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访谈|“应用语言学译丛”主编刘海涛教授访谈录

刘海涛教授

2016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推出“应用语言学译丛”。本译丛涵盖了除狭义的理论语言学之外的所有语言学领域，关注介绍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领域，重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注意引介基于数据与实证的语言学著作，使中国的语言学尽快适应大数据时代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化与科学化。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译丛的主编刘海涛老师，就译丛的相关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访谈。

王：刘老师，下午好！既然译丛的名称叫作“应用语言学译丛”，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下什么是应用语言学？是不是就是传统上的语言教学或者二语习得呢？

刘：应用语言学最开始确实是特指语言教学。但后来出现了好多与语言学有关的分支学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遇到的与语言相关的各种问题。这样的分支越来越多，而且也不太好归类，于是人们就把这些分支都归到应用语言学里头。但应用语言学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当其分支学科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它们又有可能从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去。比如最早的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都是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后来就独立出去了。再比如社会语言学，最早人们也是把它归类到应用语言学，现在好像也已经独立了。同样地，心理语言学也有独立的倾向。所以，有关应用语言学的定义及归属问题，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就目前来看，凡是不属于研究纯粹理论性语言问题的，而只是为了解决人类使用语言的问题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研究领域，我们都可以把它叫作应用语言学。人们有时候也把应用语言学比作“废纸篓”，什么都可以往里面扔，所以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为了解决一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从某个方面说，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是相对应的。但究竟什么是理论语言学，也不太好去定义，因为目前“理论”一词在语言学界的使用是比较随意的。从学术的角度（尤其是科学哲学）来看，理论是有严格的定义，不是什么样的东西都能把它叫作理论。这样的话，也不太好把语言学划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但我们要记住的是，应用语言学的诞生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王：从您对应用语言学的介绍来看，这个译丛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能解决与语言有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您什么时候萌发了要主编“应用语言学译丛”的想法呢？

刘：这个问题还得从“现代语言学”开始讲起。你知道，“现代语言学”这个术语和学科是起源于国外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研究是没有以探求人类语言普遍规律的语言学的。为了跟上国外学术界的发展，这么多年来国内也译介了不少语言学著作，特别是你刚才提到的理论语言学方面。但是你看看国外语言学最近三四十年的发展，最大的进展并不是在所谓的理论语言学，而是在这些无所不包的、为了解决各式各样的人在不同场景下遇到的语言问题，或者运用先进的手段探索用过去的方法无法解决的语言问题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过去引介的东西比较少，也相对比较零散，但正是它们代表着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所以，我想有必要挑选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并且有代表性的著作介绍给国内语言学界。这个想法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尤其是商务的总编辑周洪波先生的大力支持，随后我们就开始筹划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设立了一个编委会，来决定到底译介哪些著作。这个编委会是由了解所在领域国外发展动态的专家所组成的，比如说二语习得、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心理语言学等领域。编委会确定以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来看看哪些著作可能是各自领域有代表性的。我们列出了一个清单，初步挑选出能够反映主要领域的几十本书。但不得不说，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实在太广了，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准备逐步地引进介绍。好在译丛也是开放性的，每年都会有一些新书不断地加进来。

王：刘老师，从您上面的介绍来看，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会来遴选相关的译作原著。那么，原著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比如说，是更倾向于选择经典著作还是关注新近出版的著作呢？

刘：总体上来看，我们会选择一些反映最新进展的著作，但是这里头也会包含一些经典著作。应用语言学本身就是一个新兴领域，所以我们会注重较新或者能够代表该分支领域的著作。有经典著作固然好，如果没有，那我们宁愿选择近几年哪怕是刚出来的著作，这个是与学科本身有关系的。比如说在普通语言学领域，国内之前已经译介的，有索绪尔（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和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语言论》这样的经典著作。再比如某个新兴领域，可能也就三五年的时间，但它又能解决我们过去用其他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的我们肯定要介绍进来。否则，如果只选一些所谓的经典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过于脱离时代。因为这些经典著作，都是大家很久以前想过的事情，对于现在人家在做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当然，经典著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考虑到应用语言学自身的特点，我们更愿意选择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著作，它们能够解决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

王：所以译丛的重点还是关注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前沿发展。2016年，译丛推出了第一部译著《自然语言交流的计算机模型》，这也是目前译丛里唯一的一本有关自然语言处理的著作。我们都知道，现在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都是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著作不论是经典的或者比较前沿的都比较多，那么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呢？

刘：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是AI中的一个热点领域。但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所采用的，完全是理工科的方法，没有语言学家的什么事情。我们的译丛主要还是面向文科生和语言研究者，要给他们介绍最流行的自然语言处理著作不太合适，因为都看不懂。通俗一点来讲，自然语言处理的最终目的就是用非传统的方式，也就是怎样来教计算机，让它成为一个能说会道，像人一样有语言能力并且能用语言来进行交流。把这个目的弄清楚以后，作为文科研究人员，首先就要理解整个自然交流的过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整个自然交流的过程到底涉及哪些因素？我们都知道语言里头是分层次的，或者叫子系统也行，比如说有形态、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在日常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是分散的。但我们知道在个体身上，这些句法语义是集成一体的。

如果我们真的打算制造一个机器人，让它懂得人类的语言并且用人类的语言来进行自由交流，这时候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这样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把两个人或者一堆人交流时涉及的所有东西都考虑进来。我们有的都是些零散的东西，没办法把它们合到一起。语言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在整个交流的过程中涉及听话人和说话人。因此，要考虑我们之前说的句法、语义、语用，到底都是怎样交互，从而达成交流的目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如果要让计算机理解人类的语言，那么你可能得用形式的方法来实现这个过程，也就是采用计算的方法和模型。那么你刚才说的《自然语言交流的计算机模型》，就恰恰介绍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模型。它和目前流行的大多数计算语言学的书不一样，和自然语言处理的书也不一样，因为它是文科人写出来并且已经实现了的模型。它告诉我们如何将之前学到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层面交互在一起，从而实现交流的目的。通过这个模型，我们的语言学研究者，就有可能会对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和思维工具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这本书是非常独特的，我们觉得有必要给大家介绍进来。

王：接着前面提到的自然语言处理。您在浙大讲授《计算语言学研究方法》课程时，曾多次强调目前自然语言处理界，在句法结构层面大多采用依存语法。我们在译丛里面也看到两本依存语法的著作，分别是梅尔丘克（Mel’čuk）的《语言：从意义到文本》和哈德森（Hudson）的《词语法导论》。但是我们知道，依存语法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著作，那么译丛里为什么会有这两本书名中不包含“依存语法”的著作呢？

刘：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选书时不能从亚马逊去搜索“dependency”这样的关键词，必须是对于学科有足够的了解以后才能进行选择。就句法分析或者句法结构的表示来讲，目前，自然语言处理界使用的大多是依存结构。但在大学的课堂里头，我们所讲的句法大部分都是基于短语结构的。比方说现在有公司招聘句法学博士，但是我们的句法学博士出去以后呢，都看不懂人家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那人家呢也已经证明你的这个短语结构语法不好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尽快地——当然不只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课堂里引进除短语结构语法之外的，像依存语法这样的课程。

依存语法的著作虽然非常多，但你得去看搞自然语言处理或计算语言学的理工科学者，因为他们写相关的文章也要参考依存语法。在他们的文献里头，哈德森和梅尔丘克几乎是两个被参考最多的语言学家。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选择这两个人的书。但他们的书也有很多，如何选择有代表性的呢？好在这两个人我们有长期的接触， 哈德森还是我们译丛的顾问，我们就征求了他们的意见。最终我们选择了你提到的这两本书，希望通过这两本书，使得国内学术界至少对依存结构和依存句法的一些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只有了解了这些，语言学家要参与到人工智能这个大潮里头，才可能具备一点资格吧。否则的话，人家使用的理论体系描写出来的东西，你都看不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根本就没法对话。

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上课提到的耶里内克（Jelinek），他就说过“每解雇一位语言学家，语言处理系统的性能就会改善一些”。要是这样的话，即使我们学了这样的依存语法，是不是也没办法改善之前的状况？换句话说，学习依存语法的语言学博士是不是就能在类似的公司找到一个好工作，不再被解雇了呢？

刘：嗯，是要好一点。因为句法处理是很多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一步，当然今天也有一些不一定非得要通过句法处理，但它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现在这个领域在做一个叫UD（注：Universal Dependencies）的项目，也就是“通用依存语法”，用这样的一套体系来描写更多的人类语言。他们收集用这套体系来标注的语言资源，目前已经上线的在网上可以找到的大概有60多种。那么标注和整个的过程，就需要语言学家的参与。实际上，UD本身就是个依存结构，它是特指一种依存语法的变体。你对这个要是了解的话，当然就有可能参与这项工作。至于你参与后做出来的这些语料库、树库最后去干什么，他们会有别的用处，比如说通过机器学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都能来做一些事情。如果你要是不了解这个，就根本没办法参与这个过程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找到工作，待遇会不会得到改善，那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有的人虽然懂的很多，但待遇照样很低，你就比如说我吧。所以呢也不一定，但懂一点要比不懂要好一些，至少你有一个新的机会吧。

王：刘老师，您太幽默了，看来学习依存语法对找工作还是有好处的。提到工作，我们不得不关注起近年来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自从有了这个后，中外在交流方面变得日益密切，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在交流时往往会带来语言上的问题或者障碍，这就牵涉应用语言学另外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规划或者叫作语言政策。目前，语言规划在国内还是比较热门的，商务和外研社也相继推出了“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我们看到，“应用语言学译丛”也与时俱进，主动服务学术界的需求。2016年推出了《语言政策导论》，接下来《语言规划与社会变革》和《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也会相继出版。那么为什么要在出版市场已经有类似译丛的情况下，还要加入这几本书呢？

刘：说起语言规划，我可能得多讲几句，因为早些年我也搞过这个研究。国内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说已经去世的周有光先生以及现在仍然积极活跃的冯志伟先生，他们曾经都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虽然应用语言学有很多领域，但是它有三大支柱，也就是语言教学、语言规划和语言处理（或者叫自然语言处理）。语言规划这个领域在应用语言学里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五六十年来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的著作。虽然有一些出版社进行过译介，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著作被遗漏了。

这个领域和刚才我们说的自然语言处理，或者其他发展比较快的领域不一样，它有一些经典的东西还是值得翻译的。语言规划和政策里涉及一些本质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本身的发展也没有那么快。我们在确定选题的时候，就考虑到哪些经典目前还没有被译过来。刚才你提到的李圣托（Ricento）的《语言政策导论》已经出版了，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呢？我们说语言规划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实际上是整个宏观社会语言学，就是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能单纯地来看语言规划或者语言政策这个事情，而要涉及很多因素。李圣托这本书的一个优点在于，它聚集了当时宏观社会语言学里最权威的人士，邀请他们撰写自己研究领域的章节。这对我们了解整个语言规划和政策领域的现状，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首先就选择了这一本。

至于其他的两本书呢，库柏（Cooper）的《语言规划与社会变革》是一部经典著作。为什么我们要对语言进行规划，或者制定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社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革时，我们才会采取这种措施。社会变革和语言规划本身是密切相关的，就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著作的深度和价值能超过库柏的这个经典。所以，这本书也是非常值得翻译过来。另外，目前国内有的学校在招收语言规划方面的硕、博士生，但是没有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也有人试图撰写各种教科书，但多年的实践表明，这个领域里最好的一本导论书又带有教科书性质的，实际上就是巴尔道夫（Baldauf）他们20年前的《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就写过相关的书评。我们觉得它的价值很大，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把它引进到译丛里来。

王：“应用语言学译丛”不仅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注意引进一些新方法，尤其是基于数据和实证的研究方法，这就需要统计学的支持。我们很高兴在译丛里看到，有一本关于R语言统计的著作。目前，R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统计软件，国内也有很多相关的著作或者译著介绍如何使用R。那么，您为什么会将格里斯（Gries）的《语言统计学》列入选题？ 

刘：在当今这个时代，大部分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学是个科学，但我们很难见到没有数据的科学。如果语言学是个科学，那么它就是一个经验科学，需要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假设。这样的话，就必须涉及统计。统计我们当然有方法，最简单的电子表格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它的功能毕竟还是很有限的。这实际上就涉及统计软件的选择，我看过很多语言统计的书，它们有的用电子表格，有的用SPSS等。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毕竟只是泛泛而谈的统计书。这样的统计书和给某个特别领域写的统计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如果语言学是一个经验科学，那通过实证的方法去验证某个假设，必须先从假设的提出开始。然后考虑怎样收集数据，得到数据后又如何进行统计检验，最后得到结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更需要符合专业的，而且也要符合国际上大家都在使用的统计软件和方法。R就是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集成了统计与作图的软件。当然，国际上已经有好多本用R来写有关语言统计的书，但格里斯的《语言统计学》是读者使用较多的，而且他本人就是用统计方法研究语言的著名学者。他的这本书也是循序渐进的，最早用德语出版，后来又有了英文版，2013年又出了英文的修订版。我们觉得相较其他书而言，格里斯的书作为入门教材可能更为合适。我自己也有很多学生是文科背景的，他们学习统计知识时，也用过格里斯的书。统计学的东西看起来可能会很难，但实际上今天已经有很多写得非常浅显易懂的统计书。只要你按照这个步骤，踏踏实实地坐在电脑旁边一点一点地来做，都是能够掌握基本的统计知识，毕竟它又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东西。在这里我透露一下，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出版社的校样，出版社的同志们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会加快后续的工作进度。我期待这本书的出版，会对我们的语言统计研究有所推进。

王：单有工具和方法还不行，还得知道用它们来干什么。我记得前一阵子大概在10月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您主编的国内第一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计量语言学导论》。我想看过《导论》的人，肯定就会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些什么了。但就像您之前提到的，语言研究包括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多个层面，那么从计量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译丛中只有《句法计量分析》呢？

刘：是这样的，我们当然可以从各个层面采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当然这也包括句法。今天的语言学家，特别是理论语言学家，实际上就是句法学家。但在传统的句法研究里，我们很少引入量的概念。科勒（Kohler）的这本《句法计量分析》，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句法研究中介绍一些目前已经有的有关句法的计量研究。那么这个计量研究的意义在哪里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导论》，因为它是导论所以不可能写得复杂，我们更注意的是介绍一些方法或者常用软件的使用。但掌握这些方法以后，究竟能干些什么？根据个人的喜好，可以研究不同的问题，句法可能是很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

这时候科勒的书就可以弥补或者让你的“段位”升高一些，你会发现在句法方面原来有这么一些具体的指标。这样我们采用计量的方法，就能够研究更多的东西。同时，我们可以采用更符合科学哲学定义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句法里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仅仅研究句法肯定是不够的，未来我们会持续关注语言其他层面的计量研究，如音系、语义和语用等。到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查，看读者需要哪些方面的著作，我们也可以引进到译丛里来。当然，现在大家可以不用等这些书出来，因为在《导论》的参考文献里，我们列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其中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领域。你要是不懂外文，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很多人都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些著作译过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王：非常感谢刘老师能考虑到我们广大语言研究者的需求！我们注意到译丛里有一本叫《英语语法》的著作，这个让大部分人都感到很奇怪。因为市面上的语法书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就整套引进了叶斯柏森（Jesperson）七卷本的《英语语法大全》，国内也有很多人撰写了各式各样的语法书。那么您为什么会将哈德森《英语语法》纳入译丛呢？

刘：我们确实有很多英语语法书，但那些大部分是一种参考语法。就是说搞不清楚一个问题时，我们可以去查查。哈德森的书虽然很薄，但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教给你一套方法，让你怎样发现或者构建一种语言的语法。那么它教给你的方法，让你从啥也不知道，比如说为什么这两个词会出现在一起，到一步一步地构拟出一个英语语法来。需要注意的是，你构拟的语法是建立在真实的英语句子之上的。我们一般查一个词，比方说动词的话，会查它的不规则变化，不规则的形式是什么？又或者查这个动词后面紧跟着的介词大概又是什么？但现在我们又要说到人工智能上来，假设你要真是学语言学的，就要求你有这样的一项技能，就是能够构造一种语法，然后利用你的这个语法分析标注真实的语言材料。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有一批人会对语言学家提出这样的急切的要求或者需要。哈德森的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它是讲英语的，但我们看了他的书后，能不能处理汉语的语法问题呢？再比如，我们能不能构造这样的壮语、藏语和蒙古语的语法呢？所以，哈德森的书在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它让你从不懂到构造出一种语法，而这种语法恰好就是依存语法。

王：看来，我们还是回到了依存语法，这可能也是译丛里很多图书的共性吧。抛开共性，我们发现科勒的《协同语言学导论：词汇的结构与动态特征》倒成了一个特例，因为它是译丛里唯一的一本德语书。对于“协同语言学”，可能国内大部分研究人员都不太了解。刘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协同语言学”？为什么译丛中会有这本德文著作呢？

刘：“协同语言学”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得从系统的概念开始讲起。一般认为，系统都有一个运行的目标，你不可能一个系统是在那空运转，没有任何目标。它到底在运转什么呢？你又怎么来调整呢？如果说这个系统出错了，怎么就能说它出错了；说它出问题了，怎么就能说它出问题了。二战以后，有关自然界各种系统的理论层出不穷，比如说我们有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协同论等。

现在我们也常常听人说，“语言这个东西很复杂，语言是个系统”。比较完整的说法应该是“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现在我们把它叫作是由“人驱动的一个动态复杂适应系统”。如果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我们当然要采用研究系统的方法来研究语言，这是一个自然的推理。应用语言学里头有很多的学者也提语言是个复杂系统，然后就开始发感想，说语言是这个是那个的。如果语言是个系统，语言学家就是研究这个系统的，那么理应借鉴那些专门研究系统的人提出来研究系统的方法。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著作，应该怎么下手呢？按照科学哲学来讲，理论是什么？理论是由定律组成的一个系统。那定律是什么？定律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假设。按照科学哲学的含义，语言研究可能发现了一些定理。就语言词汇子系统来讲，根据检验你发现了十个定律，比如词长与词频，词的多义度和词长、词频等的各种关系。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你得有一个办法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语言是个系统的话，按照系统的方法来看，我们可能要严格地按照某一个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系统。

科勒的这本书是从计量研究原生的，是现代计量语言学发展出来的一支，属于计量语言学的范畴。但他借用的是“协同论”，也就是德国学者哈肯（Haken）提出来的“协同论”，他把“协同论”的方法用来研究语言系统。更准确地说，他的这本书主要是研究语言的词汇系统。在科勒的协同语言学里，我们可以看到词的各种特征，比如长度、频率、多义度等。它们是怎么样交互、作用，来形成人类词汇子系统的呢？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是真正拿一种系统的理论来研究语言这个系统的运作机制。所以，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语言这个“动态复杂适应系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就把它考虑到译丛里面来了。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也费了很大周折。因为英文的译者好找，但德语书的译者特别难找。而且，这本书后来出了一个俄语版。我们就问科勒，到底是按德语版翻译呢还是俄语版翻译。结果他说要按俄语版翻译，因为俄语版校正了一些错误。于是我们又找到懂俄语的，找到了我们浙大外语学院的王永老教授。等她翻译完后，我又按照德语版校对了一遍。所以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费劲不少。但是也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确实是一种新的方法和新的思想。

如果今天我们都在说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但你没有按照一个可操作的研究系统的方法去操作，你怎么来进行研究呢？最终可能也就只是说一说而已。这就像我们很多语言学家都在说语言学是科学，但从来不用科学的方法。现在也是一样的问题，我们都在说语言是一个系统，但掌握不了研究系统的方法。科勒的这本书会提供一些方法，让我们从系统的角度来切入，用研究系统的方法来研究语言。

王：原来协同语言学才是真正从系统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学的方法研究语言系统的理论。刘老师，了解您的人都知道，目前复杂系统和复杂网络也是您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您能不能根据个人的研究经历，介绍下复杂系统和复杂网络的方法，对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语言研究者又为什么要学习这种方法呢？

刘：至于你提到的这个复杂系统的方法，或者说复杂网络的方法，到底能给我们的语言研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很难说的。但至少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复杂系统不仅仅是语言，还有其他领域的现象也都是复杂系统。好多科学家采用了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在各自的领域内发现并解决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同时也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如果语言是个复杂系统的话，你用那些专门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你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你比如说用复杂网络，我们很容易研究一些涌现的现象。这在过去用传统的方法，我们只是说说而已。比如我们仅仅就一两个句子来说，但我们很难呈现涌现这样的东西。但这个是个刚开始的领域，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才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国外的这些新方法、新领域和前沿研究的原因。

只有知道了这样的方法，我们的语言学研究者才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得出一些有趣的新发现。如果根本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招，那么也就谈不上在这方面再继续做点什么。当然，这些新发现也许是全新的完全的不同的东西，也许是更大规模地验证了我们过去的那些假设。之前大家可能一直就某个问题说一说而已，但没有做出任何有科学价值的发现，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儿童语言的习得，在两岁多的时候儿童基本上形成了母语中的句法。这是每一个父母可能都经历过的。因为毕竟是个体现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底是怎么涌现的，在什么时间点上涌现的。但是不是真正地呈现了这种涌现，我们之前是没有办法去做类似的研究。那么国外的学者用复杂网络的方法，第一次呈现了在母语习得的过程中，这种句法的涌现现象。这个就很好很直观，让我们能够确确实实体会到，这个年龄段的人类母语句法习得确实会呈现一个涌现的现象。当然，我们不但不能排斥传统的方法，而且要使用好这些方法，因为它们也能解决语言学其他领域的一些问题。但我们要意识到，每一种方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也就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尽可能地了解各种方法。你的方法越多，解决的问题可能就越多。我们译丛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语言这个复杂适应系统，这估计也是所有语言研究者心里的目标吧。

王：刘老师，刚才您介绍的复杂系统的方法确实是语言学科学化的一种趋势。实际上在各种场合，您也一直强调我们的语言学要重视新理论和新方法，关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下的实证研究。作为读者，我也非常希望看到能有更多的介绍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书加入译丛。但遗憾的是，目前我看到译丛中只有两本书已经出版了，就是最开始提到的《自然语言交流的计算机模型》和《语言政策导论》。可能我们的读者，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尽快看到译丛里其他著作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版的周期会这么长呢？

刘：这个出版的过程，尤其是译著的出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你要确定到底翻译哪些著作，确定好具体的书目后，又要寻找合适的译者。由于我们的译丛覆盖领域比较广，有些领域的研究者不是很多，又或者虽然有很多研究者，但是别人又没有时间，这个就会对出版的进度造成影响。再者，译稿完成后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又要来来回回地进行修改。修改好送给出版社以后呢，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不可能说什么事都不干，专门在那里等着出版你的图书，他们也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所以这些综合起来，就使得整个的出版进程显得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大家请放心，我们也正在通力协作，积极地与译者、审校者和出版社进行沟通，争取尽快推出更多有意思、有价值的译著。

王：感谢刘老师抽出宝贵的时间，为我们介绍了译丛的相关情况，我们也非常期待后续相关图书的出版。希望我们的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有所收获，并结合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开展研究。

本文源自：《语言战略研究》公众号推出的览书阁专栏，由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余桂林和浙江大学林晓主持。