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 J.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年11月14日 - 1932年3月14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1893年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他宣读《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奠定其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该理论被称为“边疆理论”。该学说对美国的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并由此形成一个颇具影响、并在美国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40年之久的“边疆学派”。
在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年代，美国正经历着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全新的美国的诞生。在过去的20年里（编者注：1890年至1910年），美国所经历的社会及经济结构变革可以与美国的独立及制宪相提并论，或与一个半个世纪以前南北战争与重建时期引发的社会变革相提并论。这些变革酝酿已久，其根源一部分在于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及大规模产业的形成，全世界出现了一股秩序重组的势力，部分根源还在于西方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研究美国发展历程的学生早已预言了这些变革，并部分描绘了其发展过程。然而尽管如此，当美国民众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推动其社会发展至今日的根基正逐步消失时，他们还是感到了震惊。20年前（编者注：1890年），正如我先前曾经提到过的，人口普查局局长宣布已无法再界定边疆界线（西进运动后的数十年里地图所描绘的疆域边界）。今天我们必须再加上这么一句：民众个人争夺资源的自由竞争年代即将结束。美国历史中从边疆界线消失开始的这一章节，只记录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便结束了，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殖民历史的最后一章，关于其开拓性民主制度的记载也到此为止。这精彩的最后一章记录了美国各方力量齐聚西部，蓬勃发展的过程。仅凭统计数字便足以向世人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已无须再通过向世人展示有多少政府公有土地被改造成农业用地，面积与欧洲相当的这片荒原是如何在数十年间变成美国的粮仓等这些来彰显其重要意义。从1870年至1880年的十年间，美国增加的耕地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1880年至1900年增加的耕地面积相当于法国、德国、英格兰及威尔士的面积总和。1910年的记录现在尚不可得，但是无论其记录了什么，其意义都比不上前十年，因为前十年记录下了这期间东部地区财富的急剧增长以及工业的快速发展。由于西部帝国最后一片区域最终向文明社会缴械投降，加之公司运作领域的不断扩展，美国民众居住范围的不断扩大，美国的工业产量及财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在本十年间，国内所有银行的存款总额增长了两倍还多，流通领域的货币自1890年以来翻了一番。淘金热使我们难以准确推测金价大幅攀升带来的意义，因为截至1909年的十年间，仅在美国一处便开采出超过4160万盎司的黄金。自1905年以来，黄金年均产量超过400万盎司，然而在1880年至1894年间，其年产量从未超过200万盎司。在黄金产量持续增长、商业票据不断增多，以及其他各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价不断攀升，最终成为美国民众生活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金价的上涨还对社会调整及政党交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便我们暂且抛开那些因价值标准改变而需重新分析的数据，我们依然发现每十年的发展阶段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自1897年起的十年间美国的煤产量比此前所有产量都多。50年前我们的煤产量尚不足1500万英吨，然而到了1907年，我们的煤产量已接近4.29亿英吨。照此速度推算，煤炭开采速度将快于其形成的速度，不久我们的煤炭储备便将开采殆尽。钢铁和煤炭都是衡量工业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过去的20年间美国生产的铁矿石是以往所有时期产量总和的三倍，而刚过去的这十年其产量又比上一个十年的产量增长了一倍。生铁被普遍认为是用于生产运输及制造业所用气压计的理想材料，其年产量直到1898年才超过百万英吨，而自1904年往后的五年间，生铁年均产量比1898年产量的两倍还多。到了1907年，美国生铁及钢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德、法三国产量的总和，并且就在这十年间，美国钢铁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确立了其在美国铁矿开采及钢铁制造领域的龙头地位。这家股票及债券总市值达14亿美元的公司就成立于本十年之初，这绝非偶然。先前苏必利尔湖四周的荒原，在过去20年间发展成为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铁矿石的最大产区，期间匹兹堡从这个巨大的宝库获取了巨额财富，并进一步增强了该地区的工业实力。从美国这个工业中心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彻底变革了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对美国民众生活产生了诸多深远的间接影响。铁路方面的统计数字也显示出铁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同时一个新工业社会即将形成。1890年至1908年的十年间，每英里客流量实现了翻番，同时期每英里货运量增长了将近两倍，比上一个十年增长了一倍。然而农作物产量却未出现如此大幅度的增长。玉米作物的产量仅从1891年的200亿蒲式耳增长至1909年的270亿蒲式耳；小麦产量仅从1891年的6.11亿蒲式耳增长至1909年的7.37亿蒲式耳；棉花产量从1891年的900万捆增长至1909年的1030万捆。美国的人口出现了适度增长，1890年人口数量为6250万，1900年增长至7550万，到了1910年人口数量超过了9000万。这些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美国通过对剩余自然资源的大肆开采所获取的直接财富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人口的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过其农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在资本迅速积累，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不断涌现的同时，人口增长已经对食物供给构成压力。钢铁大亨为“胜利的民主”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它创造出了连自己都未曾预见的辉煌，然而其更未能预见的是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民主体制本身及存在条件都将发生改变。在法尔威斯特成功建立殖民地，完全掌控国内资源之后，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目光转向远东，开始参与太平洋地区的世界政治。在最近的一场战争中，美国打败老牌帝国西班牙，继续着其扩张的步伐，顺利将其版图延伸至曾经的西属领地，成为菲律宾群岛的主人，与此同时，美国还获得了夏威夷群岛，并在墨西哥湾拥有绝对影响力。在本十年初期，美国就开始通过巴拿马运河为连接其大西洋及太平洋沿岸做准备，并最终成为一个拥有属地和保护国的帝国共和国——这将是一个公认的世界强国，它将在有关欧、亚、非的事务中享有发言权。权力扩张绝非一起孤立事件，它意味着要在新领域承担重大职责，意味着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权力扩张是是美国在完成西部土地占有及资源开采之后，将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的必然结果。当它在世界站稳脚跟之后，美国发现必须从宪法角度对其联邦政府与各属地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由于缺乏管理其他种族的经验，美国不得不对个人权利以及自由民主的传统理念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如果就这20年转型期对美国社会及国内政策的影响进行一番分析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拓荒时期民主秩序的影子，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为解决工业中心运转所需的大批廉价的流动劳力问题而出现的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自1900年起的十年间，美国新增了800多万移民。据某位作者在1908年的记载，自1900年起的8年内进入美国的移民“足以抵得上新英格兰地区五个州的现有人口；如果将这些移民平均分散到美国其他各州去的话，他们也至少能抵得上19个州的人口”。1907年美国移民人数为125万，“这一数字是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这两个最早加入联邦的州的人口总和”。“如此一年的移民人数便足以构成一个新的州，其人数比我们现有的21个联邦州的任何一个州的都多。”来自欧洲的移民大军构成了这波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其中来自欧洲南部和北部的人数与日俱增。在此我引述里普利[1]教授的观点，他将1907年当年的移民按人种类型进行了区分，结果发现其中四分之一的移民为地中海沿岸的高加索人，四分之一为斯拉夫人，八分之一为犹太人，只有六分之一来自阿尔卑斯山，六分之一为日耳曼人。1882年，入美的德国移民数量最多，达25万；到了1907年，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凭借33万移民将其取代。很显然，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种族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这些外来移民并没有分散到全国各地，而是主要聚集在几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劳工阶层的构成及其薪资以及他们与美国本土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深受影响；原本同情劳工的雇主也在规模庞大的外国移民大军及自身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压力下改变了想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获得快速发展，几大工业中心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和生产，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前国务卿理查德·拉什在1827年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情况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大量耕种区人烟稀少的状况只会妨碍而非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在拉什写这段话30年前，艾伯特·加勒廷便曾在国会提出：“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国家幸福的根源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政治制度同等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的比例适当。”也许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两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金融家是对的；然而当自有土地的年代行将结束、新时代即将到来之际，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还是非常重要的。与加勒廷同时期的一位国会议员在回应是廉价土地导致大西洋沿岸人口减少这一争论时说，如果一部法律的制定是为了阻止民众进入西部地区，那么它无异于说某个阶层的民众不得改变其阶级地位，且须依照法律为其他阶层服务，劳动报酬还得由他人决定。”将公用耕地变为私有土地再次引发了对此问题的争论，并得到了一些新的回应。这一时期恰逢自有土地消失之际，自由竞争时代的个人主义利用大量机会通过资本积聚开始对基础生产过程进行垄断。美国为20世纪的大规模生产、大型联合企业的巨额资本积累，以及蒸汽时代的所有潜能提供了它们发展所需的极度自由，并为它们提供了和西欧国家一样的发展空间，因此资本和工业生产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自1897年起的十年见证了哈里曼及其对手大力发展美国的铁路运输，并最终成立几大铁路集团的过程，直至哈里曼去世之前，他都一直野心勃勃地想把所有铁路握于自己掌中。在摩根先生巨额融资的帮助下，他终于一步步得偿所愿，将大企业合并，成立了信托公司或企业联合，并通过相关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在他们和几大银行之间形成利益圈。全国的银行准备金史无前例地都聚集到了纽约，通过资本的金融操纵和投机推动，国家工业命脉所受到的控制越来越大。规模庞大的私有资产已经形成。国家人均财产已不再是能如实反映普通民众资产的指标数据。另一方面，劳动力阶层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其要求也随之不断增加。总而言之，拓荒时期的个人主义正逐步消失，而社会联合的力量正前所未有地显露出来。按当时流行的说法，白手起家的人成为了煤炭大亨、钢铁大王、石油大鳄、畜牧大王、铁路巨头、金融大王和信托大鳄。如此巨大的资本共同操控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财富的获得正是在充满竞争的发展过程中得益于拓荒时期的美国民主制度。与此同时，手握数十亿美元资本的工业巨头否认他们已经偏离了先驱的理念。他们自诩为新时期的拓荒者，血脉中流淌着建设国家的激情，继续着开发利用国家自然资源的使命，即便年老体衰，即便积聚的财富已享用不尽，他们也要继续找寻新的财富来源，开辟新天地，找寻新的途径，来扩大国家的财富范围，并拓宽自己的财富领域。几年前哈里曼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个国家是由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展起来的。他们充满激情，极富想象力，并勇于冒险……他们是伟大的开疆先驱。他们富于远见，尝试一切可能……假如用禁锢性的法律条文对其加以限制，熄灭其热情，压制其想象，禁止其冒险，那么你得到的将是一个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民族和国家。”哈里曼的这番话是想要唤起国人对父辈美国理念的重新认识，早期美国人认为，共和制度允许个人拥有为掌控国家自然资源而进行竞争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了前总统罗斯福最近在其“新国家主义”中代表西部提出了一些相反的主张：要求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利，为了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以及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对特殊利益集团、工业集团以及垄断势力进行遏制。过去的十年里，联邦政府出于社会利益考虑，对个人及公司的自由进行了诸多限制。期间，国会为资源保护做出了诸多努力，成立了国家林业局和垦务局。如果我们拒绝对西部土地进行开发买卖的要求，那么仅凭这些保护性措施和努力便足以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有超过三亿英亩的土地得益于这些保护性措施，免于被占据和买卖的命运，这片受保护土地的面积比建国之初的国土面积还大；对这片土地的保护能让国家更有效地利用其森林、矿产、干旱区及水权。另一个实例是农业部职能范围的扩大，该部门在全世界找寻适宜政府耕地种植的农作物，对土地进行分析并绘制地图，培育种子及牲畜的改良品种，指导农民何时耕种、如何耕种以及种植什么，采取措施防治农作物及牲畜病虫害。最近对纯食品和肉类的立法监管，以及宪法之州际贸易条款规定的一系列监管法都进一步表明了政府保护资源的趋势。自拓荒时期开始，两种理念便已成为美国传统思维的根基。一是人人都享有参与争夺新大陆资源的自由——占地而居的理念。对于自由的拓荒者而言，政府统治无疑是个魔鬼。二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民主理念。在公用土地及自然资源变为私有财产的过程中这两种理念均得以体现。然而美国的民主理念是建立在大片无主土地的基础之上的，无主土地是其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其基本特性。因此，时间已经证明殖民时期的这两种民主理念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埋下了民主消亡的种子。当前正是顺应新形势，调节矛盾，并依托政府传承其传统民主理念的大好时机。社会主义在竞选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新政线党派正逐步形成；民众要求进行初选，要求扩大参议员的参选面，要求参与公投、公决和进行重新选举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些变化在曾是拓荒时期民主思想大本营的地区最为突出。它们正为其民主理念寻求新的捍卫力量，因为无主土地正逐步消失，这是边疆消失后的必然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它们想借助政府力量维护其民主理念的同时，在社会各方力量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身影。无论是研究国会投票和全体投票的票数构成，还是商业巨头所属阵营及其理念，或学会、宗教等精神组织，我们都发现在民众生活中国家情感不断上升，各区域也日益融合成一个整体。其一部分原因在于国土太大，为了尽量避免民众抵触而采取了用区域性管理替代国家统一管理的办法；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各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以及不同精神生活的诉求。对关税进行的投票以及民主共和运动的大本营所在地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现实。另一个例子是国家试图将铁路运价进行调整，采用各地域不同收益的方法，结果遇到了重重阻力。在此我不想就地方主义展开讨论，我只想指出各自的地区利益都有自己的领袖和代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而在地区间的竞争和妥协坚定了国会的立法决心，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关系是由各个地方势力和国家力量——而非各州与国家——共同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能更好地应对不同地区的情况，国家与地方将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主张。我们的国家性格正是这些地方性格的综合体。显然，为了找出美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特点，哪怕是一部分特点，我们都必须对美国复杂的社会势力进行分析。这段历史离我们不远，各事件与事态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已经研究分析了地域、工业发展、政治及政府之间的联系。借助这些分析，我们还要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构成、民众的传统理念及思维定式、国家、各地方及各领袖人物的心理。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领袖人物是如何借助天时地利应运而生的，同时又是如何凭借自身的天赋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领袖的。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道德倾向和理想信念。所有这些都是组成同一整体的不同部分，犹如盲人摸象，仅凭几个个体无法获得正确的整体认识，同样的，忽视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或仅使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均无法获得正确的认识。与欧洲历史不同，美国历史关注的重点是在为适应形势而进行的国家变革中起着建构作用的社会势力。而这种形势又将逐步发生新的变化，施加新的影响，最终产生新的社会机构和职能部门。快速回顾这段近现代史有两个目的：第一，我们有必要强调自边疆消失之后美国社会的发展；第二，对目前情形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的历史研究。与之相似的一个理论认为每个时代都会对按照合乎其时代精神的利益标准重新审视其历史。每个年代都会认为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对历史——至少是历史的一部分——进行重新研究，因为新的历史环境让我们比前人更了解当时社会势力的影响及其重要意义。毋庸置疑的是每个研究者和作者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让历史学家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同时，也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那么，如果美国近现代史能为我们了解历史事件提供新的角度，如果近现代史注定要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势力，而这些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很可能没有引起先前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甚至完全被他们所忽略，那么研究近现代史就显得极为重要，其意义不仅在历史本身，更在于它可能产生全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看待历史的新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在处理当今的社会问题上，民意和政客都希望他们能被历史记住，从而能让历史为保守派的变革指明方向。我想我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如何理解今日美国，如何理解缔造美国的各种力量的产生与发展，这些都要求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更清晰的理解，譬如，南北方就奴隶制和自由黑奴问题进行的争斗，当时（自1850年往后二十年）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它其实不过是当时诸多利害关系之一。至今我们依然能从当年的国会辩论记录、报纸和公开文献中为当今许多重要事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在关于美国社会势力的讨论中，我最后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方式，以及这些研究对历史联系及发展方向的影响。在研究时，历史学家必须说明相关历史联系及相关研究，甚至交代他对热力学定律的态度，并设法找寻导致历史前进或倒退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方法是由之前的著名专家学者所立下的，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然而并非谁都能完成这样宏大的任务，因此我决定缩小我的研究范围。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科学研究的经验。近些年，科学研究通过涉足尚无明确界定的新领域而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而这新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原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取得的。物理化学、电化学、地球物理学、天体物理学以及其他各类科学学科都出现了许多大胆假设，如电光火石般划亮了人类认知的天空，为一代科学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新的研究手段让其研究事半功倍。如今兴起了将地质学和史学在某些方面进行类比的研究。新一代的地质学家试图用自然法则来解释无机地球的变化发展：化学、物理学、数学甚至植物学和生物学——只要与古生物学相关的科学都被运用进来。但是他不会坚持认为在运用这些科学知识和数据之前必须要明确物理或化学知识在其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他明白一块区域的地质问题绝非一种可能便能解释清楚的。他已经放弃了单一假设的做法，而改用多种假设进行研究。他设想了研究对象的所有可能性，因此避免了单一理论可能导致的片面性。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正是一个历史学家能够且必须完成的工作吗？在明确历史研究是否需要从经济或心理或其他理论角度进行解读之前，我们有必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社会的各类组成因素是复杂多变的；只埋头于自己研究领域的政治史学家在研究某个时期或国家时必定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经济史学家以及其他所有的专门领域的历史学家也可能出现同样的疏漏。那些坚称历史不过是陈述事情真相的人会面临这样的尴尬：他们着力想讲述的这个史实从根本上缺乏可靠的事实基础；这所谓的真相不过是事态发展变化的一个阶段，是某一时期纷繁复杂又相互作用的各种影响的一个方面，时代深层次的发展变化赋予其“事实”的表象，而这种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而非一蹴而就的，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事实真相及其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应当占据的位置。经济史学家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他们先基于当前的形势作出分析评述，而后再从历史中寻找能支撑其结论的史实。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最近这样阐述了他对“经济理论、数据和历史全面关系”的理解：“通过对共同经验的演绎推理我们得出了一个定律，经统计数据检验之后这一定律便被奉为公认的事实，随后在历史陈述中我们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史实例证；另一方面，经济规律有助于我们很好地解读原本令人费解且相对价值较低的历史记录，而这也反过来证实了经济规律的正确性；然而与之同等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我们通过经济规律最终确定历史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的做法已成惯例，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的做法。”这段论述让历史学家获益良多，然而他也许会感到疑惑，史实是否只能作为“例证”，来证实从共同经验中演绎推理得出，并经过统计数据检验的这一规律的正确性？事实上，历史的进程中到处散落着曾被“公认为真”的经济规律的残片，这些“规律”之所以最终被抛弃，原因不仅仅在于其分析和统计的数字存在缺陷，更在于经济学家缺乏历史批判性方法，缺乏足够的历史眼光，而且他们忽视了用以推导经济规律的前提基础是相互关联且存在变化的。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还是研究文学、艺术或是宗教的学者——但凡是从事社会研究的所有学者都能为历史学家提供帮助。有些是物质帮助，有些是研究方法上的，有些则是为关联性、根源及重点研究提供新的角度、新的假设和新的建议。这些专业领域学者的研究很有可能存在偏见，因为他们的研究角度具有特殊性，而且他们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且试图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推导出普遍使用的规律。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专业所学和兴趣都使他倾向于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分析纷繁复杂且相互作用的社会势力，从而导致其研究出现偏差。为了搞清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必须熟知所要进行的研究工作，同时对相关学科进行学习了解，至少能借鉴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而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同样必须了解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及其方法，并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本文选编自《美国边疆论》，经过少量文字调整，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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