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什么想去国企？
根据智联招聘最新的毕业生调查报告，想要去民企的比例下降至仅12.5%，而想去国企的比例连续4年提高（这还不包括想去机关事业单位的14%）——
也就是3个人中有2个人想进A轨。（双轨制经济，民企为B轨）
一种本能的联想是——就业市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按照辜朝明在《被追赶的经济体》里所说的，要保持经济增长，企业主体必须要勇于借贷，而企业又会根据市场情况来判断自己在此刻该不该“勇敢”。
市场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要让居民部门愿意消费，形成这个闭环——
在人口红利期，这根链条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突出，因为大量低成本人工（供给端）+快速城镇化+比较优势（需求端）使得经济总体上看上去非常热络。
然而我们知道，从2010年起，国内的人口红利已经靠近第一次拐点——
接着在2012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开始下行，它同时在需求端予以弱化，导致企业部门（不包括城投）开始缩表——
2015年Q4，宏观“无奈”之下提出了楼市去库存——即创造（挪用未来）房地产需求来对冲一部分人口基本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在其他商品消费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下行压力并未减轻——
加之Trump又“不合时宜”的提出了严苛的贸易政策（影响外需），于是本来应该严控地方债务的“手”，犹豫了。
一犹豫，金融机构立马就get到了机会，开始大举膨胀地方隐性债务。
各种低效建设项目在这个阶段纷纷上马，出口侧用国企+一带一路寻找蓝海，专家以凯恩斯的“广义财政支出”解释合理性，资源向A轨倾斜。
在供需多重不利因素下，部分企业必然向海外进军，像当年日本一样——
经济呈现两个寡头——国企+部分品牌民企。
投射到就业上，如果能进这两个寡头，职业生涯就会相对稳当。
于是教育内卷恶化（人才才有资格进入），同时青年失业率高企——
部分专家批评年轻人都想找好工作是不可能的，但却忽视了双寡头模式下，好-坏工作之间的差距未免过于扩大。
由于这种结构性失衡，供需两端对经济的贡献都被抑制了，供应端，人力资源无法充分就业；需求端，人们加大了预防性储蓄的比重，并势必引起外部经济体抗议——你输出过剩、我贸易保护。
这又回到了老问题——做蛋糕（经济数量）和分蛋糕（经济质量）之间，真的只能择一而行吗？
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种口号式的认知灌输，像“内债不是债”一样，都掩盖了大部分人所付出的成本。
实际上，“分蛋糕”在人口红利消失阶段，是最好的做大蛋糕的路径——并扩张中产群体。（光做不分，则会在长期拖累中产群体，像现在资产价格下跌引起居民缩表）
让我们回到这张图——
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式，并不单单是依靠企业。
在合理的财政分配模型下，居民收入能反过来支撑企业投资。
这就要彻底改变融资形态——从间接融资转型到直接融资。
但间接融资最大的受益方是谁？
银行，是为金融财政。
所以它的阻力会导致政策走向降息降准而非改革（本质是以谁的现金流补充到宏观）。直到价格型手段对居民部门失效，进而铺垫未来要采取积极的数量型手段——购债作为货币锚。
很多人寄望于股市财政（中特估国企）能推动这种转型，但即使不考虑已无力回天的土地财政，金融财政依然很难割舍。且本质上，它们都不会改变财政的现金流方向。
这个是制度本身决定的。
思考到这个层面，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下、聪明的年轻人当然很清楚自己怎么做才是最有利的——进A轨。
即使有一天A轨的待遇缩水（或许已经发生），也肯定比B轨要相对好过一些。
因为虽然是双寡头，但A寡头决定了另一个寡头可以是谁。
这并不会持久，于是期望外部经济体环境发生巨变的“愿望”盛行，比较心理学——既然无法影响分蛋糕，那么只能希望别人的蛋糕变小。
这种心理会不断强化，并积极传播以逃避本质。
如此这般。
年轻人为什么会想去民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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