养这模糊的血肉；还是掩耳盗铃般地用一块肮脏的破布蒙住它，否认它的存在，再捂住惊呼这痛点者的嘴？甚而对他施以诋毁攻击？

我想，即便方方本人，也绝没有想到，因为展示了那血肉模糊的痛点，她竟然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无数棍棒的袭击。

她没有退缩，她坚持住了。

所以，她成了英雄。

没有谁愿意做英雄，因为英雄的代价是凡人难以承受之重；一个健康的时代也不需要英雄，因为英雄的职责是与不健康搏斗。

但方方被逼成了英雄。我相信，如果她能够预知那些日记会带来无数的明枪暗箭，她一定不会写。或者写了，一定会锁在自己的抽屉里。

幸亏她没有预见力，于是我们又多了一个英雄。

如今，上海又大规模地上演着卡夫卡般的戏剧，无数人在挣扎哀号，希望再有一个方方出来为他们稍缓困境。

正如前文所说，方方的日记甚至算不上一部严格的文学作品，但凡经历过中考的人都能够轻松地写出来。

但是，没有人再愿意做方方。所有人都知道，尽管方方挺过来了，但她所经历的一切，大家宁可哀嚎也不愿意去经历。

读过《农夫与蛇》故事的人都知道，如果自己做了农夫，一定会被蛇咬；饥饿是暂时的，而被蛇的伤也许永远都康复不了。

读过《东郭先生与狼》故事的人都知道，如果自己做了东郭先生，就一定会被狼吃掉；饥饿总会结束，被狼吃了却无法起死回生。

这片土地上，极少有那么善良的农夫和东郭先生，却遍地都是蛇和狼。

因为有过方方，所以再无方方。没有方方的环境里，只会盛产这样的文人：他们要么热衷于策划喜庆的晚会，要么突发奇想地搞一个美食大赛。

他们的眼睛里，完全漠视痛点；他们的脑回路里，只有强烈的讨赏愿望。

在一个不知敬畏生命、不知尊重弱者、不知良知重于立场的环境里，上海纵然有再多的方方，写了再多的日记，那些文字也只会锁在抽屉里，或深藏于电脑硬盘之中。

如果上海真的能有许许多多的方方，那么，其实就已经不需要方方，因为每个人都是方方。

当有人开始反思自己，向方方道歉时，当那些曾经义无反顾地将立场置于良知之上的六六、郎咸平们，连向方方道一声歉的勇气都没有时，纵然有再多的哀嚎，上海也出不了方方。

当有一天，上海真的懂得：

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敬畏生命，

最基本的价值选择是尊重弱者，

最不容含糊的立场是谴责杀戮，

他们就知道应该捍卫一道什么底线。

那时，他们就不再需要方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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